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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由于孙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外语，有医生学历，在中国内外都享有知名度；是故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而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去世后，蒋中正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由于当时参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特别是蒋中正、汪兆铭两人，均为孙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物，故当时的国民政府当以孙为最高的精神领袖，并推举三民主义为治国的最高指导。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成为蒋中正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总理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分析，主要是认为孙中山确系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而孙中山虽亦重视掌握领袖权力，但较具理想色彩，较能为制度建设之需要而放弃政治资源。孙中山虽倡导武力推翻君主专制，武力弭平军阀割据，但使用之手段较为温和，善后措施较为宽容，不采彻底铲除之作法，与蒋介石或毛泽东等强调组织纪律而严厉惩处反对者不同。 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孙中山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司法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 负面 清末的革命团体普遍只有松散的组织，多数革命起义事实上并非直接由孙中山所领导，而是由黄兴筹画与统帅，时人也多将孙黄两人并列。至于革命党内，认同黄为实际领导革命的党人也不在少数。可惜的是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后，黄的人马被逐渐排除在中国国民党之外，黄的贡献则长期遭到忽视，直到1990年代才重新受到两岸三地重视。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执以至与同志反目。例如同盟会时代之章太炎、中华革命党时之黄兴、护法时之岑春煊，皆曾为孙之股肱，而后来反目不相往来。此外，孙对革命的奉献也许很大，但未必如官方所说般远远超过其他革命人士的贡献。但不可否认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思想，组织、领导革命团体都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孙中山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牺牲与贡献也为多数人所认同。 一些人认为，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以后，有多次作为未能贯彻民主、自由、法治等精神，例如：二次革命时力主使用武力使中国出现分裂；护法战争时召开非常国会的合法性；组织中华革命党采行秘密会党形式，皆存在曲解、损害民主及法治的表现[6]。而后孙中山因为不满西方列强不支持其广州政权，党内实行集权之外，转向师法列宁俄国，推动联俄容共，国民党组织机构采行列宁式体制，遭到党内反共右派与党外西化民主派颇多批评。孙中山逝世时有三份遗嘱，其中一份遗嘱乃是致函苏联。中国国民党也曾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甚至考虑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只是未为莫斯科同意。 另有一些研究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有权宜投机的嫌疑。孙中山为换取日本支援革命，曾主张把中国东北，也就是满族的发源地-满洲，让给日本。此种看法与内地十八省“驱除鞑虏”后放弃满蒙西藏的情绪相契。(革命党在长江中游等地使用之旗帜即为十八星旗)然而此类主张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组织中相当普通，但今日观之缺乏远见。孙中山为讨袁，企图争取日本反袁。曾在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私函中提出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不利条件。事实上，孙中山革命时期曾颇受日本友人资助，流亡时也曾避居日本。建立共和后企图推动中日合作，曾首先提出大亚洲主义，成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根源之一。惟此一战略后来不受日本日趋激进的扩张派势力欢迎，孙中山转向俄国。近代史中，中国领导人于混乱局势下，企图以权宜手段对列强在华权益让步的案例甚多。李鸿章的中俄密约，重庆与延安对德苏互不侵犯、雅尔塔协定、苏日中立友好条约、外蒙古争议性的公投独立等等的沈默，国民政府为求美国支援的让步，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保证苏联支援的让步，后来皆颇多学者批评。
孙中山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得不屈服于北方大军阀袁世凯，于2月13日提出辞职。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当选理事长。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孙中山遂筹划起兵伐袁，旋即失败。孙中山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寻求援助。1914年他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1917年孙中山回国并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1918年被迫去职。1919年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孙中山民权主义与中国政治现代化早期模式的建构无论是哪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政 治方面，这是由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经济方面，而 是来自于政治方面，即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对现代化的抗拒。因此，如何实现国家权力 由传统势力向现代势力的转移就成为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 即使完成了这种转移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可以迅速、顺利地实现。实践表明，在一些 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国家，上述任务的完成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国 家政治还要经历持续不断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而严重地影响到现代化的发展。所 以，作为现代化的倡导者，他们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尝试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 是如何选择、制定正确的政治发展目标和模式，以保证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充分借鉴西方民主、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特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一现代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政治民主化，在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体系中，以及他对 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模式的设计上，其核心目标和全部出发点就是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的资产阶级国家。首先，孙中山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提倡，是由于他对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反动性和腐朽 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 进行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源。因此， 要挽救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就必须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 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1](P325)。所以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而“讲 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1](P325)。其次，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是实现国家进步的基本要求。孙中山指出，现在世界发展的主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民 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应该说，孙中山的上述认识，反映了他对中 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趋于 解体，中国的发展开始显露出新的契机，即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落后的封建 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以民权主义思想 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民主共和的中国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这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还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寻找到 了理论支持。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不仅必须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而且他还认为 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共和的客观条件：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某些固有的属性如中国 的行省制度及国民在断讼、教育、公共事业管理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这就是 孙中山所说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的客观依据。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 上，孙中山得出了“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1](P173) 的结论。二一个以追求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权与传统政权最大区别就在于民众的广泛参与性。 这种参与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传统势力，而克服 这种阻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建立一个与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现代民主制度来扩大 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另一方面，由于民众总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因而，也是现代化坚 定的支持者，通过这种参与，可以使民众在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其影响，从而 达到削弱传统势力影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其所提出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目标与模式中，着重强调了全民 政治的观念。首先，孙中山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独裁专制政出一人，老百姓没有任何民主 权利，也没有民主参政意识，因此，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政治制度，建立一个 “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君”的新型国家政权。为了真正做到还政于民，孙中山详 细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发现，即使西方先进的国家，人民得到的民主权利仍 然很少，如在代议制政体下，人民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其他方面的权利算 不上充分、发达。同时，由于西方近代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享有设定了财产、受教育 程度等的限制，使民权制度往往成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基于这种 认识，他提出了“直接民权”的思想，以作为“全民政治”的基础。其次，为了追求“直接民权”理想，孙中山主张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最大范围的参 与政治过程。按照他的设想，大多数人参与政治的途径应当是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 制和复决四大民权。他说：“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显现民权；能够实行这四 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 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 ，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 。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2](P350)由于孙中山在中国未来政治 发展模式上坚持了全民政治的方向，又由于这个方向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总 的趋势，因此，辛亥革命后民众对新政府的目标和手段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给予合理而 稳定的认同，其结果，就使新政权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和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 了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新政府就是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迅速而有序的贯彻、推行自 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这些主张将中国引上现代化之路。当然，此后不久中国社会便由 于传统势力对现代化的抗拒而导致国家政治长期的动荡不安，但从总的趋势看，辛亥革 命以后，由于民众参与政治范围的扩大，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政治势力重新占据国家权力 中心的可能，而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此后也一直在沿着打破地方主义倾向的方面前进， 在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中，无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只要它有可能问鼎国家权力中心， 总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从这时起，建立一个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统一的国家政权 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惟一选择.三孙中山在选择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新政权的质量问题即新政权 必须具有政治职能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以保证新政权在对国家实行管理的过程中充分 显现工作效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孙中山在国家的制度建设上，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提 出了政权与治权分离的设想。政权即人民拥有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 复决权。治权即政府拥有的权力，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督权。人 民掌握了政权，就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而政府拥有了充分的职能，就使政府能够以 较高的效率管理全国事务。政权就是人民大众行使权力参与政治的过程，政府权运行时 ，人民又可以运用罢免权和复决权进行制约，也是一个参与过程。总之，在政权与治权 的各自运行过程中，都包含了人民大众参与政治的内容。具体来说，孙中山上述思想的贯彻，主要是通过五权分立的方法来加以实现的。五权 ，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纠察权。孙中山在对未来国家创制问题上进行 长期、深入的思考后，认识到政府的质量是资产阶级政权能否得到巩固、政府职能能否 有效行使的关键。为了保证新政权的稳定和行政的高效率，一方面，孙中山充分借鉴了 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挖掘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长 期推行的考试制和纠察制，提出了他的五权分立政治构想。孙中山认为，虽然三权分立 的原则对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对限制和监督行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行政机关 常常对立法机关采取忽视的态度，因而，在国家行政实践上，很难真正做到行政与立法 、司法的分离和相互监督，从而造成行政弊端。因此，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 再加上考试权和纠察权，其目的就是通过考试，使大小官吏“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 的流弊”[1](P330)。通过纠察，以避免西方立宪国家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而常常导 致议院专制的弊病。与上述构想相适应，国家机构由“五院”组成，即中央政府由在权 力上完全平行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孙中山的用意在于通 过划清政府和人民的权力，各自在权力许可的范围内充分活动以维持两者之间的适当平 衡。这样，既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权的制衡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政府职能得到最充分的发 挥。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其在自身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总会孕育出一 些方法和机制，用于处理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创制、协调、整合的问 题，以保证该国家或社会体制在较为正常、顺利的条件下运行。这些方法和机制实际上 反映了社会的调节功能。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方法和机制越合理、越完善、越充分，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就越顺利。现代化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发展过程，其所面临的问题 与过去相比都最多、最复杂，也最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处于现代化进程中 的国家或社会应当具有较过去相比更有效、更合理、更完善的社会调节功能，以保证现 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在政治发展模式和目标的确立上， 十分注重社会调节功能的完善，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在政府与政府之间和政府与民众之间 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实现上述目的。应该说，孙中山上述政治模式的 提出，极具创见性，这不仅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 义。四政党政治是孙中山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另一个追求目标。我们都知道，政党既是 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近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出现及其在社 会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成分。因此，孙中山十分重视政党在中 国革命斗争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孙中山的政党政治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作 用和地位以及在现代政治中如何加强和完善党的自身建设；二是在国家政治制度化的前 提下，如何发挥政党的作用以推动政治的发展。首先，孙中山始终强调，政党的建立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正如 他所说的，政党是“集一般优秀人物组织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见，活动国内，其影响及 于国家政治，至远至大”[3](P1)。因此，从他参加革命活动时起，就将建立一个坚强 的政党以及将政党作为其领导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同时，孙中山认为，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赖 于政党政治。他说：“无论世界之民主立宪国、君主立宪国，固无不赖政党以成立者” [3](P5)，而“共和立宪国之政治，……未有不以政党为其中心势力”[4](P397—398) ，即一方面，党必然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基本标志；另一方面，只有以政党作为国家政治 发展的推动力量，民主共和政治才能存在和发展。孙中山还十分重视政党的自身建设， 即党纲、党德的建设及党员自身觉悟的提高。他首先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确定，应当以 国家的发展前途为进退，这既是政党存在的基础，也是政党能够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 孙中山说：“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福国利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 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3](P1)。同时他还指出提高党员自身觉悟对政党的重要 性：“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 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 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3](P2)其次，在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孙中山在考察了英、美、法、日等国的政治制度 以后，主张中国应在共和制的基础上，实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度。他说：“要知文 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 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4](P408)孙中山认为，虽然政 党政治是现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党在国家政治中占有中心地位，但由于政党 也只是代表着一定的政见而活动于国内，如果某一政党不以国家为重，而专行私见，必 与国家无益，因此，在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应实行两党或多党制，既有执 政党，又有在野党。这样，如“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 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 焉。”[3](P63)在现代政治制度条件下，随着某些社会或经济集团在政治上的唤醒，政党及政党体系 就成为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高质量及政党体系的完善无疑 是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内容。孙中山在其长期革命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政党是中国政治走 向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政党的地位与作 用、两党或多党制以及政党建设的设想。由于这些设想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要特征的 ，因此，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时，这种政治上的设想 无疑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建立一个支持现代化的具有较高权威的和制 度化的新型国家政权，又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因此，要成功地推行现代化，社会 系统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以此来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面对这一历史任务，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 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也为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出 路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理论成果。但比较而言，由孙中山所提出的，以民权主义 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是在充分总结前人的学说及辛亥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逐渐补充、完善而最后定型的，因此，它是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人所提出的各种政治现代化方案中最系统、最深刻的.总之，孙中山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主要倡导者，他所提出的民权思想在较为完整的 意义上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及其模式，这些目标和模式的提出不仅为中国 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也确定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早期基 本框架。可以说，孙中山民权思想对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具有伟大的奠基意义。收稿日期：2001-12-12【参考文献】[1]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2]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4]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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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是建立黄埔军校
孙中山民权主义与中国政治现代化早期模式的建构无论是哪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政 治方面,这是由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经济方面,而 是来自于政治方面,即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对现代化的抗拒.因此,如何实现国家权力 由传统势力向现代势力的转移就成为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 即使完成了这种转移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可以迅速、顺利地实现.实践表明,在一些 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国家,上述任务的完成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国 家政治还要经历持续不断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而严重地影响到现代化的发展.所 以,作为现代化的倡导者,他们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尝试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 是如何选择、制定正确的政治发展目标和模式,以保证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充分借鉴西方民主、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特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一现代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政治民主化,在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体系中,以及他对 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模式的设计上,其核心目标和全部出发点就是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的资产阶级国家.首先,孙中山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提倡,是由于他对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反动性和腐朽 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 进行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源.因此, 要挽救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就必须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 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1](P325).所以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而“讲 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1](P325).其次,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是实现国家进步的基本要求.孙中山指出,现在世界发展的主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民 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应该说,孙中山的上述认识,反映了他对中 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趋于 解体,中国的发展开始显露出新的契机,即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落后的封建 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以民权主义思想 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民主共和的中国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这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还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寻找到 了理论支持.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不仅必须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而且他还认为 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共和的客观条件：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某些固有的属性如中国 的行省制度及国民在断讼、教育、公共事业管理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这就是 孙中山所说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的客观依据.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 上,孙中山得出了“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1](P173) 的结论.二一个以追求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权与传统政权最大区别就在于民众的广泛参与性. 这种参与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传统势力,而克服 这种阻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建立一个与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现代民主制度来扩大 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另一方面,由于民众总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因而,也是现代化坚 定的支持者,通过这种参与,可以使民众在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其影响,从而 达到削弱传统势力影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其所提出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目标与模式中,着重强调了全民 政治的观念.首先,孙中山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独裁专制政出一人,老百姓没有任何民主 权利,也没有民主参政意识,因此,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政治制度,建立一个 “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君”的新型国家政权.为了真正做到还政于民,孙中山详 细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发现,即使西方先进的国家,人民得到的民主权利仍 然很少,如在代议制政体下,人民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其他方面的权利算 不上充分、发达.同时,由于西方近代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享有设定了财产、受教育 程度等的限制,使民权制度往往成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基于这种 认识,他提出了“直接民权”的思想,以作为“全民政治”的基础.其次,为了追求“直接民权”理想,孙中山主张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最大范围的参 与政治过程.按照他的设想,大多数人参与政治的途径应当是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 制和复决四大民权.他说：“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显现民权；能够实行这四 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 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 ,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 .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2](P350)由于孙中山在中国未来政治 发展模式上坚持了全民政治的方向,又由于这个方向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总 的趋势,因此,辛亥革命后民众对新政府的目标和手段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给予合理而 稳定的认同,其结果,就使新政权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和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 了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新政府就是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迅速而有序的贯彻、推行自 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这些主张将中国引上现代化之路.当然,此后不久中国社会便由 于传统势力对现代化的抗拒而导致国家政治长期的动荡不安,但从总的趋势看,辛亥革 命以后,由于民众参与政治范围的扩大,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政治势力重新占据国家权力 中心的可能,而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此后也一直在沿着打破地方主义倾向的方面前进, 在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中,无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只要它有可能问鼎国家权力中心, 总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从这时起,建立一个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统一的国家政权 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惟一选择.三孙中山在选择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新政权的质量问题即新政权 必须具有政治职能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以保证新政权在对国家实行管理的过程中充分 显现工作效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孙中山在国家的制度建设上,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提 出了政权与治权分离的设想.政权即人民拥有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 复决权.治权即政府拥有的权力,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督权.人 民掌握了政权,就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而政府拥有了充分的职能,就使政府能够以 较高的效率管理全国事务.政权就是人民大众行使权力参与政治的过程,政府权运行时 ,人民又可以运用罢免权和复决权进行制约,也是一个参与过程.总之,在政权与治权 的各自运行过程中,都包含了人民大众参与政治的内容.具体来说,孙中山上述思想的贯彻,主要是通过五权分立的方法来加以实现的.五权 ,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纠察权.孙中山在对未来国家创制问题上进行 长期、深入的思考后,认识到政府的质量是资产阶级政权能否得到巩固、政府职能能否 有效行使的关键.为了保证新政权的稳定和行政的高效率,一方面,孙中山充分借鉴了 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挖掘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长 期推行的考试制和纠察制,提出了他的五权分立政治构想.孙中山认为,虽然三权分立 的原则对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对限制和监督行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行政机关 常常对立法机关采取忽视的态度,因而,在国家行政实践上,很难真正做到行政与立法 、司法的分离和相互监督,从而造成行政弊端.因此,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 再加上考试权和纠察权,其目的就是通过考试,使大小官吏“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 的流弊”[1](P330).通过纠察,以避免西方立宪国家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而常常导 致议院专制的弊病.与上述构想相适应,国家机构由“五院”组成,即中央政府由在权 力上完全平行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孙中山的用意在于通 过划清政府和人民的权力,各自在权力许可的范围内充分活动以维持两者之间的适当平 衡.这样,既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权的制衡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政府职能得到最充分的发 挥.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其在自身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总会孕育出一 些方法和机制,用于处理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创制、协调、整合的问 题,以保证该国家或社会体制在较为正常、顺利的条件下运行.这些方法和机制实际上 反映了社会的调节功能.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方法和机制越合理、越完善、越充分,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就越顺利.现代化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发展过程,其所面临的问题 与过去相比都最多、最复杂,也最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处于现代化进程中 的国家或社会应当具有较过去相比更有效、更合理、更完善的社会调节功能,以保证现 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在政治发展模式和目标的确立上, 十分注重社会调节功能的完善,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在政府与政府之间和政府与民众之间 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实现上述目的.应该说,孙中山上述政治模式的 提出,极具创见性,这不仅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 义.四政党政治是孙中山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另一个追求目标.我们都知道,政党既是 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近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出现及其在社 会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成分.因此,孙中山十分重视政党在中 国革命斗争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孙中山的政党政治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作 用和地位以及在现代政治中如何加强和完善党的自身建设；二是在国家政治制度化的前 提下,如何发挥政党的作用以推动政治的发展.首先,孙中山始终强调,政党的建立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正如 他所说的,政党是“集一般优秀人物组织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见,活动国内,其影响及 于国家政治,至远至大”[3](P1).因此,从他参加革命活动时起,就将建立一个坚强 的政党以及将政党作为其领导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同时,孙中山认为,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赖 于政党政治.他说：“无论世界之民主立宪国、君主立宪国,固无不赖政党以成立者” [3](P5),而“共和立宪国之政治,……未有不以政党为其中心势力”[4](P397—398) ,即一方面,党必然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基本标志；另一方面,只有以政党作为国家政治 发展的推动力量,民主共和政治才能存在和发展.孙中山还十分重视政党的自身建设, 即党纲、党德的建设及党员自身觉悟的提高.他首先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确定,应当以 国家的发展前途为进退,这既是政党存在的基础,也是政党能够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 孙中山说：“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福国利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 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3](P1).同时他还指出提高党员自身觉悟对政党的重要 性：“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 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 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3](P2)其次,在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孙中山在考察了英、美、法、日等国的政治制度 以后,主张中国应在共和制的基础上,实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度.他说：“要知文 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 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4](P408)孙中山认为,虽然政 党政治是现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党在国家政治中占有中心地位,但由于政党 也只是代表着一定的政见而活动于国内,如果某一政党不以国家为重,而专行私见,必 与国家无益,因此,在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应实行两党或多党制,既有执 政党,又有在野党.这样,如“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 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 焉.”[3](P63)在现代政治制度条件下,随着某些社会或经济集团在政治上的唤醒,政党及政党体系 就成为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高质量及政党体系的完善无疑 是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内容.孙中山在其长期革命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政党是中国政治走 向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政党的地位与作 用、两党或多党制以及政党建设的设想.由于这些设想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要特征的 ,因此,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时,这种政治上的设想 无疑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建立一个支持现代化的具有较高权威的和制 度化的新型国家政权,又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因此,要成功地推行现代化,社会 系统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以此来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面对这一历史任务,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 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也为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出 路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理论成果.但比较而言,由孙中山所提出的,以民权主义 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是在充分总结前人的学说及辛亥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逐渐补充、完善而最后定型的,因此,它是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人所提出的各种政治现代化方案中最系统、最深刻的.总之,孙中山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主要倡导者,他所提出的民权思想在较为完整的 意义上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及其模式,这些目标和模式的提出不仅为中国 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也确定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早期基 本框架.可以说,孙中山民权思想对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具有伟大的奠基意义.
孙中山民权主义与中国政治现代化早期模式的建构无论是哪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政 治方面，这是由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经济方面，而 是来自于政治方面，即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对现代化的抗拒。因此，如何实现国家权力 由传统势力向现代势力的转移就成为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 即使完成了这种转移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可以迅速、顺利地实现。实践表明，在一些 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国家，上述任务的完成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国 家政治还要经历持续不断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而严重地影响到现代化的发展。所 以，作为现代化的倡导者，他们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尝试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 是如何选择、制定正确的政治发展目标和模式，以保证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充分借鉴西方民主、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特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一现代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政治民主化，在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体系中，以及他对 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模式的设计上，其核心目标和全部出发点就是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的资产阶级国家。首先，孙中山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提倡，是由于他对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反动性和腐朽 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 进行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源。因此， 要挽救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就必须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 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1](P325)。所以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而“讲 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1](P325)。其次，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是实现国家进步的基本要求。孙中山指出，现在世界发展的主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民 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应该说，孙中山的上述认识，反映了他对中 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趋于 解体，中国的发展开始显露出新的契机，即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落后的封建 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以民权主义思想 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民主共和的中国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这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还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寻找到 了理论支持。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不仅必须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而且他还认为 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共和的客观条件：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某些固有的属性如中国 的行省制度及国民在断讼、教育、公共事业管理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这就是 孙中山所说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的客观依据。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 上，孙中山得出了“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1](P173) 的结论。二一个以追求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权与传统政权最大区别就在于民众的广泛参与性。 这种参与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传统势力，而克服 这种阻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建立一个与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现代民主制度来扩大 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另一方面，由于民众总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因而，也是现代化坚 定的支持者，通过这种参与，可以使民众在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其影响，从而 达到削弱传统势力影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其所提出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目标与模式中，着重强调了全民 政治的观念。首先，孙中山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独裁专制政出一人，老百姓没有任何民主 权利，也没有民主参政意识，因此，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政治制度，建立一个 “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君”的新型国家政权。为了真正做到还政于民，孙中山详 细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发现，即使西方先进的国家，人民得到的民主权利仍 然很少，如在代议制政体下，人民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其他方面的权利算 不上充分、发达。同时，由于西方近代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享有设定了财产、受教育 程度等的限制，使民权制度往往成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基于这种 认识，他提出了“直接民权”的思想，以作为“全民政治”的基础。其次，为了追求“直接民权”理想，孙中山主张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最大范围的参 与政治过程。按照他的设想，大多数人参与政治的途径应当是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 制和复决四大民权。他说：“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显现民权；能够实行这四 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 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 ，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 。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2](P350)由于孙中山在中国未来政治 发展模式上坚持了全民政治的方向，又由于这个方向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总 的趋势，因此，辛亥革命后民众对新政府的目标和手段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给予合理而 稳定的认同，其结果，就使新政权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和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 了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新政府就是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迅速而有序的贯彻、推行自 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这些主张将中国引上现代化之路。当然，此后不久中国社会便由 于传统势力对现代化的抗拒而导致国家政治长期的动荡不安，但从总的趋势看，辛亥革 命以后，由于民众参与政治范围的扩大，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政治势力重新占据国家权力 中心的可能，而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此后也一直在沿着打破地方主义倾向的方面前进， 在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中，无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只要它有可能问鼎国家权力中心， 总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从这时起，建立一个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统一的国家政权 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惟一选择.三孙中山在选择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新政权的质量问题即新政权 必须具有政治职能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以保证新政权在对国家实行管理的过程中充分 显现工作效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孙中山在国家的制度建设上，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提 出了政权与治权分离的设想。政权即人民拥有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 复决权。治权即政府拥有的权力，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督权。人 民掌握了政权，就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而政府拥有了充分的职能，就使政府能够以 较高的效率管理全国事务。政权就是人民大众行使权力参与政治的过程，政府权运行时 ，人民又可以运用罢免权和复决权进行制约，也是一个参与过程。总之，在政权与治权 的各自运行过程中，都包含了人民大众参与政治的内容。具体来说，孙中山上述思想的贯彻，主要是通过五权分立的方法来加以实现的。五权 ，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纠察权。孙中山在对未来国家创制问题上进行 长期、深入的思考后，认识到政府的质量是资产阶级政权能否得到巩固、政府职能能否 有效行使的关键。为了保证新政权的稳定和行政的高效率，一方面，孙中山充分借鉴了 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挖掘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长 期推行的考试制和纠察制，提出了他的五权分立政治构想。孙中山认为，虽然三权分立 的原则对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对限制和监督行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行政机关 常常对立法机关采取忽视的态度，因而，在国家行政实践上，很难真正做到行政与立法 、司法的分离和相互监督，从而造成行政弊端。因此，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 再加上考试权和纠察权，其目的就是通过考试，使大小官吏“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 的流弊”[1](P330)。通过纠察，以避免西方立宪国家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而常常导 致议院专制的弊病。与上述构想相适应，国家机构由“五院”组成，即中央政府由在权 力上完全平行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孙中山的用意在于通 过划清政府和人民的权力，各自在权力许可的范围内充分活动以维持两者之间的适当平 衡。这样，既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权的制衡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政府职能得到最充分的发 挥。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其在自身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总会孕育出一 些方法和机制，用于处理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创制、协调、整合的问 题，以保证该国家或社会体制在较为正常、顺利的条件下运行。这些方法和机制实际上 反映了社会的调节功能。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方法和机制越合理、越完善、越充分，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就越顺利。现代化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发展过程，其所面临的问题 与过去相比都最多、最复杂，也最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处于现代化进程中 的国家或社会应当具有较过去相比更有效、更合理、更完善的社会调节功能，以保证现 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在政治发展模式和目标的确立上， 十分注重社会调节功能的完善，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在政府与政府之间和政府与民众之间 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实现上述目的。应该说，孙中山上述政治模式的 提出，极具创见性，这不仅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 义。四政党政治是孙中山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另一个追求目标。我们都知道，政党既是 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近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出现及其在社 会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成分。因此，孙中山十分重视政党在中 国革命斗争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孙中山的政党政治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作 用和地位以及在现代政治中如何加强和完善党的自身建设；二是在国家政治制度化的前 提下，如何发挥政党的作用以推动政治的发展。首先，孙中山始终强调，政党的建立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正如 他所说的，政党是“集一般优秀人物组织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见，活动国内，其影响及 于国家政治，至远至大”[3](P1)。因此，从他参加革命活动时起，就将建立一个坚强 的政党以及将政党作为其领导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同时，孙中山认为，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赖 于政党政治。他说：“无论世界之民主立宪国、君主立宪国，固无不赖政党以成立者” [3](P5)，而“共和立宪国之政治，……未有不以政党为其中心势力”[4](P397—398) ，即一方面，党必然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基本标志；另一方面，只有以政党作为国家政治 发展的推动力量，民主共和政治才能存在和发展。孙中山还十分重视政党的自身建设， 即党纲、党德的建设及党员自身觉悟的提高。他首先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确定，应当以 国家的发展前途为进退，这既是政党存在的基础，也是政党能够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 孙中山说：“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福国利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 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3](P1)。同时他还指出提高党员自身觉悟对政党的重要 性：“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 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 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3](P2)其次，在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孙中山在考察了英、美、法、日等国的政治制度 以后，主张中国应在共和制的基础上，实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度。他说：“要知文 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 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4](P408)孙中山认为，虽然政 党政治是现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党在国家政治中占有中心地位，但由于政党 也只是代表着一定的政见而活动于国内，如果某一政党不以国家为重，而专行私见，必 与国家无益，因此，在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应实行两党或多党制，既有执 政党，又有在野党。这样，如“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 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 焉。”[3](P63)在现代政治制度条件下，随着某些社会或经济集团在政治上的唤醒，政党及政党体系 就成为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高质量及政党体系的完善无疑 是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内容。孙中山在其长期革命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政党是中国政治走 向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政党的地位与作 用、两党或多党制以及政党建设的设想。由于这些设想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要特征的 ，因此，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时，这种政治上的设想 无疑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建立一个支持现代化的具有较高权威的和制 度化的新型国家政权，又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因此，要成功地推行现代化，社会 系统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以此来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面对这一历史任务，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 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也为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出 路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理论成果。但比较而言，由孙中山所提出的，以民权主义 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是在充分总结前人的学说及辛亥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逐渐补充、完善而最后定型的，因此，它是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人所提出的各种政治现代化方案中最系统、最深刻的.总之，孙中山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主要倡导者，他所提出的民权思想在较为完整的 意义上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及其模式，这些目标和模式的提出不仅为中国 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也确定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早期基 本框架。可以说，孙中山民权思想对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具有伟大的奠基意义。收稿日期：2001-12-12【参考文献】[1]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2]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4]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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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由于孙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外语，有医生学历，在中国内外都享有知名度；是故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而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去世后，蒋中正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由于当时参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特别是蒋中正、汪兆铭两人，均为孙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物，故当时的国民政府当以孙为最高的精神领袖，并推举三民主义为治国的最高指导。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成为蒋中正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总理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分析，主要是认为孙中山确系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而孙中山虽亦重视掌握领袖权力，但较具理想色彩，较能为制度建设之需要而放弃政治资源。孙中山虽倡导武力推翻君主专制，武力弭平军阀割据，但使用之手段较为温和，善后措施较为宽容，不采彻底铲除之作法，与蒋介石或毛泽东等强调组织纪律而严厉惩处反对者不同。 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孙中山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司法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 负面 清末的革命团体普遍只有松散的组织，多数革命起义事实上并非直接由孙中山所领导，而是由黄兴筹画与统帅，时人也多将孙黄两人并列。至于革命党内，认同黄为实际领导革命的党人也不在少数。可惜的是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后，黄的人马被逐渐排除在中国国民党之外，黄的贡献则长期遭到忽视，直到1990年代才重新受到两岸三地重视。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执以至与同志反目。例如同盟会时代之章太炎、中华革命党时之黄兴、护法时之岑春煊，皆曾为孙之股肱，而后来反目不相往来。此外，孙对革命的奉献也许很大，但未必如官方所说般远远超过其他革命人士的贡献。但不可否认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思想，组织、领导革命团体都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孙中山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牺牲与贡献也为多数人所认同。 一些人认为，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以后，有多次作为未能贯彻民主、自由、法治等精神，例如：二次革命时力主使用武力使中国出现分裂；护法战争时召开非常国会的合法性；组织中华革命党采行秘密会党形式，皆存在曲解、损害民主及法治的表现[6]。而后孙中山因为不满西方列强不支持其广州政权，党内实行集权之外，转向师法列宁俄国，推动联俄容共，国民党组织机构采行列宁式体制，遭到党内反共右派与党外西化民主派颇多批评。孙中山逝世时有三份遗嘱，其中一份遗嘱乃是致函苏联。中国国民党也曾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甚至考虑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只是未为莫斯科同意。 另有一些研究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有权宜投机的嫌疑。孙中山为换取日本支援革命，曾主张把中国东北，也就是满族的发源地-满洲，让给日本。此种看法与内地十八省“驱除鞑虏”后放弃满蒙西藏的情绪相契。(革命党在长江中游等地使用之旗帜即为十八星旗)然而此类主张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组织中相当普通，但今日观之缺乏远见。孙中山为讨袁，企图争取日本反袁。曾在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私函中提出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不利条件。事实上，孙中山革命时期曾颇受日本友人资助，流亡时也曾避居日本。建立共和后企图推动中日合作，曾首先提出大亚洲主义，成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根源之一。惟此一战略后来不受日本日趋激进的扩张派势力欢迎，孙中山转向俄国。近代史中，中国领导人于混乱局势下，企图以权宜手段对列强在华权益让步的案例甚多。李鸿章的中俄密约，重庆与延安对德苏互不侵犯、雅尔塔协定、苏日中立友好条约、外蒙古争议性的公投独立等等的沈默，国民政府为求美国支援的让步，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保证苏联支援的让步，后来皆颇多学者批评。
孙中山的人权思想2001年2月13日 16:14 杜钢建关于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内容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学术界同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作过探讨和论述。本文旨在讨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实质和倾向，并联系现代中国思想界状况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努力揭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史上，孙中山人权思想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上面深深烙下了民权主义的印迹，反映出近现代中国人权思想的曲折历程和艰难险阻，孙中山的人权思想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人权主义的。这一点决定了孙中山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集体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自形成以来便一直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人权主义为标志为旗帜的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处于下风，与之相应，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孙中山的人权思想，不能不在总结近百年人权思想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当代中国固然需要研究和宣传民权主义，但更需要认识倡导人权主义。一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个人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人权理论传统；后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徘徊于两条路线之间。然而，从总体上和结构上看，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与严复、陈独秀、胡适等人代表的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就民权和人权的观念而言，孙中山最早接受的是民权观念的影响。在其民权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先人权是被包含在民权之中的。他在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所讨论的大量问题既是民权问题，也是人权问题，由于民权和人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且在含义上有交叉和相同的方面，所以孙中山乃至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在探讨民权问题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人权问题。孙中山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不自觉的一面，孙中山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观念作过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此种介绍和宣传最终是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民权主义纲领服务的。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充分阐述了“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和改革主张。在当时朝庭上下仿行西法兴利除弊的改革形势和氛围的影响下，孙中山一方面积极上书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努力组织兴中会，意在创立“合众政府”。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传统与近代西方共和制度经验相结合，逐步形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近代西方相继出现的三民主义思想归结为“皆基本为民”。在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一直被他视为“政治革命的根本”。而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起来就是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民权主义所关心的是政体问题，是统治权力归谁掌握的问题。[1]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的关系表现为孙中山关注的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而非个体意义上的人权。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于“国民”观念。国民在法律关系上应当是平等自由的。平等自由的国民不堪忍受君主专制政体，从而有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需要。使国民人人平等成为孙中山早期民权主义的奋斗目标，国民观念当然涉及个人的人权问题，但在总体上它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孙中山讲国民主要是从“国民全体”意义上而言的。国民全体被作为与君主个人相对立的权利主体看待。民权主义中的民权主要指国民全体之权，当然，其中包含个体意义上的国民。由于“国民”概念摆脱不了个体含义，单个个人也可称之为国民，所以随着孙中山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日益膨胀，后来他更多地喜欢使用“人民”的概念来解释民权主义。“人民”一词纯属集体性质的表述。任何单个个人是不能称之为人民的。民权也就被理解为人民之权。“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2]，人民在理论上被捧到至高的位置。尽管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具有集体本位主义倾向，但他对“国民”、“民权”观念的热情宣扬对于传播和普及民主思想，对于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和推进革命斗争，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且已载入史册的事实，况且在当时的时代条件决定革命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统治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将人民完全推到了君主的对立面”。同专制君主相对的是正是普遍化了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大众。同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使民族矛盾激化到无可复加的地步，在国内外重重对抗关系中，人民或国民全体的地位问题成为一切革命斗争的焦点。夺取政权实现民权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斗士们的历史任务和崇高理想，在民不聊生战乱频仍国难当头的乱世，个人的人权同民众整体的灾难相比，便会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客观形势已经发展到不夺取政权实现民权便无从保障个人人权的地步，在孙中山及其他革命者的心目中，民权自然会比人权重要得多。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民主立宪制度实现后，人权问题自然会随之迎刃而解，这是当时在革命志士中普遍流行的看法。�民权的实现意味着人权的实现，这在道理上已经被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在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时，便以为人权也会随之上升。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这的确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时的初衷，在早期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理论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民权主义会导致排斥人权的倾向出现，尽管在后期他实际上已经自觉地走上以民权压人权以民权挤人权的道路，但在早期他的确是想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民权与人权的关系终于从一致走向对立，这种令人遗憾不解的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理论原因。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发展中，民权与党权关系的变化是导致民权与人权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要夺取政权，必须缔造一个革命党，这是一切企图走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人们年遵循的常识。具有暴力主义倾向的孙中山从革命初期就一直努力组建革命党，并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努力提高党的地位，在党与民的关系中，起初党在理论上从属于民依附于民，党权在民权之下，这在孙中山早期思想中是确切无疑的。但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激化，兵权日益显得重要。“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9页。）重兵权是革命本身的需要。谁来掌握兵权呢?当然是领导军政府的革命党。党权的重要性是从兵权的重要性中引伸出来的。在革命之际，兵权重于民权，党权又重于兵权，这在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中也是明白无误的道理，他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在这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中的事情，此前的军政和训政都得由“革命党”来主持。在漫长的革命程序中，民权一再被推迟，人权也就更提不上议事日程。[3]党权成为革命的关键，民权的重要必在革命和建设中都不得不让位于党权。随着革命程序论不断深入党心军心民心，党权高于民权重于民权的观念也就被普遍接受了，从兵权重于民权到党权重于民权，这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是必然的结果。党权重于民权高于民权的观念的形成，与孙中山思想深处的英雄史观和独裁倾向分不开。民权实际上被理解为统治权力，而人民则被理解为奴性十足的后知后觉的群盲。在这些群盲被改造以前，民权当然只能归属于革命党。人民必须由党来教训；党在教训人民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强迫手段和专政工具。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党比人民伟大得多、崇高得多，在民权主义的旗号下，人民早已被架空，民权被党权取代，民权被党权鲸吞，人民的地位在伟大英明的党的面前无形中被降低到无知无识的“皇儿”地位，孙中山说：“中国奴制已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强迫手段，迫着他来作主人，教他练习练习”。又说：“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招他着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当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4]对于没有出息的人民，党有绝对的权力去教训他、强迫他。名义上人民是共和国的皇帝，但这个被戴上皇帝荣冠而不懂得怎样当皇帝的可怜儿还要接受母亲党的皮鞭教训，是党将皇权夺过来的，也是党想将皇权恩赐给人民。尽管此种恩赐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事实上那还是遥远地未来不可知的事情，但人民必须为此感戴党，服从党，任凭党用专政手段来教训和开导。在“革命”的党的脚下，人民等待的不是如何享有民权，而是无期无尽的无数个人权利的丧失和牺牲。在党权压迫下，人民不仅未能得到民权，而且连人权都作为受教训受培养的代价付出了，这种现象在实践中的普遍出现肯定不是孙中由所愿意看到的，但他在理论上造就的党权意识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国民党掌权后的专政主义做法并未使孙中同清醒过来。党权意识的膨胀终于改变了民权主义的初衷。孙中山由早年倡导人权自由一晚年反对讲人权自由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党权意识的膨胀过程是一致的。他曾明确表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5]什么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呢?这就是党权至上，为了党国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党权在革命中代表兵权，在建设中又代表国权，党和国家已经混然一体。在革命时期党权可以从兵权处找到至高无上的凭据；在和平时期党权又可以在国权的外衣下取得合法性。为了党国的利益，个人的自由权利算得了什么!“个人不可以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6]国家要得完全自由，领导国家的党就更需要无限的自由。在党国面前，个人自由、天赋人权这些曾经被作为理想追求的美好事物便统统成为充满危险和罪恶的东西。党国的团体利益集体利益要求将个自由天赋人权打入冷宫。“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自由这个名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7]一个政党在受压迫的时候往往向往平等自由人权而它一旦成为执政党以后，便要反过来压迫自由，不讲平等，废除人权，被压迫者翻身以后转过来继续压迫别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的无情事实。此时，民权主义实际上发展成为党权主义，而且是一种在国权主义形式下的党权主义。在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义思想中，不仅人权被排除了，而且民权也被阉割了，党专政和党独裁一旦走出理论和书本，便在实践中横行无阻为所欲为。执政党的专政主义做法终于引起在野的共产党人士和其他自由派人士的普遍不满和抗争。孙中山学说中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由蒋介石在实践中发扬光大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仇视心态正是对孙中山学说倾向的继承。当国民党将孙中山思想学说奉为圣经不容批评时，孙中山的思想学说便只能僵化固执下去，再也没有革新和复兴的机会，难怪胡适对“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的现象充满了愤怒情绪和危机预感，孙中山身后发生的事情固然与他全人无直接关系，但他的学说中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和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起何种作用，这不能不看作历史留下的问号。�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从早期赞成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到后期反对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对于这种转变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呢?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从进步转向后退和落后，还是意味着从幼稚转向成熟?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讨论，不容回避，乔丛启先生正《从幼稚到成熟—孙中山法律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一文中有许多精辟深刻的见解，但他将孙中山在自由人权问题上的思想转变也视为“从幼稚到成熟”的表现，对此笔者无论如何又不敢苟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在权利问题上的集体本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无从正确理解孙中山民权主义学说的现实意义。二近现代中国思想界在权利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集体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斗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严格地说来属于集体本位主义的范畴，而且还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重要代表。因此，对于孙中山的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对于其中有助于增强民主观念民权意识以及有助于保障自由人权的内容应当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其中否定个人自由和人权的集体本位主义观点必须坚决予以摒弃。�专制主义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至今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民权意识依旧淡薄。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有必要大讲民权，大讲人权，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专制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长时期中人权研究是禁区，不让讲人权的结果导致民权观念比孙中山时期还要倒退，且人权虚无主义思想极为严重。（请参见拙文《谈克服人权虚无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1期。）从现在开始，不仅需要讲民权，而且仍然有必要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来讲，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依旧值得提倡和宣传，孙中山对民权的大声疾呼，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激烈抨击，对照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看，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他关于五宪法的理论是其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五权分立相互制的思想对于增进民权保障人权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民权主义为旗帜的五权宪法理论对于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赞成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基于海峡两岸的认同。可以说，过去一百年，中国需要提倡民权主义；今后一百年，中国依然需要宣传民权主义。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需要克服其中与个人自由权利不相协调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民权主义与人权主义在本质上应当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根据孙中山对民权的理解，民权与人权本不矛盾。无论是他讲的选举、罢免、复决这些直接民权，还是他主张的人民主权和间接民权，在性质上都不是排斥个人人权。民权注重的是国民全体的权利；人权注重的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二者侧重的方面不同。这两方面的权利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度逐渐将民权与人权对立起来，将人民或国民全体的权利与个人自由权利对立起来，这就背离了民权主义的初衷，陷入了集体本位主义的理论黑洞。孙中山没有意识到人权是民权的基础，更没有认识到人权主义是民权主义的前提。[8]在他的民权主义理论中，或者将人权依附于民权，或者以民权排斥人权，始终没有解决好民权与人权的关系。民权主要是指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利，并表示人民对公共权力活动的参与程度，人权则主要指个人作为人必需享有的基本权利，表明个人相对于公共权利活动的独立程度得到保障时，才能进一步谈到由众多个人组成的人民对公共权力的参与和介入。在个人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空谈人民主权和其他民权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人权主义发达的社会，民权主义才有可能实现。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首先需要实现的是人权，其次才是民权，如果在理论上需要对人权与民权作严格区分的话，人权的实现程度与民权的实现程度虽然有联系，但二者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实现人权比实现民权更为迫切。人权的核心是自由；民权的核心是民主，争自由与争民主这两个目标虽然是一臻的，但在实践中应有先后顺序的差别，现代社会文明发展规律表现为自由度提高在前，民主度提高在后，然而孙中山和近现代的许多思想家对此不加区分。他们对于民主民权的问题比对于自由人权的问题抱有更为浓厚的兴趣。甚至重民主轻自由、重民权轻人权的倾向相当严重。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共同之处，二者一脉相承。[9]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思想界的兴奋点在于暴力革命和夺取政权，打的都是民主旗号。或者要使人民当“国家主人翁”。然而连自由民都没有当上的人民如何能经受得住皇帝或国家主人之类荣冠的重压，先当自由民恐怕才是正道。由此看来，民主主义民权主义须以自由主义人权主义为前提，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孙中山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倾向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今人对他不必苛求。然而，当前研究人权理论问题，对于极左思想造成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必须进行揭露和抵制。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不知从何时开始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被划上了等号，而个人主义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障碍。极左理论家们经过长期营造，终于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贴上了姓“社”姓“资”的标签。集体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个人主义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其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集体主义源于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倡导集体主义的思想家也大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国家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表现。近代以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个人权利和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层出不穷，特别是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10]法西斯主义是现代集体主义的重要代表，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共通之处。中国的“文化在革命”就是践踏个人权利蔑视个人人权的封建集体主义的特殊表现。邓小平将它称为“封建法西斯主义”，这一点也不过份。极左思想就是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感兴趣。李大钊早在共产党成立那年就针对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他研究二者的关系的得出结论说：“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11]然而，后来极左思潮不断膨胀，终于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公然贩卖集体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灾难。�孙中山学说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同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倾向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们之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受到关于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影响，它们都从斗争形势需要出发，将党国利益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强迫牺牲个人自由权利。如果说孙中山当年对革命斗争形势及其需要的估计和判断还有合情合理可以理解之处的话，那么极左思想对所谓阶级斗争形势及需要的估计和判断则是蓄意恶毒和天理不容的。极左思想打着社会主义幌子压迫个人自由权利，反对个人主义。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按照李大钊的说法，绝不是“合理的社会主义”。极左思想所推崇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同孙中山的集体主义思想相比，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没有丝毫的诚意。孙中山的集体主义对集体抱有真诚的情义，大公无私；而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实质上是在集体的幌子下谋取私利，心怀卑劣。鉴于极左思想的封建集体主义和人权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今天研究人权理论尤其需要倡导个人本位主义和人权主义。（请参见拙文《关于人权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于《兰州学刊》1992年5期。）对于近现代史上的人权思想，包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观，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和评价。对于其中有利于发扬自由保障人权的思想，应当敢于继承和发扬；对于其中不利于自由人权保障的思想，要敢于揭露和摒弃。只有这样，人权思想才能不断沿着正确的方向演进。[1]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3-331页。[2] 《总理遗教》。[3] 请参见拙文《论严复的“三民”人权法思想》，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4] 《总理遣教》。[5]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6]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7]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8] 请参见拙文《社会主义与人权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2期。[9] 参见拙文《从专政到宪政》，载于《浙江学刊》1992年3期。[10]参见拙文《人权绝对论与人权相对论——当代美国关于人权的法哲学论辩》，载于《法学研究》1992年3期。[11]李大钊《自由与秩序》(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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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民权主义与中国政治现代化早期模式的建构无论是哪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政 治方面，这是由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经济方面，而 是来自于政治方面，即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对现代化的抗拒。因此，如何实现国家权力 由传统势力向现代势力的转移就成为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 即使完成了这种转移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可以迅速、顺利地实现。实践表明，在一些 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国家，上述任务的完成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国 家政治还要经历持续不断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而严重地影响到现代化的发展。所 以，作为现代化的倡导者，他们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尝试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 是如何选择、制定正确的政治发展目标和模式，以保证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充分借鉴西方民主、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特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一现代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政治民主化，在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体系中，以及他对 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模式的设计上，其核心目标和全部出发点就是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的资产阶级国家。首先，孙中山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提倡，是由于他对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反动性和腐朽 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 进行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源。因此， 要挽救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就必须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 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1](P325)。所以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而“讲 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1](P325)。其次，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是实现国家进步的基本要求。孙中山指出，现在世界发展的主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民 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应该说，孙中山的上述认识，反映了他对中 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趋于 解体，中国的发展开始显露出新的契机，即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落后的封建 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以民权主义思想 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民主共和的中国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这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还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寻找到 了理论支持。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不仅必须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而且他还认为 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共和的客观条件：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某些固有的属性如中国 的行省制度及国民在断讼、教育、公共事业管理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这就是 孙中山所说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的客观依据。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 上，孙中山得出了“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1](P173) 的结论。二一个以追求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权与传统政权最大区别就在于民众的广泛参与性。 这种参与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传统势力，而克服 这种阻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建立一个与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现代民主制度来扩大 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另一方面，由于民众总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因而，也是现代化坚 定的支持者，通过这种参与，可以使民众在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其影响，从而 达到削弱传统势力影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其所提出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目标与模式中，着重强调了全民 政治的观念。首先，孙中山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独裁专制政出一人，老百姓没有任何民主 权利，也没有民主参政意识，因此，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政治制度，建立一个 “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君”的新型国家政权。为了真正做到还政于民，孙中山详 细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发现，即使西方先进的国家，人民得到的民主权利仍 然很少，如在代议制政体下，人民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其他方面的权利算 不上充分、发达。同时，由于西方近代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享有设定了财产、受教育 程度等的限制，使民权制度往往成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基于这种 认识，他提出了“直接民权”的思想，以作为“全民政治”的基础。其次，为了追求“直接民权”理想，孙中山主张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最大范围的参 与政治过程。按照他的设想，大多数人参与政治的途径应当是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 制和复决四大民权。他说：“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显现民权；能够实行这四 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 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 ，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 。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2](P350)由于孙中山在中国未来政治 发展模式上坚持了全民政治的方向，又由于这个方向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总 的趋势，因此，辛亥革命后民众对新政府的目标和手段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给予合理而 稳定的认同，其结果，就使新政权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和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 了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新政府就是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迅速而有序的贯彻、推行自 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这些主张将中国引上现代化之路。当然，此后不久中国社会便由 于传统势力对现代化的抗拒而导致国家政治长期的动荡不安，但从总的趋势看，辛亥革 命以后，由于民众参与政治范围的扩大，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政治势力重新占据国家权力 中心的可能，而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此后也一直在沿着打破地方主义倾向的方面前进， 在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中，无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只要它有可能问鼎国家权力中心， 总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从这时起，建立一个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统一的国家政权 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惟一选择.三孙中山在选择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新政权的质量问题即新政权 必须具有政治职能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以保证新政权在对国家实行管理的过程中充分 显现工作效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孙中山在国家的制度建设上，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提 出了政权与治权分离的设想。政权即人民拥有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 复决权。治权即政府拥有的权力，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督权。人 民掌握了政权，就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而政府拥有了充分的职能，就使政府能够以 较高的效率管理全国事务。政权就是人民大众行使权力参与政治的过程，政府权运行时 ，人民又可以运用罢免权和复决权进行制约，也是一个参与过程。总之，在政权与治权 的各自运行过程中，都包含了人民大众参与政治的内容。具体来说，孙中山上述思想的贯彻，主要是通过五权分立的方法来加以实现的。五权 ，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纠察权。孙中山在对未来国家创制问题上进行 长期、深入的思考后，认识到政府的质量是资产阶级政权能否得到巩固、政府职能能否 有效行使的关键。为了保证新政权的稳定和行政的高效率，一方面，孙中山充分借鉴了 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挖掘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长 期推行的考试制和纠察制，提出了他的五权分立政治构想。孙中山认为，虽然三权分立 的原则对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对限制和监督行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行政机关 常常对立法机关采取忽视的态度，因而，在国家行政实践上，很难真正做到行政与立法 、司法的分离和相互监督，从而造成行政弊端。因此，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 再加上考试权和纠察权，其目的就是通过考试，使大小官吏“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 的流弊”[1](P330)。通过纠察，以避免西方立宪国家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而常常导 致议院专制的弊病。与上述构想相适应，国家机构由“五院”组成，即中央政府由在权 力上完全平行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孙中山的用意在于通 过划清政府和人民的权力，各自在权力许可的范围内充分活动以维持两者之间的适当平 衡。这样，既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权的制衡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政府职能得到最充分的发 挥。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其在自身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总会孕育出一 些方法和机制，用于处理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创制、协调、整合的问 题，以保证该国家或社会体制在较为正常、顺利的条件下运行。这些方法和机制实际上 反映了社会的调节功能。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方法和机制越合理、越完善、越充分，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就越顺利。现代化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发展过程，其所面临的问题 与过去相比都最多、最复杂，也最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处于现代化进程中 的国家或社会应当具有较过去相比更有效、更合理、更完善的社会调节功能，以保证现 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在政治发展模式和目标的确立上， 十分注重社会调节功能的完善，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在政府与政府之间和政府与民众之间 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实现上述目的。应该说，孙中山上述政治模式的 提出，极具创见性，这不仅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 义。四政党政治是孙中山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另一个追求目标。我们都知道，政党既是 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近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出现及其在社 会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成分。因此，孙中山十分重视政党在中 国革命斗争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孙中山的政党政治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作 用和地位以及在现代政治中如何加强和完善党的自身建设；二是在国家政治制度化的前 提下，如何发挥政党的作用以推动政治的发展。首先，孙中山始终强调，政党的建立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正如 他所说的，政党是“集一般优秀人物组织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见，活动国内，其影响及 于国家政治，至远至大”[3](P1)。因此，从他参加革命活动时起，就将建立一个坚强 的政党以及将政党作为其领导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同时，孙中山认为，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赖 于政党政治。他说：“无论世界之民主立宪国、君主立宪国，固无不赖政党以成立者” [3](P5)，而“共和立宪国之政治，……未有不以政党为其中心势力”[4](P397—398) ，即一方面，党必然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基本标志；另一方面，只有以政党作为国家政治 发展的推动力量，民主共和政治才能存在和发展。孙中山还十分重视政党的自身建设， 即党纲、党德的建设及党员自身觉悟的提高。他首先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确定，应当以 国家的发展前途为进退，这既是政党存在的基础，也是政党能够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 孙中山说：“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福国利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 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3](P1)。同时他还指出提高党员自身觉悟对政党的重要 性：“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 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 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3](P2)其次，在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孙中山在考察了英、美、法、日等国的政治制度 以后，主张中国应在共和制的基础上，实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度。他说：“要知文 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 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4](P408)孙中山认为，虽然政 党政治是现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党在国家政治中占有中心地位，但由于政党 也只是代表着一定的政见而活动于国内，如果某一政党不以国家为重，而专行私见，必 与国家无益，因此，在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应实行两党或多党制，既有执 政党，又有在野党。这样，如“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 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 焉。”[3](P63)在现代政治制度条件下，随着某些社会或经济集团在政治上的唤醒，政党及政党体系 就成为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高质量及政党体系的完善无疑 是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内容。孙中山在其长期革命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政党是中国政治走 向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政党的地位与作 用、两党或多党制以及政党建设的设想。由于这些设想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要特征的 ，因此，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时，这种政治上的设想 无疑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建立一个支持现代化的具有较高权威的和制 度化的新型国家政权，又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因此，要成功地推行现代化，社会 系统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以此来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面对这一历史任务，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 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也为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出 路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理论成果。但比较而言，由孙中山所提出的，以民权主义 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是在充分总结前人的学说及辛亥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逐渐补充、完善而最后定型的，因此，它是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人所提出的各种政治现代化方案中最系统、最深刻的.总之，孙中山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主要倡导者，他所提出的民权思想在较为完整的 意义上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及其模式，这些目标和模式的提出不仅为中国 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也确定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早期基 本框架。可以说，孙中山民权思想对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具有伟大的奠基意义。收稿日期：2001-12-12【参考文献】[1]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2]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4]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加Q党？！一般来说，以历史人物为题材写评论性文章，标题部分一般可以采用几类方式1，歌颂功绩，以正面形象撰写，如孙中山，可以写：民主之父----一代伟人孙中山，也可以写国父与中华民族（孙中山亦被称为国父）等等2，批判人物，这是一种针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负面评价，有支持就有反对，有歌颂就有批判比如针对蒋介石东北的不抵抗政策的批判，可以写做：九一八，国之耻之类的，一般批判类多数是针对某些历史事件及影响，多数不写名字3，综合类，基本上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全面评价，如孙中山可以写：孙文的一生，孙中山与中华民国，民主与民族等等 题目方面，一个可以一目了然，直接表明主体所评述的人物，简单明了，让人一读就知道要说谁；二个可以不写名字，但提到的历史事件让人能直接联想到某个或某些历史人物，然后利用开篇来引出正题
临时大总统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 维民国元年五月十五日，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义一周之辰，文适解职归来，谨为文致祭于诸烈士之灵曰： 呜呼!在昔建夷，窃夺中土，凶德腥闻，天神怨怒。嗟我辕孙，降侪台隶，含痛茹辛，孰阶之厉。种族义彰，俊杰奋发，讨贼义师，爰起百粤。觥觥诸子，气振风雷，三日血战，虏胆为摧。昊天不吊，忽焉殒踬，碧血一抔，歼我明懿。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不有先导，曷示来兹，春雷一声，万汇蕃滋。越有五月，武汉师举，荡荡白旄，大振我旅。天厌胡德，乃斩厥祚，廓清禹域，腥膻尽扫。成仁之日，距今一周，民国既建，用荐庶羞。虔告先灵，汉仪光复，九京有知，庶几瞑目。呜呼！尚飨。 《北伐誓师词》 民国存亡，同胞祸福，革命成败，自身忧乐，在此一举。救国救民，为公为私，惟有奋斗，万众一心，有进无退。 在上海寓所(香山路7号，今上海孙中山故居)招待新闻记者时的演说(节选) 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军阀的祸害是人人所深知的。至于帝国主义的祸害，在中国更是一言难尽。 我们这次解决中国问题，为求一劳永逸起见，便同时断绝这两个祸根。这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和我们人民的福利是永远不能并立的。军阀现在已经被我们打破了，所残留的只有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便要全国一致，在国民会议中去解决。诸君既是新闻记者，是国民发言的领袖，就一定要提倡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的乱事便可以终止；若是开不成，以后还要更乱，大乱便更无穷期。中国每次有大乱，我总是首当其冲。譬如从前的袁世凯，现在的吴佩孚，都是身拥雄兵、气盖一时的人，我总是身先国民，与他们对抗。这次推倒了吴佩孚，我也放弃两年的经营，只身到北方去，以为和平统一的先导。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狠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去冒这种危险，大家做国民的人便应该做我的后盾。 孙中山国事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千万年后，那个拄着手杖，在风雨中疾行的医生，该是怎样的形象？有些人看来，他遥远地背着一座山，茕茕而前行，虽不见前方的一点星光、一个人影；另一些人看来，他在众人的哈哈大笑中摸爬滚打于乱石的河滩上，血、污泥和雨水早已含混不清；还有一些人看来，他左手托起的分明是昆仑之山，他右手举起的手杖分明挥向每一个灵魂中的每一根长辫，而他无声的叹息和沉默的热泪，分明在那黄河与怒海之间，惊涛拍岸；或有一些人看来，他不过是一具医生的骸骨。 走近一些吧，重新想起这个渐行渐远的名字，便会看见那不仅仅是一具屹立的骸骨，更是一个透明的灵魂。即使在漫天的阴霾下，从这个灵魂的一隙之明中，也能看到一排排颠沛流离的妇孺、一列列疲惫孤寂的男子，从黄河两岸矢志不移地走向远方的足迹。在那足迹之上，布满了梧桐枝的灰烬，却从中袅袅升起了火的凤凰——如果说这具屹立的骸骨，承担的是每一个悲剧生命的总和，这具骸骨掩盖不住的明亮的灵魂，就是昆仑顶上留下的、在每一次黑夜之中轮回的初曙。 这具屹立的骸骨：民族民权民生之骨。这个清澈的灵魂：天下为公之魂。这是一个朴素的名字：孙文，他是一个医生。这具医生的骸骨，这个灵魂的名字，具体又是怎样的形象？ 一百多年前，他是少数几个医学博士的一员，这些热门行业走出了一批批青云直上的幸运儿。他可以选择幸运，可他选择的是不幸。他的不幸，并非两袖清风白手起家之艰，亦非九死一生之险、十次惨败之难，而是明明可以用墨写的谎言一时掩盖血写的事实、求得一把手术刀带来的富贵与平安，他却偏偏要折断手术刀，从第一滴沸腾的血开始，抚慰这个民族的伤口，欲图让那些两百多年前已经亡国、两百多年后快要灭种的“国民”——他念念不忘的名字——起死回生，并重新站在昆仑之巅。按过去、现在、将来无论哪一个时代的眼光，这都是疯子般的念头。 可他开始了。“朴学”的故纸堆里追求“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红顶子们，亦不乏水滴石穿的勇气，但只有他拿出了最彻底也最不可思议的勇气——以卵击石的勇气。如果说滴石之水，终究会得到历史天平的容纳，那击石之卵，则可能一瞬间形神俱灭，只余下一掊逐渐风干的黄土，才能埋葬那些威名赫赫者的轻蔑。即便在那个过程中，他也有后悔的余地，尚能在异国他乡购置一片养牛场，或者再不济，好歹在那昏浊的尘世中，学那孤芳自赏的天涯客，归隐红尘，终老于东篱渔波。但是，就如同十个、一百个、一千个鸡蛋不停击向那块奴役的顽石，如同百片、千片、万片飘散风中的绿叶不断敲向那口自吅由的古钟，他毅然决然地开始了：广州起义、惠州起义、潮州起义、钦州起义、南宁起义、河口起义……黄花岗起义，他也失去了：陆皓东烈士、邹容烈士、陈天华烈士、吴樾烈士、史坚如烈士、秋瑾烈士、林觉民烈士、徐锡麟烈士……甚至宋教仁、黄兴在枪声和汽笛声中永远离他而去。 不知他的勇气从何而来，他的力量——灵魂的力量——又如何而来。他的陵墓上镌刻着“天下为公”，意味着他立志做黄帝魂的拯救者——这也许能解释：重扬黄帝旗的同盟会在武昌的一声枪响，十六年的鸡蛋终于一朝撞碎了石头，这个医生却没有摇身变作历史上成百上千画地为隅的枭雄，而是将自己作为最后一片蛋壳，向摇摇欲坠的巨石发出了最后一击——他竟以唾手可得的龙椅，换取鞑虏内部的最后一逼。那一刻，模糊不清的尧舜禅让，被永远定格的现实一刹，赋予了一个医生对一个民族毫无保留的付与。他又怎知，被后世戴上“国父”“革吅命先行者”两顶桂冠的自己，却面临着更多的暴风冷雨？他成了被袁氏清廷余孽四处驱赶的国父，成了被东西两洋栽赃构陷的国父，亦成了被后世肆意涂抹的先行者。而这，究竟是竟辛亥之功的挫折过程，还是用全部的挫折和无止境的奋起，写就的一个民族走向彻底胜利的开始？ 他的形象清晰了起来：恢复中华，他胜利了；创建共和，他胜利了；重焕黄帝文化，他胜利了；揭开现代建设，他胜利了；黄埔肇基两岸国防，他胜利了；他的继承者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赢来了港澳回归，他胜利了……这位医生在天上会怎样俯瞰着这个苦难的民族呢？是依旧忧郁地凝望着她的病痛？是仍然抚摸着被虚骄的讪笑所掩盖的病灶与伤痕？还是悲悯地注视着她膝盖之下被风化已久的盐碱地，恨不能再生人间、再尝一遍俗尘的辛酸，以将她脊梁里潜伏的“强掩弱、众暴寡”的辫子连根拔起，重生那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华夏原型，再现她“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华夏姣颜？ 前所未有的使命向你我他发出了召唤，泪水早已打湿了我们灵魂的信笺——我们的灵魂，就是黄帝的灵魂，就是中山的灵魂；我们每一个灵魂，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呐喊的、彷徨的、遥远的，都早已在黄帝和中山为我们注入的血脉里，回荡着黄河的号角。在这号角中，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再属于自己，同时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从此属于我们自己。革吅命远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每一个炎黄子孙，正在那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医生的骸骨下瞻仰着凡十三亿、历八千年的灵光，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开始吧，迈开新的步伐，向一切苦难与耻辱挺进，为了我们所爱的华夏。
孙姓，中华姓氏之一，东吴国姓，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据史书记载，主要源自姬姓、妫姓和姚姓、芈姓及少数民族改姓等，最早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文王与陈胡公，春秋时期卫国的孙乙与齐国的孙书为得姓始祖。孙乙是姬姓孙氏的得姓始祖，孙书是妫姓孙氏的得姓始祖。
1、源于子姓。商朝末，纣王叔父比干，商之贤臣，因直谏而被杀，子孙避难改姓，其中一支以本为王族子孙之故，遂姓孙氏。
2、源于姬姓。公元前1055年，周公姬旦封康叔於卫（今河南淇县），建立卫国。春秋时，他的八世孙姬和因为攻灭西戎有功，被周平王赐为公爵，史称卫武公。卫武公有一个儿子名叫惠孙，惠孙的孙子名乙，字武仲，又叫武仲乙，把祖父惠孙的字作为姓氏，姓孙。因此武仲乙又称孙乙，他的后代就以孙为姓。
3、源于妫姓和姚姓。 《新唐书·宰相世系》：”舜后胡公妫满封陈，至敬仲仕齐，又为田氏。王莽封田丰为代眭侯，后丰子田恢为避王莽之乱，过江徙居吴郡，改为妫姓。其五代孙妫敷，又改为姚氏。 “ 《古今姓氏书辩证》记载：”舜因生于姚墟而姓姚，因居妫水而姓妫，故姚恢改姓为妫， 妫皓又改姓为姚，知姚与妫可通....... 武王时有虞遏父者，以奉虞帝之祀，是为胡公” 。 北宋景佑年间刊本：邵思著《姓解》记载：”“虞舜生于姚，故因生地为姓，后世有以姚为氏。“ 《元和姓纂》载：“姚，虞帝生于姚墟，子孙以姚为氏。”《尚书·尧典》记，舜“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舜在当帝之前，四岳（四方部族首领）曾向帝尧推荐过舜，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让他们居住在妫河边。他们的子孙有留在妫河边居住的，便以妫为姓。 南宋的《通志·氏族略》记载：“姚姓，虞之姓也，虞帝生于姚墟，故因生以为姓” ，舜因生在姚墟，其后子孙即以地为氏，称为姚氏。可见舜文化、虞舜文化和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世界舜裔联谊会）， 《古今姓氏书辩证》：“春秋时齐厉公之子田完之四世孙为须无 ，无宇之少子名书，字子占，为齐大夫，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乐安，孙武为其后。”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周武王封舜帝的直系后裔妫满于陈国。公元前672年，陈厉公妫跃之子陈完逃奔齐国，改陈氏为田氏。齐景公时，陈完四世孙是须无，须无孙田桓子，即齐大夫田无宇，其子田书因伐莒有功，齐景公封田书于乐安，古城在今山东 惠民县，并赐姓孙氏。
4、源于芈姓。春秋初，楚王蚣冒之孙蒍贾，蒍贾之子蒍艾腊，也称孙叔敖，孙叔为其字，出任楚庄王的令尹，其子孙以其字为氏。
5、源于荀姓。汉朝时，因汉皇室成员刘询当了皇帝，即汉宣帝，为了要避“询”音之讳，他下令荀姓子孙不得再姓荀，一律改为孙氏，并将战国时代的荀卿都改为孙卿。由是荀姓也成为汉朝“孙”姓支脉的一个源头。
6、源于冒姓，属于因故改姓为氏。夏侯婴，与刘邦是少时朋友，夏侯婴做过“滕令奉车”官职。等到其曾孙夏侯颇娶公主为妻，该公主随母亲外家的姓，称“孙公主”，这使夏侯颇的子女也跟随母亲外家的姓为孙。
7、源于其他赐姓、改姓：
①属于以王侯赐姓为氏。
三国时期东吴将领俞河因功而被赐姓孙，因称孙河。孙河，本姓俞，年少时即随孙坚征讨沙场，孙坚视他作心腹。后又随孙策平定江东，多立战功，孙策赐姓予他为孙，因而改姓。
②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⑴山东《郓城县志》据李集乡军李村《李氏族谱》记载，李氏原姓轩辕氏，先祖轩辕斌，明初在朝为官，奉命往梁山平乱，便落籍郓城。后因奸臣陷害，为避灭门之祸，遂将轩辕氏改为孙、轩、李三姓，隐居四方。
⑵史籍《明史》记载，明朝中叶，有一名士叫孙一元，原来是安化王的宗族后裔，本为朱氏。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92年），庆靖王朱栴的第四子朱寘鐇承袭了安化的封地（今陕西庆阳与甘肃安化一带）。这个朱寘鐇曾一直认为自己是皇位当选人。事后，朱一元怕受株连，所以变姓名为孙一元，携家避难躲入太白山中隐居。在朱一元的后裔子孙中，皆沿袭祖先所改之姓氏，称孙氏，世代相传。
③源于各民族变姓，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晋书》记载前燕孙氏，鲜卑族。羯族有孙氏。
⑴新罗初期，高丽汉文学家金富轼撰著的《三国史记》中记述了孙氏的起源。新罗初期，朝鲜遗民分居山谷之间，分别为阏川杨山部、茂山大树部等六部，均以朴为姓。到新罗第三代王朴儒理尼师改六部名称，并分别赐姓，其中的茂山大树部改名渐梁部，并赐姓孙。
⑵唐朝时期，安禄山的部将孙孝哲，官至大将军，安禄山僭位后拜殿中少监，为契丹族人。五代时期契丹和大贺氏结盟时候，契丹审密氏被赐姓孙。
⑶元代时期，曾任大都督的塔海，其后世子孙改姓孙，定居于山西省唯一的蒙古族聚居村——盂县秀水镇东白水村。
⑷明朝初年，朱元璋禁止臣民使用胡姓， 胡姓多为复姓，如公孙、叔孙，长孙，土孙、王孙、孟孙、仲孙、季孙、室孙、宫孙之类的复姓也在被禁之例，这类含“孙”字的复姓不得不省字而改孙氏。
⑸清朝时期，满洲八旗姓孙佳氏全族改孙氏。满族建立清朝之后，仿汉姓成普遍现象，孙佳氏取其首音，选“孙”作为姓。另有鲁布哩氏改姓孙氏。
⑹在景颇族的二十六个大姓中，格亮姓是景颇族的祖先，其他各姓都是由她繁衍而出的，格亮姓汉化为孙氏。另有木如氏、堵引氏等小姓的汉姓也都改为孙氏。另外，佤族中的木依库氏音译为孙氏。在今苗族、阿昌族、哈尼族、土家族、黎族、傣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孙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孙氏，世代相传至今。
孙姓自商末周初立姓之后，一直活跃在河南和山东一带。自春秋战国以来，孙姓发生了几次大的迁徙，其特点是自北而南，甚至出现了跨海域、跨国度的迁徙。 根据《史记》记载，文中没有提到过“孙书（陈书、田书）”的名字。《左传·昭公十九年》当中分两处提到了“孙书”和“子占”。
春秋初，姬姓孙氏一直世袭卫国的上卿，权倾一国，孙姓在河南地区发展很快，到春秋末，孙氏在卫国失宠，北迁晋国、东迁齐国，齐国孙氏发展得蓬蓬勃勃，尤其在战国时期出了一位军事家孙武，其子孙明因父功而封富春侯，封地在今浙江富阳，形成了孙氏的南方著名郡望吴郡。
秦汉以后，由山东向四周拓展，西进山西太原，南达浙江南部，向西南达到湖北。三国时，孙坚父子在江南建立了吴国，孙氏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在魏晋南北朝时，北方、中原和江南的孙氏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一批孙氏名家大族。
宋朝时期，孙姓大约有105余万人，约占中国人口的，为宋朝第十一位大姓。孙姓第一大省是安徽，约占中国孙姓总人口的。在中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安徽、河南、山东、江苏，这四省孙姓大约占全国孙姓总人口的44%，其次分布于江西、河北、四川、浙江、湖南、湖北等。中国形成了长江以北孙姓为主力的布局，以及皖豫鲁苏、长江流域两个集中分布的孙姓聚集区。
明朝时期，孙姓大约有119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为明朝第十四位大姓。在中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浙江、山东、江苏、江西，这四省孙姓大约占孙姓总人口的60%，浙江为孙姓第一大省。
当代，孙姓的人口已达约两千二百十五万三千余，占中国人口总数的左右。在中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河南二省，大约占孙姓总人口的28%，其次分布于黑龙江、河北、江苏、辽宁、吉林、安徽六省，又集中了41%。 山东为当代孙姓第一大省，居住了孙姓总人口的大约18%。以长江为分水岭，形成了孙姓北多南少的分布格局，华东沿海省份连接东北三省是孙姓分布高频率地带。
孙姓在人群中分布很广，但不均衡。在山东、京津、河北大部、黑吉辽、内蒙古东部、苏皖北部、河南东端，孙姓占当地人口的比例一般在以上，最高可达，其覆盖面积占了总国土面积的，居住了大约50%的孙姓人群。在陕西、山西、河北西部、宁夏大部、新疆西北、内蒙古中部、河南大部、湖北北部、苏皖南部、浙江、福建，这一区域的孙姓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在一之间，其覆盖面积占了总国土面积的，居住了大约21%的孙姓人群。
汲郡：西晋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置郡，治所在汲县（今河南汲县），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汲县，不久即废。宋朝时期辖地在今河南省卫辉县。
陈留郡：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庚辰，公元前221年）置陈留县，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改置陈留郡，治所在陈留（今河南开封）。
太原郡：战国时期秦国庄襄王四年（公元前246年）置郡，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
乐安郡：东汉朝永元十年（公元98年）改千乘郡置国，治所在临济（今山东青高苑镇）。
东莞郡：西汉时期有东莞县，治所在今山东沂水。
吴郡：东汉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东汉王朝分会稽郡置吴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三国时期孙吴宝鼎元年丙戌（公元266年）另置一个吴郡，治所在乌程（吴青镇，今浙江湖州吴兴）。
平治堂：因为孙叔敖把楚国治理得民富国强，赐号。
乐安堂：因为孙书伐莒有功，被封于乐安。
富春堂：大军事家孙武带着自己的十三篇兵法见吴王，吴王用他为将，战功赫赫。吴王把他封到富春，因叫富春堂，和乐安堂同宗。
映雪堂：系出乐安郡，东晋御史大夫孙康，幼时家贫，买不起油点灯，冬天下了大雪，他在院子里映着雪光读书，终于成了一代大儒，因其一生作为皇帝单列封为“映雪堂”。
东莞堂：以望立堂。
太原堂：以望立堂。
江东堂：以望立堂。
安庆堂：以望立堂。
此外，孙姓的主要堂号还有“敦叙堂”、“积善堂”、“鹤衍堂”、“嘉会堂”、“燕翼堂”、“万石堂”、“垂裕堂”、“孝友堂”、“兵法堂”等。
孙姓的研究结论写法如下：
孙姓，中华姓氏之一，东吴国姓，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据史书记载，主要源自姬姓、妫姓和姚姓、芈姓及少数民族改姓等，最早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文王与陈胡公，春秋时期卫国的孙乙与齐国的孙书为得姓始祖。
在中国历史上，孙权（姬姓孙氏）曾建立三国时期的吴国，此外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截至2012年，孙姓在中国姓氏按人口排序中，名义排行第12位，名义约占中国总人口的。
《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入了孙姓历代名人521名，占名人总数的，排在名人姓氏的第十三位；孙姓的著名文学家占中国历代文学家总数的，排在第十五位：孙姓的著名医学家占中国历代医学家总数的，排在第十七位。
得姓始祖：
孙乙孙乙。孙乙字武仲，又称武仲乙，据史籍《元和姓纂》记载：“周文王第八子卫康叔之后，至武公和生惠孙，惠孙生耳，耳生武仲，以王父字为氏。”孙乙是姬姓孙氏得姓始祖。
春秋时，陈（为周武王灭商后所封的妫姓国）厉公的儿子叫陈完，在任陈国大夫时同太子御寇很要好，御寇被杀后，他怕受株连而逃到齐国。到齐国后，陈完不愿再用原来的国名为姓，就改成田姓（古时田和陈发音相同）。
田完的四世孙是须无，须无子无宇有二子，小儿子田书，字子占，在齐国为大夫，因为伐莒（周代诸侯国）有功，齐景公把他封在乐安（今山东 广饶县北），并赐他孙姓。孙书就成为妫姓和姚姓孙氏得始祖。
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田完后代田无宇有二子，分别为田恒、田书，其中田书由于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而孙武则为田书之孙。 孙姓的部分得姓始祖还有孙乙（即武仲乙），是姬姓孙氏的得姓始祖。
关于孙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孙姓出自上古八大姓之一。是周文王妃的后代。卫康叔是周文王的第八子。公元前1055年平定武庚叛乱，封康叔於卫，建立卫国。康叔在当地统治有方，很快就把商朝的勺殷都改成了周的普通分国，成了卫国的始祖，春秋时期，他的八世孙女姬和因为攻灭西戎有功，被周平王赐为公爵，史称为武功。卫武功有一个儿子名叫惠孙，会孙的孙子名乙，学武仲，把祖父惠孙的字作为姓氏，姓孙。因此武仲又称孙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