发布时间：
中国的是喜欢不说出来暗恋，西方是喜欢都说出来，差不多就这样。
可从暗恋的表达方式，或是被爱的姿态，或是爱的如何选择，另外也可选爱的争取，西方偏于绅士的角斗，而中方偏于成全，这些点上切入写。
该咱切咱切，呵呵
中国是诗的国度,其文苑中的诗词奇葩,为千百年来大众所喜爱,且至今不衰,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的诗并在一起,“以平情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科学的认识，理智的沉思,去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得出较多理性的结论。然而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中西诗歌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番综合的比较,就很难不泛泛而谈且流于肤浅。“与其要肤浅的全面，不如要深刻的片面”，基于这种想法,本文拟就中西爱情诗歌这个题材作一番考察。大家知道,爱情，曾被人们公认为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它一经灵心善感的诗人吟咏挥毫，进行精湛的艺术加工，最易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中西爱情诗中那些情真意深，字字出自肺腑的佳句名篇，每每如刀刻石一般铭刻在读者的心扉，因此，研究中西爱情诗歌的理论是很多的。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爱情诗比之于西方的同类题材，要相形见绌得多。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中国与西方爱情诗歌之奇葩各自摇曳着独特的风姿，散发出截然不同的芬芳，闪烁着截然不同的民族色彩。从时间上看，中国爱情诗肇端于三百篇，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其首篇《关雎》便开门见山的道出了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恋慕与追求。再如《邶风·静女》中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城隅幽会时的情景，并通过那姑娘“爱而不见”致使小伙子“搔首踟蹰”的细节描写，表现了他们爱情生活的甜蜜。《郑风·溱洧>描绘的是春暧花开之时，青年男女嬉戏游乐在河边，反映出他们爱情的和谐与欢悦。《诗三百》不仅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 ,而且还常有女子对男子的爱恋。试读《标有梅》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标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迨其今兮!标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土，迨其谓之!这首诗，以梅子的黄落比喻青春消逝，年华迟暮，表达了一个姑娘渴望及时成婚的心情。同样内容的在《周南· 卷耳》，《邶风·匏有苦叶》，《邶风·简兮》，《墉风·柏舟》，《郑风·狡童》，《郑风·子衿》这些名篇中也屡屡见到的。从情诗产生的早远，女子对男子的大胆爱恋这点看，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是无法与中国古代的相媲美的。值得遗憾的是，当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发乎情，止乎礼”的中和原则和“诗言志”传统的压制，这种女性直抒胸臆,热情奔放的倾吐和声音。就渐渐减弱了，甚至有的时期是一片沉寂，由此才带来那种中国缺乏爱情诗的读解。西方爱情诗源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略晚于史诗,而爱情诗史也和中国的一样起源于淳厚质朴的民歌，大都是用来歌唱的，歌唱时往往伴以乐器,并分独唱体与合唱体两大类。独唱体完全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丧失了氏族文学的集体性，被柏拉图称道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萨福，是当时最富盛名的歌手，她的爱情诗多抒发恋人间的激情，悲伤，离别的痛苦，妒嫉的折磨，具有语言朴素，感情真挚，音乐性极强的特点，具有特别感人的世术魅力。以至后来伟大的卢梭在暮年时，希望自已唱着萨福美妙的情歌离开人世。然而历史传给今人的萨福的诗歌很少，且为断章残篇，真不得不令人惋惜。爱情诗在西方臻于完善，由于量多质高给人留下难以忘印象的，当是中世纪的骑士抒情诗。在中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骑士阶层。骑士们有着各自追随的封建领主和崇拜爱慕的贵妇人。为了讨得贵妇人的欢心，他们甘愿昌险，作战，为她服务，虽九死而不悔，万死而不辞。对于卢梭说的“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的牺牲自已的幸福。”便有骑士思想的影子。骑士与贵妇的爱恋,和婚姻是两码事的，最终目标不是与其结婚，而是一种畸形的婚外“精神恋爱”，是柏拉图哲学中爱情理论在中世纪的积淀。“为着品德而去眷恋一个人总是很美的事”给人们的心态以很大的影响。以至有的人在心中假设一个女子来为之奋斗。骑士抒情的主要代表作“普罗旺斯抒情”中的《破晓歌》，它描写骑士和贵妇人在黎明破晓之时难分难解之情，不避讳肉欲的描写，这就有对封建道德和教会禁欲主义加以否定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封建和教会双重制度下，清规戒律，约束重重，男女合一，每每缺乏爱情基础，而追求自由，具有理想的骑士精神就起了一种变相弥补的作用。十二、三世纪的骑士情诗为以后欧洲的爱情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许思园先生在其遗作《中国诗之特色》中认为，中国诗肇端于三百篇，发皇于建安，极盛于唐，自宋以后，格律题材几无所增益。中国诗生长过程约一千八百年,而西方诗导源于希腊，起于十二三世纪，在文世复兴时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两度极盛，十九世纪末骤衰，前后只有七百余年，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伴随着中西各自诗歌成长的爱情诗的发展轨迹吧。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朱庆馀)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于鹄)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施肩吾)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无名氏)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杜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杜牧)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实质上都是男尊女卑的，但是中国的程度要历害得多。如：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妖媚、奸淫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妇人在男人心中不占地位，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生儿育女，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人们对圣母圣婴的传说虔诚痴迷，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给西莉亚之歌》：只须用你的眼波向我祝酒，我会报答你用我的眼波，或在杯盏上留下一个吻，我就无须寻找美酒来喝，灵魂深处引起的干渴，只能祈求一杯仙浆润喉，即使天神降下甘露，我也不肯换取你的眼波，我新赠你的玫瑰花冠，并不只为把你仰攀，却只为了给它以希望，叫它此后永不凋残。由于你嗅过的香气，然后把它再给我扔还。从此它成长吐香,就非出自它，而是出于你的,我敢断言。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少，象人这样的唯妙的却很难找。”作为天地之灵秀，万物之灵长的人。他必定有各种理想和要求，要求“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要求生命的完美充盈。在人的诸多要求中，“事业情结”和“爱情情结”是不可忽视的两大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一般说来，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西方文化的个体性使西方的男子常常舍弃事业而获得爱情。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他们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爱，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爱，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爱是人生的大事，在伏尔泰看来，人生有两次真正的死亡：“一个是不再爱，一个是不再被爱，这都是难以忍受的死亡，至于冥目咽气，倒没有什么。”“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人复活，它可以使沙漠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的人幻影重现。”(大仲马《红屋骑士》)。这些思想在西方是很普遍的。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功名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儿女情长是极不光彩的，会使人堕落沉沦，会使事业失败。正如俗语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所以夫婿抛妻别子，进京赶考，追求功名，镇守边防，为国为民，效命沙场，宦游南北，离家外出，商贾四方，是极普遍的，两地分居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男子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三妻四妾等情况。又注定中国爱情诗中以“怨情”诗特别多。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李商隐)思君如流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雍裕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李白)象这类离情别绪，深宫闺怨的“怨情”诗，触目皆是。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风的影响，男子求荣誉骑士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已的擢升，而是为了胜利情敌，赢得情人的青睐。拜伦写的“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是为要看她灼灼的目光——她也懂得了：我并非配不上她!”这便是西方男子求得女子垂青时的写照，代表西方男子的群体的意识，所以西方爱情诗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其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雪荣和勃朗宁等人的短诗便是“慕”的胜境。我们读马克思的《致燕妮》，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东西恋爱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因此，爱情诗大多写于婚媾之前，又常常是称赞容貌诉申爱慕。彼特拉克对劳拉；斯宾塞对伊丽莎白；拜伦的唐璜对海黛；卢梭对菲尔松、戈登、华伦夫人、戴莱斯；但丁对雅特丽丝；白朗宁对其夫人，简直举不胜举。而中国重视婚姻而轻视爱情，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后。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随着四婆裙转”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耻事，只有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如桀纣与隋炀帝李后主等，但都为世所诟病。中国真正的爱情的诗的精品往往是惜别悼亡。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的“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洗流”以及我们从陆游、李商隐、纳兰容著、陈曾寿等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指“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诗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的确，西方诗宗教色彩很浓,翻开西方诗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浓浓的气息。在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特主宰着人间的情爱，这情爱，犹如诱惑之酒，使人沉溺迷醉；使人痴迷疯狂,使人活力奔溢；使人心灵燃烧。正是在爱情的大胆追求上再加上一种虔诚痴迷的情感，就构成了广泛意义的宗教。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第一百一十六首《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它定睛望着风暴却无不为之动；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星，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和皓齿难免不受时光的毒手；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这首诗它歌颂了爱情的永恒和伟大，具有浓厚的思辩色彩，阐发了一种近似教义的哲理，很耐人玩味和深思。又如斐多菲的：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这样我们就永远能结合在一起。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我愿意成为天上的星辰，然而，姑娘你是地狱，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这首诗又表现出西方诗人对爱情的追求的执着和顽强，蕴藉着一种宗教的玄思和遐想，体现着一种哲学的理性。中国思辨哲学不发达，人为宗教观念淡薄，因而中国人重视现实生活米盐琐屑，衣服钱财成为一般夫妻关心最多的事情，不能向较高的地方发玄想，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及。所以中国爱情诗缺乏人生的思考和宗教的情操，这也导致了中诗不如西诗那么深广远大。在西方，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加之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观念很少，她们的“德”、“言”、“容”、“工”不是为男子的贤内助的标准。她们在人格上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尊严。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占上风。宁可离婚，而不迁就，因此，西方女子在学问和情趣上可以和男子进行朋友的默契欣合。男女相悦，婚恋合一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方面动人心弦，当首称小葡萄牙人——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组诗，那枯木逢春的喜悦，火焰般的激情，全展现在她那优美的十四行诗里。而中国，由于中国固有的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妇女无法与男子平起平坐，无法与情人感情交流。同时文人不屑围着女子的“石榴裙”转，与他们相处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和文字友，因此，男女恋爱相悦的诗，能盘看来，不及朋友交谊，赠答酬唱的作品多。许多诗人的集子中，关于友谊诗，往往占了半多。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等的友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人中，歌德与席勒、华斯与柯勒律治、济慈与雪莱、魏尔兰与兰波等。虽然也以友谊著称，但他们集中畅叙友朋乐趣的诗却很多。严格说来，文学是人们生命的直接呈现形式。然而从它从产生开始就被套上了政治的桎梏，从那以来，一直有着诗乐政的传统，强调诗乐为政治服务,，加以诗言志，赋诗言志理论的形成，使得“文以载道”，使文学蜕变为“明道”；“征圣”；“宗经”的工具。因此，中国古诗中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之谊，使爱情诗常有政治的色彩。这种情况是为中国古典诗所常有，而这是西方诗所绝无的情形。开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手法先河的，是《楚辞》的《离骚》。如其间的“众嫉余之蛾眉兮，谣汤谓余以善淫。”“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以萧艾也”，“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流。”实际上，这是政治上的失意，被谗见疏，用男女之情之比。到了唐代，这种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王昌龄的《长信怨》的“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白居易的《后宫词》的“红颜未老思先断，叙倚熏笼坐到明。”等等。甚至自已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口味，也要用新婚装束合不合公婆的眼来作比：“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因此，有的诗的主题到底与政治有关，还是与爱情有关，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理清。正因为如此，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在《诗序》中毫无根椐的把诸如《关睢》《桃夭》等男女相悦的诗说成是赞美“后妃”的作品，又如张惠言把温庭筠的浓艳香软的《菩萨弯》十四章说成是“感士不遇之作”相反的是,近来有的人又走极端，把十足的忠君爱国的诗却贴上爱情的”“商标”。例如，《离骚》《远游》一类早有正确定论的作品，有人又认为是爱情诗，这可以说是乱作郑笺，穿凿解释，强牵附会之举。西方人是不会将政治主题与爱情主题相混淆的，但他们诗中宗教主题与爱情主题交叉渗透却又是常有的。以上笔者从几个方面谈了中西爱情诗思想内容的殊异，下面在浅析一下中西不同的艺术风格。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涤；可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那么中西爱情诗风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一个具有激进性、个体性、开放性和吸收性的文化，西方各民族的性格是以感情奔放和大胆坦露为其特征，表现在文学上是对英雄史诗的推崇，骑士精神的讴歌，昌险行为的肯定，掀起狂飚突进式的运动；在美学上崇尚阳刚之美；在哲学上不断以片面性的思辩，突破固有观念的平衡，取得新观念的跃进和突变；在艺术上崇尚震人心魄的戏剧冲突，用艺术形象对运动和角力精神加以张扬，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西方爱情诗的手法是开放式的，笔调直率大胆，铺陈。每每带着激浪巨涛似的情感，狂飚闪电似的想象，惊世骇俗的夸张，而且还常用大自然的背景来衬托，那大海怒涛；狂飚暴风；峭壁悬崖；荒谷沙漠在中国诗中很难与爱情诗联系在一起。我们下面来读拜伦写的与海蒂的恋情描写：他俩信步漫游，手儿相携，在闪闪发光的卵石，贝壳上踯躅，踏过平滑坚实的滩头沙砾，这久经剥蚀的,荒凉的藏身之地，由风雨形成,却俨如匠心构筑，他们俩进来歇息,互挨着臂膊，顺从了绛紫暝色的撩人的魅惑。他们仰望天穹,那飘游的彩霞，有如玫瑰色海洋,浩瀚而明艳，他们俯眺那波光粼粼的大海，一轮圆月正盈盈的升上海面；听得见浪花在飞洒,轻风徐来。得见对方黑眸里射来的热焰——觉得四目交窥,他们的双唇，使互相凑近,黏接,合成一吻。提倡情感的宣泄提倡“日神”的崇高和“酒神”的狂欢，以便在情感宣泄中获得心灵的舒畅，在酒神的狂欢中去寻求审美的快感，是西方具有典型性的爱情诗，易使读者惊心动魄而有一泻无余之感。西诗的情调是刚性美，充分体现了爱情是生命的动力的观念。中国文学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淫，衰在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因此，虽然中国诗主张抒情言志，但却又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在克制中和，文质彬彬在安贫乐道中走向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中国爱情诗所呤咏的爱情是遮掩的。“千呼万呼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爱情只是生命的潜流。重柔性美，情调含蓄，隐约；绵长；委婉深沉；细腻；讲究“言近而旨远,辞浅而又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人“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外，反三隅于字外。”男女相遇、相识、相见、相爱、相别、相逢,，以大自然的旷野景物为陪衬的极少，而常在小桥边、溪水侧、月光下、柳树旁、孤亭客舟里；四周的清风朗日；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湖光山色；幽谷小径；云霞虹霓给人带来艺术的感觉，情绪的感染，识读的底蕴。中国人的内心很多是锁闭式的，爱情的发生更多是在室内，所发爱情诗中的“小楼”、“锈阁”、“画堂”、“回廊”、“别巷”、“深宫”、“雕栏”以及亭、榭、轩、庙、塔等屡见不鲜，这在读者的生理和心理上不会出现，紧张，急迫和不可遏制的情绪冲动，符合中国人平缓、亲切、轻松随和、舒坦、闲适、宁静、愉快等心旷神怡和审美习惯。试读下面几首诗：惆怅梦馀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红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浣溪沙》(韦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欲度香胆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温庭筠)楼上黄昏杏花寒，斜月小栏杆。一双燕子，两行征雁，画角声残。 倚窗人在东风里，洒泪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秋水，读春山。《眼眉儿》(左誉)这些诗，兼有人物，情绪和背景，而意境深远开阔，蕴藉清逸淡远，感情疏淡悠长，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韵致。在中国，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最能表现爱情的浓丽旖旎的透骨艳语的莫过于词，它是比中国的四、五、七言古诗和律诗成就高的精口。缪钺先生在《论词》一文中曾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可见词与诗的内容是有区别的。词主要言“更细美幽约”的“人生情思——爱情”。此为“诗之所不能言也”。孔子在删诗时曾说：“诗三首，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可见无邪之思，是礼教范围内的思想，是诗的主要题材。所以诗具有独特的功能，可以“经夫妇，杨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邪思”的爱情自然不再归入诗之正宗，即使能挤进，也是微乎其微，凤毛麟角了。于是，那诗中所不能言的“要眇之情”，也就在词中找到表现它的一席之地。同时词又具有其它诗体难有的灵活和精巧，它容量虽小，却令人小中见大，神游八方，并且能常以其石破天惊之魄力，冲破卫道者的禁区，大胆表现“正人君子”难以启齿，无人可诉的爱情，将爱情赤裸裸地披露于世人面前，无丝毫的掩饰，因而在言情上，它比诗具独异的生命力，更强的艺术魅力。请读下面两首词：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绵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浣溪纱》(韦庄)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韦庄)这些“熏香掬艳，眩目醉心”是“清艳绝伦”的词句，若写入诗中，在一般人眼中便会显得轻薄，而在词中，不仅立意新颖，情真意切，力透低背，荡入魂魄，扣人心弦，而且对封建礼教具有很强反抗意识，表现了政治束缚的减弱，文学自觉时代的深入。西方诗以表达爱情为荣，不论是婚内恋,还是婚外恋。中国诗的主要功能是“言志”，爱情题材不能登大雅之堂，婚外恋尤所讳言，只有词在这个方面最能与西方爱情诗相匹敌。
你要的是这个吗？外国文学论文论题1．重读《美狄亚》2．重释列那狐形象3．重评希斯克厉夫（《呼啸山庄》）4．对《日瓦戈医生》的再认识5．解读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无命运的人生》6．解读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7．解读君特•格拉斯的《比目鱼》8．解读君特•格拉斯的《母鼠》9．解读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10．解读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11．解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象征内涵12．解读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13．解读亨利希•伯尔的《莱妮和他们》14．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形象15．简论契诃夫笔下的女性世界16．屠格涅夫笔下的农民形象17．狄更斯小说中的儿童形象18．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父亲形象19．君特·格拉斯小说中的诗歌21．J.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的形象分析22．探析《钦差大臣》的狂欢化23．从《小癞子》看流浪汉小说结构模式24．论《断头台》的复调性（艾特玛托夫）25．分析杜拉斯的《情人》的叙事技巧26．如何理解困扰当代西方的“荒诞”观？27．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人的异化问题28．从悲剧《禁闭》看萨特的哲学思想29．论萨特的《局外人》的现代意识30．奈保尔的“殖民地文学”反映了被殖民者怎样复杂的思想？31．论卡夫卡对现代派文学创作的贡献。32．《钢琴教师》中主人公埃里卡的自残说明了什么？33．解读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的现实意义。34．谈谈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哲学启示。35．论君特•格拉斯小说的忏悔情结36．关于勒·克莱齐奥①勒·克莱齐奥与中国②勒·克莱齐奥创作中的乌托邦情结③勒·克莱齐奥创作的文化解读④勒·克莱齐奥作品的叙事艺术38．布克奖、俄语布克奖39．果戈理与中国（果戈理诞辰一百周年）40.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心理结构看潜意识的作用41.中世纪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42.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形象比较研究。43.试论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44.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宗教问题研究。45.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主题46.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形象47.论《俄狄浦斯王》的冲突艺术美48.《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形象49.《傲慢与偏见》的戏剧叙述50.《呼啸山庄》的叙述技巧与结构艺术51.劳伦斯小说艺术的现代倾向52.从《愤怒的葡萄》看斯坦倍克与基督教文化53.论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孤独意识54.茨威格小说人物精神世界探幽55.卡夫卡及其作品中的荒诞意识56.论福克纳短篇小说的乡土情结57.萨特存在主义“境遇剧”与自由58.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神话模式 60.沉默与爆发的魅力——试论苔丝悲剧中的性格因素61.从海丝特的悲剧看《红字》对清教思想的批判62.中西文学中的人文精神63.探析“雷雨”的审美内涵--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与曹禺《雷雨》之比较64.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比较研究65.东西方戏剧“弃妇”形象比较研究66.西方文学与宗教神话原型67.中国近代戏剧形式与外来文化68.中国的武侠小说与西方骑士文学比较研究69.《雷雨》与《娜拉》比较研究70.《雷雨》中的宗教文化色彩71.繁漪和伯莎比较研究72安娜和娜拉比较研究73.由简•爱、娜拉和安娜的命运看女性意识的觉醒74《鲁滨逊漂流记》的基督教色彩75.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76.中西长篇小说的结构差异比较研究77.梁启超文学创作中的外来文化因素78.黄遵宪诗文创作中的外来影响79.徐志摩诗歌中的英国形象80.朱生豪译品中的英国形象81.英国浪漫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82.屠格涅夫和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自然人文景观比较研究83.林黛玉与简爱形象比较84.复仇母题研究---《哈姆雷特》、《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赵氏孤儿》等相关作品比较研究85.陈白露与茶花女悲剧比较86.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心理描写比较87.拜伦的《该隐》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比较88.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安娜与繁漪比较研究89.安娜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比较研究90.阿Q与堂吉诃德比较研究91.郝思嘉与王熙凤比较研究92.《俄狄浦斯王》与《雷雨》艺术魅力比较93.郁达夫的“零余人”与西方文学的“多余人”比较94.中西爱情诗比较研究95.中西文学中的“负心汉”形象比较96.中西“风尘女子”形象比较97.屠格涅夫对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98.中西文学中的“异化”母题比较研究 99.中西文学中的“死亡结局”对比研究100.余华的《活着》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形象比较研究101.屠格涅夫对中国文学作家的影响102.尼采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103.中西十四行诗比较研究104.“恋母情结”母题在中西文学作品中的对比研究
中国与西方的爱情诗比较，看看我们的爱情观有什么不一样！安远的小时光2019年09月29日 · 长沙慕尼展览展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共同之处：中西在早期都有大胆而热烈的情诗：如：中国的：《诗经》中的《关雎》、《蒹葭》、《静女》、《卷耳》，汉乐府中也有《上邪》，从敦煌出土的唐代无名氏有《菩萨蛮》，明代有《子夜歌》现代也有汪静之《过伊家门外》，徐志摩《雪花的快乐》、《别拧我，疼》、郭小川《白雪的赞歌》舒婷的《致橡树》、《神女峰》。西方的：《圣经》中的《雅歌》、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相思》、古罗马卡图卢斯《歌集》、但丁的《新生》、彼德拉克的《十四行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彭斯、拜伦、雪莱，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法国诗人雨果等，都有大量的情诗。西方的情诗是一条明线，中国的情诗是一条暗线；西方不论是文人创作还是民间创作，都很明显，而中国的文人作品中的真正的情诗则很少，民间作品中还是有所谓的真正的情诗。都有一个曲折反复而冲突阻力的发展过程。在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主张“男女之大妨”、“男女授受不亲”以及“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因而情诗创作收到影响；但另一方面，历代的妓馆青楼却又是公开的。因此，文人的作品中自然形态的情诗少，但民间的情况又不太一样。在西方，由于受到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统治，写情诗也是受到禁止的，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人冲破禁欲主义的思想与体制，于是情诗也取得正常发展。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的“性”与“情”基本上是开放的；文艺复兴以后，也就更加开放。西方比中国开放的时间要长的多。中西方情诗的差异：* 主题的差异：中国关于“婚后恋”“死亡恋”的诗比较多，如无名氏的《菩萨蛮》、李白的《长相思》、陆游的《钗头凤》，白居易的《长恨歌》。西方关于“婚前恋”、“婚外情”的诗多，如萨福的《相思》、《圣经》中的《雅歌》、中世纪骑士抒情诗中的《破晓歌》、拜伦的《雅典的少女》等。2、情感上或情调上的差异：中国情诗多写“怨”情，多悲苦与悲愤之情，多“悼亡诗” 而少“求爱诗”，如《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李清照《声声慢》、辛弃疾的《祝英台近》；西方则多写“慕”情，多“求爱诗”而少“悼亡诗”，多欢快幸福之情，如雨果的《致一女子》。3、中西情诗在性质上的差异：中国诗少性的描写，少写身体、话语和动作，如陆游的《钗头凤》；而西方诗多“性”的展示，多写身体，并且大胆而热烈，如康明斯的一首诗，这里不便于展示。4、宗教情感上的差别：中国人对于超生死的存在本身没有什么信心，情人死后也就与草木同朽了，等待来世渺不可期。潘岳说：“落叶委延侧，枯骸带坟隅，孤魂独茕茕，安知灵与无？”元稹说：“同穴同苜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白居易的《长恨歌》，虽然有超越时空的框架，但显然只是在敷衍传说而已。5、中西情诗在情景上的差异：中国：闲庭深院、沉香亭畔、罗帐半掩、炭火微温、月影阑珊，如白居易的《长恨歌》、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纳兰性德的《菩萨蛮 回文》。西方：碧草如茵之大地，月光皎洁之林间，白雪皑皑之小径，浪卷细沙之海滩，如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华兹华斯的《露茜组诗》等。6、中西情诗在风格上之差异：中国情诗含蓄、婉约、遮掩式的，重柔性之美，如《诗经》中的《关睢》、汉乐府中的《迢迢牵牛星》、徐干的《室思》等。西方的诗大胆直率，热烈明快，多阳刚之气，如白郎宁夫人的十四行诗、拜伦《雅典的少女》、华兹华斯《致戴茜》、歌德《五月之歌》等。三、中西情诗差异的三种根源1、社会与文化根源：中国是一个高度伦理化的宗法制农业社会；中国的文化是儒道释综合而以儒家为主；封建仕人追求功名利禄，重规范，不重感情，妇女没有任何地位。西方是一个海洋性的开放体系，有以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基督教的上帝宗教和罗马帝国的冒险精神相统一的文化传统；女性有出入社交场合的自由；西方人比较注重人间的现世的及时行乐的生活。2、不同的恋爱观和婚姻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情受到伦理道德与责任的约束，只重生儿育女，不重圣与灵的结合；中国人重男女之大妨，婚外情是严励禁止的；而西方人往往将恋爱与结婚当作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有“爱情至上”的传统，将爱情看作是一种情感的历险，“婚外情”一般是不受到谴责的。3、不同的诗歌价值观：孔子有“兴观群怨”之说，讲究“发乎情，止乎礼仪”，讲究“温柔敦厚”。就是在当代，郭小川的《白雪的赞歌》也是受到批评的。而西方，在亚里斯多德的时代，强调诗是客观之再现，强调主观之移情作用：华兹强调“自然”，柯尔强调“想象”，雪莱强调“情感”，济慈追求“美感”，都有一种“唯美主义”倾向
感受古典的爱情美内容摘要：如今的语文教学中已无法回避“爱情”这个词语，如果能引导学生正确解读，去领悟，去发现这一玫瑰色的最美的乐章，对学生形成健康的爱情观和培养健全的人格是有益的。关键词：古诗 爱情 探讨 情感体验近日，听了大众工业学校韦琴老师的一堂内容丰富，教法新颖的探索课。韦老师在讲授过程中大胆挑战爱情这个敏感的话题，通过让学生自由探讨有关的爱情诗歌，引导他们面对不同的感情和爱恋，如何去领悟真爱。这也是在学习古代诗词中关于爱情篇章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探索。这是否也意味着对于语文二期课改，我们应投入不一样的元素呢？由此我从本篇《迢迢牵牛星》谈起。“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经典的爱情诗。读来令人感慨不已，虽然它是个神话故事，可是那何尝不是世间的百态人生呢？那浅浅的天河，定然不甚宽广。可是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却不能骑着牛儿来往。咫尺之间，却无法倾诉衷肠，只能无言凝望。唯一可做的只能用一年来守望一日的相聚。若是无法相见是因为隔了万水千山，那么这种悲伤总还有个理由来消释，但是明明近在咫尺却如远在天边，这种无奈才更加令人刻骨铭心。牛郎与织女惟有把爱深埋在心底，用无尽的泪水诉说着天上的悲情。泰戈尔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 明知道/彼此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在牛郎与织女的眼中，那浅浅的天河，却要用两人的一生去渡过了。世间还有这样的苍凉么？我们一直感动着牛郎织女的爱情悲剧，但是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二人虽然历经重重磨难，但始终不离不弃，也正是这样的坚贞感动了王母，打破了神仙和凡人不能相爱的定论，争取到一年一次的相聚。谁能说这样的爱情不具有积极的意义呢？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焦仲卿为追求自由的婚姻而双双殉情，他们的死是对世俗礼仪的抗争，更是对忠贞爱情的捍卫。爱情是生活的多层面反映，对一首诗歌的别样理解，也是让学生不拘泥于爱情本身，而是从中透视社会，更全面的了解自身的心理素质，更深刻的理解爱情的价值的一种非常有益的探讨。翻开开启我国现实主义之先河的《诗经》，其首篇便是一曲爱情咏叹调。“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些诗句极细腻地展示了青年男子追求爱情的心理和为了得到爱情的淳朴可爱的行为。汉乐府《上邪》中“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和，乃敢与君绝！”青年女子对爱情的誓言为天地所动容。唐时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表达了青年恋人之间至上的爱情境界，不用言语却可以自由沟通。 宋时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都是表达了对爱情的相思之苦。当然透过秦观的《鹊桥仙》，可以看出这位士大夫全新的爱情观念。“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一反常人都渴求的耳鬓厮磨，长相厮守的心态。苏轼的《水调歌头》也有诠释不同的爱情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讲述了积极的人生追求。可见，诗人们用他们特殊的方式表达不同的爱情观和对情感不同的理解。爱情真是人间的一个难以破解的谜：有的人谈“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有的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的人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翻阅爱情经卷，品味爱情百味，就连以豪放坦荡著称的苏东坡居士也有首《江城子》，写尽了伉俪之间生死不渝的人间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魂，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每次品读东坡追忆亡妻的这首词，总是肝肠寸断，潸然泪下。十年后的某夜忽然梦到妻子正在小轩窗前梳妆，此情此景历历在目，可是只能幽明相隔，“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似乎在倾诉生离死别后的无限哀痛，后三句设想亡妻长眠于地下的孤独与哀伤，实际上两心相通，生者对死者的思念更是惓惓不已。李清照是南宋女词人，她的许多诗词秀丽中而略带几分悲凉，泪水漫溢词头诗尾，《武陵春》就是这类风格的代表作。“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夜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诈艋舟，载不走许多愁。”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因避乱江南而死，到如今，时光流逝，景物依旧，可是亲人早已不在，忆往日夫妻恩爱，想日后孤单凄凉，欲哭无泪，欲语无言，如此心情，怎么不发出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感慨呢？尽管作者想寄情双溪春水，以解惆怅，但那满腹忧愁，区区一叶扁舟，怎么能装得下？李清照的伤心泪不同于多情女的相思泪，多情女泪洒为情人，待到相遇之日，还可化悲为喜，了却相思之苦。而李清照是为亡夫流泪，就是等到天荒地老，也不可能再见到丈夫，这番泪水，人世间的相思泪怎么能与之相提并论？可见，引导学生品读诗歌中的爱情篇章，使学生徜徉在情感的历程中，留下一次难忘的爱情体验，并从中到一次人文主义的熏陶，也为解读更复杂的人生打下基础。爱情是人间最美妙的永恒的话题，也是文学创作长盛不衰的主旋律，离开了爱情，许多文学作品就会黯然失色。对爱情题材的诗歌注意引导学生品读，带领他们了解不同时代的作品所揭示的爱的真谛。因此，在解读爱情题材的作品时，我们透过情感的分析，可以引导学生接受更深刻的人文主义教育，最终形成健康的人格。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肩负着塑造人的神圣使命。我们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创设一种民主的教学氛围，去引导学生探讨包括爱情在内的人生和社会问题。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并使之最终发展健康个性，拥有健康心理，形成健康人格。
一、形式不同
中国唐代以后出现的近体律诗和绝句讲究格律，如句数、字数、平仄、用韵等等。中国诗歌含蓄、精练，讲究意境。 外国诗歌没有中国古典诗歌的讲究，比较自由、奔放。中国现代诗歌（自由诗）已经与外国诗歌没有多少区别。
二、要求不同
中国人认为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层次，对诗歌的形式、韵律和情感的凝练度等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
外国诗歌则不然，外国诗歌更多的是诗人的情感激情的直接流露，少了一些规格，多了一些自由，更像是中国人眼中的散文体。
三、古典诗歌的不同
中国古典诗歌早期有《诗经》以及楚词等。但从五代十国时期以后，中国文坛开始出现一种比较新颖的形式，这就是与早期古诗相区别的近体诗，一般所说的唐诗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属于这种诗。
外国诗歌也是源于生活，再现生活。但是外国诗歌相对中国古典诗歌来说，更加自由、奔放。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我们不读原版很难体会到许多外国诗歌的美感。
中国与西方的爱情诗比较，看看我们的爱情观有什么不一样！安远的小时光2019年09月29日 · 长沙慕尼展览展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共同之处：中西在早期都有大胆而热烈的情诗：如：中国的：《诗经》中的《关雎》、《蒹葭》、《静女》、《卷耳》，汉乐府中也有《上邪》，从敦煌出土的唐代无名氏有《菩萨蛮》，明代有《子夜歌》现代也有汪静之《过伊家门外》，徐志摩《雪花的快乐》、《别拧我，疼》、郭小川《白雪的赞歌》舒婷的《致橡树》、《神女峰》。西方的：《圣经》中的《雅歌》、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相思》、古罗马卡图卢斯《歌集》、但丁的《新生》、彼德拉克的《十四行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彭斯、拜伦、雪莱，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法国诗人雨果等，都有大量的情诗。西方的情诗是一条明线，中国的情诗是一条暗线；西方不论是文人创作还是民间创作，都很明显，而中国的文人作品中的真正的情诗则很少，民间作品中还是有所谓的真正的情诗。都有一个曲折反复而冲突阻力的发展过程。在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主张“男女之大妨”、“男女授受不亲”以及“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因而情诗创作收到影响；但另一方面，历代的妓馆青楼却又是公开的。因此，文人的作品中自然形态的情诗少，但民间的情况又不太一样。在西方，由于受到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统治，写情诗也是受到禁止的，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人冲破禁欲主义的思想与体制，于是情诗也取得正常发展。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的“性”与“情”基本上是开放的；文艺复兴以后，也就更加开放。西方比中国开放的时间要长的多。中西方情诗的差异：* 主题的差异：中国关于“婚后恋”“死亡恋”的诗比较多，如无名氏的《菩萨蛮》、李白的《长相思》、陆游的《钗头凤》，白居易的《长恨歌》。西方关于“婚前恋”、“婚外情”的诗多，如萨福的《相思》、《圣经》中的《雅歌》、中世纪骑士抒情诗中的《破晓歌》、拜伦的《雅典的少女》等。2、情感上或情调上的差异：中国情诗多写“怨”情，多悲苦与悲愤之情，多“悼亡诗” 而少“求爱诗”，如《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李清照《声声慢》、辛弃疾的《祝英台近》；西方则多写“慕”情，多“求爱诗”而少“悼亡诗”，多欢快幸福之情，如雨果的《致一女子》。3、中西情诗在性质上的差异：中国诗少性的描写，少写身体、话语和动作，如陆游的《钗头凤》；而西方诗多“性”的展示，多写身体，并且大胆而热烈，如康明斯的一首诗，这里不便于展示。4、宗教情感上的差别：中国人对于超生死的存在本身没有什么信心，情人死后也就与草木同朽了，等待来世渺不可期。潘岳说：“落叶委延侧，枯骸带坟隅，孤魂独茕茕，安知灵与无？”元稹说：“同穴同苜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白居易的《长恨歌》，虽然有超越时空的框架，但显然只是在敷衍传说而已。5、中西情诗在情景上的差异：中国：闲庭深院、沉香亭畔、罗帐半掩、炭火微温、月影阑珊，如白居易的《长恨歌》、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纳兰性德的《菩萨蛮 回文》。西方：碧草如茵之大地，月光皎洁之林间，白雪皑皑之小径，浪卷细沙之海滩，如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华兹华斯的《露茜组诗》等。6、中西情诗在风格上之差异：中国情诗含蓄、婉约、遮掩式的，重柔性之美，如《诗经》中的《关睢》、汉乐府中的《迢迢牵牛星》、徐干的《室思》等。西方的诗大胆直率，热烈明快，多阳刚之气，如白郎宁夫人的十四行诗、拜伦《雅典的少女》、华兹华斯《致戴茜》、歌德《五月之歌》等。三、中西情诗差异的三种根源1、社会与文化根源：中国是一个高度伦理化的宗法制农业社会；中国的文化是儒道释综合而以儒家为主；封建仕人追求功名利禄，重规范，不重感情，妇女没有任何地位。西方是一个海洋性的开放体系，有以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基督教的上帝宗教和罗马帝国的冒险精神相统一的文化传统；女性有出入社交场合的自由；西方人比较注重人间的现世的及时行乐的生活。2、不同的恋爱观和婚姻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情受到伦理道德与责任的约束，只重生儿育女，不重圣与灵的结合；中国人重男女之大妨，婚外情是严励禁止的；而西方人往往将恋爱与结婚当作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有“爱情至上”的传统，将爱情看作是一种情感的历险，“婚外情”一般是不受到谴责的。3、不同的诗歌价值观：孔子有“兴观群怨”之说，讲究“发乎情，止乎礼仪”，讲究“温柔敦厚”。就是在当代，郭小川的《白雪的赞歌》也是受到批评的。而西方，在亚里斯多德的时代，强调诗是客观之再现，强调主观之移情作用：华兹强调“自然”，柯尔强调“想象”，雪莱强调“情感”，济慈追求“美感”，都有一种“唯美主义”倾向
表达方式吧，感觉西方的爱情诗歌比较直白一点，而中国的则比较含蓄，由此可以找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大环境。
该咱切咱切，呵呵
在我的感觉当中，西方爱情诗歌比较理想化吧，而中国爱情诗歌还是比较重的现实色彩！可以就理想性跟现实性对比多举点例子。对诗歌不是很了解，只是偶尔写点，感觉上是这样的吧！！你只是做参考一下！！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建构，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下文是我给大家整理收集的关于中西文学比较论文范文下载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中西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不仅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桥梁，翻译也为文化与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其“创造性的叛逆”及应用一向来都为国内外文学界所重视的课题。
比较文学的学者认为：能否超越原作的关键是翻译中的创造与叛逆性。由此，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通过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使译作回归原著作的实质内涵，相对而言，叛逆性则指译者未能如实体现和传达原著作的精髓，从而与原著作的理念相违背。但在翻译的实际过程中创造与叛逆是密不可分的。
中西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原文还是依照规范再创原文使其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文本相比是一种再创造。
基于这个原因，“创造性叛逆” 的术语被法国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首先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创造性叛逆是文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它并不是单纯属于文学翻译。换而言之，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息息相关，两者密不可分。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接受者、译者以及接受环境之中。
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界都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阐释。翻译界泰斗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一般划分为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并由以下几种类型构成：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误译与漏译、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中的无意识体现，如误译与漏译，是因受限于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和情趣修养等因素造成的误读和误译。据此而言，其并不能简单称为“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其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个性化翻译。它表面是用自然、流畅的语言阐述原著的意图，但在深处却整合原著文化的问题。如果译作完全遵从原著文化，那语句会比较凌乱。
(2)节译与编译。节译与编译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选》中有多种原因：为迎合读者或便于传播，为与接受地的风俗人情保持一致，或当地的道德、政治因素等，是有意识的叛逆。
(3)误译与漏译。例如：英译者把陶渊明《责子》中“阿舒已二八”翻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们认为“二八”是“一八”之误。误译，即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它在文字和思想意义上背离了原文。在翻译中误译虽不可取但又客观存在，是无意识的叛逆。
(4)转译与改编。转译是是叛逆性最强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无能为力情况下采取的方法。转译与改编体现在文学翻译上是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共性在于他们对于原作的两重更改。转译是一种语种转换。改编,节译和漏译各不相同。改编指改动整个内容情节，或体现对体裁的变动。节译是意识行为下对内容的大段改动。漏译则指无意识行为下改动少部分的情节。
对于中西方文学作品而言，译者永远不能全部表达原作者的真实想法，这在于两者不同的价值社会观和迥异的社会生活背景。译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文化修养使其对译作实行了“创造性叛逆”的解读，而译者的主观判断性也由其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
1 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1)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中蕴涵的内容通过媒介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文学翻译是为让读者意会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并不仅仅是浅层的转述表达。但就现在的大量翻译作品显示，其翻译的水平和要求与文学翻译所界定的标准依然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2)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如果说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译者依靠自身的能力创造性地表现原作品的实质内涵，那么其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叛逆性则是译者为实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进行的客观背离。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和谐共存的。
2 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创造性叛逆应遵循两重原则:充分原则与忠诚原则。文学翻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目的地控制，而创造性叛逆是保证文学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充分原则要求创造性叛逆应实现翻译目的，忠诚原则限制了目的文本的合理应用性，要求译者担当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以此确保人们能够接受对文学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叛逆。
由于隐含的读者存在于一切中西文学作品中，因此作者把外界环境当作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直接客体，其隐含的读者则是他的间接客体。但就译者来说，当其阅读原作品过程中，以前的间接客体此时变成为主体。原文虽然是阅读的直接对象，但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世界才是他通过阅读而理解的对象。所以，译者阅读和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是原文作者，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话语对话的过程。翻译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两种话语相互协商的产物。因为译者的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所以翻译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化活动，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多元而综合化的评价体系形式存在于现代复杂社会中。
从接受者和译文接受环境来分析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
(1)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所谓接受者特指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修养，因此不同的读者会在分析读本时形成自己特定的评定准则。即使身处相同的历史背景，接受者也会因为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结构，在文本的阅读中不可避免性地会主观性再创造，从而促使在翻译异质文学作品时的创造性叛逆的不断呈现。
(2)译文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从译文的接受环境分析，迥异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以及语言环境使原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文语言的影响和限定，从而接受并融合译语的文化内涵和特征。
纵观现今翻译研究的现状，中西文学翻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研究，而是将许多其他的因素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评判译文好坏一直以“忠实”原则作为其评定的标准，但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文学翻译的重要显著特征之一是尤其注重创造性叛逆的应用。传统翻译研究否认创造性叛逆的作用和功效，而在比较文学范畴中则积极倡导其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广泛应用。由德国功能派理论发展而来的目的论指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一理论无疑为研究这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有效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 钱利华.文学翻译与创造性叛逆[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
[3] 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A].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宋洪英.浅析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5).
[5] 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浅议中西诗学比较
摘 要： 要使得中国诗学为世界所了解，在世界诗学中发出声音，究竟要靠生动的形象打动人，还是靠严密语言和逻辑征服人?研究中西诗学的差异对中国诗学得到世界诗学的定位、认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宗教特征出发，就中西诗学差异进行展开比较。
关键词： 中西诗学差异 社会经济、政治特征 宗教、科学特征
“诗学”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它包含诸多内容：诗的种类，性质的探讨，史诗的研究，悲剧、喜剧的研究，还涉及音乐，名称虽为诗学，实则应为文艺学。“中西比较诗学”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辨析中西文艺的不同美学品格并深入探讨其根源的研究。本文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和宗教、科学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
1.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古代文明的爱琴海区域和中华古代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是极不相同。古希腊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手工业、航海业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此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关中平原，平坦广阔，肥沃的土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农业性特点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可以说中西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是西方社会经济更具有商业性特征，而中国社会经济更具有农业性特征。无论是西方的商业性社会还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都对中西文学艺术与诗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1中西方文学形式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农业性社会生活恬然，人们每天在农田里劳作，向往的是“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人们成天与田园山水相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耕生活竟使得诗人们无事可叙，只剩下一缕缕情丝可供抒发。这里没有海上的拼搏与冒险，而是人与大自然和谐交融，在这情景交融之中，就产生了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在《诗经》中，无论是爱情诗还是农事诗，都饱含抒情的韵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以为什么在并不张扬个性的中国，抒情诗能成为文学的正宗，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与中国相反，西方的商业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惊涛骇浪，这使他们看到了更加深奥难测的东西，这些冒险活动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事件，与自然山水风光相距甚远，故而叙事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1.2中西方价值观不同
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特征和中国社会的农业性特征，对其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商业经济环境下培育起的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个人的奋斗、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及个人英雄主义。自我是西方表现内涵的核心，与外在世界相隔离相对立，久而久之产生了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性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所以文学作品不具有自我表现的意识，它所言之志，是与社会和宇宙相连、相通、相合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对立，而是和谐;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天人合一。
1.3中西方爱情观不同
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度和商业经济方式使西方人培养了崇尚个人爱情和个人享乐，以人为本。即使是爱情，他们也看作是个人的认知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此，尽管西方文学以叙事为主，却提倡情感的宣泄淋漓，以便获得舒畅心情。
中国诗学主张抒情言志，却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情感，文质彬彬，提倡素淡的文采和风格。如《诗经》中305篇抒写男女相思相恋的各种情感的诗，有较少的封建道统的艰涩，有“天地元声”的清新，但这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男女爱情诗却被认为“越礼纵欲”，而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中主人公大胆地表达了一日不见如隔“三月、三秋、三岁”的感受，话语虽简单，却十分传神地表达男女之间的款款深情，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少见如此直白的表达。这种诗歌与后代诗歌巧妙含蓄地表达异性间的求爱格格不入。又如中唐时的《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此诗主旨是劝人及时享乐，以及对爱情大胆追求。却因表意太直露、太大胆，故一千多年来，无人敢去担这一作者之名，所以作者也只能成为无名英雄了。中国古代诗歌中虽不乏优美的爱情颂歌，但是，一味地讴歌爱情，是与宗法政治不相容的，最好是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2.中西宗教、科学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社会强调宗教性，从古希腊至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现当代，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其宗教氛围都大大超过中国。中国的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之中，儒、道二教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教。中国宗教重现世，追求今世的满足和完满。基督教重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儒家的“仁”不同于基督教的“博爱”。西方宗教的爱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中国宗教的爱有差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儒家学中强调一个“仁”字。在孔子看来，自然万物是不平等的。
2.1中西方人眼中的自然
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怎样的呢?在商品经济中，贸易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商人经常在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在茫茫大海中战狂风斗恶浪……可怕的自然界，似乎处处都在与人作对。在古希腊神话中也不例外，主宰自然界的宙斯，处处与人类为敌，他将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神鹰残酷地啄食其肝脏。还让潘多拉打开盒子，把灾难与瘟疫降给人类，然后发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消灭全人类。所以天人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迫使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了解大自然、战神大自然。因而，冒险、奋斗、进取就成为西方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一理念成为诗人们张扬个体意志的无意识的温床。但是西方人所不断追求的正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理性存在，认为万物只是自然存在，它必须打上人的意志的印痕。
中国的天人关系是怎样的呢?因为农业丰收取决于大自然风调雨顺，人们生计全靠大自然的赐予。人们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所听到是蝉噪鸟鸣，而不是狂风怒吼。而且中国的神灵与英雄与古希腊的神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人类是友善的，爱人类的。这些都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因而，中国人对自然界总是怀着亲切感，尊敬与感激，故形成了“天人合一”。这给中国文学艺术及诗学理论灌注了某种生气，使中国人明白了情景相融。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情景交融的诗句，表现了中国人是对大自然审美的意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西方人已经意识到该重新拾起人与自然之间那固有的脐带了。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就得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然后才能重返自然。所以当代西方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反对人本主义。
3.中西思维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使中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商业性社会下的人们是外向性的、开放性的，在向外拓展中，要克服遭遇的种种困难，必须向外如何征服自然界的途径，造成了西方人外向型的心态。中国农业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天人和谐中的“怡然自乐”又造成中国人内向型的心态。
3.1内与外
西方“思物”，中国“思我”。中国人最关心的是自身内在的东西，所以有“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但正是这种只知“思我”不知“思物”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忽略对世界客观规律、事物性质的思考，极大地阻碍了古代人们的逻辑思维，感悟思维占据上风。如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追求的正是直觉感悟。这种只求内省式的思辨、直觉思维而忽略思辨思维，会产生混沌的结果，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直觉感悟式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的一大特征。
与此相反，西方开放型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古希腊人并不注重自己内心修养，而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这种外向型的“思物”行为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商业经济的繁荣。
3.2直觉与逻辑
西方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直觉思维，都对中西诗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要体会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这一壮阔的景象和无限的悲凉，读者需要自己顿悟。中国有句俗话：“沉默是金，雄辩是银。”沉默比雄辩宝贵。在中国文化中，“知不可为而为之”被视为积极入世的态度，“知不可道而道之”却是徒劳的，被认为缺乏逻辑和理性。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逻辑分析的能力，也许正是中国人一遍遍重复的“沉默是金”导致中国人失去了逻辑分析的兴趣、爱好。
西方史学普遍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创立“诗学”名称的亚里士多德，正是运用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来建立他那庞大的诗学体系的。他写诗学的原则是“依自然的原理，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诗学》)。他从基本原理出发，由上至下，从一般到特殊，层层剥笋，丝丝相扣，用严谨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他相关的对象区别开来，找出各自的异同，然后将它们由类到种地逐步分开来，下定义、找规律。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中西诗学比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褚斌杰.诗经与楚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 摘要] 王国维诗词研究在国内外汉学界一直是重要课题。作为近现代词学的开创者，他的词学理论主要见于《人间词话》，散见于《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等著作中。他的词作理论著作汇通东西文艺理论，成为中国古典词研究的重要著作。其词学研究著作也成为后人研究其思想内涵以及思想形成的重要线索。本文通过文献资料以及归纳总结，通过王国维词学思想的浅析，分析中西方哲学对王国维词学创作的影响，探讨中西方对王国维词学的不同评价，希望通过该研究能够对王国维这位词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以更好地补充王国维词学的研究成果。 [ 关键词] 王国维；词学；中西对比王国维的词学成就是十分卓越的，不仅对当时及后世的词学影响颇深，其词学理论及词学思想对于文化观和治学态度也有着一定的引导作用，同时也是古代到现代词学文化的连通桥梁。 （一）王国维词学思想 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不仅体现着当时时代的特有观念，同时因为西方文化的融入彰显了更多自己鲜明的个性特点。他的词学思想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词人与词作的批评研究。另一类是对词的整体发展史的批评研究。 在针对词人与词作的批评研究中，他的核心理论是注重对词的“境界”的评析。他为中国文艺美学批评贡献了“境界”这一重要理论术语。“境界”一词非王国维首创，在汉代刘向的《新序·杂事》中就有提及：“守封疆，谨境界” [if !supportFootnotes][i][endif] 。在这里的“境界”主要指的是疆域、领地，是一个具体的地理概念。到了唐代，“境界”成为文艺理论术语，用于阐释诗歌创设的情境。如王昌龄在《诗格》提到的三种境界——物境、情境和意境。从唐代开始，“境界”的涵义经历了“向内转”的过程，并不断涵义丰富，成为中国诗学理论重要术语之一。王国维曾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首次使用“境界”一词来形容席勒的思想：“于物质之境界中，人受制于天然之势力，于审美之境界，则远离之，于道德之境界，则统御之” [if !supportFootnotes][ii][endif] 这里的“境界”主要指人所处的各种“状态”。而到了《人间词话》中，他将这种思想发展成为成熟的理论。在《人间词话》开篇即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if !supportFootnotes][iii][endif] 在王国维看来，境界决定词的格调。 对词的整体发展史的批评研究中，王国维将其放在文体演变理论中进行考察。他在《宋元戏曲史》中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者莫能继焉者也” [if !supportFootnotes][iv][endif] 他认为一个时代既有反应其风貌的文学体裁，在宋代最高的成就是词。词最能体现宋代的文学和社会的特点。 （二）王国维词学成就 第一是熔铸东西方思想。王国维的“境界说”不同于传统的“意境说”。“意境”是中国古代诗学概念，里面蕴含着的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而王国维的“境界说”则是中西方思想结合的产物。其词学首先透露着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他追求真实自然的“物我合一”的思想，其思想的启发可以追溯到庄子的《齐物论》，《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讲述的是庄子在睡梦中变成了一只蝴蝶，梦醒后心生恍惚，不知是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自己。这种“物我合一”的思想给了王国维启发，“无我之境”和后来的“有我之境”的概念都是与其相通的。其次，王国维大胆创新将西方哲学思想融入进自己的词学中，再创作词学作品时十分赞同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之动物”的哲学思想，认为词的创作不算都是个人情感及心境的抒发，而是上升至全人类的情感及人生问题的哲学思想。最后，王国维的词学思想还与美学思想相结合，他的复杂创作情感让词有了一种隐约的美和动态特征，与美学的融合有一种内外兼修的美好，以词来言志，寄托表达自身的情感以及丰富的的内涵与意境内向。所以，黄永健就认为：“王国维自称其《人间词》‘真能以意境胜’，其‘意’和中国传统诗论中的‘意’有所不同。” [if !supportFootnotes][v][endif]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和词人，其创作的词学作品在整合词学学术史上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新旧史学交替变换的时代，西学文化大量涌入国门，由于其本身游学日本的经历，对于西学与新学的接纳程度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大部分学者，他将涌入国门的西学与中国的传统哲学相融合，产出了《人间词话》为代表的词学著作。其词学著作对于西学的认识理性而清醒，在接纳和消化西方哲学的同时不忘国内传统哲学与美学的通融，以西学中用的词学结构进行其词学的创作，同时也翻译了大量西方的词学作品。 第二，抬高词的地位。词，在中国的文学体裁中具有微妙的地位，因为词在初期的时候，完全没有伦理道德和思想意识在其中，它原本只是歌词的意思，而王国维赋予了词形而上学的意义，创新了中国传统的词学理论，同时激活新的词学理论范畴，其词学著作的理论不仅融通中西，而且有着承前启后的经典意义和重要词学地位，对于领导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if !supportLists]二、 [endif]中西方哲学对王国维词学的影响 王国维的词学创作思想深受中西方哲学的影响，他的词学涵盖了许多中国传统哲学的元素，这些元素真真切切的影响着其词学创作的本质思想，同时西学的涌入对王国维产生另一种人生哲理的认知，在其词作品中进一步展示了词学的独特魅力，中西方的哲学直接影响着其词作品的思想观念及情感意识。 （一）中国传统哲学对王国维词学的影响 王国维的词作品中透露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他自幼的家庭生活为其奠定了较深的国学根基。后人在他的词学中也会寻觅到儒家的影子。其著作《人间词话》中的境界学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固有生气，出乎其外，固有高致。” [if !supportFootnotes][vi][endif] 这里的“入”，是与儒家所倡导的关爱社会、关注民生的入世情怀，并且要上升到对宇宙人生的终极关怀。这乃儒家“仁”的思想的体现。儒家思想中“仁”的思想首先是一种由内心而感发出的真爱、是真挚情感的体现。王国维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种“赤子之心”所强调的就是一种本真的情感，因此后人评价其词学中有传统儒家成分。 另外在其“境界说”中，王国维展现道家思想的影响，比如其中反映了庄子“物化”与“观物”的思想。“境界”包括“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对此王国维谈到：“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这里对这二种境界的阐释，既强调了人的主观精神，也兼顾了客观事物，是主观与客观的融合统一，便是庄子的“物化”与“观物”思想的体现，反映出了一种对于宇宙中主客关系的思考。庄子认为，万物皆是可以互相转化、相融的，即“万物皆化”。这也正是王国维的“境界说”的思想原型。 （二）西方哲学对王国维词学的影响 王国维从日本回来之后，深受德国哲学家席勒、康德、叔本华、、等人的思想启发，他逐渐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词学观念。王国维对于西方哲学理论未必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接受，主要以亚里士多德、康德、叔本华和席勒为主。 王国维在国外留学时，最先接触到的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哲学思想。其中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及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人生哲学理论对王国维的词创作影响极大，其因为身体健康状况的不理想及忧郁性格特征的使然，对于西方的悲剧哲理理解更为通透，在其词其创作时融入了许多欧西哲理的内容，探究生命与悲剧的关系及对于生命的悲剧将如何摆脱或者超越。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前者给人以“宏壮”感，后者则是“优美”感。这种显然来自康德的哲学思想，尤其是“无我之境”吸收了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美是一种无功利的快感，“只有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因为既没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也没有理性方面的利害感来强迫我们去赞许” [if !supportFootnotes][vii][endif] 。这这种无关利害的审美观照正是构建“无我之境”的关键。 而叔本华的哲学理论对于王国维的词学构建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王国维认为词不只是解决个人人生问题的出口，一位真正的词人应当去抒发和表达全人类的人生情感，身边所经历的事、物、理等不再是人生所要关注的重点，而是要在这些人生经历中感悟真正的人生哲理的奥妙。王国维在个人词作品中也丰富演绎着叔本华的人生哲理思想，同时其也是第一位在中国近代传播叔本华思想的词人。叔本华认为艺术主要体现了人对于世界的主观认识。通过“观审”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认识，在进行“观审”的过程中，创作主体剔除了自我自由意志，从而能够接近事物的本质属性——“理念”。这一种思想启发了王国维，他将意志与观审、“纯粹主体”、“生命意志论”等理论作为其“境界说”的哲学基础，认为“境界说”的评价标准就是来自于叔本华的审美观照论，即对世界的“观审”。“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不同，正是源自于观审方式的差异。王国维强调审美主体只有在“胸中明晰万物，其后而观物，则其体物心切” [if !supportFootnotes][viii][endif] ，即不被外力束缚，摒弃功利，才能通达至审美观照的最核心部分，是人生的“实念”，就是叔本华所说的“理念”。[if !supportLists]三、 [endif]中西方对王国维词学的不同评价 中西方对于王国维词学有着不一样的评价和见解，国人对于王国维词学的评价也是持着褒贬不一的态度，一部分人认为其词学传承着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同时保持本真的思想下融入了西学的哲学观念，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其词学作品过于保守传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融入西方哲学理论。而西方对于王国维词学的评价还是十分肯定的，认为其对于西方哲学的见解确实很透彻的，同时其词作品的词学思想确实十分独到。 [if !supportLists]（一） [endif]国人对王国维词学的评价 国内对于王国维词学研究中较具有的代表性见解来自缪钺。缪钺认为王国维与传统的词人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他未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诗人，不以诗来言志，以词来表达所思所想。这也表明了世人对于王国维的评价不常常是称赞的。王词带有哲理气息的诗词未必会被主张“言志抒情”的中国传统词学所欣赏，而王国维带有“苦吟”意味的诗词，也被人认为过于向古，有模仿古人之嫌。所以，王国维在学习新学的同时更偏向于保守传统，实际上是在经历了西学的冲击之后所保留的本真。 国内学者彭建楠在研究中认为王国维词学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美，同时也具有西方哲学的美感，特别是形成了一种“境界”为中心的文艺理论体系。从“词话”二字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体式，虽然在《人间词话》中有涉及到西方概念如主观诗、客观诗等，也只是借鉴，是“中体西用”的典型。彭玉平教授也发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国粹学报》本中把带有西方话语色彩的条目都基本删除了，例如写到“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一段话被删除弃用，另外，有关优美和宏壮、主观与客观、理想家与写实家等都被删除。这又体现了王国维“去西方化”的理论意识，这表明了王国维对于西学的认识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归根结底没有脱离传统词论。 [if !supportFootnotes][ix][endif] [if !supportLists]（二） [endif]西方对王国维词学的评价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王国维词学中渗透了西方的思想。美国的著名汉学家李又安是较早地将《人间词话》翻译成英文，并对其中思想进行阐释。李又安认为，词话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特有的问题，带有“神秘性”和“直觉性”的特征，需要向西方介绍这个概念就需要了解这一概念是什么，意指是什么，是如何表达的。 [if !supportFootnotes][x][endif] 他认为王国维的词学思想受到了叔本华哲学的影响。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第一章节中就明确指出，人生的悲苦挣扎归根结底都归于一个“欲”字，人生的痛苦都源于永远无法被完全满足的欲望，而人生的本质也便是无穷的痛苦。 [if !supportFootnotes][xi][endif] 这就将人生的本质定义为一场“悲剧”。“悲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时期，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到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再到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悲剧”也逐渐演化成一个独特的美学范畴。 加拿大籍华人理论家叶嘉莹是研究王国维的重要理论家。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认为王国维“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会到中国旧有的传统批评中来” [if !supportFootnotes][xii][endif] 她运用符号学、接受美学、阐释学等西方理论来阐释《人间词话》。以阐释学为例，她认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提出的“在神不在貌”的思想与阐释学对于圣经解析具有相似性，都是注重精神意义的挖掘。缪钺曾说：“他虽然具有很高的诗才，但是他未尝以撰写诗词作为终身事业，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说：‘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智多。’可见他并未尝以诗人自居。因此，王静安并没有把他平生的襟怀抱负，所观所想，写入诗词之中，如杜子美之于诗，辛稼轩之于词那样。这是我们在评论王静安诗词时先要说明的一点。” [if !supportFootnotes][xiii][endif] [if !supportLists]四、 [endif]王国维词学在当代的意义 王国维的词学理论及思想对于当代的词学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其中西融通的词学体系也为后人的词学创作奠定相关基础，不仅传承了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同时对于美学在词学的应用也起到了重要贡献，为当代词学的创作及研究都带了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 （一）丰满的经历练就非凡创作精神 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使他在国际、国内学术界都得到了极高声誉。他一开始受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希望成为一个哲学家，但西方的学问如果照搬到中国，是会水土不服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困顿，他转而研究文学，这是因为那些哲学思想并不能让他清醒地认识自己，反而更激发了他本身的悲剧精神。他开始作词来慰藉自己，先是《人间词话》的发表，再是《唐宋大曲考》、《草堂诗余跋》等等。他研读诸子百家和宋明理学，推崇传统文学，他虽一度浸淫西学数年，但他并没有“全盘西化”，而是赋予传统词学新的意义，真正将词学这一概念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全新的观念。 （二）广博丰富的融合性知识体系 特别是中西方思想体系的融合造就了其深刻而较为全面的认知观。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可以说是广为流传，许多人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给“境界说”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中我们可以窥得王国维的人生哲学。而他在书中对于诗词的批评赏析，不仅继承了中国文艺批评的传统形式，突破清代词坛浙西派、常州派的门户之见，而且融入了西方哲学思想，自成高格。王国维创作《鹧鸪天》时期正是他醉心叔本华哲学、美学的时期，与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所说的“我们恰如一个人绕着一座城堡转来转去，想找到一个入口处而终于白费心力” [if !supportFootnotes][xiv][endif] 是一样的。上阙讲了栈道上的美好景象，而下阙“频摸索，且攀跻。千门万户是耶非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则透露了作者的迷惘，他寄希望于清朝廷振作起来，但又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在真实与虚幻间不断摸索，同时体现了叔本华哲学的悲剧精神。 （三）人生美学观的奠基 王国维的人生论美学观在中国人生艺术化思想的发展历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它即是对中国古代关注人生、围绕人生这个根本而展开的人生哲学美学的继承与发挥，又是对西方人本主义美学与生命哲学等重要思想资源的学习与借鉴，它结合了中国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并试图以美的精神来关注人的感性生存，试图以艺术的情韵来涵养人的生命境界，从而实现审美理想追求与诗化人格追求的高度统一。因此，王国维的人生论美学观就具有了一种超越性视野，它即是一种充满着人本主义思想的美学观，一种从艺术或审美的内在精神外化为关怀人生、关注生存的美学观，又是人生始终以艺术或审美精神为根本价值取向，使人生艺术化、情韵化、诗意化从而摆脱世俗枷锁获得超脱的人生观，其精神实质是要追求一种审美精神与诗化人生的高度统一，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澄明精神境界，一种充满着生命本体终极关怀的审美生存方式与诗意生活状态。王国维这种将美学理想追求作为一种人生志业，将美学研究与人生问题的紧密联系，使他的美学观拉开了现代意义上中国人生论美学的序幕，并赋予中国美学极具人本主义内涵的现代性意义。 结论 王国维的词学，虽然是建立在中国传统词学基础上的，但他注入了新的美学理念，将美独立出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其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使其词学的核心概念。在这一概念中，他熔铸了东西方的理论概念，延续了中国诗学中对于“意境”的追求，注入了西方哲学内核。虽然是一个东方术语，但是其内核是西方哲学，因此对其理论的观照需要在了解东西方哲学理论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有较为深入的透析。 本文在对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与词学成就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东西方理论家对其词学的评价，挖掘王国维词学研究的多角度内涵，从而更加立体地了解王国维词学对东西方的影响。希望通过研究帮助更多人了解王国维及其词学，以便更好地将其词学创作的精神传递下去。参考文献 [if !supportLists][1] [endif]沈婉婉，《论王国维词学中的生命之“真”》，安徽大学，2017年。 [if !supportLists][2] [endif]王国维著，姚渔铭，王燕编；《孔子么美育主文》，《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化2007年版。 [if !supportLists][3] [endif]王国维著，《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if !supportLists][4] [endif]王国维著，《朱元戏曲史》（民国珍本丛刊）．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 [if !supportLists][5] [endif]黄永健著，《境界、意境辨——王国维“境界”说探微》，《吉南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if !supportLists][6] [endif]王国维著，《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if !supportLists][7] [endif][德]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if !supportLists][8] [endif]王国维著，《文言小说》，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if !supportLists][9] [endif]彭建楠，《中体西用与通贯治学:王国维研究的立场与方法——<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评介》，中国韵文学刊，2017年02期，第114-116页。 [if !supportLists][10][endif]Adele Austin Rickett. Wang Kuo-wei' s Jen-chien T' zu-hua: AStudy in Chines Literary Criticis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77. [if !supportLists][11][endif]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安徽: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if !supportLists][12][endif]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if !supportLists][13][endif]徐志啸著，《华裔汉学家叶嘉莹与中西诗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 [if !supportLists][14][endif][德]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if !supportFootnotes] [endif]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王国维著，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19-321页。 [if !supportEndnotes] [endif] [if !supportFootnotes][i][endif] 沈婉婉，《论王国维词学中的生命之“真”》，安徽大学，2017，第10页。 [if !supportFootnotes][ii][endif] 王国维著，姚渔铭，王燕编；《孔子么美育主文》，《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化2007年版，第3卷，第158页。 [if !supportFootnotes][iii][endif] 王国维著，《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if !supportFootnotes][iv][endif] 王国维著，《朱元戏曲史》（民国珍本丛刊）．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1页。 [if !supportFootnotes][v][endif] 黄永健著，《境界、意境辨——王国维“境界”说探微》，《吉南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72页。 [if !supportFootnotes][vi][endif] 王国维著，《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if !supportFootnotes][vii][endif] [德]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6-47页。 [if !supportFootnotes][viii][endif] 王国维著，《文言小说》，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4页。 [if !supportFootnotes][ix][endif] 彭建楠，《中体西用与通贯治学:王国维研究的立场与方法——<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评介》，中国韵文学刊，2017年02期第114-116页。 [if !supportFootnotes][x][endif] Adele Austin Rickett. Wang Kuo-wei' s Jen-chien T' zu-hua: A Study in Chines Literary Criticism, Hong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7. [if !supportFootnotes][xi][endif]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安徽: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if !supportFootnotes][xii][endif] 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85页。 [if !supportFootnotes][xiii][endif] 徐志啸著，《华裔汉学家叶嘉莹与中西诗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if !supportFootnotes][xiv][endif] [德]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8页。
[ 摘要] 王国维诗词研究在国内外汉学界一直是重要课题。作为近现代词学的开创者，他的词学理论主要见于《人间词话》，散见于《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等著作中。他的词作理论著作汇通东西文艺理论，成为中国古典词研究的重要著作。其词学研究著作也成为后人研究其思想内涵以及思想形成的重要线索。本文通过文献资料以及归纳总结，通过王国维词学思想的浅析，分析中西方哲学对王国维词学创作的影响，探讨中西方对王国维词学的不同评价，希望通过该研究能够对王国维这位词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以更好地补充王国维词学的研究成果。 [ 关键词] 王国维；词学；中西对比王国维的词学成就是十分卓越的，不仅对当时及后世的词学影响颇深，其词学理论及词学思想对于文化观和治学态度也有着一定的引导作用，同时也是古代到现代词学文化的连通桥梁。 （一）王国维词学思想 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不仅体现着当时时代的特有观念，同时因为西方文化的融入彰显了更多自己鲜明的个性特点。他的词学思想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词人与词作的批评研究。另一类是对词的整体发展史的批评研究。 在针对词人与词作的批评研究中，他的核心理论是注重对词的“境界”的评析。他为中国文艺美学批评贡献了“境界”这一重要理论术语。“境界”一词非王国维首创，在汉代刘向的《新序·杂事》中就有提及：“守封疆，谨境界” [if !supportFootnotes][i][endif] 。在这里的“境界”主要指的是疆域、领地，是一个具体的地理概念。到了唐代，“境界”成为文艺理论术语，用于阐释诗歌创设的情境。如王昌龄在《诗格》提到的三种境界——物境、情境和意境。从唐代开始，“境界”的涵义经历了“向内转”的过程，并不断涵义丰富，成为中国诗学理论重要术语之一。王国维曾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首次使用“境界”一词来形容席勒的思想：“于物质之境界中，人受制于天然之势力，于审美之境界，则远离之，于道德之境界，则统御之” [if !supportFootnotes][ii][endif] 这里的“境界”主要指人所处的各种“状态”。而到了《人间词话》中，他将这种思想发展成为成熟的理论。在《人间词话》开篇即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if !supportFootnotes][iii][endif] 在王国维看来，境界决定词的格调。 对词的整体发展史的批评研究中，王国维将其放在文体演变理论中进行考察。他在《宋元戏曲史》中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者莫能继焉者也” [if !supportFootnotes][iv][endif] 他认为一个时代既有反应其风貌的文学体裁，在宋代最高的成就是词。词最能体现宋代的文学和社会的特点。 （二）王国维词学成就 第一是熔铸东西方思想。王国维的“境界说”不同于传统的“意境说”。“意境”是中国古代诗学概念，里面蕴含着的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而王国维的“境界说”则是中西方思想结合的产物。其词学首先透露着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他追求真实自然的“物我合一”的思想，其思想的启发可以追溯到庄子的《齐物论》，《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讲述的是庄子在睡梦中变成了一只蝴蝶，梦醒后心生恍惚，不知是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自己。这种“物我合一”的思想给了王国维启发，“无我之境”和后来的“有我之境”的概念都是与其相通的。其次，王国维大胆创新将西方哲学思想融入进自己的词学中，再创作词学作品时十分赞同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之动物”的哲学思想，认为词的创作不算都是个人情感及心境的抒发，而是上升至全人类的情感及人生问题的哲学思想。最后，王国维的词学思想还与美学思想相结合，他的复杂创作情感让词有了一种隐约的美和动态特征，与美学的融合有一种内外兼修的美好，以词来言志，寄托表达自身的情感以及丰富的的内涵与意境内向。所以，黄永健就认为：“王国维自称其《人间词》‘真能以意境胜’，其‘意’和中国传统诗论中的‘意’有所不同。” [if !supportFootnotes][v][endif]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和词人，其创作的词学作品在整合词学学术史上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新旧史学交替变换的时代，西学文化大量涌入国门，由于其本身游学日本的经历，对于西学与新学的接纳程度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大部分学者，他将涌入国门的西学与中国的传统哲学相融合，产出了《人间词话》为代表的词学著作。其词学著作对于西学的认识理性而清醒，在接纳和消化西方哲学的同时不忘国内传统哲学与美学的通融，以西学中用的词学结构进行其词学的创作，同时也翻译了大量西方的词学作品。 第二，抬高词的地位。词，在中国的文学体裁中具有微妙的地位，因为词在初期的时候，完全没有伦理道德和思想意识在其中，它原本只是歌词的意思，而王国维赋予了词形而上学的意义，创新了中国传统的词学理论，同时激活新的词学理论范畴，其词学著作的理论不仅融通中西，而且有着承前启后的经典意义和重要词学地位，对于领导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if !supportLists]二、 [endif]中西方哲学对王国维词学的影响 王国维的词学创作思想深受中西方哲学的影响，他的词学涵盖了许多中国传统哲学的元素，这些元素真真切切的影响着其词学创作的本质思想，同时西学的涌入对王国维产生另一种人生哲理的认知，在其词作品中进一步展示了词学的独特魅力，中西方的哲学直接影响着其词作品的思想观念及情感意识。 （一）中国传统哲学对王国维词学的影响 王国维的词作品中透露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他自幼的家庭生活为其奠定了较深的国学根基。后人在他的词学中也会寻觅到儒家的影子。其著作《人间词话》中的境界学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固有生气，出乎其外，固有高致。” [if !supportFootnotes][vi][endif] 这里的“入”，是与儒家所倡导的关爱社会、关注民生的入世情怀，并且要上升到对宇宙人生的终极关怀。这乃儒家“仁”的思想的体现。儒家思想中“仁”的思想首先是一种由内心而感发出的真爱、是真挚情感的体现。王国维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种“赤子之心”所强调的就是一种本真的情感，因此后人评价其词学中有传统儒家成分。 另外在其“境界说”中，王国维展现道家思想的影响，比如其中反映了庄子“物化”与“观物”的思想。“境界”包括“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对此王国维谈到：“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这里对这二种境界的阐释，既强调了人的主观精神，也兼顾了客观事物，是主观与客观的融合统一，便是庄子的“物化”与“观物”思想的体现，反映出了一种对于宇宙中主客关系的思考。庄子认为，万物皆是可以互相转化、相融的，即“万物皆化”。这也正是王国维的“境界说”的思想原型。 （二）西方哲学对王国维词学的影响 王国维从日本回来之后，深受德国哲学家席勒、康德、叔本华、、等人的思想启发，他逐渐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词学观念。王国维对于西方哲学理论未必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接受，主要以亚里士多德、康德、叔本华和席勒为主。 王国维在国外留学时，最先接触到的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哲学思想。其中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及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人生哲学理论对王国维的词创作影响极大，其因为身体健康状况的不理想及忧郁性格特征的使然，对于西方的悲剧哲理理解更为通透，在其词其创作时融入了许多欧西哲理的内容，探究生命与悲剧的关系及对于生命的悲剧将如何摆脱或者超越。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前者给人以“宏壮”感，后者则是“优美”感。这种显然来自康德的哲学思想，尤其是“无我之境”吸收了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美是一种无功利的快感，“只有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因为既没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也没有理性方面的利害感来强迫我们去赞许” [if !supportFootnotes][vii][endif] 。这这种无关利害的审美观照正是构建“无我之境”的关键。 而叔本华的哲学理论对于王国维的词学构建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王国维认为词不只是解决个人人生问题的出口，一位真正的词人应当去抒发和表达全人类的人生情感，身边所经历的事、物、理等不再是人生所要关注的重点，而是要在这些人生经历中感悟真正的人生哲理的奥妙。王国维在个人词作品中也丰富演绎着叔本华的人生哲理思想，同时其也是第一位在中国近代传播叔本华思想的词人。叔本华认为艺术主要体现了人对于世界的主观认识。通过“观审”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认识，在进行“观审”的过程中，创作主体剔除了自我自由意志，从而能够接近事物的本质属性——“理念”。这一种思想启发了王国维，他将意志与观审、“纯粹主体”、“生命意志论”等理论作为其“境界说”的哲学基础，认为“境界说”的评价标准就是来自于叔本华的审美观照论，即对世界的“观审”。“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不同，正是源自于观审方式的差异。王国维强调审美主体只有在“胸中明晰万物，其后而观物，则其体物心切” [if !supportFootnotes][viii][endif] ，即不被外力束缚，摒弃功利，才能通达至审美观照的最核心部分，是人生的“实念”，就是叔本华所说的“理念”。[if !supportLists]三、 [endif]中西方对王国维词学的不同评价 中西方对于王国维词学有着不一样的评价和见解，国人对于王国维词学的评价也是持着褒贬不一的态度，一部分人认为其词学传承着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同时保持本真的思想下融入了西学的哲学观念，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其词学作品过于保守传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融入西方哲学理论。而西方对于王国维词学的评价还是十分肯定的，认为其对于西方哲学的见解确实很透彻的，同时其词作品的词学思想确实十分独到。 [if !supportLists]（一） [endif]国人对王国维词学的评价 国内对于王国维词学研究中较具有的代表性见解来自缪钺。缪钺认为王国维与传统的词人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他未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诗人，不以诗来言志，以词来表达所思所想。这也表明了世人对于王国维的评价不常常是称赞的。王词带有哲理气息的诗词未必会被主张“言志抒情”的中国传统词学所欣赏，而王国维带有“苦吟”意味的诗词，也被人认为过于向古，有模仿古人之嫌。所以，王国维在学习新学的同时更偏向于保守传统，实际上是在经历了西学的冲击之后所保留的本真。 国内学者彭建楠在研究中认为王国维词学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美，同时也具有西方哲学的美感，特别是形成了一种“境界”为中心的文艺理论体系。从“词话”二字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体式，虽然在《人间词话》中有涉及到西方概念如主观诗、客观诗等，也只是借鉴，是“中体西用”的典型。彭玉平教授也发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国粹学报》本中把带有西方话语色彩的条目都基本删除了，例如写到“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一段话被删除弃用，另外，有关优美和宏壮、主观与客观、理想家与写实家等都被删除。这又体现了王国维“去西方化”的理论意识，这表明了王国维对于西学的认识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归根结底没有脱离传统词论。 [if !supportFootnotes][ix][endif] [if !supportLists]（二） [endif]西方对王国维词学的评价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王国维词学中渗透了西方的思想。美国的著名汉学家李又安是较早地将《人间词话》翻译成英文，并对其中思想进行阐释。李又安认为，词话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特有的问题，带有“神秘性”和“直觉性”的特征，需要向西方介绍这个概念就需要了解这一概念是什么，意指是什么，是如何表达的。 [if !supportFootnotes][x][endif] 他认为王国维的词学思想受到了叔本华哲学的影响。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第一章节中就明确指出，人生的悲苦挣扎归根结底都归于一个“欲”字，人生的痛苦都源于永远无法被完全满足的欲望，而人生的本质也便是无穷的痛苦。 [if !supportFootnotes][xi][endif] 这就将人生的本质定义为一场“悲剧”。“悲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时期，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到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再到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悲剧”也逐渐演化成一个独特的美学范畴。 加拿大籍华人理论家叶嘉莹是研究王国维的重要理论家。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认为王国维“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会到中国旧有的传统批评中来” [if !supportFootnotes][xii][endif] 她运用符号学、接受美学、阐释学等西方理论来阐释《人间词话》。以阐释学为例，她认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提出的“在神不在貌”的思想与阐释学对于圣经解析具有相似性，都是注重精神意义的挖掘。缪钺曾说：“他虽然具有很高的诗才，但是他未尝以撰写诗词作为终身事业，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说：‘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智多。’可见他并未尝以诗人自居。因此，王静安并没有把他平生的襟怀抱负，所观所想，写入诗词之中，如杜子美之于诗，辛稼轩之于词那样。这是我们在评论王静安诗词时先要说明的一点。” [if !supportFootnotes][xiii][endif] [if !supportLists]四、 [endif]王国维词学在当代的意义 王国维的词学理论及思想对于当代的词学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其中西融通的词学体系也为后人的词学创作奠定相关基础，不仅传承了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同时对于美学在词学的应用也起到了重要贡献，为当代词学的创作及研究都带了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 （一）丰满的经历练就非凡创作精神 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使他在国际、国内学术界都得到了极高声誉。他一开始受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希望成为一个哲学家，但西方的学问如果照搬到中国，是会水土不服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困顿，他转而研究文学，这是因为那些哲学思想并不能让他清醒地认识自己，反而更激发了他本身的悲剧精神。他开始作词来慰藉自己，先是《人间词话》的发表，再是《唐宋大曲考》、《草堂诗余跋》等等。他研读诸子百家和宋明理学，推崇传统文学，他虽一度浸淫西学数年，但他并没有“全盘西化”，而是赋予传统词学新的意义，真正将词学这一概念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全新的观念。 （二）广博丰富的融合性知识体系 特别是中西方思想体系的融合造就了其深刻而较为全面的认知观。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可以说是广为流传，许多人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给“境界说”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中我们可以窥得王国维的人生哲学。而他在书中对于诗词的批评赏析，不仅继承了中国文艺批评的传统形式，突破清代词坛浙西派、常州派的门户之见，而且融入了西方哲学思想，自成高格。王国维创作《鹧鸪天》时期正是他醉心叔本华哲学、美学的时期，与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所说的“我们恰如一个人绕着一座城堡转来转去，想找到一个入口处而终于白费心力” [if !supportFootnotes][xiv][endif] 是一样的。上阙讲了栈道上的美好景象，而下阙“频摸索，且攀跻。千门万户是耶非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则透露了作者的迷惘，他寄希望于清朝廷振作起来，但又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在真实与虚幻间不断摸索，同时体现了叔本华哲学的悲剧精神。 （三）人生美学观的奠基 王国维的人生论美学观在中国人生艺术化思想的发展历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它即是对中国古代关注人生、围绕人生这个根本而展开的人生哲学美学的继承与发挥，又是对西方人本主义美学与生命哲学等重要思想资源的学习与借鉴，它结合了中国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并试图以美的精神来关注人的感性生存，试图以艺术的情韵来涵养人的生命境界，从而实现审美理想追求与诗化人格追求的高度统一。因此，王国维的人生论美学观就具有了一种超越性视野，它即是一种充满着人本主义思想的美学观，一种从艺术或审美的内在精神外化为关怀人生、关注生存的美学观，又是人生始终以艺术或审美精神为根本价值取向，使人生艺术化、情韵化、诗意化从而摆脱世俗枷锁获得超脱的人生观，其精神实质是要追求一种审美精神与诗化人生的高度统一，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澄明精神境界，一种充满着生命本体终极关怀的审美生存方式与诗意生活状态。王国维这种将美学理想追求作为一种人生志业，将美学研究与人生问题的紧密联系，使他的美学观拉开了现代意义上中国人生论美学的序幕，并赋予中国美学极具人本主义内涵的现代性意义。 结论 王国维的词学，虽然是建立在中国传统词学基础上的，但他注入了新的美学理念，将美独立出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其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使其词学的核心概念。在这一概念中，他熔铸了东西方的理论概念，延续了中国诗学中对于“意境”的追求，注入了西方哲学内核。虽然是一个东方术语，但是其内核是西方哲学，因此对其理论的观照需要在了解东西方哲学理论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有较为深入的透析。 本文在对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与词学成就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东西方理论家对其词学的评价，挖掘王国维词学研究的多角度内涵，从而更加立体地了解王国维词学对东西方的影响。希望通过研究帮助更多人了解王国维及其词学，以便更好地将其词学创作的精神传递下去。参考文献 [if !supportLists][1] [endif]沈婉婉，《论王国维词学中的生命之“真”》，安徽大学，2017年。 [if !supportLists][2] [endif]王国维著，姚渔铭，王燕编；《孔子么美育主文》，《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化2007年版。 [if !supportLists][3] [endif]王国维著，《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if !supportLists][4] [endif]王国维著，《朱元戏曲史》（民国珍本丛刊）．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 [if !supportLists][5] [endif]黄永健著，《境界、意境辨——王国维“境界”说探微》，《吉南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if !supportLists][6] [endif]王国维著，《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if !supportLists][7] [endif][德]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if !supportLists][8] [endif]王国维著，《文言小说》，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if !supportLists][9] [endif]彭建楠，《中体西用与通贯治学:王国维研究的立场与方法——<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评介》，中国韵文学刊，2017年02期，第114-116页。 [if !supportLists][10][endif]Adele Austin Rickett. Wang Kuo-wei' s Jen-chien T' zu-hua: AStudy in Chines Literary Criticis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77. [if !supportLists][11][endif]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安徽: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if !supportLists][12][endif]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if !supportLists][13][endif]徐志啸著，《华裔汉学家叶嘉莹与中西诗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 [if !supportLists][14][endif][德]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if !supportFootnotes] [endif]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王国维著，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19-321页。 [if !supportEndnotes] [endif] [if !supportFootnotes][i][endif] 沈婉婉，《论王国维词学中的生命之“真”》，安徽大学，2017，第10页。 [if !supportFootnotes][ii][endif] 王国维著，姚渔铭，王燕编；《孔子么美育主文》，《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化2007年版，第3卷，第158页。 [if !supportFootnotes][iii][endif] 王国维著，《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if !supportFootnotes][iv][endif] 王国维著，《朱元戏曲史》（民国珍本丛刊）．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1页。 [if !supportFootnotes][v][endif] 黄永健著，《境界、意境辨——王国维“境界”说探微》，《吉南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72页。 [if !supportFootnotes][vi][endif] 王国维著，《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if !supportFootnotes][vii][endif] [德]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6-47页。 [if !supportFootnotes][viii][endif] 王国维著，《文言小说》，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4页。 [if !supportFootnotes][ix][endif] 彭建楠，《中体西用与通贯治学:王国维研究的立场与方法——<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评介》，中国韵文学刊，2017年02期第114-116页。 [if !supportFootnotes][x][endif] Adele Austin Rickett. Wang Kuo-wei' s Jen-chien T' zu-hua: A Study in Chines Literary Criticism, Hong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7. [if !supportFootnotes][xi][endif]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安徽: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if !supportFootnotes][xii][endif] 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85页。 [if !supportFootnotes][xiii][endif] 徐志啸著，《华裔汉学家叶嘉莹与中西诗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if !supportFootnotes][xiv][endif] [德]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8页。
西方诗学话语系统“条理明 的印欧语系，彼此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因此 晰”、“义界分明”等“现代性”特征得到极力渲染 他们不可能去关注比较诗学中的语言问题。然 的同时，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体系却被冠以“逻辑匮乏”、“概念含混”等恶名痛加贬斥，直至被彻底 而，随着中西比较诗学的展开，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与尖锐性突出地显现出来。反映在中西诗学对 打人冷宫无人问津。最终导致当代中国诗学话语话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西诗学的话语问题。 的“失语”。所谓“失语”，并非指当代中国诗学没 有一套诗学话语系统，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 问话语无疑是困扰当今中西诗学对话的核心问题。中国比较学界曾就中西诗学对话中的话语 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当文坛上到处流行的现实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并达成下述共识:中西 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象征、颓诗学对话如果完全采用西方的那一套话语，如果 废、感伤等等西方文论话语时，中国现代化文论只用这套话语所构成的模式和规则来衡量和诠 就已经失落了自我。她并没有,套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系统。而仅仅是承袭了西方文论的话语系 释本土文化，那么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 活的文化就有可能因不符合这套话语的准则而 统”[5瑚。不可否认，与西方诗学话语相比。中国传 统诗学话语确实存在着诸如“条理明”、“义界 被摒除在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用完全属于本土的文化话语来和他种文化进行对话。在笔者 不清”等方面的不足，但这并不能抹杀中国传统诗学话语在直观、形象、多义的诗意传达中的过 看来，中西诗学对话不能完全采用西方诗学的一人之处，而这恰恰是讲求义界分明、逻辑严整的 套话语(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形成对话的最起码条件是至少两个声音的存在，缺少中国自身诗 西方诗学话语所无法比拟的。中西诗学话语可以 说是各有短长、瑕瑜互见，并且体现出一种惊人 学话语的参与，任何形式的中西诗学“对话”都不 的互补性，一方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