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热点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深刻历史感的民族，对于“历史性的变化”有着同样深沉的感悟。我给大家整理了关于2017年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2017年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篇1 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同时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逐渐增强，军费连年激增，高科技武器层出不穷;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明显增强;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感到兴奋和激动的，有的对此感到惶恐不安，有的则视其为挑战和威胁;虽然中国一再表达自己和平崛起的诚意，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平静的对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更离不开美国，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上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做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它将会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呢?做为世界上的二号经济大国，最有潜力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中国，他又将会如何发展对美关系?笔者将在本文中讨论影响的因素，并分析其走势。 经贸关系无疑是中美两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市场潜力国家，同时中国也使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经济利益是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前进的保障。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以来，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中发展较快的领域，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发展尤为迅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有着愈益重大的共同利益，双方在经贸上相互需求和依存度及利益交合不断增多增大。美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对象，也是四化建设所需的外部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 经验 的主要来源地。美国也亟需中国广大的市场、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投资场所。中国的优质廉价商品每年为美国消费者节省成百亿美元的开支，为美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起了积极作用。美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每年为其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中国超过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的70%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投放在美国，为稳定美国的金融市场发挥了一定作用。中美经济关系好于和高于政治关系。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重点和基础地位将不断增强，成为中美关系强有力的胶合剂和催化剂。同时中美关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很多摩擦，中美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据美国方面的分析，影响美国制定对华贸易政策的三个因素是：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内失业和中国执行WTO协议的情况。美国在推行其贸易政策时将利用中美入世协议，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为防止我国更多的竞争力产品冲击其国内产业，美国会更频繁地启动反倾销调查程序、“301”条款等贸易制裁 措施 对我国输美产品设限。美 国还可能会利用其国内立法破坏 WTO规则，与我纠缠。但制裁是一把双刃剑，而且双方贸易关系紧张，从长期来说对美国不利，对此美国也是持慎重态度的。应该看到，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 民主分歧是造成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许多美国人认为,作为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命运承担着一种特殊的责任,负有把世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这种“上帝选民”和“天赋使命”神话根深蒂固于美国白人 文化 之中,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当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与 其它 国家的外交关系时,这种使命观对政府决策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体现出来。在国际事务中，美国竭力把自我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力图使种族文化、意识形态与美国不同的国家接受美国的发展模式,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将意识形态与之对立的共产主义视为最严重的威胁，积极推行“西化”图谋，对目前存在的最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更是倍加警惕与仇视。尽管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当今美国在执行“神圣的使命”时已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但中美的民主分歧依然影。 在2009年下半年，对台军售、中国制裁美国军工企业、奥巴马会见__等一系列事件是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又一次交锋。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他国干涉。诚然，中国的统一问题，本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务，但是，外交政策必须基于现实主义。无论承认与否，台湾问题受诸多国际因素的制约，其中最大的因素是美国。朝鲜南北双方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南北最高领导人的会谈，但就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情况看，在可预见的将来，仅靠这样的努力显然很难实现这样的目标。在这方面，美国可望扮演积极的角色。美国政府至今仍遵循一个中国政策，真诚邀请美国扮演积极角色，推动两岸最高领导人会谈，对于中国实现和平统一，抑制“台独势力”，有积极意义。虽然美国未必乐意见到大陆与台湾很快统一，但海峡两岸改善关系，并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符合美国利益。中国需要与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认真务实的探讨，在实现和平统一中国时，不仅考虑台湾的利益，又尊重和照顾美国的利益。中国可以承诺，如果实现和平统一，整个台湾可以成为自由港，并允许美国在台湾租借军事基地，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台湾民众的恐惧心理，又让美国得到了较大利益，而最大的获益者仍将是中国。 中国必须承认并尊重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真正把美国当作友好合作伙伴。中国对美国所表现出的所谓“霸权主义”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批评，并努力通过联合国的机制给予一定的制约，但不要走得太远。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以中国的国力和地位，对这样的国家，尤其在经济等领域颇受其惠的国家，应给予充分的承认和尊重。政策制订者应该清楚，在历史上，美国在西方列强中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在中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血债(朝鲜战争没有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美国曾是制约日本和前苏联的最主要力量，而后两者曾是威胁中国的最大敌人;美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诸多无私的援助。在中国改革开 放时代，中美的经济合作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中国人还应该看到，美国在行使通常所指的“霸权主义”时，也还往往遵循人类共同的良心和价值观，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与当年的日本和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必须真诚地把美国看作合作伙伴，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基于这样的立场，中国应该对美国在全球政策中的有关事物，如打击恐怖主义等给予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向准盟友关系靠拢。在两国关系中，还要建立相应的预防机制，防止类似侦察机事件那样的事发生，或即使发生，能在机制内迅速得到妥善解决，不演化为双方的对抗与冲突。 结语：中国和美国早已结束敌对关系，中美两国和平友好是大势所趋势，虽然在台海问题上，人权问题上，知识产权问题上，以及汇率问题上，中美两国的较量不可能短时间内结束;美国虽尤其自私的一面，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但也应该看到，中国政府在台海问题上的不容妥协，在人权问题上，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确实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相信随着中美经济关系的不断深入，中国政府灵活调整对台政策，在知识产权和人权问题上不断完善，这些矛盾反而会成为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动力。中国已经崛起，相信在中国政府的引导下，对外，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不对他国产生威慑的大国，对内，它能够不断完善社会机制，改善人民生活，真正实现中国的国富民强。 参考文献 [1] [美]卡特. 妖魔化中国是错误的[J ] . 纽约时报,1997 -08 - 10. [2] 黄硕风. 综合国力论[M ]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 王诵芬. 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M] . 长沙:湖南出版社,2007 2017年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篇2 摘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特殊的一对双边关系，它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成为一对影响世界的大国关系。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其他建设性合作关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举足轻重，中美关系的阴晴冷暖对世界将产生重大影响。中美两国存在许多共同的利益点，在国际事务中，中美两国有许多共性，同时中美两国不可避免的存在许多的分歧和矛盾。 关键词：中美关系 崛起 贸易 台湾问题 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同时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逐渐增强，军费连年激增，高科技武器层出不穷;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明显增强;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感到兴奋和激动的，有的对此感到惶恐不安，有的则视其为挑战和威胁;虽然中国一再表达自己和平崛起的诚意，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平静的对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更离不开美国，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上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做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它将会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呢?做为世界上的二号经济大国，最有潜力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中国，他又将会如何发展对美关系?笔者将在本文中讨论影响的因素，并分析其走势。 经贸关系无疑是中美两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市场潜力国家，同时中国也使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经济利益是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前进的保障。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以来，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中发展较快的领域，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发展尤为迅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有着愈益重大的共同利益，双方在经贸上相互需求和依存度及利益交合不断增多增大。美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对象，也是四化建设所需的外部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经验的主要来源地。美国也亟需中国广大的市场、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投资场所。中国的优质廉价商品每年为美国消费者节省成百亿美元的开支，为美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起了积极作用。美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每年为其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中国超过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的70%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投放在美国，为稳定美国的金融市场发挥了一定作用。中美经济关系好于和高于政治关系。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重点和基础地位将不断增强，成为中美关系强有力的胶合剂和催化剂。同时中美关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很多摩擦，中美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据美国方面的分析，影响美国制定对华贸易政策的三个因素是：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内失业和中国执行WTO协议的情况。美国在推行其贸易政策时将利用中美入世协议，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为防止我国更多的竞争力产品冲击其国内产业，美国会更频繁地启动反倾销调查程序、“301”条款等贸易制裁措施对我国输美产品设限。美 国还可能会利用其国内立法破坏 WTO规则，与我纠缠。但制裁是一把双刃剑，而且双方贸易关系紧张，从长期来说对美国不利，对此美国也是持慎重态度的。应该看到，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 民主分歧是造成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许多美国人认为,作为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命运承担着一种特殊的责任,负有把世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这种“上帝选民”和“天赋使命”神话根深蒂固于美国白人文化之中,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当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与其它国家的外交关系时,这种使命观对政府决策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体现出来。在国际事务中，美国竭力把自我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力图使种族文化、意识形态与美国不同的国家接受美国的发展模式,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将意识形态与之对立的共产主义视为最严重的威胁，积极推行“西化”图谋，对目前存在的最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更是倍加警惕与仇视。尽管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当今美国在执行“神圣的使命”时已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但中美的民主分歧依然影。 在2009年下半年，对台军售、中国制裁美国军工企业、奥巴马会见__等一系列事件是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又一次交锋。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他国干涉。诚然，中国的统一问题，本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务，但是，外交政策必须基于现实主义。无论承认与否，台湾问题受诸多国际因素的制约，其中最大的因素是美国。朝鲜南北双方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南北最高领导人的会谈，但就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情况看，在可预见的将来，仅靠这样的努力显然很难实现这样的目标。在这方面，美国可望扮演积极的角色。美国政府至今仍遵循一个中国政策，真诚邀请美国扮演积极角色，推动两岸最高领导人会谈，对于中国实现和平统一，抑制“台独势力”，有积极意义。虽然美国未必乐意见到大陆与台湾很快统一，但海峡两岸改善关系，并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符合美国利益。中国需要与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认真务实的探讨，在实现和平统一中国时，不仅考虑台湾的利益，又尊重和照顾美国的利益。中国可以承诺，如果实现和平统一，整个台湾可以成为自由港，并允许美国在台湾租借军事基地，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台湾民众的恐惧心理，又让美国得到了较大利益，而最大的获益者仍将是中国。 中国必须承认并尊重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真正把美国当作友好合作伙伴。中国对美国所表现出的所谓“霸权主义”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批评，并努力通过联合国的机制给予一定的制约，但不要走得太远。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以中国的国力和地位，对这样的国家，尤其在经济等领域颇受其惠的国家，应给予充分的承认和尊重。政策制订者应该清楚，在历史上，美国在西方列强中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在中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血债(朝鲜战争没有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美国曾是制约日本和前苏联的最主要力量，而后两者曾是威胁中国的最大敌人;美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诸多无私的援助。在中国改革开 放时代，中美的经济合作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中国人还应该看到，美国在行使通常所指的“霸权主义”时，也还往往遵循人类共同的良心和价值观，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与当年的日本和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必须真诚地把美国看作合作伙伴，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基于这样的立场，中国应该对美国在全球政策中的有关事物，如打击恐怖主义等给予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向准盟友关系靠拢。在两国关系中，还要建立相应的预防机制，防止类似侦察机事件那样的事发生，或即使发生，能在机制内迅速得到妥善解决，不演化为双方的对抗与冲突。 结语：中国和美国早已结束敌对关系，中美两国和平友好是大势所趋势，虽然在台海问题上，人权问题上，知识产权问题上，以及汇率问题上，中美两国的较量不可能短时间内结束;美国虽尤其自私的一面，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但也应该看到，中国政府在台海问题上的不容妥协，在人权问题上，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确实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相信随着中美经济关系的不断深入，中国政府灵活调整对台政策，在知识产权和人权问题上不断完善，这些矛盾反而会成为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动力。中国已经崛起，相信在中国政府的引导下，对外，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不对他国产生威慑的大国，对内，它能够不断完善社会机制，改善人民生活，真正实现中国的国富民强。 猜你感兴趣： 1. 2017年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国际形势 4. 2017年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推荐 5. 2017当前国内外形势与政策论文

2012当前国际形势分析 2012年以及过去的2011年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国家兴起，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经济在缓慢和不平衡中复苏，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朝鲜半岛安全不容乐观、中东战火纷飞、伊朗核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非洲大面积军事冲突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纷争愈演愈烈。2011已经走过大半，我们期待合作，期待和平、期待发展、期待绿色。简单地从几个大国来看：美国力不从心，已经进行了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东南亚，以遏制中国；欧盟与欧元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峻考验，欧洲领导人正竭力与危机奋战；俄罗斯痛感资源出口依赖型经济结构的弊端，决定加大外交为经济现代化服务的力度；日本经济本来就萎靡不振，在经历了9级地震后，国家经济更是遭受重创，政府公信力下降；中国外交活跃主动，在国际经济复苏、全球综合治理、地区形势稳定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作用，但国内CPI持续上涨、与周边国家间领土争端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最主要问题。1、新兴大国在各领域发挥影响、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加快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保持强势发展势头，尤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为代表，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1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比重将达52%，历史上首次超过经合组织成员国。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气候变化以及伊朗核、朝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二十国集团G20当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了成员国的半数。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仍具有相对优势，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话语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各大国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纷纷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互动更加活跃。国际关系的形态更加多样，内涵更加复杂。传统国家间阵营和界限趋于模糊，利益组合趋于复杂。围绕气候变化、核安全与防扩散、国际金融改革等议题，各国根据不同利益需要结成不同联盟。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化，国际权力更加分散。普通民众通过互联网、手机等信息技术，对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增加。2、经济在调整中缓慢复苏，仍面临许多不确定风险2010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回暖迹象。但另一方面，各国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实施的扩张性政策导致政府债台高筑。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二十国集团成员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已近8%。2010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达创纪录的1.3万亿美元，2011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恶化。日本的财政状况也不容乐观，政府债务规模是GDP的200%，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20个月下降，深陷通缩泥潭，但震后重建可能会给日本带来一丝转机。中国和印度等亚洲主要国家经济复苏强劲，但面临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的风险，并且可能将风险传导给亚洲其他国家。2011年，世界经济将继续增长，至于增势是否减缓则存在未定因素。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仍然很不乐观。IMF《全球金融报告》认为，尽管世界经济仍在复苏，但全球金融体系发展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同时，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逐渐改善，但要取得更大进展则需化解主要银行系统的遗留问题。然而，巨大的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发达国家面临着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挑战。事实证明，新兴市场经济体对金融危机冲击有更强的抵抗力，但其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并面临着遭受巨额资本流入冲击的风险。3、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中美扮演重要角色第一，朝鲜半岛剑拔弩张：朝鲜与韩国依然对“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将得以延续。朝鲜和韩国之间再度出现军事摩擦的可能性相当大。由于双方领导人在国内政治领域中的回旋余地都很有限，因此，对于军事摩擦和冲突的控制将更多取决于美国和中国等周边大国的克制与约束。第二，中东地区的情况令人担忧：阿以谈判再一次因犹太人定居点问题而告破裂，中东和平进程再度搁浅，而且很难在近期内再度开启。从2011年7月起，美军将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但撤军规模也有可能取决于伊拉克马利基政府的工作绩效。由于巴基斯坦坚决拒绝美军跨过巴阿边界围剿藏匿于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组织，而美国扶植的卡尔扎伊政府又十分脆弱，所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规模也迟迟难以决定。伊朗核危机在经过一系列外交折中之后仍然处于僵持阶段。第三，2011年非洲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苏丹于2011年1月8日就南部苏丹是否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南北双方尊重公投结果，和平分手，结果还不错，没有带来大规模冲突。再看利比亚，卡扎菲与反对派双方你争我夺，北约组织对其进行军事打击，施行空袭，对人民在成了巨大伤害，不断有人员伤亡。第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1号，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军击毙，使塔利班武装分子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这无疑是全球打击恐怖分子上重要的一笔和胜利。但恐怖主义泛滥依然像乌云一样给世界压力，《人民网》5月2日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篇注明是知名媒体评论员写作的文章，题目是“拉登被埋葬在春天里，但美国反恐战争仍在严冬”，认为“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的中东反恐策略从未成功，反而是越反越恐”。最后，中国周边很不安定：首先表现在与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因南海争端分歧扩大，越南菲律宾不断扩充军备，进而耀武扬威，但最近似乎有缓和之势；其次，钓鱼岛争端，中日关系一度紧张，但因为日本大地震的发生，此事似乎暂时搁置；最后是中印间领土争端，印度通过进口先进装备不断提升其军事力量，与中国形成对抗。而我国一直本着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的方针，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与其交涉，争取不直接与其产生军事冲突，一方面大力提升我国军事防御能力，东风21-D、歼-20、航母等先进军事武器不断亮相，以震慑其他国家。239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