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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价编辑《清史稿》：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於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国藩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27] 胡林翼：曾公素有知人之鉴，所识拔多贤将。李瀚章：其深识远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28] 曾府三杰曾府三杰[29]石达开：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薛福成：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佚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曾国藩目送江忠源曰：“此人必名立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亦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28] 左宗棠：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30] 李鸿章：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31] 朱孔彰：中兴景运，群公辈出，十年之间，削平大难，非天生圣相而振兴之，乌能若是邪？然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饶之志，宏济艰难，虽曰成功者天，抑亦人谋也。赵衰之言曰：“说礼乐，熟诗书，为元帅。”孙叔豹之言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谓为三不朽。”公独兼之。至天津之役，攘垢忍尤，以安邦国，老成至计，谋出万全，可谓至忠矣。[32] 梁启超：①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②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33]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王闿运：用将则胜，自将则败。容闳：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称旧教之特产人物。章太炎：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蔡锷：①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之铮佼者，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个世纪。②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34] 蔡东藩：若曾、胡二公，文足安邦，武能御侮，清之不亡，赖有此耳。[35] 毛泽东：①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②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36] 蒋介石：①曾公乃国人精神之典范。②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陈公笃：国藩素拘谨，其才不如胡左，而功倍之，独知人善用，是其特长。[37] 胡哲敷：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38] 萧一山：国藩以严谨胜，宗棠以豪迈胜。[39] 徐中约：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40] 4轶事典故编辑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时，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而凑巧的是曾国藩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有一说“火蟒藓”），浑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鳞片一样的癣，所以曾国藩也相信了巨蟒转世这一梦语。曾国藩还有一个奇怪的爱好——爱吃鸡，却又最怕鸡毛。当时紧急公文，在信封口处往往要粘上鸡毛，俗称鸡毛信、鸡毛令箭。每当曾国藩看到这种信，总是毛骨悚然，如见蛇蝎，必须要别人帮他取掉鸡毛，他才敢拆读。古时候曾有这样的说法：“焚烧鸡毛，毒蛇闻气就死了，龙蛇之类，也畏惧这种气味。”曾国藩对鸡毛害怕到这种程度，难免也被人理解为蟒蛇转世。[41] 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因为怕别人看到身上的鳞片，所以夏天燥热时还穿戴整齐地读书，让先生大加赞赏。比贼笨曾国藩小的时候天从并不高，其实可以说比较笨，他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一天晚上，他在家里读书，有一篇文章他重复读了很多遍，可就是背不下来。他就一遍一追地读，一遍一遍地背。夜已经很深了，他仍然没有背下来。这可急坏了一个人。原来，他家来了一个贼人，就潜伏在他书房的屋榆下，想等他读完书睡觉之后再进屋偷点什么。可是贼人在屋外等啊等.就是不见曾国落睡觉。贼人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十分生气地跳进屋子，对曾国落说：“就你这么笨还读什么书？我听几遍就会背了！”于是贼人将那篇文章从头到尾地背诵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42] 曾剃头曾国藩“曾剃头”的外号不是因为他杀太平军而获得的外号，而是因为他在长沙开审案局，杀了太多的所谓湖南“土匪”而得到的外号。杀错的人有没有呢？有。当时长沙的知府叫苍景恬，他写了一份回忆录，里面就记载曾国藩的审案局，就因一个案子，就错杀了至少4个人。那是一个冤案，但是曾国藩把好人杀了，把坏人放了。[43] 审鸡蛋案一天，天气晴朗，年幼的曾国藩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刚放下书包，其父就焦急地说：“我明明煮了五个鸡蛋，怎么只有四个？”于是就把曾国藩叫来，对他说：“煮熟的鸡蛋是分给你们吃的，现在少了一个，不知是哪个偷吃了，快帮你母亲查一查。” 曾国藩思索了一下，答到：“这个很容易，我有办法查出来。” 说罢，曾国藩端出一个脸盆，倒了几杯茶，把家里的人都喊拢来，叫每人喝一口茶水，吐到盆里，他站在旁边观察，结果有一个佣人吐出的茶水里夹有鸡蛋黄粉。曾国藩的父亲高兴极了，觉得儿子聪明，将来能当官审案子。千年死一个富厚堂（曾国藩故居）富厚堂（曾国藩故居）富厚堂，是曾国藩的故居。大门口悬挂着“毅勇侯第”四个金色大字。“侯府”建于清同治年间，是曾国藩委托其弟在家营造的。据说建房的时候，曾国藩兄弟对匠工师傅款待很好，而对一般徒弟则有所刻薄。新屋建成的时候要诵“上梁文”，砌工老师傅尽赞美语，操着荷叶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喱，要到京里做皇帝。”
容摘要：曾国藩，自1851年5月上疏指责咸丰帝“苟责礼仪细节，不求国家大计”始至1872年3月死于两江总督衙门止，与清政府的关系迭宕多变，错综复杂，矛盾纷呈。其中矛盾最集中表现在曾国藩一切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的忠君思想和清廷对他的畏惧猜忌及至最后的疏远。认真研究双方矛盾关系演变的经过、结果和原因，既可以进一步了解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与清廷的矛盾又可以了解清政府中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关键词： 矛盾关系 忠君 猜忌 演变曾国藩，原名子城，字居武，后改名国藩，字涤生。按照他的解释，“涤”即“涤其旧染之污”，“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1]这无疑表示曾国藩要涤除旧习，焕然新生，做一个藩屏封建国家的忠臣，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成为国家栋梁， 期望清政府出现“中兴”局面。一我们可以把曾国藩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关系通过四个时期来说明。第一阶段：曾国藩于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至1852年，在京师为宦十二载。他广泛涉猎各种思想，尤其致于经世思想，立志要成为地主阶级的一代圣贤，要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要将平生所学付诸实践，以挽回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衰落的形势。在京为宦时期，他看见清朝政府吏治腐败，廷臣的“唯阿之风”曾多次向咸丰帝上谏，但从未被采纳，他感到彷徨和愤懑，他在信中写到“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2]，正是这种对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一片“血诚”，使曾国藩在困难面前不肯退避，不怕得罪权贵官僚，敢冒触犯龙颜的不测风险。于是在1851年5月他再次上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结果咸丰批阅未毕即“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3]，后因别人为他求情而免于受罪。从此他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帝及对其施政方针表示不满之语，这使曾国藩对京宦生活深感乏味，并发出“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4]第二阶段：镇压太平天国时期，这是曾国藩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他与清政府之间“忠君”与“猜忌”表现最明显的时期。曾国藩出于对清廷的忠心，为尽快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于1853年办团练并开始为期十年之久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了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烈火，他不惜自己的生命。湘军出师不久，因战役失利，他两次企图自杀，以身“殉国”，可见其忠心不贰。在1854年秋，曾国藩攻陷武昌不但未获得封疆大权，且不时受到清廷责难。与此同时，清廷又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周围组成江南、江北大营，其目的是以“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5]，使其六、七年内一直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不获大行其志”[6]。曾国藩进一步看透了清政府对他的猜忌心理，时怀警惧，处处谨慎，有时甚至感到悲观和伤心。因此于1857年奏请在家守制三年，咸丰觉得太平天国势力日趋衰落有无曾国藩无关紧要，遂批准他的请求，使其陷入难言之苦。直到1860年4月江南大营覆灭后，举国之武装惟有湘军可恃，清廷才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实权并以钦差大臣身份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但并不意味清廷放松了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猜忌之心。早在湘军围困天京之时，调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冯子才、富明阿分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武昌，长江中下游三大军事重镇皆屯兵陈粮，名为预防太平军，实为控制湘军，使其在攻下天京之后，不敢胡作非为，肆意北上。清廷不时利用湘军的内部矛盾来分散曾国藩权势的过度膨胀。1863年，左宗棠被超擢为闽浙总督，两万余人从湘军中分离出去。左氏升迁如此之快，蕴含有清廷以此牵制曾国藩的意图在内。更为突出的是，在曾国藩于1864年春夏间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互争江西厘金税收的问题上，清廷竟置正在合围金陵的嗷嗷待哺之数万湘军于不顾，采取两掣其平的手法，谕准户部所奏江西厘税半归本省，半归湘军。面对清廷此种态度，曾国藩甚感伤心失望，“心中郁闷殊甚”[7]，“因饷事十分恼怒，而又念兵事无休无了，己身之力小任重，抑抑不自得，久不成寐。”[8]因此，曾国藩在表面上“有督帅之授”，实际上是受命于危难之间。清廷正是采取扶植曾国藩部下将领的手法，使其若即若离，达到分而制之的目的。对于曾国藩的嫡系部队，清廷更以严密监视。曾国荃“以一人而统九十余里之围师，困数十万之悍贼”[9]，未免有争功之意，时刻促使清廷对其加以警惕。在攻陷金陵之前，上谕一再申儆：“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唯曾国荃是问。”[10]其实，这是希望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共同协力，速竟全功，以免功归一人，从而出现无法控制的结果。攻陷金陵后，清廷谕令曾氏兄弟追查天京金银下落，提出严重警告：“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然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11]这一峻厉之谕，一扬一抑，使得曾国藩如履薄冰，由此可见清廷时刻对曾国藩及其湘军嫡系怀有戒备防范之意。因此，在天京失陷之后，曾国藩权倾一时，成为“中兴之臣”之首，且清政府封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这是何等的恩赐和荣耀。但实际上清廷对曾的猜忌更加强烈，有暗伏杀机的危险。曾国藩最终出于对清政府的忠义，避免清廷的猜忌和不安，也使自己不陷于“狡兔死，走狗烹”的境地，做出停解部分厘金，裁撤湘军，并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的决定。第三阶段：“剿捻”时期 在遭受一系列打击之后，曾国藩大有看破红尘之感。他曾说：“国家堪忧，残喘余生，安得即归去，遁迹山林，不阅世事也！”[12]然而，在1865年5月，“剿捻”主将僧林格沁被击毙，清廷发出五道谕旨，而此时曾国藩正值心情不佳。因为4月时，那拉氏亲拟谕旨，斥责曾国藩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暗使离间，诸多协制等等，曾国藩为此事“坦然寡欢”，“忑然不安”[13]。虽然他感到自己渐为清政府所冷淡和疏远，但是他出于对革命人民的仇恨和对统治阶级的忠诚，抱着老病之躯，奔赴战场。最终，曾国藩“剿捻”失败，他“惭惧不堪”“焦愤成疾”[14]，上疏请求辞职。实际上，这时曾国藩还没有最后下定走的决心，他仍认为清政府或许会象以前那样，降温旨慰留，令其继续为“剿捻”立功，最后将捻军镇压下去。然而他得到的是严旨切责，令其回两江本任，授李鸿章专办“剿捻”事宜。虽然“剿捻”最后成功，但是整个清朝如粪墙朽木，曾国藩的“中兴”希望至此落空，使他陷入悲伤和苦恼之中。第四阶段：天津教案时期 “剿捻”之后，曾国藩忧思过度，身体愈衰。但是接到清廷谕旨，令其前往查办“天津教案”。他再次出于对清政府的一片赤诚之心，成为镇压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刽子手。在曾看来，民族的安危，人民的利益都是次要的，只有保住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才是最重要的。因而他权衡利害，采取了“曲全邻好”“媚外求和”坚决与革命人民为敌的方针，最终受到舆论的指责，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此时他希望清廷能稍加维护，不料，那拉氏为了推卸责任，竟然也责其“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15]， 并派李鸿章复查“天津教案”。这等于公开宣布，“天津教案 ”完全是曾国藩个人办坏的，由于他的软弱无能，才使清政府不得不中途换人。至此，“英雄末路”的曾国藩由天津回到江宁仅一年多的时间，由于隐痛太深忽然死去。二清政府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的原因何在？首先清朝封建王朝自建立后，满汉矛盾一直存在。因此满洲贵族在入主中原以来，在严厉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牢牢牵制人们思想观念的同时，又在政权和军权上对汉人采取不信任，不予重用的态度，尤其在军事上，“以驻防兵钳制天下，不轻以汉人司兵权”[16]。因此，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过程中，不得不起用曾国藩等汉族官员以及湘、淮军为之效力卖命，但自始至终都怀有畏惧猜忌之心。其次，清廷之所以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主要是因为在天京攻陷之后，湘军内部矛盾重重已经分崩离析，而这时淮军的势力强大起来，这就为清政府对曾国藩开刀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曾国藩一生忠君原因又何在？首先，他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这个家庭保持着十分浓厚的礼教传统与森严的封建秩序，培养了曾国藩对封建礼法的忠诚信仰；再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同曾国藩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其二，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修，齐，治，平”的儒家传统思想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且在长期的苦读和从军从政过程中，曾国藩逐渐成为一位集中国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大成者、理学经世派和“旷世济世”的情怀，使他一直恪守忠君敬上的人生信条。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以对清王朝的一片赤诚之心，历尽艰难困苦，忍受侮辱折磨，始终为维护传统礼仪纲常重新规范社会秩序，达到“立功”“立言”“立德”的人生境界而奋斗不止。其三，与他本人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密切相关，曾国藩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的一生，既要自强不息，奋斗进取，建功立业，又要自我克制，寻求“惜福之道，保泰之法”。他特别重视“刚柔互用”之术，主张“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追利，则当谦退。”[17]在“强矫”方面，他特别强调的是自胜，而不在胜人。这是因为能自胜者，才是真强、真硬。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颜子所说的“不贰过”。在“谦退”方面，他特别强调为人处世必须谨小慎微，做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曾以自己的实际经历作出结论说“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痛列，歉以施于同列，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凡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而。”[18]遵循这一思想原则，曾国藩在具体行动上尤其注重对谦和、忍退的实际运用。当官位愈高，权势愈大时，他时刻提醒自己对清廷更加忠诚，并常存冰渊坠坠之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凡人我之际，须得看平，功名之际，须砍得淡，庶几胸怀日阔”[19]“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20]用顺从天命的态度看待工人的利害得失和成败祸福，这种拘谨深沉而又保守的气质，对于他循规蹈矩走正道，忠于清廷起到很重要的影响。正如费正清说：“它非常适合于坚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线。”[21]第四，曾国藩的“忠君”思想又与清廷的拉拢政策而加强。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从道光二十年授翰林院计起，到二十九年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这对于“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在升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22]，曾国藩认为，自己有如此机遇，主要是“荷皇上破格之恩”，对于皇恩浩荡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862年，当他与劳宗光互争粤厘洲，清廷抑劳而重用他，并指出：“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亦实难其选。”[23]而且清政府对于李秀成被擅自处死之事以及幼天王逃走之罪未于深究。清廷对他越信任重用，越使他愧怵战兢，只图报效，所以“忠君之忿重”，“立名之志浅”[24]，“唯有竭尽勇锐，以办江介之事，此外非所敢知也”[25]，这是促使曾国藩即使遭到清廷猜忌和疏远，也一直忠心耿耿地为清廷一次又一次的卖命。综上所述，曾国藩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封建忠臣，无论是在不被重视，被猜忌还是最后被疏远，他对清王朝的一片“血性忠诚”之情始终没有改变。曾国藩终因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抑郁而死，结束了他一度辉煌而又困惑的一生。他始终没有摆脱不幸的政治命运，正所谓“命运是被情势所改变和扭曲的生存态”[26]。曾国藩的忠君思想，让人可敬又可悲，他的一生不愧是“忠毅人生”。
曾国藩孝悌立家伦理思想分析
论文摘要： 曾国藩的家庭思想以孝为核心，他把孝悌作为立家之本，认为“孝友为家庭之祥瑞”；身可在外，孝思常存；兄弟之际，惟爱以德，在扬弃传统孝道的同时终身实践之，形成了既继承传统又体现时代特点的孝思针对现代家庭伦理重心下移、“倒孝”现象严重的实际现状，曾国藩的孝悌伦理无疑有可借鉴之处。
论文关键词： 曾国藩 孝悌 立家之本
曾国藩，一位上颇有争议的晚清大儒．他极为赞同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的观点．加之深受曾氏家族“孝友传家”优良传统的影响．他认为孝悌伦理乃是立家之本．他常告诫其兄弟子侄要“以孝立身．敬亲爱亲”．反复强调为人子者应在“孝悌”二字上用功．“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瑞．．”孝悌”是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一生躬行履践的规范．在其家信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孝友”内容的达到数百封之多．这是其平生奉行“孝友传家”准则的最可信的见证
一、“孝友为家庭之祥瑞”
曾国藩视孝友为家庭立足、和睦、延续之根本，在其“致祥”中．首先强调的就是“孝致祥”在他看来．孝友之家首条就是对长辈要奉养和敬爱．子孙对老人是否孝敬是得到吉祥还是遭到祸殃的最为灵验的事情。他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曾国藩对“孝友为家庭之祥瑞”深信不疑．他认为孝友为立家之本、齐家之宝．一家若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妯娌相能．和睦相生．便生机盎然．其乐融融。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就曾写信给诸弟说：“季弟又言愿尽孝道．惟亲命是听一．．若诸第在家能婉愉孝养，视无形，昕无声，则余能尽忠，弟能尽孝，岂非一门之祥瑞哉?”他指出：“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
二、身可在外。孝思常存
曾国藩作为晚清大儒．他将传统意义上的孝观念予以扬弃．形成了既承接传统又体现时代特色的“孝思”他认为一个人即使不在父母身边．但对父母的孝是永远不能丢弃的仔细阅读曾国藩的家信，但凡给长辈的家信总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开头是孙男或男或侄“跪禀”祖父母或父亲母亲或叔父母“膝下”或“万福金安”．结尾则多是“××谨禀”或“××谨呈”等这虽是一种格式用语．但也足见远在千里之外的晚辈对长辈殷切的孝心在其祖父病重期间，他给几位弟弟写信到：“祖父大人之病，日见日甚如此，为子孙者远隔数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竞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受．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他得知父亲因过多躬亲家事而身体不适时，马上写信说：“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荫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男愧居官位，服役以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并再三嘱托诸弟代父劳苦．尽早尽孝．以宽解父亲的疲劳曾同藩除了自己竭力尽孝以外．还兄弟子侄：“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忽，于母亲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与叔父处敬爱兼至、无稍隔阂”。
三、兄弟之际。惟爱以德
曾国藩对诸弟的情感和教育．都是围绕“德”进行的，他爱兄弟以德，不爱之以姑息，并且指出：“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在其家信中他说：“我去年曾与九弟闲谈，云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弟。何也?但愿兄弟五人，各各明白这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者，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者，是弟之罪”这些情真意切的表达中可见曾国藩把教诸弟进德视为己任．“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由是观之．曾国藩爱兄弟以德，并没有将德幻化，而是将德与孝紧密结合起来，使其具体化、实在化，他要求诸弟从日常生活用度之间去践行孝。
曾国藩在给其兄弟的家书中谈到，如果自己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言，他说:“以后吾兄弟动气之时，彼此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由于曾氏家族做到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家族中尽管人丁繁多，但家庭和睦异常。“余于家庭有一欣慰之端，闻抽埋及子侄辈和睦异常，科一、三、四有姜被同眠之风，甲三、五等亦爱敬兼至。此足卜家道之兴”。
四、曾国藩孝梯思想的现代价值
朱贻庭教授认为，探讨传统家庭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应注意现代家庭伦理的“原源之辨’，。二此“原源之辨”对于曾国藩孝梯伦理的现代价值的探讨同样适用，上文对曾国藩孝梯伦理思想较为全面的梳理是“源”，而我国家庭在其结构、功能、伦理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变化是“原”．面对现代家庭领域出现的种种伦理现象和问题．曾国藩孝悌伦理的“源”无疑是一种可借鉴的宝贵的思想资源．挖掘其现代价值．有助于解决现代家庭巨变“原”所出现的问题和消极方面的影响
第一．爱戴父母，尊老敬长在曾国藩孝悌思想中．他首先继承了传统孝的最基本的精神．即对父母孝养的观点。他一生为官在外，不能亲身侍奉父母，深感愧疚。但他从没有忘记对父母的孝思．在给其诸弟子侄的信中。一再嘱托他们要孝养长辈；尽管他为官之初，非常 拮 据，但仍不忘给祖父母、父母及叔父母寄甘旨之需，并叮瞩好服用之法：置袍褂以保冷暖，并告知收藏之法和穿着之方：延问健康等．他的这些孝养之法．体现着人类天伦之爱的至性至情，在当代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随着现代家庭结构逐渐走向核心家庭．家庭关系化及家庭观念的变化．对曾国藩的“孝”需要加以创造性的转化，损其当损．益其当益他的养亲、敬亲、尊亲的思想必须加以肯定。不同的是．现代家庭是权利平等的成员通过血统关系联合起来的不同年龄的集体．父母和子女问的关系是民主、平等的。因此．现代所提倡的孝，是建立在父子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孝．是亲子人格平等前提下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它是现代家庭中调节亲子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老人得享天伦之乐的伦理保障。这就告诉人们。作为东方之美德的孝在现代社会并没有过时．它依然是天下为人子者最基本的德性
第二，长爱幼敬，同甘苦，共患难传统认为，在夫妻、亲子及兄弟三种主要家庭关系中．只有兄弟关系持续时间最长兄弟之间基于相同遗传基因．从小便处于同一个家庭之中，长期的共同生活、娱乐、劳作培养了他们相互依赖、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认同和亲密情感，而同居共财的生活模式更强化了这种认同心理。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兄弟关系及其对家庭和睦的影响从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把兄弟之情看得非常重要，他爱兄弟以德，不爱之以姑息：他教兄弟读书明理、孜孜不倦；他以身垂范．自树榜样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家中主持家事的四弟曾国潢．千万切记勿伤兄弟间的和气，以保曾氏家族的长盛不衰从家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诸弟感情之深、心胸之广、气量之大，令人感服。
家庭内部兄弟关系是一种平辈关系。具有较多的平等因素用以规范父子关系的“孝”．其“内衍”即是规范兄弟姐妹问的伦理关系“悌”．因此古人以“孝悌”为仁之本悌的具体内容即“兄友弟恭”。就是说兄长应该爱护弟幼．弟幼应当尊重兄长．兄弟和睦友爱。家庭才能有真正的幸福。因为父子冲突，社会不允许因此而离父别居．解散家庭。夫妻冲突可以导致双方离异，但在传统社会中，妻子的离去并不意味家庭崩溃。只有因兄弟冲突而分家，才真正标志着一个家庭的解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作为曾门长子的他在早年把主要精力放在几个弟弟的上．并认为自己对长辈的孝就体现在教导诸弟上．从道德文章到为人处世。从饮食起居到身体安康．无论是在官在军 ，无一不在他胸臆 中，他谆谆告诫家中诸弟：“第一，贵兄弟和睦。第二，贵体孝道”把“贵兄弟和睦”与“贵体孝道”一起看作是力挽家运的良策但由于兄弟乃平辈关系，相互间不存在绝对服从的纲常制约．因而比其他家庭关系容易导致矛盾和冲突．一旦出现应“互相箴规而惩改之”。
在现代家庭中，兄妹同胞间需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当然，我们今天提倡的同胞友爱．不同于曾国藩以长幼秩序为前提的友爱．而必须贯彻平等的原则，更不能有性别歧视，重男轻女，既然一母同胞．男女同具骨肉深情．同样应该友爱相处。一人有难，大家支援，一人有喜，阖家同乐，兄友弟恭．姊爱妹敬．这样就可以促进家庭关系的融洽。增进家庭生活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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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他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 留学 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下面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曾国藩生平 事迹 及评价，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曾国藩的人物生平 1.组建湘军 1851年(咸丰元年)1月， 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事。5月，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批评咸丰皇帝。咸丰帝没有读完，就愤怒地将奏折摔到了地上，立刻召见了军机大臣要定他的罪，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他很可能陷于不测之罪。曾国藩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紧张，立刻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从此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长道短。 1852年(咸丰二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 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军、绿营官兵来对付 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已不堪一战。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 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 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 1853年(咸丰三年)，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 团练，称为湘勇。8月，曾国藩获准在 衡州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 ，并派人赴 广东购买 西洋 火炮，筹建 水师。 在团练湘勇期间，他严肃军纪，开辟新的军队，他先后将5000人的湘勇分为塔、罗、王、李等十营，先后将团练地点由长沙迁至湘潭，避免与长沙的绿营发生直接矛盾。 2.大战太平军 1854年(咸丰四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 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 他声称 太平天国运动是“ 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 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在 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石祥贞部击败，投水 自尽，被部下所救。七月二十五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大喜过望，令曾国藩署理 湖北 巡抚。然而，大学士 祁隽藻进言，称“曾国藩以 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收回成命，仅赏曾国藩 兵部侍郎 头衔。12月2日，曾国藩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2月12日夜， 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曾国藩愤怒至极，打算策马赴敌以死， 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曾国藩坐困 南昌。9月2日，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史称 天京事变， 南昌解围。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2月20日，其父去世，曾国藩偕弟曾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在当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5月19日， 李续宾、 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 九江。7月13日，曾国藩接咸丰谕出办浙江军务，于8月15日抵达南昌，与 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在三河之役战死。12月，曾国藩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11月，曾国藩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3.攻占南京 1861年(咸丰十一年)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9月25日，曾国藩移住安庆。12月20日，曾国藩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同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1月31日，曾国藩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二月十四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四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五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六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十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 1864年(同治三年)7月，湘军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对无辜平民展开 屠杀与抢掠，当时的南京城被烧毁，平民死伤无数，南京人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为“曾剃头”、“曾屠户”。7月，朝廷加曾国藩 太子太保、一等 侯爵。 曾国荃赏 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此起曾与平定 太平天国战功居次之 湖广总督 官文双方形成集团政争白热化。八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 4.追剿捻军 1865年(同治四年)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曾国藩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六月十八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 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 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 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曾国藩奉旨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 曾国藩根据捻军行踪不定、流动作战的特点，采用了“重点防务、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的对策，但最终全部失败。后来，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线”，希望借此天堑消灭捻军。 5.主办洋务 1867年(同治六年)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六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曾国藩抵达北京，拜见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帝。 6.天津教案 1868年(同治七年)，曾国藩改任 直隶总督。 1870年(同治九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 射击 ，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 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 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 正在 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十分惊恐，甚至出发前立下遗嘱，他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 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没有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 张光藻、知县 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 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被称为“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曾国藩匾落拔除烧毁就是因为此事)。 朝廷命其处理“ 天津教案”。曾国藩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 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处理“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 7.回任两江 1870年(同治九年)， 两江总督 马新贻被平民 张汶祥刺杀于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 南京审理该案。 1871年(同治十年)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九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十一月抵达上海。 1872年(同治十一年)2月27日，曾国藩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遗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 陈兰彬、 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 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 刘翰清“沪局选送事宜”。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 3月20日，曾国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发脚麻， 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 1873年(同治十二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 望城区)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曾国藩的主要成就 1.政治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 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2.军事 曾国藩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内涵极丰，集显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着。他说，“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因此，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 教育 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好影响了几代人，且不说其同时代的湘、淮将领以曾国藩为楷模，就是其后的黄兴、蔡锷等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曾国藩治军方略也推崇备至，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采用西法编练新军时，还采纳了曾国藩治军的许多做法。民国军事家蒋方震在他的《国防论》中赞赏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还说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国藩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泽东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3.文学 曾国藩继承 桐城派 方苞、 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 湘乡派”，乃 湖湘 文化 的重要代表。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 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又选编了一部《 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 湘乡派。清末及民初 严复、 林纾，以至 谭嗣同、 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 诗集》、《 读书录》、《 日记 》、《 奏议》、《 家书》、《 家训》及《 经史百家杂钞》、《 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 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 为学之道》、《 五箴》等著作。 4.思想学术 曾国藩一生奉行 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 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 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 气学、 理学和 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 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 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 张子之《 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 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 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 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5.处世交友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6.治家方略 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孝容易理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在曾国藩家书里，一般都以为他给孩子写的信最多，事实上他写给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见他对兄弟之间关系的重视。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 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潘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 家庭教育 。所以，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7.书法 曾国藩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为他历史上的重大影响所掩盖。 曾国藩对于书法理论的阐述见其《日记》、《家书》及一此 文章 中。他首先对当时阮元抛出的南北书派论有独到的认识，他既赞成又提出批评，主张南北兼而有之。他对书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说。从乾道——阳刚美——着力——雄奇——大气，从坤道——阴柔美——不着力——淡远——韵胜，形成了他一个系统的书法理论观。曾国藩一生勤勉于书法创作，走过了一条由泛而专，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万字的《日记》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一部巨型书法作品。他的 楷书劲健刚拔，竖起了一面承唐继宋明而刚柔相济的正书旗帜。他的行书劲健遒俊而华美。他的 小楷与小行书是整个清代的典范。他应是与同代包世臣、 何绍基齐名的大书家。 历史评价 《清史稿》：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於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国藩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胡林翼：曾公素有知人之鉴，所识拔多贤将。 李瀚章：其深识远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 石达开 ：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薛福成：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佚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曾国藩目送江忠源曰：“此人必名立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亦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 左宗棠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李鸿章：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朱孔彰：中兴景运，群公辈出，十年之间，削平大难，非天生圣相而振兴之，乌能若是邪?然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饶之志，宏济艰难，虽曰成功者天，抑亦人谋也。赵衰之言曰：“说礼乐，熟诗书，为元帅。”孙叔豹之言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谓为三不朽。”公独兼之。至天津之役，攘垢忍尤，以安邦国，老成至计，谋出万全，可谓至忠矣。 梁启超 ：①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②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王闿运：用将则胜，自将则败。 容闳：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称旧教之特产人物。 章太炎：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 蔡锷：①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之铮佼者，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个世纪。②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蔡东藩：若曾、胡二公，文足安邦，武能御侮，清之不亡，赖有此耳。 毛泽东：①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②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蒋介石 ：①曾公乃国人精神之典范。②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 陈公笃：国藩素拘谨，其才不如胡左，而功倍之，独知人善用，是其特长。 胡哲敷：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 萧一山：国藩以严谨胜，宗棠以豪迈胜。 徐中约：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 看了“曾国藩生平事迹及评价 ”的人还看了： 1. 曾国藩的成功故事 2. 曾国藩的经典语录 3. 曾国藩近代史论文 4. 关于曾国藩成功的秘诀 5. 曾国藩成功之道的现代启示
《曾国藩家书》读后感今天有幸读了《曾国藩家书》，让我感受很深的地方有许多。如：在家书中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对子女的学习教育非常严格的父亲。他很多家书中都要求其子，把日常练习的字，诗词等作品寄给他看，然后，他再根据他们的学习情况加以指导，他指出“读书宜专，习字宜恒”。同时他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次其子久病不愈，他信中仔细询问有没有在吃药，吃了什么药等等。还建议要想身体健康关键是平时要加强锻炼，不能一味的靠吃药，“饭后千步走”是个不错的健身方法。曾国藩作为国之栋梁，人们眼中最好的儿子、最好的哥哥、最仁慈的父亲，其后世子孙中大师级人才辈出，遍布海内外。曾国藩的家教或许给出了答案。在曾国藩的330多封家书中讲求人生理想、道德修养。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的君子”。与曾氏家教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教育目标发生了偏差，我们过分的重视了“才”的教育，忽视了“德”的教育。什么是曾国藩所说的“君子”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已有定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皆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者谓之君子，才胜德者谓之小人”。愚人不足为社会患，小人却是社会的大患，“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振聋发聩，值得我们深省呀。我们的小学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的“重负”主要来源于学数学、学写作、学英语、学各式各样的特长……。与曾氏家教比，我们的道德教育大都停留在空谈、口号的层面。小学教育应当是生活教育，教育孩子们明白人与人的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兄与弟的关系，知道人与人的关系才能把人做好。让孩子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应该尽什么义务，应该行什么礼节，这就是教育。旧时代的《弟子规》就在规范孩子们的行为，培养孩子们有修养、明事理方面做的很好。《曾国藩家书》中对弟子的教育也是从生活行为入手，着眼道德培养。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却把这些忽略掉了。有人戏称我们和孩子是“非常6+1”的关系，6个大人围绕着1个孩子转。再穷也要富孩子，致使许多孩子生活不能自理，不知道生活的艰辛，追求享乐，攀比虚荣。许多孩子也习惯了自己的中心地位，人人为我，我还为我，极度自私。这样的孩子都不懂也不会去敬爱自己的父母，“孝”是“仁”的基础，不懂得敬爱自己的父母，又怎么会爱他人、爱祖国。对家庭失去责任感，又会去担负什么社会责任呢？不“修身”怎能“齐家”何谈“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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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后来者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他整肃政风、倡学西洋，开启"同治中兴"，使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又苟延残喘了60年，其功业无人可以效仿，而他的著作和思想同样影响深远、泽被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是从清朝官吏到现代很多人都崇拜的主要偶像之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曾国藩影响之大。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人物，其所著的《曾国藩家书》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极具说服力和感召力，从中可以感知其修身、教子、持家、交友、用人、处世、理财、治学、治军、为政等各个方面，真实而又细密，平常而又深入，可谓字字良言，句句妙语。尽管曾氏著作留传下来的太少，但仅一部家书足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使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曾国藩的家书，共有330多封，是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行军类、旅行类、杂务类，共10大类。
《曾国藩家书》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诸如：修身、齐家、为学、治军、政事、处世、用人、交友、理财、养生等各个领域，是其一生治政、治家、治学、治军的主要思想的反应。本书分为修身篇、劝学篇、治家篇、理财篇、交友篇、为政篇及用人篇。透过曾国藩写给家人的书信，我们可以得知其对事物的独到见解，及其面临家事、人事、军事、国事等大小问题时所采取的处理方法。在很多的书信中都有记载，曾国藩更是总结了自己的得意与失落，用自己的经验教育诸兄弟，特别是曾国藩对于子女的品格教育，直至今日，仍足以作为现代父母教导子女、树立良好家教的绝佳典范。
读《曾国藩的家书》，不难联想到现在的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有些问题也不容我们回避和粉饰。如邓小平晚年提出的教育问题。“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我们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现在的社会、家庭也为孩子的教育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与金钱，孩子们不堪学习重负也成为普遍社会现象。但教育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信仰缺失、极度自我、道德沦丧、浮躁空虚等，教育问题不荣乐观。曾国藩作为国之栋梁，是人们眼中最好的儿子、最好的哥哥、最仁慈的父亲。在曾国藩的330多封家书中，他讲求人生理想、道德修养。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的君子”。这也折射出我们教育的问题来，我们的教育似乎太过重视“才”，忽视了“德”的教育。我们的道德教育大都停留在空谈、口号的层面。
《曾国藩家书》中对弟子的教育是从生活行为入手，着眼道德培养。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却是一味地让孩子学技能，导致了很多孩子不懂得“孝”是“仁”的基础，不懂得要去敬爱自己的父母。这样又怎么去爱他人、爱祖国。?对家庭失去责任感，又会去担负什么社会责任呢?不“修身”怎能“齐家”何谈“平天下”?这些都值得我们的深思。
读《曾国藩家书》，让我们看到了作为史上名臣曾国藩的另一面，那就是人性中最美丽最温馨的善良之光的闪现。那一封封家书，无论长短，字里行间充满的是对亲朋好友的挂念、关心和关怀，字里行间充满的是中华民族最美好的道德——孝悌。一代名人重臣通过家书让我们看到了他深厚的道德修养。看曾公的家书，感受到的是他骨子里那份对家人的浓浓亲情。作为一个在京城做官的人，曾公在给祖父的一封家书中写到，“在京为官之人都是东拆西借的过日子……”曾公在家书多次提到生活的艰难，但是总是尽力的帮助家人和亲朋。看到这些，我感动了，而且感动的想流泪。如今，我们生活的时代，虽然物质生活非常富足，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很迷茫，很困惑。也许我们困惑迷茫的原因是我们心里少了像曾公一样的亲情和友情。
也许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诱惑太多，也许是因为人人都忙于追名逐利，如今，人与人之间曾经拥有的浓浓亲情和友情好像在逐渐变得淡薄，维系人与人之间感情联络的纽带越来越脆弱，感情的深浅和好坏全维系在利益的天平上。一旦利益的天平严重失衡，曾经浓厚的亲情和友情就会变得寡淡如水。古人所云的“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的人间百态，在当今物质极度文明的社会上更加凸显。我们将一切都归咎于穷和富这两个字，似乎有点偏薄。《曾国藩家书》一书中，从很多家书里我们都能够看出作为为官之人的曾公生活的艰难，有些时候冬天要靠外官进献的炭资钱过活。这样的生活境况也许现在人觉得不可思议，更不敢相信，但是，当时曾公的生活境况就是如此。即使如此，他还时刻不忘尽最大努力接济家人和亲朋好友。看了曾公的家书，我有点顿悟了，维系亲情和友情的金钥匙不是名利，而是深厚的文化修养和道德熏陶。
曾公在家书中，上千次的提到他的弟弟们学习状况，从中可以看出曾氏家族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曾公家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份浓浓的亲情和友情，来源于曾公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积淀。所以说，改变人的素质，真正的根源还在于教育和文化。今天，现代人缺失的正是物质的超前发展和教育的相对滞后，物质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如今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
当下的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迫切的问题是发展文化和教育。经济可以改变人的生活状况，而文化和教育可以改变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素质。民强方可国富，民强首先强的应该是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没有文化和道德修养的人，即使披金戴银，拥有万贯家财，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动物而已。因为人毕竟是靠感情维系的动物，没有感情与禽兽无异。
本学期，有幸读了《曾国藩家书》，让我感受很深的地方有许多。如：在家书中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对子女的学习教育非常严格的父亲。他很多家书中都要求其子，把日常练习的字，诗词等作品寄给他看，然后，他再根据他们的学习情况加以指导，他指出“读书宜专，习字宜恒”。同时他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次其子久病不愈，他信中仔细询问有没有在吃药，吃了什么药等等。还建议要想身体健康关键是平时要加强锻炼，不能一味的靠吃药，“饭后千步走”是个不错的健身方法。
曾国藩作为国之栋梁，人们眼中最好的儿子、最好的哥哥、最仁慈的父亲，其后世子孙中大师级人才辈出，遍布海内外。曾国藩的家教或许给出了答案。在曾国藩的330多封家书中讲求人生理想、道德修养。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的君子”。与曾氏家教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教育目标发生了偏差，我们过分的重视了“才”的教育，忽视了“德”的教育。什么是曾国藩所说的“君子”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已有定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皆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者谓之君子，才胜德者谓之小人”。愚人不足为社会患，小人却是社会的大患，“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振聋发聩，值得我们深省呀。
我们的小学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的“重负”主要来源于学数学、学写作、学英语、学各式各样的特长……。与曾氏家教比，我们的道德教育大都停留在空谈、口号的层面。小学教育应当是生活教育，教育孩子们明白人与人的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兄与弟的关系，知道人与人的关系才能把人做好。让孩子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应该尽什么义务，应该行什么礼节，这就是教育。旧时代的《弟子规》就在规范孩子们的行为，培养孩子们有修养、明事理方面做的很好。《曾国藩家书》中对弟子的教育也是从生活行为入手，着眼道德培养。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却把这些忽略掉了。有人戏称我们和孩子是“非常6+1”的关系，6个大人围绕着1个孩子转。再穷也要富孩子，致使许多孩子生活不能自理，不知道生活的艰辛，追求享乐，攀比虚荣。许多孩子也习惯了自己的中心地位，人人为我，我还为我，极度自私。这样的孩子都不懂也不会去敬爱自己的父母，“孝”是“仁”的基础，不懂得敬爱自己的父母，又怎么会爱他人、爱祖国。对家庭失去责任感，又会去担负什么社会责任呢?不“修身”怎能“齐家”何谈“平天下”。
我建议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都来读一下《曾国藩家书》，这些书信中富含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论中国传统教育与家庭教育 所谓“观果而思因”就是观其结果而想到它的原因；或者说是预知其结果而要思考其原因。反言之，因为有了其原因才导致其结果的产生。纵观中国现今教育，为什么至今仍无得到很好的改善？大学生为什么在毕业后仍很难找到好工作、自己喜欢的工作？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孩子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教育方式与受到家庭教育这两大社会因素所影响，从而导致了缺乏实践经验、缺乏创造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必然的结果就是找不到好工作、得不到公司的赏识。 在北京，每到招聘时节，各大人才市场就人山人海。左看是个大学生、右看也是大学生，可谓是大学生泛滥。因为这样各公司选择人才的目标也就多了，就算某个大学生好不容易被某公司选中，可是当面试时也缕缕落下，被打道回俯。 现在中国的学校都因传统教育的影响，注重的都只是学习成绩，而没有更好地教学生如何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与实践工作相结合，导致了学生就只有天天想着如何去把学习成绩搞好，成天埋在书堆里“啃”书，而不知道怎么去运用这些知识，这是他们最终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落败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也在于家庭教育。在中国的家庭中，父母对子女那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已屡见不鲜。孩子从小就在父母的强迫下学音乐、学画画、学体育等等，很多父母从来就没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在现在学习负担如此重、压力如此的大的情况下，想不想再去学这些东西；加上父母对孩子的腻爱，不让他们做这，不让他们做那，父母每样都帮他们完成，也导致中国的孩子从小就产生了依赖心理，这样就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坏习惯。从而使得中国孩子的失去了自己应该有的天性，失去了自由…… 我在《读者》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国外的老师因为喜欢杭州而来到杭州在一所中学校里当英语老师。在最初的一年里，这名国外来的老师用自己在西方的教育理念来教导学生如何把英语学得更好，这在学生当中起到了相当好的效果，学生的口语说得越来越好，英语成绩也有所提高。可是学校和家长确认为这位外国老师的教书方法不对，因为他们发现，每当这位老师上课时，她的课堂是非常嘈杂的，他们的话来说是很“乱”的，这不像一个课堂，而像一个“菜市场”，家长给校方提出换老师，校方就找这位外教谈，说能不能让她改变一下她对学生的教育方式？外教对校方的回答是“那我辞职”！校方听了，问她：“为什么？你不是很喜欢杭州吗？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你喜欢的城市？”这位外教说：“我确实很喜欢这座城市，但是我的教育理念在这里得不到施行！”就这样那位外教老师离开了这座她所热爱的城市，原因确实教育理念的不同…… 另外，中国的动画产业一直以来都得不到提高，做出的片子也只局限于儿童，而没有适合于大众的动画片。一些动画师也一谓模仿日本、韩国、美国等一些国外的动画制作。先天想象力的丧失、创造力缺乏、创造思维淡薄，是导致中国只看他国的动画片，而不去关注国内动画，使得中国动画产业迟迟得不到提高的直接原因。 这几则例子都说明了中国的传统教育和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太深。其实我们并是要求我们要放弃中国的传统、不去学习西方文化教育。而是希望找出起为什么发展不起来的根本原因，让他们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发挥最好的作用，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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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秀珍是一位台湾著名的演员，曾出演过许多电影、电视剧、戏剧和综艺节目。她曾在台湾电影史上取得了很多成就，并荣获许多荣誉。她的作品包括《地狱少女》、《爱情算命》、《太子妃》、《新世纪福音战士》、《金枝欲孽》等等。
冯昊梁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科学家和教育家，他出生于湖南衡阳，自小就表现出对科学的浓厚兴趣，他在初中阶段就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在中学阶段就获得了国家级奖学金。他的大学教育专业是物理，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在2006年获得了最高学位。同时，他还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曾在多家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激光、量子计算、半导体光学等方面，并获得了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的多篇论文引用，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此外，冯昊梁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曾在多所国内高校任教，负责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还担任多家学术刊物的编辑。
李住导师是我校特聘的外籍教授，她是一位资深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拥有丰富的学术经验。她曾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从事过多年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文化交流、民族关系、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李住导师拥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位，其中包括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的社会学硕士学位。此外，她还拥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社会学硕士学位，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博士学位。此外，她还拥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社会学硕士学位，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博士学位。
写唐朝历史的书知乎1.给我推荐一本写唐朝历史的书吧,历史性的,最好写的很详细陈寅恪《唐代政治史》《新唐书》，不推荐《旧唐书》，旧唐书里面有些内容因为各种政治原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修改过。赫连勃勃大王的《帝国的正午》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主要是唐代的政治《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的隋唐部分，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一般通史都是把朝代的各方面讲的全面《剑桥中国隋唐史》另外，以下是我在其它地方找的，专业性比较强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黄永年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8p)q8G.y&~'l《唐史十二讲》黄永年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著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三《隋唐五代史纲要》杨志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汉唐史论稿》汪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胡如雷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历史与文化部分：新唐书西域传》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2003年版《贞观政要》（唐）吴兢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五代）王仁裕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唐国史补因话录》（唐）李肇赵璘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达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唐代的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既国际唐史学会研讨会论文选集》，朱雷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爱宕元著，京都同朋舍，1997年2月。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史念海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N/《唐代的外来文明》（美）爱德华?谢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唐朝文化史》徐连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7《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著三联书店1988年版《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荣新江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政治学院）《幻术奇谈》周楞伽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中外文化交流史》王介南著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f0A&Y0M《唐代文化史研究》（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之九十二）罗香林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据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影印《汉唐文学与文化研究》孙映达单周尧主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中外文化交流史》沈福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_/K(H-N《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王永平著社会社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王金林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Century，徐芳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西域文化史》，余太山主编，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12月^《移民与中国文化》范玉春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李喜所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唐代九姓胡与突劂文化》蔡鸿生民俗研究部分：《中国民俗研究史》王文宝著合龙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吕一飞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0唐代对外关系研究：；《汉唐中日关系论》，王贞平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3月《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吴玉贵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突厥史》林干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1q_《突厥史》薛宗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王小甫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著中华书局2003年6月〈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林梅村著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林梅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综合杂论：《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国学岑仲勉著中华书局，1990年版。论坛《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Z5岑仲勉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Z2《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民族交通卷》4刘俊文主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唐史论丛》2、3、6、7辑史念海主编唐研究》（1-9卷）荣新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北京《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卢华语主编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唐史研究丛稿》严耕望著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其他：隋唐文选学研究》汪习波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7《唐代文学与佛教》孙昌武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王汝涛著岳麓书社，2005年版。《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荣新江主编b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孟宪实著齐鲁书社，2004年版。《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学黄正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5李孝聪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西域通史》余太山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唐代美学史》吴功正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中国隋唐五代宗教史》梁鸿飞赵跃飞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李彬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2.请推荐讲唐朝历史的书籍幽默风格的：1、与当年明月同为天涯网友的宗承灏创作《大唐帝国——正说唐朝三百年沧桑与辉煌》2、《朱温灭唐》3、《大唐帝国的兴亡——一个巅峰王朝的全景史诗》4、《李世民的七宗罪》正史篇1、《资治通鉴》2、《中国历代通俗演义》隋唐卷蔡东藩3、《旧唐书》4、《新唐书》5、《帝国的正午》赫连勃勃大王传记篇1、《755——中国历史的转折》2、《细说唐朝》黎东方3、《正说唐朝二十一帝》4、《天可汗时代》电视剧《贞观长歌》、《武则天》、《隋唐英雄传》、《大明宫词》、《大唐歌飞》《唐明皇》、《大唐情史》、《秦王李世民》。3.写唐代历史的都哟哪些书基本史料新旧唐书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岑仲勉：《隋唐史》汪篯：《隋唐史论稿》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王仲荦：《隋唐五代史》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宝祥：《唐史新探》胡如雷：《李世民传》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唐长孺：《隋唐制度三论》等等张国刚：唐代官制。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张泽咸：唐代工商业。？？弓：唐朝？}？[制度初探。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章群：唐代蕃？⒀芯？张日铭：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郑学檬主编：唐文化研究。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日]铃木俊等：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日]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李鸿宾。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汪篯隋唐史论稿。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艾冲：唐代都督府研究兼论总管府·都督府·节度司之关系。唐研究论文选集（池田温文选）。池万兴刘怀荣：梦逝难寻--唐代文人心态史。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上卷）。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下卷何汝泉：唐代转运史初探。顾立诚：走向南方--唐宋之际自北向南的移民与其影响。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黄新亚：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岑仲勉：唐史馀？c·外一种（府兵制度研究）。黄云鹤：唐宋下层士人研究。贾志刚：唐代军费问题研究。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毛蕾：唐代翰林学士。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林英：唐代拂菻？舱f。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大唐开元礼。唐研究程志韩滨娜：唐代的州和道。侯林柏：唐代夷狄边患史略。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唐代的行政地理[日]平冈武夫市原亨吉。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家广：唐人风俗。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唐代交通图考·。4.关于唐朝历史比较好的书籍如果你是单纯想了解唐代历史的话，建议你看《旧唐书》和《新唐书》两部先了解唐朝历史，再看一看《贞观之治》是一本还原了隋末唐初历史的一部作品，有很多学者的不同见解与评论，很有见地，接着建议你看一下各位君主的传书，如《武则天》《长恨歌》······但是像《隋唐演义》之类的艺术性较强的小说类就尽量别看，因为可能会造成你对史实的误解。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你喜欢看艺术类的，市面上有很多，你可以选择看，也可以看一下《图说天下·隋唐五代》，很适合学生和学者看的。
安史之乱之后农民起义军越平越多，连年干旱，外忧内患，中央力量越来越弱，各路军阀割据土地，开始了藩镇割据，大唐被四分五裂。最后朱温灭了唐哀帝定都洛阳改国号为梁，五代十国正式开始。
主要是藩镇割据，地方节度使势力太强大，中央难以控制了。而且一般来说一个朝代中后期的君主都比较昏庸，不思进取。正因为这个，宋代才“杯酒释兵权”，建立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为主题的文官体制
一、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指的是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的叛乱，这场动乱几乎摧毁了李唐政权，给社会、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安史之乱成为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乱后的唐朝由鼎盛进入了衰落阶段，并最终走向了灭亡。二、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集权的虚弱，这点主要体现在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1、藩镇割据。唐朝后期，由于藩镇自雄，中央政权变得虚弱无力，几次企图削弱藩镇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致使国家再没有能力与藩镇较量。与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藩镇的力量却越来越强，藩镇割据更加无法控制。2、宦官专权。唐朝的宦官掌控禁军，在朝堂上架空皇帝、压制文臣。三、唐朝灭亡的其它几点原因如下：1、朋党之争。在南牙北司之争中本就处于弱势的文官系统，内部同时也出现了朋党之争。牛李党争的结果加速了士人阶层的分化，削弱了文臣与宦官斗争的能力，使得文官转向地方藩镇，朝政更加不稳定。2、掠夺性的赋税政策。安史之乱之后，中央财政紧缺，不得不逐渐加重赋税。由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两税法取代租庸调，以及钱贵物轻，导致农民负担越来越重，赋税名目愈加繁多。3、农民起义。唐朝后期，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朝廷向百姓增加赋税和徭役，掌权的宦官更加有恃无恐地欺压百姓，强占土地，勒索钱财，引起人民的极大不满，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加上连年发生的天灾，使得粮食产量锐减，人民苦不堪言。于是，以王仙芝与黄巢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