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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选择的经济学分析摘 要 理性的创业者具有经济人的本性：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创业收益大于创业成本是创业者热心创业的主要原因。预期收入是创业者创业的重要诱因。社会收益是创业者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贡献给社会的财富，也是创业家们回报给社会提供的创业环境的酬金。创业环境越好，社会收益越大。成本是创业进入的壁垒，成本高创业的障碍就大。机会成本影响创业抉择，机会成本与创业的可能性间呈逆向关系。 关键词 创业选择 成本 机会成本 收入 预期收入 社会收益 创业环境1 创业：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美国的经济学家斯威格列茨在他撰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写道，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就业还是创业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选择，创业选择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行为，这种行为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引导，表现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亚当·斯密指出：“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使其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创业正是创业者利用机会整合资源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时，不断积累个人财富，满足个人追求财产和实现自我的需求，客观上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国经过“文革”，在改革开放初，中国人没有多少财产，财产观念也十分淡薄，中国人穷，穷则思变，穷则创业。所以中国的生存型创业者多，就是说中国多数创业者是为了挣钱吃饭，为了活得更滋润而创业。但20多年来从农民到市民，从科研人员到公务员、海外留学生，一批批创业者无不在个人财富的创造过程中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体制的革新作出巨大的贡献。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创业者多为机会型创业者，即瞧准了机会就开始创业。他们的家庭和社会更富有，他们不是因为解决吃饭问题而创业，他们创业是为了通过抓住商业机会创造商业价值，进而成就自己的人生，对社会作出贡献。比尔·盖茨是一个典型的机会型创业者。他舍弃在哈佛法学院的学业，这是因为他在商业实践中发现了软件产业存在巨大的商机。他及其团队非凡的创造力及软件产业的行业成长性，使他只经过20年的时间就创造了传统经济无法企及的巨大财富，进而蝉联世界富豪榜冠军，2003年个人资产407亿美元，仅该年度的社会捐资达十几亿美元。 理性的创业者具有“经济人”的本性，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冒险的同时尽力规避创业风险。理性的创业者在自由地选择创业，享有创业成功的快乐时，同时必须承担着创业失败的责任，而且他个人财富、价值与他对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呈正相关。正如A·哈耶克所言，“如果允许个人自由地选择，那么他必然要承担选择的风险，并且，他因此所得的报酬肯定也不取决于他们目的的好与坏，而仅仅取决于对其他人的价值”。 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如何最大化利用自身的社会网络资源。一般人们有二种选择：就业或创业。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H·Kright）认为，不确定性是创建企业的主要原因。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必然对其选择的经济行为进行预测并承担风险。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的原因，人们的预测往往有错误。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承担风险的能力，所以那些不愿意承担风险者更倾向于做上班族，听从老板的调遣，拿稳定的薪水，没有心理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风险；而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则选择创办自己的企业，以承担风险去换取更大的收益和自由。到底是替人打工，还是自己当老板，创业的可能性应与收益预期相关，可用公式表现为：Pr（e）＝f（r－w） 其中，Pr（e）是指独立创业的可能性；r表示独自创办企业可能获得的收入；w表示从事现在工作获得的报酬。 可见，个人创业的可能性与r和w之间的差额呈正相关。两者差额越大，创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创业动机在很大程度上由创业者对收益的预期和现在获得的利益决定成本。 理性的创业者具有“经济人”的本性：趋利避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创业是有风险的，理性的创业者在享受成功的预期时，也必须承担创业可能的失败风险，创业失败，不仅使对收入的预期化为泡影，而且原有的稳定收入也丧失殆尽。因此，客观估计自己的创业能力、科学评价创业环境和创业机会，通过市场调查获得准确数据，切实考虑现在的利益，对创业选择作出尽可能科学的经济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是经济人应有的理性态度。2 创业选择的成本分析 成本是人们从事某一经济活动的总费用，一般包括会计成本、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创业者决定创业时，一定要选择一个项目，并且围绕这个项目要投入劳动、资本、智力成果，购买一定的设备，租赁办公用房，支付工资。创业者在创办企业，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过程中必须支付的实际费用，构成了创业的会计成本。创业者创业就意味着放弃原有的职业，失去原有收入，同时时间是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创业项目就不可能从事其他职业。这种由于创业丧失从事其他固定职业可能挣得的收入值就是创业的机会成本。成本是创业进入的壁垒，成本高创业的障碍就大。会计成本反映了创业项目需要的投资及运行费用，而机会成本则是创业者现有利益和创业者资源未来价值的反映。机会成本影响创业抉择，机会成本与创业的可能性间呈逆向关系。机会成本越大，即在位者的利益越多，未来价值越小，创业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在位者现有利益越小，未来价值越大，敢于创业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经济学分析，正好阐述了迪克·克拉克（Dickie Clark）提出的“社会边缘状态” （Social Marginalng）这一新的概念。克拉克认为，当个体的属性——身体特征、智力特征、社会行为方式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承担的角色发生冲突时，个体就处于社会边缘状态。实际上处于社会边缘状态者所获得的现实利益少，个体放弃现有利益进行创业的机会成本小，因而创办自己企业的可能性增大，创业也成了“社会边缘状态”者摆脱孤独感，寻求心理平衡的重要途径。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创业者大多是难找到工作的回乡知识青年、城市无业游民、政府中几乎没有提升机会的公务员、无法在经济社会中找到适当位置的中年退伍军人、预计无法晋升的大公司职员或极端个人自治主义者。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人，在现实中没有占据“有利地形”，没有太大的现实利益，也谈不上在社会正规渠道上有大的发展，因些，他们创业的机会成本小、顾虑少，他们通过创业，不仅能够获得收入，找到新的发展平台，而且能够找到一种控制命运、实现自我的感觉。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研习中华古典时所言：“贫人、贱人、被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反而“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业精神。 创业项目的会计成本形成了对创业者选择的项目的预算约束。再发一篇你自己选三鹿的“三聚氰胺”奶粉导致众多婴儿患肾结石的事件一经曝光，社会各界倍感震惊。面对这类食品安全问题以及企业的不良经营行为，公众最直接的反应是道德谴责和伦理呼吁。人们会本能地指责相关企业没良心，并要求企业强化道德自律和社会责任感。但这样的道德谴责和伦理呼吁虽然合理，却不得要领。因为，造成企业行为扭曲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企业家的个人道德倾向，而在于中国的产业竞争环境。本文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分析和思考，期望对我国乳品企业未来的发展有所启迪。 关键词:三鹿奶粉；制度；政策 一、关于三鹿奶粉事件 近来，三鹿奶粉被污染导致众多婴儿患肾结石的事件一经媒体披露，可以说是尽人皆知，一种叫做三聚氰胺的化工原料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那就是添加在原奶或奶粉中可以使蛋白质增加的成分，正是它导致了众多婴幼儿致病甚至死亡。 虽然这一消息一经公布，三鹿奶粉即被紧急召回，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三鹿奶粉纷纷下架，消费者被退还了相应的款项，但喝过三鹿产品的人们还是心有不安，不知是否埋下了不安全的隐患，因为毒奶粉之类的有毒食品带给人们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从近些年先后披露出的苏丹红、多宝鱼、大头奶粉等事件中，人们看到食品领域的安全问题频频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这些有毒食品被曝光后，人们甚至在预言下一个毒食品是什么，三鹿奶粉紧随其后，不幸言中，三聚氰胺这个新名词进入人们的视野。所不同的是，这一事件波及的范围更广、影响更为恶劣。因为奶粉是许多人尤其是婴幼儿的必需品，而三鹿又是众所周知的品牌。 然而，事态的发展情况和检测的结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和想象，让人再一次震撼，22家企业69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其中作为中国乳业的领军企业伊利、蒙牛位列其中未能幸免。结果让消费者大跌眼镜，也让对国产奶粉品牌抱着一线希望的消费者的希望被无情的打破。 针对三鹿奶粉事件的前因和后果，本文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此进一步分析，希望对我国乳品企业未来的发展有所启迪。 二、制度安排与个体行为：一个分析框架 1.制度安排与主体行为 企业的生产行为与当前的社会制度密不可分。如果制度的安排鼓励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并对实施这种行为的主体给予激励，则厂商就会通过技术发明、产品创新、改进质量、完善服务等一系列生产性措施来最大化其利润；反之，如果制度不完善，使得企业通过非生产性经营行为，如制假售假、污染环境、偷税漏税、坑蒙拐等就能获得较好收益，那么这类经营行为必然泛滥成灾。这样，整个社会将成为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牺牲品。 2.现有体制下的企业行为与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成为追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积极主体，这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经济增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由于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与企业发展高度正相关，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为保障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采用种种保护主义措施来扶持地方企业的发展，甚至不惜姑息地方企业的各种非生产性经营行为。 由于政府掌握着不受制约的垄断性权力，任何行为主体一旦处于政府的有效保护之下，其他社会力量就难以与之抗衡。其中，尤以普通消费者的地位最为弱势。因为，中国的消费者人数虽多，但高度分散，在受到企业非生产性经营行为伤害时，根本不可能有效保护自己，甚至连企业经营行为及其产品质量的基本真相都无从得知。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各地厂商只要不违背政府追求高增长和财政收入的目标，不引发大的公共危机，就可以依托政府保护大肆制假售假。由此，整个中国的产业竞争环境被严重毒化，在这样的环境中，实际起作用的筛选机制是假胜真败，企业只要不愿被淘汰出局，就只能制假售假，洁身自好是死路一条。也就是说，是扭曲了的产业竞争环境孕育着没良心的企业。 更重要的是，源于政府行政保护的产业竞争环境扭曲并非奶制品行业的独有现象，它其实在我国各个产业领域中的普遍存在。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假冒伪劣现象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因此，仅仅惩治此次事件中的直接责任人，即使遏制了奶制品行业中的制假售假，仍不能触及其他领域中的类似问题。 市场是制度的集合，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转有赖于明确的制度规范；同时，制度属于公共品，制度的有效供给主要靠政府。我国非生产性经营行为泛滥成灾的现实表明，政府部门未能在提供市场竞争规范方面尽到责任。因为，在企业间存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不打击非生产性经营行为，就是惩罚生产性经营行为，久而久之，必定是“劣币驱逐良币”，整个产业领域中将只剩下热衷于非生产性经营行为的厂商。因此，如果体制得不到有效的改革，即使奶制品中不再有三聚氰胺，但奶制品厂商的非生产性经营行为却未必就能绝迹。很可能没过多久，性质类似的行为又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而消费者对其仍是防不胜防。因为，扭曲的产业竞争环境没得到根治，处于变态竞争中的企业仍将要面对假胜真败的逆淘汰压力。 三、保障企业产品质量的政策选择 制度与制度的实施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保证企业提供产品的质量一方面需要完善的制度，另一方面更需要有效的制度实施机制。在理论上开发适合于我国企业的竞争机制和理论框架，在实证层次上健全产品质量保障监督体系，探索规范企业行为的制度平台。 1.加强法制建设，健全和完善市场竞争体系 有效的法律制度供给是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因为制度本性使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分析指出：有效制度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提供了稳定预期，减少了不确定性，从而能够更好实现自身利益；有效制度能够发挥对行为主体的约束功能，促成主体间的互利合作，实现经济效益；有效制度能够发挥对行为主体的激励功能，鼓励其创新，促进社会福利的提高。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个人或企业必然受刺激的驱使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因此，规范的市场竞争机制应具备两项功能：一是通过确保那些致力于技术发明、进行市场创新活动、投入有效经济要素的企业获得较高而又合法的利润，以达到激励和示范效应；二是限制和惩罚那些靠制假售假、坑蒙拐获得非法高额收益的企业，以维护良好的竞争环境。 只有完善的制度与法规,才能使得执法部门有法可依,使制售有毒食品者有法可畏。同时,还可以阻断地方保护主义的法律退路,让执法部门为其在执法过程中的不作为付出法律代价,促使政府迅速向责任政府过渡。 2.纵向一体化上游奶源企业 “得奶源者得天下”，作为对上游奶源有着高度依赖的乳品企业来讲此次事件是对这句话更好的诠释，只有好的奶源才能加工出好的产品，脱离了这一实际问题只是去追求设备的先进性、营销手段的先进性和企业理念的前瞻性，只能是缘木求鱼。因此，针对奶源环节，如果企业采取纵向一体化的策略，在质量上就可得以保证。 纵向一体化能够有效抑制上游奶源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道德风险的发生，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以及企业之间的高度信任关系是难以建立和维持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往往是一个经济社会的常态，企业间的交易很容易陷入一次性的交易的囚徒困境博弈之中。同时，如果企业自主拥有奶源，就不存在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这样就能够及时掌握供应信息，保证奶源的质量，这就是福建长富牛奶“身经百测”的原因所在。
毕业季临近，又到问卷调查高峰期，身边很有几个同学都以囚徒困境为模型做了毕业论文，再联想到最近的一些实际经验，发现囚徒困境确实常存于生活，散言二三。 先非常简单的说说什么是囚徒困境。（摘自百度百科） 从个人的角度去分析收益 若对方选择背叛，我选择背叛（八年）就会比选择合作（十年）收益要高；若对方选择合作，我选择背叛（释放）也比合作（一年）的收益高。 所以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无论对方做出怎样的选择，我做出背叛都是比合作要更加合理的选择。 然而从集体的角度去分析收益 显然，选择合作的人越多，整体的收益就会越高。 所以这便产生了一个矛盾，即个人最优解的累加并不等于集体最优解。相反，此种情况之下，个人的更优解反倒意味着集体的更劣解。囚徒困境模型在日常生活中其实非常常见，由于个人为自己谋利（选择背叛）而破坏集体利益，最终导致集体所有人都为自己谋利，虽然在最后结果上大家都得到了各自最满意的答案，但相加在一起却是最坏的结果。 比如房产中介行业，房产中介人A了接待12345678个客户，八个客户中有一个客户1成交，获得利润，而这最终成交的一个客户，之前被其他七个房产中介人ABCDEFG接待过，但是这七个人暂时没有收益，收益在中介人A手里。而B接待了23456789号客户，最终2号客户成交获得利润。照着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大家一人接待八个客户，成交一个，达到平衡。 然而事实却是有的人发现了规律，开始有意识的去寻找八个人中最可能成交的那一个，并想方设法的提高自己的效率，希望自己能只接待三个就成交一个，而本应该在原始模型中由他接待的被直接敷衍了事。（有人背叛） 于是那些被敷衍了事的人需要被更多的中介人接待才能促成交易。 直到最后大家都选择了背叛，所有的房产中介人都需要接待十二个客户才能促成一笔交易。 然而只要大家共同用心，好好接待每一个客户——即共同选择合作，很快就能把接待八个成交一个变到接待五个成交一个，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所以到了现在，提到房产中介，大家联想到的就是中介坑，不好，乱像，盖因由此。早在几年之前，电子竞技还是个一片荒芜的行业，随着大家共同的努力做大做强，钱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便开始有人选择了背叛，通过影响行业发展的方式以获得短期利润。 最终是由bbc站了出来，带头呼吁，在行业做大之前，不要急着谋利，大家先一起把蛋糕做大，再瓜分。（期望产生更多的合作行为） 毕竟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但若是能看到自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克服的。尤其在一些新兴行业的发展过程当中，这种背叛的收益值可能更高，对于行业的折损也更大。 不过新兴行业一般规模小，通常背叛行为会更快的被业内所传知，使得业内有机会去惩罚他在之前的背叛行为，如果说想要留在这个行业继续发展，就很少会冒着这种被惩罚的风险去背叛，但随着行业扩大，使得对于上一轮的惩罚可能逐渐缩小，背叛的可能性也会逐渐加大。 而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去产生更多的沟通，毕竟我们不是囚牢里信息不对称的囚徒，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充足的交流机会，去协商合作的事宜，以促进集体更好的发展。 毕竟人是群居性动物，从会在集体中表现出合群性，大家都合作，我也会有合作倾向，大家都背叛，我也不会傻傻的不去背叛。而显然大家都合作的结果是远远强于大家都背叛的。棉花不白:咖啡馆店小二一枚。人来人往，潮起潮落，一杯咖啡配上二两牛肉，若是客官您还能打赏几两碎银，小二我便能告知所有你想要的信息。
到中国知网，搜索几篇优秀的硕博论文，可以看看他们的参考文献如果你是本科，硕士论文就足够你来参考了，他们的文献足够你用了然后再搜一下期刊文章，但是本人觉得期刊文章很少有能够对你有用的部分，但是可以做参考文献的。
可以看看（社会科学前沿）刊物上的相关文献，找下自己的写作灵感
其实你随便编个也没人知道当然不能太离谱我记得我当时写的时候还要5本外文参考文献,象我这种四级都过不了的人,只好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能力编造了,结果居然通过了
1. <迈向新世纪的流动人口管理研究> 【出 版 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 号】9787561723876 【所属分类】 社会科学 > 社会学 > 人口学 2.《城镇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 浙江省科委《流动人口对城镇发展的影响研究》课题 3.《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08年12期 ——目录 国家人口计生委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国务院会议精神 全面开展“关怀关爱行动” 提高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水平 辽宁省扎实开展计划生育科技大练兵活动 4.《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管理运行机制探略》郭开怡 《中国市场》 2007年第1期 5.<流动人口的六项权利和六项义务>———《中国人口报》2006-9 6.《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 ——《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是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的惟一的指导全国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性理论刊物。 7《计生协会参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与思考》——《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 2009年第3期 8.〈浅析人口流动与计划生育〉 文章来源： 来源:新学术论坛第12期供稿文/常岚[导读 期刊门户-中国期刊网 2009-2-24 注：中国国内高校中（最权威-内容最具体-实例最丰富）的人口管理和计划生育类期刊资料-《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里面有很多期的内容都是关于人口及人口管理的。
女性主义参考书目1、【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2、【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桑竹影、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3、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4、【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5、【英】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6、【英】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书店1989年版。7、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王绯：《女性与阅读期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9、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女性主义参考书目1、【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2、【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桑竹影、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3、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4、【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5、【英】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6、【英】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书店1989年版。7、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王绯：《女性与阅读期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9、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0、【挪威】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林建法等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1、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2、【美】莫瓦：《性别/文本政治》，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3、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女性主义参考书目14、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书店1995年版。 15、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6、林树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7、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书店1995年版。 18、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9、荒林：《新潮女性文学导引》，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20、【德】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习承俊译，北京：书店1995年版。 21、陈惠芬：《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22、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北京：书店1997年版。23、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24、【美】克拉夫：《女性主义思想：欲望、权力及学术论述》，夏传位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7年版。25、王政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书店1998年版。26、【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等。
论儿童文学与儿童阅读能力的培养摘要：新课程理念下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方法灵活多样。儿童文学作为儿童阅读的主要精神食粮，它与培养儿童的阅读能力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掌握儿童文学的语言符号，可提升儿童认知分析能力；其次，感受儿童文学的文学形象，可提高儿童的审美鉴赏能力；再次，把握儿童文学的文学蕴含，可发展儿童的联想扩展能力。关键词：儿童阅读能力；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学主要培养儿童的识字、阅读、作文、口语交际的能力，阅读和作文是儿童语文素养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所以，《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语文课程标准》）关于阅读要求作了如此规定：“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这种综合能力的培养，各学段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应把它们机械地割裂开来。”“逐步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倡多角度的、有创意的阅读，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以上这些文字告诉我们：儿童的阅读能力，主要包括认知分析能力、审美鉴赏能力、联想扩展能力。虽然提高儿童阅读能力的方法多种多样，但儿童文学对儿童的阅读能力的提升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为据统计，六年制小学语文教学中80%以上的课文属于儿童文学（从文学的角度划分统计），说明儿童文学已成为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主要教材。儿童文学还是小学生课外阅读的主要内容，它为小学生开展课外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可见，儿童文学教育已成为小学语文教育的主体，儿童文学已成为提高儿童文学阅读能力的主要文本。儿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表情达意的功能在儿童文学作品中达到了极致。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或用饱蘸诗意的笔墨抒发自然人性的美妙，或用含蓄委婉的笔调抒写苦难人生之不幸，或用讽刺幽默的笔法揭示社会现实之污点。这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既是儿童学习语言的最好范本，也是儿童学习成为“人”的通灵宝玉，就像赫尔岑所言：“歌德和莎士比亚抵得整整一所大学。一个人通过阅读体验了时代，不像在科学中，在科学中他只摘取最后的、得到澄清的成果，而是像那种一同举步、一同走上曲折道路的旅伴。”〔1〕既然儿童文学在儿童的阅读和成长中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作为一个具有儿童文学素养和有较高的阅读分析能力的教师，要想提高语文课堂教学质量，有效地指导小学生课外阅读、课外活动，他需要探索理想的阅读教学模式。因此，在课堂教学中，他对教材中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句的理解和道德品质的教育上，也不会满足于借此教会学生文章的结构方法、中心的表达方式等等，应该自觉地引导学生感受作品独具的美学特质，提高学生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能力，努力探求儿童文学与儿童阅读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儿童在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时，他们由表及里感受到的三个基本层次：语言符号-文学形象-文学蕴含。这三个层次明确告知我们，儿童在阅读儿童文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三个环节是：识别语言符号，掌握信息，提升儿童认知分析能力；再现文学形象，培养想象，提高儿童审美鉴赏能力；挖掘文学蕴含，锻炼思维，发展儿童联想扩展能力。一、儿童文学的语言符号与儿童的认知分析能力符号学将文学看成是一个由符号构造的精神世界。文学读解要寻绎文本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要寻绎文学符号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文学符号是文学意义和价值的载体。一般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其中词是符号，句子是符号链，由词和句子组成的讲话或文章是符号的集合体。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阐述关于语言的功能时认为：“当语言用来传达信息时，它的认知或指称功能就发生作用；当语言用来表明说话人或作家的情感态度时，它的表达情感的功能就显示出来。”〔2〕中国的汉字符号，兼有表形与表意的特点，从汉字的符号上可以看出外指的“物象”与内指的“意向”两个因素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索绪尔所推崇的——能指的感性与所指的抽象性的结合，在汉字中达到了高层次的完美实现。可是，书面语言是文字符号，本身不具形象性，要想办法把它变成形象，要使儿童获得一种切实的审美体验。就如法国作家法郎士在《乐园之花》曾说：“书是什么？主要的只是一连串小的印成的记号而已，它是要读者自己添补形式色彩和情感，才好使那些记号相应地活跃起来，一本书是否呆板乏味，或是生气盎然，情感是否热如火，冷如冰，还要靠读者自己的体验。〔3〕(20)换句话说，语言符号的抽象性质，使它所创造的形象和表达的情感失去了直接可感性，儿童想要通过文本感受艺术形象，就必须用自己的认知和分析去融化语符，重构形象，使作者的经验、情感由凝固的物化形态，重新变化为流动的观念形态。按照心理学知识，儿童的认知过程是从环境中接受信息、贮存信息、按需要提取和操作信息，然后作出外显反应。信息加工把认知过程中感性部分（如，感觉、知觉、注意与记忆）与理性部分（思维）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从输入到输出的完整的控制系统。〔4〕而儿童与成人不同，成人有一定的阅读和生活经验，很容易在再造想象中将文字符号转化为脑海中的形象，儿童由于年龄与审美经验的不足，对文字美的内涵往往难以把握，就需要教师蹲下来，用儿童能够理解的方式去唤起他们的审美体验，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以使其充分感受文学的魅力。可是，我国传统的语文阅读教学更注重辞章学，喜欢从表达的角度研究作者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的技巧。为了有效地捉高儿童的阅读能力，在小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应该运用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为范本，根据儿童的认知特点和现代的阅读观念 （现代阅读观念着眼于快速而准确地从书面资料中获取信息），培养儿童透过儿童文学文本获取信息的能力。文章的信息有主信息、副信息，全面发现这些信息，就能完成阅读的基本要求。如，新课标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纸船和风筝》的表面信息是松鼠和小熊一个住在山顶，一个住在山脚。它们借风筝和纸船分别祝对方快乐和幸福，于是它们成了好朋友。可是有一天，它们为了一点小事吵架，山顶上再也看不到飘荡的风筝，小溪里再也看不到漂流的纸船。松鼠和小熊都很难过。过了几天，松鼠在纸船上写了一句话：“如果你愿意和好，就放一只风筝吧。”傍晚，松鼠看见一只美丽的风筝朝它飞来，它把一只只纸船放到了小溪里。而内在的信息是作者表现的是儿童的心灵是单纯而明净的，他们因为不谙世事而真诚地对待一切事物。它所展现的是一种极为透明、至纯至真的友谊。在完成了课堂教学之后，教师应该把目光转向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品，因为任何儿童文学作品一定不是孤立地存在，它必然在相互关系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而“认知”就本质而言，始终旨在达到这个本质目的，即将特殊儿童文学作品归结到一般作品的法则和序列。所以，每一种“认知” 都具有这一特征：“它不单纯地摹写，而是体现出一种本原性的、赋予形式的力量。它不是被动地表示出某种事物在场这一单纯的事实，而是包含着一种独立的人类精神力量，通过这种能量，现象的单纯在场获得了一种确定的‘意义’，获得了特殊的、观念化的内容。”〔5〕那么，儿童在阅读了具有某一种类型特点的作品之后，在他们的“认知”领域中，必然会获得一种观念化了的程序。例如，完成了 《纸船和风筝》的教学后，可引导儿童去阅读叶圣陶的《小白船》。在阅读过程中，儿童将会发觉：在《小白船》中，表层信息是作者赞颂田野的美丽、多趣，展现的是“将来的田野”。《小白船》开头第一句话，“一条小溪是各种可爱东西的家”，就将我们引入优美平和的境地，在这片“将来的田野”里，各种生物都得以自由地舒展生命：“水面上有极细微的声音，是鱼儿在奏乐，他们会用他们特别的方法奏出奇妙的音乐来：‘拨喇……拨喇’好听极了。他们邀请小红花跟他们一起跳舞；绿萍要炫耀自己的美丽的衣服，也跟了上来。”祥和、谐趣的田野风光中，鱼儿畅快地嬉戏游玩，伴随他们的是“活泼美丽的小孩儿”。一条小白船载着天真无邪的孩子随风飘荡，任意东西，即使迷路了，也有善良的人来帮助。深层信息是“小孩儿”与鱼儿融洽相处，互不侵犯，共同营构优美、诗意的童话境界。这方天地里洋溢的是真、善和纯洁，表现着作家对理想、和谐、充满真诚与爱意的人生的追求。这样的教学，可以说儿童以作家创造和构建的文学意象为媒体，透过文字符号与该符号所表示的语义，掌握了文本要传达的表层、深层信息，从而达到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有效地完成了语文阅读教学任务。二、儿童文学的文学形象与儿童的审美鉴赏能力儿童读者在语言符号的感染下，经过想象和联想，便可在头脑中唤起一系列相应的具体可感的文学形象，构成一个动人心弦的艺术世界，这就是文学作品的第二个层面——文学形象层面。关于文学形象，卢卡契在《艺术与客观真实》曾指出：“每一种伟大艺术，它的目标都是要提供一幅现实的画像。在这里，观象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等的对立消除了，以致两者在艺术作品的直接印象中融合成一个自发的统一体，对接受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6〕这里所说的“现实的画像”即文学形象。儿童文学的文学形象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作家的情感和生活形象（物象）的结合而创造的艺术形象，如，在《寄小读者》里，冰心饱含着她个人的或思念、或向往、或欣赏、或同情的各种情愫，而描绘的仪态万千的自然风光、金发碧眼的异国少年；其二是文本中的文学形象并非直接由实体形象所构成，而是由接受主体的心理机制在一系列语言符号的刺激下幻化、再造而成。如，解读“丑小鸭”时，读者通过再造想象，实实在在会感受到：《丑小鸭》绝不仅仅限于反映当时欧洲社会的某些现实，也绝对不仅限于作为作者安徒生人生道路的单一象征。它最大程度地写出了整个世界、全体人类生活的某些普遍性，写出了所有曾经有过自卑而摆脱了自卑，达到理想境界的一种艰难的心路历程。由于儿童文学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文学，所以，儿童文学的文学形象为儿童提供了一种审美的依据。儿童在儿童文学的阅读过程中，可以在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间接地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人生，接受教育，受到美的熏陶。但要领略文学形象的独特魅力，从而在情绪情感上打动儿童、感染儿童，需要儿童在阅读的基础上，运用艺术思维，借助创造性的想象和联想，对作品的情和理有所感受和领悟。所以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时，通过再现文学形象，发挥儿童的想象，可提高儿童的审美鉴赏能力。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提高儿童的审美感受力。审美感受力是指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所传递的信息作出的反映能力。在这里，既有单纯的生理感觉因素，又有积淀理性内容的感觉因素。〔7〕(232)从生理感觉因素上说，指的是审美主体的感觉能力，表现为主体对事物的感性特征怀有浓厚的兴趣，能够在审美实践中保持高度的敏感。例如，儿童听到节奏韵律鲜明的儿歌、看到富有儿童色彩的语言，就可能引起他们情绪上的舒适感，从而会更有兴趣地投到阅读中。而从积淀理性内容的感觉因素上来说，是指审美主体在获得生理愉悦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调动起各种心理机能，并参照以往的审美心理积淀和感觉经验而作出的审美反应。例如，当儿童阅读了一定数量的儿童文学作品时，由于审美感觉中积淀的阅读经验，使儿童对接触到的文学形象产生特定的审美感受，这样，儿童会从审美对象的外在特征、象征符号中迅速领会它所对应的内涵，所以看到狐狸、大灰狼、小白兔、老牛、猴子，他们会产生狡猾、凶狠、活泼、善良、聪明等相应的审美反应。其次，培养儿童的审美判断力。审美判断是对审美对象的美的特性进行分析、综合之后所得出的审美评判和审美断定，而审美判断力则是指在这种审美评判和审美断定中所显示出来的审美水平与能力。〔7〕(232)如果结合儿童的审美心理特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儿童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他们会调动主体的审美经验展开丰富的自由联想，将儿童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与儿童主体的知、情、意对应起来，从而产生丰富的审美想象和营造意蕴深厚的审美境界。古罗马教育家普鲁塔克说过，儿童的心灵“不是一个需要填满的罐子，而是一颗需要点燃的火种”，于是我们需要通过儿童文学作品去点燃儿童心灵的火种，让儿童对作家创造的审美意象进行不断的审美判断练习，这将有效地培养儿童的阅读审美判断能力。例如，德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甘特·斯本的短篇童话《向日葵大街的房子》：老房子与主人伯姆泼利先生一家世代相居，因此感情深厚，几次从危难中解救和保护了主人一家，对主人始终忠心耿耿。然而伯姆泼利先生却嫌老房子旧了，要卖掉它，买幢新房子。老房子不愿离开主人，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主人出售它。它的种种鬼把戏吓走了一个又一个的买主，然而引起了一对喜爱新奇的新婚夫妇的极大兴趣，非要买下老房子不可。老房子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选择出走。最后，伯姆泼利先生千辛万苦才找回了老房子，并把老房子装饰一新，决心永远与忠诚的老房子为伴。如果儿童经常阅读这类作品，他们就会在对老房子这个别出心裁的形象进行再现、体验与感悟的基础上，判断出作品的蕴含：作者借助童话这一文体，突出老房子忠心不二的精神品质，意在赞扬一种朋友间的忠诚守信，哪怕遇到任何意外变故也不变心的为人的高尚品质。再次，提升儿童的审美理解力。审美理解是在审美判断的基础上，对事物审美特性作进一步认识、分析和把握的一个审美过程。〔7〕(233)审美理解也是对事物审美特性进行深入和强化的认识与把握过程，是审美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由个别性把握经由特殊性把握，再到普遍性把握的飞跃过程。从这一层面进行思索，可以发觉儿童在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时，往往是从作品中的各种事物外部联系的理解入手，然后对各种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偶然与必然、可能与现实的相互关系，以及事物内部的联系作深刻理解和认识，从而积累某类事物所具有的审美属性，不断提高审美理解力。例如，儿童在阅读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时，他们发现这个童话描写的是“快乐王子”为了关心帮助穷人而献出了自己所有最珍贵的东西，最后又由于同情曾帮助过他的小燕子，悲痛得铅心爆裂而最后被毁，而其内涵却是“快乐王子”为爱而献身的崇高的精神境界。由这个文本作为范例，然后引导儿童阅读更多的童话，儿童会领悟到童话生动的形象与离奇情节的背后，常能引发人们思考更深刻的社会内容，如，人与人的相处、人与自然的关系、美与丑的辨别、正义与邪恶的根源等隐藏着的蕴含。席勒曾经指出：“审美的教养使一切事物服从美的法则，并且在它给予外部生命的形式中显现内在的生命。”〔8〕由此可见，如果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经常进行类似的阅读，那么儿童会在文学形象的审美感受中渗透自己的审美体验，从而直接进入到文学作品的哲理性认识和本质性把握的层面。三、儿童文学的文学蕴含与儿童的联想扩展能力文学蕴含层面，是指文本所含的思想、感情等各种内容，它是宗白华所说的“最高灵境”层次，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的哲学内涵。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也是对文学作品蕴含的阐述。在西方，但丁早就指出，文学具有四义——字面意义、譬喻意义、道德意义和奥秘意义。可见真正成功的文学作品，不应当是意义确定的和完结的，而应当是意义含蓄的，这样可以满足读者的阐释欲望。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它当然也讲究文学的蕴含。许多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适合少年阅读的儿童小说，其内蕴存在于特定的小说话语体系中，仿佛具有无限的生成与阐释的可能性。例如，曹文轩的《古堡》，表层描写两个少年对一座传说中的古堡的寻觅，深层告诉儿童在一切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要表现出不迷信、不盲从、不畏艰险、不惮前驱的探索精神。儿童文学文本的蕴含散发出无穷的艺术魅力，召唤着儿童充分调动其联想、想象能力，逐渐走进儿童文学文本的蕴含层面。阅读期待中包含着想象能力的培养。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在《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中曾说：“在文学阅读之先及阅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一种既成的结构图式。读者的这种据以阅读文本的既成心理图式，叫作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简称期待视野。”〔9〕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文学能力和阅读兴趣为主要因素构成文学读者的统觉背景，即是阅读期待视野，读者正是立足于这一统觉背景去选择作品、破译语符来和作家对话的。在这儿，读者是接受主体、是积极的、主动的、创造性的。也就是说，面对儿童文学文本，儿童读者当然可以而且必须以自己的想象去将其具体化，去进行再创造。如果再用姚斯的话来说就是：“文学作品并非对于每个时代的每个观察者都以同一种面貌出现的自在的客体，它不是一座自言自语地宣告其超时代性质的纪念碑，而像一部乐队总谱，时刻等待着阅读活动中产生的，不断变化的反响。只有阅读活动才能将作品从死的语言材料中拯救出来并赋予它现实的生命。”〔10〕接受美学的这些观点，实际上强调了儿童文学阅读的再创造性质。儿童在阅读作品时，不是对作品作浮光掠影的了解，而是在阅读（或听读）的基础上，运用艺术思维，借助创造性的想象和联想，对作品的“情”和“理”能有所感受和领悟。因此儿童文学阅读有较明显的感情色彩和理性色彩，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特点。况且少年儿童的心理有其共性：即对新奇的事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青少年最富于想象、青少年的空间想象能力不断提高、青少年的想象更富于创造的特色。”〔11〕于是，面对曹文轩的儿童小说，儿童在想象中期待着个性独特的儿童形象和如诗如画的环境；面对汤素兰的童话，儿童在想象中期待着曲折有趣的情节和幽默诙谐的童话形象；面对着儿童诗歌，儿童在想象中期待着和谐的韵律和鲜明的节奏。所以，在儿童的阅读期待中，要抓住儿童想象丰富的特点，从而进一步培养他们的联想、想象能力。阅读回味中包含着想象能力的培养。回味是读解的一种精神反刍形式，是一种回溯性的心理活动。〔3〕（171）儿童文学中的某个情节、某个人物的典型性格，甚至它的一两句有意思的话，儿童诗歌中某种意境、某一佳句、某一关键字眼都可能给儿童读者留下阅读回味。之所以产生阅读回味，是因为儿童的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够发达，他们对作品中的场景、情节、人物、内涵可能一时难以有豁然领悟的感受，需要在对作品的反顾中重新整理，逐渐得以领会。而回味的过程，教师可充分运用各种方法与手段有效地激发儿童的情感，使儿童在情感的触动下牵引想象，进而在飞扬的想象中产生更加丰富的情感体验。如，回味《和时间赛跑》这一篇文章时，让儿童在进一步体会“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想象，联想与珍惜时间有关的格言；也可以利用音乐创设教学情境，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讲讲珍惜时间的小故事；或让学生用画笔描绘珍惜时间的画面。这一过程用故事、音乐或画面来渲染气氛，营造宽松自由的课堂氛围，往往充满激情、充满想象、充满灵感。它不仅有助于丰富儿童的内心情感世界，培养想象力，使儿童体悟到文学的情感美与形象美，而且直接关系到儿童对文学本身的理解与接受程度。 同时，这一过程还鼓励学生发表独立见解，逐步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倡多角度的、有创意的阅读……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参考文献：〔1〕〔俄〕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M〕.辛未艾，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35.〔2〕〔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74.〔3〕龙协涛.文学阅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0.〔4〕刘金花.儿童发展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3.〔5〕〔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北京：三联书店，1988.209.〔6〕〔匈牙利〕卢卡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2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429.〔7〕黄健.文学与人生〔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8〕席勒.美育书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117.〔9〕〔德〕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340.〔10〕童庆炳.文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469.〔11〕北师大公共课编写组.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62.
安徒生被世人称为"世界童话之王",1913年周作人把他的作品第一次介绍到中国以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和儿童作家的关注和喜爱。曹文轩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著名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红瓦》、《草房子》等儿童文学作品荣获了 2016年度的"国际安徒生奖",深受读者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曹文轩非常推崇和欣赏安徒生的艺术品质,安徒生和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创作风格和创作理念等方面,具有相似或契合之处,具有可比性。但是,由于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所受传统文化的不同,他们的作品中所体现的悲剧意识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本文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在解读和理解《草房子》、《红瓦》和《安徒生童话》等作品的基础上,从安徒生和曹文轩两位作家的人生经历、作品中的悲剧意识、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了悲剧意识的异同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本文共分四部分内容,首先,在绪论部分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其次,论述了安徒生童话对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的影响,主要从现实意义和创作上的艺术表现等两个方面论述了相似性。第三,对两位作家作品中的悲剧意识进行比较分析,主要从作品中人物形象、诗意语言及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等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了二者的异同点。第四,通过对文化社会背景、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审美意识等的论述,分析了产生不同悲剧意识的原因。通过比较分析本文认为,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古典悲剧美和创作风格,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和西方古典悲剧美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尤其是安徒生童话中的古典悲剧美,在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极为突出。安徒生和曹文轩两位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悲剧意识,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对曹文轩与安徒生儿童文学的深入理解和研究,具有抛砖引玉之功效。
社会道德在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群体，在历史长河中、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淀下来的道德准则，文化观念和思想传统。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社会道德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现代社会道德问题反思》
摘要：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断拷问着社会道德，本文就孔孟荀的人性观以及义利观进行讨论，以此来找到问题的答案。孔孟荀的人性观是有差异的，但他们都认为人性具有可塑性，这也是他们在义利观上主张“重义轻利”的基础和前提;孔孟荀的义利观则让我们看到，义利思想的普遍意义在于肯定人性的可塑造性，义利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所以我们要看到人性的可塑性，并通过道德约束使人性得到健康发展。
关键词：孔孟荀;人性观;义利观
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断拷问着社会道德，例如好心人搀扶跌倒的老人，而老人却反过来诬陷好心人以此来讹诈医药费等等，此类报导的屡屡出现不禁引起大家的关注，有人就大呼社会道德因此类问题的出现而退了三十年，社会道德已滑坡严重到无法想象的地步等等，那么，现在社会到底是怎么了?是因为人变坏了还是因为人太贪财了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一问题不仅涉及道德，同时也涉及人性观以及义利观问题，本文就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的人性观以及义利观进行讨论，以此来找到问题的答案。
“中国性论有一特点，即以善恶论性;关于性的主要争点，是性善或性恶的问题。”①追述到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对于人性善恶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人性善恶的讨论与他们的义利观紧密联系。孔子对于人性善恶并未有明确定义，孔子论“性”兼及“习”：“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程树德在《论语集解》中将这句话解释为：“人性情本相近，因为习染不同，便相距悬远。”②广义而言，习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习行，即个人的知行活动;二是指习俗，即广义上的社会环境。孔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相近的，由于后天环境和习行的不同而导致人格的差异。对于人天生本性的善恶孔子并未明确说明，但人性的善恶的表现是会受到“习”的影响的，孔子承认人性具有可塑性，并且人性的可塑性在人的品德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需要明确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此来正确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按义利范畴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君子深晓于义，故以义为行为标准，小人专注于利，故以利为追求目标，孔子在这里强调人们应该成为“君子”而非“小人”，这就为人们树立了正确的义利观导向，指出将义视为行为的根本准则，“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论语・宪问》)在强调先义后利的同时，孔子也指出追求自己利益的合理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但如果因求利而有悖于“义”，在他看来是不足取的，对此他态度很明确：“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面》)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得到的富贵，符合仁义的要求，内心坦然，得之无愧，而利用不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得到的富贵，违背仁义的要求，内心愧疚，要坚决加以拒绝。
孔子的“性相近”在孟子那里被引申为“性本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善是人的本性，但并不是说每个人天生就是道德完善的人，而是指每个人生下来就具有向善的资质，“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四心”为人的完美德行提供了可能，这种可能同时构成了人格完善的内在根据，所以孟子的“性善”在指出人具有向善的本能的同时，也承认了人性的可塑性，所以在义利观上孟子强调人们要重义轻利。“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孟子提出人和禽兽的差异很少，而这很少的差异就体现在“仁义”上，人的自然属性是动物性的，但其精神文化方面是超越动物本性的，而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精神文化里的“仁义”，在这里取义和取利，已经不仅仅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而是人与动物的分野，所以在孟子这里，重义轻利的选择不仅仅是人的行为准则规范，更是人的道德主体意识的体现。对于孟子来说人生来就具有“四心”，但因为种种原因，从现实状况来看人的道德意识往往会落空，人会选择抛弃仁义而选择利益，“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腾文公下》)“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孟子生活的时代较之于孔子时代更为复杂，社会矛盾也更加尖锐，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更加不讲道义，在杨朱的“为我”观念盛行之时，孟子提出人不能只顾个人私利而抛开义，人应该重视义而不是被利益所驱使。
荀子着重发挥了孔子的“习相远”持“性恶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荀子指出，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欲望，就定会出现争抢掠夺，定会和违犯等级名分、扰乱礼义法度的行为合流，而最终趋向于暴乱，所以要有师长和法度的教化、礼义的引导，人们才会从推辞谦让出发，遵守礼法，而最终趋向于安定太平。荀子的人性论是从人的生理感官上来讲的，是一种自然人性论，但这只不过是荀子对人的自然本能的描述，至于人所区别于动物的本质，人之为人所应具有的特性，荀子的回答与孟子有着相似之处：“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化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邀莫不有辨。”(《荀子・非相》)荀子在这里区分人的自然之性与道德之性，他认为人的本然状态包含着向恶的趋向，但认为通过“化性起伪”可以使人的成为符合社会规范的存在，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是善的礼乐教化，荀子强调用后天的礼义，包括法律规范等的引导和约束来改变人的本性之恶，从而使人走向道德上的圆满，这里也同样体现了人性的可塑造性。荀子指出人对“利”的欲望是人不可避免的本性，但在义与利的选择上人是有选择的，“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因此利欲必须有所节制即“以义制利”(《荀子・正论》)，荀子强调“义”的重要性，认为处理义利关系的立足点是“义”而不是“利”。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孟子、荀子对于人性观是有差异的，但他们都认为人性具有可塑性，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实现道德的完善，这也是他们在义利观上主张“重义轻利”的基础和前提;而孔子、孟子、荀子的义利观则让我们看到，义利思想的普遍意义在于肯定人性的可塑造性，肯定人的自我调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而义利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对中华文明的演进与繁荣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性也是多种多样的。”③面对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道德问题，的确需要社会进行反思并积极寻找解决措施，但我们不能因为出现问题就对社会道德失去信心，我们要看到人性的可塑性并通过道德约束使人性得到健康发展。(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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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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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困境在存在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抉择当中，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希望大家喜欢。 道德困境论文：论中国的道德困境 摘 要：中国正在处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人民的道德也潜移默化的发生的巨变。现今，中国的道德正在处在滑坡的时期，在道德问题面前，人们在选择时候出现茫然。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诚信与感恩的缺失。作者通过现象看本质，致力于探讨出现道德困境的原因。 关键词：道德 道德困境 反思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从孔雀石绿的鱼到红心鸭蛋，三聚氰胺奶粉，发霉馒头，人造鸡蛋，毒胶囊……连食品安全也变得不安全的时候，人拿生命开玩笑，完全漠视生命的存在，我们还可以相信这个这个社会，相信这个民族吗?面对这个食品问题，我们的公民一边在网上和报纸上抱怨，骂商家的无良，骂政府的不作为，骂社会的道德滑坡，另一边却毫无所动，一次次原谅和纵容这些行为的发生。我们的公民在面对这个的道德问题上，陷入了循环的怪圈。我们该如何去思考当前社会的道德困境呢? 一、道德困境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道德困境的定义杂而乱。第一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一个难题。第二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悖论种的一种。第三种定义是，对一项道德义务的履行就是对另外一项道德义务的背弃。第四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失范的一种状况。第五种定义是：对道德困境的理解应从道德选择入手，因为道德困境是行为者在做道德选择时才有可能会遇到的一种特殊情境。这个情境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就是： 面临令人困惑的两者取一的抉择。这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道德困境的复杂性。我自己则更多的理解为第五种，面临一种两者取一的抉择。通常情况下，我们的选择都是在道德与不道德、价值与无价值的、善于非善之间的选择，只要我们有向善的的意识和识别善恶的能力，我们就不难作出选择。 二、道德困境的表现 道德困境在存在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抉择当中，有些例子是我们鲜少遇到的。著名的电车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例。但更多时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诚信与利益的抉择 诚信是我们当今这个社会非常缺失的品德。我们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我们的诚信，良心通常在追逐利益的道路上丧失。前人常讲一诺千金，但是我们现在签订合同都会出现背信弃义的状况发生。就连我们大学这一方净土也没有放过。现在普遍存在的论文抄袭问题。近年来大学有一股抄袭、剽窃之风，“ 文章 就是搜寻、复制，粘贴”“论文就是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东拼西凑”。无数学子把它当作是常识纷纷利用。学术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学术障碍和笼罩在校园象牙塔的阴影。尽管绝大多数同学对于大学校园存在的论文抄袭，剽窃持否定态度，但是同学也表示态度和做法是两码事。 (二)感恩的缺失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就讲究孝道，讲究感恩。现在我们的学校每个学期主题班会都将感恩，但是不知道有谁听得进耳朵。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感动中国的评选活动。为什么要举办，就是生活中缺少，所以才要使劲地挖掘，使劲地宣传。 三、道德困境出现的原因 一个个“我”构成了这个社会，社会的状况如何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表现。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组织，政府，我们要反思自己的行为，道德困境不是精英分子的事情，不是某个英雄的事情，而是是关每一个公民相关的事情。因此我们要从个人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一)自我与角色的抽离 当今社会，许多人都认为，“我”就是“我”，“我”是先于一切的角色。我与角色是相抽离的。“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角色”的责任是角色的责任，“我”可以不对“角色”责任负责。这直接导致了责任的推脱与道德的弱化。纵使很多人说我不是，这只是你没有反思而已，你的行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抽离了角色的我。我们在承担责任是会悄悄地选择一部分，或者选择比较轻易的部分，因为我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理由就是那不是我的责任。我们都遵从与内心的本我，追求理想的自我主义，抛弃了角色责任，我们只是随意的依靠自己的理性或者感觉来判断，因此我可以随意选择自己认为是恰当的责任。 (二)道德约束力的弱化。 “范跑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一问题，就是在人民的心目中，道德约束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道德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下来，约定俗成的惯例。一旦我们打破了这个惯例，就因该受到谴责或者惩罚。我们现在的道德机制都是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这个规范与当今社会倡导的公民 教育 存在着悖论。一旦我们触犯了这个惯例，我们受到的仅仅是舆论的惩罚，或者是其他无关痛痒的小结果。 (三)道德教育的缺失 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型意味着人们从熟人社会转向了陌生人社会。人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熟人，二是扩展到陌生人。在这样的社会，要使市场交易有序而不乱，就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即共鸣道德。它是用于调节人与他人之间的公共关系的道德。这种道德应该明确界定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多久不太重视公民道德的建设，市场转型缺乏道德的支撑。虽然我们过去在市场经济是非常提倡，如“大公无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道德困境是一个选择善的过程。它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道德已经全面衰落，也不是说我们的道德全面停滞。这只能说明我们的道德处于一个阶段的困难期。因此，我们要对道德困境有清醒的认识。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道德困境论文：“扶不扶”现象背后的社会道德困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人民物质需求获得极大满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社会道德领域问题却层出不穷，中国社会道德正在遭遇改革的“阵痛”。 关键词：“扶不扶”;社会道德;道德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社会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现实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但社会道德领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新旧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的冲突，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毒奶粉”、“小悦悦”事件、“潜规则”、“学术不端”等一系列道德失范问题。 一，社会道德问题的典型――“扶不扶” 2014年央视 春节 联欢晚会，小品《扶不扶》着实火了一把，一句“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直指当下社会 热点 问题之一――路遇摔倒老人，扶还是不扶? 早在小品《扶不扶》之前，社会舆论就已经开始关注“扶不扶”问题，2006年“彭宇案”的发生如蝴蝶效应般扩散开来，此后“许云鹤”“殷红彬”等案件的发生使社会更加关注此问题，诸多因搀扶摔倒老人而被讹诈以及遇到老人倒地围观不救等新闻屡见报端。2012年8月，上海一名老人倒地，围观路人无人敢扶，引来过路外国女子大骂;2013年6月，四川三名小学生扶起摔倒老人被讹，最终诬陷者遭刑拘;2014年广东一男子因扶摔倒老人被讹诈，选择以死证明清白;2015年2月，浙江一名老人摔倒在地，23人经过却无一人搀扶，最终导致老人被汽车碾压而死;2015年5月四川一名小学生在扶起倒地老人后，却被诬陷是撞人者，在目击者的证明下才还以清白。 2014年，四川日报发起“雷锋日・雷锋精神问卷调查”，在“当街遇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跌倒了，你会不会扶?”这一话题网调中，17.88%的网友选择了“少惹麻烦，装作没看见”，36.71%的网友把票投给了“不扶，直接拨打110或120”，45.41%的网友表示会扶起老人。[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会扶起老人的受调查者中，只有9.65%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扶起老人，19.94%的人选择找到证人后再去扶起，15.82%则鼓励周围人一起扶起。一个简单的“扶不扶”问题，折射出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困境。 二，当前社会道德困境的成因 社会道德就其意义来说具有三个要素，一是一定社会在其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道德，即具有社会性、过程性;二是为协调各社会群体、各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而形成的道德，即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三是道德规范体系、道德价值观念、道德实践活动的总和，即具有观念形态、实践形态双重特性。[2] 就经济方面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分配方式、公平的竞争方式等关系着人们的道德需求和愿望，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影响，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为个人、集体的经济行为设定了更为自由的空间，所有经济行为、经济手段都是为自己、自身集团获取更多利益。商品交换活动不再真正遵守价值规律，竞争的方式也不再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再次，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盲目性、波动性造成众多个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抛弃社会公德。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片面追求效率至上和经济利益，而忽视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民素质等，造成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就社会制度方面来说。转型时期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制度的缺乏，二是现有制度存在的不合理、不科学，三是制度更新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制度是道德实践的有力保障，转型期社会制度不完善必定造成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道德失范。 就个人方面来说，一是道德信念的缺失。道德信念是个体对社会道德所倡导的道德理想、道德人格、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正确性、正义性深刻而理性的笃信。[3]道德信念缺失，首先是道德主体对某种道德理想目标及精神基础的怀疑、动摇甚至否定。转型时期，不论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政治、 文化 等方面，还是从社会形态、精神状态看，都对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原有道德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估，已有的道德理想目标被怀疑、动摇甚至否定的时候，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其次，道德情感的冷漠、缺失。道德情感是道德主体对善恶判断引起的内心体验，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形成的道德倾向性。[4]当道德主体对道德理想目标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时，道德行为处于被迫状态，人们对原有价值体系的崇拜、尊重淡化甚至消失，道德情感也就出现冷漠、缺失状态，道德失范现象也随之产生。如现实生活中，见死不救、见义不为，对社会和他人的冷漠，社会责任感的丧失等。 二是心理结构失调、主体意识强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让个体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 传统文化 重集体轻个人的观念、重义轻利的观念、公平观念等受到强烈挑战，人们私欲膨胀;另一方面，利己主义观念、个人主义观念等个体主体意识不断强化，过度强调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中心，进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 三，社会道德困境的解决途径 党的 报告 指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5] 一要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调控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控方式。一是要重视 家庭教育 。家庭道德教育是一个人整个人生道德教育的起点，在培养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方面，起着学校和社会无法起到的奠基作用。二是重视社会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首要是必须认识到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加强伦理道德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注重伦理道德思想的实践和运用。重视转型期多种文化交融，新旧文化交替下，道德教化对引导受教者和调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三是重视道德教育的方式、 方法 。加强道德教育除重视实践中的教育活动外，也要对转型时期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引起的新的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寻求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方式。将个体的独特性与终生教育相结合，培养个体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让道德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二要完善法制和道德机制。一是道德法制化。就是要把广泛性的基本道德行为列入立法范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中，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做，确定为法律条目，使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权威性。二是道德规范化。法律在道德体系中，是保障性的底线，但实践生活中更多的道德行为并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程度，更多的是处于违背道德但不足以法律惩治的位置。这就需要把道德规范融入到行业、地方风俗中去，让道德行为更加明确、准确。其次，运用多角度、多媒介的传播方式，让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更深入、更广泛。三是建设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的法制化、规范化，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这样说，合理、完善的监督机制，为道德法制化、规范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要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要提升社会道德的水平和实力，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并批判和反思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一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民族的道德修养。它使人们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检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理念。在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环境，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树立正确导向、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舆论场，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6](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安微，《老人摔倒扶不扶 近五成网友选择“扶”》《四川日报》，2014年3月5日，第008版 [2][3][4]王立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要义》，岳麓书社，2014年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6]刘云山，《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求是》，2014年02期 道德困境论文：浅论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文明建设 摘要：精品学习网为您整理了社工论文—浅论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文明建设，欢迎阅览!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近代以前,是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且最成熟的部分。古代经济、政治、教育、文学、艺术、哲学乃至宗教,无不打上道德的印记。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整个封建文化的衰落,传统道德文化也渐见式微和衰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道德文化在中国发生了整体性危机。传统的道德哲学受到了人们的怀疑与否定,不再能为人们提供普遍有效的价值意义和道德信念;传统的道德秩序也日益受到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准则的挑战;在几千年漫长岁月中形成的道德禁忌,日益受到破除和亵渎。传统道德律令不仅难以成为人们行为“合法性”的根据,而且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也成了问题。 传统伦理的蜕变与现代伦理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五四”时代人们提出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历史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方面,旧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会随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革而立即消亡,即便是表层的道德秩序、道德规范发生了变化,而深深积淀在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中的“道德无意识”(道德心态和习惯)却很难一时改变。另一方面,新道德的建构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新道德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会被历史现成地“给予”,它需要经过现代化过程的再塑造,更主要的是现代道德和伦理精神要真正建立起来,也应像传统道德那样,不仅要建立显性的道德关系、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而且需要渗透到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内化为隐性的道德心态、道德信念和道德美感。目前存在的道德困境的实质在于:一方面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规范已经解体,另一方面,现代道德体系和伦理原则尚未完整地建构起来;传统伦理已经无力给中国人提供终极的价值意义。现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承受着新旧道德的冲突,陷入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道德价值上的困境。道德价值即道德主体对自身行为合理性、正义性、崇高性的理解,是人们对高尚的道德行为、优秀的道德品质、崇高的道德理想所产生的“敬意”,对卑下的行为、庸俗的品质、低级的趣味所产生的“耻感”。在道德价值整合度较高的社会中,人们对何者为荣,何者为辱;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为洁,何者为污;何者为美,何者为丑;何者为高尚,何者为鄙俗等等,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约定俗成的。人们能不假思索地作出符合多数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道德原则的判断。而在道德转型的过渡时代,人们受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无论那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这种情境使当今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流荡失据。人们在道德评价上不再相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恒定的标准,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其二,道德选择上的困境。在双重或多元价值标准的社会评价系统下,任何一种活动,一种现象,都会因价值标准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价。而评价失范必然导致道德选择迷惘。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获得一种价值观的文化支援,受到一种价值标准的肯定或赞扬,同时又会受到另一种价值标准的否定和讥评。这种选择矛盾冲突在今天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人们常常感到它的存在。例如,人们的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人际关系选择、行为方式选择、理想人格选择,总难以找到一种最具有充足理由的方向。选择失衡使人们普遍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丧失信心和诚心。文化和道德选择仿佛成为钱钟书笔下的那座“围城”,里面的人想爬出来,外面的人想挤进。 其三,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非道德主义是这样一种倾向,即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用虚无主义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非道德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的结合体。在现代变迁中,中国人的伦理精神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嬗变,人们的传统道德意识相对松弛,非道德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开始抬头和泛滥。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表现在道德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职业道德松驰和行业不正之风泛滥,以权谋私、以职谋利;商业活动中的见利忘义和以坑、蒙、拐、获取暴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家庭婚烟方面的“第三者现象”、“性自由”、“形式夫妻”往往受到某种程度的宽容。 甚至许多在新中国本来已经绝迹的罪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给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带来严重危害。 其四,社会道德控制机制低效,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弱化。一个社会要形成稳定的道德秩序,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保持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有效的道德控制机制。社会道德的控制,一是要有社会舆论监督,二是要有每个社会成员的“良知”自律。舆论监督是指通过大众传媒做好道德导向,宣扬具有时代精神文明价值的新人、新事、新观念、新生活方式,批评和谴责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阻碍现代化建设的非道德行为,批判与时代精神和现代文明价值相背反的封建道德遗毒,批判腐朽颓废的道德虚无主义。良知自律是道德主体的自我监督。它能通过自我反省、 自我评价 来净化人格心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理想境界,从而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需要。然而,由于我们面临着道德价值观上的新旧交替,执行着双重的价值标准,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道德理想,必然造成舆论监督的混乱和道德良心的淡化,使社会道德控制系统无法发挥其职能。人们做了正义牺牲和奉献,却得不到社会赞美,而做了道德上有歉的事,又不感到羞辱和惭愧。这是今日中国人无法解脱的又一道德困境。 其五,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先验本质。要使人类养成高尚优美的人格,离不开有效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根据社会的道德价值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关于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和形成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影响人们的道德活动。在道德价值整合度极高的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以及个人自我教育在道德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这保证了传统道德教育的成功。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双重价值标准并存,道德教育的内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有时出现把相互对立的东西一起向受教育者灌输的现象。道德教育的理想性与现实生活中的非道德性之间的巨大反差,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往往使道德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助长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对道德教育产生排拒和抵触。道德教育缺乏一致性,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水准和影响力。 现代中国人的道德困境,妨碍着21世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序发展。道德价值新旧交叉造成现代人的价值紊乱和道德选择上的迷惑,人们无法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圆满的“善”。21世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具有内在活力的完整的文明主体。他们不仅要有现代知识技能,而且要有现代生活方式、现代道德心态和现代人格理想。这就需要走出自相矛盾的道德困境,重建与现代化目标一致的新型的道德文明。 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面临的道德选择的必然趋向。这种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应是对现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性质和时代主题的把握。现代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因此,我们的道德选择,我们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重建,就必须始终把握住这一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确立现代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并能促进其发展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基础原则应是:(1)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奋斗精神的统一;(2)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的价值准则的道德规范体系;(3)事业上崇尚竞争,和生活上相互理解、支持和宽容;(4)尊重自我,理解他人,个人生活的多样性与社会团体生活同一性相结合;(5)外在的实用功利性与内在的道义圆满性相结合。这五项原则是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的,也是与现代中国人渴望走出道德困境的要求相吻合的。 建设中国道德文化的伦理精神,必须牢固把握现代价值目标,服务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建设中国的现代道德文化,必须对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认真的清理和批判继承。取传统精华而用之,弃传统糟粕而废之。在重建现代伦理精神的今天,我们应该把反省传统的着眼点放在继承与弘扬这一方面。在现代价值理想的导引下,让传统美德为现代生活服务,这同样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须做出的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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