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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指挥是一等公、大学士傅恒！
中越百年恩仇录之一——失去的属国 题记: 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两国经历过同志加兄弟的美好时光，也经历过反目成仇的岁月，如今，中越关系虽早已走上正常化，但争端和摩擦不断，兄弟之情难再，网上关于越南的信息不少，但缺乏系统性，不才特地搜集资料，编辑成文<中越百年恩仇录>，向大家再现中越百年的恩怨情仇。 越南古称交趾、交州、安南，中国宋以前历代王朝均设郡府管辖。五代后晋时，归南汉政权管辖的交州发生变乱，爱州（今越南清化）牙将吴权出兵讨平，公元 938年，吴权在海门镇设伏邀击，打败南汉静海军节度使刘弘操，自立为王，这是安南独立的滥觞。元末战乱时，安南趁机从中国版图脱幅，一度发兵攻入思明路永平寨，超越元代定界铜柱二百余里，霸占丘温、如嶅、庆远、渊、脱等五县。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晓谕安南陈朝国王陈日焜，令将五县之地返还思明土司，但陈朝此时由国相黎季犛掌权，他胁迫国王陈日焜，称兵拒命。朱元璋以战争方息，重在安抚，不愿再起干戈，于是置之不理，安南从此处于半独立状态。1407 年中国明朝出兵灭胡。在越南广置府县。越南又归入中国统治。越南18世纪前，越南官方文字采用汉字及越南根据汉字创造的喃字。越南历史记载一律采用汉字，越南以奉中国做宗主国为荣，尤其是公元1454年中国明朝皇帝正式册封黎仁宗安南国王后，历代新君执政，只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册封才能算是正统。作为中国的藩篱，越南统治者对中国称安南国王，而对内则自称大越皇帝。 19世纪法国天主教势侵入越南。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南圻，西方人称为交砃支那)，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接着就由西贡出发探测沿湄公河通往中国的航路，在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适于航行后，即转向越南北部(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信道。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国派安邺率军百余人侵袭并攻陷河内及其附近各地。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方(今老街)的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同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国，击毙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 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国在越南的影响。6月15日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1882年3月，法国政府命交砃支那海军司令李维业指挥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4月，侵占河内城砦，进而以兵船溯红河进行侦察，直到河内西北的山西附近。次年3月，又攻占产煤基地鸿基和军事要地南定。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当局督饬边外防军扼要进扎，但强调“衅端不可自我而开”。5月19日，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怀德府纸桥进行决战，李维业及副司令卢眉以下三十余名军官、两百余名士兵被击毙。法军被迫退回河内。法国利用李维业之死，竭力煽动全面的侵越战争，除增援陆军外，成立北越舰队，调兵遣将，积极部署。8月间，法军一面在北越加紧攻击黑旗军，一面以军舰进攻越南中部，直逼越南都城顺化。8月25日，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侵略者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及早达到据越南而侵入中国西南的目的，开始以全力来对付中国。中法之间正面冲突的危机日益逼近。 越南向法国屈服的《顺化条约》签订后，中国成为法国占有越南的惟一障碍。法国决定消除这一障碍，立即禁绝了越南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强迫越南撤退包括黑旗军在内的抗法军。于是造成了与中国直接对峙的形势。 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为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这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但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却一意主和。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在军事上，一面派军队出关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向法军出击。在外交上，一面抗议法国侵略越南，一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或第三国的调停达成妥协。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大大便利了法国的侵略部署。10月25日，法国东京海域分舰队司令孤拔受命为北越法军统帅。12月初，决定向红河三角洲中国军队防地发动攻击。 中法战争是从1883年12月的山西之战开始的。法国的军事行动第一个目标确定为山西。山西的防军主要是黑旗军，同时也有七个营正规的桂军和滇军。法军于14日发起攻击，中国驻军被迫实行了军事抵抗。法军依靠优势的装备，16日占领山西。 1884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一万六千人，图谋侵犯北宁，筹划给中国军队更大的打击，从而迫使清统治者完全屈服。时清政府在北宁一带驻军约四十营，但由于将帅昏庸怯懦，互不协调，军纪废弛，兵无斗志。3月12日，法军来攻，北宁失守；19日，太原失陷；4月12日，法军进驻兴化。法国利用军事胜利的形势，对越南和中国都展开了进一步的政治胁迫。6月，法国政府与越南订立最后的保护条约。清廷得悉前线军事挫败的消息后，以撤换大批疆吏廷臣掩饰败绩。全面改组军机处，恭亲王等被黜退，以礼亲王世铎代之。贝勒(后为庆亲王)奕迖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实际大权操在醇亲王(光绪帝生父)的手中。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举行和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议》)。主要内容是: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亦即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约明“应保全助护”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的商约税则时，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本约签订后三个月内双方派代表会议详细条款。17日，福禄诺交给李鸿章一份节略，通告法国已派巴德诺为全权公使来华会议详细条款，并单方面规定在越南北部全境向中国军队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李鸿章没有肯定同意这个规定，又没有明确反对，亦未上报清朝中央政府。 6月23日，法军突然到谅山附近的北黎(中国当时称为观音桥)地区“接防”，无理要求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中国驻军没有接到撤军命令，要求法军稍事等待，法军恃强前进，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两日交锋，法军死伤近百人，清军伤亡尤重。这次事件史称“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变”。法国以此为扩大战争的借口，照会清政府要求通饬驻越军队火速撤退，并赔偿军费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并威胁说，法国将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清政府虽然认为这是无理勒索，但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于7月下甸在上海与巴德诺谈判，以求解决争端。谈判未有结果，法国重新诉诸武力。 法国派巴德诺与曾国荃进行谈判的同时，继续制造事端，再次挑起战争。从1884年5月《简明条约》签订前后法军攻击基隆起，到1884年8月马尾海战结束为止，为中法战争第二阶段，主要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越南北部陆上战争也在继续。 法国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成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统帅，乘机分别开进福州和基隆，一方面胁迫中国接受法国条件，一方面准备随时发动攻击，占领这些口岸。8月5日，法舰轰击基隆，强行登陆，中国军队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统率下顽强抵抗，使法军不得不退回海上待机再举。随后，法国议会授权政府“使用各种必要方法”使中国屈服，法国政府拟定新条件向中国勒索，要求赔款八千万法郎，十年付清。清政府没有接受。中法外交关系正式破裂。23日，法国以先期驶入福州马江以内的优势兵舰向中国船舰猛烈攻击，中国水师仓卒应战，顷刻间，战舰十一艘或沉或伤，官兵殉难者近八百人。法舰又炮轰马尾船厂(福州船政局)，将其击毁，并连日对马尾至海口间的岸防设施大肆破坏后驶出闽江口，集结于马祖澳。 福建海军马江惨败，中国朝野震惊。在主战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于8月26日正式对法宣战。鉴于海上难以与敌争锋，在"牵敌以战越为上策"的思想指导下，确立了东南沿海防御、北圻陆路反攻的战略方针。法军则企图东攻台北，西取谅山，据地为质，勒索赔款。10月初，法国远东舰队主力扑向台湾北部的基隆、沪尾(今淡水)，守将刘铭传撤出基隆之兵，使法军轻易占领基隆；但进犯沪尾的法军受挫，败回海上。此后台湾战事呈胶着状态，法国的战略企图未能全部实现 (见基隆沪尾之战)。1885年1月，为打破法舰对台湾海峡的封锁，南洋海军派出"开济"等5舰援台，孤拔亲率7舰进行拦击。2月底3月初，法舰为追歼中国援台舰只，侵入镇海(今属宁波)海面，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督率守军利用预设海防工事顽强抗击，击退入侵之敌，取得镇海之战的胜利。 越南北圻战场方面，东线清军再次出关，一度克郎甲及其以北地区，旋即遭到法军反攻，连战失利，于1885年2月下旬全部退入广西境内。再度入越的西线清军在云贵总督岑毓英的指挥下，发起宣光之战，1884年12月～1885年3月，以主力围攻宣光，顿兵坚城之下，未能破城，法军援兵大至，不得已撤围休整。 3月23日，滇军和黑旗军于临洮附近大败法军，西线局势才有起色。与此同时，东线清军在帮办广西关外军务老将冯子材的正确指挥下，依托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内关前隘附近有利地形和野战防御工事，于3月23～24日取得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战局。之后，东线清军乘胜克复谅山，并向南挺进，前锋进逼郎甲、船头(今陆岸)一带。 战争结局与中法议和中法战争中，双方逐次增加兵力，法军总兵力最多时约2万余人，武器装备先进，特别在水面舰船方面居明显优势；清军参战兵力则达十余万人，但主要以陆军为主，武器窳劣，冷兵器仍占相当比重。中国军队取得了数次作战的胜利，特别是镇南关大捷，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发动此次战争的茹费理内阁被迫于3月31日辞职。然清政府未能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发展大好形势，反而采纳李鸿章等人"乘胜即收"的主张，于4月4日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随即强令前敌将领限期停战撤兵。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于天津签订屈辱的《中法新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清政府承认了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至此，中国永远失去了这个曾经的属国。 中越百年恩仇录之二——共同革命 19世纪末，法国已经把越南变成它的殖民地，除了横征暴敛之外，又在越南加紧进行以掠夺为目的“开发”活动。广大农村日益凋敝，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沦为廉价劳动力，饱受着极其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胡志明诞生和成长在越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胡志明来到巴黎。探索救国的真理。 1920年12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法国社会党在都尔召开代表大会，社会党发生分化，左翼社会党人退出社会党，成立了一个属于第三国际的法国共产党，胡志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为各殖民地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党，成为法国共产党的首批党员之一。 当时，在巴黎的中国党、团组织，机关是合一的，领导机构也是统一的。总部设在巴黎南部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旅馆内，中国旅欧党、团组织建立后，曾派人同法国共产党、法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系。法国的党、团组织曾派人给中国同志做报告。法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活动，也常常吸收中国同志参加。于是，就在这洋的交往活动中，胡志明与中国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56年11月21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欢迎周恩来总理首次正式访问越南的宴会上，曾当众介绍周恩来说：“周恩来是我的兄弟，我们曾在一起共甘苦，一起做革命工作。他是我30多年来的亲密战友。” 1923年年底，胡志明从巴黎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并进行理论研究二作。 在莫斯科期间，胡志明曾主编《中国和中国青年》一书。张太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为胡志明撰写这本书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情况的文件和材料。 1924年底，胡志明离开莫斯科，来到中国的广州。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胡志明来到广州的时候，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国革命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胡志明一面积极参加中国的大革命，一面通过多种渠道，领导着越南人民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胡志明在广州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和举办特别政治训练班，应胡志明的邀请，周恩来、张大雷、陈延年李富春、彭湃以及领导省港大的一些同志，曾到特别政治训练班讲课，当时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利用这个条件，胡志明在举办训练班的同时，还挑选了一些优秀青年到黄埔军校进修，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学习军事、政治。其中一名学员回忆说：“那时候，中越两国的革命者真是志同道合，亲如兄弟。当时政治训练班没有饭堂，我们每天都来农讲所吃饭，常常和中国同志一起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随后，胡志明带领学成的学员回国闹革命。 胡志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929年10月由泰国赴香港，准备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委员和东南亚司负责人的资格召议，将越南的三个共产主义组织统一成一个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在香港的秘密组织的帮助下，“统一会议”于1930年2月3日在香港九龙城举行。在胡志明的直接领导下，各个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经过认真的讨论和协商，最后一致同意把三个共产主义组织合并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取名为越南共产党。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正式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9月3日，法国向德国宣战。1940年9月22日，日本派兵攻打谅山，同时以 6000名军队在海防附近的涂山登陆。经过在越中边境地区几个小时的较量，越南总督戴古慌忙向日军投降，接受日本对印度支那的控制。从此，越南的控制权易手。 1941年2月，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回国，在高平省北坡建立印支共产党中央的秘密指挥机关。在这里培训干部，发展组织，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武元甲(后任越南武装力量总司令)等人则继续留在中国的广西靖西，巩固和发展越南革命的海外基地。 北坡游击根据地，属越南高平省河广县，与中国广西靖西县和那坡县毗邻。从30年代开始，越南革命分子黄国云、黎广波、陈山洪等，就在靖西、那坡县越中边境进行革命活动，结识了不少中国边民，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依靠中国边民的帮助，越南革命分子开辟了从北坡到中国广西的若干条交通线。每一条交通线，都有中国边民的家作为越南革命者的秘密联络点。 北坡游击根据地1941年底成立了12个武装工作队，1941年2月、9月和1944年2月，相继成立了越南救国军3个中队。1944年12月，成立了由游击队骨干组成的越南解放军宣传队，集中大部分武装为成立主力部队打好基础。 1945年6月4日，越南救国军与越南武装宣传队合并为越南解放军。在高平和北山开创了两块游击根据地，高平革命根据地由胡志明、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武英等人领导。北山一武崖根据地由冯志坚、梁文芝和朱文晋等人领导。1943年，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为后来的解放区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1945年8月11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越南人民总起义的客观条件成熟了。从8月14日至18日，高平、北�、谅山、宣光、太原、安沛、富寿、北江、永安、福安、北宁、河东、山西、海阳、兴安、建安、宁平、太平、清化、义安、河静、广义、庆和、美萩、沙沥等省的城乡军民，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并先后夺取乡、县以至省一级的政权。8月16日，由武元甲指挥的一支解放军从新潮出发，解放太原市。8月19日、23日和25日，河内、顺化和西贡三大城市相继解放，8月13日，阮氏王朝的末代皇帝保大被迫退位，把这个王朝统治的象征——金印和镶有五颗宝石的金剑交给越南临时政府。 1945年9月2日，临时政府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独立。在河内巴亭广场的50万人庆祝大会上，胡志明主席宣读了《独立宣言》。就在同一天，中国政府接受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 在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会议上，同盟国美、英、苏决定把印度支那分为两个受降区，以便在日本投降后进来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北纬16度线以南由英军负责；16度线以北则由蒋介石军队担任。 在当时的越南土地上，有6万多日本军队，而且还有新近开进来的20万蒋介石的军队，5000名英印军队，与此同时，几万法国远证军也陆续开了进来，在印度支那吃了败仗的几千名法军又被重新武装起来，准备恢复对越南的统治权。 1946年2月28日，中法签订了协定。中方承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保护权，以换取法方把上海、汉口、广州的租界和广州湾交还中国。并把滇越铁路转卖给中国。 抗战初期，越南政府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制止法国侵略，采取了以和求进的策略，与法国进行谈判。1946年3月6日，越法双方签订了“初步协定”；9月14 日，又签订了“临时协定”，从而出现了近一年的缓和局面。但是，1946年12月19日下午，法军开始向河内发动总攻击。至此，法国已完全撕毁了和平协定，对越南发动了全面战争。 经过4年的战争，法军始终无法消灭在深山中的越南游击队，1949年9月，在中国的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胡志明主席派人来中国同中共中央直接联系，并请求援助。后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南下的胜利进军，中越边境的交通线终于建立起来了。 1950年1月14日，胡志明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庄严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越南全体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为了人民的普遍利益，越南民主共和国准备与任何愿意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及领土的基础上与之合作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谋共同保卫世界的和平与民主。”1月1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黄明鉴致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交换大使”。周恩来总理于1月18日复函越南外长黄明鉴，表示欢迎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于是，中国成为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 至此，中越两国共同革命共同建国的阶段结束，应该说，越南的独立建国运动是和中国的大力协助分不开的，没有中国，就没有越南独立。
越南与中国关系更好.它知道打败中国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后果.同样的事在明朝也发生过.
对越自卫反击战，又称中越战争，是指1979年2月17日－1979年3月16日中国越南两国在越南北部边境爆发的战争。广义的中越战争，是指从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的中越边境军事冲突。包括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1981年中国收复扣林山、法卡山之战，1984年收复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之战，对越拔点作战，两山轮战，对越坚守防御作战等。首次被黑2011年6月3日报道：国内多家地方政府网站遭黑客攻击，被入侵网站标有“越南黑客是第一”，“越南人民愿意牺牲来保护海洋，天空和国家”等挑衅言论。 6月2日，有网友向站长之家反映其所在地政府网站遭遇疑似越南黑客的攻击，据了解，该黑客自称“Mr.N - Cubi11”，他在入侵我国地方政府网站后，还在网站中发表留言，叫嚣“越南黑客是第一”，“越南人民愿意牺牲来保护海洋，天空和国家”。 南海领土争端引发越南和中国黑客展开网络大战。两国黑客互相改写对方网站，并在网站上互插上本国国旗。各界担心，南海所发生的小规模对抗不仅已煽动各国民族主义势力高涨，而且有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越南扬言打到北京，中国海军整装待发!越南《半岛国防》杂志发表评论，越南陆军副总参谋长阮哈一在上周接受《半岛国防》专访时表示：越南的军事现代化程度已经超过中国，再也不是70年代的水平，如果中国还在南海“侵占越南岛屿”，那么越南很可能忍无可忍，先发制人打击中国。 阮哈一同时表示，“越南对中国没有恶意，但越南有采取一切行动的权利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越南输掉70年代的中越战争一直是越南军人的心里阴影，现在重来的话，我们的陆军完全可以打到北京去。” 越南政府27日表示，“三艘中国巡逻艇在南海骚扰一艘越南探油船，不但破坏探油船上的设备，还警告它侵犯了中国海域。”另外，越南要求中方“自我克制，不要一再做出侵犯越南主权的行为，并要求赔偿越南探油船的损失”。 作战团队中国红客联盟6月4日-6月5日反击越南战绩公布 本次反击越南网站：共约1000站点以上，其中红客联盟攻陷站点数在300以上。 红盟作战3厅（新手组），攻击越南最大搜索引擎，导致该站点长达十二小时无法正常访问。 攻击暂且停止，静观其变。 反击口号：反击越南，中国的尊严你们伤不起！ 网站遭越南黑客入侵后截图 该网友还向站长之家表示，据他的了解，国内还有多家政府网站也遭到越南黑客入侵，疑似一大批越南黑客正向中国网站发起攻击。 6月8日，网上有消息称越南外交部网站被“黑”。当天下午3点许登陆了越南外交部的官方网站，发现该网确实遭到不明身份黑客的攻击，网站首页所有连接均失效，且有五星红旗的图案被放在醒目位置。 据记者观察，自称来自盐城的黑客在越南外交部网站首页上留下了署名“3King”与“小枫”。目前该网站正中央贴着一面五星红旗，网页的左侧及子链接均写有“南沙群岛是中国的！”等字样。网页下方分别用中英文写着“南沙群岛是中国的！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与此同时，网站内还在不停地播放着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截止记者在北京时间6月8日下午4时发稿时，越南外交部的网站仍处于被“黑”状态，没有恢复正常的迹象。 在中国与部分国家发生争议事件时，外国政府网站遭到疑似黑客袭击的事件并不少见。在2010年8月，菲律宾政府网站就遭到疑似中国黑客的攻击，当时该网站内被挂上中国国旗，背景音乐也换成了中国国歌，自称“黑客”的人还要求菲政府就劫持人质事件道歉。同年10月，日本岛根县政府网站也遭到疑似黑客袭击，网站主页上写有攻击日本的中文红色标语。 越南方面表示，下午八点开始遭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不明身份黑客攻击，导致越南搜索服务在全国各地出现了故障。 目前越南方面正在紧急修复 越南称，虽然经过越南技术工程师与不明身份的黑客斗争，越南的搜索服务还是无法修复 、越南人民都急坏了、越南技术人员从现象分析，这次大规模的攻击应该是有人有组织并精心策划的、初步怀疑是中国的红客联盟、具体事件目前正在调查中。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2]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楼主可以参考：当今国际形势与我国外交成果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这一科学论断精辟概括了当前一个时期国际形势演变的基本特征，也反映了2007年国际战略形势的主要特点。目前国际战略形势中出现的深刻变革和复杂调整，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三大趋势深入发展的推动下，各国利益出现新的变化、实力出现新的消长、政策出现新的变动等多方面因素交织互动的结果。就我国而言，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关系，构成了我国外交态势的全局。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重点，周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要点，发展中国家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基点，多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亮点。过去一年，我国的国际战略态势总体上继续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进一步”：大国关系进一步调整，周边关系进一步改善，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进一步加强，多边关系进一步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必须居安思危，妥善应对：一是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世界仍很不安宁；二是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三是我与各大国关系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四是我国周边还存在一些复杂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台独”分裂势力正在加紧进行分裂活动。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但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展望2008年，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四个继续”：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大国关系过去一年，国际力量对比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着新一轮大国关系的调整。美国单边主义严重受挫，2007年明显加强对国际上其他力量的协调和借重。欧盟实现第六次扩大，成员增加到27个，欧盟峰会通过《里斯本条约》，一体化建设摆脱停滞状态。俄罗斯复兴势头强劲，2007年经济增速可达7.6%，俄对外政策进取性增强。日本经济保持复苏势头，积极谋求世界大国地位。在此背景下，美俄矛盾有所发展，针对美进一步挤压俄战略空间的做法，俄积极展开战略反制；美欧分歧犹存但关系有所拉近；美日强化同盟关系的同时分歧有所展现，特别是日政府被迫中止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对美军的支援行动，对美日关系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重点。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内生产总值有望达到3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2万亿美元，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过去一年，我国与各大国关系进一步调整。1、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并有新的进展。胡主席与布什总统两度会晤、多次通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成功举行，取得多项成果。2007年1—9月，中美双边贸易额为2213.6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加强沟通，双边关系的战略内涵更加丰富。我成功接待美国防部长盖茨访华，两国军事交流与互信得到增强。2、中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两国高层互动频繁。胡主席与普京总统五度会晤，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第二个10年的发展确定总体框架。双边经贸合作务实推进，2007年1—9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349.2亿美元，同比增长41.8%，2010年前双边贸易额增至600-800亿美元的目标可望如期实现。我成功在俄举办“中国年”活动，双方共签署价值约43亿美元的21项合作协议，举行300多项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3、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2007年年内，胡主席与时任日首相的安倍两度会晤，温总理成功访日，日现任首相福田成功访华，双方为构筑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而共同努力。2007年1—9月，两国贸易额达1719.4亿美元，同比增长14%；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会议机制正式启动，并举行首次会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曹刚川成功访日，是中国国防部长时隔近10年再度访日；中国海军军舰首次访日，书写了两国军事交流的新篇章。“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活动举行近百次活动，加深了两国民间往来和相互理解。4、中欧关系保持稳定和发展。胡主席会晤多位欧洲政要，法总统萨科齐、英首相布朗等欧洲国家领导人访华，中欧举行第十次领导人会晤和第三轮中欧战略对话。2007年1—9月，中欧贸易额达2561.3亿美元，同比增长27.8%。9月，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在大西洋及地中海海域分别与英、法、西班牙等国海军举行海上联合军演，军事交流领域有新的拓展。二、周边关系我国周边地域广阔，国家众多，既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也是诸多矛盾和问题相对集中的热点。过去一年，我国周边地区形势保持总体稳定，朝鲜半岛形势明显趋向缓和，东盟一体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南亚区域合作步伐加快，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成就显著。8月，上合组织峰会通过《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并成功举行“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军演，引起广泛关注。周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要点。过去一年，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进一步改善。俄罗斯和日本既是大国，也是我周边重要邻国。中俄关系、中日关系继续取得新的进展。除此之外，我与周边各方向上国家的关系均保持良好发展势头。1、与东北亚国家关系取得新的成果。尽管解决朝核问题仍然是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但我在朝核问题有关各方之间积极斡旋，推动六方会谈不断取得新的进展。2007年年内，六方会谈先后于2月和10月通过《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共同文件和《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朝同意完成对宁边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并对核计划进行申报；美将根据朝方行动并行启动不再将朝列为“支恐”国家程序，推动终止对朝适用《敌国贸易法》进程；各方重申向朝提供经济、能源与人道主义援助。我在朝核问题解决进程中充分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称赞。中朝传统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中日韩三国交流合作得到加强，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成功举行，“中日韩文化交流年”顺利展开。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深入推进。1月和11月，温总理先后出席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东盟与中国“10+1”峰会，与东盟达成多项重要共识。7月1日起，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正式实施，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国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安全政策会议等对话活动，成功主办东盟与中日韩武装部队国际救灾研讨会和中国与东盟维和研讨会，与东盟安全对话合作领域不断拓宽。2、与中亚国家关系不断深化。2007年是我国与中亚国家建交15周年。15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成功解决边界问题，不断增进互信，共同建立“上海五国”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已成为新型国家关系和区域合作的典范。8月，胡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11月，温总理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进行正式访问。高层互访和各层级交流进一步增强了我与中亚国家的政治互信与互利合作。3、与南亚国家关系稳步发展。2007年年内，中巴双方同意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7月1日起，中国对巴实施中巴自由贸易协定第一阶段降税，推动中巴自贸区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印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胡主席、温总理与辛格总理多次会晤，双方同意不断推进中印合作“十项战略”，深化双边关系发展。两国外长2007年年内共5次会晤，创历年之最。2007年1—9月，中印双边贸易额达272亿美元，超过2006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长52%，增幅在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居于首位。11月，中印举行首次防务与安全磋商；12月，举行首次陆军联合反恐训练，两国军事互信合作取得新的进展。三、发展中国家关系过去一年，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联合自强趋势明显上升。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金砖四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经济总和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亚洲、非洲、拉美地区经济都保持较高增速。新兴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传统大国。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07年143个发展中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实际收入都在增加，只有10个国家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有所减少。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基点。过去一年，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进一步加强。积极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合作。2007年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各项后续措施的开局之年。1月30日—2月10日，胡主席对非洲8国进行国事访问，有力推动了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9月，中国与非洲48国外长在联大举行首次政治磋商，启动了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外长级定期政治对话机制。中国对非援助、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非发展基金正式启动，免债、免关税等工作有序进行。2007年1—9月，中非双边贸易额达526.1亿美元，同比增长29.7%。我与拉美国家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拉双方在联合国、里约集团、美洲国家组织成员与常驻观察员对话会等机制内保持密切磋商、不断加强协调。以“G8+5”等机制为平台促进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在全面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同时，我积极主动地推进和引导南北对话与合作。自2002年起，八国集团在峰会期间与部分发展中国家举行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2007年6月，八国集团启动“G8+5”常规对话机制，今后将定期召开会议，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能源、社会等领域加强对话与沟通。“G8+5”机制正成为推进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2007年年内，胡主席出席在德国海利根达姆举行的“G8+5”对话会，就世界经济问题阐述中方立场，主张促进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南北合作；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中方政策主张，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率先承担减排义务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身情况采取措施；在出席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集体会晤时就加强南南协调提出倡议，得到与会领导人的积极响应。这是胡主席继2003年法国埃维昂会议、2005年英国鹰谷会议、2006年俄罗斯圣彼得堡会议之后，第四次出席南北领导人对话会，对加强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巩固我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四、多边关系过去一年，全球和地区多边关系发展更趋活跃。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世贸组织、上合组织、欧盟、东盟、非盟、阿盟、亚欧峰会等全球和地区性多边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不断增强。在解决朝核问题、伊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方面，联合国安理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12月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厘岛路线图”这一新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协议，引起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和广泛赞誉。亚太经合组织经过18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拥有21个成员，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1%、世界经济总量的53%和世界贸易的46%，成为当今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地区性国际组织。9月，亚太经合组织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悉尼宣言》，就气候变化、多哈回合谈判、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多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亮点。过去一年，我国多边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上合组织、东盟与中国“10+1”和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峰会以及“G8+5”等多边机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全球和地区性组织的活动。以联合国为重要舞台，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高度重视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一贯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国际问题，在朝核、伊核、苏丹达区等问题上既注意照顾有关国家的合理关切，又重视维护各方的共同利益，既有效维护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权威，又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建设性作用，全面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中国积极加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力度，截至2007年11月底，我军共参与联合国18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9040人次，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2007年，我应联合国请求，又向黎巴嫩派遣1支60人的维和医疗分队，将赴黎巴嫩维和工兵分队由182人扩编至275人，承诺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1支315人的多功能维和工兵分队，其中140人的先遣队已于11月24日部署到任务区，获得良好的国际反响。中国积极履行对联合国应尽的财政义务，会费比额由2.05%上升至2.667%，增幅居各国之首。中国还从2007年起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恢复参加《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为推动联合国裁军和军事信任制度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重视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各项活动，积极支持该组织在亚太地区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2007年9月，胡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针对气候变化这一会议主要议题，胡主席明确提出坚持合作应对、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主张，提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介绍了中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措施、成就和目标。这是继“G8+5”会议后，胡主席再次在多边场合深入、系统地阐述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也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国际会议中就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具体、务实的合作建议，受到各方积极评价和支持。会议通过的《悉尼宣言》采纳了中国提出的主张。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发展中的建设性作用日益增强。新的一年，我们将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战略态势，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分类: 资源共享 >> 文档/报告共享 问题描述: 又来这里求助了，各位有资料的奉献一下吧，谢谢谢谢 解析: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1.5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2.13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 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 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 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 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 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 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 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 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 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 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 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 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 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 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 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 试举二例：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 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 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 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 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 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 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 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 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 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 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 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 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 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 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 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 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 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没什么清朝的帝王没有昏君只有庸君，从乾隆后期开始经济政治文化就止步不前，闭关封国等等步入了设计界发展的后期
明朝和清朝前期；海禁；开禁；朝贡贸易；民间对外贸易
(一)题名(Title,Topic)题名又称题目或标题。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论文题目是一篇论文给出的涉及论文范围与水平的第一个重要信息，也是必须考虑到有助于选定关键词不达意和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论文题目十分重要，必须用心斟酌选定。有人描述其重要性，用了下面的一句话：“论文题目是文章的一半”。对论文题目的要求是：准确得体：简短精炼：外延和内涵恰如其分：醒目。(二)作者姓名和单位(Authoranddepartment)这一项属于论文署名问题。署名一是为了表明文责自负，二是记录作用的劳动成果，三是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及文献检索(作者索引)。大致分为二种情形，即：单个作者论文和多作者论文。后者按署名顺序列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工作与论文撰写实际贡献最大的列为第一作者，贡献次之的，列为第二作者，余类推。注明作者所在单位同样是为了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三)摘要(Abstract)论文一般应有摘要，有些为了国际交流，还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他用是不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应包含以下内容：①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②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③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④结论或结果的意义。(四)关键词(Keywords)关键词属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关键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的叙词。主题词是用来描述文献资料主题和、给出检索文献资料的一种新型的情报检索语言词汇，正是由于它的出现和发展，才使得情报检索计算机化(计算机检索)成为可能。主题词是指以概念的特性关系来区分事物，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并且具有组配功能，用以准确显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概念关系的动态性的词或词组。技巧—：依据学术方向进行选题。论文写作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够解决特定行业的特定问题，特别是在学术方面的论文更是如此。因此，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一，就是依据学术价值进行选择提炼。技巧二：依据兴趣爱好进行选题。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二，就是从作者的爱好和兴趣出发，只有选题符合作者兴趣和爱好，作者平日所积累的资料才能得以发挥效用，语言应用等方面也才能熟能生巧。技巧三：依据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选题。文献资料是支撑、充实论文的基础，同时更能体现论文所研究的方向和观点，因而，作者从现有文献资料出发，进行选题和提炼标题，即成为第三大技巧。技巧四：从小从专进行选题。所谓从小从专，即是指软文撰稿者在进行选则和提炼标题时，要从专业出发，从小处入手进行突破，切记全而不专，大而空洞。11.参考文献格式要规范，严谨，基本要求超过三十篇（工程硕士20）。12.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在论文中有引用的地方。13.所有图形公式都要自己完成，拷贝、复制是不允许的。14.尽量不要用我或者我们这样的字眼，也就是口语化的东西要杜绝。15.图形都要有英文的title。16.页眉需要有下面信息。17.摘要和目录是专家评审的主要翻阅的地方，一定要让摘要和目录体现所做工作和创新点，所以摘要和目录的编写很重要，往往容易被忽视！18.表格需要有编号并至于表格的上方，不同于图形的放置于下方。19.论文的结构一般是背景介绍·研究现状现有算法、技术、手段或方法的缺陷和不足提出的新的算法、协议、方法、技术或手段对自己提出的方法、技术或手段进行实践、分析和比较结论和展望20.论文撰写时，一定要注意书面语气，不要有口语化的成分，很多同学没有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写的内容过于口语化，应注意！
明朝和清朝前期；海禁；开禁；朝贡贸易；民间对外贸易
以其在这等人瞎编乱造，不如自己闭门造车。不一定比人差，或许还会弄出个创新视觉的角度看问题。
清军入关后，造成了中国电视剧文化的空前繁荣。……
新闻 网页 贴吧 知道 MP3 图片 视频 百科 文库 帮助 | 设置 百度知道 > 文化/艺术 > 历史话题 求有关清朝皇帝康熙的1000字论文，急啊............................................................... 悬赏分：25 | 离问题结束还有 16 天 6 小时 | 提问者：【相龙】佐罗 问题补充： 是乾隆的也行啊，急啊...或者是雍正的，都中输入内容已经达到长度限制还能输入 9999 字插入图片删除图片插入地图删除地图插入视频视频地图回答即可得2分经验值，回答被采纳可同步增加经验值和财富值参考资料：匿名回答提交回答回答 共3条 如果是 雍正 我可以回答你的！还是多查找一些历史资料 自己写吧！ 回答者： 热心网友 | 2011-2-19 19:09 五:雍正帝:胤祯.说道这位皇帝,.历史上可以说是众说分云.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和清史的专家学者.都在谈论.雍正是如何如何登上帝位的,也有说雍正多么多么的残暴.发明了让人发指的"血滴子"如何的杀害自已的同胞兄弟.但我想说的是.其实雍正是一位功大于过的皇帝.过:"在于,雍正帝确实对自已的同胞兄弟有残爆的一面.也曾骂自已的8弟和9弟是猪是狗.也曾杀害过一些曾经反对过他的朝廷大臣.这是他的过错.功:"大家在说百家讲论时,也都听过阎老师说过的.雍正对于整个清朝的康乾盛世起到了一个呈上起下的做用.而且雍正在位的时候.清朝多年争战而留下的国库亏空.财政赤字得到了缓解.和在根本上的解决.雍正在位时,清朝的国力和老百姓的生产力是清朝进关以来,最为好的开使.雍正主张新法.进行了对整个国家的维新.正是因为他的做法.才让清朝更加的强大.为乾隆后世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他杀了许多当时反对他的大臣.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清理了朝廷的腐败现象.使清朝无论在政治还是在国力上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至于,.那些传言.传位穿改先皇遗诏.这都是无稽之谈.什么吕四娘刺杀雍正,这也是野史和文人一些茶余饭后之谈吧.总之我个人认为雍正帝是一位功大于过.并对清朝整个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一个关建的做用/也在他自已多彩的人生上有这浓郁的个人魅力.都说"五毒不丈夫.做大事者不拘小节."就是因为雍正有这样的深度.胆识.和手段.才最终能做的了大事.也正是一个男人所应具备的.想想没有"玄武门之变"唐太宗能做的了皇帝吗?只是后世只有记的他的"贞观之治"却无人骂他的杀兄弟之恨心了吧.宋太祖:赵框胤.没有陈桥兵变的皇袍加身.怎能开创大宋数百年的江山.而后世却也很少有少去评说这些.所以我个人识为.是男人应如雍正一样的去战斗.为了这一切. 古月赠诗:不念手足情难圆.新法治国立为难.一生是非功过论.留于后人做闲谈.六:乾隆帝:弘历...这位皇帝可以说在整个清朝中在位时间.做出的贡献.有过的业绩仅差于康熙大帝的一位皇帝.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活的年龄最久的一位皇帝.89.也是把中国的版图扩展到一个新的区域的一位皇帝.他一生在位60年仅少于康熙帝的61年.乾隆在皇位之时曾说过:"在位时间不敢超过皇祖在位的年限.这也是对康熙的一种尊重.虽然后来禅位于嘉庆.但实际上,.他还是在行使正皇帝的权力.可以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乾隆一生.重用汉臣努力的学习.汉人的长处.诗书礼仪.和先进的生产.以级文化.也正是乾隆把清王朝推向了整个中国历史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高峰.乾隆在位时,中国的人口达到了空前的鼎盛.人口之多在整个世界上也是最为庞大的一个民族.这也为日后中国的兴旺发达提供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乾隆一生酷爱诗书.一生曾做过的诗达.10000多首,是当时整个唐朝所有诗人做出来的诗的总合.也是乾隆在晚年,创造了中华文明使上的餐饮辉煌.满汉全席.千叟宴.这也为我们这位当今的厨师行业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乾隆帝派兵收复了,新疆伊犁.保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和统一,如果不是他,我想现在新疆算是那个国家的,都还不好说.他的一生又以风流自居.更是为后世无数文人.提供了那么多的野史,小说.被现在拍成了无数的电视剧.电影.大家所知道的就是金庸先生的{书剑恩愁录}什么{戏说乾隆}.什么{乾隆微服私访记}等等等.多数文人都认为乾隆一生风流和众多的女人,有过怎么怎么样的情感故事.其实大家听过百家讲论.阎老师的讲坐就知道,其实并不是向这些人所说的那样.其实乾隆是一位很重感情.很有情义的皇帝(这点向我).他的皇后,不幸去世时,乾隆整整悲痛了三年,每天思念他的爱人.为了自已心爱的人去世.每日都以泪洗面.锦衣素食.这难道不能说明他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吗.至于如何风流我想有些只是文人们的一厢情愿吧.而那些说什么,乾隆是汉人本来性陈,这些都更是无稽之谈.只要大家听过阎老师讲的课.我想就不用我说什么了吧.野史终究是野史.而那些给我们留下的旋疑和疑案.我想就由历史给我们答案吧.虽然乾隆一生是英明的,是理治的,是对国家和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但同时也有,过错的一面,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宠爱和绅.以至于现在拍了许多的电视.都在说这些.但电视的历史真实性还是值得怀疑的.和绅一生贪污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乾隆却对此没有做什么明治的裁决.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败笔.所以也有了后来:"和绅扳到.嘉庆吃饱"事情,不过总的来说.乾隆的一生还是功大于过的一生,还是辉煌的一生.也正是这位明君彻底的开创了,(康乾盛世).为中国封建历史开创了最为辉煌的一个巅峰.这位晚年,自愈(十全老人)的老人,在晚年依然掌握着大清的命运和权力,这也是一个奇迹!!!!!!!! 古月赠诗:少年有志事竟成.能使巨龙东飞腾.一生功德为后世.十全老人史留名. 以上观点和看法只代表古月的个人看法和评论,不做其他,如有其它与本人无关,只做茶余饭后之谈.特此声明.
简述战争,赞扬祖国
越南的婚礼习俗。烟台婚礼策划的婚礼开始了，新娘薄施粉黛，秀发披肩，身穿越南民族服装---锦缎奥黛，银粉底色上面手绣橘红色的花纹，内着白色锦缎宽筒喇叭裤，将娇小的身段衬托得很优美。司仪在台上主持婚礼，无非是新娘新郎的概况和一些即兴调侃的话。奇怪的是，现场一直没见新郎的踪影。阿杜解释说，越南人结婚分两天办，前一天在新郎家，新娘新郎必须都出席；次日在新娘家办，新郎不出席。这与中国的“回门酒”风俗完全不同。这还不算什么，该国贡族的规矩更怪，男方要先入赘、后娶亲。首先由小伙亲友去提亲，如果女方家长同意，便商定男子入赘女方的年限。以前上门是8年至12年，现在缩短为三四年。阿翠家的婚宴菜肴以冷盘为主，这与炒菜为主的中国婚宴差别很大。此外，越南人吃各种菜都喜欢沾着碾碎的花生米，甚至连吃水果也如此，他们认为这样味道最佳。席间上来一道点心，四四方方，上面点缀各种蜜饯丝，呈半透明状，香味奇特，甜糯适中。阿杜告诉我，这道点心里加入了越南特有的数种香料，法国香水就是采用越南出产的香料作为重要元素制成的，说话间脸上露出自豪的神色。在回仙山工业园区的路上，我问越方的阮主任，越南婚礼为什么要在中午举行？阮主任解释说，新人必须在太阳下山前圆房，否则不吉利。更有意思的是，在越南北部一些村落，姑娘要在新婚前夜找旧恋人共度最后一晚，作为对过去的告别。这种做法是被当地人的道德观所接受的。此后两人再不来往，女方要完全忠于丈夫。从河内到仙山工业区大约20公里，途中不时看到街边临时搭起的蓝色大棚，不下十来个。阮主任说这些都是婚礼大棚，是周末的一大街景。这些婚礼大棚占据着人行道，交通管理部门基本不管，左邻右舍态度也很宽容。越南人结婚年龄比中国人小了许多，一般女子20岁、男子22岁就差不多成家了。越南政府规定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所以近年来越南人口暴涨，已达8000多万。在越南工作期间，笔者参加了河内姑娘阿翠的婚礼，结果发现越南婚俗既有同中国的相似之处，又有些闻所未闻的古怪讲究。新郎按规矩不在婚礼上露面越南实行6天工作制，所以婚礼大多定在周日举行。一个周末的上午，笔者应邀赶到位于河内市的阿翠家参加婚礼。司仪把我引入临时搭建的婚礼大棚。我打量四周，婚礼大棚由钢管和海蓝布搭建而成，正面是主席台，挂着紫红色绒布幔，上面贴着银底的红色汉字———“双喜”，中间是表示婚礼具体时间的阿拉伯数字，边上点缀着常青树和白鸽，烘托出浓重的喜庆气氛。主席台右侧放着一台大彩电，背后是一套组合音响，都是中国货。电视里正在播放具有浓郁越南特色的滑稽节目，风格颇像上海的滑稽戏，围坐观看的宾客们不时发出笑声。与中国的大圆桌不同，婚宴使用长条形桌子，每张桌子围坐6位宾客，一共30桌。翻译阿杜把笔者介绍给大家，新娘子的母亲一听说我是中国人，连忙走上来寒暄，高兴得合不拢嘴。阿杜告诉我，有外国人参加婚礼是件特有面子的事。我私下问他，越南有没有送礼金的风俗，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我赶快掏出钱让他送过去，生怕失了中国人的礼数。
帮你写是不可能的，给点资料你看看好了。 美国大兵眼中的越战 收音机里有广告说，如果你想学飞直升机的话，参加陆军的直升机飞行员培训队。十七岁就取得私人飞机驾驶执照的罗伯特·梅森，想都没想就报了名。 从二战到越战幸存的11个普通美国老兵，希望通过本书让中国人知道他们在战争中的内心感受。直升机驾驶员梅森参加了美国政府发动的越南战争后说：“没有人，或者任何事实能够说服我我们在越南干的事情是正确的。我感到羞愧……” 收音机里有广告说，如果你想学飞直升机的话，参加陆军的直升机飞行员培训队。十七岁就取得私人飞机驾驶执照的罗伯特·梅森，想都没想就报了名。他终于成了一名出色的直升机驾驶员，但没想到他的飞行生涯都是在地球的另一面的上空度过的。 他在越南的上空执行了一千多次飞行任务，凭着精湛的飞行技术，在枪林弹雨中活了下来。他的越南战争回忆录《怯鹰》，成为美国持续二十年的畅销书。提起他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 2005年3月，我们一家三口专程从麻省飞到佛罗里达，访问了梅森和妻子贝森丝。 “我不知道……” “我去越南之前，根本不知道越南的历史。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按照日内瓦协议，1956年应该在越南举行民主选举，却被美国撤销了，因为当时胡志明十分得人心。我更不知道，我们美国政府支持的是一个腐败的政府。我只知道一个事实，我想飞。世界上我惟一想要飞的是直升机。”梅森说。 1965年，美军经过两年的试验和准备，组建了陆军的“第一空骑师”，主要由步兵组成，配有两个营的直升机。梅森被分配到第一空骑师229进攻直升机营的B连。梅森吻别了一岁的儿子和靓妻，乘上载着直升机的航空母舰，向越南驶去。 梅森坐进了他即将驾驶的“惠义”直升机，细细察看，他发现驾驶员座位周围加了装甲保护！哎呀……21岁的小伙子慌了：“我从小就梦想开着直升机去救洪水中的遇难者，搭救漂亮的姑娘，或者悬在树尖上摘苹果。但从来没有想到，有人会向我开枪！”“惠义”直升机上只配有两名机枪手，不像武装直升机，驾驶员没有机枪，无法还击。 “他们中谁是越共呢” 在岘港以南的归仁和波莱古之间的平溪村以北，美军将建立营地，第一空骑师要扎在这里，把“越共”清除出去。整个营区还在建设中，包括建直升机机场。这天午饭后，梅森负责指挥几百名越南民工清理出平地来。排长对他说：“你的任务主要是防止他们捣鬼。”美军已经发现好几次，地面上插了一些削好的树枝，都正好指向他们的迫击炮和机关枪的位置。显然，民工里有“越共”。 工头过来和梅森打了招呼。梅森见一群青少年围在一起，遥望着营地，指指划划。他问工头：“那些人在干什么？”工头转过头去，用严厉的声音说了什么，这群人散了。 梅森想，“他们是越共吗？这工头是越共吗？”迄今为止，他只听说过“越共”而已。谁是兵？谁是民？谁是敌，谁是友？梅森首次遇到了美国兵在越南十二年都搞不清的问题。梅森说：“当东方人的脑袋碰到这么坚固的障碍，他们会用智慧或柔道的方法来穿透障碍。” “总是像有人通知了‘查理’” 那一阵，战斗越来越频繁。敌人在各处着陆点的火力越来越强。大家谁也弄不清为什么“越共”总是了解美军的部署，知道他们要飞向哪一个着陆点。这一带有一千多个直升机可以着陆的停机点，但是不论美军选择哪个点，总是像有人通知了“查理”。 梅森记得老飞行员纳德对他讲的一件事：那天纳德和大家一起飞进去，他旁边的武装直升机报告说，看见着陆点上有一根铁丝或绳子，一直拉着穿过整个着陆点。武装直升机向着陆点的中心发射了一枚火箭，打断了铁丝。突然，一根巨大的桩子，有一棵树那么高，像一支巨大的箭从着陆点的这头射到那头。呼……简直不敢相信！ 美军虽然在军事技术上占优势，但因为人数有限，占领不了土地。往往是占领了阵地，交给南越伪军守着，不久，南越伪军就把阵地丢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的战术是打消耗战，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 “双料的失败者” 转眼之间，梅森就快服满一年的兵役，就该回家了。梅森对我说，这时，他变得更加烦躁不安。我觉得不解，要回家了，应该放松了嘛。他摇摇头说，他觉得被打死的可能性更大了。梅森经常在噩梦中惊醒。不飞的时候，他变得愁眉不展，甚至乖僻。梅森终于活着拿到了回国的命令。 梅森成了一名美军直升机教导员。而夜间成了他的地狱，最终发展成晕眩和幻觉。梅森被迫告别心爱的蓝天，回到大学，学习摄影。看到学生们反对越战的示威，梅森觉得自己是个双料的失败者：“现在我才知道去了越南是多么的愚蠢。” 越战十二年后，梅森开始写作。没钱了，贝森丝送报纸，给别人打扫卫生，最后梅森也送报纸了。梅森经常无故发怒烦躁。他说：“你知道走投无路的人干什么吗？我告诉你，1981年1月我因走私大麻被判了五年徒刑。” 梅森的越南回忆录《怯鹰》出版了。他星期三上了电视节目，星期五就进了联邦监狱。入狱之前，贝森丝问他，你想对公众说什么？梅森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犯罪的，但我冒了这个险。我觉得就像在越南执行任务一样，我知道这是件坏事，但我坚持做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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