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孙中山的论文题目

孙中山民权主义与中国政治现代化早期模式的建构无论是哪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政 治方面，这是由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经济方面，而 是来自于政治方面，即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对现代化的抗拒。因此，如何实现国家权力 由传统势力向现代势力的转移就成为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 即使完成了这种转移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可以迅速、顺利地实现。实践表明，在一些 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国家，上述任务的完成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国 家政治还要经历持续不断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而严重地影响到现代化的发展。所 以，作为现代化的倡导者，他们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尝试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 是如何选择、制定正确的政治发展目标和模式，以保证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充分借鉴西方民主、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特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一现代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政治民主化，在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体系中，以及他对 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模式的设计上，其核心目标和全部出发点就是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的资产阶级国家。首先，孙中山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提倡，是由于他对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反动性和腐朽 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 进行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源。因此， 要挽救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就必须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 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1](P325)。所以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而“讲 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1](P325)。其次，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是实现国家进步的基本要求。孙中山指出，现在世界发展的主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民 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应该说，孙中山的上述认识，反映了他对中 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趋于 解体，中国的发展开始显露出新的契机，即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落后的封建 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以民权主义思想 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民主共和的中国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这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还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寻找到 了理论支持。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不仅必须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而且他还认为 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共和的客观条件：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某些固有的属性如中国 的行省制度及国民在断讼、教育、公共事业管理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这就是 孙中山所说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的客观依据。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 上，孙中山得出了“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1](P173) 的结论。二一个以追求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权与传统政权最大区别就在于民众的广泛参与性。 这种参与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传统势力，而克服 这种阻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建立一个与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现代民主制度来扩大 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另一方面，由于民众总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因而，也是现代化坚 定的支持者，通过这种参与，可以使民众在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其影响，从而 达到削弱传统势力影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其所提出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目标与模式中，着重强调了全民 政治的观念。首先，孙中山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独裁专制政出一人，老百姓没有任何民主 权利，也没有民主参政意识，因此，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政治制度，建立一个 “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君”的新型国家政权。为了真正做到还政于民，孙中山详 细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发现，即使西方先进的国家，人民得到的民主权利仍 然很少，如在代议制政体下，人民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其他方面的权利算 不上充分、发达。同时，由于西方近代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享有设定了财产、受教育 程度等的限制，使民权制度往往成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基于这种 认识，他提出了“直接民权”的思想，以作为“全民政治”的基础。其次，为了追求“直接民权”理想，孙中山主张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最大范围的参 与政治过程。按照他的设想，大多数人参与政治的途径应当是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 制和复决四大民权。他说：“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显现民权；能够实行这四 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 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 ，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 。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2](P350)由于孙中山在中国未来政治 发展模式上坚持了全民政治的方向，又由于这个方向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总 的趋势，因此，辛亥革命后民众对新政府的目标和手段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给予合理而 稳定的认同，其结果，就使新政权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和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 了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新政府就是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迅速而有序的贯彻、推行自 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这些主张将中国引上现代化之路。当然，此后不久中国社会便由 于传统势力对现代化的抗拒而导致国家政治长期的动荡不安，但从总的趋势看，辛亥革 命以后，由于民众参与政治范围的扩大，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政治势力重新占据国家权力 中心的可能，而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此后也一直在沿着打破地方主义倾向的方面前进， 在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中，无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只要它有可能问鼎国家权力中心， 总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从这时起，建立一个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统一的国家政权 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惟一选择.三孙中山在选择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新政权的质量问题即新政权 必须具有政治职能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以保证新政权在对国家实行管理的过程中充分 显现工作效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孙中山在国家的制度建设上，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提 出了政权与治权分离的设想。政权即人民拥有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 复决权。治权即政府拥有的权力，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督权。人 民掌握了政权，就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而政府拥有了充分的职能，就使政府能够以 较高的效率管理全国事务。政权就是人民大众行使权力参与政治的过程，政府权运行时 ，人民又可以运用罢免权和复决权进行制约，也是一个参与过程。总之，在政权与治权 的各自运行过程中，都包含了人民大众参与政治的内容。具体来说，孙中山上述思想的贯彻，主要是通过五权分立的方法来加以实现的。五权 ，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纠察权。孙中山在对未来国家创制问题上进行 长期、深入的思考后，认识到政府的质量是资产阶级政权能否得到巩固、政府职能能否 有效行使的关键。为了保证新政权的稳定和行政的高效率，一方面，孙中山充分借鉴了 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挖掘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长 期推行的考试制和纠察制，提出了他的五权分立政治构想。孙中山认为，虽然三权分立 的原则对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对限制和监督行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行政机关 常常对立法机关采取忽视的态度，因而，在国家行政实践上，很难真正做到行政与立法 、司法的分离和相互监督，从而造成行政弊端。因此，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 再加上考试权和纠察权，其目的就是通过考试，使大小官吏“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 的流弊”[1](P330)。通过纠察，以避免西方立宪国家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而常常导 致议院专制的弊病。与上述构想相适应，国家机构由“五院”组成，即中央政府由在权 力上完全平行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孙中山的用意在于通 过划清政府和人民的权力，各自在权力许可的范围内充分活动以维持两者之间的适当平 衡。这样，既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权的制衡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政府职能得到最充分的发 挥。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其在自身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总会孕育出一 些方法和机制，用于处理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创制、协调、整合的问 题，以保证该国家或社会体制在较为正常、顺利的条件下运行。这些方法和机制实际上 反映了社会的调节功能。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方法和机制越合理、越完善、越充分，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就越顺利。现代化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发展过程，其所面临的问题 与过去相比都最多、最复杂，也最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处于现代化进程中 的国家或社会应当具有较过去相比更有效、更合理、更完善的社会调节功能，以保证现 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在政治发展模式和目标的确立上， 十分注重社会调节功能的完善，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在政府与政府之间和政府与民众之间 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实现上述目的。应该说，孙中山上述政治模式的 提出，极具创见性，这不仅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 义。四政党政治是孙中山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另一个追求目标。我们都知道，政党既是 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近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出现及其在社 会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成分。因此，孙中山十分重视政党在中 国革命斗争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孙中山的政党政治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作 用和地位以及在现代政治中如何加强和完善党的自身建设；二是在国家政治制度化的前 提下，如何发挥政党的作用以推动政治的发展。首先，孙中山始终强调，政党的建立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正如 他所说的，政党是“集一般优秀人物组织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见，活动国内，其影响及 于国家政治，至远至大”[3](P1)。因此，从他参加革命活动时起，就将建立一个坚强 的政党以及将政党作为其领导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同时，孙中山认为，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赖 于政党政治。他说：“无论世界之民主立宪国、君主立宪国，固无不赖政党以成立者” [3](P5)，而“共和立宪国之政治，……未有不以政党为其中心势力”[4](P397—398) ，即一方面，党必然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基本标志；另一方面，只有以政党作为国家政治 发展的推动力量，民主共和政治才能存在和发展。孙中山还十分重视政党的自身建设， 即党纲、党德的建设及党员自身觉悟的提高。他首先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确定，应当以 国家的发展前途为进退，这既是政党存在的基础，也是政党能够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 孙中山说：“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福国利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 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3](P1)。同时他还指出提高党员自身觉悟对政党的重要 性：“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 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 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3](P2)其次，在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孙中山在考察了英、美、法、日等国的政治制度 以后，主张中国应在共和制的基础上，实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度。他说：“要知文 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 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4](P408)孙中山认为，虽然政 党政治是现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党在国家政治中占有中心地位，但由于政党 也只是代表着一定的政见而活动于国内，如果某一政党不以国家为重，而专行私见，必 与国家无益，因此，在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应实行两党或多党制，既有执 政党，又有在野党。这样，如“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 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 焉。”[3](P63)在现代政治制度条件下，随着某些社会或经济集团在政治上的唤醒，政党及政党体系 就成为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高质量及政党体系的完善无疑 是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内容。孙中山在其长期革命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政党是中国政治走 向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政党的地位与作 用、两党或多党制以及政党建设的设想。由于这些设想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要特征的 ，因此，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时，这种政治上的设想 无疑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建立一个支持现代化的具有较高权威的和制 度化的新型国家政权，又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因此，要成功地推行现代化，社会 系统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以此来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面对这一历史任务，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 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也为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出 路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理论成果。但比较而言，由孙中山所提出的，以民权主义 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是在充分总结前人的学说及辛亥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逐渐补充、完善而最后定型的，因此，它是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人所提出的各种政治现代化方案中最系统、最深刻的.总之，孙中山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主要倡导者，他所提出的民权思想在较为完整的 意义上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及其模式，这些目标和模式的提出不仅为中国 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也确定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早期基 本框架。可以说，孙中山民权思想对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具有伟大的奠基意义。收稿日期：2001-12-12【参考文献】[1]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2]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4]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加Q党？！一般来说，以历史人物为题材写评论性文章，标题部分一般可以采用几类方式1，歌颂功绩，以正面形象撰写，如孙中山，可以写：民主之父----一代伟人孙中山，也可以写国父与中华民族（孙中山亦被称为国父）等等2，批判人物，这是一种针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负面评价，有支持就有反对，有歌颂就有批判比如针对蒋介石东北的不抵抗政策的批判，可以写做：九一八，国之耻之类的，一般批判类多数是针对某些历史事件及影响，多数不写名字3，综合类，基本上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全面评价，如孙中山可以写：孙文的一生，孙中山与中华民国，民主与民族等等 题目方面，一个可以一目了然，直接表明主体所评述的人物，简单明了，让人一读就知道要说谁；二个可以不写名字，但提到的历史事件让人能直接联想到某个或某些历史人物，然后利用开篇来引出正题

临时大总统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 维民国元年五月十五日，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义一周之辰，文适解职归来，谨为文致祭于诸烈士之灵曰： 呜呼!在昔建夷，窃夺中土，凶德腥闻，天神怨怒。嗟我辕孙，降侪台隶，含痛茹辛，孰阶之厉。种族义彰，俊杰奋发，讨贼义师，爰起百粤。觥觥诸子，气振风雷，三日血战，虏胆为摧。昊天不吊，忽焉殒踬，碧血一抔，歼我明懿。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不有先导，曷示来兹，春雷一声，万汇蕃滋。越有五月，武汉师举，荡荡白旄，大振我旅。天厌胡德，乃斩厥祚，廓清禹域，腥膻尽扫。成仁之日，距今一周，民国既建，用荐庶羞。虔告先灵，汉仪光复，九京有知，庶几瞑目。呜呼！尚飨。 《北伐誓师词》 民国存亡，同胞祸福，革命成败，自身忧乐，在此一举。救国救民，为公为私，惟有奋斗，万众一心，有进无退。 在上海寓所(香山路7号，今上海孙中山故居)招待新闻记者时的演说(节选) 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军阀的祸害是人人所深知的。至于帝国主义的祸害，在中国更是一言难尽。 我们这次解决中国问题，为求一劳永逸起见，便同时断绝这两个祸根。这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和我们人民的福利是永远不能并立的。军阀现在已经被我们打破了，所残留的只有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便要全国一致，在国民会议中去解决。诸君既是新闻记者，是国民发言的领袖，就一定要提倡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的乱事便可以终止；若是开不成，以后还要更乱，大乱便更无穷期。中国每次有大乱，我总是首当其冲。譬如从前的袁世凯，现在的吴佩孚，都是身拥雄兵、气盖一时的人，我总是身先国民，与他们对抗。这次推倒了吴佩孚，我也放弃两年的经营，只身到北方去，以为和平统一的先导。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狠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去冒这种危险，大家做国民的人便应该做我的后盾。 孙中山国事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千万年后，那个拄着手杖，在风雨中疾行的医生，该是怎样的形象？有些人看来，他遥远地背着一座山，茕茕而前行，虽不见前方的一点星光、一个人影；另一些人看来，他在众人的哈哈大笑中摸爬滚打于乱石的河滩上，血、污泥和雨水早已含混不清；还有一些人看来，他左手托起的分明是昆仑之山，他右手举起的手杖分明挥向每一个灵魂中的每一根长辫，而他无声的叹息和沉默的热泪，分明在那黄河与怒海之间，惊涛拍岸；或有一些人看来，他不过是一具医生的骸骨。 走近一些吧，重新想起这个渐行渐远的名字，便会看见那不仅仅是一具屹立的骸骨，更是一个透明的灵魂。即使在漫天的阴霾下，从这个灵魂的一隙之明中，也能看到一排排颠沛流离的妇孺、一列列疲惫孤寂的男子，从黄河两岸矢志不移地走向远方的足迹。在那足迹之上，布满了梧桐枝的灰烬，却从中袅袅升起了火的凤凰——如果说这具屹立的骸骨，承担的是每一个悲剧生命的总和，这具骸骨掩盖不住的明亮的灵魂，就是昆仑顶上留下的、在每一次黑夜之中轮回的初曙。 这具屹立的骸骨：民族民权民生之骨。这个清澈的灵魂：天下为公之魂。这是一个朴素的名字：孙文，他是一个医生。这具医生的骸骨，这个灵魂的名字，具体又是怎样的形象？ 一百多年前，他是少数几个医学博士的一员，这些热门行业走出了一批批青云直上的幸运儿。他可以选择幸运，可他选择的是不幸。他的不幸，并非两袖清风白手起家之艰，亦非九死一生之险、十次惨败之难，而是明明可以用墨写的谎言一时掩盖血写的事实、求得一把手术刀带来的富贵与平安，他却偏偏要折断手术刀，从第一滴沸腾的血开始，抚慰这个民族的伤口，欲图让那些两百多年前已经亡国、两百多年后快要灭种的“国民”——他念念不忘的名字——起死回生，并重新站在昆仑之巅。按过去、现在、将来无论哪一个时代的眼光，这都是疯子般的念头。 可他开始了。“朴学”的故纸堆里追求“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红顶子们，亦不乏水滴石穿的勇气，但只有他拿出了最彻底也最不可思议的勇气——以卵击石的勇气。如果说滴石之水，终究会得到历史天平的容纳，那击石之卵，则可能一瞬间形神俱灭，只余下一掊逐渐风干的黄土，才能埋葬那些威名赫赫者的轻蔑。即便在那个过程中，他也有后悔的余地，尚能在异国他乡购置一片养牛场，或者再不济，好歹在那昏浊的尘世中，学那孤芳自赏的天涯客，归隐红尘，终老于东篱渔波。但是，就如同十个、一百个、一千个鸡蛋不停击向那块奴役的顽石，如同百片、千片、万片飘散风中的绿叶不断敲向那口自吅由的古钟，他毅然决然地开始了：广州起义、惠州起义、潮州起义、钦州起义、南宁起义、河口起义……黄花岗起义，他也失去了：陆皓东烈士、邹容烈士、陈天华烈士、吴樾烈士、史坚如烈士、秋瑾烈士、林觉民烈士、徐锡麟烈士……甚至宋教仁、黄兴在枪声和汽笛声中永远离他而去。 不知他的勇气从何而来，他的力量——灵魂的力量——又如何而来。他的陵墓上镌刻着“天下为公”，意味着他立志做黄帝魂的拯救者——这也许能解释：重扬黄帝旗的同盟会在武昌的一声枪响，十六年的鸡蛋终于一朝撞碎了石头，这个医生却没有摇身变作历史上成百上千画地为隅的枭雄，而是将自己作为最后一片蛋壳，向摇摇欲坠的巨石发出了最后一击——他竟以唾手可得的龙椅，换取鞑虏内部的最后一逼。那一刻，模糊不清的尧舜禅让，被永远定格的现实一刹，赋予了一个医生对一个民族毫无保留的付与。他又怎知，被后世戴上“国父”“革吅命先行者”两顶桂冠的自己，却面临着更多的暴风冷雨？他成了被袁氏清廷余孽四处驱赶的国父，成了被东西两洋栽赃构陷的国父，亦成了被后世肆意涂抹的先行者。而这，究竟是竟辛亥之功的挫折过程，还是用全部的挫折和无止境的奋起，写就的一个民族走向彻底胜利的开始？ 他的形象清晰了起来：恢复中华，他胜利了；创建共和，他胜利了；重焕黄帝文化，他胜利了；揭开现代建设，他胜利了；黄埔肇基两岸国防，他胜利了；他的继承者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赢来了港澳回归，他胜利了……这位医生在天上会怎样俯瞰着这个苦难的民族呢？是依旧忧郁地凝望着她的病痛？是仍然抚摸着被虚骄的讪笑所掩盖的病灶与伤痕？还是悲悯地注视着她膝盖之下被风化已久的盐碱地，恨不能再生人间、再尝一遍俗尘的辛酸，以将她脊梁里潜伏的“强掩弱、众暴寡”的辫子连根拔起，重生那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华夏原型，再现她“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华夏姣颜？ 前所未有的使命向你我他发出了召唤，泪水早已打湿了我们灵魂的信笺——我们的灵魂，就是黄帝的灵魂，就是中山的灵魂；我们每一个灵魂，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呐喊的、彷徨的、遥远的，都早已在黄帝和中山为我们注入的血脉里，回荡着黄河的号角。在这号角中，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再属于自己，同时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从此属于我们自己。革吅命远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每一个炎黄子孙，正在那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医生的骸骨下瞻仰着凡十三亿、历八千年的灵光，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开始吧，迈开新的步伐，向一切苦难与耻辱挺进，为了我们所爱的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