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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其实很明确，国力越来越强人权却越来越弱，人民越来越富人心却越来越狭迩军事越来越强，高层却越来越懦弱，咱别的不说就冲钓鱼岛这方面来看做为中国人我都感觉丢人如果中国政府有俄罗斯一半的魄力钓鱼岛早就已经插上中国的国旗了那至于现在这么窝囊最近有报道称日本在钓鱼岛附近又抓了我们中国14名渔民，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啊中国人在自己国家的海域里竟然背日本人抓去。我到想问问中国的这些海军都是干嘛吃的保卫不了我们中国的领土也就算了竟连国人也不能保护。我们在谴责小日本的同时是不是也该反省一下我国对待日本的这种一让在让政策到底还要让多久难道非要等到日本把国旗插在钓鱼岛上对世界宣布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时候才能醒悟吗，我现在真的很怀疑中国现在难道还想在一次被日本人说成是''东亚病夫'吗。
冲刺哥本哈根：稀缺“碳空间”的政治博弈8月10日至14日，德国西部小城波恩迎来了今年的第三场国际气候谈判。在3月底和6月初，这个“莱茵河畔的联合国城”已先后举办了两场大型气候问题谈判，成了今年当仁不让的“世界气候首都”。与此同时，在瑞士日内瓦，由世界气象组织筹备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也将于月底登场。随着全球经济的回暖，特别是距离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即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缔约国第15次年度大会日期的临近，气候问题谈判显得越来越紧张，国际社会对其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去年以来的金融脱困。谈判回顾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依然盛行的今天，很少有全球性议题像气候变化这样，幸运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神圣边界和僵硬外壳，并成功促成生活在这片星球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政治歧见人们的共同行动。不仅如此，这一传统上被视为“低级政治”、完全被漠视的议题现在却排在各国国内议程的前列，与经济社会发展并列甚至位居其上。形势的发展难以想象，二十多年前，人类还将自己视为上帝的绝对宠儿，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还被看作一个社会的正义追求，而今天，随着气候变化等负面效应的显现，人类的发展观念正发生巨大变化。其实，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议题，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1988年6月，美国宇航局哥达德研究中心教授詹姆斯•汉森在国会作证，首次提到人类面临气候变暖的风险时，不少人还嗤之以鼻。直到1991年，国家间的多边气候谈判才真正拉开帷幕。但短短几十年间，国际社会已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广泛共识，并由科学验证迈向了实际行动。1992年6月签署、1994年3月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迄今已吸收191个国家加入，成为其缔约方。自1995年，缔约方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就公约的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谈判。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3次缔约方大会上，各国代表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在2008—2012年第一承诺期，发达国家总体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由于议定书规定时限截至2012年，而且只对缔约国中的41个主要是工业化的国家具有法律效力，因而在议定书2005年生效的当年，在11月蒙特利尔第11次缔约方大会上就启动了“后京都”谈判。2年后，印尼举行的第13次缔约方大会，明确勾画了指导未来谈判的“巴厘路线图”，要求各国应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大会上制定出新协议文本，以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作为全球遏制气候变暖的新国际法文件。减排博弈尽管成绩斐然，眼下的政治谈判却丝毫轻松不起来。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第四份报告发布后，各国又有不少报告佐证了其对未来的悲观预测。实际上，不仅有日趋紧迫的科学警告，近些年，反常的极端气候如热浪、飓风、洪涝等频繁袭击地球各个角落，也陡然增加了人类的危机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科学一边，要求政治家迈出更大步伐。由此，各国谈判代表发现自己正处于尴尬位置，一方面他们要躲闪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箭头，另一方面，他们又要直面遍布全球的环保人士、气候受害者的批评声浪。要有效回避未来气候风险，科学家们提出的减排目标是：发达国家以1990年为基准年，到2020年减排25%～40%；全球排放在10～15年内达到峰值，2050年全球减排50%。根据这一标准，政治谈判显然远远落在后面。即使最低25%的中期减排要求，也大致相当于第一承诺期的三到六倍，对于未能如约完成《京都议定书》排放要求的国家来说，中期排放任务更为艰巨，除非大力推广新技术、新能源。根据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业已公布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计划到2020年实现的减排平均值为14%。即使一向担当气候谈判先锋的欧盟，目前其承诺的中期减排值也只有20%，最高30%。英国、德国、爱尔兰、瑞典等国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其承诺，意大利作为G8成员之一，却在排放问题上不断拖后腿。由于欧盟成员国已增至27个，再提高指标将面临东欧国家的巨大压力。奥巴马政府回到气候谈判桌上之后，美国的减排立场让国际社会继续感到失望。根据6月底美国众院以219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美国2020年前实现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17%，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而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美国就应减排7%。但即使这一法案，也面临被参院否决的前景。日本频繁的政府更迭也影响到其在排放上的努力。首相麻生太郎在6月宣布，到202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相比2005年减少15%。尽管麻生强调这一数值超过了欧盟13%的同阶段减排目标，但由于东京和华盛顿一样，并未严格遵守《京都议定书》要求的6%减排计划，此前的气体排放不减反增，因而新目标若和1990年相比，只减少了约8%。也是大大低于国际期望。加拿大和俄罗斯，这两个同属北半球的石油富国，成了气候谈判中典型的“坏小子”。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公布的G8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排名中，加拿大位列倒数第一。哈珀政府宣称在202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6年减少20%，但2006年加拿大的排放量较1990年却大幅增加了22%，与《京都议定书》要求的6%减排目标大相径庭。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减排问题上“几乎没有切实的政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仅有1%的能源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7月中旬，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峰会上，八国同意到205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目标，发达国家排放总量届时减少80%以上，但对中期减排目标，则只字未提。在全球气候谈判进程中，发达国家明确中期减排目标是哥本哈根达成新协议的最重要一步。部分处于排放大户的发达国家受制于国内政治议程，迟迟不愿做出太大让步，这无疑给今年的气候谈判投下了重重阴影。中印受压在国际气候谈判的三大集团中，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挪威等国组成的伞形集团，此前一直受到掌控谈判制高点的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头挤压，处境艰难。目前这种局面虽未改变，但欧盟和伞状集团国家在此轮谈判中也开始联手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发起凌厉攻势。根据《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承诺期并无减排义务。发达国家主张，发展中国家内部已经出现巨大分化，对于像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和韩国、墨西哥、新加坡、沙特等“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理应采取相应的减排行动，否则将抵消发达国家的减排努力。在攻势所指的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可谓首当其冲。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按照世界资源组织的测算，中国1990-2004年的碳排放增长量为108.3%，印度为87.%，巴西为67.8%，而美国则是19.8%。与印度相比，中国人均碳排量是其3倍多。按“人均排放量”和“人均历史累计排放量”，中国尽管可以要求按照气候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继续拒绝接受强制性减排目标，但将面临巨大凶险。在奥巴马政府改变其前任对气候谈判的拒绝姿态后，中国正成为新的靶心，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双重压力。6月份以来，美国、欧盟气候谈判代表团和联合国秘书长接踵而来，向中国施压。奥巴马政府更试图拉中国为之垫背，树立其全球气候谈判的领袖地位。从2月份希拉里国务卿首次中国行，到7月份两位华裔部长联诀来访，美国官员频繁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迫使北京在气候谈判中改变姿态。7月底两国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气候与能源合作是结出的唯一硕果。美国方面称，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合起来超过40%）之间的谈判，将决定“后京都时代”的“措辞”。面对压力，国务院在连续开会研讨的基础上，8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郑重宣布，“2050年后，中国的排放将不会继续上升。”尽管只是远期承诺，而且并无具体减排计划，但和5月发布的《落实巴厘路线图——中国政府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已经出现重大突破 和中国灵活的谈判姿态相比，印度可以说是在“死撑”。2007年，辛格政府曾承诺，印度人均排放量不会超过发达国家。拉奎拉八国峰会上，印度代表继续鼓吹这种论调。和气体排放相比，印度坚持“贫困才是最大的污染”。7月希拉里五天的访程，在气候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对美国的软硬兼施，新德里毫不买账。辛格政府的环境部长拉梅什此后甚至批驳有关全球变暖的关键科学发现，引起人们对印度解决气候变化的担忧。在三大集团密集的气候博弈当中，对“碳排放空间”的争夺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气候议题关系到经济模式的转变、政治议程的重新排定，乃至私人生活观念和方式的更新。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由于在国内遭遇传统产业群体的有利抵制，气候议题始终难以迈开大步。而英德等欧盟诸国之所以愿意率先减排，除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更注重环境问题外，还在于他们希望借此抢占未来“低碳经济”的有利地势，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更新换代，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英国，从事“低碳”行业工作的人数已达88万，布朗首相相信，发展“低碳经济”将是帮助英国走出当前经济低谷的关键。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的资金及技术投入，这些国家更愿意紧守传统模式，首先实现工业化。难言乐观种种迹象表明，后京都气候谈判形势相当不妙。《京都议定书》从签署到生效，用去了八年时间。此次哥本哈根即使能够顺利达成新协议，留给各国国内批准的时间也只剩三年。更重要的是，与12年前相比，减缓气体排放只是本轮会谈议题之一，除此之外，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哥本哈根还须就适应（气候变化）、（减排中的）技术及资金支持问题达成相关方案。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使得低地及海洋岛屿国家率先成为受害者。非洲国家气体排放只占总排放量的5%，但受气候变化影响却相当大。据预计，到2050年，全球至少有2亿“气候难民”，他们亟需得到救助，这涉及到国际正义问题。去年12月波兹南第14次缔约方大会的一个亮点，就是开始运行“适应基金”。资金来源有两个，一部分是来自清洁发展机制的2%抽成，另一部分是由各缔约国自愿捐款。到2012年，“适应基金”大概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约9亿美元的资金。不过，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上千亿美元的需求相比，如此数额的“适应基金”无疑杯水车薪。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是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应用其GNP的0.5%-1%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稳定、可预测的资金，以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要自己纳税人承受如此负担，发达国家不愿点头，他们认为，适应资金流向应主要是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在“低碳经济”潮流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落后，公共资金不足，处于明显不利地位，也影响到其排放积极性。为此，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尽快解除技术封锁，并为前者提供资金支持。但发达国家认为减排技术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存在知识产权问题；主张筹集资金及实现技术转让主要由市场机制、通过私营部门投资、碳市场交易等渠道实现。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机制只会让自己利益受损，私营部门投资只应是资金来源的补充。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印度倡议设立一个全球基金，买断相关技术,然后向发展中国家无偿分配。由于进展缓慢，今年的气候谈判次数被迫增加。按照计划，在哥本哈根大会前的五次谈判中，第一次用于阐明各自立场和目标，第二次应制订出新协议草案，剩余三次用于敲定最终协议文本。6月初波恩的第二次谈判会上，由非政府组织的气候变化专家联合起草的气候协议初稿，被交到全球182个国家谈判代表手上。初稿原本只有30多页，但因各方在诸多议题上立场相去甚远，联合国的谈判协调员只好以括弧的形式把不同意见都保留在初稿里。十多天的谈判结束后，初稿已“增肥”至200多页，包括了2500多个括弧。8月14日落幕的波恩第三次谈判，主要任务就是为初稿“瘦身”。不过，由于会期短暂，并未取得太大进展。联合国负责主持初稿谈判的主席迈克尔?库塔亚希望，到下一轮曼谷会议结束时，初稿能缩减至30页。这样各方在剩余的两个多月里，可以集中攻坚，以确保哥本哈根大会能够成功。现在是最后的冲刺机会。没有人希望哥本哈根最终破裂，但到目前为止，也很少有人对前景乐观。剩余的时间越来越短，谈判的任务却越发艰巨。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德布尔也开始对谈判进程不满意，他提醒各国，“从现在到哥本哈根会议开幕，只剩下15天的谈判时间。”(03)
当前国际形势的五大特点 特点一 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大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 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世界的基本态势将是一个超级大国与多种力量并存。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4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为40.11亿美元。其中,美国达11.75万亿美元，占了近30%，第二是日本，约4.62万亿美元；接下去是德国2.67万亿美元，英国2.13万亿美元，法国1.99万亿美元，中国和意大利都是1.65万亿美元，加拿大0.97万亿美元，西班牙0.96万亿美元，韩国0.66万亿美元。 美国军费开支最多，2005财政年度达到4162亿美元，比其他主要大国的总和还要多。美国科技实力也很强，每年研发经费近3000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1/3。2003年度“全球1000强企业”中，美国有487家，占了几乎一半。 “9·11”事件后，美国调整安全和外交战略，把反恐、防扩散和确保本土安全列为首要政策目标。但是，多数国家不赞成美国搞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美国的盟国也有不同意见。 仅在伊拉克，美国就付出了很大代价。据美国官方统计，伊拉克战争从爆发到2003年5月1日主要作战行动结束，美军共死亡139人。但之后死亡人数成倍增加。截至2005年3月4日，美军已有1502名士兵死亡，1万多人受伤。美国在伊拉克的军费开销也很大，预计今年总额将超过200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为伊拉克战争支付2000多美元。 世界上其他力量逐步壮大。俄罗斯经济增长加快，连续6年增长，国力逐渐恢复，2004年经济增长7%。普京总统2004年连任后，提出到20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 欧盟一体化进程在加速，去年5月1日扩大到25国，经济总量达到12.48亿美元,超过美国。政治联合进入新的阶段,去年10月签署了《欧洲宪法条约》。欧盟还在进行共同防务建设，自主意识和独立性在增强，国际影响进一步上升。 日本除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债权国和最大外汇储备国,逐渐走出经济长期停滞的阴影,正在努力争当政治大国。 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发展势头强劲，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图强，整体实力上升。 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大国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既有较量也有妥协，既相互借重又相互牵制，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清晰。这种多极化不同于历史上的列强争霸。经过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的劫难，今天的多极化趋势反映了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愿望和时代的进步。 多极化趋势和总体平稳的大国关系，客观上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 特点二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 我国街上跑着许多国家多种品牌的轿车,国际互联网进入我国城乡千家万户。同时,亚、非、拉、美、欧等许多国家的超市都有中国商品。有人估算，平均每个美国人都有一件中国产的服装，美国人用的许多电脑、彩电，直至圣诞树，都是中国制造。经济全球化就发生在大家身边。经济全球化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当前，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纷纷把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集中力量发展新经济。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加快本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这样，通过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世界经济正逐渐融合为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这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空间。 一架波音747飞机有450万个零部件，共由65个国家的1500个大企业和15000多家中、小企业协作生产，其中包括不少中国企业。生产药品的德国拜耳公司，同35000多家国内外企业建立了协作关系，由拜耳提供中间产品，其他企业加工成最终产品。这种企业层次的国际化，使原来在一个企业进行的设计、研发、加工制造、组装和总装等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 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一体化是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国际竞争、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截至2005年1月，在世界贸易组织备案的有效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已达160多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以东盟——中国、东盟——中日韩合作为核心的东亚合作等尤为引人注目。这一趋势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和世界多极化。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增强，在很多方面已形成自己的优势。把握得当，趋利避害，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经济全球化也增加了风险和挑战。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总体上仍不合理，其重要表现是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拉大。发达国家拥有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并在相当大程度上掌握着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在竞争中面临巨大压力，不少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中国是进步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但也经常是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受害者。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根据联合国去年12月的统计，世界上人均年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超过5.7万美元，最低的只有86美元，两者相差666倍。人均预期寿命，高收入国家为78.3岁，低收入国家只有49.1岁，两者相差近30岁。换句话说，不同国家的人一出生面临的预期寿命就不平等，这是西方人权专家通常不愿提及的一个简单而严酷的事实。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部分国家内部的贫富差别，甚至引发社会冲突。 为逐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主张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而关键在于每个发展中国家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的成功经验就是坚定贯彻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根本方针。 特点三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 世界保持总体和平与稳定，我国周边环境正处于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但天下并不太平，传统安全威胁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地区热点问题错综复杂。巴以冲突、伊拉克问题、印巴矛盾、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看上去都不是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其中，恐怖主义威胁尤为突出。去年一年全球就发生了近1700起恐怖事件，特别是西班牙“3·11”爆炸事件和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举世震惊。反恐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国际社会还面临武器扩散、环境恶化、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以及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严峻挑战。能源安全、资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和运输通道安全等也是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 特点四 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不同文明、民族、宗教和发展模式在竞争中共处，在交流中发展 世界上60多亿人生活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属于2500个民族，讲着6000多种语言。有名目繁多的宗教，也有许多无神论者。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不论是社会制度还是价值观念，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这种多样性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动力。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文明也因此而丰富多彩。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多种形式的“文明对话”对各国相互了解、友好合作起着推动作用。不同发展模式之间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不同,在竞争中和平共处，在交流中相互借鉴。 个别国家反其道而行之，竭力要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这是对别国人权的侵犯，违背了民主潮流，也导致世界上一些地方矛盾激化。 特点五 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我国的国际地位稳步上升 改革开放26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均增长率超过9%。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十倍多，人均超过了1000美元。卫生保健条件和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己经从1949年的39岁提高到现在的70岁以上。 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共解决了2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壮举。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说，中国是20年来对全球扶贫事业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为全球扶贫行动提供了范例。 过去26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比世界快6个百分点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对世界贸易和服务增长的贡献率列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03年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2%。舆论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带动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这两年国际上那么关注人民币汇率，正说明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不断增大。 中国发展已经并将继续给地区和世界带来广阔市场和合作空间。2004年，我国进口总额达5613亿美元，是世界第三大进口国。2010年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的市场容量至少在今后十年还将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看好中国的发展潜力和巨大市场，加强对华合作成为各国普遍的政策取向。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突破60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有450多家在我国投资。世界排名前列的汽车巨头全部进入中国，世界信息产业100强中已有90多家进入中国。外商在华研发中心已超过600家，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超过30家。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急邻国之所急，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向有关国家提供40多亿美元援助，对地区乃至世界的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上海成功申办2010年世博会，都表明我们朋友多，他们希望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 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世界上开始出现学习汉语的热潮。l00多个国家的2300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大约有3000万外国人在学习汉语。35个国家的87个城市设立了汉语水平考试。在美国，汉语已成为仅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大外语。在加拿大，除了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以外，使用汉语的人最多。在澳大利亚，汉语是第一大外语。 结 论：可以看出，世界正处于深刻变化和向多极格局过渡的时期。各国加快发展综合国力，力争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激烈的竞争。机遇中包含挑战，挑战中也可能有机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目标是，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9月15日上午，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新华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马胜荣作题为《当前国际形势分析和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的主题演讲。 以下是演讲实录：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谢谢大家。我非常高兴参加2004年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参加会议的都是专家，对中国城市的发展肯定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建设性意见。我只是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在这里只能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与大家交流一些看法。 当前国际上热点很多，或多或少都与三年前发生的9.11事件有关。近三年来，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促成这一变化的转折点就是2001年发生的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可以这样说，9.11事件中摧毁的是两栋楼，但这一事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最主要表现在美国的安全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美国认为他的威胁来自本土之外，现在看到了美国国内就存在着巨大威胁。因此，反对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安全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美国安全战略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化。现在9.11事件已经过去三年，但是恐怖活动并没有减少，尤其在俄罗斯，最近发生了一系列恐怖事件，最令世界震惊的是9月1日俄罗斯别斯兰市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这个事件有可能对今后的国际形势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下面我集中就恐怖主义目前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就此谈一下中国所面临的发展环境。 分析全球反恐形势首先要看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9.11改变了世界格局。 3年前的9.11事件有19名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飞机对纽约、华盛顿两个城市发动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袭击，几个小时造成3000多名无辜者丧生。这个事件对美国的影响最大，但是它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也绝不会是美国，它改变了冷战结束以来或者说扰乱了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大国关系随着9.11事件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反恐成了最近三年来国际事务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如果用电脑语言来说，就成了最常用的关键词。反恐两个字也可以说成了最近在国际上比较时髦的词。在反恐旗号下，美国先后进行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对世界格局的改变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三年后的今天，世界并没有因为反恐而变得更加安全。如果我们回顾8月底到9月上旬以来的短短十几天里发生的事件，我们就会感觉到新的恐怖主义浪潮又一次袭击了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最为严重的就是9月1日有一伙恐怖分子在俄罗斯南部的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占领了一所中学，将1300多名学生劫持为人质，在解救的过程当中，有300多人死亡，其中一半多是儿童。目前恐怖主义或者说恐怖分子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将他们的阵地转移到防范相对薄弱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展开活动。当然，也有在防范比较严密的地区展开活动的，最近的一些新闻报道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二，美国以反恐为纲，保证国内安全。 美国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过外敌的袭击，在9.11事件当中有了切肤之痛，袭击警告、恐怖主义、恐怖分子这些词汇在美国历史上一再频繁出现，在美国的百姓中一再传播。安全问题已经取代了发展经济、医疗福利和就业等国内问题，一跃成为美国布什政府的头等大事。美国政府和曾经受伤过的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敏感程度达到了其他国家无法想象的地步。 美国因为受到了9.11袭击，成立了国土安全部，民航部门也实行了苛刻的安全检查。美国这些严厉的措施保证了美国国内在三年时间里没有受到大的袭击。美国对9.11事件进行了反思，对遭受恐怖袭击的原因反思的更多。但事实上，这些反思没有占主导地位。在反恐的旗帜下，政府警察和情报机构的力量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加强，布什政府制定了爱国者法案，情报机构被赋于了更大的权力，对民众的窃听和调查不再需要象以往那样经过严格的审批，美国宪法所保证的言论、隐私和游行示威等自由受到了威胁。为了保证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纽约警方对民众的游行示威活动大加限制。同时美国在对待俘虏方面也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就连美国籍的囚犯也没有办法享受美国法律规定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他们不能见律师，也不能给家人打电话，甚至不能让陪审团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在美国反恐已经是布什政府近三年来的万能武器。 在最近的大选当中，布什又将美国三年没有发生过新的恐怖袭击渲染成自己政绩，借此来攻击在安全问题上缺乏优势的民主党对手。特别是布什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切尼，最近亲自出面对民众发出警告，选克里就等于选择危机。布什在任期内没有明显的政绩，但是他抓住了反恐这个旗帜，而且把共和党竞选提名大会提到了在9.11前夕举行，这个决定使共和党的提名大会成为历史上离11月2日总统选举日时间最近的提名大会。改时间的目的就是唤醒人们对9.11事件的痛苦回忆，打造布什铁腕总统的形象。布什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就是竞选下一届总统，认为他能够给美国人民带来安全。 在9.11三周年纪念日之前，俄罗斯发生了人质事件，澳大利亚驻印尼使馆遭受到爆炸。这两次事件再次把不安和恐惧带给了美国民众，这在客观上可能会给布什竞选连任增加成功的砝码。根据美国广播公司以及华盛顿邮报的最新联合民意调查，目前布什在大选进程当中仍然领先克里，有希望获得选票数量要比克里高出9个百分点。在处理恐怖主义问题上，布什获得的支持率要比克里多22个百分点。 第三，美国把反恐战争引向国外，世界变得更不安全。 美国政府对外采取强硬的路线，以是否支持他反恐为标准划分敌友，并且抓住这个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了军事部署，不仅恢复了冷战结束以后曾经一度关闭的一些军事基地，而且在原属于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内，甚至领土内开辟了新的据点。只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美国军事在全世界的存在和影响力超过了它在冷战中用几十年时间所建立起来的规模。对于反恐领袖布什来说，9.11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为他提供了一个－－用中国话来说－－就是"英雄用武之地"。 近三年来，美国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反恐战争，不过有很多观察家认为或者说事实也证明这一点，这些年的反恐几乎是越反恐，恐怖主义的活动越是频繁。虽然成规模的恐怖组织少了，但是零散的恐怖分子多了。美国受到的威胁小了，世界其他地区受到的袭击多了。拉登不露面了，可他大大小小的徒弟们冒出来了。 据不完全统计，9.11事件后，发生在全球的严重恐怖事件有17起。在美国的严厉打击下，基地组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能力日益减退，但是基地的学员们将他们学到的恐怖知识和技能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更多不知名的企业组织应运而生，而且这些恐怖新生代具有更多的文化知识，他们懂电脑，会上网，手段也更加残忍，他们在欧洲、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发动不少血腥袭击，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 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期间没有发生恐怖事件，有西方记者说，雅典奥运会只有故事，没有新闻。意思就是非常好，开得很成功，参加的人很多，开幕式很精彩，但是没有新闻，就没有他们所想的重大新闻，如果楼被炸、人被杀了，可能就有新闻了。但是宁可没有新闻，要有一个安全的奥运会，我想这也是世界各个国家愿意看到的。 这些恐怖主义活动使很多人对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政策产生疑虑，如果仅仅加强以军事打击来消灭恐怖主义，而无视恐怖主义蔓延的根源，不铲除滋生的土壤，那恐怖活动肯定是愈演愈烈。 第四，国际关系旧的格局已经打破，重组还在进行当中。 9.11事件发生在美国，但是它的影响遍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作出了一种选择，按照美国的原则就是非此即彼，要么支持美国，要么成为他的敌人。因此，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全球形成了各国联手打击恐怖组织这样一种非对称性的斗争态势。 我们怎么来看待现在的世界格局？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反恐是各国都在做的一件事情，这里有共同点，但同时各国也有各国的打算。美国有美国的打算，俄罗斯有俄罗斯的打算，特别是在最近俄罗斯发生恐怖袭击之后，俄军总参谋长提出先发制人。先发制人不光是对本国，对国外的一些有恐怖嫌疑的国家也要采取先发制人。 因此，我们在将来的反恐斗争当中要注意俄罗斯在这场斗争当中角色的变化。我们知道，美国在反恐斗争当中是采取双重标准，它根据它自己的利益来决定反恐策略。有的时候强调要坚决打击，有的时候又采取一些比较放任的态度，甚至是接触一些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实际上损害了全球联合反恐总的战线。最为明显的就是这次俄罗斯人质事件。在俄罗斯人质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就说，美国政府继续与所谓的“车臣异见人士”接触，并要对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的方式提出建议。 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恐怖事件，中国也面临着反恐问题。如何建立高效的预防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包括中国城市发展中所需要关注的问题。 国际形势有很多方面，除了反恐问题之外，强调两个问题。 第一，朝鲜核问题。这是世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中国非常关注的问题。朝鲜核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安全。我们希望能够和平解决，能够各方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使得朝鲜半岛能够保持稳定，这符合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 第二，中美关系问题。中美关系当中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具有爆炸性。台湾问题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台湾问题虽然不是一个国际问题，但它有非常大的国际因素。 总之，除了注意恐怖主义的问题之外，目前特别要关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朝鲜核问题，一个是中美关系问题。当然，中美关系问题还有一个经济问题。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都是比较密切的，如果双方关系比较好，合作得比较好，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对美国的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矛盾，特别是政治上的一些问题影响到了经济关系的发展。 就我国的发展环境而言，我简单的综合一下，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目前国际政治力量的架构和发展趋势有利于分散我国面临的战略压力，使我们避免处于各种国际矛盾的中心。 第二，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资金、技术等转让的现状，有利于我国发展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我常常说这么一个例子，在人家都已经做好席位的情况下，要挤出一个位子出来就比较困难，你首先坐了这个位子就比较好办。所以在考虑发展时要具有前瞻性。 第三，世界各国、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看好我们国家的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使我们在国际上增加了筹码。事情总是分两个方面，不利的方面肯定有，首先是美国把我们看作是潜在的战略对手，其次是“台独”的发展，特别要注意有可能发生重大“台独”事变。 第四，世界经济发展也有对我不利的一面，比如对于能源、矿产资源的争夺等等。 以上我结合反恐和中国的国际环境谈了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巴以问题、伊拉克问题、欧盟扩大问题、世界经济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等等，都是世界上一些重要的问题，都是研究世界形势这些人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在这儿就不多讲了。今天谈的一些观点有很多方面是属于个人的看法，仅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谈谈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重要性 今年以来，美国政界要人、商界名流的访华潮一波接一波，涉华重要官员几乎“该来的都来了”，而刚刚结束的布什总统对中国的访问形成了又一高潮。接下来，中美第二轮战略对话又将拉开序幕。中美频繁互动凸显了两国关系战略重要性与日俱增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中美关系战略重要性的与日俱增，首先是由于双边关系的背景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在美国的战略视野中，“中国问题”正在转变为“中国崛起问题”，美国国内围绕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引人注目的是，今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希望同中国共同经营国际秩序、共担风险和责任”，这种相对务实的“中国观”又因美国认识到反恐战略的长期性得到加强。而中国也更加自信地谋求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同美国和睦相处、互利合作，对美外交的战略主动性明显增强。 其次，中美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在同步发展。从广度看，中美关系的交往已从过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层面逐步拓展到战略安全层面、全球层面以及非传统安全层面。中美进行战略对话的同时，两国在反恐、防治禽流感等方面展开合作，两军关系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这表明中美交往领域的空白点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经贸领域合作的日益深化，使得双方都尽力避免贸易摩擦升级带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并设法通过协商化解矛盾。布什总统坦言：“美国有些人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我不担心。”在华盛顿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美国也是机遇”。从深度看，中美交流与合作在逐步机制化，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经济体制、司法体制等深层次议题，中国对美国的关注也从联邦政府、官员延伸到国会、地方和普通民众。尤其重要的是，反对和遏制“台独”，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 中美关系战略重要性还有另一方面内涵，那就是这一关系越来越具有牵引国际格局变动的重大作用。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日前在第二届中美关系研讨会上指出，中美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胡锦涛主席在与布什总统的会晤中也特别强调，中美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诚然，中美关系不仅攸关两国人民的福祉，而且越来越影响着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动。这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已经体现在近年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动中。中美双方都认为，在联合国改革、发展问题、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程、解决地区热点、预防和应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防范自然灾害、控制流行性疾病等重大问题上，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也肩负着重大的共同责任。 中美关系战略重要性的与日俱增，客观上对中美两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美国而言，是否真心诚意地接纳中国的和平发展，并务实地思考同中国的和平共处，考验着美国战略决策层的智慧；对中国而言，如何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确保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也关系到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外部环境。
当前的国际形势主题还是和平和发展，但是我想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还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比如说朝鲜半岛形式，以及伊朗核问题。不过我相信世界还是和平的。
2012当前国际形势分析 2012年以及过去的2011年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国家兴起，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经济在缓慢和不平衡中复苏，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朝鲜半岛安全不容乐观、中东战火纷飞、伊朗核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非洲大面积军事冲突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纷争愈演愈烈。2011已经走过大半，我们期待合作，期待和平、期待发展、期待绿色。简单地从几个大国来看：美国力不从心，已经进行了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东南亚，以遏制中国；欧盟与欧元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峻考验，欧洲领导人正竭力与危机奋战；俄罗斯痛感资源出口依赖型经济结构的弊端，决定加大外交为经济现代化服务的力度；日本经济本来就萎靡不振，在经历了9级地震后，国家经济更是遭受重创，政府公信力下降；中国外交活跃主动，在国际经济复苏、全球综合治理、地区形势稳定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作用，但国内CPI持续上涨、与周边国家间领土争端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最主要问题。1、新兴大国在各领域发挥影响、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加快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保持强势发展势头，尤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为代表，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1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比重将达52%，历史上首次超过经合组织成员国。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气候变化以及伊朗核、朝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二十国集团G20当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了成员国的半数。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仍具有相对优势，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话语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各大国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纷纷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互动更加活跃。国际关系的形态更加多样，内涵更加复杂。传统国家间阵营和界限趋于模糊，利益组合趋于复杂。围绕气候变化、核安全与防扩散、国际金融改革等议题，各国根据不同利益需要结成不同联盟。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化，国际权力更加分散。普通民众通过互联网、手机等信息技术，对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增加。2、经济在调整中缓慢复苏，仍面临许多不确定风险2010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回暖迹象。但另一方面，各国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实施的扩张性政策导致政府债台高筑。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二十国集团成员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已近8%。2010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达创纪录的1.3万亿美元，2011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恶化。日本的财政状况也不容乐观，政府债务规模是GDP的200%，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20个月下降，深陷通缩泥潭，但震后重建可能会给日本带来一丝转机。中国和印度等亚洲主要国家经济复苏强劲，但面临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的风险，并且可能将风险传导给亚洲其他国家。2011年，世界经济将继续增长，至于增势是否减缓则存在未定因素。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仍然很不乐观。IMF《全球金融报告》认为，尽管世界经济仍在复苏，但全球金融体系发展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同时，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逐渐改善，但要取得更大进展则需化解主要银行系统的遗留问题。然而，巨大的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发达国家面临着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挑战。事实证明，新兴市场经济体对金融危机冲击有更强的抵抗力，但其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并面临着遭受巨额资本流入冲击的风险。3、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中美扮演重要角色第一，朝鲜半岛剑拔弩张：朝鲜与韩国依然对“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将得以延续。朝鲜和韩国之间再度出现军事摩擦的可能性相当大。由于双方领导人在国内政治领域中的回旋余地都很有限，因此，对于军事摩擦和冲突的控制将更多取决于美国和中国等周边大国的克制与约束。第二，中东地区的情况令人担忧：阿以谈判再一次因犹太人定居点问题而告破裂，中东和平进程再度搁浅，而且很难在近期内再度开启。从2011年7月起，美军将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但撤军规模也有可能取决于伊拉克马利基政府的工作绩效。由于巴基斯坦坚决拒绝美军跨过巴阿边界围剿藏匿于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组织，而美国扶植的卡尔扎伊政府又十分脆弱，所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规模也迟迟难以决定。伊朗核危机在经过一系列外交折中之后仍然处于僵持阶段。第三，2011年非洲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苏丹于2011年1月8日就南部苏丹是否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南北双方尊重公投结果，和平分手，结果还不错，没有带来大规模冲突。再看利比亚，卡扎菲与反对派双方你争我夺，北约组织对其进行军事打击，施行空袭，对人民在成了巨大伤害，不断有人员伤亡。第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1号，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军击毙，使塔利班武装分子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这无疑是全球打击恐怖分子上重要的一笔和胜利。但恐怖主义泛滥依然像乌云一样给世界压力，《人民网》5月2日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篇注明是知名媒体评论员写作的文章，题目是“拉登被埋葬在春天里，但美国反恐战争仍在严冬”，认为“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的中东反恐策略从未成功，反而是越反越恐”。最后，中国周边很不安定：首先表现在与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因南海争端分歧扩大，越南菲律宾不断扩充军备，进而耀武扬威，但最近似乎有缓和之势；其次，钓鱼岛争端，中日关系一度紧张，但因为日本大地震的发生，此事似乎暂时搁置；最后是中印间领土争端，印度通过进口先进装备不断提升其军事力量，与中国形成对抗。而我国一直本着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的方针，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与其交涉，争取不直接与其产生军事冲突，一方面大力提升我国军事防御能力，东风21-D、歼-20、航母等先进军事武器不断亮相，以震慑其他国家。2390字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当前的国际关系经济上是合作与竞争的关系，政治上各国寻求自冷战结束后新的战略平衡点时期，文明上是西方现在文明改造东方文明，或者说是与伊斯兰文明不断冲突，中华现代文明寻求崛起的时期。总的的来说就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期 谢谢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深刻历史感的民族，对于“历史性的变化”有着同样深沉的感悟。我给大家整理了关于2017年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2017年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篇1 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同时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逐渐增强，军费连年激增，高科技武器层出不穷;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明显增强;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感到兴奋和激动的，有的对此感到惶恐不安，有的则视其为挑战和威胁;虽然中国一再表达自己和平崛起的诚意，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平静的对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更离不开美国，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上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做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它将会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呢?做为世界上的二号经济大国，最有潜力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中国，他又将会如何发展对美关系?笔者将在本文中讨论影响的因素，并分析其走势。 经贸关系无疑是中美两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市场潜力国家，同时中国也使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经济利益是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前进的保障。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以来，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中发展较快的领域，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发展尤为迅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有着愈益重大的共同利益，双方在经贸上相互需求和依存度及利益交合不断增多增大。美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对象，也是四化建设所需的外部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 经验 的主要来源地。美国也亟需中国广大的市场、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投资场所。中国的优质廉价商品每年为美国消费者节省成百亿美元的开支，为美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起了积极作用。美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每年为其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中国超过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的70%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投放在美国，为稳定美国的金融市场发挥了一定作用。中美经济关系好于和高于政治关系。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重点和基础地位将不断增强，成为中美关系强有力的胶合剂和催化剂。同时中美关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很多摩擦，中美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据美国方面的分析，影响美国制定对华贸易政策的三个因素是：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内失业和中国执行WTO协议的情况。美国在推行其贸易政策时将利用中美入世协议，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为防止我国更多的竞争力产品冲击其国内产业，美国会更频繁地启动反倾销调查程序、“301”条款等贸易制裁 措施 对我国输美产品设限。美 国还可能会利用其国内立法破坏 WTO规则，与我纠缠。但制裁是一把双刃剑，而且双方贸易关系紧张，从长期来说对美国不利，对此美国也是持慎重态度的。应该看到，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 民主分歧是造成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许多美国人认为,作为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命运承担着一种特殊的责任,负有把世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这种“上帝选民”和“天赋使命”神话根深蒂固于美国白人 文化 之中,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当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与 其它 国家的外交关系时,这种使命观对政府决策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体现出来。在国际事务中，美国竭力把自我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力图使种族文化、意识形态与美国不同的国家接受美国的发展模式,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将意识形态与之对立的共产主义视为最严重的威胁，积极推行“西化”图谋，对目前存在的最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更是倍加警惕与仇视。尽管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当今美国在执行“神圣的使命”时已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但中美的民主分歧依然影。 在2009年下半年，对台军售、中国制裁美国军工企业、奥巴马会见__等一系列事件是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又一次交锋。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他国干涉。诚然，中国的统一问题，本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务，但是，外交政策必须基于现实主义。无论承认与否，台湾问题受诸多国际因素的制约，其中最大的因素是美国。朝鲜南北双方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南北最高领导人的会谈，但就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情况看，在可预见的将来，仅靠这样的努力显然很难实现这样的目标。在这方面，美国可望扮演积极的角色。美国政府至今仍遵循一个中国政策，真诚邀请美国扮演积极角色，推动两岸最高领导人会谈，对于中国实现和平统一，抑制“台独势力”，有积极意义。虽然美国未必乐意见到大陆与台湾很快统一，但海峡两岸改善关系，并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符合美国利益。中国需要与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认真务实的探讨，在实现和平统一中国时，不仅考虑台湾的利益，又尊重和照顾美国的利益。中国可以承诺，如果实现和平统一，整个台湾可以成为自由港，并允许美国在台湾租借军事基地，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台湾民众的恐惧心理，又让美国得到了较大利益，而最大的获益者仍将是中国。 中国必须承认并尊重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真正把美国当作友好合作伙伴。中国对美国所表现出的所谓“霸权主义”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批评，并努力通过联合国的机制给予一定的制约，但不要走得太远。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以中国的国力和地位，对这样的国家，尤其在经济等领域颇受其惠的国家，应给予充分的承认和尊重。政策制订者应该清楚，在历史上，美国在西方列强中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在中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血债(朝鲜战争没有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美国曾是制约日本和前苏联的最主要力量，而后两者曾是威胁中国的最大敌人;美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诸多无私的援助。在中国改革开 放时代，中美的经济合作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中国人还应该看到，美国在行使通常所指的“霸权主义”时，也还往往遵循人类共同的良心和价值观，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与当年的日本和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必须真诚地把美国看作合作伙伴，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基于这样的立场，中国应该对美国在全球政策中的有关事物，如打击恐怖主义等给予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向准盟友关系靠拢。在两国关系中，还要建立相应的预防机制，防止类似侦察机事件那样的事发生，或即使发生，能在机制内迅速得到妥善解决，不演化为双方的对抗与冲突。 结语：中国和美国早已结束敌对关系，中美两国和平友好是大势所趋势，虽然在台海问题上，人权问题上，知识产权问题上，以及汇率问题上，中美两国的较量不可能短时间内结束;美国虽尤其自私的一面，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但也应该看到，中国政府在台海问题上的不容妥协，在人权问题上，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确实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相信随着中美经济关系的不断深入，中国政府灵活调整对台政策，在知识产权和人权问题上不断完善，这些矛盾反而会成为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动力。中国已经崛起，相信在中国政府的引导下，对外，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不对他国产生威慑的大国，对内，它能够不断完善社会机制，改善人民生活，真正实现中国的国富民强。 参考文献 [1] [美]卡特. 妖魔化中国是错误的[J ] . 纽约时报,1997 -08 - 10. [2] 黄硕风. 综合国力论[M ]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 王诵芬. 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M] . 长沙:湖南出版社,2007 2017年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篇2 摘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特殊的一对双边关系，它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成为一对影响世界的大国关系。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其他建设性合作关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举足轻重，中美关系的阴晴冷暖对世界将产生重大影响。中美两国存在许多共同的利益点，在国际事务中，中美两国有许多共性，同时中美两国不可避免的存在许多的分歧和矛盾。 关键词：中美关系 崛起 贸易 台湾问题 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同时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逐渐增强，军费连年激增，高科技武器层出不穷;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明显增强;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感到兴奋和激动的，有的对此感到惶恐不安，有的则视其为挑战和威胁;虽然中国一再表达自己和平崛起的诚意，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平静的对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更离不开美国，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上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做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它将会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呢?做为世界上的二号经济大国，最有潜力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中国，他又将会如何发展对美关系?笔者将在本文中讨论影响的因素，并分析其走势。 经贸关系无疑是中美两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市场潜力国家，同时中国也使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经济利益是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前进的保障。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以来，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中发展较快的领域，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发展尤为迅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有着愈益重大的共同利益，双方在经贸上相互需求和依存度及利益交合不断增多增大。美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对象，也是四化建设所需的外部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经验的主要来源地。美国也亟需中国广大的市场、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投资场所。中国的优质廉价商品每年为美国消费者节省成百亿美元的开支，为美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起了积极作用。美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每年为其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中国超过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的70%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投放在美国，为稳定美国的金融市场发挥了一定作用。中美经济关系好于和高于政治关系。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重点和基础地位将不断增强，成为中美关系强有力的胶合剂和催化剂。同时中美关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很多摩擦，中美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据美国方面的分析，影响美国制定对华贸易政策的三个因素是：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内失业和中国执行WTO协议的情况。美国在推行其贸易政策时将利用中美入世协议，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为防止我国更多的竞争力产品冲击其国内产业，美国会更频繁地启动反倾销调查程序、“301”条款等贸易制裁措施对我国输美产品设限。美 国还可能会利用其国内立法破坏 WTO规则，与我纠缠。但制裁是一把双刃剑，而且双方贸易关系紧张，从长期来说对美国不利，对此美国也是持慎重态度的。应该看到，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 民主分歧是造成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许多美国人认为,作为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命运承担着一种特殊的责任,负有把世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这种“上帝选民”和“天赋使命”神话根深蒂固于美国白人文化之中,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当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与其它国家的外交关系时,这种使命观对政府决策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体现出来。在国际事务中，美国竭力把自我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力图使种族文化、意识形态与美国不同的国家接受美国的发展模式,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将意识形态与之对立的共产主义视为最严重的威胁，积极推行“西化”图谋，对目前存在的最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更是倍加警惕与仇视。尽管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当今美国在执行“神圣的使命”时已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但中美的民主分歧依然影。 在2009年下半年，对台军售、中国制裁美国军工企业、奥巴马会见__等一系列事件是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又一次交锋。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他国干涉。诚然，中国的统一问题，本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务，但是，外交政策必须基于现实主义。无论承认与否，台湾问题受诸多国际因素的制约，其中最大的因素是美国。朝鲜南北双方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南北最高领导人的会谈，但就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情况看，在可预见的将来，仅靠这样的努力显然很难实现这样的目标。在这方面，美国可望扮演积极的角色。美国政府至今仍遵循一个中国政策，真诚邀请美国扮演积极角色，推动两岸最高领导人会谈，对于中国实现和平统一，抑制“台独势力”，有积极意义。虽然美国未必乐意见到大陆与台湾很快统一，但海峡两岸改善关系，并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符合美国利益。中国需要与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认真务实的探讨，在实现和平统一中国时，不仅考虑台湾的利益，又尊重和照顾美国的利益。中国可以承诺，如果实现和平统一，整个台湾可以成为自由港，并允许美国在台湾租借军事基地，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台湾民众的恐惧心理，又让美国得到了较大利益，而最大的获益者仍将是中国。 中国必须承认并尊重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真正把美国当作友好合作伙伴。中国对美国所表现出的所谓“霸权主义”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批评，并努力通过联合国的机制给予一定的制约，但不要走得太远。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以中国的国力和地位，对这样的国家，尤其在经济等领域颇受其惠的国家，应给予充分的承认和尊重。政策制订者应该清楚，在历史上，美国在西方列强中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在中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血债(朝鲜战争没有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美国曾是制约日本和前苏联的最主要力量，而后两者曾是威胁中国的最大敌人;美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诸多无私的援助。在中国改革开 放时代，中美的经济合作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中国人还应该看到，美国在行使通常所指的“霸权主义”时，也还往往遵循人类共同的良心和价值观，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与当年的日本和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必须真诚地把美国看作合作伙伴，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基于这样的立场，中国应该对美国在全球政策中的有关事物，如打击恐怖主义等给予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向准盟友关系靠拢。在两国关系中，还要建立相应的预防机制，防止类似侦察机事件那样的事发生，或即使发生，能在机制内迅速得到妥善解决，不演化为双方的对抗与冲突。 结语：中国和美国早已结束敌对关系，中美两国和平友好是大势所趋势，虽然在台海问题上，人权问题上，知识产权问题上，以及汇率问题上，中美两国的较量不可能短时间内结束;美国虽尤其自私的一面，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但也应该看到，中国政府在台海问题上的不容妥协，在人权问题上，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确实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相信随着中美经济关系的不断深入，中国政府灵活调整对台政策，在知识产权和人权问题上不断完善，这些矛盾反而会成为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动力。中国已经崛起，相信在中国政府的引导下，对外，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不对他国产生威慑的大国，对内，它能够不断完善社会机制，改善人民生活，真正实现中国的国富民强。 猜你感兴趣： 1. 2017年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国际形势 4. 2017年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推荐 5. 2017当前国内外形势与政策论文
2012当前国际形势分析 2012年以及过去的2011年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国家兴起，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经济在缓慢和不平衡中复苏，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朝鲜半岛安全不容乐观、中东战火纷飞、伊朗核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非洲大面积军事冲突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纷争愈演愈烈。2011已经走过大半，我们期待合作，期待和平、期待发展、期待绿色。简单地从几个大国来看：美国力不从心，已经进行了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东南亚，以遏制中国；欧盟与欧元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峻考验，欧洲领导人正竭力与危机奋战；俄罗斯痛感资源出口依赖型经济结构的弊端，决定加大外交为经济现代化服务的力度；日本经济本来就萎靡不振，在经历了9级地震后，国家经济更是遭受重创，政府公信力下降；中国外交活跃主动，在国际经济复苏、全球综合治理、地区形势稳定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作用，但国内CPI持续上涨、与周边国家间领土争端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最主要问题。1、新兴大国在各领域发挥影响、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加快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保持强势发展势头，尤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为代表，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1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比重将达52%，历史上首次超过经合组织成员国。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气候变化以及伊朗核、朝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二十国集团G20当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了成员国的半数。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仍具有相对优势，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话语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各大国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纷纷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互动更加活跃。国际关系的形态更加多样，内涵更加复杂。传统国家间阵营和界限趋于模糊，利益组合趋于复杂。围绕气候变化、核安全与防扩散、国际金融改革等议题，各国根据不同利益需要结成不同联盟。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化，国际权力更加分散。普通民众通过互联网、手机等信息技术，对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增加。2、经济在调整中缓慢复苏，仍面临许多不确定风险2010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回暖迹象。但另一方面，各国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实施的扩张性政策导致政府债台高筑。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二十国集团成员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已近8%。2010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达创纪录的1.3万亿美元，2011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恶化。日本的财政状况也不容乐观，政府债务规模是GDP的200%，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20个月下降，深陷通缩泥潭，但震后重建可能会给日本带来一丝转机。中国和印度等亚洲主要国家经济复苏强劲，但面临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的风险，并且可能将风险传导给亚洲其他国家。2011年，世界经济将继续增长，至于增势是否减缓则存在未定因素。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仍然很不乐观。IMF《全球金融报告》认为，尽管世界经济仍在复苏，但全球金融体系发展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同时，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逐渐改善，但要取得更大进展则需化解主要银行系统的遗留问题。然而，巨大的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发达国家面临着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挑战。事实证明，新兴市场经济体对金融危机冲击有更强的抵抗力，但其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并面临着遭受巨额资本流入冲击的风险。3、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中美扮演重要角色第一，朝鲜半岛剑拔弩张：朝鲜与韩国依然对“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将得以延续。朝鲜和韩国之间再度出现军事摩擦的可能性相当大。由于双方领导人在国内政治领域中的回旋余地都很有限，因此，对于军事摩擦和冲突的控制将更多取决于美国和中国等周边大国的克制与约束。第二，中东地区的情况令人担忧：阿以谈判再一次因犹太人定居点问题而告破裂，中东和平进程再度搁浅，而且很难在近期内再度开启。从2011年7月起，美军将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但撤军规模也有可能取决于伊拉克马利基政府的工作绩效。由于巴基斯坦坚决拒绝美军跨过巴阿边界围剿藏匿于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组织，而美国扶植的卡尔扎伊政府又十分脆弱，所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规模也迟迟难以决定。伊朗核危机在经过一系列外交折中之后仍然处于僵持阶段。第三，2011年非洲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苏丹于2011年1月8日就南部苏丹是否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南北双方尊重公投结果，和平分手，结果还不错，没有带来大规模冲突。再看利比亚，卡扎菲与反对派双方你争我夺，北约组织对其进行军事打击，施行空袭，对人民在成了巨大伤害，不断有人员伤亡。第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1号，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军击毙，使塔利班武装分子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这无疑是全球打击恐怖分子上重要的一笔和胜利。但恐怖主义泛滥依然像乌云一样给世界压力，《人民网》5月2日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篇注明是知名媒体评论员写作的文章，题目是“拉登被埋葬在春天里，但美国反恐战争仍在严冬”，认为“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的中东反恐策略从未成功，反而是越反越恐”。最后，中国周边很不安定：首先表现在与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因南海争端分歧扩大，越南菲律宾不断扩充军备，进而耀武扬威，但最近似乎有缓和之势；其次，钓鱼岛争端，中日关系一度紧张，但因为日本大地震的发生，此事似乎暂时搁置；最后是中印间领土争端，印度通过进口先进装备不断提升其军事力量，与中国形成对抗。而我国一直本着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的方针，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与其交涉，争取不直接与其产生军事冲突，一方面大力提升我国军事防御能力，东风21-D、歼-20、航母等先进军事武器不断亮相，以震慑其他国家。2390字
写作思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直接发表意见、阐述观点、表明态度的新闻体裁。以与新闻结缘为前提，举凡各类具有新闻价值的论说文，不拘长短。
正文：
1、综合国内外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反腐败、个人收入、住房价格控制、医疗改革、价格控制、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教育改革是你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人民网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两个交易日的前夕。
2、网民的关注和两会的热议，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待，凸显了科学对待这些热点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大问题是时代的口号。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问题，人类社会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步的。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逐步显现并日益突出，是改革进入一个具有现实国情的关键阶段。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
3、30多年来，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发展，就不会有人民生活的蓬勃生机。
但是，发展是一个过程，不仅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还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过去，我们是先发展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会带来和不发展一样多的问题。”
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和问题不断显现，新问题层出不穷。随着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风格，深刻的变化和评价标准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对公平的认识，关于这些问题的人带来麻烦，感觉更明显，解决这些问题的影响尽快过上更好的生活，并期待着更强烈。
因此，我国当前社会热点问题的凸显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相关现象。问题是由于一定的客观条件而存在并随客观条件而变化的现象。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特征的具体体现。
它是社会的客观现实与人们的主观认识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数量更多，也更复杂，中国走过了发达国家数百年走过的历程。任务的重叠必然导致矛盾和问题的重叠。有些问题是经过多年的发酵逐渐出现的，有些问题是在客观条件形成后自然产生的。
特别是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问题不仅多而多样，表现在各个方面，而且形式多样复杂。现代技术和通讯手段，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极大地强化甚至放大了这些问题，使其更加突出。它关系改革发展大局，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热点问题具有普遍性、综合性、代表性。
5、社会热点问题的出现及其新特点，标志着中国改革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并存，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科学处理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已成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面临的突出任务。
用科学的方法处理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无非是一种正确的认识和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明确“怎么看”和明确“怎么做”。认识是行动的先导，认识清楚才能方向清楚。当前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十分复杂，要正确理解这些问题并不容易。
特别是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从现象中看到本质，形成正确的认识。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片面，造成认知偏差。面对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这一尖锐的思想武器去认识。
时事政治是当前国内外发生的 热点 ，引人注目，且有重大意义的新闻。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时事政治论文800字，希望你们喜欢。时事政治论文800字 范文 篇一 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法律，给人的感觉总是严肃、神秘、崇高。其实，法律就如同做人的规则，与你的道德、习惯、纪律都一样，规范着你的 言行举止 。法律与我们息息相关，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红绿灯，走在马路上，若不遵守交通法规，闯了红灯，付出的也许就是脆弱的生命。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做到?只因为我们的一不小心，而发生事故。其实，法律很简单。只要我们从小遵守社会治安，这些事完全不会发生。我们现在所要遵守的就是不吸烟、不喝酒、不去网吧、不迷恋网络。做到这四点不就好了?但违反法律更简单，现在，许多人都迷恋网络，不仅是小孩，还有大人。这让我又想起前段时间发生的 故事 ： 2009年11月4日，在南京市 儿童 医院，一位仅仅五个月半大的可爱婴儿就这样离去了。医院值班医生玩忽职守，就让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消失了。因医生严重的工作过失，导致入院仅一天的徐宝宝死于南京市儿童医院。事后在48小时内，南京市卫生局针对此事发布了两个观点截然不同的声明，最终认定了院方的过失，院方承诺向患儿家属赔偿51万元。南京市卫生局为什么在48小时内实现180度大转弯呢?第三方的权威证实成为决定性因素。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徐宝宝事件”的大致经过。2009年11月3日早晨，徐定金夫妇带着高烧的宝宝来到南京市儿童医院就诊，急诊医生初步诊断为右眼眼眶蜂窝组织炎，收治入院治疗。当晚7点多钟，发现宝宝的病情有恶化迹象后，徐定金夫妇赶忙跑到值班医生毛晓珺的办公室。当时正在玩网络游戏的当班毛晓珺称：“这个宝宝白天不是我治的，他的情况我不了解，有什么情况你等白天管床医生来才说。”在徐定金夫妇俩的再三恳求下，毛晓珺很不情愿地来到了宝宝的病房，进行了简单的处理后，并没有遏制宝宝病情的发展。最终，即使徐宝宝母亲三次向医院医生和护士跪求，也没有最终挽救孩子的生命。2009年11月4日，五个月半大的徐宝宝永远地离开了爱他的爸爸妈妈。 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医生的玩忽职守，就让这个五个月大的孩子，消失在世界上。医德?谈什么医德?完全就是没有良心。三次的下跪，都只换来冷眼相待。这是什么医生?情况不了解的话，完全可以在检查一次或向家属询问。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还说这位医生很敬业，并没有玩游戏，说过“我不要睡觉了吗”等话。拿出证据了，你们才赶紧承认。这摆明是对一个生命的不尊重! 而法律的力量，最终让这件事情水落石出，揭示了某些医生的不良表现。正是因为由于法律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我们应该感谢法律带给我们的一切。有了他的管制，小鸟就自由飞翔! 时事政治论文800字范文篇二 古人云：“无为而治。”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千年前的封建帝制时代尚且如此，何况在我们今天的文明社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每每提到法律，人们总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认为它是绝情的，其实不然，如果你能合理的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那么法律将是你最好的武器。 现在未成年犯罪呈低龄化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人为图一时快活，以身试法，为非作歹，偏偏社会上又有很多“法盲”，不知如何运用法律制裁这些坏人，只能打掉了牙往肚里咽，有些受害者甚至草率盲目的找对方拼个“你死我活”，这种作法无疑会对自己和他人造成巨大的伤害。什么?你说公理自在人心，天公会为你做主?不必了!在这个文明秩序社会上，你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给那些作恶多端的坏人一个有力的还击。什么?你说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颠倒是非，法虽立而无用武之地?那么我告诉你，你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法制步入正轨，我们的法律正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我们应当毫不动摇的坚信法律的正义性。 有一个故事：两年前，小新开始沉浸在网络里，学习成绩陡然下降。初中还没有 毕业 便辍学。因担心儿子整天沉迷于网吧，小新的妈妈让他照看家里的 台球 桌。小新把看台球桌挣的钱拿去上网。后来家里不再提供上网的钱，小新就想到了偷。今年6月上旬，小新偷了爸爸2000多元在网吧呆了一个星期。父亲的一顿打骂对小新来说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仅仅几天后，上网的欲望又像虫子一样噬咬着他的心。此时，爸爸月初给奶奶生活费时说的一番话浮现出来。“爸爸说爷爷那儿有4000多块钱，当时听了也没太注意，后来就想去偷爷爷的钱。6月15日中午我就去爷爷家，晚上，看爷爷奶奶都已经睡了，就去翻，可一想怕把奶奶吵醒了，就想用菜刀把奶奶砍伤了再翻。事后，小新的爷爷说，那是奶奶为孙子准备的早点钱。小新捏着两元钱在村口的一个洞里躲了起来。思来想去，还是投案自首了。 小新告诉记者，奶奶从小最疼爱他，有什么好吃的都惦记着他。他在看守所里最想念的就是九泉之下的奶奶。“我当时只想着拿到钱后就去网吧，根本没想后果。如果让我在上网和奶奶之间重新选择，我肯定选择奶奶。”说到这里，他痛哭流涕起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因为迷恋网络，使小新走上了不归之路，导致了最后结局的场面，原本平静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灭了。如果回到当时，小新遵守法律，就不会这场悲剧。就如同一场游戏，你不遵守规则，最后受到惩罚的将是你。如果不遵守要求，生命也许就会付出代价。我想，谁也不愿意看到悲剧发生，所以我们要遵守法律。特别是我们这样的青少年，叛逆期逐渐到了，一旦步入了这样的轨道，那么，你无论怎么后悔都没用了。 时事政治论文800字范文篇三 《浅谈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意义》 时事政治指的是国内国外的一些热点问题和影响较大的新闻事件，是政治学习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初中政治 教育 中不可避免的要融入时事政治的学习，这不仅是为了考查的需要，同时也能起到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掌握知识的效果，提高他们学习政治的积极性可求知欲。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很多教师没有意识到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将它视作一种可以临时抱佛脚的突击性学习内容，简单粗暴地处理，这就让时事政治的教育意义全部丧失。从根本上说，这是对时事政治教育意义和教育方式的认识不够造成的。 一、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教育中的意义 时事政治是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素材，甚至有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这样它的带入性就很强，就能吸引学生的注意，激发他们的兴趣，如果能够正确运用，其意义显而易见。其实，时事政治教育也是在贯彻教育改革的思想理念，是坚持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一种教育方式。是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教学中能够全面彻底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也是转变旧有教学方式的一种途径，能够丰富课堂内容，抓住学生兴趣点，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的动力，实现教与学的双赢。时事政治教育还是体现教师主导地位的一种方式，学生是教育的主题，教师是教育的引导者，时事政治正好是这种理念的实践素材。教师可以利用时事政治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使学生将生活与知识相互联系，从而提高他们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初中政治的解题能力，最终得到提高初中政治课堂教学效率的目的。 二、如何将时事政治教育融入课堂 1.明确融入的时事政治内容 并非任何时事政治都不加筛选地就可以融入教学，这样做的最终效果是适得其反。我们在选择时事政治教学内容时，要根据我们实际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筛选出恰当的合适的时政内容，这样才能吸引学生，让学生感觉到学习政治的乐趣所在，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我们的教学质量。 2.以老师为主导，让学生做主体 这里“以老师为主导”指的是教师的引导工作，必须由我们教师将时政教育内容恰当地切入课堂，引导学生分析。鼓励他们大胆评论。“让学生做主体”指的是学生才是教育的真正主体，时政教育中更是如此，要让他们主动地参与到教育活动中来，成为课堂的主人，大胆的发表个人观点。这样的最大好处是提高了他们的分析判断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广泛搜集时事政治教育的素材 明确了时事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课堂上的主体，就要开始准备教育素材。搜集教育素材主要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是教师搜集的部分，二是学生自主搜集的部分。教师搜集不言而喻是教师本职工作的需要，且更能符合教育目的和任务，而学生搜集的意义不仅仅是对时事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和补充，更能锻炼他们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在搜集的过程中，他们必须要充分调动自己的大脑，才能从浩繁的信息中找出符合要求的内容，挖掘信息背后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一个锻炼的过程。时事政治教育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全新的、和谐的、轻松的学习环境，能够提高学生的政治敏锐性，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实现健康全面的发展。 三、时事政治教育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常见问题 开篇我们就说过，时事政治教育在初中政治实际教学中不被多数老师重视，这是最大的问题，即便我们通过上面的阐述知道了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也懂得如何将时事政治融入课堂，但是在实际教学中，仍然会存在很多问题，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以下我们简单举出几个常见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广大初中政治老师的重视。 1.随意性、表面化 时事政治教育没有深入内心，只是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想起来了就拿出来，像是零食一样，且并没有对其进行详细、深入的分析，只是为了教育而教育，一切都流于表面，不深刻，也就无法真正起到效果。 2.点缀性、程序化 我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他们在教学中只是将时事政治当做一种吸引学生注意的点缀，在课堂上只起到了补充作用，甚至只是作为课堂导入程序，并没有切实做到时事政治教育所要求的工作。以上，就是我对时事政治教育的一些新的体会，虽然并不具体也不深入，但是相信从中也能体会到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我们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者，要全身心的投入教学的研究中去，帮助学生开发出最理想的学习环境，让他们高效学习、快速健康的成长。让我们在初中政治教育中，将时事政治教育当做一种重要的教学内容加以重视，从而实现教育改革赋予我们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吴德强.关于中学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3(10). [2]袁忠典.浅谈如何在思想政治课堂渗透时事政治教学[J].学周刊，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