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怎么搞,不是一个简单的实际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研究问题。如何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社区文化建设经验,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需要对社区文化建设进行深入、广泛的调查和研究。我国有着非常特殊的国情,又处在快速的变迁过程,我国社区文化建设研究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将会对世界社区研究提出很多有创新的观点、思想和理论。 前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似乎表现为:1、关于社区方面研究的理论很多,但是对社区文化建设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很少,且许多理论都具有局限性或者不适应中国国情。 2、很多学者对社区文化建设的问题探析不够透彻,不够全面,多为表面现象。3、对策建议各抒己见,方式方法繁多,概括性不足,缺乏可操作性。 3本课题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思路 本文拟以社会学理论为指导,解决以下主要问题:从社区文化建设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以及当前中国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构建的目标下的地位、作用以及重要意义出发,从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入手,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作出深入探析,并针对性提出可行性对策与建议。 本文的基本思路:本人拟以社会学理论为指导,通过大量查阅参考文献资料并与导师和学友深入交流,形成对我国社区文化建设中产生的问题的全面把握和深刻认识,在此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第2章 社区文化的涵义 为了能够开展关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研究,我们必须对社区、社区文化、城市社区文化等几个概念作出界定。 1 社区以及城市社区 11社区的由来 最先使用“社区”的是英国学者H•S•梅因,他在1871年的 《东西方村落社区》中提出。而将社区运用于社会学研究的是德国斐迪南•藤尼斯在其1881年的《共同体社会》中,他认为社区是一种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活着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它们不仅仅是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而将“社区”一词介绍到中国来则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解释,社区就是“通常指以一定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它至少包括以下特征:有一定的地理区域;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居民之间有共同的意识和利益,并有较密切的交往。” 12 城市社区的含义 城市社区是指在城市一定地域中 ,因共同生活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的共同体 ,是介于城市居民与城市社会之间的中间层。 13 社区文化的含义 从广义上去理解,社区文化包括城市社区居民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文化成果。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就认为:“文化的简单的定义,可以说是某一社区内居民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物质的、象征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的总成绩。” 如果将社区文化作为一个建设过程,则偏重于对社区文化狭义的理解,特指城市社区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非物质要素的总和,具体而言,是指为社区成员所共享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等精神文化要素以及这些要素有机凝聚而成的文化系统。这一系统具有满足社区居民社会交往和文化创造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的功能。 14 城市社区文化的含义 城市社区文化是城市社区居民在特定的区域内、在长期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 。 城市社区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在诸多相关的社会结构要素中,由于地域性的关系,城市社区文化与城市的社会结构变迁尤,社区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基础。现代城市社会结构调整以及人口异质化发展的趋势,使不同的人群会向不同的地域集中,形成越来越多的同质性社区,从而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取向的城市社区文化。 2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内涵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社区的文化建设搞好了,城市的文化建设才有坚实的基础。要加快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首先要明确城市社区文化的内涵。根据我们自己的实践和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大致有以下共性。 21培育具有现代素质的市民 这是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关键。市民是社区的主体,是社区文明的创造者和体现者,也是社区文化的载体。社区市民的素质如何,直接决定着一个城市的形象。只有拥有现代素质的市民,才能真正实现城市现代化。 22构筑具有特色的社区形象文化 社区形象文化主要指社区的外观形象,在形象文化中,标志性的文化是提升社区品位的关键。所以,社区都应该有一到两个支撑形象文化的标志性建筑。 23充分挖掘社区的文化资源 历史文化资源是一个社区文化品位的重要表现,是一个社区文化个性的生动体现,也是一个社区成为文明社区的独特的文化优势。 24有繁荣发达的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既可以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极大地提高一个社区的文化品位。 25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群众文化,既指城市市民之间自娱自乐的文化形式,也指一些节庆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是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文明社区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节庆文化活动,对提高社区的文化品位,养成群众的文化意识,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江汉区长年坚持开展的“五月的鲜花”、“武汉之夏”、“金桥书评”等群众文化活动,已成为了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3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31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地位 在现代城市建设中,文化已成为评判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中心的城市,是现代文明最集中的体现,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文化。文化建设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城市现代化的成败所在。 一 文化是维系现代城市生存的基本要素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城市已经成为人类的重要居住区 ,集中了人类活动最多的部分。城市的发展中 ,特别是二战后西方国家的许多城市 ,单纯强调以经济增长为本 ,重视财富的积累 ,在许多城市 ,传统工业企业破产、人口过度膨胀、土地过度承载、居住条件恶化、文化设施稀少、休息场所不足、闲暇时间被占用、犯罪率上升、安全感下降等情况集中体现了“现代城市病”。特别是随着现代化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 ,大城市、特大城市中人口过度密集 ,城市环境的恶劣 ,许多城市日趋衰落。只有利用文化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才能使城市焕发新的活力。 二 文化是促进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发展现代城市 ,需要有一定的产业支撑 ,以提供必要的财政来源 ,用以发展人口增加所必需的住房、道路、教育以及生活必需品 ,特别是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没有一定的产业支撑 ,城市根本不可能发展。过去 ,城市发展产业主要依靠重化工业 ,但发展重化工产业 ,会消耗大量能源和资源 ,特别是会破坏城市的生态平衡。现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 ,仍然用重化工业来维系城市的发展是十分困难的。实践证明 ,工业化过程中的世界大多是由于过度的发展 ,污染严重 ,交通等生活设施极度紧张 ,如英国伦敦、德国鲁尔区、美国底特律、墨西哥城等城市都被认为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二十世纪后期各国都开始探索新的城市建设模式 ,其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积极发展绿色行业 ,有关资料表明 ,在美国 ,体育经济的收入 ,超过了石油工业与证券交易所的收入之和 ,至于以历史文化遗存、自然景观和文化服务为基础的现代旅游业 ,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业。文化产业已成为发展现代城市的支柱产业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解决环境与发展的最佳办法。 32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作用 城市社区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基础,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它不仅具有整合社区资源、促进社区经济发展的功能和作用,而且具有引导价值观念、传承文化成果、规范行为方式,从而增强人的满意度、归属感、凝聚力等重要功能和作用。 一 培养社区公德和树立良好的社区风尚 社区的文化建设通过在社区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良好的行为规范, 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修养,使社区居民正确地认识人与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个人、家庭与社区等各种关系,使社区形成健康向上和互相关爱的文化氛围,并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培养社区居民的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同情心和奉献精神,从而树立起居民良好的社区公德和家庭道德,养成高尚文明的社区风尚。社区文化建设所具有的这种社会价值导进的功能 , 能促进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 增强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 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是社区心理的重要因素, 是指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人们出于对自身生活安全和生活质量提高等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所在生活地域具有的一种天然的维护、保护意识。社区文化建设通过建立各种文化设施, 开展各种文化活动, 以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居民参加社区的文化生活, 可以有效地从心理和文化层面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使他们能从社区的文化特质中,认识自己生活的社区,认同自己生活的社区,进而能热爱社区,贡献杜区。社区文化建设有着特殊的社区整合功能,可以有效地促进社区内聚力的形成。 三 融洽社区的人际关系,增进社区群众之间的感情 社区的文化建设通过各种有益健康的社区文化活动吸引人们走出封闭的自我空间,让社区居民在较少功利色彩的社区文化活动中,交流感情、缔结友谊、互相鼓励、感悟人生,从而使人际关系融洽和谐。社区文化教育活动还可以和专业性的社会福利服务相结合, 在个人家庭层面开展各种心理辅导和个案服务, 以舒缓个人和家庭的心理压力,增强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社会适应能力,从而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与健康发展。 四 传承和创新社区文化 社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要挖掘和发挥社区优秀的文化传统, 保护社区的历史文化遗产 , 使社区成员在共同参与社区文化生活中传承社区特有文化, 并通过自身的活动与创造, 为社区的文化增添新的内容和成果, 使社区文化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发展。社区文化建设具有的文化传承和创新功能是与社区生活紧密相连的 , 是通过社区成员广泛的参与共同实现的, 因此社区文化传统一旦形成, 便可以保持地方特色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五 塑造良好的社区形象 良好的社区形象是社区宝贵的无形资源,借此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为社区发展、社区建设不断提供动力。塑造社区形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就其性质而言,塑造社区形象本身就是一项文化创新工程。例如,建设好社区形象的标志系统,建筑物的布局设计和建构,各类服务设施的配置,街头雕塑,小区绿化、人文景观、公共设施、文化场所等,都应充分显示出社区的特色,成为社区形象的标志物。塑造社区形象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进行社区文化建设。 六 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社区文化对当代社区建设的又一促进作用, 还表现在对社区经济发展增加明显的促成影响。社区文化建设项目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培养就业技能, 既解决社区就业问题, 又为社区提供各层次、全方位、系列化的服务。 由于文化在城市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我国城市化发展中,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深圳、大连等城市,已将发展文化放到促进城市发展的基础地位。可以预计,不远的将来,在我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把发展文化建设摆到更加出的位置。 第3章 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社区文化设施建设动力不足 目前,不少地方对社区文化建设仍存在畏难情绪,以缺资金、缺场馆、缺人才为由,被动观望,消极等待。但创建经费的不足,并不能为这些地方在社区文化建设上的无所作为开脱。没有改革意识,缺乏开拓精神,不积极努力去创造新的机制,漠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看不到群的巨大创造力,是制约这众中蕴藏些地方社区文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同时,社区文化建设在其运作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误区,诸如对社区文化内涵的片面理解,认为无非是组织群众说说唱唱、跳跳蹦蹦;重硬件达标,轻软件建设;重物质环境的改造,轻人文环境的营造;重形式、轻内容;重表象、轻实质。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及时矫正,社区文化建设就难以向纵深发展,其已有的成果也难以巩固。 2 社区教育功能弱化,参与和认同意识薄弱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应该具有影响公民的政治态度、灌输社会价值观念、传授科学技能等重大功能,能够有效凝结来自不同区域、具有不同背景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它对于整个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的培育具有不可估量的基础性作用。在中国当前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这种社区居民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教育方式还是很少见到,更多的是注重通过有关部门、党的组织以及社会群众性组织来从事文化价值观的灌输和培育,而这种教育方式的效果往往不明显。 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模式只要是由政府即行政权力的推动所造成的,这就使得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仍是以动员型参与为主,社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远远不够。这容易导致社区居民在动员式参与面前,要么采取随大流或被迫服从的消极心态,要么造成一种逆反心理,不利于培养居民独立思考和理性评价的能力,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难以产生。 社区认同意识是凝聚社区居民人心的基础性前提。由于历史传统因素的影响,我国很多城市社区居民彼此间存在着一种严重的疏离感,部分居民(往往是有一定地位的国家公职公务员或比较富有的所谓“白领”阶层)有一种不屑与社区其它居民来往的优越心态 。他们对社区共同利益的关心程度十分冷漠,从而使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缺乏牢固的文化心理基础。 3 主管部门不明确,各种关系没有理顺 从1999年国家民政部进行社区建设实验开始,到现在全面推进社区建设,时间仅仅过去了9个念头,许多相关工作还处于摸索阶段。现有的社区建设思路,基本上还是以行政强制为主,并没有真正实现社区自理。有的地方并未把社区文化建设纳入社区建设的整体考虑之中,没有明确社区文化建设的主管部门,更谈不上进行社区文化发展的长期规划。这就造成了“上热下冷”的局面。按照现有的社区建设情况,民政局主要负责社区的划分;体育局主要负责社区的文体活动;文化局主要负责社区的群众文化。另外,社区的治安、计划生育、安全等分别由不同的行政部门主管。于是,在社区之中,工会提出要有工会之家,妇联要有妇女中心,共青团要有青年之家,老龄委要有老人俱乐部,老干部要有老干部活动中心,文化局要有文化馆、文化站、图书室,残联要有残疾人活动中心,民政局要有社区服务中心等等。而且都有各自“条条”的正式文件作为依据,都规定要有多少平方米,这些中心功能复杂,设施简单。这样政出多门,各行其是,谁都在管,可是谁都不能负责,造成了现有文化教育资源的浪费,难以产生整合效应。 4 有关法律法规没有建立和健全 41 新体制下的街道办 在新体制下,街道办权力行使与监督没有依据。转变政府职能,实行重心下移,是社区建设中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实行的是“重心下移”的管理方式,进行的是“以块为主,融条于块”的组织设计,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原有的条块分割矛盾。但是“重心下移”后的各项职能,街道办并不能胜任。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架构,目前还难以找到街道办行使“下移”职能的权利法律依据。同时,“重心下移”后,谁来有效监督不断膨胀的街道行政权力和财政盘子,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42 规定与建设不同步 是对于新出现的社区建设方式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如对于社会力量,尤其是私营企业主投资社区文化建设的管理缺乏具体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操作。 43 经费无法律保障 在调查中我们感到,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与当地领导的重视,尤其是一把手的重视直接相关。社区建设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如建设经费的经常性和制度性拨款,往往会因为主管领导的位置和注意力变化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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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区社会管理是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社区从开始就被定义为“小社会”,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个个实体的社区里进行,一个社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既是某一社区中单独的存在,也是更大社会范围内的问题的具体表现。因此,探索社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为解决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有所帮助。 一、“社区”来源 1887年滕尼斯用“社区”与“社会”两个综合性分析概念,来说明人类演进过程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两极特征。他认为“社区是一种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社会则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在社会里人们“虽然也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不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由此,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质人口组成的、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并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随后20世纪20-30年代,研究都市社区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E帕克强调了社区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的观点。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GAHillery则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认同的社区概念应包括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和共同关系三个特征。 目前我国对社区的研究较有影响力的范式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类研究将社区视为社会的代表或者国家与社会的中介,通过社区去验证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某些重要论点。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研究社区治理的具体范畴,他们认为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推动社区自治和城市共同治理的重要方式,政府向社区让权、还权、授权,成为社区自治的推动力,而草根社区通过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并对管理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目前,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规模标准分类,主要有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和集镇社区(或城镇社区)三种,本文探讨的是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正逐步走向服务,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取得了一定能动性,社会管理的创新活动正如火如荼。尽管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已逐步改善,但因为公民意识尚不普遍、法制体系尚不健全、民间组织的自主性不强等原因,虽出现了不少社区自治的示范社区案例,但大多数采取的仍然是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存在以下不足: 治理主体定位不清 我国社区自治程度普遍较低,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区的治理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的独立性与法律赋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社区成为基础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市、区各管理部门存在工作职能相互混淆的情况,结果往往各自为政,工作布置繁杂和重复交叉,使社区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成为政府部门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加之工作中权、责、利的不明晰和当前考评机制的综合因素,社区工作开展起来力不从心,疲于应付。这种社区行政化实际上形成了领导与指导兼有的双重关系,而其原本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日益萎缩,不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也不利于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威信,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区的承载能力。 在治理角色错位的的同时,政府过多地干预了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居委会承担了一些应由非政府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职能,如社区文化活动、公益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等。由于政府角色上的缺位和越位,出现了“该管的未管,不该管的强管,管了的又管不好”的现象,影响了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社区管理资源匮乏 我国城市社区普遍面临资源匮乏、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困境。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匮乏。由于编制等历史原因,当前从事社区治理与服务工作的多是下岗职工、家庭妇女、离退休职工等,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偏低,大多数从业者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缺乏社会管理知识,面对社区各项功能社会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很大,但工资薪酬却普遍偏低,吸引不了高素质人才,社区工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另一方面是政策资源缺乏。社区治理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很多条例过于笼统,执行起来难度较大,而政策间也缺乏有效衔接,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具体表现在:一是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社区居委会,对自身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范围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容易造成管理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二是社区内的市、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别按各自指令行事,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往往造成社区事务相互推诿扯皮;三是社区管理运行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难以制约一些权力集中部门的工作。 社区参与性不强 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多元的社区组织实现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党团组织和政府组织,也有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还有居民个人。现阶段社区内居民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积极性都不高,社区活动的行政化痕迹明显。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居民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采纳,但靠行政推动力来整合社会力量的方式很难吸引居民自觉参与。而在政府的强势领导下,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开展很多时候处于被动地位,因为这些组织无法像政府那样采取合法的强力手段实现公共管理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安全与人权,而政府与营利组织又不能像非营利组织那样对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而又受到受助者欢迎的服务。此外,社区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这些主体在社区活动中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但目前各组织尚未明确各自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比如社区非正式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共建与共享尚未成形。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分析 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虽然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大多数还是政府主导,但是参照武汉、上海等社区管理的创新经验,我们发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由单一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社区互动的治理模式道路可行,这是构筑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模式,也是架构“小政府、大社会”的创新社会管理途径。一要明确居委会与各职能部门所担负的职责。各职能部门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责任,对于自己职能内的事务不推给社区,如果需要社区协助应该提供工作人员和相关经费,其他如社区保障、群众文化等社会性服务工作应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移交社区,并界定社区自治管理的职责,包括社区社会机构的管理、邻里关照等社区公益事业建设等。二要创新社区评议的考核监督机制。对社区的考核由上级部门的单向考核,转变为上级部门、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向考核;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建立公示制、承诺制,接受社区成员的监督和评议;考核管理社区、服务居民的内容应当以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为主,并取消考核与社区职能无关的内容,切实为社区工作减负。 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要积极推进社区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落实“一社区一名大学生”政策,实施50万大学生服务社区计划。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要采取公开推荐、民主推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针对社区管理特点,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建立培训登记管理制度,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对社区服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切实提高社区干部的计算机操作、口头表达、文字组织、矛盾协调等技能。另外,要认真落实政务公开、财务管理、民主评议干部等规章制度,保障社区人才队伍的稳定,从而使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发展迈进。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居民参与度的高低,决定着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民主化实现程度的高低,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基础,也是实现社区建设自治发展的关键。首先,要引导居民群众在社区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通过建立社区网站、张贴宣传通知等各种方式实行居委会工作公开;开展试行社区事务听证制度,增加社区管理的透明度,提高居民责任感,对影响居民生活的大小事情通过召开听证会、楼道会等形式解决。其次,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和互助活动,融洽邻里关系,消除矛盾纠纷,满足社区居民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并通过树立社区活动积极典型,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社区的管理,形成和谐邻里、平等互助的良好社区风气。 培育各类社区组织 社区服务组织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对该类组织的设立和发展要给予必要支持,特别是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应简化登记手续,降低准入门槛,减免税收费用,对办公场所方面也应积极配合。此外,对一些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做法,试水市场化的购买制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创办公益性组织,扩大试点服务范围和内容,实现社区居民综合性服务的提供。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处在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发展阶段中,处于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虽已形成,但还不够成熟。作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中国处在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的转型时期,只有采取多种管理方式,积极加强人才培养,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才能引导社区治理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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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氏的姓氏来源说法为下: 出自嬴姓,为帝颛顼裔孙伯益之后,其始祖为赵奢。相传帝颛顼有个孙女叫女修,因食燕子蛋而怀孕生子大业。大业之子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 ,帝舜赐他姓嬴。伯益之子大廉,传至季胜有个曾孙叫造父,世周穆王的驾车大夫,因平定徐偃王之乱有功,被封在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北赵城),称为赵氏。后建立赵国。战国时赵王有子叫赵奢,以善于用兵著称。因功卓著被赵惠文王封在马服,称为马服君,死后便葬于封邑,其子孙最初以"马服"两字为其姓氏,后省去"服"字,遂有马氏。世居邯郸。史称马姓正宗。 出自他姓改马姓。如汉代有汉戚人马宫,本姓马矢,至马宫以仕学显,改姓马。 出自他族改姓。西域人马庆祥,人居临洮狄道(今甘肃省境内),遂以马为氏。蒙古人月乃和,因其祖在金末为凤翔兵马判官,遂改姓马氏,取名祖常。马祖常之后亦为马氏。金元以后,为回族大姓。 聚 集 地 : 迁徙分布 赵奢之子牧,亦为赵将,居住在邯郸。公元前222年,秦国灭赵国,将牧之子迁徙至陕西咸阳。马兴后人马何罗徙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从此,扶风茂陵成为马氏的发展繁衍中心。两汉至南北朝时期,马氏除在扶风茂陵成为望族外,还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四川、甘肃、江苏、浙江等省的一些地方。唐朝末年,王潮、王审之入闽,有河南马氏随同前往,在福建安家落户。许州人马殷,少为木工,应募从军,随秦宗权部将孙儒入扬州,转从别将刘建峰攻取潭州。896年,刘建峰北部下所杀,马殷被推为主,被唐任为潭州刺史,后进武安军节度使,于907年被后梁封为楚王,建立楚国,历时45年。宋代以后,闽、粤地区马姓逐渐增多;至明代,马姓族人遍布福建;至清代,有的移居台湾,进而又远徙东南亚及欧美。 台湾的马姓,以嘉义、台南和新竹为最多,名列第七十二位。台湾马姓的开基始祖,来自广东,与广东马姓关系十分密切。早在两千年以前,是由马援将马氏带到南方的。这些人虽然很可能不姓马,但在寿冷县定居以后,却统统改姓为马了。并成为马氏在南方的开基始祖。台湾的马姓,跟广东的马氏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开基始祖大多来自广东。 堂号 "铜柱堂":汉伏波将军马援征阯,胜利后,在交阯立铜柱表功。到了唐朝,马援的后裔马总做安南都护,在原汉立铜柱的地方又立了两根铜柱,铸上了唐朝的威、德,说明自己是伏波将军的后裔。到了五代时马希范也立了铜柱。 "绛纱堂":汉校书郎中马融,才高博洽,为世之通儒。弟子常千余人。他在教室里设绛纱帐,前授生徒,后设女乐。弟子都专心听讲,没有人顾盼女乐。 马姓堂号还有"扶风"。 家乘谱牒 河北:丰润马氏家谱不分卷、安次得胜口马氏家谱不分卷、东安马氏家谱稿不分卷、马谱一幅、马氏族谱不分卷 江苏:京江马氏宗谱二卷图一卷、马氏宗谱七卷首一卷、锡山马氏宗谱不分卷、常州马氏宗谱六卷首一卷、利城马氏宗谱六卷 浙江:光溪马氏宗谱六卷首一卷末一卷、会稽马氏宗谱五卷、山阴朱咸马氏宗谱四卷、吴宁安恬马氏宗谱二十三卷 马氏家乘不分卷、马氏族谱不分卷、马氏宗祠族谱不分卷、马氏宗谱不分卷、三官马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繁阳马氏宗谱十九卷、远阳马氏家谱不分卷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特点 1、韩国“新村运动”由政府主导逐渐向民间主导过渡。 韩国政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开展“新村运动”,其主要做法:一是在“新村运动”发展初期主要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由政府通过对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新村项目开发和工程建设、新村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扩大内需,消化过剩的产能,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充分调动了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二是在“新村运动”发展中期采取政府培育、社会跟进的发展模式,政府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农业、农村保险业以及农协组织的建设上来,逐步培育社会发展实体,为今后国民自我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三是在“新村运动”发展的后期逐步转入国民主导型发展模式,让既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又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如农业科技推广、农村教育机构、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在新农村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运用财政、服务等手段,为国民的自我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上世纪70年代末,政府行政领导退出“新村运动”,全国各地以行政村为单位自发组成了开发委员会主导“新村运动”,吸收全体农民为会员,并成立了青年部、妇女部、乡保部、监察会和村庄基金。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民自发修筑乡村公路、整治村庄环境、帮助邻里修建房屋、兴办文化事业、关心和照顾孤寡老人等。 到上世纪80年代,“新村运动”逐渐完成了由民间主导加政府支持到完全由民间主导的过渡。在这期间,政府为“新村运动”立了法,对“新村运动”的性质、组织关系和资金来源等作了详细规定,还成立了全国性的领导机构“新村运动本部”,并在各直辖市和道(相当于省)成立“新村运动指导部”。纵观韩国二三十年间的“新村运动”,大体经历了一个由政府主导到民间主导加政府支持再到完全民间主导的发展过程。 2、以推动农村工业化来带动新村运动。 韩国新村运动开始的初期阶段,为了通过农村的工业化来增加农民的收入,促进“新村运动”的顺利开展,于1973年就提出了“新农村工厂”计划。为了把汉城等都市区的工厂扩散到农村,对其给予一定的金融、税收等优惠,并且在电力和通讯设备安装等方面得到优先照顾,“新村工厂”由1973年的165个增加到了1984年的686个。韩国政府为了推进新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于1983年提出了“农村工业园”计划,在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建立工业园,通过在这些地区建立工厂,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村收入,并于1984年付诸实施。“农村工业园区”由1984年最初的37个,增加到了1986的61个,到1987年增加到了107个,到1988年底达到了122家,入住的企业总共1355家。韩国以工业化来推动“新村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村地区的工业和非农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使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空间布局得到了平衡,城乡差距迅速缩小。 3、注重发挥农民的自主创新精神。 新村运动第一年政府仅给平均每户下发4袋水泥,用于改善环境、生活,农民的反映出乎意料的好。以后每年增加奖励有成效的村户,解决从屋顶到村道、从锅台到厕所等农民切身的实事,激发了农民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和双手,自觉改造贫穷落后面貌的积极性。农民纷纷自发成立民间组织、协会,使新村运动走上了全民参与、全境展开、实践先行、自觉持久的良性运行轨道。在韩国的新村运动中还十分注意发挥乡村社区的作用。在村一级,成立由村发展委员会,负责本村的新村发展计划和集体性工作的具体组织执行。此外,各地还建立村民会馆,在会馆里开展各种活动,农民之间相互交流,培养协作与实践的能力。韩国的新村运动,始终围绕着促进农民树立“勤劳、自助、合作”的精神而展开的,注意把农民的主创精神放在第一位,让农民积极参与这一运动,不断改善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农业的生产环境。 4、分阶段指导,层层推进。 韩国政府在组织实施新村运动中,并不急于求成,而侧重于长远规划,每一个规划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目标,制定出阶段性的目标。韩国的新村运动,大体分为五个阶段。在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的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如改善厨房、屋顶、厕所,修筑围墙、公路、公用洗衣场,改良作物、蔬果、畜禽品种等。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在扩展阶段(1974—1976年)把新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把新村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在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上,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在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在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新村运动也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 二、韩国新村运动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的比较 1、面临的困境相似,但我国起点的总体水平略高。 20世纪60年代以后,韩国明显地加快了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由于充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重视开拓欧美市场,注重发挥大企业在集聚资源与资本上的规模优势,积极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韩国在经济发展上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汉江奇迹”。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韩国的农村落后问题和城乡矛盾问题不断加重。韩国山多,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22%,人均耕地较少,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农业、农民处于相对不利的竞争地位。首先是农业增长慢于工业。1961—1971年,韩国实施了第一、二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在这十年期间,韩国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在这期间,农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只有 7%,而非农业部门则高达9%。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增长差距不断扩大。其次是城乡收人差距扩大化。1962年,韩国农户年平均收人是城市居民家庭收人的71% ,1969年降低到65 % ,1970年进一步降低至61%。在全国农村中,经营耕地不到1公顷的农户占67 %,这些居民家庭年收人不到城市居民家庭收人的50%。很显然,在当时韩国工业化迅速推进过程中,“三农”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 我们国家也面临着人多地少、人均资源不足,而且城乡差距过大,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困境。但是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困难毕竟要比韩国晚三十年,综合国力已居世界第六,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也有当今先进的农业技术来武装农业,农业生产率也有很大的提高,而且农产品的市场要比韩国广阔的,除了广阔的国内市场,也有巨大的国际市场,这一切条件综合来看,要比上世纪70年的韩国所面临的困难小的多,而且也有韩国这样国家成功的经验可供参考。 2、都具有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 在亚洲“四小龙”中,人们普遍认为香港是“市场主导型”经济模式,而韩国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其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通过官民一体、政府强有力的扶持、协调、干预来实现国家对整体经济发展起着总体调控、运作和平衡的重要作用。“新村运动”中韩国的政府不仅进行合理的规划,而且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在政策、财政、金融等各个方面给予的强烈的支持。 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重要特征就是国家宏观调控,而且从成功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来看,也说明了政府所具有的宏观调控的力度和强度。 3、有相同的文化背景。 从深层的文化背景看,韩国和我国的民族文化都同属一个儒家思想体系,对社会的伦理道德、人际交往、生存哲学等有基本相同的认识准则,而且在对外开放中,都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处于东西方文化、价值观互相融合的态势下,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得益于此,那么我们国家的建设新农村也离不开这种文化底蕴,也必须给予重视。 三、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示 1、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做好其远期规划,层层推进。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彻底改变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需要长期奋斗,不能急于求成、一蹴而就。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按照党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分清主次,明确主要任务,不能短打算,而要长谋划;落实任务时,要抓好开局,从紧迫的事做起,并依据生产力发展和财力增长的状况,逐步推进,并做好远期规划化,把这项艰巨的任务分步骤去抓,层层推进。 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 基础设施是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文化载体。要做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努力做好农村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搞好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着重培养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根基。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最根本是发展农村生产力,因此在农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不应简单的围绕着建新居等生活设施来进行,应该把重点放在对农村生产起基础作用设施来进行。 3、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建设做到有机结合。 从我国现阶段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看,新农村建设不可能是农村地区自身的建设,也不可能每一个乡村独立进行,它只能是一个一定范围的区域经济和社会建设。而这样的区域只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而不可能以农村为中心。这应是不言而喻的。新农村建设,必然也必须是一个“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过程、一个“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过程,是一个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使农村地区更加自觉有效地接受辐射的过程。建设农村并不是把农民圈定在农村,必须遵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即农业人口逐渐消亡,积极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新农村中,必须把我国建设小城镇的过程结合起来,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4、做到政府支持与农民的自主创新相结合。 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在农村市场化进程中,不能搞“无为而治”,而应该施加必要的行政干预,尤其是在农村自组织力较差的情况下,正确的行政导向和科学的领导规划对于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个农村经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要尊重农民意愿,要保护好农民积极性,保护好农业这个基础产业,帮助农业和农村经济实现持续发展。要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等形式,引导农民抓住机遇,克服等、靠、要思想,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我们不能偏面夸大行政力量的作用,不能不顾自然条件差异盲目地搞“一刀切”。要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考虑到农民的思想认识水平,积极搞好政策引导和思想发动,使行政手段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在肯定农民的主创精神,尊重农民的选择的基础上,政府应该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并进行有效的管理,使新农村建设不偏离大方向。 参考文献: [1]、吴敬学韩国的“新村运动”[J]中国改革,2005(12):45- [2]、李水山韩国“新村运动”的启迪[N]浙江日报, 2004-2-26(3) [3]、孙成钢韩国新村运动的启示[N]了望新闻周刊,2005-10-24(财经) [4]、冯海发农村城镇化发展探索[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6:15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