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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法律思想再认识——也谈传统法律思想对当代法制建设的作用2、对清末修律过程中法律移植的认识3、国内外对托收法律关系认识的比较4、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再认识5、探讨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会计界和法律界对其的认识分歧6、浅谈对法律和法学的认识7、对商业贿赂概念与法律特征的新认识8、关于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几点法律认识9、对资产评估报告书法律责任的认识10、对税务师事务所法律地位的认识11、对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的几点认识12、对我国工程建设标准与法律法规之间关系的认识13、提高种子法律法规认识推动种子检验工作发展——对部分省、市、区种子管理条例中有关种子检验方面规定的对比和理解14、浅谈对医患法律关系的认识与思考15、对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垫资承包的法律认识16、浅谈对电子商务法律法规的认识17、浅析对会计法律责任认识的误区18、提高护士对潜在法律问题的认识减少护理纠纷19、试论法律与管理——学习*理论,加深对法律管理属性的认识20、对“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若干问题的认识二、对法律认识毕业论文题目推荐:1、对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概念的认识2、充分注意当事人权利——对外商投资企业法中两个合同法律问题的再认识3、浅谈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认识4、对加强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几点认识5、从法律角度谈对政协*监督的认识6、浅论对*广告的认识及法律规范7、对城市规划法律特征的几点认识8、对数字化档案法律地位的认识9、对债转股业务的合理认识与法律问题的思考10、对奥斯丁法律概念的再认识11、中西方法律传统中对法认识上的几个差异12、浅析建国以来我国对法律作用的认识13、对“法律的权威”的几点认识14、对“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认识15、对《会计法》法律责任规定的一点认识16、对会计法律关系的理论认识——与贾国哲同志商榷17、对继续盘问的法律认识和运用18、伍廷芳对中西方法律的认识和比较19、对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几个认识误区的修正20、浅议离婚案件审理中对妇女权益法律保护的几点认识三、大学对法律认识论文题目大全集:1、对韩非法律思想的认识与再认识2、浅谈对临床药师执业的法律关系层次的认识3、浅谈对我国《公司法》新修订内容的法律认识4、对农民法律意识状况的再认识5、对“WTO协定”中基本法律问题的认识6、浅议提高对医疗文书法律作用的认识7、对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法律地位的再认识8、非公正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认识与法律应对9、对法律规范结构的再认识10、对企业集团内部法律地位和结构的认识11、对几个档案法律责任问题的认识12、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新课程的认识13、对法律规避问题性质和效力的认识14、对护理行为中潜在法律问题的认识与思考15、对国际私法上法律规避性质和效力的重新认识16、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向*组织转换过程中几个问题的认识17、正确认识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行为18、对电子商务的认识及法律思考19、对信托法律特征的合理认识20、科斯对法律与经济关系的最终认识及其缺憾——基于中国案例的分析四、最新对法律认识论文选题参考:1、对高校开展大学生就业法律指导工作的认识与思考2、对自认的法律效力的认识3、对商业秘密法律保护若干问题的再认识4、孟德斯鸠对中国法律文化的认识5、对技术侦查法律规制的再认识6、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发展特征的认识7、对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几点认识8、对独立审计准则法律地位的认识9、对传统行政法律关系的再认识及思考10、论法律认识错误——德国禁止错误理论的变迁及其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改造的启示11、对药房托管法律性质的认识12、提高对护士潜在法律问题的认识 预防护理纠纷的发生13、浅谈对国有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工作的认识14、对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中若干问题的再认识15、对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问题的再认识16、对混业经营若干法律问题的认识17、对档案法律可操作性原则的认识18、对编辑作品的法律认识19、关于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几点法律认识20、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认识五、大学生优秀对法律认识论文题目:1、民事抗诉案件中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对法律认识和适用上存在的主要问题2、从人治到法制到法治的进步——论我党对法律认识的理论突破3、重视对法律认识活动中主体的研究4、对法律规范的再认识5、从我国检察机关的发展变化看检察机关定位——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的再认识6、对高校实习生法律身份的新认识——兼谈实习生劳动权益的保护7、对危重患者护理记录法律相关问题认识的调查分析8、何谓法律解释--对《立法法》中设置"法律解释"一节的认识9、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法律文化的认识10、对我国体育彩票若干法律问题的法学认识11、论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12、对法律意识内容结构的再认识13、对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再认识14、对护理实践中增强法律意识重要性的认识15、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识和理解——兼论中国式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色隐喻及其现状16、谈谈对中国传统刑事法律的认识17、人本法律观对社会主义法本质的再认识18、对我国职业运动员工作合同法律问题的认识19、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认识、预防及处理对策20、对住院精神病患者肇事引起法律纠纷的认识
法学类的社科论文可以在知网收录的《祖国》杂志参照借鉴。
本人可以做，可以私下交流。
有本法学期刊，你找找看有没有适合你好写的题目
为什么挑这么大的题目啊，你答辩惨了。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所确认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是说“犯多大的罪，便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判处其轻重相当的刑罚”。可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要真正做到“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光了解这一原则的概念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了解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深刻内涵。一、浅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首先，法律对罪、责、刑的确定是由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决定的，因此要运用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要明确统治阶级制定刑罚的目的和惩治的对象是什么。刑罚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而用以惩罚犯罪的手段。因此刑罚惩罚的对象是犯罪，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犯罪又指的是统治阶级所确认的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所以我认为要真正用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必须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来着手。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刑法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在具体运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时，就要把犯罪行为对人民的现实危害程度作为衡量犯罪分子责任大小和对其实施刑罚轻重的一个标准。从其对人民群众利益损害大小的角度去定罪量刑，从而真正通过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正确运用，来达到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目的。其次，我认为罪、责、刑的适应性不是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刑法对罪、责、刑的确定，要保持它的稳定性，这是法律基本规律的要求。但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任何事物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法律也是如此。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治安形势的需要，刑法对罪、责、刑的规定以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执行，都要进行适当的调整。韩非子曾说过：“法与时转则治，法与时宜则有功。”也就是说刑法的轻重要受形势的影响，立法和执法都要适应形势的需要。同样，我们的法律也要适应形势的需要，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废、立、改或在执行上有所轻重，以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因此，我们不能死抱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概念不放，不考虑情势变化对立法与司法的影响；而应针对不同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下的犯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适当的处罚。综上所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非单单从犯罪本身去衡量责任大小和刑罚轻重，也应将其放在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综合的衡量，根据其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影响的不同，对其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处罚。再次，我认为罪责刑的适应性主要是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犯罪行为该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该受怎样的刑罚处罚，不仅仅取决于该犯罪行为的客观社会危害性，也同样取决于犯罪人本身的主观危险性。犯罪本身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确定责任大小和刑罚轻重首先是从其对社会危害的大小上去加以评定。危害越大，处罚越重；危害越小，处罚越轻。所谓的重罪轻罪，就是指对社会的危害大小而言。但是光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入手是不够的。比如说，同样是盗窃一万元，一犯罪分子迫于无奈才犯下此罪行而且是初犯；而另一犯罪分子则是以盗窃为生，是个累犯。对于前者来说，从轻量刑，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其很快重返社会，重新做人；而对于后者来说，如果也从轻量刑，那么就达不到“治病救人”的效果，反而会纵容犯罪。在此时，确定责任大小和刑法轻重就要考虑到犯罪人本身的主观危险性。主观危险性大的，当然要依法从重处罚；主观危险性小甚至没有的，就理应适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其实人身主观危险性有时也可以表现为一种社会客观危害性。如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携带国家机密叛逃敌方，此时该人的主观危险性就直接对国家安全和利益产生一种巨大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人的主观危险性就与客观危害性相结合，并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危害程度。这时对于确定犯罪人责任大小和刑罚轻重来说就必须对其主观的危险性加以综合的考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适当的判决。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说来容易做来难相信每一位法律工作者都熟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但如果想在真正的法律工作中做到这一点却实为不易。犯罪形态的多种多样，客观情况的千变万化，主观心态的难以琢磨，都使法律工作者们很难在实际工作中真正的做到每一起案件都罪责刑相适应。我认为完全做到每一起案件都罪责刑相适应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不断的向这一方向靠拢。也就是说，如果把罪责刑相适应比作完美的“1”，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向…后面加一个9，不断在立法与司法的领域去完善，去尽量使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体现在办案的过程和处理的结果当中。那么该如何去做呢？我认为该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去着手。首先，从立法角度来说，要不断完善刑罚裁量体系。犯罪的方式不断变化，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也不断变化，人们的主观心态也各有变化。因此如果为了所谓的“刑法的稳定性”，而死守一部法律百年、千年，那么刑法将失去其生命力，失去其对人们社会生活有效调控制约的职能，更不利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际贯彻。刑法的稳定性是相对的，稳定的是法律的立法本意、立法精神，即大宗旨。而其中对于不同犯罪的定罪量刑的章节则应该“因时而易”。也就是说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刑罚体系。有的规定不适应新的形势，就要加以废除，消灭相应的刑罚；有的规定由于存在的条件消灭而自动失去效力，相应的刑罚就不再存在；有的规定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就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补充和修改；新的危害社会行为的产生，就要在刑法中加入相应的新的规定。总之，就是要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有针对性的进行对基本法律的废、立、改。其实我们的刑罚体系就好比一个不断成长的孩子，他的基因序列、血型等基本属性不会改变，但我们却要不断给他补充新的营养，教授他新的知识，这样他才能健康成长，才不会与时代脱节。其次，从司法的角度来说，办案人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要本着灵活公正的态度去对待每一起案件。办案人员在维护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灵活的运用法律法规，根据不同案件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定罪量刑。法律是公正的，法律的规定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因此作为把法律规定具体到个案中的办案人员就必须首先从法律入手，根据法律的规定去分析案情，以维护法律的公正。但法律又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的。对于某些问题，法律也许只作了一些概括性的规定，法律又也许在定罪量刑上提供了一定的选择空间，此时对于办案人员来说，就要灵活的运用法律法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机械的死守法律条文不放。这就是所谓的自由裁量，自由裁量并不是由办案人员凭主观想象自由发挥，而是办案人员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根据犯罪人罪行的客观危害性及其主观的危险性，联系法律相应的表述去定罪量刑。只有这样，“罪责刑相适应”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才能真正贯彻到办案的过程中，体现在办案的结果中。三、由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引发的思考在我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断深化认识的同时，我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疑问，这些疑问又再一次引发了我的思考。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是要求定罪量刑要以犯罪行为为依据。只有犯罪行为才是犯罪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客观事实基础。那么不是犯罪行为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而是罪前、罪后的表现及罪外的一些事实是否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呢？若能，那迄不是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矛盾？若不能，那为何司法实践中却确有此案例？如果允许两个犯罪情节完全相同的犯罪分子，由于非犯罪中的行为和事实不同而使其中的一个得到比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更大的刑事处罚，那迄不是破坏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且这也将会带来司法上的混乱，乃至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法律上的温床。通过进一步分析，通过仔细阅读了一些案例，我发现非犯罪情节也并非一律作为从重处罚的依据。正如前述的，罪责刑的确定主要是由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及犯罪人的主观危险性来定的。因此对于那些主观危险性较大的罪犯，法律也不得不作出对其从重处罚的规定。这是因为犯罪人因为他们以前的这些行为已经引发了其特定的义务，即要求犯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否则法律就要对其进行更严厉的谴责。这些规定不但没有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且我认为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当然我也在一些案例中发现，有些办案人员因为素质不高或其它种种原因，在定罪量刑时将一些不该考虑在内的非犯罪情节考虑在内，这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而且造成了对当事人的极不公正，从而影响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公正形象。由于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对定罪量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确定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对于在司法实践中是否真正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使我想起在法律条文中有着“罪行极其严重，处以……”的规定，那么如何正确把握“罪行极其严重”就成了在某些严重刑事案件中量刑是否适当的关键，成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否被真正贯彻的关键。但由于“罪行极其严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因此在一些情况下办案人员很难准确把握住“罪行极其严重”所指的范围，这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量刑的不适当。通过进一步查阅相关资料，我了解到“罪行极其严重”是对旧刑法中“罪大恶极”一词的修订。在理论界中，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一词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对该词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有的学者认为“罪行极其严重”一词克服了原刑法使用“罪大恶极”一词含义不明，用语不够严谨的弊病。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犯罪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特别严重。罪行是否极其严重，不仅要考虑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还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将“罪大恶极”改为“罪行极其严重”并不妥当，“罪行极其严重”就是俗语所说的“罪大恶极”，这只是文字上的修正，而实际意义并未改变。我个人比较同意前者的观点。因为首先这一观点是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一致的，即对罪行严重程度的认定，要从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及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两方面去综合考虑。其次，我认为这一观点也是比较科学的。对于任何一起案件都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每个案件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对于犯罪人的定罪量刑就不仅仅需要考虑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同时也要考虑其主观的恶性和其人身的危险性，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公正量刑。在司法实践中也许两个人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是相同的，但两者主观的恶意程度及其人身危险性却不一定相同。如果此时只考虑客观危害结果，显然达不到刑罚的目的，还会造成人们对刑罚公正的一种怀疑，甚至产生对司法审判体制的信任危机。然而“罪大恶极”一词尽管也有此意，但显然用语不够严谨，不符合法律条文规定的基本要求。可喜的是，在一些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也对一些罪行的严重程度作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划分。我认为这有助于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依据这一标准来衡量罪行的严重程度，但这种划分只是物质上的划分，对于犯罪人主观恶性及其人身危险性的确定还是要由办案人员通过仔细分析加以认定。在阅读一些材料时，我发现一些学者对“严打”存在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认为“严打”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背离，很可能会由于不同情况下量刑的不同造成司法上的混乱，甚至是有损司法的公正性。我也曾对其产生过疑惑，但现在正如我在前面第一部分所提到的，对于罪责刑的确定是要与犯罪行为所处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不同情况下的同一罪行其定罪量刑的结果是可以不同的。因此我认为“严打”的存在是有其必要性的。我认为“严打”是基于对社会治安形势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作了具体、科学的分析而确定的，所以对一种犯罪行为处以什么样的刑罚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变化和调整的。举个例子来说吧，当一个国家非常富足的时候，也许一个人偷一吨钢材，不会被判很重；但如果一个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而此时此人去偷一吨钢材，而且如果正巧因为这一吨钢材的被盗窃导致了国家重点工程的被拖延，那么此时这一吨钢材所带来的刑罚肯定相对于前者来说很重，而且我认为必须要重，必须要“严打”。一定行为在不同情况下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和体现的价值是不同的，因此“严打”不仅没有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反我认为正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和体现，实行“严打”的基本精神还是“罪行相当，罚当其罪”。 ——————————应该是这吧
将这些新的法理学进行人为的分类是有风险的，因为分类就是一种理论的强暴。但是，为了分析就必须分类，这是亚里士多德的道理。在我看来，中国新近的法理学其实大体上延续了两种传统。第一种是纯粹的法哲学，他们研讨法学的基本范畴、探讨法哲学的方法论。这样的法理学与其说是法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这样的法理学远离了法律的经验世界，法理学家沉醉在自己设定的理论框架内沾沾自喜，惟有让人看不懂的法学论文才是有理论价值的成果，让人看懂了，就不是法哲学了。第二种是经验的法理学，法理学家们研究法律的现实问题。他们否定法律的概念与定义，反对法律的抽象思维，他们欣赏传统的虚无主义和道德的怀疑主义。由于这批法理学先天的不足，他们对法律现实问题的看法不纯粹是法律学的，而是法律的社会学、法律的经济学和法律的政治学。当“法律与……”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法律不是自治的学科”，“法学不需要人文社会科学背景”，“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吸引了那些对主流法理学不满而又缺乏足够学术耐心年轻学人的眼球。 第一种法哲学不应该是由法学院的人研究的，我们应该把它归还给哲学家，应该法学院的人并没有接受系统的哲学训练；第二种法理学也不应该由法学院的人研究的，我们应该把他们归还给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两种法理学是失败的，因为这样的法理学是在法学院大门口徘徊，类似于小饭店门口招揽生意的门童，当法律预备科的人们在法学院门口张望、举棋不定是否应该跨入法律殿堂的时候，他们说“请进入法律的世界，我们给你们准备了法律理论的大餐”，虽然在那个法律世界里并没有多少让人激动与兴奋的理论储备。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欣赏这些新的法理学，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在辛勤地工作。不过，如果我们转向西方法律思想史，这两类法理学其实是有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渊源的。 从西方法理学或者法哲学的起源来看。最先的成果，一是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二是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前者是欧洲大陆法哲学的起点，二是英美法理学的起点。就前者而言，康德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只是17-18世纪理论的法律总结，确立了近代法学的理论体系，而且，他们的法哲学不是专门要为法律或者法学作贡献，而是想充实他们的哲学体系。就后者而言，边沁开设法理学的课程，奥斯丁的贡献则是首先成为了英国“法理学”的第一任教授。我们可以进行词源上的分析。法哲学 philosophy of law 法律的哲学，中心词是哲学，对法律的认识以哲学为起点，以哲学体系为终结。它是哲学的，而不是法学的。法律通过哲学的思考，法哲学脱离了法学，投入到了哲学的怀抱。法理学jurisprudence 法律的知识，中心词是法律，对法律的认识以法律为起点，以法律结论为终结。它是法学的，而不是哲学的。 我们找到了中国新法理学的理论渊源，当然也不能够忽视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我看来，冲突至少有二，其一，中国法理学与西方法理学的相似是一种形式上的相似，而非内容上的一致，我们学会了西方法理学的“武打招式”，而缺少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内功”。新法理学不过是西方法理学个别观点的方法的借鉴，然后凭着自己的爱好无限发挥。 中西法理学之间是无法面对面地PK的。其二，中国的法理学是不会承认自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徒孙的，因为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其实，远大的抱负暗藏着一个忐忑不安的心，如同一个著作权法中侵权者，把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财富当作了自己的财富。 在我看来，法理学与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关系无非如此：真正的法理学应该进入西方法律思想史世界，该法理学家进入西方法律思想史名人录；当没有自己法理学的时候，法理学只是西方法律思想史。根据我们法理学的理论功底和我们法律的实践，估计中国在未来的50年里，不会有自己的法理学和法理学家。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最厚道的方法是摘掉“中国法理学”的牌子，换上“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招牌。 六、中国的应用法学是法律规范及其文义解释的世界，在那里鲜见法律的理论。在应用法学眼里，法律理论是空谈和可有可无；在法律思想史眼中，部门法浅薄和媚俗。打通部门法与法律理论的界限，让部门法的法律人像个学者，那还得指望西方法律思想史。 如果我们把视角仅仅局限在法律史学和法理学，那么以西方法律思想史改造中国法学的口号是不完全的，我们由此还得分析应用法学。应用法学还可以区分为传统的和新兴的分支，我这里仅以刑法和侵权法为例予以说明。 中国的刑法思想史还是有一些文献的 。在刑法学界，有些已经成为了经典，而以思想史角度来看，这些著作写得是如此的草率，使人常常提出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因为作者在刑法学界的大名使这它们得到了不应该得到的学术评价？ 抛开刑法学家所写的刑法思想史著作，我们探讨一下中国刑法的理论基础。如同中国法律史一样，中国刑法史和学说史一个方面源远流长，另外一个方面在近代出现了断裂。中国当下刑法应该从中国传统找到历史的基础？还是从西方法律中寻找历史基础？在刑法学界看来不是一个问题，肯定不是中国的传统。 从刑法的理念上看，现代刑法理论上溯到贝卡利亚—孟德斯鸠——黑格尔，下溯到前苏联的刑法理论。中国传统因素在现代刑法中的体现，只是体现在刑法工作者的潜意识里，通过法律的实践淡淡地渗透在社会生活之中。其实，当今的刑法学的理念无非是两条：一个西方近代学者的主客观意志论，二是法律是政治的工具的刑法政治论。在后者，意大利的犯罪社会学派或者称之为刑法的实证学派包含在其中，最终以刑法的政治学派覆盖了刑法的社会学派。通常的情况下，在两者相互冲突的时候，前者让位于后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刑法学是最不讲道理的学科。 尽管如此，社会还得需要刑法的理论，因为当出现新的犯罪和惩罚现象的时候，社会要求刑法界拿出刑法的理由来，换句话说，当刑法学界要证明某个刑法制度的正当理由的时候，现有的规范充斥的刑法学是勉为其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理由只能够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去寻找。是否应该废除死刑？财产类的犯罪是否可以用罚金取代自由刑和生命刑？法律类推（拟制）如何与法律不溯及既往相互协调？是否应该保障罪犯的人权？这些问题仅仅从现实社会中去寻找答案，不会得到令人满意的理论支持，因为当今中国的刑法制度源于西方的法律制度，我们只能够比较西方法律的理论基础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可兼容性，由此决定是否采用这样或者那样的刑事政策和刑罚措施。
有关法学与爱的三个话题请允许我在开头就突兀地提出自己新近的一个小想法：我坚信，法学的内在，正是一代又一代法律人对人类所怀有的巨大的爱。是的，这个念头有一些乌托邦的味道，并且掺有太多因温情脉脉而显得模糊不清的暧昧，使其更像是歌德诗作中拙劣的一行，而不应出现在一篇西方法律思想史论文的开头。但，我希望自己这不成熟的观点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与肯定，并付之身体力行，成为法学研究的信条、法学教育的目标。或者，其实在我做出自己的论述之前，当下的大多数法律人早已或清晰或模糊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队法学进行深刻的探究正是出于对全人类的爱、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不是——争名逐利。这，更能让我欣喜。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论述让自己切实地明白真相是否如此，倘若在其中我发现了自己是错误的，或者由他人指出，我也是同样深感庆幸的。虽然，在论述之前，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接受正规法学教育之前，我就早已坚信，正如冉阿让所说，除了相互关爱之外，世人别无他事可做。1， 关于我与法学这个之于我——一个法学本科生——来说不啻为哥伦布的新大陆的大发现其实起源于一次读书经历，它并不能算是多么奇特，但却绝不普通。就像瓦格纳在半梦半醒之间脑中迸出冥思已久的序曲间调一样，“这一切，都是偶然的顿悟”。何勤华老师在《战争与和平法》的“中译者序”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的中心思想，凝聚到一点，就是对人类和平的执著追求，就是对人类的爱。读到这句话时，我正坐在敬文图书馆三楼广阔的中央大厅里。午后的阳光通过天顶大块的玻璃直射下来，一种暖洋洋的温馨在我周身洋溢起来，如同一片墨迹的淡淡晕染。我看着那些空无一物的明亮，心中突然爆出意种惊恐的木然和碎裂的声响，铁马冰河，天崩地裂。这种莫名的错愕，源于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法律所怀有的不友好的印象。造就这种印象的原因不外乎是每个男孩子在少年时期都会具有的那种如同犀牛般的反叛脾性，对执政者的天然的抵触。在我高二高三那段最精彩的文科班生涯中，周围所有的朋友几乎都是自然而然地信奉无政府主义，虽然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到底是什么。那时，我们每个人都牢记着雨果在1862年元旦为其著作《悲惨世界》写就的序言：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就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的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磨难；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痛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使无用的。在重新回味这段话的过程中，我仍然有着抑制不住的激动，脑海中依旧会泛起那些恶毒的法律与刑罚对冉阿让所做出的迫害，而想到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那些因法律的不公而带来的悲剧。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最近的“许霆案”，这个闹剧所反映出的，也许不仅仅是司法者的愚蠢，而更是法律本身的某些特质吧。当我们班——一群“新生的法律人”在对此案进行课堂讨论时，竟然有更多的同学说，也许法律错了，但，法律就是法律，无论我的内心如何，我只能认定其是盗窃金融机构。我当时顺应着她们悲哀地感受着这种无奈。这就是我在接到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所遇见的场景，我将投身给这样一个矛盾的事业——彪炳正义，本身却正是正义最大的破坏者。是的，正义，在法律人的脑海中，这似乎是一个被遗忘的词汇中。在我所已经接受过的将近其一半的本科法律教育中，似乎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要如何正义。没错，很多老师跟我们说过正义的概念，种类繁多，有广义的，有狭义的，有古代的，有近代的，咬文嚼字，引经据典。但是，却从来没有老师告诉过我，我是否应该为我心中的愤怒而奋不顾身，提携玉龙为君死，我以我血荐轩辕。也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如马英九主席一样对法科学生的要求：“法律学子应立誓秉心公正、为民谋福、担当正义守护，否则即不配学法！”反倒是我的母亲，给了我一些启迪。寒假时，我陪母亲看央视热播剧集《闯关东》，其中有一个片段:在日军的炮火轰炸下，法庭被震得微微颤动，中国法官冒着生命危险，也顶着亲日政府的压力，依然裁决了作为被告的日本人败诉。母亲连头也没回、淡淡地跟我说，你以后也要做这样的法官。母亲的这种她认为理所应当的期许让我倍感羞愧，我深知这一切有多么难，在一个司法并不独立的国家。我相信，在我之前，就已有很多的法律学子为没法实现母亲对自己所提出的这个最起码的盼望而内疚。可我并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有；或者，什么时候才会没有。我也只能痛苦地相信，或者无力地辩解，这不怪我们，我们尽力了。然而，无论如何，我不能接受对不正义的妥协。为此，我始终在寻找，法律这个领域里，“正义”这个支点究竟在何处。哪怕，只是为了面对母亲时，能拥有一份坦然。2， 关于战争所以，我要毫不犹豫地说，也许，何勤华老师的那句话让我找到答案了，而且答案竟然如此简单——爱。原来真相也许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法学的目的在于设计一种使全人类或者其中一部分人的生活更和谐的秩序，正如博丹提出国家的主权、洛克倡导权利的合理分配、卢梭呼吁良好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说，这些伟大的天才，他们在进行法学研究时，心里充斥着的，正是对全人类的无私的爱。而我眼前的这本书——《战争与和平法》，无疑也是格劳秀斯先生基于这种天才的爱而完成的“世界性的著作”。在《战争与和平法》这本书中，格劳秀斯先生依次探讨了战争发生的原因、财产权与人身权的本质以及其所依据的理由、所有权的义务、王室继承权的规则、受契约保护的权利、条约的效力和解释、以及国际法上的主体等等在战争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凡此种种，起目的都在于设计一种战争的规则。“设计一种战争的规则”，这句简单的概括有些冷冰冰的工业世界特色，它的背后所隐藏似乎是更大批量的战争。因为，由工业社会所约束的思维往往有一个：一个事物的规范化必然导致批量化。所有的大规模产业无一不有自己的“规则”。若战争也应验此规律，那是不可设想的。然而，天才的荷兰人当然不会是战神的侍从，他的理论也自然不会是爱因斯坦最终早就了原子弹的相对论；他为战争所设计的规则，旨在从对战争三个重要环节的规定从而达到对战争的全面限制、对非正义战争的彻底根除，这三个环节分别是：挑起战争的原因，战争中的具体行为，结束战争的机制。这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成果之一，却正是“荷兰的囚徒”所身经的那个苦难时代的产品。本书出版在1625年，17世纪刚过去四分之一的时候。整个欧洲处在一种看似平静的氛围之中：宗教改革已进入尾声，资产阶级尚未剑拔弩张，王室贵族与教会还在享受残存的荣耀。但在后来，这种平静很快就被证明是各方势力暗中彼此消长而表现出的一段僵持：宗教改革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资产阶级正蓄势待发，王室贵族与教会已无可救药却仍希冀苟延残喘。打破寒潭，在海峡对岸，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号角——光荣革命；而在欧洲大陆，则是最终拖垮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三十年战争”。处在这样一个瓶颈般的年代，荷兰的天才已经预感到一场新的利益分配即将开始，战争这“伟大的清洁剂”必将涂炭生灵。他深知，战争对于执政者来说只是谈判桌上的筹码，对于天下苍生来说却是最深重的苦难。正如荷马所哀叹的：“阿瑞斯的光荣的巨盾上满是勇者的鲜血！”我猜想，天才每思至此，必当泪如泉涌，情难自禁。他明白，他无法阻止战争的到来，那么，也许，他就只能尽一己之力使人类受的伤害尽量减少。这正是格劳秀斯先生最可爱的地方，也许他的理论毫无作用，也许这个世界上的战争该杀伤多少人依旧杀伤多少人，但是他做了，他尽了自己的力量。他，表达了自己的那份伟大的爱。他在临睡前、临死前都不会遗憾了。（他让我莫名地想起许三多。）然而，他做到了，在他之后，战争是有了一套详细的规则，从宣战到停战，一切都必须有模有样、有板有眼地进行。固然，这不是单凭他的一本书就做到的。但，正是他率先发出了和平的呼喊，后世大家云集响应，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卓绝努力，才最终创造了当今世界这样一个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大环境。谁能说，这不是法律人献给全人类的最广博无私的爱？3， 关于死刑这是《论犯罪与刑罚》第二十八章的章节名称。在看贝卡利亚的这本书之前，我是坚持死刑存置论的。我相信读过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的人都会坚持死刑的正义性。我可以列举很多，《ABC谋杀案》、《人性记录》、《斯太尔斯庄园奇案》等等，波洛可不愿意像福尔摩斯那样去找一个化妆成乞丐的男人，除了伤亡惨重的恶性犯罪，可没有什么值得这个生活品味颇高的矮个子比利时人为之动用他那“灰色的小细胞”。从而，他所挖掘出的犯人，无一不是令人欲杀之而后快的。其中，《东方快车谋杀案》无疑是最著名的，而它也因众所周知所以引用起来相当方便，它唯一不同的地方倒不在于其复杂而精致的犯罪手段，而是那个罪大恶极的人不是杀人的人而是被杀的人：小阿姆斯特朗被一个罪犯绑架并谋杀，这个罪犯通过行贿等不法手段逃脱刑罚，但多年后，小阿姆斯特朗的家人们在一列火车里谋杀了他。我相信没有会认为波洛对这一干杀人犯不予追究是不正义的，反而，我们只会抱怨法庭的无能、法官的腐败。在法学范围内，它可以扯出很多相关的话题，自然正义啦，同态复仇的正义性啦，但是，我在那时只愤慨地想到，若在现在，那个罪犯无论如何也是不会死的，那么多无可救药的杀人犯都会在英美舒适的监狱里度过余生，这简直是对法律的嘲笑。这种想法，后来看女王的很多小说时都会泛起来。请注意，我上面说到了“无可救药”，这是我所有这些自以为正义的愤怒的一个错误的基础。当然，这是贝卡利亚告诉我的。在贝氏关于死刑废止的论述中，我认为他最重要的是两个论点：没有人有权力剥夺别人的生命，包括执法者；死刑并不比终身苦役刑更具有改善力。“关于死刑”这一章并不长，但小贝（他写这书的时候好像只比我大五六岁）始终在傲气十足地围绕着这两个论点在进行对死刑的讨伐，但是他的论点在说明什么？前者是在竭力保证犯罪人的生命权，这是后者的基础;而后者，却是在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是可以改好的。这是一个天真得如同诗人一般的论点，像顾城一样说：“我眼睛看到的地方都盛开着花。”他让我记起一个小孩子，他说，谁说动物就想到大自然里去呀，小老虎找不吃的会饿死，小鹿会被大老虎咬死，还是动物园里最好。天才的通病是太单纯。世人都这么说。小贝希望每一个人皆能如他一样明白：无论多么罪大恶极的人都是有改过自新的可能的，只要这个社会施予其足够的爱心，而不是将社会在那些恶性犯罪中所应承担的责任都推卸到罪犯一个人身上，让他一死了之。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怀有天才的如此傲岸的爱的，他的博大无边的爱促使他不能放弃对任何一个灵魂的关怀。其实，对“全人类”这个虚泛的概念的爱并不是很难去怀有的，它只需一种悲悯之心，这是可以由文学、宗教等培养而成的；而将爱无分高低地施予每一个个体身上，这是很难做到的。嫉恶如仇，是正义；关怀包括正义在内的每一个人，这是接近于神性的高尚。在后世，有众多的法学大家也正是基于他们对人类所怀有的巨大的爱而“为废除死刑而战”（其中最为杰出的无疑是罗贝尔·巴丹戴尔）。他们也应该受到与小贝相同的尊敬。结语第一次毫无限制地些论文，于是就真的把自己想写的写出来了。谢谢老师的自由题目，也谢谢老师的费神批改。（很幸运能上老师的课）法学是爱，请相信我。爱是经久忍耐，慈悲为怀。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吹，爱是不狂妄，爱是不乖张，爱是不自私，爱是不轻易动怒，爱是鄙视不义，爱是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语出《圣保罗至哥林多书》参考资料1， 关于第一个话题，除雨果的《悲惨世界》外，还有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法律的不正义在这三部小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巴尔扎克的稍温婉一点。向这三位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家致以同样的敬意。2， 关于第二个话题，以电影为主，奥黛丽·塔图主演的《漫长的婚约》，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爱国者》，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特洛伊》，刘德华主演的《投名状》。战争毁灭一切，阿瑞斯与黑帝斯的双手始终紧紧相连。和父亲一起看的《爱国者》,父亲哭了。3， 关于第三个话题，除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外，还有罗贝尔·巴丹戴尔的《为废除死刑而战》。对死刑的论述同样深刻，前者在理论，后者在亲历。还有两部小说，莫言的《檀香刑》和潘军的《死刑报告》，前者写了一个刽子手的生涯，后者写了许多死刑的冤案。前者远比后者精彩。4， 还有什么。《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陈长文、罗智强著，法律出版社2007版。《刑法格言的展开》，张明楷著，法律出版社2005版。《先知》之第十三篇：论律法，【黎巴嫩】纪伯伦著，王立译，北京出版社2006版。引用到了这几本书的词语和造句方式。
我明白道理可以写
走三步而退两步。
要写尼采的话只告诉你一本书 看了写不出来只能怪你自己了真心非常有用北大，吴增定《尼采与柏拉图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否需要体系？近20年来，在哲学界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体系化、教条化。他们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作用，避免重蹈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凝固化的覆辙，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体系化。 笔者认为，理论与体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任何理论体系，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前苏联演绎过来的。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缺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无充分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这一“先天不足”的教科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表述，它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本。20世纪50年代，我国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框架，补充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由艾思奇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几十年来，这一哲学内容和框架在我国一直视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传授和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现实与教科书理论的矛盾日益明显，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入，随着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原著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研究，我国哲学界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国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系列的研究为在我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产生。一些人认为：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传统哲学所担负的阐示世界普遍本质和规律的任务还有多大必要，虽然综合和整合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已不可能以建构哲学体系的方式来进行”〔1〕。 哲学就其本性“是没有发展顶峰的，是反对哲学体系化的，顶峰使哲学发展终结，体系化则使哲学走向自我封闭”〔2〕。 由此认定我们已经处在“后体系时代”。笔者认为，我国哲学界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是有成绩的，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质疑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但由此推出反体系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综观反体系者的论述，他们的理由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我国哲学界对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手资料的“文本核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愈加明显。除带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外，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教条化了，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背离时代、远离现实。于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把这一问题归罪于体系，认为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密体系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严密的教科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找不到切入点，体系是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罪魁。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和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产生时起就是与体系相对立的。反体系者还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哲学体系和当时一些德国大学生动辄就建立体系的狂热进行批判为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可能以体系的形式来表现。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但他们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哲学体系，他们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都内涵于他们的各类论著之中。所以，反体系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理由，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对用理论体系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反感，甚至发出了“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的呼吁，使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需要体系的争论持续不断。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体系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哲学理论可以不需要体系，他们反对的是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理论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欧洲才会出现象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象黑格尔那样伟大的辩证法家，虽然通过他的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传统的影响，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的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严密的理论体系与绝对真理、教条紧密相联，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一旦建立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到黑格尔哲学达到了顶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些批判是引导我国哲学界得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我们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反对任何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 3〕从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任何理论体系，他反对的是近代欧洲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为了达到理论体系的严密和完整，甚至借助于强制性的结构，所以，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其次，由于近代欧洲体系化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把具有严密完整体系的理论视为绝对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体系、绝对真理、教条成为批判传统体系化哲学的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这种体系化哲学时，时常只提到“体系”，这就使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建立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4 〕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系化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化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人们依然以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为目标；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十分细致地把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打上了引号，以示它是传统意义的体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指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5 〕这段论述是引导我们许多学者认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杜林哲学就会发现杜林和黑格尔一样建立的是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但是由于批判的需要，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为了避免人们因此认为恩格斯也在建立与杜林一样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所以，恩格斯才特别声明他“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见，恩格斯在此反对的仍然是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马克思也十分反感欧洲近代流行的体系化哲学传统，他深切地感受到片面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对近代哲学的制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与方法的冲突。马克思的新哲学正是在冲破黑格尔的体系并拯救其辩证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在创立他的新哲学之初，马克思就明确了他的理论与传统的体系化哲学不同，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宣称他们的哲学不需要体系，他们的所谓“反体系”的论述仅仅是针对近代欧洲僵死的体系化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 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问题 引发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体系所致，似乎是严密的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并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政治原因所导致的。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和指导下，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斯大林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斯大林时期被绝对化、教条化和神圣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被简单化为政治公式，只能应用，不能有任何发展。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的观点有别于他的模式，否则，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遭到排斥，甚至受到残酷镇压，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大清洗”中被杀害就是一个典型。从此，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万马齐暗”的局面。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也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理解，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只能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发展都被视为异端遭到批判和排斥，如匈牙利的卢卡契和德国的科尔施的哲学就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被指责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更是用绝对的政治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西方现代哲学都被斥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帝国主义哲学加以绝对排斥。这样，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视为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被堵死了，变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教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和政治混同起来。……斯大林的另一个创造，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人选”〔8〕。可见， 政治干预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绝对真理化和教条化的主要原因。 就体系而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确实存在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依然受到近代欧洲传统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对马克思新哲学的内容和体系特点缺乏全面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上完全是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是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依然是从自然到历史再到思维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论体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所以，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在传统的体系内进行修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虽然存在问题，但它并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绝对真理和教条的主要原因，而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干预才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成为教条。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应成为哲学与体系对立的理由。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体系来体现。 首先，哲学研究对象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理论和体系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密切联系的。体系虽然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但体系却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它是理论的载体和组成形式，一切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我们知道，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或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作为对普遍联系的对象的揭示和反映，哲学理论本身必须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 马克思在有生之年，由于忙于现实的哲学斗争和写作《资本论》，没有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整理和系统的阐述，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写作的巨著《资本论》就是理论与体系结合的最好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微小的细胞——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进行逐步深入的分析，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可见，科学、合理的体系有助于理论的准确阐述，理论与体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探究，同样需要体系。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但方法与体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体系或方法之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体系或是方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泛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新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是针对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言的。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对立不是方法与一般体系的对立，而是方法与强制性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所以，超出了这个批判的范围，体系就不能等同于教条，方法和体系也不能绝对对立起来。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理论体系相对立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有科学的方法。注重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体系。 再次，哲学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一样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抽象思维所借助的工具就是范畴，哲学正是通过范畴、范畴与范畴的关系以及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但任何哲学的范畴都不是机械地拼凑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的范畴有其逻辑的顺序性和层次性，即要求哲学要有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需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不仅仅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是人们面对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理性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普及到群众中去，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实践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象马克思当年那样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来表述，它必须整合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反体系的。对待体系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 克服近代欧洲体系化哲学的弊端。任何建立绝对完满体系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体系只是理论的系统的逻辑形式，它只有是否准确之分，而无是否完满之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该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干，吸取东西方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哲学的精华，并以时代主题为基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只有坚持开放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他最早开始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然而他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直到20 世纪，才激起深远的调门各异的回声。后来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以各自的形式回应尼采的哲学思想。 尼采在1872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源于音乐的灵魂》（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在1886年则改以《悲剧的诞生：希腊文化和悲观主义》（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Oder: Griechentum und Pessimismus）为名重新出版。第二版包含了一篇序言—“自我批判的尝试”，之中尼采对他的这本早期作品做了一些评论和检讨。 与启蒙时期传统中认为古希腊文明属于高贵、单纯、优雅、而宏伟的看法不同的是，尼采将古希腊文明描述为两种独特派系的不断斗争—阿波罗派与狄俄倪索斯派。阿波罗在尼采来看属于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原则上的个人主义），带着其优雅、冷静、以及对于外表美观的重视，人得以立刻将其自身与朴实的自然界区隔开来。而狄俄倪索斯则代表了酒醉、非理性、以及无人性，尼采在这里也显示了他受到叔本华提出的非理性成分主导人类创造力的概念所影响。尼采描述了在苏格拉底之后阿波罗派如何支配了西方文明的思想，并且提出德国浪漫主义（尤其以理察·瓦格纳为代表）作为复兴戴奥尼索斯派的可能方式，以挽救欧洲的文化。 《悲剧的诞生》刚发表时受到了古典文字学家Wilamowitz-Moellendorff等人的激烈批评。到了1886年尼采也对这本书抱持保留态度，将其称为“一本难以忍受的书…写的很糟糕、沉闷、让人难堪、疯狂。”人性，太人性的 《人性，太人性的》一书的第一部分最初于1878年出版，尼采在1879年出版了增补的第二部分《各种看法和原则》，1880年出版了第三部分《流浪者及其阴影》。三个部分一起在1886年以《人性，太人性的：自由灵魂之书》（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Ein Buch für freie Geister）为名出版。这本书代表了尼采创作生涯中的“中期作品”的开端，抛弃了德国浪漫主义和瓦格纳的影响，开始显现出完全的实证主义的倾向。这个时期的写作风格在于很少提出一套建设性的哲学体系，这些作品都是以数百条格言边汇而成，有时只有一句话，有时则长达一页或两页之多。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揭发出许多错误的假设，而不是对这些假设提出解释，虽然尼采也在许多论点中使用了一些他的思想：他使用实证主义以及权力意志的概念作为解释问题的手段，虽然权力意志的概念在这时还没有发展成熟。善恶的彼岸 在尼采的“晚期作品”中，1886年出版的《善恶的彼岸：未来哲学的序曲》（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Vorspiel ein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最接近于他的中期作品的风格。在这本书里尼采定义了真正的哲学应该具备的条件：想像力、自我主张、危险、创意、以及“价值的创造”—其他的他都认为是附带的条件。从这里出发尼采质疑了一些哲学传统上的重要假设，例如许多哲学流派常使用的“自我意识”、“知识”、“真理”、以及“自由意志”等概念。尼采批评这些传统概念是没有足够证据的，他改提出力量意志(the will to power)来解释人类的行为，尼采在书中提出了他对“生命的观点”，并且认为那是“超越善与恶的”，否定了人类世上存在着一套普世的道德。在知名的主人-奴隶道德说里尼采重新评价了称霸西方哲学已久的人文主义传统，他主张即使是对于弱者施加支配、占有、或伤害，这也不见得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指摘的。尼采在这本书里贯彻了道德相对主义以及观点主义的论点。偶像的黄昏 同在1888年出版的《偶像的黄昏：如何以一支铁槌进行哲学思考》（Götzen-Dämmerung, oder Wie man mit dem Hammer philosophiert）是极具争议性的一本书，书名是取自瓦格纳的同名歌剧尼贝龙根的指环中第四部“诸神的黄昏”（Die Götterdämmerung）。在这本篇幅不多的书里，尼采重新提出并且总结了对于许多主要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以及其他基督教哲学家）的批评。他在“苏格拉底的问题”这个章节里指出没有人可以计算生命的价值为何，任何试图计算人命价值的人都只是证明了自己具有否定生命或是肯定生命的倾向。他认为在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发展都是“堕落的”，因为那些哲学家们企图以辩证法作为自我辩护的工具，而传统思想的权威则被毁灭了。他也批评当时的德国文化相当单纯而幼稚，并且批评了许多主要的法国、英国、以及意大利文化代表人物。与这些堕落文化的代表相对照的另一方，则是尼采所提出的凯萨、拿破仑、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修昔底德、以及古希腊时期的诡辩家们，尼采认为后者比起前者要来的健康而强壮多了。这本书的最后告诉读者们尼采正在进行一项重新评价所有人类价值观的重要计划，并且提及古罗马的文明成就在尼采来看要比古希腊高得多了。 尼采哲学在当时曾经被当作一种“行动哲学”，一种声称要使个人的要求和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的哲学。他的哲学具有傲视一切，批判一切的气势。这正是他的哲学被后现代主义欣赏的重要原因。 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不是拒斥，就是消解。然而对尼采哲学却情有独钟，后现代主义者从尼采哲学中吸纳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尼采哲学的基本思想观点，甚至尼采的哲学风格。尼采哲学中的消解倾向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支柱，尼采绝没有想到，他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 对他来说，哲学思索是生活，生活就是哲学思索。他创立了不同以往的形态迥异的奇特哲学，展示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无须推理论证，没有体系框架，根本不是什么理论体系，是他对人生痛苦与欢乐的直接感悟。尼采，在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就已开始了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物质财富日益增多，人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僵死的机械模式压抑人的个性，是人们失去自由思想的激情和创造文化的冲动，现代文化显得如此颓废，这是现代文明的病症，其根源是生命本能的萎缩。尼采指出，要医治现代疾病，必须恢复人的生命本能，并赋予它一个新的灵魂，对人生意义做出新的解释。他从叔本华那里受到启示，也认为世界的本体是生命意志。 尼采猛烈的揭露和批判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在认识论上，尼采是极端的反理性主义者，他对任何理性哲学都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他认为，欧洲人两千年的精神生活是以信仰上帝为核心的，人是上帝的创造物，附属物。人生的价值，人的一切都寄托于上帝。虽然自启蒙运动以来，上帝存在的基础已开始瓦解，但是由于没有新的信仰，人们还是信仰上帝，崇拜上帝。尼采的一句名言“一声断喝——上帝死了”——是对上帝的无情无畏的批判。他借狂人之口说，自己是杀死上帝的凶手，指出上帝是该杀的。基督教伦理约束人的心灵，使人的本能受到压抑，要使人获得自由，必须杀死上帝。尼采认为，基督教的衰落有其历史必然性，它从被压迫者的宗教，转化为统治者压迫者的宗教，它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 杀死了作为神的上帝，又迎来了资本的上帝，资本化身的上帝。尼采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被资本奴役，不会比被上帝奴役自由得多。但他的“上帝死了”的呼喊，断喝的启蒙价值是不能低估的。 尼采认为，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上，人们获得了空前的机会，必须建立新的价值观，以人的意志为中心的价值观。为此，要对传统道德价值进行清算，传统的道德观念是上帝的最后掩体，他深深的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腐蚀人们的心灵。尼采自称是非道德主义者和反基督徒，他猛烈批判基督教的道德，基督教所崇尚的美德。 尼采对现代理性也持批判态度。他首先拿具有理性的哲学家开刀，他指出哲学家的第一特性是缺乏历史感，几千年来，凡是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理性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把流动的历史僵固化，用一些永恒的概念去框定活生生的现实。结果是扼杀了事物的生灭变化过程，扼杀了生命。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偶然性的，动荡不定的，从而无法捉摸的世界。他说，实况是没有的，一切都是流动的，抓不住的，躲闪的。哲学家的第二个特性是“拒绝感官的证据”，颠倒了真正的世界和假象的世界。感性证据是真实的，可信的，只是对它们加工时才塞进了谎言。哲学家的第三个特性是混淆始末，他们否认生长过程，进化过程。哲学家的第四个特性是运用语言中的“理性”强制人们犯错误。“是”与“存在”混为一谈，弄假成真，弄真成假，蒙无知的人们。他认为，从苏格拉底到现代人都狂热的诉诸理性，是很荒谬的。人类之所以崇尚理性，是指望它给人带来自由和幸福；然而结果恰恰相反，理性处处与人的本能为敌，造成人的更大痛苦。 批判理性带来的谬误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否定理性的存在，理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理性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硕果。历史上一些杰出的哲学家就是用理性的武器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理性本身没有错，理性是不能否定的。没有理性，人类就不能正确的认识世界，认识真理。没有理性，人类将落入迷茫可怕的境遇。 尼采要建立新的哲学，将生命意志置于理性之上的哲学，非理性的哲学。作为对理性提出了挑战，他提出了强力意志说。用强力意志取代上帝的地位，传统形而上学的地位。强力意志说的核心是肯定生命，肯定人生。强力意志不是世俗的权势，它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非理性的力量。它决定生命的本质，决定着人生的意义。 尼采比较了强力意志和理性的不同特性，理性的特性是：冷静，精确，逻辑，生硬，节欲；强力意志的特性是：激情，欲望，狂放，活跃，争斗。尼采认为，强力意志源于生命，归于生命，它就是现实的人生。人生虽然短暂，只要具有强力意志，创造意志，成为精神上的强者，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强力意志作为最高的价值尺度，一方面肯定了人生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为人世间的不平等作了辩护。在尼采看来，人类与自然的生命一样，都有强弱之分，强者总是少数，弱者是多数。历史与文化是少数强者创造的，他们理所当然的统治弱者。尼采推翻了神的等级制度，肯定了人的等级制度。 尼采还提出他的超人哲学，关于建构理想人生的哲学。超人是人生理想的象征，是尼采追求的理想目标和人生境界。尼采对现代人，现代生活感到很失望，他梦想改善人，造就新的人，即是超人。超人不是具体的人，是一个虚幻的形象。超人具有大地，海洋，闪电那样的气势和风格。尼采认为，超人还没有现实的存在，它是未来人的理想形象；超人给现实的人生提出了价值目标；超人是人的自我超越。 尼采鼓吹人生的目的就是实现权力意志，扩张自我，成为驾驭一切的超人。超人是人的最高价值，应当藐视一切传统道德价值，为所欲为，通过奴役弱者、群氓来实现自我。同时，他特别反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女性解放，在他看来，人们对待妇女的方式就是“别忘了你的鞭子”。 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价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尼采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精髓，反映了现代意识的觉醒。对人生价值的积极肯定，引发了人们对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思考，重新定位人生；对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否定性批判，开启了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对理性的批判，对传统的否定也存在着片面性，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欣赏的一面。他的伦理思想反映了正在形成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尼采的哲学观最重要的一点是哲学的使命就是要关注人生，给生命一种解释，给生命的意义一种解释，探讨生命的 意义问题。这与尼采所读叔本华的著作有一定关系。还有一点看法，尼采认为哲学是非政治的，哲学和政治是两回事。所以尼采对哲学的看法，第一是对生命，关注人生，第二非政治的，第三非学术的。哲学不是纯学术。尼采对传统哲学进行批判，他认为关键在于没有关注人生。他认为传统哲学造成的后果是虚无主义。尼采认为现象背后是没有本质的。 尼采的著作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的思想具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冲击力，它颠覆了西方的基督教道德思想和传统的价值，揭示了在上帝死后人类所必须面临的精神危机。雅斯贝尔斯说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给西方哲学带来颤栗，而此颤栗的最后意义尚未被估价出来。20世纪初的整整一代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在尼采的著作中找到了那些激发了他们富于创造性的作品的观念和意象。雅斯贝尔斯、萨特、海德格尔、福柯和德里达等等都是深受尼采思想影响的哲学家，而直接受他影响的文学家同样数不胜数：茨威格、托马斯·曼、肖伯纳、黑塞、里尔克、纪德、还有我们熟悉的鲁迅。 路·莎乐美、保罗·瑞与尼采如果我们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尼采的一生是不幸的，他的结局是悲惨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他的思想的发展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在他生活的年代能够理解他的人寥寥无几，可怕的孤寂始终包围着他；最后，病魔缓缓地悄然而至，甚至成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反过来，人们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他的患病与疾病的折磨，他的生平与著作都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拿起尼采的著作，都会发觉它们才气横溢、光彩夺目、豪气冲天。当然，这里面也夹杂了夸张和神经质式的自我陶醉。在这些著作中，尼采以非凡的勇气和惊人的洞察力轻而易举地颠倒了各种公认的观念，奚落了一切美德，赞扬了所有的邪恶。尼采并没有建立一个封闭而庞大的哲学体系，他只写散文、格言和警句；在他的字里行间并不证明什么，只是预告和启示；但恰恰不是凭借逻辑推理而是凭借神奇的想象力，他征服了全世界；他献给人类的不只是一种新的哲学，也不仅仅是一首诗或一段警句，而且还是一种新的信仰、新的希望、新的宗教。很可惜，尼采的生命历程太短暂，阅历太简单，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的片面真理发展成智慧。如果他能活得更长一些，如果他能再多得到一些鼓励，也许他会把自己那粗糙混乱的观念梳理成和谐优美的哲学。 无论如何，尼采思想是现代思想的一座巍然耸立的里程碑。在尼采去世后的一个世纪中，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如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里尔克、赫塞、托玛斯?曼、斯蒂芬?乔治、萧伯纳、纪德、萨特和马尔卢这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他的著作不仅在德、法语区域闻名遐迩，而且还流传于遥远的北美、南美、亚洲、大洋洲、非洲。 尼采漫画尼采大无畏地反对哲学形而上学及其在认识论方面的绝对优势；反对千百年来哲学以纯理性观察宇宙、运用逻辑推理程序建立的以理性为中心的庞大思辩体系；他热爱生命，提倡昂然的生命力和奋发的意志力，肯定人世间的价值，并且视自然界为唯一的真实世界，给欧洲古典哲学注入新鲜血液并开辟了古典语言学的崭新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开创了人类思想史的新纪元，哲学史可以以尼采前和尼采后来划分。在尼采之后，传统的哲学体系解体了，哲学由非存在转变为存在，从天上回到了地上，由神奇莫测、玄而又玄转变为引起亿万人心灵的无限共鸣。编辑本段其他尼采的妹妹 如果说马克思的大幸在于他有个知己，尼采之不幸就在于他有个崇尚沙文主义的妹妹伊丽莎白。作为一个沙文主义狂热的支持者、以及尼采的妹妹，她深知他哥哥理论的价值。事实上，一个别有用心的人可以非常轻松地从尼采的著作中断章取义。于是这个妹妹在尼采在世时就一直试图将其哥哥打扮为沙文主义分子。但问题是，尼采还活着，可以制止。 然而，1900年，尼采，这个伟大的天才，离开了。事情变得微妙起来。首先，伊丽莎白手头上有尼采的全部遗稿，包括那部尼采已经放弃成书的《权利意志》。伊丽莎白显然不会放弃这个绝佳的好机会。于是纳粹执政后，她与纳粹政府便合作完成了《权利意志》。在此过程中，伊丽莎白从〈权利意志〉遗稿中挑选对宣传纳粹有利的格言，还对一部分格言进行了篡改。由此，尼采逐渐传入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意识形态领导一切，因此在我国长期的宣传和教学中尼采一直遭到全盘否定，被简单归结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反动的唯心意志论。八十年代中期，虽然开始出现了正面评价的研究尼采的零星文章。但是都没有系统的鲜明的著作，第一部旗帜鲜明的著作是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把一个面目狰狞的政治狂人还原成了一个真诚思考人生问题的个性鲜明的哲学家。相关研究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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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各地的中考政治试题中，政治小论文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题型，因此，撰写一篇质量较高的小论文，是取得好成绩的关键。在平时的学习时，我们应加强小论文的写作训练。那么，如何才能写出一篇好的政治小论文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了解政治小论文的几种常见题型 1、材料式。试题中给出一则或多则材料，要求围绕材料内容撰写一篇政治小论文，题目通常为自拟。 例：活动与探索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与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我们要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良好氛围，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青年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青年去奋斗。青年一代要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就要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成长为对党和国家、对人民有所建树的人。 之一：请结合上述材料，运用所学知识，联系实际，自拟题目，撰写一篇400字左右的政治小论文。 之二：请结合上述材料，运用所学知识，联系实际，围绕“科技·教育·人才”这一主题，撰写一篇400字左右的班会发言稿。 注意：文中不得出现本地区真实的地名、校名和人名。 2、漫画式。试题中给出一幅或多幅漫画，要求根据漫画的寓意撰写一篇政治小论文，题目一般也应自拟。 3、命题式。试题中直接给出政治小论文的题目，要求按照题目的要求撰写一篇政治小论文。 二、明确政治小论文的特点 政治小论文既不同于问答、论述题，也不同于语文作文中的议论文。但它又与问答、论述题有共同的特点，即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的问题；与语文作文中的议论文也有共同的特点，即要做到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的统一。政治小论文要求我们运用思想政治课的有关知识，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抓住论点、论据、论证三个基本要素，分析说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某一现实问题，它具有自己独到的特色，要求观点正确，旗帜鲜明，政治性强，要求做到论点突出，论证有力，说服力强，同时，行文要求短小精焊，结构完整，符合要求。 三、撰写政治小论文的一般步骤 试题中较经常出现的是材料式或漫画式的政治小论文，以此为例，撰写政治小论文的一般步骤有： 1、确定标题。对背景材料或漫画，我们要认真研读和领会材料的中心思想或漫画的寓意，找出其与教材知识的结合点，从中提炼出符合题意的标题。 2、提出论点。针对背景材料或漫画的寓意，开门见山，三言两语，亮明中心论点，揭出本质性的问题。论点是小论文的灵魂，一篇文章只能有一个中心论点。在确定论点时，必经回归教材，找出教材与材料主题相一致的观点。 3、分析论证。针对中心论点进行有理有据、深入本质的分析，要善于运用论据充分论证自己提出的观点。论证过程要严密，论据要充分、有力。一般说来，论据主要是理论和事实论据。理论论据来源于所学的知识，要把课本中讲述的理论知识与材料密切结合起来。 4、解决问题。针对中心论点，联系实际，提出可行性的解决办法。一般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应该怎样做；二是我们中学生应该怎样做。提出的主张或措施，要符合国家的方针政策或法律法规，中学生应该怎样做应紧扣文章内容的要求，不要千篇一律。 四、熟练掌握小论文的格式及大致字数安排 一般来说，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小论文至少应有三段，字数400字左右。第一段，提出问题，50字左右；第二段，分析问题，200字左右；第三段，解决问题，150字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要写好政治小论文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也不是临考前突击训练就是能实现的。我们在平时的学习中，要有意识地学会运用课本中“说一说”、“想一想”、“议一议”、“阅读与思考” 等小栏目以及活动课的一些材料，寻找话题，启发思维，加强小论文的写作练习，逐步提高写作技能。只要我们注重积累，熟练掌握一些写作技巧和临场窍门，在政治中考中就不难写出一篇既有独到见解、又有创新精神的优秀政治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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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题 标题是文章的眉目。各类文章的标题，样式繁多，但无论是何种形式，总要以全部或不同的侧面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文章的主旨。毕业论文的标题一般分为总标题、副标题、分标题几种。 (一)总标题 总标题是文章总体内容的体现。常见的写法有： ①揭示课题的实质。这种形式的标题，高度概括全文内容，往往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它具有高度的明确性，便于读者把握全文内容的核心。诸如此类的标题很多，也很普遍。如《关于经济体制的模式问题》、《经济中心论》、《县级行政机构改革之我见》等。 ②提问式。这类标题用设问句的方式，隐去要回答的内容，实际上作者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只不过语意婉转，需要读者加以思考罢了。这种形式的标题因其观点含蓄，容易激起读者的注意。如《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单干吗?》、《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吗?》等。 ②交代内容范围。这种形式的标题，从其本身的角度看，看不出作者所指的观点，只是对文章内容的范围做出限定。拟定这种标题，一方面是文章的主要论点难以用一句简短的话加以归纳；另一方面，交代文章内容的范围，可引起同仁读者的注意，以求引起共鸣。这种形式的标题也较普遍。如《试论我国农村的双层经营体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条条与块块的关系》、《战后西方贸易自由化剖析》等。 ④用判断句式。这种形式的标题给予全文内容的限定，可伸可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文章研究对象是具体的，面较小，但引申的思想又须有很强的概括性，面较宽。这种从小处着眼，大处着手的标题，有利于科学思维和科学研究的拓展。如《从乡镇企业的兴起看中国农村的希望之光》、《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从“劳动创造了美”看美的本质》等。 ⑤用形象化的语句。如《激励人心的管理体制》、《科技史上的曙光》、《普照之光的理论》等。 标题的样式还有多种，作者可以在实践中大胆创新。 (二)副标题和分标题 为了点明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对总标题加以补充、解说，有的论文还可以加副标题。特别是一些商榷性的论文，一般都有一个副标题，如在总标题下方，添上“与××商榷”之类的副标题。 另外，为了强调论文所研究的某个侧重面，也可以加副标题。如《如何看待现阶段劳动报酬的差别——也谈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开发蛋白质资源，提高蛋白质利用效率——探讨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种发展战略》等。 设置分标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清晰地显示文章的层次。有的用文字，一般都把本层次的中心内容昭然其上；也有的用数码，仅标明“一、二、三”等的顺序，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都要紧扣所属层次的内容，以及上文与下文的联系紧密性。 对于标题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要明确。要能够揭示论题范围或论点，使人看了标题便知晓文章的大体轮廓、所论述的主要内容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而不能似是而非，藏头露尾，与读者捉迷藏。二要简炼。．论文的标题不宜过长，过长了容易使人产生烦琐和累赘的感觉，得不到鲜明的印象，从而影响对文章的总体评价。标题也不能过于抽象、空洞，标题中不能采用非常用的或生造的词汇，以免使读者一见标题就如堕烟海，百思不得其解，待看完全文后才知标题的哗众取宠之意。三要新颖。标题和文章的内容、形式一样，应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做到既不标新立异，又不落案臼，使之引人入胜，赏心悦目，从而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二、目录 一般说来，篇幅较长的毕业论文，都没有分标题。设置分标题的论文，因其内容的层次较多，整个理论体系较庞大、复杂，故通常设目录。 设置目录的目的主要是： 1．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该论文之前对全文的内容、结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读者决定是读还是不读，是精读还是略读等。 2．为读者选读论文中的某个分论点时提供方便。长篇论文，除中心论点外，还有许多分论点。当读者需要进一步了解某个分论点时，就可以依靠目录而节省时间。 目录一般放置在论文正文的前面，因而是论文的导读图。要使目录真正起到导读图的作用，必须注意： 1．准确。目录必须与全文的纲目相一致。也就是说，本文的标题、分标题与目录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2．清楚无误。目录应逐一标注该行目录在正文中的页码。标注页码必须清楚无误。 3．完整。目录既然是论文的导读图，因而必然要求具有完整性。也就是要求文章的各项内容，都应在目录中反映出来，不得遗漏。 目录有两种基本类型： 1．用文字表示的目录。 2．用数码表示的目录。这种目录较少见。但长篇大论，便于读者阅读，也有采用这种方式的。 三、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是全文内容的缩影。在这里，作者以极经济的笔墨，勾画出全文的整体面目；提出主要论点、揭示论文的研究成果、简要叙述全文的框架结构。 内容提要是正文的附属部分，一般放置在论文的篇首。 写作内容提要的目的在于： 1．为了使指导老师在未审阅论文全文时，先对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个大体上的了解，知道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研究的主要逻辑顺序。 2．为了使其他读者通过阅读内容提要，就能大略了解作者所研究的问题，如果产生共鸣，则再进一步阅读全文。在这里，内容提要成了把论文推荐给众多读者的“广告”。 因此，内容提要应把论文的主要观点提示出来，便于读者一看就能了解论文内容的要点。论文提要要求写得简明而又全面，不要罗哩罗嗦抓不住要点或者只是干巴巴的几条筋，缺乏说明观点的材料。 内容提要可分为报道性提要和指示性提要。 报道性提要，主要介绍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成果以及成果分析等，对文章内容的提示较全面。 指示性提要，只简要地叙述研究的成果(数据、看法、意见、结论等)，对研究手段、方法、过程等均不涉及。毕业论文一般使用指示性提要。举例如下：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固然应服从上级规划部署的全局，但主要的着眼点应放在对下负责，对本地的经济发展，对本地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负责，这才是发展全局经济的前提，从而也自然在根本上符合对上负责。 ●变部门“齐抓共管”企业为共同服务于企业，应成为部门工作的主要重点。(摘自《政府在市场经济中 如何定位》一文的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的写作要求可以概括为“全、精、简、实、活”。具体说来： 1．内容提要要求具有完整性。即不能把论文中所阐述的主要内容(或观点)遗漏。提要应写成一篇完整的短文，可以独立使用。 2．重点要突出。内容提要须突出论文的研究成果(或中心论点)和结论性意义的内容，其他各项可写得简明扼要。 3．文字要简炼。内容提要的写作必须字斟句酌，用精练、概括的语言表述，每项内容不宜展开论证说明。 4．陈述要客观。内容提要一般只写课题研究的客观情况，对工作过程、工作方法以及研究成果等，不宜作主观评价，也不宜与别人的研究作对比说明。一项研究成果的价值，自有公论，大可不必自我宣扬。因而，实事求是也是写作内容提要的基本原则。 5．语言要生动。提要既要写得简明扼要，又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在词语润色、表达方法和章法结构上要尽可能体现文彩，以求唤起读者阅读正文的欲望。 四、正文 正文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部分。这是毕业论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它章节有专门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五、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又叫参考书目，它是指作者在撰写毕业论文过程中所查阅参考过的著作和报刊杂志，它应列在毕业论文的末尾。列出参考文献有三个好处：一是当作者本人发现引文有差错时，便于查找校正。二是可以使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教师了解学生阅读资料的广度，作为审查毕业论文的一种参考依据。三是便于研究同类问题的读者查阅相关的观点和材料。 当然，论文所列的参考文献必须是主要的，与本论文密切相关的，对自己写成毕业论文起过重要参考作用的专著、论文及其它资料。不要轻重不分，开列过多。 列出的参考文献一般要写清书名或篇名、作者、出版者和出版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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