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毕业论文

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的论文提纲

导语：为了进一步对本课题的理解，加深对所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掌握，进行对《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多重悲剧的研究。下面是我整理的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提纲，仅供大家参考！

撰写论文阶段：

(共十周，20xx年3月18日～5月27日)：

第一、二周(20xx年3月18日～4月3日)：了解研究的相关知识。

第三、四周(20xx年4月4日～4月18日)：撰写毕业论文第一稿。

第五周(20xx年4月18日～4月25日)：向指导老师提交毕业论文第一稿。

第六周(20xx年4月25日～5月7日)：撰写毕业论文第二稿。

第七周(20xx年5月8日～5月13日)：向指导老师提交毕业论文第二稿。

第八周(20xx年5月13日～5月18日)：撰写毕业论文第三稿。

第九周(20xx年5月18日～5月22日)：提交毕业论文第三稿。

第十周(20xx年5月22日～5月29日)：完善毕业论文第三稿及定稿，毕业论文答辩，修订论文。

阅读的主要参考文献及资料名称：

[1]老舍小说/舒雨选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老舍精选集/老舍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3

[3]中国现代文学珍藏大系.老舍卷/许建辉主编.-2版.北京：蓝天出版社，

[4]鲁迅杂文/鲁迅著.—南京：江苏出版社，2010.(现代文库)

[5]中国现代作家评传 老舍评传/关纪新著.重庆出版社出版

[6]说不尽的.老舍：中国当代老舍研究/舒乙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7]学术研究指南丛书老舍研究纵览/曾广灿编著.天津教育出版社

[8]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老舍研究资料(上)/吴怀斌 曾广灿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9]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老舍研究资料(下)/吴怀斌 曾广灿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0]老舍评说七十年/张桂兴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11]老舍与现代中国/汤晨光著.—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

[12] 老舍小说精编(插图本)/舒乙选编.—2版.—桂林：漓江出版社，.

[13] 老舍与京味学/韩经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4]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上卷/胡经之 王岳川 李衍柱主编，—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

[15]张晓涛;从三个女人看祥子的悲剧[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3月第24卷第2期

[16]王润华;骆驼祥子沉沦之旅的三个驿站，人和车厂、毛家湾大杂院、白房子[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7]白晓霞;民俗世界中执着的追梦人—对《骆驼祥子》中虎妞情爱的认识[J];甘肃高师学报;第八卷第6期(2003)湖南师范大学出版，

[18]张鲁高;社会悲剧中的性格悲剧—试论《骆驼祥子》中祥子性格的生命本质[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12月第2卷第4期

[19]刘莉娟;“骆驼祥子”悲剧探因[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2月第18卷第1期

[20]朱勇;对《骆驼祥子》中祥子悲剧命运的深度探析[J];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3月第8卷第1期

[21]樊骏;论《骆驼祥子》的悲剧性[J];《双江论坛》;1986年09期

老舍特色词条 | 本词条按照特色词条指南编辑并维护贡献维护者 叶见89757、王鑫磊1999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男，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北京满族正红旗人。[1]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1966年8月24日，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恶毒的攻击和迫害，老舍被逼无奈之下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2] 2017年9月，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经典《四世同堂》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上市。这是该作自发表以来第一次以完整版形式出版[3]。中文名舒庆春外文名Colin 、Lau Shaw国籍中国民族满族出生地北京

2个小时才找到三篇 :我有一束温暖的光！——与林非、肖凤三十年风雨师生情也许是我将到“天命”之年，忽然发现，自己一生要走的路，要遇的人，好像都是命运中早早地排定。很多年过去，我蓦然回头，岁月斑驳的脚印上，正有一束温暖的光，无论黑夜还是白昼，无论就近还是走远，一直在我的前方导航照耀着。 人生如歌，但世上有一种歌是埋在心里的，每天都想唱，却不敢开口，就怕唱错了那神圣而温暖的调子。世上也有一种雨，只要下过，那贫瘠的土地就会发亮，就会发芽开花结果。 夏日北京的一个傍晚，我站在长安街边，等一个人。浪迹天涯十多年，北京，感觉就是一个藏梦的地方，风里有歌，云中有雨。我爱的北京，不是繁华与喧嚣，而是隐居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就是喜欢长安街上那种潮热的熟悉味道，还有被自行车包围的铃声。台基厂大街的入口上，脚下的砖瓦地似乎埋藏着我与生俱来的前世记忆，我痴痴地站着，张望着，盼着那熟悉的身影。这座梦里千回的京城，因为有我想见的人，从而血脉相依。 一辆出租车果断地停在我面前，下来一位短发的女人。“肖凤师母！”我奔上前去，与她拥抱。二十多年，我就是喜欢看见她那短得出奇的头发，还有她浓郁的北京口音，朗朗得如同金属。她的脸是圆圆的那种，笑溢着母亲般的慈爱。她应该不年轻了，但动作总是精干麻利。这次是她怕我找不到那家聚会的餐馆，大老远地亲自搭了车来接我。 “辛苦你了！”上了车，我把手放在她软软厚厚的手掌心里，温热的感觉使我想起了母亲。说来这世间有一种特殊的缘，不是血缘，却胜似血缘；世间也有一种师生的恩情，未曾入门，却总是心依魂牵。想到此，心里一沸，往事历历重现。 这位笔名叫作“肖凤”的人，冥冥之中曾经是我少年读书时最重要的启蒙老师。而我知道肖风老师的时候，还不认识林非先生，更不知道他们竟是一家人。 回到1978年，早春的二月，母亲提着她早年上学的棕榈箱，送我到古长安城墙下西北大学的门口。那天很冷，但我穿着母亲刚刚织好的毛线裤，外面还罩着灯芯绒的长裤，上身是母亲新缝的法兰绒格子外套。我暖暖地站着，母亲胖胖的手就放在我的肩头上：“好了，妈的任务完成了，以后的路就自己走吧！”冬日的阳光下，我看着母亲挤进公共汽车的窄门里，在窗里向我挥手。还要再过几个月，我才16岁，但我已早就不是少年，命运似乎注定了我必须早早地独自前行。 一直都觉得惭愧，我竟然混在了中文系七七级的老大哥老大姐中念书。也是因为年龄小，古典文学就总不能吸引我。记得那位讲《诗经》的老师叫大家分析《氓》，看看我直发愁，最后说：“你怎么能理解弃妇的哀怨呢？你就分析《硕鼠》吧！”到了外国文学课，我怎么也想不通“安娜卡列琳娜”为什么要卧轨，还有，那个鲁庄的“包法利夫人”干嘛要痛不欲生。 就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要写毕业论文。我忽然在书店里发现了两本小书，一本是《萧红传》，一本是《庐隐传》，作者竟是同一个人：“肖凤”。我与“肖凤”一见钟情，从她的书里，明白了文学原本是与人生的痛苦和不幸相连！萧红，一个不幸的弱女子，却用笔写出了自己的新生命。庐隐，命运虽然摧残了她的爱情，但是她的文字却将爱情变为了永恒。因为爱“肖凤”，继而又爱上了现代文学。“五四”，是中国的启蒙，也是我的启蒙。 1982年春，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论庐隐》获得了文科优秀奖，随后的一篇《论萧红小说的语言艺术风格》刊登在1983年东北辽宁的《社会科学辑刊》上。《辑刊》的主编来信夸我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解，我告诉他：“是因为有肖凤老师的指引！” 渴望见到肖凤老师是我大学时代最重要的心愿，但那只是一个心愿而已。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在数年后，我不仅见到她，而且成为她家的常客。更想不到，后来的她竟成为这世上最惦记我的师母。这样的奇缘却是因为林非先生，而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了现代文学。 1982年的春天，刚刚毕业的我要求分在一所新建的大学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校长看我不满二十岁，先就警告我：“你的学生有的年龄比你大，你要好好教！”到了夏天，脸色渐渐柔和的校长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校里要送你去大连参加一个全国现代文学的暑期讲习班！”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每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人也特别容易激动，所有的人都好像如梦初醒，突然间张大了眼睛，连路边的树木都努力伸展了叶子。我感觉自己年轻的心就如那厚软的海绵，随时渴望汲取着雨露阳光。东去大连的列车上，我把头伸出窗外，风景如梭，变幻得几乎来不及回眸。人生就是突然，就是惊喜，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大连，将带给我一个崭新的世界。 第一次看见大连，第一次看见大海，第一次看见那么多学界的师友！辽宁师范大学的阶梯教室，上百位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教师人头攒动，兴奋的空气中似乎饱满到几要爆炸。短短的一个月里，我几乎见到了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最顶级的专家学者的强大阵容，唐弢，王瑶，马良春，林非，钱谷融，陆耀东，樊骏，严家炎等等等等，那些宝贵的日子，成为我后来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时隔27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林非先生那天登台的情景。他比其他学者都高大，语音中有浓郁南方口音，却相当清澈洪亮。他讲的题目是中国现代散文史和他精心研究的现代散文大家。在他的探索下，散文，这一古老中国最正宗的文体，在“五四“之后所散发的绚烂光芒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收获。那一刻，我才恍然，小小的散文，承载的却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激流，并推动着人类精神前进的航船。直到今天，我都坚信中国现代散文的成就远在现代小说之上，即便是在当代，散文的成就也还是无法与“五四”以来的作家比肩。 仲夏夜的大连，我第一次拜访了林非先生，羞怯的我由年长的同窗学超兄陪着，心里充满了喜悦和不安。温馨的夜色里，林非先生如数家珍地谈起现代的散文大家，从鲁迅到周作人，从胡适到林语堂，从梁实秋到徐志摩。我的警醒是他的论文总是与作家的身世人格相关。林先生告诉我：“小说可以虚构，但散文却是赤子，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时任社科院文学所的副所长马良春先生，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一副激动的样子，鼓励我：“你以后的学术生命就献给散文学吧！”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真正进入了散文的世界，同时迷上了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作家。林先生的知人论文的学术思想，从此深深地嵌入了我的生命。 就在大连的那个夏天，迎着海风，我们到棒槌岛去看望了休养中的丁玲和陈明。走过了现代风雨沧桑的丁玲，坐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监狱，从“文小姐”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再到“武将军”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豁然明白的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朵在时代激流中沉浮的小小浪花。她的脸上依然是布满了笑容，心里有的依旧是对爱的信任和执着。握着丁玲的手，感觉就是握着历史的手。 大连过后，我回到了西北大学读现代文学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是鲁迅。导师张华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57年分到西北大学任教，第一堂课后即被打成右派，之后度过整整二十多年的沉默岁月。我大学毕业前夕，他重返讲坛，给我们开“鲁迅思想研究”的选修课。张先生上课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一生中所讲的第二堂课！”我们的眼泪立刻都在眼眶里打转。课间，张先生对我说：“你只要把鲁迅弄明白了，就能明白中国。明白了中国，才能研究中国的文学！” 研究生的日子，导师叫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带我们撰写《中国现代杂文》一书。那时，就常常得到林非先生的许多指导。有一天，我到北京拜师查资料，在建国门内的社科院大楼里，因为没见到林非老师，马良春副所长就引着我去见了刘再复先生。两位前辈一路关照，不时耳提面命，让我诚惶诚恐。《中国现代杂文》一书后来获了图书大奖，林非先生与我的导师也成了终生莫逆的好友。硕士毕业，我要求去父亲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此间的欢喜是参与了两部书稿：《中国当代文学》和《神秘黑箱的窥视》。开心的事还有去西北五省挥鞭讲学。某日，与一同事讨论现代文学及当代文学的孰优孰劣，他忽然说出他在北京念书的导师就是肖凤，让我的眼睛突地瞪大。他再说：“肖凤老师的先生就是林非啊！”我完全呆了，他们两位正是我心仪多年的恩师！那一刻，我让自己有了一个奇妙的决定，就是要去北京报考林非先生的博士。 1991年，一个不寻常的年头。学校里派我赴京参加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的大会。那时候，“鲁学”是中国真正的“显学”，大有引导时代新思潮之势。早晨，我们在怀仁堂里谒见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午，在宾馆大厅里争论陈涌与王富仁理论的孰是孰非，即鲁迅的意义究竟在“政治革命”还是在“思想启蒙”。 京都的夜晚，一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年轻学子，竟然横排走在宽阔的大街上，记得队伍中有南京大学的朱寿桐，浙江大学的黄健，吉林大学的靳丛林、张富贵，上海的杨剑龙，武汉大学的龙泉民，山东大学的高旭东等等。我们不是去散步，而是步行去探望被这次大会排斥在外的汪晖先生。那时候的汪晖，刚刚出版《反抗绝望》，俨然是学界青年领袖。他的住处非常狭小，我们好像是坐在床上，说了什么完全不记得，只记得那个夜晚群情激愤，汪晖就一直陪着我们温和地、温暖地笑着。 翌日，在京的好友特约王富仁先生喝酒，我是他西大学妹，得以坐在他手边。富仁先生当年在西北大学读硕士时我正在读本科，所以常能看见他拿着烟蒂苦苦思索的样子。他是山东人，满脸憨厚，但能精读俄文原版著作，只要开口讲话，立刻迷倒一片。可惜我水土不服，不胜酒力，恍恍之间，看见他穿着一件花衬衫，眼睛里闪烁着年轻人的光彩。喝到最后，富仁先生对我说：“小妹，你若要研究学问，应该到北京来！” 到了1992年的春天，成都召开鲁迅研究会的年会。站在都江堰的堤坝上，江山如画，满目苍翠。会长林非老师就站在身边，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对他正式说：“我想考你的博士！”林非老师笑盈盈看着我，好像他早已知道了我的心思：“好啊，欢迎你来北京！最重要是必须把成绩考好！”我真想告诉他：这一天我已等了很久很久。西望长安，我的家园，你的历史背负太重，你的爬行太慢，我真的想要走了，我也必须走了。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东去北京的列车上，我的行囊里装满了赴京赶考的书本，但是却再无心打开。坐在我身旁的丈夫，一面研究着美国大学刚刚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一面对我说：“你想改变生活，我也想改变生活。可我的目标不是北京，却是美国。如果我签证成功，希望你跟着我走！”列车徐徐向前，我的心忽然迷茫起来，前方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 大考之前，为了坚定信心，我特别跑去拜访汪晖。还是那间狭小的屋子，还是那样温和的笑容。九二年成都会之后，我们一群人曾同游九寨沟，黄龙顶上留下了灿烂的合影。看我心事重重，汪晖拉我去楼下的菜市场买菜，然后回来在更狭小的厨房里做饭。那日吃的什么也是完全不记得，却记得告别时他哼了一个曲子，一个远行的曲子。 暑热的北京，回到令人窒息的考场。我深知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报考博士的机会，更让我焦虑的是这也许是林非先生最后一次招考他的关门弟子。多年的心愿在煎熬着我，但是，也只有我知道，就在同时同刻，我的先生正在美国领事馆的大门前申请签证，窗外乱云翻渡，是吉是凶，我心如麻。 那年的考试，专业课的分数还好。但最后复试的当天，先生告知我已拿到签证，我顿时完全乱了方寸。林非老师端坐在面前，和蔼可亲地问我：“你说说散文的创作最难在哪里？写好散文的关键又是什么？”我的状态几乎是神驰八荒，灵魂出窍，简直就是胡乱作答。直到走出大楼，自己才回过神来，刚才恩师问的题目其实就是想要我回答一个“情”字！羞愧之下，我知道自己的博士之路从此梦断。 许是天命，野性的我终于还是走上了远游的路。踏出国门前与林非老师告别，他殷殷相告：“你不要忘记写作，将来定在散文上有作为。”我心里发热，但我的心愿是研究散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要去创作散文！林非老师一眼看透我直言：“散文，对你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如何实践的问题。” 初到美国的那些日子，心里很苦，身体又累。远离了学术，远离了文学，暗夜中我常常蹉叹：这样的生活难道就是我想要的吗？就在我痛苦徘徊之际，林非和肖风老师不断写信来关心我，信中最激励我的一句话是：“生活之树常青，只要你写下来就能成为作家！”是呀，痛苦也是生活，体验就是财富！我要写，写下异域的冲击，写出新一代移民的甘苦！ 直到1998年，我在海外的第一部散文集《走天涯——我在美国的日子》出版了。这本蓝色封面的小书几乎是与我的孩子一起孕育而成，里面的很多篇章都是在夜里打工回来后完成的。欣慰的是那些初临新大陆睁眼看世界的故事，不仅发表在美国的华文报刊上，也同时发表在故乡的《西安晚报》上。感激我可爱的母亲，每每如获至宝地替我从报上剪贴下来再寄给我。这部简陋的小书是我海外散文创作的初试锋芒，也是我写给母亲的他乡报告。 显然，《走天涯》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但远在北京的林非老师毅然为此书执笔写序。他的呕心沥血的长序，不仅充分地肯定了我在天赋和气质上更善于在情感和形象的天空里飞翔，而且还仔细地分析其中的篇章，并殷殷地期盼：“随着瑞琳在美国的土地上继续深入地观察体验和感悟，相信她一定会告诉自己同胞更多充满人生况味的异国他乡的故事。” 这篇序言，每每捧读，心热眼热。我明白，他在期望我向着更高的目标和境界冲刺。 写作，更带给我人生的神奇。因为《走天涯》中所写的休斯敦华人故事，休斯敦市长特别颁发我“荣誉市民”和“文化亲善大使”证书。也是在1998年，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开始关注海外华文作家，领馆推荐我前往福建泉州参加首届海外作家笔会，可惜因为小儿不满两岁，未能成行。但他们后来出版的《美国华文作家作品百人集》一书，选入了我的《休斯敦的中国女人》。 2000年，我首次参加海外最大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暨洛杉矶作协联合举办的全球征文大赛，初赛决赛均一路领先，最后获得第二名。因为第一名从缺，所以各界的文友们都恭喜我夺得了头奖。我把这篇获奖作品《他乡望月》寄给了林非老师，他为我写了一句话：“这篇文字，是你八年海外生活的思考结晶。” 最难忘2003年，林非老师以恢弘之气主编《二十世纪名家经典海外游记》。书中首选的第一位是康有为，“五四”时期的作家还有梁启超，林语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冰心，梁实秋等，当代的作家有季羡林，陈荒煤，杨朔，秦牧，汪曾祺，宗璞，王蒙，邓友梅，余光中，董桥，另外还有冯骥才，陈忠实，余秋雨，张抗抗，赵丽宏，舒婷，铁凝，韩小惠等。我想他是为了鼓励我，在书的尾篇收入了我的《雪鸟飞翔的地方》。后来我们见面，他送给我样书，打趣说：“这本书可是从康有为到陈瑞琳啊！” 2003年，也是我散文创作的又一个丰收年。自《走天涯》出版后，我希望自己走出北美山川的近距离地描述，而能够在更广阔的地理背景下探索中西文化的深层感受。于是，我的足迹从加拿大到墨西哥，从西欧到北欧，精神的开阔带来了文字的改变。记得那篇《英伦秋行》还是手写的，首发在中国文联白舒荣老师当时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上，并由此正式进入了海外华文学的研究视野。 油墨纸香的《“蜜月”巴黎——走在地球经纬线上》刚刚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就急不可待地呈送给林非老师。每次回北京，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驱车到静淑苑，快速登上五楼敲门，然后是笑语声声。肖凤老师曾给我做她最拿手的红烧肉，满满的一盘，烧得油亮，真是好吃极了。他们说唯一的宝贝儿子之所以长得那么高，就是来自这两个法宝，一是红烧肉，二是睡足觉。饭桌上，林非老师还送给我他的新作，一部《读书心态录》理性深邃，一部《火似的激情》驰骋飞扬。看着他满头岁月的华发，研究和创作的热情依如年轻人的奔放，一束温暖的光照进我心里，感觉血液里融进了一股永不衰竭的力量。 回到美国，我收到了林非老师创作的一篇亲情美文《离别》，是送他们的儿子去美国读书。文章的最后一段写肖凤回家，摸着儿子睡过的空床，我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下来。后来看到好多评论，比较《送别》与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两种背影，两个时代，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久，他们夫妇就携手来美国看儿子，顺途也来看我。我怎么也没想到，肖凤老师进门，立刻拿出一样东西，是她自带的围裙，说要给我烧饭，简直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她烹调的一道绝活是煮排骨汤，其奥妙是多放料酒，汤和肉都香极了。 就在那年春节，我给林非老师写信：“在海外，从事华文文学评论的人少而又少，我应该担当起这个使命。”林非老师回我：“天降大任，你的心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学术，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吧！”那些日子，我竟如孤雁，有些含辛茹苦，在北美，也很少有人像我这样，不为职称，毫无报酬，破天荒地发掘和评论着一个个默默写作的人，为我的同代作家写碑立传。 2005年的9月，由我和西雅图作家融融共同主编的《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小说精选与点评》一书在美国轻舟出版社隆重出版。这一年的10月，纽约的天空到处飘洒着驾风而舞的缤纷彩叶，来自加拿大，美国及中国的各路作家和学者纷纷飞向纽约，共同庆祝第一本北美新移民作家的作品文集《一代飞鸿》的问世。让我尤其动容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代文学前辈如王鼎钧，董鼎山，郑愁予，赵淑侠，赵淑敏，张凤，丛苏等都慨然前来，与我们共襄盛举。北美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马克任先生特别在发言中指出北美华文创作的五个重要年代，第五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一代飞鸿》为标志的大陆新移民作家的崛起和成熟。我的更深感动是老先生并指出：“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北美华文学的希望和未来。”就在同一年，我应邀去哈佛大学参加两岸作家的对谈。到了年底，国内的《文艺报》评选我“理论创新奖”，颁奖就在12月的人民大会堂。2006年，成都时代出版社隆重推出“北美经典五重奏”，我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列在其中。春种秋收，生命的耕耘有了金色的景象。我把这一切告诉林非先生，他是那样的喜悦和安慰！ 归去来兮，每年的回国成了我生命的一种必须的方式。而每次回到北京，叩见林非老师，也成为我归途的一个重要典礼。虽然我最终未能成为他的入室弟子，但在他心里，我好像早就是他的学生，他为我付出的心血和期望甚至比别人更多。最难忘的一天，是林非先生在京的弟子为他庆生，大家邀我同乐，看大家捧上一大盆美得让人心颤的兰花献给林非老师，我亦温暖到幸福。 2009年，新书《家住墨西哥湾》刚刚出版，就荣获了全球“中山杯”华侨文学奖的散文类优秀奖。走下颁奖台，我就一路飞奔到邮局，将新书寄往北京。因为我可以想象，林非先生肯定会把这部《家住墨西哥湾》摆放在他的案头，然后微笑着说：“瑞琳的散文真是越写越好了！” 近三十年过去，我没有为林非老师写过一篇文章。身为晚辈，评论恩师的作品，我一直没有这个勇气。我只是把深深的感激埋在心里，化作动力，一路奋力前行。我期望着将来有一天，真的无愧恩师，然后对自己说：“我努力过了！” 生命如画，但需要一束光照耀。那光是明亮的，也是温暖的，不仅穿透了一幅油彩的风景，而且穿透了历史的天空。

1、我的老师徐特立2、班主任3、我的老师（冰心、苏叔阳、贾平凹）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

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

1、《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人民艺术家——老舍（舒庆春）所著的长篇小说，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祥子是旧社会劳苦大众的代表人物。

2、《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是中国作家老舍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小说。这是一部表现抗战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生活与抗战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

该书以北平小羊圈胡同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胡同内的祁家为主，钱家、冠家以及其他居民为辅，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反抗与顺从的选择，国家与个人的选择种种艰难的选择纷繁地交织在一起。

3、《茶馆》

《茶馆》是现代文学家老舍于1956年创作的话剧，1957年7月初载于巴金任编辑的《收获》杂志创刊号。1958年6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剧作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通过一个叫裕泰的茶馆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光怪陆离，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芸芸众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老舍

老舍(l899．2．3—1966．8．24),满族，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北京。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炮火中。母亲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18年夏天，他以优秀的成绩由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北京第十七小学去当校长。1924年夏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中文讲师。在英期间开始文学创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第一部作品，由1926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立刻震动文坛。以后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1930年老舍回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这个时期创作了《猫城记》、《离婚》、《骆驼样子》等长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中篇小说，《微神》等短篇小说。1944年开始，创作近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他担任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副主席兼北京文联主席，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1966年“文革”中不堪躏辱投湖自尽。 著作书目： 《老张的哲学》(长篇小说)1928，商务 《赵子曰》(长篇小说)1928，商务 《二马》(长篇小说)1931，商务 《文学概论讲义》(理论)1931，齐鲁大学文学院 《小坡的生日》(长篇小说)1934，生活 《猫城记》(长篇小说)1933，现代 《离婚》(长篇小说)1933、良友 《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4，的代 《赶集》(短篇小说集)1934，良友 《樱海集》(短篇小说集)19Z9，人间 《蛤藻集》(短篇小说集)1936，开明 《老牛破车》(创作经验)1937，人间 《三团一》(曲艺集)1938，重庆独立出版公司 《骆驼样子》(长篇小说)1939，人间；修改本，1955，人文 《火车集》(短篇小说集)1939，上杂 《残雾》(话剧)1940，商务 《文博士》(长篇小说，又名《选民》)1940，香港作者书社 《张自忠》(话剧)1941，华中图书公司 《大地龙蛇》(话剧)1941，国民图书出版社 《剑北篇》(诗集)1942，文艺奖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 《归去来兮》(话剧)1943，作家书屋 《国家至上》(话剧)与宋之的合著，1943，南方印书馆 《谁先到了重庆》(话剧)1943，重庆联友出版社 《桃李春风》(话剧，又名《金声玉报》)与赵清阁合著， l943，中西书局 《贫血集》(短篇小说集)1944．文聿出版社 《火葬》(长篇小说)1944，晨光 《惶惑》(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1部)1944，良友 《偷生》(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2部)1946，晨光 《东海巴山集》(短篇小说集)1946，新丰出版社 《微神集》(短篇小说集)1947，晨光 《月牙集》(短篇小说集) l948，晨光 《方珍珠》(话剧)1950：晨光 《龙须沟》(话剧)1951，大众 《老舍选集》 1951，开明 《春华秋实》(话剧)1953，人文 《老舍短篇小说选》 19567，人文 《福星集》(散文集)1958，北京 《茶馆》(话剧)1958，戏剧 《上任》(短篇小说)1958，作家 《四世同堂》(长篇小说，又名《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上下册， 1959，百花；l—3部，四川人民 《正红旗下》(长篇小说)，人文 《老舍小说集外集》 1982，北京 《老舍文艺评论集》 1982，安徽人民 《老舍选集》(1—4卷)1982，四川人民 《老舍戏剧全集》(1一4卷)1982，戏剧 《老舍新诗选》 1983，花山 《四世同堂补篇》(长篇小说)1983，百花 《老舍散文选》 1984，百花

老舍的简介： 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生于1899年，逝于1966年，著名小说家、戏剧家、语言大师。他生在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后曾任小学校长及中学国文教师。1924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回国后，写下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1913年考入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先后任北京第十七小学校长、天津市南开中学语文教员等。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同时进行文学创作。有长篇讽刺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 1930年回国后先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创作有：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另出版有：《老舍幽默诗文集》及论文集《老牛破车》。 1937年，其代表作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问世。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始写作剧本，主要作品有：《国家至上》(与宋之合作)、《面子问题》、《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作)、《张自忠》、《大地龙蛇》、《谁先到重庆》及《归去来兮》等。另创作有长篇小说《火葬》，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东海巴山集》和通俗文艺集《三四一》。 1944年开始创作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 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创作了话剧《方珍珠》、《龙须沟》、《茶馆》、《春华秋实》、《西望长安》、《女店员》、《红大院》、《全家福》、《神拳》等。 1966年老舍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1978年6月3日，有关单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老舍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