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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出身于官宦世家，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童年张爱玲所体味到的生活方式是舒适、悠闲与慵懒的，也是充满矛盾的从物质条件上来说这是一个感官乐于沉溺的世界，是一个奢华、与世隔绝的自成一体的世界。与外界隔绝造成的静谧、迟缓的生活节奏也有助于一种纤巧精致的趣味的养成。因而张爱玲对身边物象、细节反复鉴赏、玩味，对眼睛所见的一切总是用心灵去体味。她所见的总是表象背后的事实。从心理和情感需求来看，张爱玲在高门巨族中过着的是一种孤独而凄凉的生活。她几乎从未享受过正常的家庭温暖．也没有能得到父母之爱，跟惟一的弟弟也没有共同语言，她逐渐形成了一种孤寂冷漠，似乎对一切都不在意，又对一切都抱有怀疑甚至敌视态度，在她的成长经验里积淀了过多的否定性情绪。她感到自己生活的那个世界。除了混乱就是冷酷，她实在无法产生对家庭、对周围环境的爱和温情。那时候，离婚比较少见，张爱玲的父母就走了这条路。离婚后张爱玲一直跟着父亲生活。因为继母的缘故张爱玲与父反目，被毒打后遭拘禁达半年之久，得了痢疾差点死掉，而父亲和母亲都没有过问她的死活。“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墙，片面的、癫狂的。”[i](vzt曲’这种长达半年的窒息心灵的囚禁处境，以及在这种处境中在所产生的颠狂的心理感受，在她的内心深处种下怀疑与孤独的影子。心理上的压抑与对世人的厌弃恐怕已是根深蒂固。不幸的家庭生活使她从童年起就带上了强烈的个体孤独感。她把这种孤独感以她特有的敏感加以扩大，反映在她的作品中，欢乐和幸福都是个体的，是很有限的，而痛苦和孤独以及病态的甚至是变态的自私才是整个社会的，是永恒的。而且越是处身于热闹繁华中间，人物越显得孤独、落寞和无助。贵族血液并没给她带来什么幸福。不幸使她变得冷漠和自私，她对生活有着极为务实的态度，她文本中多次提到“自私”。在父亲的家里她没有归宿感，只好逃出家庭去找母亲。张爱玲的母亲显然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张爱玲曾在自叙传性质散文<私语>中回忆道：“最初的家里面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并没有让她得到她所想象的生活，她从母亲那里感到的只有生疏与淡漠，成长以后她的作品多次流露出对母爱的怀疑和不信任。母亲对她和她对母亲也许都是相当失望，母亲曾经说过希望她死也不愿她痛苦地活着的话∞。母亲和母亲的家曾经是张爱玲心目中光明与善良的圣地，一旦现实与理想的反差过于强烈，张爱玲的不设防的心理上所受的伤害远胜父亲和父亲的家给她的伤害，所以她日渐养成敏感内向的个性。从父亲和继母处受到虐待，又从亲生母亲处受到冷漠，她被这种遭遇引向了自我怀疑使她走上了内省、敏感、自我封闭的路。此外，孤独与寂寞，还有自卑和无所适从则不可避免地成了她早年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体验。几乎所有熟悉张爱玲的人都记得当初的她是如何的孤僻和不善与人相处，从可以查阅的文字记载我们知道，张爱玲除了炎樱之外，甚至没有一个较为亲密的同学。在她性格形成的过程中，她从母亲那里被引向了自我怀疑；从心理成长的角度看，她从母亲那里遭受的挫折更大。她曾经用自己的想象：“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不是好的。¨21她几乎是带着死里逃生的庆幸从父亲的家逃到了母亲的家。然而，母亲对她的失望和她自己的敏感，抹杀了她们母女间的温情，现实与理想的强烈反差使得张爱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陷落到了孤独、无所适从和怀疑甚至是仇恨之中口。张爱玲长大后回忆往事，才知道自己是很喜欢父亲的家的，而这时候的回忆则更多是因为对母亲及母亲家的失望。张爱玲自己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她对那种“春日迟迟”的暖昧与慵懒其实有着相当的留恋与怀念⋯(瞄)。元可挽回的失去对她的打击也是刻骨铭心的，这里的失去既包括父亲，也包括母亲，以及张爱玲自己，所以张爱玲始终有着失落者的心态。¨1长成之后的张爱玲除了对人性的怀疑和否定之外。有着更多的自伤身世和自怜的成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其创作很大程度上也许就是自己生活的一种主观显现，其中打满了作家本身的经历、体验、思索、情感的烙印，作者笔下的人物也是她对人类观察体验凝结的结果；当然，也有一些是作者间接得来的经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引发的作家的思考和显现角度都应该既有作家自己的创作心理在起作用，也有着深刻的历史及文化因素的笼罩和影响。而且，由于生活的经历作用于个体一般来说更为深刻，留下的情感记忆也将更为深刻¨。事实证明，儿童与父母的关系，儿童的早期经验对人格心理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幼年生活中的缺失性经验要比丰富性经验蕴含着更丰富的人生况味。一个人童年的经验留存在记忆里的往往是一些很琐屑的、不重要的东西，那一时期中重要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有趣的事情．却在成人的回忆中未留下丝毫痕迹。琐屑的记忆之所以被保存，并不是它们的内容本身有什么重要性，而是由于它们的内容与另一种受压抑的思想间有着连带的关系。这种童年的记忆很可能是以被遗忘的隐蔽形式出现的，但它却深深地烙在个人的发展史上，永远影响着这个人的未来.无论是封闭的贵族家庭还是长成后的自我封闭，都使张爱玲的创作走向内省，取材更多是身边的人和事。。她的小说人物。可以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对人物的感知很大成分上有着张爱玲身世的自怜，一个疯狂的父亲，一个冷漠的母亲，一个残忍的后母，这成为她日后许多小说中人物的原型。而她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缺少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张爱玲不能放过来自外部的任何伤害，通过敏感的心理过滤，将种种被伤害感受做了放大处理之后，她更加意识到个体的无依无靠。过分敏感的特质发展为多疑的倾向，它使得张爱玲逐渐习惯于以谨慎怀疑的态度注意周围的人与事。张爱玲心灵上始终笼罩着落寞的阴影，这种落寞直接表现为很多时候张爱玲都没有归宿感，找不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她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一文中有这样一句：“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似的”。其实张爱玲正是这个孤独的鬼魂。她的自传性质的散文和小说中都有不少文字细致地描绘这种找不到位置和归宿的无助漂泊的心理感受。这个鬼魂无法走进栏杆内的世界，任何时候都是游离于尘事之外的、孤独的，也因此是超然的、冷漠的。这种心理感受反映到创作中，则是一种相当冷静而挑剔的眼光。在这种眼光的照射下。人物言行背后隐秘的心态和动机暴露得格外真切。在她的创作中人物都是畸形的、变态的。女性被消解了善良贤惠和敦厚温良的传统特质，张爱玲凸现的是她们个性中的自私和冷漠，病态和残酷。母亲那里不再是温暖而安全的了，母亲也不再是爱、慈祥乃至神圣的象征，而成了父权社会的共谋者。张爱玲笔下没有慈母，却有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恐怖的母子、母女关系。有着最为冷酷残忍的母亲形象：曹七巧。张爱玲笔下的大宅院里的男性家长一类是早逝的，张爱玲笔下的另一类男性是一个被消解了失却了传统文化中的男性意识和责任感的群体。这类男性的尊严和主体意识荡然无存，他们依附于女性或者受制于女性生存；或者把女性作为谋求金钱的工具。张爱玲笔下的第三类男性则是有着身体和心理疾患的形象，他们不但不能成为家中女性的依靠和家庭的支柱，反而成为女性的拖累。这一类男性更是有着非常女性化的特征。这些男性形象未始没有张爱玲父亲的影子。虽然张爱玲的父亲并没有如此不堪，虽然她的父亲曾经试图骗光母亲的私房钱目的只是为了留住这个洋派的妻子，但这一生活场景在张爱玲的心中却投下了很大的阴影，即使长大成人这种存留在记忆深处的片段还是会时时显现，成为她创作的素材。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存在已经被极力淡化，甚至于完全消解，作为父亲和丈夫的男人应具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是几乎没有的。张爱玲对自己家族的感情是既排斥又眷恋，既憎恶又喜欢，既尖刻又宽容，既不甘心与它一起沉落又流连忘返。她无法斩断与她古老家族的种种精神联系。她的“家族情结”最终影响了她的文学观念、思想观念、文化视点、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及其作品的价值取向等等，从而导致她的小说创作独树一帜，风格迥异。张爱玲的“家族情结”，主要来自名门望族的日渐衰落和不幸的身世以及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她的家族背景使她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产生奇妙的联系，出身与经历决定了她的选择：她的艺术世界建立在洋场社会一片没落的贵族人生的废墟上。张爱玲与她出生的。大家族”在思想、文化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她反叛这一阶级，而且还表现在这种联系使她最大程度地汲取了封建士大夫思想文化中的可资继承的因素。在深深庭院中长大的张爱玲，一方面对古宅的繁华鼎盛有着无限的依恋，大家庭曾经有过的显贵、排场、荣耀，如同海市蜃楼般悬挂于她的理想上空；一方面她又从家境颓败中过早地领略到了人生那“惘惘的威胁”。她的关于童年家庭的记忆是灰冷、阴暗、恐怖的，同时也有些许的温馨、伤感和迷恋。她从小敏感聪慧，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新文化的影响，使她能悟到人性的深处。她的家族成员都是她理想解剖的标本，其作品多是刻画这一阶层人性的空虚、伪善、无情和无奈。张爱玲对她的古老大家族的留恋、怜悯、温情、宽容与排斥、厌恶、冷峻、尖刻等感情交织着。张爱玲用她机敏的眼光察看世界，专注地体验生命历程中无处不在的生存威胁。她把一切大的题目浓缩在家庭生活的一幕或一角，认为平凡家庭平凡的悲歌是长久的；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人与人之间互相仇恨、嫉妒、鄙视和猜忌。她笔下的人物没有朋友、亲人，更没有“爱”，他们是畸形的、变态的。
谁写论文呀?别人写的再详细还用你写吗.奇怪
张爱玲的女性观与其人生体验，思想文化品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女性观就是拒绝简单的男性与女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拒绝对女性的神化和丑化，她以自己的作品，去掉了人生的浮华，在凡俗的生活中揭示出女性最基本的，最平实的生存本相，为我们重新思考女性的命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中，深刻关注了受压抑女性的女奴意识对婚恋的影响。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人。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为禽兽所屈服呢?种婚恋观根源在于张爱玲内心，然而当时的整个时代也有着不可遏制的关系。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以新旧文化交替的三四十年代的殖民地上海为主要社会背景，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冲击到人们的生活，新文化运动使许多女性意识到对个性的解放，但古老封建道德系统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勉维持着，她们仍无法自拔地陷入在对传统旧家庭的眷恋中。在几千年的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中国女性普遍沦为男人的工具和附属物，在经济和精神上都已失去了独立性，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在这种物化的婚恋关系中，女性显然处于被动，这使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人生幸福的轨迹，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她们生活在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的脚下。原来悲弱的女性历史，其中有一半是她们甘愿为奴的。无论是社会地位低下霓喜，还是歌舞升平的顾曼璐，无论是出身大家的白流苏，还是家开麻油店的曹七巧，这些女性全被代代相传的封建意识扼制着了喉管，屈从于、甚至是期盼着男性世界的控制，从未想过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注定了她们在婚恋中的女奴地位。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没落的大家庭中，父亲是满清遗少，继承了遗少的全部荒淫、残暴、专制等特征。她的母亲则是一位流过洋的新派女性，爱好音乐、文学。这一新一旧组成的畸形家庭，无爱可言但却拥有无尽的争斗与倾轧。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在父亲处受尽折磨。无爱的父母，无爱的家，在童年的张爱玲的心灵上投下了永难忘记的阴影，促使她敏感而又早熟。童年的母爱缺席，少年的父母离异，青年的远赴香港求学，中年的婚姻变故，晚年的客死他乡，特殊的经历，使她更多地着眼于乱世中的家庭婚姻生活，着眼于世俗人生，而淡化国家、民族、阶级等意识，以冷静、犀利的眼光去审视这个纷繁的俗世，并站在女性的角度去剖析女性在这纷繁俗世中的辛酸与无奈。在这辛酸与无奈的背后，张爱玲看到了女性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已经逐渐形成的物质上对男性的依赖和无法改变的强烈的虚荣心。这种心理痼疾正是女性难以逃脱悲剧命运的根源。在张爱玲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她们笔下的爱情与婚姻大多数是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婚姻不是作为纯粹的爱情结果而存在，而是作为经济需要而存在。在现代社会中，有钱是人能长期自立并追寻尽可能多的自由的基础。张爱玲的母亲留学法国后，姨太太的百般刁难让张爱玲更相信钱的重要性。继而她笔下的女性大多为金钱物质所困，不惜以爱情、婚姻作抵。她关于女人的看法：“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完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如此，《金锁记》里曹七巧亦如此。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张爱玲不幸的两次婚姻。如果说与胡兰成的结合是一种女人对男人单纯的爱，那么和赖雅再婚就似乎带着某种利益色彩。而这一切的经历都为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性格和命运悲剧埋下了伏笔。没有温情，只有婚姻。为此，《连环套》中的霓喜一生都在为一纸婚书苦苦挣扎；《半生缘》顾曼路对了生存也只有嫁给一个小瘪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婚姻的城池大战中，终于以攻破范柳原的婚恋之战而告捷;《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用她一生的青春换来了一把黄金枷锁。这些女性群体在经济上对男性的过度依赖，注定她们要被囚禁在婚姻的经济锁链中。在张爱玲笔下的婚姻爱情总充满磨难，有着或多或少的缺憾，所以作品中遍布着不完美甚至谈不上真诚的恋爱和婚姻，爱情反而是有利可图的实现婚姻的终极目标。在《连环套》里霓喜和不同的男人调情，生活，却始终没有结果。《半生缘》中有真挚动人的爱情描写，但不过是一场梦，经不起现实的轻轻撕扯便会破裂。《倾城之恋》中，香港的沦陷成就了白流苏的婚姻，但并没有成就她的爱情。小说结尾写道：“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读罢掩卷，有几分哀艳，几分惆怅，几分宿命，几分悲凉袭上心头。《金锁记》中七巧对儿女的婚事百般阻挠，使曾对婚姻爱情充满希望的儿女走向和她同样的婚恋悲剧。变态的灵魂，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琐碎，人性的扭曲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写尽了人间百态、人世沧桑。张爱玲对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进行了高度的解剖，笔下不同的婚姻状态却产生了的相似结果，婚姻是金钱交易，是女人对男人的依附，反映出“五·四”思想解放在女性思想解放上的不彻底性。张爱玲笔下古老的女人，她们好像已经存活了几个世纪，或者她们并未真正活过。她们的不幸不仅在于社会的眼中，而是按着传统观念为他们选择一种门当户对的理想的归宿，更在于他们的全部教养和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男人预设准备。无论被什么样的男人选择，他们的命运又只能是“奴”只是“性”，是男人的情欲或者自己情欲的奴隶。纵观张爱玲的作品，她凭借女性敏锐的观察力，精确细致地写出了生活中平平凡凡人物的婚恋关系，虽然缺少浪漫的爱情，但现实的表现给人们带来了极大心灵的撞击，好像不小心被别人窥视到阴暗的心灵，张爱玲凭着冷静无奈笔调，深刻解剖了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性。
是一篇关于<金锁记>的论文,可参考下,这个没有现成的,主要还是要通读原文,有时间的话再多读几篇她的名作,如<半生缘><倾城之恋><红玫瑰和白玫瑰>,以及读一读关于她的评论,然后总结出她的写作特点,再结合<金锁记>来进行阐述。希望对你有用。
曹七巧是个悲剧人物，是一个受害者。她所嫁的丈夫是个“骨痨”病人，但七巧是个健康的人，她正常的情欲因难以满足而受到压抑，是个被锁在黄金枷锁里的女人。但是，曹七巧的悲剧更在于她是一个施害者，而且受害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她亲生的儿女。七巧因得不到情爱而受到压抑，在压抑中她开始疯狂，因为疯狂她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她百般破坏儿女的婚姻幸福，是中国小说中少见的具有变态人格的女性形象。曹七巧形象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到如今,我已经读过两遍了.这篇小说主要是通过人物苍白的精神世界和跟不上时代步伐的生活方式,刻画了都市洋场旧式大家庭中的一老(曹七巧)一少(长安)两个女性形象.读了小说后,我的心情是久久难以平静,对这两个人物形象特别是曹七巧的命运更是百感交集.首先,我觉得曹七巧是一个封建礼教制度下的牺牲品.本来,她的社会地位并不算低--"开麻油店"的.年轻时,她长得也还算不错,喜欢她的人也不少,有肉店里的朝禄,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男人多少对她有的真心".然而,她能挑么 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年轻人的命运特别是"婚姻"不是自己所能"挑"的,也不知她乐意不乐意,情愿不情愿地就嫁给了一个躯体残殖,"腻滞着死去的肉体的气味的","没有生命意义的"姜家二少爷.这是七巧性格走向扭曲的祸根.婚姻使她的人性扭曲.因为她家并不算大家,她毕竟不是大家闺秀,与姜家并不算门当户对.她嫁给姜家二少爷时,只是一个姨奶奶,后出于实际情况--二少爷残殖不可能再娶正头太太,姜家老太太才决定将其"聘为正头奶奶",教她"死心塌地的服侍"姜家二少爷.因为本质只是个"姨奶奶",所以她在姜家没有"正头奶奶"应有的地位,处处被人瞧不起,就连伺候她的丫环"小双"都敢轻视她.三少娶妻时,小双说"就连那一年娶咱二奶奶,也还比这一趟强些."瞧瞧小双这言语和德性,就知道她对曹七巧的轻蔑程度如何.难道七巧嫁人的排场就应当比别人小 难道她的命中注定要比别人低一等吗 不,这只是社会的原因.正因为她在姜家生活中的人缘环境是如此的不如意,曹七巧便就形成了一种怪异的性格.凡事,凡人她都看不顺眼,都要出一番尖酸刻薄的言语.因而形成了尖酸刻薄的性格.又因婚后,生理与肉欲得不到满足,她的心理变得更加"畸形".她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性格变得更加尖酸,刻薄.总觉得整个家庭中的事,都看不顺眼,整个屋子里的人都针对她.因而,在生活中,不管看到什么东西,听到什么话,遇到什么人,她都要主观臆断地评价,刻薄,尖酸地辱骂,是一个典型的泼妇.她在姜家时时处处提防着别人,怀疑每一个人,天长日久便没有了知心人.因此,她变得孤独,寂寞,只得靠鸦片来"消遣".曹七巧在"封建大家庭"--姜家--毫无地位可言,在"封建小家庭"却有所寄托.她在自己的小家庭中是"太上皇",对儿子长白,女儿长安的爱情,婚姻过分地干预,扼杀了他们的幸福主,这种"受伤情感转嫁"便是典型的"虐待狂".综上所述,我认为曹七巧还是一个人性扭曲,患有畸形心理的,尖酸刻薄的泼妇,虐待狂.曹七巧的形象虽是如此的糟糕,但我认为她也不乏人性善良的一面.她的兄弟几次来到她家,她虽然也要说些尖酸刻薄的话语,但每次骂过后都会慷慨地资助他.这恐怕是作家写作本小说意图的体现吧.一个原本"长得还算不错的"女孩,一个心地本也善良的女人的性格都被扭曲成这样,何况是其他人 这是什么原因 读了作品的女孩,读了作品的人难道还不会有所思索
提供一些《红楼梦》的论文题目，供参考。 试论《红楼梦》的女性人才观 《红楼梦》里的灯谜与民间谜语 论《红楼梦》的女性主义价值诉求 浅析《红楼梦》中的几桩糊涂官司 《红楼梦》钗黛形象的文化解读 浅谈《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的影响 试谈《红楼梦》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红楼梦》的女性观及对现代人的启示 从《红楼梦》中的诗词翻译看归化与异化之争 从人物品格看《红楼梦》对人情小说传统的超越 论《红楼梦》的矛盾冲突 论《红楼梦》的艺术表现 《红楼梦》艺术成就拾零 新时期《红楼梦》语言研究述略 论《红楼梦》的诗美体式 论《红楼梦》所叙宦官的历史背景 《红楼梦》情节描写的穿插艺术及其审美价值 从人物性格的深刻性看《红楼梦》人物的美学意义 论《红楼梦》某些景物的特殊作用及语言魅力 试论《红楼梦》开端艺术的特色与意义 谈《红楼梦》中满族旧俗 再论《红楼梦》中的庙庵与僧道及其社会意义 贾宝玉正邪两赋人格对儒家人格的背离与超越 论贾宝玉典型性格的悲剧美 贾宝玉悲剧性格生成论 真假相映、虚实相衬的甄宝玉和贾宝玉 试论贾宝玉婚姻悲剧的必然性 论贾宝玉的双性化性格特征及其实质 贾宝玉：一个结构的解构因子 “情不情”、“情情”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 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贾宝玉和汉诺悲剧人生之比较 浅谈贾宝玉形象及其文化意蕴 贾宝玉感情状态透析 贾宝玉的人生道路初探 论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性格差异 宝黛爱情悲剧与林黛玉的情商 自恋情结的悲剧——林黛玉、妙玉的性格分析 草木有本心——林黛玉名士型文化人格解读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 一个封建礼教的回归者——林黛玉性格之我见 论曹雪芹的文人情结与林黛玉的性格、命运 略论林黛玉的生命意识及其叛逆 从林黛玉形象塑造看《红楼梦》人生价值取向 试论薛宝琴、晴雯、龄官和香菱是林黛玉的四个形象副本 论林黛玉个性的塑造 从《红楼梦》的二重世界看林黛玉与眼泪之关系 就林黛玉的爱情悲剧谈人际关系 中西文化的误区——林黛玉和安娜?卡列尼娜悲剧情结 浅论林黛玉的诗人气质 片言谁识解秋心——林黛玉为人漫议 论林黛玉爱情至上观的悲剧必然性 论晏几道的痴情——兼谈林黛玉的痴情 潇湘馆环境描写与林黛玉性格刻划 试论林黛玉诗歌的追问意识 议林黛玉的感情生活 论林黛玉的存在体验 论林黛玉“真实”的人性品格 成也孤独,败也孤独——林黛玉形象的一个因素分析 林黛玉形象议 “春秋”法子促狭嘴——林黛玉语言特色之一 论林黛玉悲美风采和诗词的和谐统一 解读薛宝钗与林黛玉的共时空存在 封建“淑女”的理想化与世俗化——以燕梦卿、林黛玉、薛宝钗的悲剧命运为中心浅析《林黛玉进贾府》主要人物的出场描写 试论《红楼梦》林黛玉形象塑造 浅析林黛玉形象 林黛玉病态人格及其文化意蕴 林黛玉性格浅析 从王熙凤的出场看曹雪芹塑造人物的艺术特色 论王熙凤与曹七巧的人生误区 王熙凤——一个被包裹住了的悲剧人物 王熙凤口才分析 论潘金莲与王熙凤 试论悲剧英雄王熙凤的悲剧意义 对王熙凤艺术美的思考 从协理宁国府看王熙凤的管理才能 “二令”及王熙凤悲剧之源 曹操与王熙凤——关于典型形态问题的一个侧面 论环境对潘金莲和王熙凤妒妇、市侩性格形成的影响 论贾母、王熙凤在贾府中的地位 惊人的相似——骊姬与王熙凤形象分析 《红楼梦》中 王熙凤才智简析 论 王熙凤性格的心理基质 刘姥 姥形象的社会文化底蕴 论《红楼梦》人物刘姥姥与贾母的审美同构关系 同在喜剧背景下演绎悲剧人生——桑丘和刘姥姥形象比较 刘姥姥与尤老娘形象论析 论刘姥姥形象的恒久魅力 刘姥姥三题——《红楼梦》人物论 析刘姥姥在《红楼梦》中的特殊作用 论《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形象塑造 曹雪芹笔下的刘姥姥 刘姥姥与桑丘形象的异中之同 刘姥姥形象的社会意义 刘姥姥对人物性格的映衬作用 王熙凤判词里的闷葫芦 试论王熙凤艺术形象 从触摸传播谈王熙凤的性格塑造 略谈《红楼梦》中王熙凤的语言个性化 责权利对等与王熙凤治丧 含笑的罂粟——尹雪艳和王熙凤形象之比较 解读王熙凤命运的密码——“一从二令三人木”探析 魇魔法的真谛——王熙凤和贾宝玉的“聪明”和“愚钝”破译 20世纪王熙凤研究综述 一夜北风紧——王熙凤结局之我见 浅析王熙凤的悲剧 错不在王熙凤 自尊与对抗评王熙凤的“辣” 解读《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人物形象 女正位乎内论贾母、王熙凤在贾府中的地位 试论王熙凤个性化语言的背景 王熙凤的社会伦理意识 王熙凤巧言令色的性格特征论析 男权压迫下的封建妇女——王熙凤新论 论潘金莲与王熙凤悲剧人生三部曲 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红楼梦》中王熙凤才智简析 论王熙凤性格的心理基质 浅析《林黛玉进贾府》中王熙凤形象的塑造 对《红楼梦》中王熙凤管理方法的思考 浅谈王熙凤的美、才及命运悲剧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看林黛玉与薛宝钗 论林黛玉形象描写特点及艺术魅力 浅议林黛玉的感情生活 谈《林黛玉进贾府》的艺术真实美 林黛玉“忧患”意识的美学象征意义 论《红楼梦》中的薛蟠形象 母爱的异化———《红楼梦》中的四位典型母亲形象分析 晴雯和春梅——《红楼梦》与《金瓶梅》比较研究一例 着意塑造的模糊艺术形象《红楼梦》秦可卿种种 论《红楼梦》人物的绰号艺术 《红楼梦》人物刻划的“情理分寸” 从环境与人物的非典型因素深入研究《红楼梦》 但闻其声如见其人——浅论《红楼梦》人物语言特色 浅谈《红楼梦》与《金瓶梅》情节设置的相关性 人生之谜和超验之美——体悟《红楼梦》 《红楼梦》与中国历史上的人文主义思潮 《红楼梦》主要人物年龄考 论《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美 《红楼梦》宴会描写简论 论《红楼梦》悲剧中的喜剧描写 《红楼梦》贾探春自卑心理浅析 林黛玉和薛宝钗人物性格之比较 林黛玉性格的形成因素 论《林黛玉进贾府》的辞令艺术美 论林黛玉的双重性格在其诗词中的体现 浅议林黛玉的悲剧美的意蕴 原型意象与林黛玉的忧郁 至刚至柔至阴至阳——破译林黛玉的男性气质 简爱与林黛玉比较谈 林黛玉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林黛玉“悲剧根源”的现代阐释 异域别壤中的两朵孤独之花——林黛玉与简·爱的比较 独立与叛逆——简·爱与林黛玉之比较 论《红楼梦》的思想 曹雪芹的自然观和《红楼梦》的自然美 《红楼梦》梦境之原型解析 论关于《红楼梦》的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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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七巧是张爱玲作品中最成功的人物之一金枷锁下的“奴隶”与“怪胎” ――曹七巧悲剧命运及根源探微 内容摘要：《金锁记》将曹七巧塑造成了一个人性变异的女性形象，塑造成了一个鞭笞情欲，贪婪物欲的魔妇，塑造成了一个放在封建礼教和拜金主义供台上血淋淋的祭品！在她的身上，有着严重的缺失性体验和孤独体验，从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角度来讲，情欲的压抑是曹七巧个体心理变异的动因，从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角度来说，安全的需要是使其成为金钱的奴隶。同时，封建礼教与拜金主义是其心理变态的社会性因素，所以曹七巧的人物形象是一个礼教与金钱杂合而生成的“奴隶”与“怪胎”。并由此展现了半殖民半封建的港沪大都市背景中心灵缺失的女性形象，深刻揭示了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下女性精神失落与心理变态的成因，她的悲剧是那个社会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关键词：礼教、金钱→情欲压抑、安全需要→奴隶、怪胎 约翰. 柰斯比特在《女性大趋势》中指出：“女性需要三样东西：自尊、经济能力和生育自由。”①是啊，翻开中国血泪斑斑的近代史，中国女性没有经济能力，只能用性价值来补偿，而成为生儿育女的工具，只是男人们的玩偶，男人们的附属品，是摆在几千年封建专制与传统文化那神台上的血淋淋的祭品！张爱玲，这位在四十年代大上海红极一时、极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以两性变态关系、婚姻畸形为独特的视角，以男女感情细微处揭示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写尽了滚滚红尘中的人世沧桑，芸芸众生中的人情世态。曹七巧，是堪称张爱玲力作的《金锁记》中所塑造的典型悲剧人物，作为一种新旧文化交替的殉葬品，其本身就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曹七巧的悲剧命运 《金锁记》是一篇写女人的小说。在写女人的小说中从未见过有谁能像张爱玲这样将一个女性的心理渲染到如此令战栗的程度。曹七巧因财产泯灭了自己的情欲，转回头又以封杀别人和自己儿女的情欲来作为自己情欲缺失的补偿。这种变态情欲流的恐怖与怜悯是小说震撼力的源；而多种意象的构建，使人物的动作、心理、暗示、感觉、道具、色彩融为一体，文字间有一种张力与通感。②按照弗洛依德的学说原欲就像一条河流，如果受到阻碍，就会溢向别的河道，直接导致性错乱心理和性变态行为。“上海传奇”《金锁记》这是一个关于人性原欲的一部传奇，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人性变态和人性异化的故事。张爱玲的小说一般来讲都与女性和与金钱有关，为了自己的生存或为了一辈子不至于受穷，把自己的婚姻作为生命天空中惟一的坐标，而把青春作为赌注的一桩婚姻买卖，又以金钱为最终归宿。用自己的青春去赌明天，到头来是输得一塌糊涂，不仅输掉了青春，输掉了爱情，还输掉了人格，输掉了幸福与亲情。只能在生命的角斗场中带走一点金钱，其余的什么也没有带走。《金锁记》不仅写出了命运的多舛，生活的悲苦，还道出了时代的无奈，女性的悲哀：曹七巧，这位年轻漂亮、活力四射的“麻油西施”，为生计嫁给患骨痨的丈夫做偏房，去作一只好看的花瓶，结果是走进了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堡垒――姜公馆，跌入了万丈的人生深渊，开始过着压抑人性，压抑情欲的暗无天日的地狱般生活；更值得一提的是作品《金锁记》还写了人的情欲在命运的捉弄，生活的无奈之中渐渐发生了蜕变，一步一步走向了变态，以及这种变态性格酿造的几代人的畸形命运。丈夫是一堆“没有生命的肉体”，在情欲体验严重缺失之下，曹七巧将自己烈火般的热情折杀，而疯狂了物欲，疯狂了金钱。小叔子季泽在情感上的先拒后诱，亲哥嫂也把亲情当成了一桩买卖，作为一种商品来兜售后，在情欲这块矿石被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的“拜金主义”的烈火冶炼之后，一个鞭挞情欲，贪婪金钱的魔妇出现了，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怪胎”出现了。 所以，这是一个报复的传奇故事，一个用金钱来报复情欲的传奇故事；一个禁锢的故事，一个因情欲被长期禁锢而变异后演化为更为疯狂物欲的故事！曹七巧原是开麻油铺的，年轻之时，有对她十分中情中意的肉店小伙，还有亲哥哥的结拜兄弟也看中了她，七巧虽然粗鲁，虽然泼辣，但她充满了青春，充满了热情，对未来充满了向往，活力四射！但进了姜公馆做了二奶奶之后，便走进了这座黑暗的牢房，便成了一只笼中好看的金丝鸟！更确切的说，是一只被关在笼中的老虎，一只狼，用掠杀人性的血淋淋的肉来喂养，用折杀情欲的亮灿灿的黄金来喂养。 当然爱情这果实是高挂在幸福自由的高枝上的，曹七巧是无法摘到了，只能在树下默默地翘首期盼。可是，连情欲也得不到，这对她来说，无疑是在她生命的春天里来了一次倒春寒，下了一次大大的雪！更令她感到窒息的是，姜公馆里谁都可以轻视她，瞧不起她，连个丫头也敢对她冷嘲热讽，她用青春换来的二奶奶的尊严，已是荡然无存。再加上封建礼教对她人性的压抑，这场礼教的浓霜使得她不得不强压自己的情欲之火，使得自己那开始喷薄的火山，也开始熄灭。“迸得全身的盘骨和牙根都酸楚了。”于是，她的情感的田野成了一片冬天的荒原，沙漠，死一般沉寂。于是，她渴望三少爷季泽爱情的阳光，想以此来慰藉自己受伤的心灵，温暖自己情感上这片久违的冻土。但无情的现实同潇潇的秋雨一样浇灭了曹七巧内心惟一的一点火种；风流成性的三少爷，如同一只没头苍蝇，谁都敢沾，谁都敢惹，谁都敢叮，可就不愿越过叔嫂之防这道门槛！让七巧青春之花在无情的西风之中，黄花满地，一片萧杀，慢慢凋零。此后，她冷酷了，尖酸刻薄了，开始了她的报复之旅：首先是“恋子”，要儿子长白整夜陪着自己抽大烟土，以探听儿子与媳妇的房事为乐，逼得儿媳妇独守空房，最终自杀。其次是“妒女”，自己没有得到幸福，连自己的女儿也别想得到，设计折杀了长安与男友童世舫的纯真爱。最后，她也沦为没有亲情，只有金钱的恶魔。 如同一只关在笼中受了伤的母狼，呲着血淋淋的獠牙，舔拭着自己的伤口，低声嗥吼，随时再伤害下一个人…… 当然，这是一个吃人者，又被人吃的故事。一个害人又害已的故事。曹七巧与张爱玲笔下的《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不同的是她的婚姻并不是自愿的，她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梦想。她的婚姻完全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她一开始便注定是一个可悲的可叹而又可怜的受害者和受虐者，一只摆在祭坛上的供品而已。但是，当她一江春水付东流，她便没落，沉沦，报复，对身边的人报复！而自己又成为了一个害人者，一个施虐者，一个吃人者，一个恶魔！ 《甘二史札记.财婚》曰：“凡婚嫁无不以财币为事，争多竞少恬不为怪。”③曹七巧的婚姻在她的眼里只是一桩交易，她只是以青春幸福爱情亲情为代价和魔鬼作了一场肮脏的交易，卖掉了自己的一生，换回的只是一场春梦。得到的也只是一点金钱。因此，在她生命中，天平理所应当倾向于金钱，而不是家庭，不是亲情。因为代价太大！这个钱是用她一生换回来的，挣得太辛苦。 当与季泽的爱情化为泡影，特别是别有用心的季泽找上门来图谋财产，算计她的钱财时，她如同一只受伤的野兽，孤独的哀鸣，对所有逻辑性的绝望，对整个世界的绝望。不知往哪里飞，不知自己身归何处？找不到自己生命天空中的北斗星，找不到自己心灵的栖息地，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方晴空。得出的结论“人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钱”，“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此时在苦楚无奈与悲哀绝望中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为了得到金钱，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成为了封建礼教与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相结合的“怪胎”。解读张爱玲的《金锁记》这篇小说，一个从五彩缤纷到灰暗艰涩最终情干神衰的曹七巧伴着尘埃慢慢向历史的长河隐去…… 二、造成七巧悲剧的个人心理因素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曹七巧身上存在着严重的缺失性体验。缺失性体验是指主体对各种缺失（精神的和物质的）的体验。④缺失即未满足。此时主体为克服体验的缺失，以求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与满足，会调动和激活主体和各种心智力量，因此，缺失性体验不仅包括情感变化，也包括认知活动的变化。康德就注意到缺失性体验的作用，他说：“由于想像力在观念上比感官更丰富多产所以如果有情欲的加入，则缺乏对象比有一个对象还更能激发想像力”。⑤请看《金锁记》中这一节：“她上街买菜，蓝夏布衫裤，镜面乌绫镶滚。隔着密密层层的一排吊着猪肉的铜钩，她看见肉铺里的朝禄。朝禄赶着她叫曹大姑娘。难得叫声巧姐儿，她就一巴掌打在钩子背上，无数钩子荡过去锥他的眼睛，朝禄从钩子上摘下尺来宽的一片生猪油重重的向肉案上一抛，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肉体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的她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正是七巧爱情体验的缺失，情欲体验的得不到满足，才会调动心智力量，激发认知活力，在这种缺失状态之下，曹七巧的认知的活跃是为了“消解”自己的缺失体验（即爱情与情欲的缺失），但并非总能达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曹七巧便出现了奇异的心理。产生这样的幻觉。 另外，“心理学家还认为，许多错觉、幻觉与个体内的欲望有关，当个人的强烈个体户无法满足，处于严重的缺失状态之中时，个体往往会将心听欲求所形成的意象幻到另一某一现实对象上。”⑥在《金锁记》中，由于为了生计而嫁入姜公馆做二奶奶的七巧，面对着软的、重的、没有生命的肉体，不说爱情，就连情欲也得不到，这让美丽、热情的曹大姑娘只有做一只好看花瓶的份，去当一只笼中金丝雀的份儿！在姜公馆这只牢笼中将自己的青春韶华一点一点消耗，人性一点一点吞噬。 在这种情欲重缺失之下，曹七巧坐不住了，将自己内心的欲求幻化到了“生得天圆地方，鲜红的肋颊，有湿眉毛，水汪汪的黑眼睛的结实小伙子”季泽身上：“她试着在季泽身边坐下，只搭着他的椅子的一角，她将手贴在他的腿上，道：‘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又如：“她睁着眼直勾勾地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标本，鲜艳而凄怆。”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曹七巧已将三少爷幻化为自己的爱情对象，把在这颗爱情的无花果的种子播撒在自己的情感荒原之上，想以此带给自己的心灵一丝慰藉。安抚一下那颗火热而不羁躁动的心。等待着苦苦期待着，期待着三少爷那一场爱的甘霖来滋润这块早已干涸的土地。然而“季泽看着她，心里动了一动。可是那不行，玩尽管玩，他早抱定不惹自己家里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何况七巧的嘴这样敞，脾气这样躁，如何瞒得了人？何况她的人缘这样坏，上上下下谁肯代她包涵一点？她也许是豁出去也，闹穿了也满不在乎。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三少爷不愿跨过这道叔嫂之防的门槛，走进曹七巧的生活，侃侃说道：“二嫂，我虽年纪小，并不是一味胡来的人。”这席话让曹七巧充满渴望的天空一下布满了乌云，顿时黯淡下来。当曹七巧的丈夫死后，婆婆也去逝，分了家产，三少爷季泽为了算计她的钱财，再一次走近她之时，“季泽道：‘你信也罢，不信也罢！横竖我们半辈子已经过去了，说也是白说。我只求你原谅我这片心。我为了你吃了这些苦，也就不算冤枉了。’”七巧身上那严重的缺失体验在此时得到了一种小小的慰藉，在她的心灵中溢满了幸福与喜悦之感，“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 综上所述，在曹七巧的身上，从未体验过爱情，情欲也严重的缺失，这种缺失的体验成了她性格悲剧的主因，成了促使她蜕变的动力，一步一步走向命运的牢笼，一点一点去蚕食身上的人性，用情欲的丝把自己缠了起来，且越缠越紧，最终扼杀了人性，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如果说缺失性体验是造成七巧性格悲剧的主因，那么存在于她身上的孤独体验也是造成其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七巧与周围人的交住，属于心理学上讲的“权宜的从众”：“表面上与周围的人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骨子里却坚持并时时经验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⑦由于自己是为生计才来到姜家当二奶奶的，加上自家只是开麻油店的，在社会上并没有什么门第，出身低微，这使得她在姜公馆里的地位也十分低，连里面的下人也可以冷嘲热讽她，例如：小双道：“龙生龙，凤生凤，这话是有的。你还没听得她那谈吐呢！……”又如：小双道：“大奶奶不用替他们心疼，装得满满的进来，一样装得满满的出去。别说金的银的扁的圆的，连零头鞋面儿裤腰也是好的！”在这样环境中，没有人把她当人看，只当是家里买回来的一只好看而又实用的花瓶罢了。而且，哥嫂把亲情当成了一种商品，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周围的人都在她本来已受了伤的的伤口之上又加上了一把冷漠、无情的盐！四周都是冷冰冰的人情世故，四周都是冷冰冰的等级壁垒，没有友情，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无助、无依，让她苦楚不已，疼痛不已，让孤独不已，在她内心世界依然充满着强烈的一种落寞与感伤。 当“季泽走了，老妈子也都给七巧骂跑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曹七巧心中那燃烧的生命的烛光本已是惨淡，在季泽走后，就再也经不起这场生命中的风暴的侵袭，熄了，灭了。季泽不仅带走了她的爱情，也带走了她惟一的希望。留下的只是一片黑暗，一片寂寥，一片怅惘，一片孤独，一片苍凉，等待着曹七巧去慢慢咀嚼，慢慢品尝。 弗洛依德认为心理障碍是因为性紧张的累积所引起的。从表面上看，是曹七巧自的性格缺陷（即不会说话，不会处事，粗鲁泼辣而没有城府）造成的，但当我们揭开这一层神秘的面纱，掀开这桌子，看看下面，就会发现真正的动因，那就是情欲的不满足，性紧张。这种潜意识才是曹七巧性格孤癖，行为怪异的动力根源，它是曹七巧也是人类精神活动中最深层和最原始的一部分，充满着不容于社会的各种本能和欲望，它时刻想表现出来。但身在封建礼教牢笼中的曹七巧又不得不将自己的这份情欲强迫留在潜意识的深处。因而，在曹七巧潜意识便成了她内心生活的能量的畜积库，是一种被压抑的东西。虽然曹七巧的情欲不能呈现在意识水平上，然而它却在冥冥之中影响着甚至规定着曹七巧心理的最细微的活动。无时不刻的影响着她的一切言行。例如在与季泽相处之时，就自然而然的体现了出来：“睁着眼直勾勾望着。”“七巧待打，又掣回手去，重新一鼓气道：‘我真打！’抬高了手，一扇子劈下来，又在半空中停住了，吃吃笑了起来……”从这些描述当中就可以看出，曹七巧的潜意识影响着她的一言一行。因为弗洛依德认为，意识是人精神结构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人精神的绝大部分是潜意识部分。 弗洛依德指出，性乃是精神疾病的成因，又是人的活动的动机因素，如果说潜意识时时刻刻在影响曹七巧的言行，那么性（尤其是受到压抑了的性）就成了曹七巧潜意识的主要内容。弗洛依德认为，本能是指躯体的内部力量决定人精神活动方面的一种先天状态。本能是人内部的需求和冲动。1920年，弗洛依德将这归纳为“生的本能”：即一种表现个体生命的发展的和爱欲的本能力量。这一能量投注于外便是爱情的对象，投注于内便是自我的爱恋。按照弗洛依德的说法，曹七巧身上有着浓厚的“艾列屈拉情意综（Electra Complex）⑧表现为一种“恋子嫉女”情结。 首先是“恋子”：例如：“她眯着眼望着他，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她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个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长白打着烟炮，也前仰后合起来。七巧斟了杯浓茶给他，两人吃着蜜饯糖果，讨论着东邻西舍的隐私……其中，当七巧听完了长白的房事之后，这个细节别有意味：“旁边的递茶递水的老妈子们都背过脸去笑得格格的，丫头们都掩着嘴忍着笑回避出去了。七巧又是咬牙，又是笑，又是喃喃咒骂，卸下烟斗来狠命嗑里面的灰，敲得托托一片响。长白说溜了嘴，止不住要说下去，足足说了一夜。”当丈夫是个残疾，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肉体，曹七巧的情欲遭到了压抑，并因此在内心深处积贮下来，寻求力比多（libido）能量的宣泄与转移。转移到三少爷季泽的身上，而季泽却不愿越过叔嫂之防，当最后季泽在她生命中消失之后，她为填补季泽走后心灵中的空虚，便把力比多（libido）转移到了长白的身上来，体现为一种“恋子”情结，也就有了后来芝寿的独守空房，也就有曹七巧有亲家母面前把媳妇的房事宣布出来，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也有最后涓儿的吞鸦片自杀。 其次是“嫉女”：在曹七巧内心深处，是一个自私而隐蔽的世界，充满了令人羞耻的内容，不可告人，她追寻着压抑的渲泄或者力比多的转移，为着本我而提供了足够强大的动机。当看到长安与童世舫的自由美满爱情之后，心灵的天平便失衡了：“不害臊！你肚子里有搁不住的东西怎么着？火烧眉毛，等不及的要过门！……你好不自量，你有哪一点叫人看得上眼？趁早别自骗自了！姓童的还不是看上了姜家的门第！……少爷们什么都不懂，小姐们就知道霸钱要男人，猪狗不如！”正是因为女儿在爱情上的春风得意，而自己身上情欲的不满足，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使曹七巧产生了这样的“自卑情结”⑨。使得曹七巧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内在驱力要改善这种劣势，求得对卑下的补偿，发展了这样的极致（即过度补偿）――设计扼杀女儿长安的婚姻！这样，一段自由美满的婚姻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中结束了。曹七巧在自己女儿婚姻痛苦上得到了快意，心理得到了补偿，但这样未免过于悲凉！ 不管是曹七巧的“恋子”也好，“嫉女”也罢，还是有着与《骆驼祥子》中虎妞的“窥淫癖”一样以探听儿子房中之事为乐，这都与曹七巧的潜意识有关，与曹七巧长期被禁锢被压抑的情欲有关，所有的怪异举动与出格的语言都是这种潜意识的特殊折射！ 如果说从精神分析学的力比多（libido）即性的角度来分析七巧心理成因有点偏颇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从本世纪来影响较大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角度谈七巧的性格悲剧成因。 人本主义心理学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种心理学派，马斯洛作为其代表将人物，将其人的需要分为七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认识的需要、审美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生理需要作为维持个体生存和种族发展的需要，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需要。作为一种缺失性需要，它可以引起匮乏性动机。例如性、情欲，一旦得到了满足，紧张消除，兴奋降低，就失去了动机。这种需要要在人类的一切需要中最需要优先满足的需要。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如果情欲得到了满足，性紧张得到了消除，兴奋降低，就失去了动机，就不会有“恋子”，就不会有“嫉女”，就不会有“以探听儿子房事为乐，也就不会有后来两个媳妇的悲剧，也就不会一步一步蜕变，成为一个魔妇，去用黄金的枷角劈杀人。 可是不巧的是：丈夫是没有生命的肉体，连情欲也得不到的她更不要说与性有着密切关系的更高层次的“归属与爱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了。马斯洛认为，这7个层次的需要，只有较低的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时，较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发生。然而，在曹七巧身上，每一时刻最占优势的需要只有两种：1、情欲的需要 2、安全的需要 （为生计才当二奶奶，为了以后生活才自愿戴上黄金枷锁），所以这两种需要支配着曹七巧的意识，成为组织她行为的核心力量。于是在情欲需要的支配下才会去恋三少爷季泽，才会有“恋子、嫉女”，出于安全需要才会用爱情、亲情、幸福、人格去换取金钱，不择手段地守住她用青春换来的这点家产。当明白季泽是图谋她的家产算计她的钱财来讨好她时，安全的需要战胜了情欲，气急败坏地骂：“你要我卖田去买你的房子？你要我卖田？钱一经你的手，不家得说么？你哄我，你拿那样的话来哄我！你拿我当傻子？”“你娘的钱是容易得来的？将来你出嫁，你年我有什么陪送你！给也是白给！”，“他想她的钱，想她用一生换来的钱。” 所以，笔者认为：在曹七巧身上的情欲需要和安全需要是其悲剧性格的心理根源。 三、造成七巧悲剧的社会历史因素 当中国人沉浸在落日的余辉的辉煌之中时，外国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惊醒他们不觉晓的春梦。随着《马关条约》的签定，随着八国联军入侵的庚子赔款，标志着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全面形成。而后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性质。作为中国的桥头堡，作为中国最商业化的上海，也是一样，在这里，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封建文化与西方的拜金主义在上海这大染坊中融合，沉淀，这便构成了《金锁记》的社会大背景，也便杂交出了“曹七巧”这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与“怪胎”。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七巧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的“十里洋场”，正如闻一多先生的《死水》中描述的那样，这里充斥着许多腐朽、病态的东西，在这霉变的社会环境里，旧的传统思想并不能销声匿迹，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清末八旗子弟的遗少遗老们逃到了租界，过着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生活。在这样僵化的、封闭的空间里，“存天理，灭人性”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主宰人的命运。然而，资本主义吞食了这殖民地新大陆后，“近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选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10。资产阶级的铜臭欲撕破了封建礼教的虚假面具，让“所有的东西――不光是土地，甚至连人的劳动、人的个性，以及良心、爱情和科学，都必然成为可以出卖的东西”11，从而形成了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交织的奇特现象：一方面，封建家庭关系、伦理规范日趋瓦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势力与封建残余势力胶合，达到本质上的相同――贪欲和极端的利已主义。更可怕的是，在中西文化中的沉渣吞噬下，人的心灵被蛀蚀、被毒化，沦为黄金枷锁下的奴隶与怪胎。例如：“表哥虽不是外人，天下男子都一样混帐。你自己要晓得当心，谁不想你的钱？”又如：“学费总得想法子拿回来，白便宜了他们不成？”再如：“早不嫁，迟不嫁，偏赶着这两年钱不凑手。”还有：“他想她的钱，想她用一生换来的钱。”由此可见，在曹七巧身上，有着浓厚的拜金主义色彩，她才会感叹：“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钱。”“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 其次，她的悲剧与不幸主要是用她残缺的婚姻体现的。在封建社会，婚嫁讲究门第，地位也区分正庶。曹七巧仅是一个麻油店的女儿，出身鄙陋低微，家境贫寒；而姜家呢，是达官显贵，家财万贯，声名显赫。在资产阶级婚配注重金钱大背景中，她与姜家二少爷的结合，冥冥中就种下了命运的苦果，注定是一出悲苦、苍凉的结局。例如：“这屋里的人都瞧不起她，往她头上踩”，可见七巧遭到了何等的轻视与凌辱，姜公馆，门第又是何等森严！正如七巧哭诉的那样：“上上下下谁不是势利的，狗眼看人低。”连下人们也瞧不起她，说她是“麻油店的活招牌” 门第观念使人的尊严、人性被践踏，被扼杀。就连曹七巧也被门第观念同化了，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如：“趁早别自骗自了，姓童的还不是看上了姜家的门第。” 的确，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如果没有钱，很难想象将会怎样？那个为钱疯狂的世界，那个为钱疯狂的时代，在礼教与拜金主义摧残下，已经由人性走向了兽性。因此，在金钱至上的大染坊中走了出来的她，也被染了一身金色，眼里除却了金钱外，什么也看不到！ 再次，七巧身上还有着浓重的封建因素，例如：对女儿长白说：“按说你今年十三了，裹脚已经嫌晚了，原怪我耽误了你。马上这就替你裹起来，也还来得及。”又如：“七巧低声道：‘我打你这不孝的奴才！打儿时变得不孝了？’ 别瞧你们家轰轰烈烈，公候将相的，其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早就外强中干了，这两年连空架子也撑不起来了。人呢，一代坏似一代，眼里哪还有天地君亲？” 四．结束语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将曹七巧塑造成了一个人性变态和人性变异的女性形象，塑造成了一个鞭笞情欲，贪婪物欲的魔妇，塑造成了一只关在笼中受伤的野兽，塑成了一个放在封建礼教和拜金主义供台的血淋淋的祭品！ 是封建礼教对人性压抑，对爱情的禁锢，使得情欲这块矿石在拜金主义的烈火冶炼之下，铸造出这样的一个殉葬品，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与“怪胎”。她的悲剧是那个社会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剖析张爱玲的小说对读者来说想必已不陌生了，很多人都细致的描写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封建道德摧残女性的痛或多或少地读过她的作品。看过她作品的人可能会不约斥与愤恨以及对这些女性遭遇的叹息和同情。而同地发现一个问题，张爱玲爱写女人，尤其爱写 20世纪曹七巧，无疑是张爱玲作品中塑造的最典型的一个女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女人，而且写得与众不同，栩栩如生，深性人物。她，原本一个健康、活泼开朗的姑娘，只因哥嫂的入骨髓。如她所塑造的许多特殊女性形象一样，张爱玲的贪财，姜公馆传宗接代的需要，在交易中就被无情地当做女性意识别具一格，独放异彩。一件物品嫁给了一个全身瘫痪，只有一息尚存的陌生男人，做起了生育的机器。从此，封建的道德使她失去了自一、作品背景由，家庭的纲常使她尝尽了他人的眼色，内心的真情得不张爱玲 1921年出生在上海，出身名门，从小就受到传到释放，时间久了，心理上发生了变化，人性开始变得扭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20世纪三曲，导致后来竟残忍疯狂地把封建伦理道德对她的毒害加四十年代的上海，虽然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得到了很好的发倍地转嫁到自己的一双儿女身上，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恨展，西方的文化与观念冲击了人民的生活，新文化运动也与不满。这样的行为无疑是让人痛恨的，这个女人也是让使很多女性认识到女性解放的深刻社会命题，但封建的伦人厌恶的。可在愤恨的同时我们又不自主地对她充满了理道德体系依然存在，仍然在某些范围内维持、发挥着它深深的同情。就如张爱玲在作品中描写七巧遭到姜季泽强大的威力。精神上，女性没有彻底地解放思想，没有完拒绝后的表现 : “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全走出男权社会的意识 ;而经济上，女性也没有取得独立小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 ———玻璃匣子里蝴蝶的的地位，离开男人，很多女人根本没有生存的能力。封建标本，鲜艳而凄怆。”曹七巧就像一只美丽的小鸟被套上了观念与习俗牢牢地禁锢着女性的思想，使她们在生活尤其一把 “金色的枷锁 ”，锁在了封建宗法制度铸造的笼子里，是婚恋问题上深深地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和男人永远喘不过气来。张爱玲痛恨封建的宗法制，可她并不是的摆布，严重的 “奴性心理 ”在她们的心里不断滋长，最终直接地痛斥，而是借七巧的口流露出对封建遗老遗少的蔑根深蒂固，扭曲了她们的人格和灵魂。视和憎恨以及对受迫害女性的同情。娇蕊，是张爱玲小说《白玫瑰与红玫瑰》里的人物，二、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她，原来是一个开放热情、充满欲望的女人，把生活的所有张爱玲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而她，一个女人，都寄托在男人身上。她，以自己的美貌和妩媚身姿吸引了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敏感的心灵观察到了当时社会的黑众多男人的视线，让他们都围绕着自己。她天真地以为这暗，深刻地体察到了女性在封建道德和意识的毒害下身心样就展现了自己的魅力和价值，女人就是有了独立的地遭受的摧残和苦难。对此，张爱玲用自己细腻的笔触生动位。可不久她就发现自己错了，振保，这个自私、无情、虚地刻画了许多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她们伪、满脑子假仁义道德、不负责任的男人打碎了她原有的观念，让她清楚地认识到女人的世界不是只有男人的身影。振保的爱深深地伤害了她，可这个坚强充满活力的女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可以说，和曹七巧相比，娇蕊是张爱玲塑造的另一个典型的女性人物。张爱玲通过对她生活、爱情观转变过程的描写，向读者传达出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索 :爱情不是生命的全部，女人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甘做他们的附庸，而是应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勇敢地追求真正的幸福。张爱玲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远不止她们两个，但大多也都和她们相似，命运都渗透着不幸和悲哀，不论是戴着金枷锁的曹七巧、拥有温暖家庭的娇蕊、为爱情的葛薇龙，还是知识女性白流苏。记得张爱玲曾说过 : “生命是一件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其实，她自己及塑造的众多女性人物本身就是一件件华美的袍子，但不幸的是封建的纲常伦理、宗法制度却把这些美丽的东西撕坏了、弄脏了。张爱玲看清了这些，但她不堪忍受这样的残忍，所以她勇敢大胆地执起笔写出对封建伦理的控诉，流露出对不幸女性的丝丝同情，更重要的是她把笔伸向了女性生存空间的层次，启迪女性解放思想，挣脱男人的牢笼，争取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为女性命运的探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三、作品人物的女性意识 1.女性意识的觉醒谈到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我们不能不从她的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谈起。《不幸的她》是作者第一篇反映女性意识的雏形代表作。说她是呈现女性意识雏形的开端，是因为这部小说仅有 1 400多字，写法还很幼稚，刊登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1932年第 12期上。在这部微型小说中，张爱玲运用跳跃式的叙事方式，向读者清晰地展现了当代女性生命的历程，而这个历程恰恰反映了女性纯洁美好生命被毁灭的过程。正如小说描写的那样， “她”在童年时代拥有着快乐和幸福，而当她长大以后，便开始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她被母亲许聘给了纨绔子弟。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表示抗争，“她”最后离开了自己的母亲。而她的离开，也就意味着离开了“奢华的生活 ”，意味着漂泊的开始。在小说中我们发现作者是多么希望女性独立，尽管这种希望还是建立在女性反抗 “腐败的积习 ”基础上的，还仅仅表现在女性对婚姻自由追求层面上，还没有触及到女性生存世界的根本，但它还是流露出作者在其小说中首次表达的女性对自我的关注，因此，这种流露完全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觉醒。张爱玲作品中的曹七巧和郑川嫦的命运是一样的，她们来到这个社会，却一天福也没有享受过，就连女性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得到过，活的是那么不体面，所有的生存意识都被以男权主义统治为主宰的腐朽社会吞噬了。在张爱玲的笔下就是要借两位女主人公的死为代价，来唤醒成千上万的中国女性觉醒，激起她们强烈的女性意识。她号召中国女性要为自己争取平等自由，要有尊严地活着。 2.女性意识的成熟张爱玲和曹七巧、郑川嫦虽然同处在一个时代里，但张爱玲是一个勇于批判，敢于宣泄，并能够以文学为武器，向那些束缚着女性的陈规陋习挑战的人。通过塑造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激发起那些被压抑的女性群体的反抗，号召她们向 “男权主义 ”进行抗衡，争取在社会地位上的自我解放。张爱玲笔下的娇蕊身上充满着孩子气，她以挑战男人为荣耀，表达了张爱玲想借助娇蕊探索女性价值的欲望。娇蕊本以为只有在男性社会才能体现女性的价值，以为凭借自己动人的身材就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这些早期女性意识的反映在娇蕊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当她对佟振保彻底失望后，娇蕊的女性意识逐渐走向成熟，当她在爱情失败后还能够继续勇敢地去追求爱情的真谛，对爱的欲望还是那么强烈时，她的世界里开始不再只有男性，她能从依附男人中解脱出来，变得开始在男性世界里闯荡，她对爱的执著追求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女性所拥有的价值和幸福，自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丈夫对她的爱让她有了尊重感，并且爱得很光明正大。张爱玲所塑造的娇蕊是女性意识成熟的典型代表。她所描写的曹七巧、小艾、郑川嫦等，都是下层女性的代表，她为她们的不幸深表同情，通过对她们悲惨命运的描写唤起更多女性的觉醒，让女性群体能够得到她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在张爱玲以后的作品中，从传统的男女关系出发去反思女性的生命存在，到书写男女两性的平等关系，再到颠覆传统男尊女卑关系书写男女关系的错位和倒置，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转向。它意味着张爱玲小说女性主体意识在逐渐膨胀，这种膨胀显然与张爱玲追求女性绝对独立的意识相关，它以张爱玲追求摆脱女性的男性附庸地位为起点，先是转向追求男女平等，进而转向女性对男性的超越。参考文献 :［1］朱爱莲．个体与组合的冲突———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主题矛盾探析［J］．作家，2012，( 2)．［2］欧芳．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对比分析［J］．作家，2009，( 4)．［3］毛正天，冉小平．独特深刻的女性问题思考———张爱玲“女性书写 ”的人性观念［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5)．［4］吴著斌．论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人性关怀［D］．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5］苏丽．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在电影改编中的流变［D］．苏州 :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6］谢理开．论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流变［J］．绥化学院学报，2008，( 2)．〔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颇多，在她们身上隐射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女性独有的个性以及她们的悲惨的命运。初读《半生缘》总觉得曼桢的不幸是曼潞和祝鸿才害的，质问曼璐怎么可以这样设计害自己的妹妹。其实，曼路也是很可怜的，为了家里的生计沦落为舞女，但却不被家人理解，结婚后又无法生育，才会想让自己的妹妹做自己丈夫的姨太太。应该说这是整个社会形态所迫，社会的腐朽黑暗，人的思想昏庸无能，当然曼桢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个性也是导致这样一个悲剧结尾的重要原因。曼潞和祝鸿才对她的所作所为只是一个开始，但把她推向深渊的却是她自己，并且由于她的认命她的妥协不仅害了她自己更害了深爱她的世均，也间接的害了翠之害了叔惠。她不只是让自己不幸福更加让三个家庭都不幸福了。如果她不委曲求全，直接去向世均坦白一切，如果他可以接受那固然是美满的结局。如果他觉得难已接受她的失贞，那至少以后可以坦然的生活，而不活是活在回忆或假象如果当年如果向爱人坦白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情形。活着不是为了后悔，曼桢最后对世均说的那一句：“世均，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这句话包含着多少悔恨，多少无奈。她自己也知道原本这幸福是属于她，但现在她失去了这个资格并且是永远的失去了，人世间最痛苦的莫过于此啊。没有死去活来的告白，也没有山盟海誓的轰烈，一切就如同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当爱情静悄悄地到来，又被人生的起落所折磨，被岁月的洪荒所沉淀，被生活的重担所压迫，那份坚持与无奈，到最后竟然只是留下一句平淡得让人几乎心碎的道白。张爱玲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不一部悲剧小说，其实也是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的缩影。很多人到老的时候还在后悔“早知当年如何如何”，岂知这个后悔也将成为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后悔。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却《倾城之恋》以外，都是悲剧的尾巴。《倾城之恋》虽是成全了白、柳的一段姻缘，但实则以世俗的表象虚掩了真正的悲凉，越发比悲剧更像悲剧。张爱玲用她的传奇故事不显山不露水地表现着人性，尤其是人性的鄙俗与狭隘，描写了家庭的黑暗，世人的虚伪，所谓爱情自私的本质，对女性奴性思想的提示也毫不留情。故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寄住母家，钱财被骗，又为兄嫂不容，只得寻求再嫁，苦无姻缘，便抢异母妹妹的对象范柳原，范是个老尖精滑的留学生。一个不诚娶，一个但求嫁。两个人都不愚钝，很有些小聪明，可谓真正的凡人，凡心热炽。张爱玲站在白流苏的背后，让两个人的灵魂跃上纸面，斗来斗去。白流苏大家闺秀般的矜持，不时挑逗，范柳原穷形尽相，甚至挪用诗经里：“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携老”来做假。满篇你来我往的小技巧。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以一个城市的陷落为代价而换取一段感情的最终结果看似壮观但其实又如何呢？也许张爱玲从来不认为爱情是可靠的，爱情在她心里只是平凡生活中的一些点缀本无什么大不了，两个人因为城市的陷落突然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感和固有的洒脱，突然间发现两个人在一起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温暖，于是就有了倾城之恋。他们最终结合在一起了，可是张爱玲却不说是爱情发展到婚姻的自然结果，反而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其中充满了悲剧意味。那时女人的地位太低了，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悲剧性地依靠男人。所以，白流苏虽然自私，小家子气，但是也还情有可原。其实，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也是另一种世事动乱吧，爱情也像《倾城之恋》里面的男女主角样，苟合着。
我们描写月亮时说“朦胧”“皎洁”。张爱玲说：“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我们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歌颂生命。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我们都很谦虚，惟恐别人说自己狂妄自大。张爱玲说：“我从小就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我们描写夏天炎热说“像下了火”，描写苦夏的感受说“日子真难熬”。张爱玲说：“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我们渴望出名，渴望出人头地，但谁也不好意思明说。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我们把对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不可知的未来，说“明天会更好。”张爱玲说：“将来的平安，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我毕业的时候用的是张爱玲《金锁记》中金锁的人物形象分析 你可以用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形象分析这方面的都比较好写，资料也比较多。就像三楼说的，你的题目很大，作为一般本科生来说很难驾驭，像我的话，本来就是要写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比你的题目还小，可是老师还是说比较难把握，书也看不完哎，所以就单挑了一本金锁记。而且本科生的论文重的是方法，研究生中把握，我的学姐告诉我一般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不会用这种非常多人研究的作家哎，很难出新，貌似这样。 如果从纵向展开，你的书看完了么？如果对书本没有一定的了解，你如果去归纳出特点，当然，很多特点一些专家肯定都说过了，但是自己的见解个人认为比较重要，论文马上也要开始写了，各个时期的书这么多。。。
我有是有，但自己也要用。下半年可以给你。
这是我百度的~~ 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主要都是通过描写女性的，她对女性的感情、家庭、婚姻都进行了深刻的描写。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是与那时候的社会环境下的女性一样，是一个纯粹的女性，她们有花一般的青春，可是在封建思想的折磨下，大都走向命运的悲剧，不觉让人觉得怜惜。于清在《张爱玲全集》写道：她寻的是女奴时代谢幕后角色的方式，表达了她深深的渴望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里的，诸般枷锁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地生存。从她的小说中，我读到了对女性生存的担忧，无爱的怜惜，更读出作者对女性无微的关怀。这次论文我从女性出发，谈一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的命运，主要是写《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缘》、《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女主角。 开始喜欢张爱玲的小说因为她华丽的辞藻、丰富的情感、形象的比喻，心中暗暗佩服她的文笔。的确正由于这些原因很多人读她的文章会很吃力的，包括我，但是我还是无可救药的喜欢上这个拥有古典气质的女性写的文章。不过看多了她的文章我开始不会只注意她的文笔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描绘更深深地吸引我。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美，然而她们都无法摆脱在我国戴了已久的封建枷锁。女性地位的地下让她们无从顾及自己的情感，而是关注自己的生存问题，她们选择了依附于丈夫依附于物质。 我觉得曹七巧这个人物描写的是最好的，她把曹七巧的变态的心理，扭曲的命运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可否认曹七巧的悲剧大部分是由她造成的，还有一部分是由当时那个门第观念强烈、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那个社会，那个门府及那场金钱买卖的婚姻造成的。在那个冷漠的姜公馆里，把一个曾经充满青春活力的姑娘变成一个“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①。或许她曾经有过美好的梦想，对爱情的美好憧憬，然而一场金钱阴谋的婚姻将她带到一个不属于她的世界。那个世界没有爱，没有安全感，更没有她想要的爱情，有的只是无情、蔑视、空虚、腐烂。她没有封建时期女性的软弱，没有逆来顺受，她反抗着，然而她还是在人生的岔口中迷路了，她的反抗让她走进更悲惨的，更扭曲的命运。是的，曹七巧的“恶”是对命运的反抗，在她认为唯一可以依赖唯一不会看不起她的金钱面前，她疯狂了，带着那个沉重的枷锁，她开始扭曲了她的心灵。她报复，却把她的怨恨都发泄在儿女的身上，在她身上看不出半点母性，那令是人代代传颂的母爱在她身上荡然无存。拆散儿女的婚姻，迫害儿女的幸福，她认为世上没有真正的感情，那些人只是看上他们的钱。“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②。 或许很多人会讨厌这个心灵变态之人，但我非然。我对曹七巧的命运深感同情与惋惜，我一边看着一边在心中祈祷，七巧在最后醒悟，得到她想要的幸福。毕竟她曾经有过善良、那么迷人，如果能抛开黄金枷锁，离开那深深大院，她是那么迷人的。 对曹七巧深感同情，然而我对葛薇龙却丝毫没有同情之心。葛薇龙丝毫一个学生，是一个接受过教育的新生女性，可是她的思想却依然是那么的腐朽。在金钱的诱惑下，她不能自控，金钱满足了她内心潜在的虚荣心，最终由良沦“娼”。不禁让我惋惜她所学的教育，或许这正是当时教育的腐朽吧。在她身上我看到了梁太太的缩影，她走的正是梁太太的旧路啊。从梁太太身上我也看到了葛薇龙日后的命运。她们都没有女性的独立意识，为钱放弃一切的精神追求。她们都形成一种错误的人生观，对于女性而言,爱的需求是次要的,首先考虑的是物质欲望的满足。 葛薇龙的命运给新一代女性敲醒警钟，女性无论在何时都应该有独立意识，只依赖物质的人生终究是走上一条不归路，一条失去自我的，空虚的，堕落的路。否则我们将会再一次重蹈葛薇龙的命运啊。 王安忆在《世俗的张爱玲》中写道：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俗气。可是在我看来她并非这样，我想张爱玲一定很喜欢她，那个不再是为钱而活的女性，接受新教育，她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是的，她就是顾幔帧。顾幔帧的形象改变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在大众心中的印象，她不再是空虚的、疯狂的、堕落的，她只是一个极为平凡的上海小户人家的女儿。她的善良，独立深得读者的喜爱。她对婚姻的看法不再是为了找一张长期饭票，而是毫无杂念的，她和沈世均的感情的纯洁的，没有负担的。然而命运总是抓弄人，她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命运的安排，她是为姐姐、为家庭、为自己走向悲剧。十四年后，一切归于平淡，可是已经不能回去。 在看着张爱玲众多的作品中，《半生缘》让我耳目一新，更把我从那空虚、腐烂、堕落的世界中拉出来，让我看到新一代女性的坚强，一个平凡女性，一个柔弱女性的坚强。虽然如果她跟沈世均在一起了，或许不能更好的表现她的坚强吧。但看到这样的结局我的心是一阵的窒息啊，可惜啊，可惜。我是多么希望这样一个坚强的女性能获得她应有的幸福啊。 有人说张爱玲很疼爱顾幔帧，因为她的感情是纯真的。但我却认为张爱玲是疼爱白流苏的，至少她给了白流苏一个幸福的婚姻。没错，白流苏是一个留学生，然而新生思想却一点也没有存在，她给白流苏的是一个彻底的封建性灵魂。我想白流苏是一个依附丈夫或依附于“物质”，以“物质金钱”为第一位作为择爱的目的与标准，失去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力量的典型范例。白流苏那婚姻当赌注，结婚只是为了拿到一张有保障的长期饭票，所谓的教育只是出嫁前的准备罢了。但是无可置疑，白流苏是幸运的，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在哪一个烽火连天的夜晚她醒过来了，“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部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一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③。“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人，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个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④。平凡就是幸福的，所以说张爱玲应该是眷恋白流苏的。 是啊，白流苏的命运在张爱玲笔下众多女性中应该是最幸运的，一场意外，让她收获到一份真挚的感情，得到平凡的幸福。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别计较爱的代价，都已经沦落在天涯。“雨过白鹭州，留恋铜雀楼，斜阳染幽草，几度飞红，摇曳了江上远帆，回望灯如花，未语人先羞，心事轻梳弄，浅握双手，任发丝缠绕双眸，所以鲜花满天幸福在流传，流传往日悲欢眷恋，所以倾国倾城不变的容颜，容颜瞬间已成永远，此刻鲜花满天幸福在身边，身边两侧万水千山，此刻倾国倾城相守着永远，永远静夜如歌般委婉”我想就是对白流苏和范柳原感情的真实写照吧。在他们的婚姻中我看到了没有功利，没有金钱欲望的婚姻，也告诉着我们感情其实要抛开一切的名利，平凡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也许这就是我喜欢白流苏的原因吧。 张爱玲塑造的每一个女性的形象似乎在向众多的女性敲醒警钟，独立才是新时代的主题，不能把生存寄托在别人手里。谁说张爱玲的小说俗气，我觉得张爱玲的小说的主题应该是从人类诞生开始就应该注意的问题，即是用于现代的教育，她依然有着她独特的教育意义。她在塑造这些人物的同时无不透露出她对女性生存的担忧及对女性深切的关怀啊。新一代女性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1]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剖析张爱玲的小说对读者来说想必已不陌生了，很多人都细致的描写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封建道德摧残女性的痛或多或少地读过她的作品。看过她作品的人可能会不约斥与愤恨以及对这些女性遭遇的叹息和同情。而同地发现一个问题，张爱玲爱写女人，尤其爱写 20世纪曹七巧，无疑是张爱玲作品中塑造的最典型的一个女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女人，而且写得与众不同，栩栩如生，深性人物。她，原本一个健康、活泼开朗的姑娘，只因哥嫂的入骨髓。如她所塑造的许多特殊女性形象一样，张爱玲的贪财，姜公馆传宗接代的需要，在交易中就被无情地当做女性意识别具一格，独放异彩。一件物品嫁给了一个全身瘫痪，只有一息尚存的陌生男人，做起了生育的机器。从此，封建的道德使她失去了自一、作品背景由，家庭的纲常使她尝尽了他人的眼色，内心的真情得不张爱玲 1921年出生在上海，出身名门，从小就受到传到释放，时间久了，心理上发生了变化，人性开始变得扭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20世纪三曲，导致后来竟残忍疯狂地把封建伦理道德对她的毒害加四十年代的上海，虽然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得到了很好的发倍地转嫁到自己的一双儿女身上，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恨展，西方的文化与观念冲击了人民的生活，新文化运动也与不满。这样的行为无疑是让人痛恨的，这个女人也是让使很多女性认识到女性解放的深刻社会命题，但封建的伦人厌恶的。可在愤恨的同时我们又不自主地对她充满了理道德体系依然存在，仍然在某些范围内维持、发挥着它深深的同情。就如张爱玲在作品中描写七巧遭到姜季泽强大的威力。精神上，女性没有彻底地解放思想，没有完拒绝后的表现 : “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全走出男权社会的意识 ;而经济上，女性也没有取得独立小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 ———玻璃匣子里蝴蝶的的地位，离开男人，很多女人根本没有生存的能力。封建标本，鲜艳而凄怆。”曹七巧就像一只美丽的小鸟被套上了观念与习俗牢牢地禁锢着女性的思想，使她们在生活尤其一把 “金色的枷锁 ”，锁在了封建宗法制度铸造的笼子里，是婚恋问题上深深地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和男人永远喘不过气来。张爱玲痛恨封建的宗法制，可她并不是的摆布，严重的 “奴性心理 ”在她们的心里不断滋长，最终直接地痛斥，而是借七巧的口流露出对封建遗老遗少的蔑根深蒂固，扭曲了她们的人格和灵魂。视和憎恨以及对受迫害女性的同情。娇蕊，是张爱玲小说《白玫瑰与红玫瑰》里的人物，二、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她，原来是一个开放热情、充满欲望的女人，把生活的所有张爱玲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而她，一个女人，都寄托在男人身上。她，以自己的美貌和妩媚身姿吸引了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敏感的心灵观察到了当时社会的黑众多男人的视线，让他们都围绕着自己。她天真地以为这暗，深刻地体察到了女性在封建道德和意识的毒害下身心样就展现了自己的魅力和价值，女人就是有了独立的地遭受的摧残和苦难。对此，张爱玲用自己细腻的笔触生动位。可不久她就发现自己错了，振保，这个自私、无情、虚地刻画了许多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她们伪、满脑子假仁义道德、不负责任的男人打碎了她原有的观念，让她清楚地认识到女人的世界不是只有男人的身影。振保的爱深深地伤害了她，可这个坚强充满活力的女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可以说，和曹七巧相比，娇蕊是张爱玲塑造的另一个典型的女性人物。张爱玲通过对她生活、爱情观转变过程的描写，向读者传达出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索 :爱情不是生命的全部，女人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甘做他们的附庸，而是应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勇敢地追求真正的幸福。张爱玲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远不止她们两个，但大多也都和她们相似，命运都渗透着不幸和悲哀，不论是戴着金枷锁的曹七巧、拥有温暖家庭的娇蕊、为爱情的葛薇龙，还是知识女性白流苏。记得张爱玲曾说过 : “生命是一件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其实，她自己及塑造的众多女性人物本身就是一件件华美的袍子，但不幸的是封建的纲常伦理、宗法制度却把这些美丽的东西撕坏了、弄脏了。张爱玲看清了这些，但她不堪忍受这样的残忍，所以她勇敢大胆地执起笔写出对封建伦理的控诉，流露出对不幸女性的丝丝同情，更重要的是她把笔伸向了女性生存空间的层次，启迪女性解放思想，挣脱男人的牢笼，争取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为女性命运的探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三、作品人物的女性意识 1.女性意识的觉醒谈到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我们不能不从她的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谈起。《不幸的她》是作者第一篇反映女性意识的雏形代表作。说她是呈现女性意识雏形的开端，是因为这部小说仅有 1 400多字，写法还很幼稚，刊登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1932年第 12期上。在这部微型小说中，张爱玲运用跳跃式的叙事方式，向读者清晰地展现了当代女性生命的历程，而这个历程恰恰反映了女性纯洁美好生命被毁灭的过程。正如小说描写的那样， “她”在童年时代拥有着快乐和幸福，而当她长大以后，便开始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她被母亲许聘给了纨绔子弟。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表示抗争，“她”最后离开了自己的母亲。而她的离开，也就意味着离开了“奢华的生活 ”，意味着漂泊的开始。在小说中我们发现作者是多么希望女性独立，尽管这种希望还是建立在女性反抗 “腐败的积习 ”基础上的，还仅仅表现在女性对婚姻自由追求层面上，还没有触及到女性生存世界的根本，但它还是流露出作者在其小说中首次表达的女性对自我的关注，因此，这种流露完全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觉醒。张爱玲作品中的曹七巧和郑川嫦的命运是一样的，她们来到这个社会，却一天福也没有享受过，就连女性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得到过，活的是那么不体面，所有的生存意识都被以男权主义统治为主宰的腐朽社会吞噬了。在张爱玲的笔下就是要借两位女主人公的死为代价，来唤醒成千上万的中国女性觉醒，激起她们强烈的女性意识。她号召中国女性要为自己争取平等自由，要有尊严地活着。 2.女性意识的成熟张爱玲和曹七巧、郑川嫦虽然同处在一个时代里，但张爱玲是一个勇于批判，敢于宣泄，并能够以文学为武器，向那些束缚着女性的陈规陋习挑战的人。通过塑造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激发起那些被压抑的女性群体的反抗，号召她们向 “男权主义 ”进行抗衡，争取在社会地位上的自我解放。张爱玲笔下的娇蕊身上充满着孩子气，她以挑战男人为荣耀，表达了张爱玲想借助娇蕊探索女性价值的欲望。娇蕊本以为只有在男性社会才能体现女性的价值，以为凭借自己动人的身材就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这些早期女性意识的反映在娇蕊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当她对佟振保彻底失望后，娇蕊的女性意识逐渐走向成熟，当她在爱情失败后还能够继续勇敢地去追求爱情的真谛，对爱的欲望还是那么强烈时，她的世界里开始不再只有男性，她能从依附男人中解脱出来，变得开始在男性世界里闯荡，她对爱的执著追求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女性所拥有的价值和幸福，自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丈夫对她的爱让她有了尊重感，并且爱得很光明正大。张爱玲所塑造的娇蕊是女性意识成熟的典型代表。她所描写的曹七巧、小艾、郑川嫦等，都是下层女性的代表，她为她们的不幸深表同情，通过对她们悲惨命运的描写唤起更多女性的觉醒，让女性群体能够得到她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在张爱玲以后的作品中，从传统的男女关系出发去反思女性的生命存在，到书写男女两性的平等关系，再到颠覆传统男尊女卑关系书写男女关系的错位和倒置，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转向。它意味着张爱玲小说女性主体意识在逐渐膨胀，这种膨胀显然与张爱玲追求女性绝对独立的意识相关，它以张爱玲追求摆脱女性的男性附庸地位为起点，先是转向追求男女平等，进而转向女性对男性的超越。参考文献 :［1］朱爱莲．个体与组合的冲突———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主题矛盾探析［J］．作家，2012，( 2)．［2］欧芳．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对比分析［J］．作家，2009，( 4)．［3］毛正天，冉小平．独特深刻的女性问题思考———张爱玲“女性书写 ”的人性观念［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5)．［4］吴著斌．论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人性关怀［D］．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5］苏丽．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在电影改编中的流变［D］．苏州 :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6］谢理开．论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流变［J］．绥化学院学报，2008，( 2)．〔
这个咋样？？反传奇--解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艾晓明 《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我们读小说，总是从标题开始的，标题唤起读者一些可能的阅读经验，是作者预先设计的读者期待视野。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张爱玲在拟定这个题名时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这里将讲述一段传奇——“罗曼司”，即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就此而言，在标题范围内，“倾城之恋”不具有叙事性质，只是一个复合名词，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 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 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2] 柯灵用“严峻”概括他对那个时代——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秋。 《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3] 人家的十一点，这是公众时间，张爱玲的故事，不在这个轨道、或乐谱上。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在这个时间网络里织就她关注的人物故事。老钟，代表了白公馆的日常生活特点，依然是家长作主，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聚居，依然是家庭成员间财产的纷争、婚姻的变故，陈陈相因的生老病死。巴金《家》里面那种父与子的冲突、新时代的面影，在这里真是一点儿也谈不上。犹如流苏的哥哥三爷劝流苏为离婚前的丈夫戴孝主丧时说的话：“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段话，只稍微改几个字，就可以算做白公馆对历史时间的感受。也可以说，它表达出张爱玲对小说人物与时代关系的感受。时代固然在变化，但在张爱玲小说世界的众多家庭中，一切如常。个人与历史、民族、政治意义中的主流、洪流，不相干。 这也是张爱玲对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发现。当许多被称为新文学的作家们，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作家们急于捕捉社会变化、历史脚步和一个新时代的幻影时，张爱玲窥视的是它的背影——时代和社会的背影。它是沉入阴暗，没有前途，日益混沌的一面。我们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确实如海明威比喻的“冰山”一样，是沉入水下的，比水面上露出的光亮部分浓厚和沉重得多的部分。张爱玲解说《传奇》的封面，勿宁说是女作家自己姿态的写照：“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4]这个现代的鬼魂，照出了作家自己的津津有味，饶有兴致。 流苏就从这样一个近于凝固的家常时间中走出来，这是个要创造自己命运的女人，她的创造，可以说是要在白公馆的时间轨道中挣扎出来，开始她个人生命的时间。这点启悟，从一个特殊的时刻开始——前夫的死。徐太太来报丧，流苏面临一个选择，兄嫂一致挤兑她要逼她回去守活寡，流苏没法儿不迫切地为自己寻找归宿，这个家是再也住不下去了。 与巴金笔下出走的女性不同，流苏出走看不出任何新理想的引诱，她要走，是生命自己在这刻发出的呼喊，是生的本能的呼喊。这一生的本能要求活动，而且它是流苏仅存的本钱。在这里张爱玲有一段时间意象生动交织的描写：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战争作为这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5]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6] 由于这样一种感受，张爱玲笔下的这对情侣，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成为苟全于乱世的一种人生形式的代表。乱世中的伧夫俗子，既无意于推动历史，也不幻想融入大众以求集体性永生，要的只是个人生命、此生此在的实存。所谓“浮生若梦”，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无非是这种乱世人没法儿摆脱的无常感。于无常中求得有常即是流苏与范柳原姻缘际会中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傅雷引述的一段：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7] 由于这种以个人生命价值为本位，对个体生命时间流失的急迫关注，《倾城之恋》包括了流离失所、危城劫难、乱世求存这些特殊感受，它兼容了一代代乱世中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的中国人的苍凉记忆。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理解张爱玲于他们的亲切和受欢迎的程度；也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样一类感受在现当代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积淀成了一个基本的母题。 二、空间：出走、城与城 俄国批评家普洛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启示我们：“一、在叙事文学中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具体内容的层面和抽象结构的层面。”“二、在分析中叙事结构的层面可以从文本中分离出来。”“三、叙事功能是叙事结构的基本要素，正是叙事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结构类型。”[8] 根据普洛普概括的叙事功能，我们用来分析《倾城之恋》，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这个作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上，借助于这样一个结构模式，我们又可能发现在“倾城”这个主题层面中还涵孕着什么东西。 最初情境： 流苏，二十八岁离婚后回娘家住，已七、八年，她名下的钱已被娘家人花完了。白公馆急于打发她出门。 行动一，白流苏陪庶出的七妹宝络去相亲，主动结交了原本是介绍给宝络的范柳原。 行动二，徐太太邀流苏去香港，在浅水湾饭店，流苏再遇范柳原。在这段交往中，经过试探、挑逗、敷衍、拖延，流苏决定回上海。 行动三，柳原送流苏回上海后独自返港，流苏在家中忍耐，忍无可忍时接到柳原电报再度赴港。 行动四，流苏与范柳原同居，一周后，范离港去英国。 行动五，同日炮声响了，柳原归来。两人再次去浅水湾饭店避难。 行动六，停战后，两人开始家居生活。 行动七，结婚启事刊出。不久，双双由港返回上海。 我们把叙述内容按情节和场景变化分为这七个行动，可以看出，这基本上与普洛普所述三十一项叙事功能中处于准备阶段的前七项功能有参差错落的对应。这七项功能分别是： 1.家庭的某一成员离家出走。 2.对主人公发布某种禁令。 3.违反禁令。 4.对头进行试探。 5.对头得到有关他企图捕捉的对象的情报。 6.对头企图欺骗他的受害者，以求占有或属于他的东西。 7.受害者受骗上当，因而不自觉地帮助了他的敌人。 这七项功能可分别定义为：离家—禁止—违禁—侦察—获得情报—圈套—依从。[9] 作为对结构的归纳，这无疑是一个简化的办法。普洛普认为在功能八之后，故事的核心纠葛和冲突才展开，这一功能定义为罪行，系对头伤害或侵犯家庭的某一个成员，包括诱拐、勒索、驱赶、凶杀、囚禁等十九种形态。自功能十八到三十一，基本属于任务完成或困难的解决，这里暂不讨论。就《倾城之恋》而言，故事在功能七已结束了，主人公白流苏与对头范柳原达成一致。不过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她清醒地知道与范柳原结合实际收获的是什么。因此，普洛普所述的功能八——故事可能的冲突运作，在这个作品中一笔带过：“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 就前面我们把《倾心之恋》概括为与普洛普叙事功能对应的七个行动来看，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假设：《倾城之恋》是在出走—归家，寻求—获得、匮乏—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之上展开叙事的。当然这两极之间有一系列空间位移：上海—香港、香港—上海、白公馆—浅水湾饭店—巴而顿道的居所—上海范、白的居所。最后白流苏归来的居所已不是那个不容她立足的大家，而是她自己争来的小家了。 可是，对流苏来说，家、获得、满足究竟是什么呢？确切地说，就是房子而已。这房子也可以作为经济来源、生活归宿、婚姻的代名词。如果说范柳原引诱流苏花了些心计的话，这心计也是体现在房子上，他为她提供了浅水湾饭店一百二十号房间，巴而顿道两层楼的家居。这样一种婚姻成就就不禁令人想起钱钟书小说中“围城”的比喻。如此，《倾城之恋》又可以解释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攻克城池之战。不过，我们不好说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又是失败者。事实是他们各自要到了想要的东西，男人要到了流苏尚存的美色，流苏要到了男人买下的房子。交易尚属公平，只不过这座城岂不是一座空城？作者写到了这一景象，这是流苏送走范柳原当晚的感觉： 她摇摇晃晃走到隔壁屋里去。空房，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光还是不够，明天她得记着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是作品最后给流苏的结局，香港是作品中的一个城，地理上的城。可是，成全了她什么呢？她和范柳原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这婚姻里缺乏的是爱情。《倾城之恋》，将恋情倒出后，城是空城。这是作品中的另一个城，婚姻家庭、“围城”的城，比喻上的城，无爱之空城。流苏想过：“空得好！”可是她早知问题所在：“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她管得住自己不发疯么？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香港之城的沦陷是暂时的，战争，毕竟不是生活中的常态。停战后，回到上海，流苏的日子却还长地很。这空城岁月与传统中“长生殿”式的爱情的迥异，正显出了小说与传奇的距离。 三、在场者与空缺者 傅雷是张爱玲作品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倾城之恋》评价不算高。他认为：“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傅雷的批评最后归纳为两点：“勾勒得不够深刻”，“华彩胜过骨干。” 张爱玲不服气，写了《自己的文章》以作答辩。傅雷文中指出她对范柳原与流苏的转变写得不深刻，张爱玲回答说：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10] 将批评和作者自辩比较，会看出歧异在这一焦点上：傅雷是把《倾城之恋》当作传奇看的，他以为这里说的就是一个由奇境（“震动世界之变故”）改变人物命运的罗曼史，“作品的中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张爱玲不以为然，她认为她是写实，而且是偏重苍凉的写实，“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张爱玲究竟是仅写了一个肤浅的调情的故事，还是如她所追求的，写出了苍凉的启示？我以为这里涉及到不同的读法，至少是侧重于男主角的读法和侧重于女主角的读法，也不妨说是作为男性的读法和作为女性的读法。 如前所述，《倾城之恋》于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是有牵涉的，它的语义有一个传统的阐述：“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换一个角度，传统作品中也有利用“倾”的一音多义，影射女色误国，导致倾城倾国的。白居易《长恨歌》即是一例，它流传久远，代表了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倾城之恋”的普遍看法，这看法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贵妃专宠、君王误国的怨恨，乃至于皇帝不杀美女恋人不足以平民愤：“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一是对爱情永存，超越生死这一境界的恋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白了，就是误国是不好的，但两情相悦永无尽时还是好的。这里当然有一个矛盾，在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绝色美女即是国宝，理所当然归父权制最高一级的皇上所有：“从此君王不早朝。”诗中对君王的批评顺水推舟，建立在美色一祸水这一潜在前提下。对此，周作人写道：“中国民间或民间文学上相传的美妇人是谁？我们退一步，从历史和小说上来找看，有了几个，却是都不幸，也即是坏人，倾了人家的国也送了自己的命。如妲己被武王所斩，西施为越王所沉，虞姬自杀，貂禅挨了关老爷一大刀。”[11]美色，有双重的危害性，它是祸国殃己，这是父权制封建社会的女性定义。不过，《长恨歌》又把这一定义从具体的现实语境中抽离出，开辟了天上境界，它以君王之思消解了六军不发，必求一女之死的残酷性。女性的死，成全了唐玄宗千古情人的美名。当然，作为一个传统作品，我们可能不一定从上述视点考虑《长恨歌》，因为关于它已经有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解释，但是，一旦读者自省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作为女性读者来读它，就可能在它的一般的男性作品文本中找到类似的聚焦点。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对这种作品的方式是需要警惕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小说中的戏剧性结构诱导女人加入那种把女人当作自由的障碍的幻象。《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形象，但她的角色最明显不过了，她的死免去了弗雷德里克·亨利感觉到她所带来的负担，从而来精心地构筑田园诗一样美好的爱并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对立的牺牲品’”。[12]“菲特利总结道：‘如果我们在读完此书时潸然泪下，那是为了弗雷德里克·亨利，而不是为了凯瑟琳。我们所有的眼泪最终都只是为男人流的，因为在这部书的世界里，男人的生命才是最珍贵的。女性阅读这个古典的爱情故事，并体验这种女人的理想的形象的寓意，即简单又清楚，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一的一个好女人只是一个死去的人’（71页）。不论这个寓意是否这样简单，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读者必须接受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视点才能欣赏结尾时的那种悲怆之情。”[13]换言之，也只有接受唐玄宗的视点才能欣赏《长恨歌》。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这个根本点上是反传奇的，她在两个层次上显示了冷嘲的，反讽的态度。一个层面是不存在美色与倾城的联系，就小说女主人公而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所谓“成全”，实为反语，因为这中间的逻辑是荒唐与怪诞的。犹如张爱玲自辩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14]孤独、被抛弃的个体、古今错位的荒唐感，这是现代人对自己处境的意识。而且，在张爱玲看来，“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平凡，与主宰社会、政治风云的大事件不相干，若有联系，也必是荒谬的。这样平凡而众多的不相干，想必是张爱玲希望表达的一种“苍凉的启示。” 假如把“倾城”当作一种无端地介入人物命运的力量，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之恋”，爱情传奇，也是不存在的。张爱玲用这样一个故事对“倾城之恋”的阐释，不能不说是对古往今来男性文本中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傅雷以男性读者的身份看到，作品“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写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这一评语，用于范柳原是合适的，用于流苏的描写，就未免轻飘。张爱玲作品的老练是在这里，她一开始走上文坛，就带着她对爱情幻想不屑的冷嘲。和“五四”以来许多表现恋爱婚姻的作家比较，张爱玲独树一帜的是在这一点上，她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死死纠缠。金钱令女性沦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为推销自己或子女而彼此厮杀。在这里，没有人性，女人与男人为敌，女人与女人为敌，张爱玲写出了一个封建腐朽气息与洋场利欲恶臭交织的社会里女性的变态与沉沦。她喜欢的“参差的对照”用之于范柳原与白流苏，我们可以看到，流苏的调情，背后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这与范柳原是不大一样的。不一样姑且用范柳原念错的一句古诗来说明，范柳原叹流苏不爱他，引《诗经》上《击鼓》（邶风）中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但我们知道，原文是“与子成说”。成说，指的是订约，是夫妻白头偕老的盟誓。范柳原念“成说”为“相悦”，必不是张爱玲的笔误，而是他的愿望，说成调情，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流苏要的则不是调情，而是“成说”，她要一纸婚契。在一时的相悦与一生的婚契后，柳原与流苏都不存爱情天长地久之心。所以说，这里面，经济利害是在场者，爱情是不在场的。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于是在她笔下，范柳原的调情是主动的、高等的，流苏则处于应战、拙于防范的状态，“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她起初倒觉得不安，仿佛下楼梯的时候踏空了一级，心里异常怔忡，后来也就惯了。”又或者“她把两双手按在腮颊上，手心却是冰冷的。”这都是流苏与范柳原的“参差”、不同之点。构成对照的是流苏始终清醒她的盘算，她算得到：“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她也明白她的底数：“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禁不起老 当她再次赴港时，她是失败者的心情，因为这种屈服：“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即使在柳原终于得手的那一晚，张爱玲也没有放过流苏那种欲盖弥彰的创痛感：“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她不由得寒心。”在对这种心理的捕捉和观察上，张爱玲传达了她的并非“顽皮而风雅的”态度。如她自述：“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版本的“娜拉走后怎样”，几千年前，《诗经·柏舟》（邶风）一诗诉说了一个弃妇无处容身、忧愤郁结的心情，几千年后，张爱玲取《柏舟》诗境，重写了弃妇的故事。无论是《长恨歌》中升天的贵妃，还是张爱玲笔下点蚊烟香的流苏，他们生命和感情的悲剧都不是男性文本中的“倾城之恋”可以包容的。张爱玲说：“‘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旁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张爱玲没有直接给出娜拉们应该怎样的答案，但她表达了“那种杂乱不洁，壅塞的忧伤”。当你读到“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对于这样的忧伤，还能说什么呢？-------------------------------------------------------------------------------- [1]周伟民、萧华容：《<文赋><诗品>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48页。 [2]柯灵：《遥寄张爱玲》，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卷，第434页。 [3]张爱玲：《倾城之恋》，见《张爱玲文集》第1卷，以下引文同，不另注。 [4]张爱玲：《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266页。 [5]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收入《张爱玲文集》第4卷，引文见第424页。 [6]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38页。 [7]同5。 [8]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28页。 [9]参见罗钢：《叙事学导论》第二章第二节，同上书第28-34页。 [10]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77页。 [11]周作人：《美妇人》，见舒芜编录：《女性的发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2月北京第1版第142页。 [12]乔纳森·卡勒：《作为妇女的阅读》，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