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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化不同，所以就出现了美式，英式幽默，而现在的中式喜剧品质也是与时俱进，呈现出很多不一样的形式。
中国的电影就是无厘头夸张的姿体表演很俗很垃圾，外国是幽默高档的享受
大学生活将要谢下帷幕，毕业前要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比较正规的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形式，那么应当如何写毕业论文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毕业论文导师评语，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良好：能按期完成任务书规定的任务，能较好地运用所学理论和专业知识。论文条理清楚，论述正确，符合规范化要求答辩时能正确回答主要问题。
中等：能按期完成任务书规定的任务，在运用理论和专业知识上基本正确。论文文理通顺，论述不够清楚，书写不够工整。答辩时对主要问题回答基本正确。
及格：在指导教师帮助下能按期完成规定任务，在运用理论和专业知识中没有大的原则性错误。论文文理基本通顺，叙述不够恰当。答辩时能回答主要问题，但个别欠妥。
不及格：未按期完成任务书规定的任务，在运用理论和专业知识中存在个别原则性错误。论文文理不通顺，叙述不规范。答辩时基本概念不清，回答主要问题有错误。
该生通过查阅有关论题的资料和信息，在吸收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能够良好的运用自身所学知识对论题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整篇论文的论述观点正确，论点突出，材料充实，叙述层次分明，文字通顺、流畅，有较强的逻辑性和良好的时效性。
此外，论文格式正确，结构科学、书写规范，条理清晰，符合所要求的标准和规范，有一定的创新见解，但对有关问题研究的深入程度不足。
该生的综合能力反映了学士学位具备的良好水平，其论文达到了本科良好论文的水准。
该生查阅文献资料能力一般，能收集关于论题的资料和文献，在写作过程中能够运用系统知识对问题进行较合理的分析。
论文论题与论文内容基本相符，结构完整，语言比较流畅，学术表达一般。
文章篇幅符合所要求的规定，内容基本完整，层次结构安排一般，但主要观点不够突出，逻辑性较差，没有个人见解。
该生的综合能力反映了学士学位具备的中等水平，其论文达到了本科中等论文的水准。
该生热爱祖国，工作努力、勤奋，有创新精神，勇于探索新的东西和事物；科学研究和论文工作比较踏实，责任心较强；学习努力，成绩优良；外语水平较高，有很好的阅读、协作和口语表达能力；此外该生全面发展，科研学习和文艺社团工作都体现出较高素质。
完成硕士论文课题期间，该生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和严谨的科研思路进行实验设计，熟练掌握了纺织工程、生物材料、生物化学等方面的实验技能，并能够熟练的应用origin等数据处理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经过文献查阅、开题报告、课题实施、资料整理、论文等系统培养，该同学已获得了独立从事上述科研工作的能力。
我认为该硕士论文已达到申请硕士学位的要求，特同意其进行硕士论文答辩，并推荐其申请硕士学位。
论文对批量控制中的配方与异常处理进行研究，在分析了经典聚类算法和子空间算法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改进的子空间算法，这种算法对配方数据聚类能够取到良好的效果。
异常处理是任何控制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论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内部模型状态机的方法，使用JGrafchart对啤酒生产过程中糖化过程进行建模。然后构建异常处理系统，该系统能够运行糖化配方，并进行异常诊断和异常处理，最后填料过程中阀门未响应，分析了三种原因。仿真结果表明，所设计的异常处理系统能够有效的对批量生产过程中的异常行为进行诊断和处理。
该文运用文献资料等方法，首先分析了高校校园足球文化的功能，进而研究了足球运动对高校校园体育精神文化的影响以及足球文化与大学生体育目标，对大学生足球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论文文字表达准确，内容阐述较为准确，格式较规范。该生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积极与指导教师联系，并认真调查研究，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能够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但本文题目有些偏大，内容略显空洞。
该文运用文献资料、调查访问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德州学院大学生选修足球的各种动机进行调查分析，这对德州学院足球选修课的开展和调动大家学习的'积极性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论文结构较严谨，逻辑性较强，文字表达准确，内容阐述较为详实，格式较规范。该生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积极与指导教师联系，并认真调查研究，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能够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
(一)成果
王贞慧用广告作业中影片制作的监控方法与把握能力，来衡量一位创意人员是否合格，这是对广告业提出的一个狠问题。为了便于回应这个至今并未达成共识的意见，她将广告影像的形式与风格归结为一个系统，倡导用准绳作监控，而不是在专业技术上作并非专业人的外行干涉(因为那会伤到制作人的自尊而消极怠工，或是监控无力而造成放任)。她提出的影像广告构成的七条原则和规律，是一份协助创意人跨进制作门坎与影视导演、制作人对话的基础，是创意人自身专业知识补充的方便餐，更是一个便于把控工作节奏的系统方法。
为了方便认识影片系统，王贞慧用内、外两个属性概括了影片的宏观局面，这也是该论文的论述特点。她没有在具体的操作技术上细谈枝末，因为，如果创意人监控的是技术，那么，只会造成“你来吧”的尴尬局面，毕竟别人是专业，而你并不专业，她是从三维、四维、甚至五维的角度来说事，通过谈论影调风格、表现形式是否与创意协调，使创意者具有发言的空间，因为这样的监控，可为实现创意初衷找到对话的系统语境，串起创、导、摄、剪辑的共识。将形式与风格作为大局加以控制，是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原创性方法，因此，该论文具有学术价值。
(二)不足
王贞慧通过论文努力搭建广告创意人和影片制作人的对话平台非常好，如果能再将“影调概念”提出来，在执行过程中用影调概念词(比如：是“优雅”或是“酷”)将“影像的形式与风格”简短地概括出来，那么，论文的创新意义将会更加明显。
该文运用文献资料、调查问卷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德州学院普通大学生参与足球运动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成因，提出自己的结论与建议，这提高大学生足球运动参与的积极性和德州学院足球运动的开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论文结构较严谨，逻辑性较强，文字表达较准确，内容阐述较为详实，但格式不够规范。该生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积极与指导教师联系，并做了调查研究，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能够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
该生能圆满地完成毕业设计任务，方案合理，方法正确，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毕业设计过程中态度端正，勤奋刻苦，论文论点正确，论证充分，软件设计符合工程规范，文档及程序清单齐全。建议毕业设计评为优秀。
崔亮同学的学士学位论文《碎片剪辑与周星驰影片中“无厘头”风格的营造》研究了碎片剪辑这一近年来颇为流行的剪辑艺术手段，并重点分析了周星驰影片中碎片剪辑的运用，创作手段与艺术作品互见，具有明确的主题和清晰的理论脉络，也有比较强烈的使用价值。
该论文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对碎片剪辑产生的电影／文化背景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剖析，研究了历史传承，结合中外各国代表影片对碎片剪辑的方式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分析。更加可贵的是，我国以往对香港／周星驰电影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化／个体的层面上，而本文从具体的技术／艺术角度研究了周星驰电影的一个创作层面，以理性的态度对其独特艺术形态的形成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总结和归纳，对于此类电影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该论文文字严谨，论点明确，例证丰富，论证方法多样。崔亮同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文字／影片资料，多次加工修改，不断提高了论文的水平。由于作者是剪辑专业的毕业生，在论文写作中也注重紧紧围绕电影剪辑的艺术／技术特点，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结合具体的剪辑艺术处理，以例证为论据，以分镜头列表、镜头截图和扎实的分析为论证过程，具有剪辑专业毕业论文的特点，并在各章节中注意理论的提升。这是一篇比较优秀的论文。
某某同学的学位论文《基于数据挖掘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预测系统数据模型的分析和研究》选题于教育部委托中山大学开展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预测系统项目。该论文研究成果对于构建高校本科专业设置预测系统具有一定的先导性意义。
本文主要围绕着高校本科专业设置预测系统的数据模型这个问题展开分析和研究。论文首先对已有的专业设置数据模型进行综述，分析其在功能性、预测性、分析性以及挖掘性方面的不足之处，然后结合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实际需求，引入数据挖掘技术、数据仓库和OLAP，构建基于数据挖掘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预测系统的数据模型。总的来说，论文框架清晰，逻辑严谨，行文体现了自己的学术思考及思辨结论，有自己的创见。
本文的写作符合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规范，学术水准虾茫体现了两年学习的成果，可进入答辩程序。
论文长于思辨和综合，而短于对实际需求和现实情况的考量，比如各用户对于专业设置的需求以及数据挖掘中数据的可采集性及可用性等。建议今后在相关研究中采取更广泛视角。
看他的“喜剧之王”应该是最有代表性的了，论文非得有代劳的吗
在我不多的电影经验中，周星驰无疑占有特殊的位置。甚至可以说他的电影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电影的界限。 周星驰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他的无厘头或者说后现代主义解构手法的后面，他让我了解到，原来好的喜剧是应该让人流泪的。“我是一个演员”，这是《喜剧之王》里的台词，无疑这也是周星驰的自我评价。让我想到了小津安二郎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一向对人说，我什么都不做，只做豆腐，因为我是个纯卖豆腐的人。” 和大部分人不同，《大话西游》并不是我最重视的周星驰作品，诚然这两部电影确实代表了他的风格，只是往往我们会因为这两部电影而忽视了在我看来更有趣更具代表性的其他几部作品。 《唐伯虎点秋香》：笑声背后的泪水 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极其特殊的影片，被掩盖在贺岁外衣之下的，是一个灰色的故事。简单的来说，这是一部展现关于爱情、理想和现实之间激烈冲突的影片。通过对唐伯虎人生的内在矛盾的展现，我们似乎可以想起佩索阿所说的“我是一座桥梁，架在我之所是和我之所愿之间。”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我站立在一个巨大的缝隙之上。 “唐寅聪明绝顶，号称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拥有八位天资国色、温柔贤淑的娇妻，恍若神仙美眷，羡煞旁人阿。”——这是影片一开始对唐伯虎的介绍，配合上随后出现的如同赌场一般的唐家大厅，奠定了本片的基调：通过强烈的对比以及对传统的颠覆，重构出一个全新的唐伯虎。而那八个嗜赌如命的老婆，和“天资国色、温柔贤淑”形成了绝大的反差，传闻和事实的距离就好像天堂和地狱之间。被用来垫桌子的《百花争艳图》，垫桌脚的《唐寅诗集》，挖掉脑袋的《百鸟朝凤图》，无声的像我们诉说着一个不被理解的男人的悲哀。“家财万贯，妻妾成群。你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不是吗？”唐母的问题也正是我们所疑惑的，更是困扰现代人的主要问题：到底什么是幸福？物质和精神的内在紧张应该如何调和？ 配合着悲凉的二胡，唐伯虎在月光下离开了自己的家，虽然没有留恋，但我想也绝对谈不上解脱。“我心又悲我心又痛，八个老婆如豺狼恶虎，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其实空虚寂寞谁人知，谁人知？”这是唐伯虎面对命运的质问，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可是出走未必就意味着问题的解决。他所追求的可能只是镜花水月，或许有问题的不是他的八个老婆，而是唐伯虎自己。“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唐伯虎不是第一个发出感慨地人，只是他还没有发现，清醒往往并不是好事，所以才会有“难得糊涂”的长叹，政治如是，爱情如是，人生亦如是。 “原来当今世上最美丽的笑容，就是充满爱心的笑容。天啊，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爱情总是在我们没有准备的时候降临，而等我们准备好了，它却有已经离开了。唐伯虎并不成熟，在失败了八次之后，他对爱情依然报有天真地信心。现实是残酷的，就如同我们常常说的“因为误解而相爱”，一见钟情这种事情早已被历史证明是靠不住的。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低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生代号。”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仅逐渐的失去意义，更成为现代社会着力消除的东西。在社会中，你不需要成为自己，而应该成为一件工具。姓名以及爱情这些私人的东西都应该被消灭掉，就如同监狱、医院、学校，乃至银行排队的人群，在这里，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没有任何不同，人蜕化成一个符号。 “死做活做像条狗，被人骂不能汪汪叫。像条狗，真好笑……”这是华府低等下人的歌谣。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里狗的隐喻，似乎周星驰对狗的形象特别偏爱。《大话西游》里的那句“他好像一条狗”以及在这部电影稍后出现的“低等下人与狗不得入内”，都反映了周星驰一贯的对小人物生活的关注。进了华府以后，唐伯虎这个四大才子之首变消失了，而只剩下华安——一个几乎被无视的小人物。在这部影片当中，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在华华府内，我们要将唐伯虎这个身份排除掉，才能真正的理解华安这个人物的言行的意义。华府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从9527到华安，代表着社会阶层的变迁。而这种变化发生的前提是“奇迹”，如果没有宁王挑衅这样的意外，我们不难想象9527将始终是9527，而不可能成为华安，更不可能和秋香发生任何联系。而对于生活在较高阶层的秋香来说，9527甚至不如一只纸鸢重要，而华安则可以引起她的一些注意，但是爱情的憧憬则只会对唐伯虎产生。这三个身分是同一个人，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可见，爱情的电流要想击穿社会的绝缘层，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意外的发生，或者可以叫做“神迹”。 “风流不羁只是他的表面。我读过他的诗，从他的字里行间，我看得出他是一个用情专一，真情真意的男子汉。”秋香的这段话无疑命中了唐伯虎的死穴：人生能有一知己则死而无憾，更何况还是个红颜知己。唐伯虎正在寻求理解自己的人，于是秋香出现了。如果说之前唐伯虎对秋香的感情还是好感多过爱情，吸引他的主要还是秋香的美貌的话。听完这段话，他只能无可救药的爱上了秋香，爱情终于完成了自己最后一次蜕变，破茧而出。而结合电影的结局，这时候唐伯虎爱的越深，越感人，最终造成的反差越大。 （华府柴房）秋香：有个问题我很久前就想问题，你回答我好吗？……这里的一段问答充分的说明了问题，对于秋香来说，唐伯虎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中人物。她面对唐伯虎的表现让我们很难不联想到面对偶像的粉丝。这也预示了最终的结局不会是完美的爱情，因为爱情需要的双方平等的交流，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崇拜。而当满足了她的好奇心之后，当偶像从梦中来到面前，带来必然是一些惆怅。因为她将发现唐伯虎也只是个普通人，曾经将他设想的越完美，此时的失落感也就越强。 终于，在救了华府上下之后，秋香被作为酬劳奖励给了唐伯虎。这段姻缘从一开始就不是爱情的结局。如果故事在这里就结束的话，那这只能是一部热闹的贺岁片。而最后几句对话，如同画龙点睛一般，将闹剧上升成为喜剧。 唐：“人生大起大落的太快，实在太刺激了……” 秋：“慢着，划两拳先……麻将、牌九、掷色子四色牌，你总会一样吧？” 正如唐伯虎所说的，大起之后必有大落。人生的失落不在于你得不到，而在于你竭尽努力，得到了以后，才发现那不是你想要的。爱情此时破灭成一个笑话，我们很难不发生这样的疑问：它是否存在？秋香和唐伯虎都错了，他们也都没有错。人生总是这样，不断地给我们打击，或者惊喜。 关于爱情我们总是有很多话可说，于是关于爱情我们其实无话可说。在唐伯虎的困境中，我们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我所期望的不是现在发生的；我得到的不是我想要的；爱情总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总是面临着这样的矛盾，站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缝隙”之上。 《喜剧之王》：跑龙套的也有爱情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电影，由于主角的经历和周星驰本身的经历的相似，在观看这部电影时我们常常会混淆尹天仇和周星驰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及其象征。 如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尹天仇有着属于青春的梦想；也如同绝大部分有梦想的年轻人一样，尹天仇的梦想始终只能停留在梦想的层面上。“努力，奋斗！”这是影片的第一句台词，但这并不是影片的唯一主旨，就像周星驰的其他作品一样，周星驰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深藏起来，等待我们去发掘。 尹天仇是一个社区活动室的看门人，标准的普通人。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演员，为了这个梦想他付出了足够的努力：跑龙套、打杂，甚至是去扮演连面也不露的尸体。可以说他绝对敬业，也无怨无悔。他不仅仅是为了出名，成为明星，对于表演，他有自己的追求和想法。他用自己的行动验证了那句“跑龙套的也要有职业精神”，他更用自己的行动向那些大牌明星和导演们解释了什么叫做“职业精神”——只要导演没喊cut，就不能停。 他在表演上并不缺少天赋，和娟姐排的那段感情戏更是可以感动很多人。然而，现实和梦想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足够的努力和天赋并不是成功的保证。虽然他的表演最终得到了娟姐的认可，但电影界不是艺术的天堂，拍电影更多的是一种商业行为，这一次投资商将他拦在了大门之外。可以说他已经推开了天堂的大门，却只能在外面徘徊。当然这个结局是让人伤感的，却又让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或许，在社区里排练《雷雨》这样的话剧对尹天仇来说是更好的选择，至少，是最合适的选择。如果真的进入电影圈，他的梦想真的能实现吗？我们都知道答案——未必。 在影片里，我更关注尹天仇和坐台小姐柳飘飘的感情故事。柳飘飘当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最适合他的。当尹天仇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放到柳飘飘的衣服上的时候，他有意或者无意的给对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现实永远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天敌，但我们又永远不能离开现实而活着。尹天仇付钱不是出于对小姐身份的鄙视，而是由于自己内心的自卑。虽然柳飘飘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女孩，但从没尝过成功滋味的尹天仇没有办法相信爱情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或者说多次的伤害让他不再敢相信梦想，或许交易才能让他感到安全。在付钱的一霎那，他伤害了对方，也伤害了自己。不过，显然这次，周星驰给我们留下了一丝希望：柳飘飘带走了尹天仇的那本《演员的自我修养》。在柳飘飘离开尹天仇的那个早上，我们在她世故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感动和泪水。他们的相遇对彼此都是一个契机，尹天仇不相信梦想，柳飘飘不相信爱情。是这场感情的邂逅让他们彼此认识对方，也重新认识了自己。 终于，尹天仇还是没能成为演员，没能抓住梦想的他抓住了爱情。那句“飘飘，我爱你！”挽救了两个人的人生。在影片的最终，周星驰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希望。 面对着现实的冷酷，我们只有彼此扶持，相互依偎着才能感到温暖。在一切都被粉碎之后，我们只看到了爱情。 《功夫》：低谷还是巅峰？ 和《少林足球》一样，这也是周星驰的转型之作。只是《功夫》无论是在拍摄技法还是叙事结构上都有了明显的改变，我们有理由把它看作是周星驰转型的代表作，而不是《少林足球》这部失败品。 正如同周星驰的其他作品一样，《功夫》也向我们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也同样将周星驰自己的想法隐藏在众多的笑料和夸张的动作之后，等待我们去发掘。你可以认为这是一部探讨社会问题的作品，也可以把它看作纯粹的动作电影。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影片中关于主角同年因影对他心理乃至以后人生道路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似乎充斥着精神分析的味道。但是，正如周星驰之前的作品一样，我们依然可以在这一切的后面，在剥离了所有的故事和动作之后，可以找到被隐藏的主题——爱情。 正如影片中暗示我们的：当哑女从盒子里拿出珍藏多年的那个棒棒糖的时候，其实答案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必须要打开这个盒子，必须排除掉夸张的特技和动作效果，才能看到导演为我们准备得礼物。爱情，其实是周星驰电影中一个永远不变的主题，在颠覆了所有的经典，打破了一切的价值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只有爱情被周星驰放到了架子的最上层。正如同周星驰曾经说过的：他信仰爱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功夫》只是用了不同的形式来表达他一次又一次表达过的主题。依然是一个落魄的小人物，无能还有点不可救药的善良，注定了在堕落的现代社会中他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注定了他的人生将充满失败——“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警恶惩奸，维护世界和平这任务就交给你了……”童年的幻想是美好的，而这幻想的美好程度和长大以后受到的打击显然是成正比的。当他发现善良的愿望在邪恶面前是多么的无助，当他一次次的被打倒在地上的时候，当他看到坏人可以拥有一切的时候，他只能选择去做个坏人。然而人生的悲剧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因为他甚至没有能力去做个坏人——“长久以来，杀人放火打劫强奸非礼……没有一次能做到。” 不久之后出现的哑女，向我们揭示了答案，为什么周星驰连想做一个小黑社会都会失败？因为在他心里还有信仰，还有希望，还有些东西是需要他去守护的——那根棒棒糖，那段尘封的会议，以及，那段似乎存在过的爱情…… 有信仰的人，相信爱情的人，在这个充斥着罪恶的都市里是注定要失败的。棒棒糖在热闹的大街上摔得粉碎，预示着一次转机，爆发或是死亡。值得我们玩味的是，周星驰的重生发生在“猪笼城寨”，一个连黑社会都没有兴趣的贫民窟。善良和贫穷，富有和邪恶，影片奇妙的把这些对立的价值展现的我们面前。我们会觉得周星驰的重生一定也必然发生在贫民窟而不是繁华的都市。 最终，贫穷战胜了富有，善良战胜了邪恶。周星驰不仅挽救了自己的爱情，甚至挽救了这个即将堕落的社会——开在闹市的糖果店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象征，善良的美德开始向城市进攻。故事的结局是美好而充满希望的，在历史的冷酷中，我们至少还有些美好的东西可以依凭，这让我想起了著名的电影《美丽人生》。 喜剧·后现代主义 我们必须注意到周星驰所具有的香港背景——长时间的殖民统治，使得香港文化更接近于西方的文化传统，而不是大陆的儒家文化传统。所以，在周星驰作品中表现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正是以现代价值的沦丧作为起点的。正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人将上帝从他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在现代社会中被确立起来的那些价值体系，那些美德，那些曾经值得人们去奋斗的东西，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又被粉碎了。也就是说，现代性成为他自身的终点。而由于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反叛，通过对现代价值的反叛，后现代其实粉碎了自身存在的理由，最终必然进入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虚无主义”。 而在周星驰为我们建构的喜剧世界里面，正是充满了对传统价值的颠覆和重写，再加上所谓的“无厘头”风格——没有逻辑关系的对话，有些脱离的情节和镜头……营造出极具后现代特点的“碎片感”。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会发现一切都不在它原本的位置上，所有的事件、人物和对话，似乎都和我们心中的预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如同后现代的价值多元论所表达的，任何一种价值和存在都应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目的。通过对传统的否定，达到了对现实的追问和质疑。 然而，正如同后现代主义自身所遭遇的紧张，虚无主义不能成为我们的终点，我们还是需要给出一个最终的价值，或者说是重新寻找一个支撑这个世界的理由。从这三部影片里，我们不难看出周星驰给出的答案。 《唐伯虎点秋香》实际上是偏向于虚无主义的，或者说周星驰还没有找到答案。因为最终他还是没能得到自己心目中的爱情，秋香和他之前的妻子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抛去影片中的笑料的话，这一部更接近于悲剧。 在《喜剧之王》中，周星驰似乎把爱情推到了祭坛的最高处，期望用爱情来对抗人生和历史的冷酷。而对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来说，似乎也只剩爱情可以追求了。而整部电影中，周星驰在怀疑了努力和奋斗的意义之后，确实对爱情保有极大的信心。 等到了《功夫》，似乎周星驰开始觉得爱情还不足以成为全部的理由和依靠。把全部人生的意义都压在爱情身上，似乎这样的负担对于爱情来说过重了，更何况爱情本身也不断的显现出脆弱和无奈来。于是，更多的，周星驰将希望放在人性的善良上，期望人的神性能够战胜罪恶。 周星驰的作品都是商业片，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在影片中提出的质问和思考。施特劳斯说，政治哲学更近喜剧而非悲剧。我想，他所说的喜剧应该是悲剧基础上的喜剧，没有悲剧意义的喜剧只能是闹剧。这也正是喜剧自身所遭遇的紧张。在消解了严肃性的同时，也消解了自身的意义，最终容易沦为纯粹的无意义。 喜剧还是闹剧，这不仅是周星驰所面临的问题。
我看周星驰的喜剧语言特征有位高人说“语言毕竟是一种靠‘社会约定’而代表一定思想情感的高级符号系统。电影观众在听到银幕上的语言后，必须激发理性分析，才能领会它所代表的思想情感。”由此可见，电影人物的语言在影片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自从《大话西游》在北大清华等高校风靡之后，其中的许多高智商台词为大学生争相引为经典，甚至形成一种特有的“大话语言”现象。到底周星驰的语言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喜剧特征呢？综合比较后发现：周的电影台词大多具有戏谑而不失内敛、庸俗而不失儒雅的风格。简单地概括就是雅俗相济，就是影片台词通过文白相杂来突出喜剧效果。这种雅俗相济的风格主要得力于三种“不和谐”。第一，人物身份与人物语言的不和谐。《唐伯虎点秋香》中四大才子共作了这么一首小诗：“山下一群鹅，嘘声赶落河。落河捉鹅一肚饿，吃完回家玩老婆”；此诗一经四大才子通过台词表达出来，诗歌的正统地位与诗句内容本身产生冲突，四大才子的文人身份与诗句的低俗性产生了不和谐，正是这些冲突和不和谐反衬出了喜剧效果。其影片中唐伯虎还有这么一句台词：“江南四大才子之中，就以祝兄最为洒脱，众人皆知，所谓‘风吹鸡蛋壳，财去人安乐’，此乃祝兄座右铭不是吗？”就整句的语言风格来说，文化意味较为强烈，但“风吹鸡蛋壳，财去人安乐”这样俗语添加其中，就显得文白相杂，与人物身份也有距离，但却使人物形象显得机智、风趣。喜剧效果不言而喻。《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应属“文盲青年”。即使这样一个没文化的人在取悦别人的时候，依然能够显出一派儒雅之气，诸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这样的成语更是信口拈来。人物的身份与语言的不和谐再度使该电影笑料百出、令人捧腹。第二，影片语言与人物语言的不和谐。一部影片的影片语言有很多，包括能够传达给观众信息的人物表情。《少林足球》中有这样一段场景：少林足球队的两名守门员先后被抬出场外，此时剃着光头的阿梅（赵薇饰）请求上场守门，周星驰当时的表情极其凝重，心里充满担心。但他深情凝重的表情却搭配了一句“快回火星吧！地球是很危险的！”此时，所有的观众都被这种表情与语言不和谐的揉合逗乐了。而《喜剧之王》中的伊天仇事实上一直在跑龙套，但他每次都以极其认真的表情向人们说道：“我其实是一个演员”。人们同样为这种不和谐报以笑声和掌声。可见表情作为影片语言的一种，当它与人物语言发生不和谐的组合时，喜剧效果的突现就轻而易举了，因为它符合一切喜剧“寓庄于谐”的本质，也是雅俗相济的特定表现形态。第三，影片内部人物语言的不和谐。《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非常多，许多被大学生奉为口头禅也不为过。这部影片不仅时空交错，而且人物语言的雅俗相济、不和谐的组合方式同样多种多样，甚至可以说每个演员都成了雅俗相济的载体：至尊宝作为山贼时可以说出“长夜漫漫，无心睡眠”的儒雅味十足的话，也可以撒一个散文味浓烈的弥天大慌：“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懂得珍惜，等到失去以后我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大的苦痛莫过于此……”而当他成为大圣之后，居然又可以说出“三八，我看你是个女的才不和你打，别以为我怕了你了”这样俗气乃至恶气十足的话语；春十三娘这样的妖怪同样可以说出“桃花过处，寸草不生，金钱落地，人头不保”具有《诗经》色彩的话语；唐僧在该剧中虽是啰嗦者形象，但他一会儿说“外面对于我来说只是个大一点的监狱”，语言中饱含大彻大悟的佛道精神；一会儿又唱“only you，能保护我，让螃蟹和蚌精无法吃我……”歌词中的俗世传统又有了回归的倾向等等。总之《大话西游》中的台词，不论演员的身份，都有雅俗相济，庄谐交错的迹象，这应该是该剧受到大学生喜爱的重要原因。总之，周星驰电影的语言很值得人们思索，不管他是高雅的还是庸俗的。
不是你需要的，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谢谢！
可以写武侠电影，中国特有片种~~
相关资料：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1.产业背景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1.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
范进中举是喜剧还是悲剧？是考了几十年都没有中举，忽然中了，人却傻了，后来被丈人打，居然好了```属於黑色幽默，具有一定反映当时社会黑暗的用意，算是讽刺向范进这样一类的人
把他们两的总结起来然后再研究研究的结果就是 : 相声讲究的是说学逗唱，小品主要以搞笑为主我们必须 把小品里带点 说学逗唱 又要把相声搞笑
浅谈表演中的喜剧小品论文
摘要： 喜剧小品是时代的产物，喜剧性和丰富性是喜剧小品的主要特征，喜剧给予我们的生活阳光和色彩，喜剧小品作为喜剧的一种表现形式，活跃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欢声笑语，为生活平添了许多光彩。而在表演中，喜剧小品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喜剧小品对我而言十分重要，本文从喜剧小品的定义，技法，作用等方面入手，浅谈表演中的喜剧小品。
关键词： 喜剧小品；表演技法；自信；紧张；语言；形体
许多人都爱看喜剧小品，然而却不甚了解。广义上说，喜剧小品是喜剧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话剧的衍生品。或称小品，短剧，是最短小的戏剧作品。具体说来，喜剧是指由一两个演员以至多人表演的、短小的（一般十五到二十分钟左右）戏剧段子。有简单故事情节，通过对话、动作，完成一两个喜剧效果即结束，通常在舞台或者电视上演出。比起其他艺术形式而言，喜剧小品更像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剪影，舞台上发生的故事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影子。
喜剧小品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其表演技法具体体现在四大方面：
（1）语言：喜剧小品的语言必须具备行动性，性格化，感情充沛和生活凝练四个特点。嗓门要大，口齿要清晰。做到音质悦耳动听富有感染力，使人得到美的享受，甚至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同时要善于表现单句。掌握台词的节奏和语言的性格化技巧。节奏读句。哪里重音，哪里停顿，一定要合乎逻辑；
（2）形体：我们常说演员在在舞台上最基本的三要素便是真听真看真感受，要真实的和对手交流，活在舞台上，那么，形体便是最好的手段之一，然而，舞台上的形体动作，不仅要接近我们的生活常态，还要区别于生活而具有舞台真实感。既要有造型感，富有表现力，又不能有固定的程式；
（3）表情：表情虽然微小却无比重要，丰富的面部表情能使表演更加完美，对于观众来说，脸是他们在欣赏节目的时候注视时间最长的一个部位。比方说，优秀的喜剧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即使观众听不见台词，也能知道剧情的发展，如此说来，表情的功劳便不言而喻了；
（4）歌唱：作为表演艺术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喜剧小品在表演时如果能够按照剧情的需要，在某些情境下使用歌唱的方式来代替语言，往往会收取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不仅丰富了演员的表现方式，也使观众有了更多的听觉艺术享受。
喜剧小品的神奇之处便是如此，轻松诙谐却异常深刻。对观众来说，喜剧有了效果，固然是件好事，但对于演员来说，喜剧带来的教育是其他表演形式所不能给予的，主要体现在：
（1）喜剧小品能使演员突破自我，建立信心，使表演风格多样化，演员能否塑造出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而自信就是最基本的因素。显然，喜剧小品就是使演员克服病态的自卑心理的一剂良药。喜剧所创造的轻松愉快、欢乐引人的氛围，是其他剧种无法比拟的。在这样的气氛之下，演员的信心便会自然而然的建立。有了自信，突破了自我的约束，才会有可能全面发展，实现自己风格的多样化；
（2）喜剧小品能使我们克服在表演中的过度紧张情绪。紧张，是人在心理上、机体上情绪上的一种不缓和不松弛的表现。在表演中，演员出现紧张是常有的事，然而，只有在松弛的情况下演员的表演才是自然的，才能随心所欲的调动和运用自身肌体的个部分器官，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一旦演员因过度紧张造成感觉系统失控，就会出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被动局面，其行动就只有依赖剧本或导演对角色行动的规定和处理，去机械的完成，这是万万不可的表演的禁忌。喜剧小品以它明朗的格调，夸张的表现手法，给表演者提供了一个自由而轻快的表演环境，是大多数演员克服紧张的一个有效方法；
（3）喜剧小品还是是锻炼演员的有效手段。戏剧表演区别于正剧和悲剧。它自成一体的特殊风格是诙谐夸张，但夸张绝不意味着演员可以盲目的、随心所欲的胡乱夸张。坚实的根基是由信念产生的真实感，制约的准绳是演员的心理依据和全局的总体风格。因此，怎样能既保持真实感，又有充分的心理依据，还要在吻合全局总体风格的情况下恰到好处的塑造出一个活生生的喜剧人物来，对演员来说绝非易事。喜剧小品表演艺术的创作任务要求演员创作的舞台人物形象具有审美价值，达到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这是创作者和观赏者共同的要求。
没有欢声笑语的日子就好比是默片时代，即使经典却仍然会惨遭社会的淘汰，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时代是充满光明并且进步的，作为大千世界里的一份子，我们不仅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同时还需要用艺术来充实自己，喜剧小品的出现时间虽然不久，但观众和舞台都需要喜剧小品，都需要这或可不缺的一部分，喜剧小品已然成为表演艺术和这个时代的主流之一，即将从事或者要从事表演艺术的我们，更需要通过喜剧小品来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我相信，喜剧小品终将会在艺术的长河中留下辉煌灿烂的一笔。
写作思路：根据《范进中举》整个故事，联系范进不得意的前不生和中举之后发疯的事件来描写是悲剧还是喜剧。
范文如下：
无论剧中排场如何之大，场景如何热闹繁华，剧中人如何顺风顺水乘风扬帆，它的精神内核始终沉淀在外衣之下，蕴含在文字的背后，隐藏在社会的大框架中。《范进中举》虽然是写范进中举后的飞黄腾达，但其实却是隐射繁华之后的凄凉，于大悲大喜中见社会和人的悲哀。
先看范进中举前后众人的变化。其中最“亮眼”的当属胡老爹了。范进中了相公，胡携酒带礼奔驰而来明面为庆贺，暗里却是来教训范进。“我自倒了霉运，所以带个酒来贺你。”范进考了35年中个相公，是人生晚年得志，实属不易，而胡老爹一通话，一个“带携”便把功劳全划到了自己名下。
可回忆当初自己的嘴脸：“坏了规矩，脸上无光”，“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不带一个脏字，却极尽讽刺之能事，实乃骂人“高手”。范进无法反驳，第二日进来借钱，以参加乡试，然胡老爹竟一口哫到他的脸上，还大骂范，好一个凶声恶煞，粗鲁无趣的屠夫形象跃入眼帘。如此尖酸刻薄的亲人，如此冷漠无情的亲情，以一推多，社会莫不如此，又怎能不是悲剧。
再看看胡老爹的嘴脸。在范进中举后，他迅速掌握川剧精髓——大玩变脸，成为名副其实的变色龙，一条没有骨血的变色龙！说“把女儿嫁给好人”与先前“骂范进没钱”形成鲜明对比，直看得读者张口结舌。
再来看看范进发疯的原因，好端端的中了进士，成了老爷，怎反而疯了？激动的！为何至此？这是一个要探究的原因。试问一个人酒足饭饱，丰衣足食，妻儿和睦，过着“游人把酒且只从容”的闲适生活，如何能被一个喜帖“惊”疯？想来答案已经揭晓。
岳父的欺压嘲讽，嗷嗷待哺的小儿，凝重殷盼的妻女，半生的煎熬挑读，满头的银白……如今苦难即将成为历史，喜极而来的是京报连登的荣耀，金玉满堂的富贵，呼风唤雨的权位。如此大的反差，才让他的承受不堪之重。
如若我是范进，也定会喜极而疯！然而正是这大喜中的大悲，大悦中的大哀，更加叫人无法名状，在参透了其中滋味，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后，如何不叫人彻骨的悲凉。
然而，文学从来不是架空于虚无之上，没有痛彻心扉的生活体验，作者也无法写出这样的经历。而本书作者吴敬梓正是故事中范进的一个影子。出身地主家庭，早年丧母，随后丧父，家境发生变化。
他为人豪爽，好施舍，不懂如何过日子，没几年就家道中落了。早年曾考中秀才，算个儒林士，晚年家中却“无米做炊”，被人当成反面教材告诫子孙。写《儒林外史》时，他心中当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痛楚和孤独落寞吧。在这样风云骤变的社会，这样独特清醒的作者怎么会去用喜剧麻痹自己呢？
四、 必要的修养 通过上面的讲解，相信大家会有这样一个认识：对一部影片的剧作分析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修养之上。 首先，你必须有相当的看片量。一个人如果加起来总共没看过几部影片，就无法展开一部影片与其它影片的比较并对这部影片做出正确的分析了。保证一定的看片量才能了解最新的和全面的电影创作动态和现象，也才能将一部影片放置在大的创作背景和环境下来考察。例如一篇分析《沙鸥》的文章这样说： “尽管《沙鸥》这部影片在今天的观众眼中看来各个方面都显得幼稚了，但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特殊位置是必须肯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的发端之作，是书写在银幕上的宣言。因此，当我们立足于今天对这部影片进行评论的时候，考证它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就比单纯分析它的创作技巧重要得多了。 “‘四人帮’粉碎以后的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０年，中国电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春潮。其中，《小花》、《小街》、《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等等一批中年导演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然而在热热闹闹的创作中，中国的电影人却惊讶地发现，正是‘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由于十年动乱的耽误，中国电影已经与世界电影拉开了距离。尽管这些中年导演从外国优秀影片中学习借鉴了很多对于当时的中国电影说来还很新鲜的表现手法，例如变焦镜头的运用、时空交错式的结构、画外音、高速镜头、通俗唱法的主题歌、旋转镜头、女跑男追……等等，但是渐渐地他们就感觉到盲目地从外国电影中拿来一些皮毛无法解决中国电影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一个是被观众普遍指责的‘不真实’，一个便是电影语言的落后。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影坛的两个年纪已不太年轻的新人——张暖忻、李陀夫妇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作者以慷慨激昂的语调呼吁国内同行向外国电影学习，加快中国的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步伐。尽管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对外国电影具体手法的罗列过于琐碎和表面化，缺少系统扎实的理论体系作为基础，但作者的热情和直率还是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激起了中国影坛的轩然大波。这篇文章被后来的人们看作是第四代中国电影导演的宣言，而文章的作者就是《沙鸥》这部影片的编导者。”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把握《沙鸥》剧作特点的时候并没有就《沙鸥》论《沙鸥》，而是把这部影片放在了一个大的创作背景中考察，这就使文章作者得以沉浸在剧作手法的具体细节里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由此可见一个全面客观的剧作分析应该建立在对电影创作发展和现状的全面了解和全盘把握上，这就要求作者随时关注电影创作的现实和动向。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作好一部影片的剧作分析没有相应的剧作理论准备也是不行的。我们来看看上面引述过的分析《沙鸥》的文章中的一个段落：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经制定过戏剧必须恪守的规律，他说：‘有人认为，情节之统一，出于只写一个人物，其实不然。因为一人的遭遇可能很多，甚或无数可计，其中有些无法统一；同样，一人的行为可能甚多，其中有些不能构成一件行为。’据此，他认定，只提写‘一个人’是不能保证情节完整性的，必须提‘一件事’。中国清代戏剧家李渔持有同样的观点：‘后人作传奇，但知为一人而作，不知为一事而作。尽此一人所行之事，逐节铺陈，又如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则可，谓之全本，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可是《沙鸥》要打破的偏偏就是这条戒律。在影片中，沙鸥的行为虽然依旧是统一的——努力奋斗，夺取金牌，但是影片却没有拘囿于一个单一事件。也许，作者可以把时空和情节框定在最后一次出国比赛上，然后再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法则有层次地展开这个事件。但是这似乎不合《沙鸥》作者的意，他们更关注的就是沙鸥这个人，关注她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情感。而在全片之中，构成情节纲索的不是一件具体的事件，而是沙鸥人生中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在这段历程中发生了大大小小很多的事件，例如‘吃牛肉’、‘看病’、‘出国比赛’、‘参加婚礼’、‘失去男友’、‘瘫痪’、‘当教练’……所有这些小小的事件就象珍珠一样构成了情节项链，而将它们串结在一起的则是沙鸥那漫长的人生历程线。这样的做法固然似乎不如以一桩激烈的外部事件为情节主线来得热闹，但却更加贴近生活，更加使人关注人物性格的发展和深刻的生活内涵。比起今天的影片，也许这养的尝试算不得什么，但比起传统的中国电影，也许它还真就有些‘生活流’的味道了。” 在这个分析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剧作理论的充分了解。唯其如此，他才能头头是道地对这部影片的情节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指出它在情节和结构方面对传统的突破。所以，有志于提高自己对一部影片剧作的分析能力的朋友一定要花一些功夫来全面地学习包括戏剧剧作理论在内的剧作理论。 五、 教材和参考资料 有的朋友会问：“电影评论和您说的电影剧作分析有什么不同？”其实在对一部影片进行评价褒贬方面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影片分析不仅要指出这部影片哪些地方处理得好，而哪些地方处理得不好，还要进一步分析出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所在。所以，多读通常发表在杂志上的影评对学习影片分析的技巧是会有好处的。但我们如果不满足于对一部影片的表面现象说长道短，就应该深入地阅读和学习一些必要的剧作理论著作。现在，我就向朋友们推荐一些初级的读物： 1、亚里士多德《诗学》：这是本剧作经典理论。今天的很多电影剧作理论和电影创作现象都可以寻本朔源到这一著作中，因此为学习剧作理论者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2、李渔《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虽然这是中国较早的（晚清）剧作理论著作，但它却十分英明地总结出了传统戏剧创作的所有重要的规律，因此被制定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必读书目； 3、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不要小看这本薄薄的小书，它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电影创作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它是长久以来普及中国电影教育的基础教材，通俗易懂并富有实践性；
论文导读：摘要：影视表演是由影视演员按照剧本中设定的各种角色，在摄像机镜头前表演剧本中情节的艺术；戏剧表演是指由演员所扮演的角色按照剧本去创造人物性格、人物形象、展示人物内心活动的表演艺术。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同属表演艺术范畴，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有着共同的基本规律，两者都是由演员创造角色的过程，影视演员和戏剧演员都同样必须遵循三感、行动三要素、三位一体的表演规律。关键词：影视表演；戏剧表演；镜头；舞台；时间一、 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的共同性（一）两种表演形式在角色准备与分析阶段的一致性演员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角色即读剧本的时候看到的都是编剧的创造，所以影视演员和戏剧演员都是在编剧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造，同样都是通过演员自身丰富生活素材来进行再创造，只有通过演员自身二度创造出来的角色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饱满的人物形象。在此期间影视演员和戏剧演员都必须进行剧本分析，其目的完全一致，即使演员获得对剧本和角色生活的实感；使演员真正地认识与理解剧本的思想内涵以及角色在全剧思想内涵表达中的地位与作用，以便使演员在创作中能够通过自己的创造，揭示出剧本和任务中所蕴含的思想和哲理；在认识与理解角色的基础上，发现与感觉到演员自己和角色之间可以沟通的地方以及两者间存在的差距，并且利用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自身内部的条件克服和缩小与角色之间的差距。无论是影视还是戏剧表演运用演员自身的修养和生活经验，为更好的表演和创作，都是以演员自身为基础出发，两种表演在演员的自我准备过程中都以生活作为基础和先决条件。（二）两种表演形式对于行动三要素的统一性行动是表演的根本与核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讲，表演是行动的艺术。”无论是影视表演还是戏剧表演，对行动的组织都可以看出一个演员的技巧如何，即演员的心理行动、语言、和形体动作的统一性与协调性。但是不可能每一个角色都表现出一模一样的高兴、一模一样的愤怒、一模一样的悲哀、一模一样的快乐，因此如何有效的组织行动三要素是影视演员和戏剧演员的必修课之一，单调的行动线会让镜头前的演员显得单薄如纸；会让戏剧演员显得乏味枯燥没有色彩。二、 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在诠释角色时的差异（一）影视表演要有镜头感，戏剧表演要有舞台感影视表演的过程和戏剧的排演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影视剧更追求真实，追求完美的视觉效果，影视剧的侧重点是突显剧情即事态的发展；戏剧追求的是强烈的内心情绪渗透和冲击，在现场的演出能够与台下的观众产生内心的共鸣，戏剧的侧重点是人物即角色因为事态的变化与发展。因为影视剧和戏剧所表达其作品内涵的方式与媒介都不相同所以演员在影视剧和戏剧中诠释角色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因此，同样的剧本，对于演员的要求确实截然不同的，影视剧要求的是演员在诠释角色的时候要融入规定情境之中，哪怕成为情境的一部分，而戏剧演员则是生活在规定情境里面，他们的内心时刻与规定情境进行着互动。(二)影视表演受科学技术制约较大，戏剧表演较小影视剧追求的是真实的剧情重现，而戏剧追求的是内心的升华，一个是写实主义的油画一个是诗情画意的山水，因此在表演手法上运用的方式大不相同，影视演员只能间接的与观众进行交流，因此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必定是拍摄最为协调的一组镜头，必须经过艺术的加工与处理，加上导演运用蒙太奇手法进行故事情节的修饰，由于地形天气以及各种技术条件的限制，影视表演受到的制约条件会非常大，影视剧的拍摄不是根据剧本规定的时间制定拍摄进度，而是根据场地租用的时间制定的拍摄进度，摄像机是高感光性设备，对光的敏感度非常之高，每一个镜头的衔接都是经过无数次的调试，这对演员对于角色在剧情中的情感保持要求非常的高，而戏剧演出则不会出现此类问题，所有的设备和场地都在室内，都是完全可控的，甚至打雷下雨刮风闪电，这些天气条件对于影视剧的拍摄限制非常的大，例如一场万迎接黎明的戏，影视剧一定要等到一个导演和摄影师都认可的天气情况下才能进行拍摄，这对演员的制约会非常的大，可能在几天之前甚至几个月之前演员就完成了黑夜部分的拍摄，对角色感情上的衔接会非常的困难，而戏剧演员不会出现此类问题，在黑夜部分结束之后只需要打开一盏因此，对于要求人、景、事三者十分协调融合的影视剧演员来说，在参演影视剧时收到技术条件的制约是非常大的，而对于突显人物和内心的戏剧表演来说科学技术条件的制约则相对要小。三、 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对角色塑造的异同及关系（一）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建立角色基础信息时的共同性演员对角色建立基础信息是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阶段，因为影视演员和戏剧演员都会在总导演的指导下，使自己内心的角色更加的鲜明、立体、外化、生动，即使角色从内心走出来。在建立人物基础信息时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存在着很多的共性。影视演员和戏剧演员在接触到剧本的第一时间都是先了解剧情即了解规定情境，接下来影视演员和戏剧演员都必须认真的感受规定情境，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行动都是在一定的规定情景中进行的，无伦是影视演员还是戏剧演员，只要想在剧中行动起来，既不能不研究和感受剧本为角色的行动提供的规定情境。接下来影视演员和戏剧演员要做的是，在规定情景中能够认真且自然的行动，当影视演员和戏剧演员最初在剧本中找行动时。都同样是以‘动词’来确定自己的行动的，例如：说服、指责、拉拢、请求、拒绝等等。在对剧本分析的同时找到基本行动的根据也就找到了角色的基本信息，在确立角色基本信息的方式上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所运用的方式与技巧可以说是基本相同的。（二）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在表现角色时的差异性“舞台才是演员真正的生命，戏剧表演才是真正的表演。”这是莎剧王子奥利弗的名句。对于演员来说，戏剧表演的自由度要远远大于影视表演，在帷幕拉开的一瞬间起，是演员控制着整个舞台，戏剧演员就是自己的导演，戏剧演员可以直接的和观众产生交流和共鸣，然而对于影视剧而言，演员面对的则是镜头，最后通过导演蒙太奇的处理和后期的加工才呈现在观众面前，所以在影视剧的制作过程中，决定权在导演手里而不是演员。在影视表演过程中，无论演员多么卖力，多么投入情感，在导演的眼里都只是剧情发展需要的元素之一，而戏剧表演中演员则是剧情发展和推进的最重要元素，没有之一。在舞台上，戏剧演员的交流对象非常明确，而在影视剧的表演过程中演员的交流对象却十分模糊，可能是替身，可能是米博洛板，可能是一个拳头等等，因此在角色的表现上影视演员和戏剧演员的处理方式是绝对不同的。
影片《青红>是由导演王小帅导演的，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移迁家庭的故事，它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农村，影片给人的感觉是朴素、真实、自然，淳厚的生活，宁静、清淡。 导演在“门”上匠心独运，别出心裁， 影片中的第一场冲突就是在以门框为背景的画面中发生的；老吴正在帮助手风琴教师辅导儿子练琴，这个举动也是老昊打算回上海老家的诸多举措之一。老吴用眼睛的余光发现了女儿要溜出去同“小草根”约会。他立刻拦住了她，镜头中父女二人各自镶嵌在一个门框上，一个要出去，一个坚决拦住不让出去，两个人进行了第一场严肃的谈判，这是作为影片开始时的一个标志性的门。“门”打开了，我们便知道了在这扇普通的门里发生了什么事，对青红而言，不让出门，不过是一次甜蜜的约会泡汤，而对父亲而言，事情要严重的多，门框仿佛是女儿命运的分界线。如果允许她跨出去，不仅女儿的一切都完了，他们返回上海的梦想也化为泡影。 在小珍同吕军私奔了以后，老吴担心青红步她的后尘。因此，对青红的看管更加严厉。于是，门框换成了窗框，坐在铁栏杆窗棂里的青红侧影更像是监狱中的囚犯，失去了所有的自由，而站在父亲的立场上，他也有诸多的无可奈何，也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 与老吴家形成对比的是有关小珍的一系列镜头：导演几乎把影片中仅有的亮色调全给了小珍。小珍家所居住的房屋应该和青红家的差不多，而由于灯光的处理，使得小珍的房间显得宽敞明亮，当吕军骑自行车载着小珍的时候，灯光晃动，镜头也晃动，似乎暗示着小珍的堕落。 在一个昏暗凌晨，影片里出现了最怕的一个“门框”的镜头，门框里边空空荡荡，一无所有，一盏孤灯照着呆呆站立的老吴，这是他苦心期待到来的日子，但是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却没有欢喜，只有苦涩。 导演运用了大量的全景拍摄和跟踪拍摄。在拍摄方式和画面处理技巧上笔墨不多。全景拍摄易于直观的描述影片，有时也起到对比的作用。在影片开始的广播体操拍摄、街道、家中父亲的训斥等都是全景。跟踪拍摄，令观众的眼睛能紧随事情发展的运动状态，增强了真实感，也渲染了气氛。在父亲跟在青红后面是运用了长时间的跟踪拍摄逐渐让观众进入了情境，也为之开始紧张。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总的来说这是一部我认为比较成功的电影《青红》这部电影表达了第六代导演对边缘人的关注，表现了他们的工作、生活、爱情，表现了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王小帅的英式风格特征，为中国电影增加了新的元素。
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概说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