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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动物资源的物权法保护策略一、我国《物权法》对动物资源保护的贡献 1.确立了野生动物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对于是否应当规定野生动物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学界有较大的争议。我国《物权法》第49条确立的野生动物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制度符合野生动物资源管理使用的客观现状和既有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实行了动物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物权法》第119条规定：“国家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而明确了对于包括动物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的用益方式是以有偿使用为原则，以无偿使用为例外。《物权法》确立了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政府可以通过协商、拍卖、招投标等程序公正、公开的形式，根据转让价格、开发利用和养护的能力等综合标准，在一级市场将特定的自然资源物权有偿转让给符合法定条件的市场主体，从而最大化地实现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 3.明确了动物养殖、捕捞权。《物权法》第123条“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规定，确立了关于动物资源的用益物权，即养殖权和捕捞权。《物权法》的规定明确了养殖权和捕捞权是在国家或者集体所有权基础上所取得的用益物权，那么，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其就可依法寻求民事救济。 二、《物权法》在保护动物资源方面应有的完善 尽管《物权法》上述规定体现了我国私法领域对动物资源保护的一大进步，但我们认为从保护动物资源的目的及解决现行社会问题的角度考量，《物权法》及现行其他立法在动物资源保护方面还需要以下各方面的完善： (一)赋予动物特殊法律地位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下，动物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不能行使权利、承担义务，规定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不符合法理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动物作为有生命的活物，其作为物权客体确实具有其特殊性，动物是和人类一样有感知和情感需求的高级生命形式，不应与其他物等同视之，应当在《物权法》中有所体现。不论出于理性、道德、同情、自我反省还是人类自身尊严的维护，多数人认为动物享有一定福利，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动物福利立法，我国也不例外。《物权法》是规定人们对物的利用方式的基本法，如果能够借鉴德国《民法典》的修改，在《物权法》中以宣誓性条款确立动物不同于其他无生命物体的特殊地位，将是有利于保护动物资源并且与我国其他动物福利性质的立法相协调的选择。 (二)扩大并明确《物权法》对动物资源调整和保护的范围 我国相关立法中对动物资源保护范围规定狭窄、混乱，历来为环境资源法学者所诟病，《物权法》在对动物资源保护的规定中同样存在缺陷。首先，《物权法》对其所保的动物资源的概念及范畴语焉不详。其次，《物权法》沿袭了我国对于动物资源一贯的等级保护，并无进步可言。事实上，处于我国动物资源保护基本法地位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因其明显侧重保护“濒危物种”，而不能满足全面保护动物资源的需要。第三，《物权法》对于没有其他法律明文规定国家所有权的动物资源缺乏所有权规定，却在其所有权不明的情况下于用益物权中规定了养殖权、捕捞权，不能为用益物权人的权利来源及国家实施行政许可提供充分的依据。根据我国《宪法》、《物权法》及《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森林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和实践中的操作，可以推知动物资源的权属包括以下几类：1.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三有”(有科研价值，有经济价值、有益)动物明确属国家所有；2.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非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森林资源，除法律规定属集体所有的外，属国家所有；3.水生非保护动物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其权属，实践中将水生非保护动物作为其所生活的水域、滩涂的一部分加以使用，除法律规定属集体所有的外，属于国家所有。用益物权人取得承包权或行政许可以后，通过养殖、捕捞等手段取得水生动物的所有权；4.对除上述动物以外的非保护动物，根据《宪法》第9条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但在《物权法》中没有类似规定。这种极端抽象的国家所有权与实践中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有所冲突，不利实现保护动物资源的目标。 由此可见，我国的动物资源权属体系是凌乱而不全面的。笔者认为，《物权法》应扩大对动物资源的保护范围，而不落等级保护制度的窠臼，改变动物资源所有权规定不周全的现状。同时，《物权法》应当注重对非保护动物的权属设置，现有的非保护动物如果保护不力就会成为未来的濒危动物，必须在保护其生态价值的前提下强调合理有限地利用，为动物福利立法奠定基础。我们建议按对非保护动物的利用途径将其分为伴侣动物、经济动物、实验动物、野生动物、工作动物而有针对性地加以保护。 (三)扩充与动物相关的用益物权种类 《物权法》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根据物权法定性原则要求，当事人无权自己创设新的物权类型，且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约定的物权以及物权法律关系的内容，只能是法律规定的内容。而《物权法》中确立的动物资源用益物权方式只有养殖权、捕捞权两种，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首先，养殖权、捕捞权针对的都是水生动物，对陆生动物的用益物权方式完全没有涉及，是一大立法空白；其次，没有涵盖已有法律中规定的动物资源利用方式。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6条规定：“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捕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第17条规定：“国家鼓励驯养繁殖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持有许可证。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第27条规定：“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当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可见，《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的野生动物利用方式就包括狩猎、驯养繁殖、经营利用等形式，如果《物权法》不承认以上权利属于用益物权，那么获得上述活动许可的权利人拥有的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呢？又如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物权法》应当在用益物权的篇章中根据现实需要，增加对水生、陆生动物的用益物权种类，以保障权利人的利益。 (四)完善野生动物损害赔偿制度 在我国，野猪、熊等野生动物造成居民人身、财产损失的案例屡见不鲜。一直以来，我国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确立的国家补偿制度对受害人进行补偿。《野生动物保护法》第7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10条进一步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应当采取防范措施。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补偿要求。经调查属实并确实需要补偿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但是国家补偿制度的实施效果却不甚理想。据统计，1991-2001年全国各地遭受野生动物伤害的实际损失达6065万元，而得到政府的补偿则不到1/10。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上述法律中只规定了因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受害人可以取得政府补偿的权利。但是，对于“三有动物”、非保护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补偿，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其次，关于国家补偿制度的地方立法屈指可数，仅有《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陕西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吉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多数地区对于野生动物致害之后的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程序等问题处于立法空白的境地。第三，赔偿主体不明。法条中规定的“当地政府”到底指哪级人民政府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补偿责任如何分担都无法可依，往往造成各级政府对索赔的当事人推诿搪塞的现象。《物权法》中规定了野生动物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并且第7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以上述规定为基础，可以建立国家对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赔偿制度，弥补《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国家补偿制度的不足。第一，确认赔偿主体是国家。因为国家作为野生动物资源的所有人和管理者，应当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其管领下的野生动物造成人民的人身、财产损失，理应由代表国家的政府给以足额赔偿，而不是适当补偿。第二，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最终受益的是全社会和全体公民，所以它所带来的损失就不能只由少数地方、少数人来承担。因此，赔偿应以中央财政支付为主，以地方财政为辅。我国现实情况是，动物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多为经济不发达地区，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实力差异，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实力也存在明显差距。国家应根据不同地方的经济水平具体制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赔偿比例。

你好摘要：我国兽医管理体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使我国在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能力得到明显加强。农业部将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大对地方的督促检查力度，争取尽早把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落实到位。并提出 “建设现代农业基地，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口号。此文笔者结合自己工作实践，来浅谈一下我国兽医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关键词：兽医、体制改革 正文一、前言：在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疫情防控工作上我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在这些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中,我国的兽医工作者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另外随着全国猪肉价格大幅上涨，这也从一个方面要求我国的兽医工作者，更加要做好生猪疾病的防空工作, 降低生猪饲养风险！可见兽医工作是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是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步骤，是促进我国兽医工作全面发展、提高动物卫生及动物产品安全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我国的兽医管理体制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体制的改革也是任重而道远！二、我国兽医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1、机构不健全,管理体制不顺兽医工作没有统一机构管理，导致管理体制不顺。目前, 我国兽医管理工作分散到多个部门,不能实施统一管理, 职责不清。多头管理,职能重叠,造成管理效率低,资源浪费。如内外检分设、商业部门目前还管理部分屠宰企业屠宰检疫、部分畜产品在流通环节的卫生监督仍由卫生部门管理, 防疫工作难以统一协调, 给防检疫工作也带来很多矛盾和困难, 降低了作效率 管理机构设置混乱,职责不清, 行政效能不能正常发挥。2、基层防疫工作不到位由于多年建设滞后, 我国基层兽医体系一直没有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基层兽医队伍人员素质和技术水平存在明显不足。首先,由于基层防疫机构工作条件艰苦, 待遇较差, 用人机制和竞争机制均不完善,无法引入学历较高的兽医技术人员, 人员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都不合理。其次,由于基层机构的基础设施较差,多年来大都是“一支针管鸡鸭全打”, 仪器设备还不如管辖区域内的规模化饲养企业的实验室。第三,在改革中由于只看到基层站存在的问题, 不对兽医工作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忽视了基层兽医管理机构在公益服务方面的特殊性, 而视同于一般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采取“一刀切”的做法, 简单对基层站所进行撤并了事, 致使大量兽医基础性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动物防疫和畜产品安全隐患严重。基层防疫组织和队伍不稳, 经费得不到保障,防疫工作的机制问题没有解决,使动物防疫的基础受到动摇。3、缺乏专业人才与技术（1）、技术人员年龄结构偏大据统计在我国县乡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服务体系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占28%，36-45岁的占31%，46-60岁的占41%，年龄结构趋于老化。（2）、技术人员知识老化我国一些基层的兽医工作者，很多没有经过专业学校系统培训。而从畜牧专业学校毕业的人员，多数在县级和较大的乡镇工作，由于缺乏进修和技术更新，知识严重老化。目前，乡镇防疫技术力量薄弱，很难承担繁重的疫病防治工作任务，堵、防、检、控等综合措施的落实，缺乏应有的人员和技术支撑。4、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到目前为止,我国在法律法规方面虽制定了《动物防疫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兽药管理条例》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但没有形成完整的兽医工作法律体系: 缺少一个兽医工作的基本法,在兽医管理体制、执业兽医管理、突发重大动物疫情的应急、动物诊疗、畜产品卫生质量等方面也没有立法; 已有的法在很多方面还很不完善, 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相互间还有许多不协调的地方;《动物防疫法》仅适用于对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的管理,没有体现兽医管理部门对动物及其产品生产的全过程卫生监督和对兽医工作的有效管理, 其实用地位尚待提升;《动物防疫法》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在职能界定上有的地方出现交叉,有的地方又出现脱节, 很不适应当前形势下动物防检疫工作的开展和动物疫病的控制等。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14 18:19 三、我国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机构不健全、基层动物防疫体系薄弱，缺乏专业人才，法律不完善、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动物疫病防治能力和动物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加之目前国际上特别是我周边国家重大动物疫病时有发生，甚至出现局部蔓延，对我国防控重大动物疫病形成较大压力。因此，改革兽医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前十分紧迫的任务。1、建立健全兽医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兽医行政管理机构。中央一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列入农业部的内设机构。省以下兽医行政管理机构由省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养殖业发展情况和兽医工作需要确定，并按程序报批。上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对下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负有指导职责；各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对动物防疫、检疫工作负有指导和监督职责。要加强兽医医政、药政管理，实施官方兽医制度。2、加强基层动物防疫机构建设根据经营性服务和公益性职能分开的原则，积极推进乡镇畜牧兽医站改革。由县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按乡镇或区域设立畜牧兽医站，人员、业务、经费等由县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承担动物防疫、检疫和公益性技术推广服务职能。要将原由乡镇畜牧兽医站承担的诊疗服务等经营性业务进行科学界定，并与公益性职能合理分离，使其走向市场。鼓励和引导乡镇畜牧兽医站分流人员创办经营性兽医服务实体。3、加强兽医队伍建设和培养专业人才逐步推行官方兽医制度，逐步实行执业兽医制度。各地要通过成立兽医行业协会等方式，实行行业自律，规范从业行为，提高服务水平。切实加强兽医工作能力建设。要重视和加强兽医教育，保证人力资源储备，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强兽医科学研究，完善动物疫病控制手段，建立健全风险评估机制，提高科学防治水平。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兽医事务，跟踪研究国际动物卫生规则，及时调整和完善国内相关政策。4、完善兽医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兽医工作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则，参照《国际动物卫生法典》和国际通行做法，建立完善动物卫生法律法规体系。抓紧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研究制定官方兽医管理、执业兽医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发挥法律法规在兽医管理工作中的保障作用。促进兽医管理的有效，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