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娃的毕业论文

刘怀玉，男，1965年生于河南省镇平县。先后毕业于郑州大学 (1985)、中国人民大学(1988)、南京大学(2003)，分别获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美国伊里诺依大学香槟分校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弗雷曼基基金访问学者(2010-2011)。硕士毕业后曾长期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历任哲学所副所长，河南省优秀专家。2003年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所兼职教授等职务。目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理论方向教学研究工作；博士论文《现代日常生活批判道路的开拓与探索—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入选2006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9年评为人事部、教育部“百千万人才支持计划”国家级人选；2012年被评为国务院政府津贴享受者。 1.《社会科学方法论》（合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被肢解的马克思》（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992年获得“吴玉章学术奖”一等奖3.《发展中国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合著），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4.《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经济社会发展观》（合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原理》（合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6.《恩格斯与现时代——兼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学”》（合著），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本书获得北京市第四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7.《走出历史哲学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当代沉思》，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本书获河南省2001年度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8.《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3月版。9.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合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 10.苏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解史（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11.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12.《历史的解构与空间的想象》（自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人类学马克思主义”述评》，载《大学文科园地》1988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全文转载。2.《实践本体的系统发生论》，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全文转载。3.《“地理环境决定论”批判》，载《学习论坛》1990年第8期。4.《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述评》，载《社会科学述评》1991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史》全文转载。5.《简评科西克“具体辩证法”中的人本主义倾向》，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6.《邓小平社会稳定思想之哲学分析》，载《中州学刊》1991年增刊。7.《从理性的背叛者到理性的捍卫者——论卢卡奇哲学思想的一次重要的转折》，载《中州学刊》1992年第6期。8.《论正确认识与利用资本主义》，载《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增刊，。9.《实在论、自然主义与社会行为》，载《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史》全文转载。10.《马克思的“历史进步代价”理论与发展问题》，载《哲学研究》1993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全文转载。11.《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的历史性突破》，载《河南日报》1993年9月3日。12.《发展与稳定问题刍议》，载《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13.《从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到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6期。该文收入《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新华文摘》与《哲学动态》转摘。14.《历史的突破与历史的循环——论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载《河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15.《“一致论”、“矛盾论”、“改革论”》（两人合著），载《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增刊。16.《当前我国哲学的困境与出路》，载《现代哲学》1994年第1期，共5千字。有转载。17.《经济市场化，哲学如何实践化？》，载《信阳论坛》1994年第1期。18.《从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解喻化”阅读看实践唯物主义的全新特质》，载《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全文转载。19.《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载《中州学刊》1994年第4期。20.《当代中国社会稳定问题之结构分析》，载《江汉论坛》1994年第12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全文转载。21.《当前我国哲学面临挑战的成因》，载《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本人承担2千字，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全文转载。22.《从哲学社会学和理性社会学的观点看哲学的终结》，载《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23.《世纪之交中国哲学面临的挑战与出路》，载《求是学刊》1995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全文转载，《哲学动态》转摘。24.《误读、重读与重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两次重要转折》，载《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全文转载。25.《邓小平改革思想中的辩证法理论及其时代意义》，载《中州学刊》1995年第4期。获得河南省1995年度五个一工程奖。26.《制度结构制衡论：伦理制度建设的新思路》，载《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哲学动态》转摘，人大复印资料《伦理学》全文转载。27.《历史进步代价问题的科学历史观分析》，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7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全文转载。28.《从隐喻的“物的世界”的元科学到解喻的“人的世界”的实践哲学》，载《求是学刊》1995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全文转载，收入李小娟主编《文化的反思与重建——跨世纪的文化哲学思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9.《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新论的几点看法》，载《河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本人承担3千字。30.《人类思想的永恒悖论——哲学基本问题之随想录》，载《黄淮学刊》1996年第1期。31.《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实践本质论》，载胡福明主编《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2.《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全文转载。33.《21世纪中国哲学展望》，载《开放时代》1996年第3期， 34.《划界论、层次论、公正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伦理建设问题若干分析》载《中州学刊》1996年第3期。35.《论马克思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哲学精神实质及其科学理论形态》，载《理论探讨》1996年第5期，共10千字。36.《论马克思对人道主义哲学问题的三种科学解决的理论途径》，载《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0期，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全文转载。37.《马克思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与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三大主题》，载《求是学刊》1996年第6期。38.《返（反）本开新，建（见）卓于微——读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载《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8期。39.《马克思经济社会伦理观三题》，载《中州学刊》1997年第5期。40.《“抓机遇论”发展哲学观念的历史追踪——从马克思到邓小平》，载《理论探讨》1997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全文转载，《哲学动态》转摘。41.《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定位》，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全文转载，收入高秀昌主编《冯友兰研究》第2辑，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42.《“制度伦理学”研究近况》，载《哲学动态》1998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伦理学》全文转载。43.《在当代的历史深处揭露人类最神圣的情感》，载《东方艺术》1998年第2期。44.《“抓机遇论”发展哲学观念的多维理论透视》，载《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10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全文转载。45.《21世纪中国前景展望》，载《跨世纪》1999年第10期。46.《走出历史哲学的乌托邦》，载《中州学刊》1998年第6期字。47.《20年的三大观念突破》，载《河南日报》1998年12月。48.《笔谈后现代主义文化》，载《大河报》1999年1月20日。49.《改革开放20年的三大观念突破及其理论意义》，载《黄河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50.《走向一种淑世主义的历史进步观》，载《江海学刊》1999年第1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中国哲学1999年报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本年度“历史哲学研究”栏目头条观点重点摘要介绍。51.《美德、公正与自由——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道德秩序建设的三种思路》，载《郑州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52.《五四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角色意识转换》，载《市场经济导报》1999年第5期。53.《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载《学习论坛》1999年第5期。54.《乌托邦、末世论与西方历史进步观念哲学批判》，载《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55.《新的解释范式，新的伦理肖像》，载《青年思想家》1999年第6期，。56.《呼唤自由的哲学》，载《学海》1999年第6期。57.《马克思全球化观念的历史追踪与多维透视》，载《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12期，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全文转载。58.《从民族之镜到现代之境——20世纪中国哲学观念的逻辑转变》，载《求是学刊》2000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全文转载。59.《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迎接时代挑战的发展过程》，本人承担4千字，载《中州学刊》2000年第2期。60.《从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到后现代主义的拟象化理论》，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全文转载。61.《马克思哲学多重话语结构的历史解读》，载《理论探讨》2000年第4期，《光明日报》2000年8月21日转摘。62.《邓小平理论形成的世纪性思想背景之多维透视》，载《邓小平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63.《民族灵魂与现代形式的艰难交融》，载《河南日报》2000年9月7日第7版。64.《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综述》，载《河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65.《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谱系”》，载《江苏省行政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创刊号）。66.《到记忆的远方追寻》，载《东方艺术》2001年第1期。67.《中国现代化观念世纪之争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载《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邓小平理论》要点摘录。 68.《建构现代生活界“具体乌托邦”图景的新人本主义历史观》，载《学术研究》2001年第4期。69.《是比较对话，还是语境回归？——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一种反思与回答》，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02年第4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转摘。70.《是经济决定论，还是经济支配论——马克思“经济必然王国支配性发展”理论的当代诠释》，载《理论探讨》2002年第1期。71.《只有真问题真知识，才有真思想真信仰》，载《博览群书》2001年第9期，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2001年第11期全文转载。72.《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全新解读模式》，载《中国图书评论》2001年第4期。73.《从哲学角度看冷漠问题》，载《文明与宣传》2001年第10期。74.《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解释若干途径的批评与反思——“移心式”重建，还是“溯源式”的开新》，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75.《破除阅读的宗教神话，回归文本的真实语境》，载《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大人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2年第6期全文转载。76.《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意义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载《学术月刊》200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02年第10期全文转载。77.《从多个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意义问题》，载中山大学主编《哲学与现代化》第2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78.《存在论转向与方法论革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79.《三个代表与唯物史观的当代新视野》，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80.《深入经典的历史逻辑，塑造当代的理论形态——〈走进马克思〉一书述评》，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81.《西方学界关于列斐伏尔思想研究现状综述》，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5期。82.《论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概念的前后转变》，载《现代哲学》2003年第1期。83.《论马克思的现代哲学范式革命》，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9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全文转载。84.《列斐伏尔与20世纪西方的几种日常生活批判倾向》，载《求是学刊》2003年第5期。85.《去遥远的“地方”体验“最近处”的人文》，载《南方文坛》，2003年第6期。86.《不合时宜的深度现代透视——〈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一书读后感》，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12期。87.《论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后马克思哲学”转向》，《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88.《“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 《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全文转载89.《祛除历史能指的幽灵，解开历史代表问题之谜》，《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全文转载90.《无地自由，或另一种“第三世界”》，《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91.《实体主义、人本主义与马克思的现代哲学范式革命》，《学术研究》2004年第8期，《光明日报》要点摘录92.《“总体人”的辩证法》，《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93.《索亚：后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本体论批判》，《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五期94.《人学：从可持续发展到永恒的生存的辩证想象》，《探索》2004年第3期。95.《哲学的实现只在可能的瞬间》，《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96.《总体的历史科学视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论贡献》，《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转载。97.《科学发展观：解决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新视野新思路》，《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98.《马克思新哲学革命的初始理论形态及其经济学局限》，《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99.《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问题》，《探索》2005年第3期100.《消费社会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要转向——以列斐伏尔为主线的研究》，《理论探讨》2005年第2期。101.《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以列斐伏尔为个案》，《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转载。102.《为日常生活再辩护——论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基本意义》，《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103.《面向生活的现代性哲学问题构成与反思——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意义的一种理解》，《哲学动态》2005年第10期104.《深入探讨马克思哲学思想原创的差异化踪迹》，《学术月刊》2005年第10期。105.《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的现代性本质批判》，《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106、“论毛泽东现代化问题观的原创意义”，《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07.“‘面向生活’的现代性政治哲学难题及超越”，《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108.“马克思哲学革命关键历史环节的历史原象-从《未来哲学原理》到《费尔巴哈提纲》”，《河北学刊》2006年第6期。109.“论马克思哲学的再生产实践概念”，载《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10.“论马克思哲学的人文意蕴”，载《学习论坛》2007年第2期； （两人合作）111.“神秘化：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的笔记”（译文），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12月； 112.“《空间的生产》新版序言（1986）”（译文），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12月；114.“从诗学革命到女性政治——西方学界关于克里斯蒂娃思想研究现状述评”，《哲学动态》2007年第6期（两人合作）；115.“西方学界关于列斐伏尔思想研究现状综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人民出版社2007年116.“日常生活批判：走向微观具体存在论的哲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117.“自在自然、人化自然与历史自然”，《河北学刊》2007年第5期118.“马克思哲学中的社会有机体概念”，《学术研究》2007年第10期119.“列宁的两种资本主义观的历史意义及其当代价值”，《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二人合作）120.“问题史的考古与激活：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之源”，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全文转载12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理论基础反思”，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8年第2期，122.“以彻底的实践精神推进理论创新”（二人合作），载《中国教育报》2008年5月6日12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再中国化’问题及其前提”，载《理论视野》2008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要点摘编124.“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野下的以人为本”（二人合作），载《学习论坛》2008年03期。125.“为日常生活批判辩护——《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的历史意义”，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126.“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原像与当代解读”（二人合作），载《学海》2008年第5期127.”苏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解的历史逻辑及当代反思”，载《河北学刊》2008年第6期128.“能指拜物教批判的出场逻辑及其理论困境”，（二人合作），载《求索》2008年第9期129.“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再中国化’问题”，载《学习与探索》 2009年第1期 130. 价值重估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中国化思考，载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第23卷 第01期 131.“论马克思对哲学唯物主义传统的超越及其新唯物主义的革命意义——兼论施米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二人合作），载《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3期 132.“从非物质劳动到生命政治——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政治主体的建构”， 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9年第2期 133.《基于政治经济批判的两种现代社会理论》， 载《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134.《从大众神话到景观社会：消费主义批判》，载《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135.《 空间：控制工具抑或希望之乡？——评勒菲弗《空间与政治》（二人合著），载《社会学家茶座》第3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36.《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构架》，载《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137.《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20日138.《苏联化、西马化与中国化——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三十年历史的回顾与反思》，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1期139.《空间的建筑学》译文，载《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0辑140.“历史唯物主义为何与如何面对空间化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1期141.”透视资本主义的当代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课题“，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3期142.”不平衡发展的“现在”历史空间辩证法“，载《学习探索》2011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转载143.”列斐伏尔：从日常生活批判到空间的生产“（著作），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上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144.”论列斐伏尔对现代日常生活的瞬间想象与节奏分析“（论文），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145.”论吉登斯、哈维、卡斯特对现代社会的时空诊断“(二人合著)，载《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146”传统文化的断裂与继承——以新中国成立前新儒家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为视角“(二人合著)，载《学习论坛》2012年第6期147”从“异化劳动”到“社会交往”——试析望月清司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论文）(二人合著)，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3期148.”俄国民粹主义的资本主义观：一个历史的述评“（论文），载《河北学刊》 2013年第2期)(CSSCI)149.”论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论文）,载《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第2期;150.”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解释的实践哲学路向“（论文）载《学习与探索》第6期(CSSCI)(二人合著)151.”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问题研究前沿报告“,载《中国哲学年鉴》2013,哲学研究杂志社.CSSCI;152.”空间化视野中的全球化、城市化与国家再区域化发展“,载《江海学刊》2013年第5期(CSSCI),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153.”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历史概念及其意蕴“,载《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11期(CSSCI)新华文摘转载154.”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元性本质与多元化探索“,载《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155.”沟通中西、关心实践的语言哲学“（书评）,载《学海》2014年第2期156.”三思毛泽东——革命传统、革命后民族国家创制与后传统理想主义遗产“,载《现代哲学》2014 年第3期157.”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历史回顾与当代追问“,载《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转载。158.”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念旅程：从传统的革命到现代化的改革“,载《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159.”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中的中国经验问题“，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2014年7月160.”论阿尔都塞的政治哲学及其幽灵“，载《世界哲学》2014年第5期2014年9月161.”《空间的生产》一书若干问题研究综述“载《哲学动态》2014年第10期162.”突破教条、回到根本、畅所欲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载《吉林大学社会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6期163.”启蒙的进化与重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二人合著），载《社会科学》（上海）2014年第8期164.”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2006年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研究——以列斐伏尔为个案（主持）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人本主义观念、方法与实践（主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空间化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13JJD71000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对策研究（承担者）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问题研究（11BZX005)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承担者） 本科生：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修）、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选修）硕士生：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博士生：20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试论西方叙事学理论演变与吴尔夫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立场》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叙述者；叙事权威；弗吉尼亚·吴尔夫 [论文摘要]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兰瑟关于叙事权威的理论来解读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小说《到灯塔去》可以看到，吴尔夫在小说的公开叙事层构建了一个“自我消抹”的叙述者形象，而在隐蔽叙事层，却勾勒出一个无处不在的叙述者形象。通过分析探讨小说的叙述者在隐蔽叙事层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就好比是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那种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而吴尔夫本人对叙事权威的追求和依赖决定了她缘何可以在现代派和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自己的双重地位。 《到灯塔去》是现代派小说家和女权运动先驱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作品。自1927年问世以来，广受评论家和读者的青睐与追捧。不难发现中外评论家对小说的研究是多角度、多方位的，但迄今为止鲜有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而本文则试图从这些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探讨并得出新的结论。 一 西方经典叙事学上承俄国形式主义，中经英美新批评，下接法国结构主义，旨在建构叙事语法或诗学，聚焦于被叙述的故事，对叙事作品的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等展开研究，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起源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主义摇旗呐喊，伊莱恩·肖沃尔特认为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早期为女性形象批评，反思传统文本中的“厌女症”，揭示菲勒斯中心主义；中期建构妇女文学史，并纳入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近期向理论建构纵深发展，反思以男性文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学理论，提出建设“女性美学”(female aesthetics)设想。其中，法国学派受拉康、福柯、德里达的影响，关注语言、再现、心理和哲学问题，如克里斯蒂娃、西苏、伊利格瑞提出女性书写(ecriture feminine)和女性行为批评(gynesis)的理论；英美学派关注主题、母题和人物等传统批评观念，重在社会历史研究。肖沃尔特认为从整体看可以发现妇女作家想象的连续性，反复出现的模式、主题、问题和形象，因而提出女性批评(gynocritics)和性属理论(gender theory)。 概而论之，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目标不同：前者属于形式主义范畴，倾向于抽取普遍规则，对文本进行一般观察，强调客观性和抽象化，具有具体化、符号学化、技术性强等特点；后者属于政治批评范畴，在政治参与和主体经验上揭示具体文本的意义，具有宏观思辨、模仿再现和政治化等特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通常不涉及叙述技巧，而经典叙事学研究一般也不考虑性别因素，不讨论叙述声音的语境、社会性质和政治寓意。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各有利弊，而两者融合，恰恰能取长补短。 针对经典叙事学忽略文本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弱点，可以借用性别，语境和再现等女性主义理论来弥补；针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过于印象化的弱点，可以借用叙事学领域系统的形式分析模式来弥补。叙事学是方法，女性主义是思考视角。两者渗透能够引发新的视点，打破西方文学界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视角融为一体，同时关注人物、作者、叙述者、读者和性别因素，关注生产者和读者所处的时代、阶级、性别、性取向以及种族的必然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隶属于后经典叙事理论：在经典叙事学基础上将注意力转向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从共时叙事结构转向历时叙事结构。 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像大多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一样具有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背景，同时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她于1981年出版《叙事行为：散文化小说的视角》，率先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986年发表宣言式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首次使用术语“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随后，两位代表作家的论著在美国面世：一为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为沃霍尔的《性别化的干预》。有关论著在《叙事》、《文体》、《PMLA》等刊物纷纷问世，女性主义叙事学渐成显学。 为了证明女性叙述文本的特殊性，仅仅使用叙述话语理论阐释会出现偏差和缺失，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多次引用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1832年)这个书信文本——由于新娘有义务向丈夫公开所有的信件，于是她给知心姐妹写了一封信： 我已经结婚七个礼拜，但是我(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的理由去)追悔；我的丈夫(根本不像)丑陋鲁莽，老不中用……他的信条是，应该把妻子当成……(双方都不该)只能一门心思想着服从(而不应视之为)玩偶；我……不(这样不奢望我能比现在更)幸福。 仔细阅读会发现书信暗含玄机，区别在于是否隔行阅读。词句的重新组合导致语义和语气上的本质变化：丈夫以为赞美自己，知心女友看到的是新娘痛斥丈夫，懊悔婚姻，新娘和女友关心女人的婚姻幸福，而隐含读者读出的是对社会婚姻关系男权思想的抨击。兰瑟指出书信的表面文本是软弱无力的女性文体，拟态模仿卑微元助，柔和依顺；潜在文本却具有能动直接理智、有力度有权威的男性语言特点。私下潜在的受众是心灵相通的女友；表面公开的受众是丈夫。所以，在男权中心社会，女性作家在不被认可的边缘化处境下，为赢得叙事权要采取机智的叙事策略。 兰瑟的著作《虚构的权威》研究在特定的时期女性取得话语权威的策略，意在建构女性叙述声音理论。“声音”这个术语，在叙事学中指叙事讲述者，有别于作者和非叙述性的人物；在女性主义中指身份和权力。兰瑟将两者融入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中，认为叙述声音和被叙述的外部世界具有互构关系，因此探讨女性叙述声音要联结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文本与历史；兰瑟创造性地透过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叙述声音模式，总结女性叙事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作者型叙述声音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叙述者采取全知视角点评叙述过程，对其他作家和文本作深层思考和评价。个人型叙述声音即热奈特指称的自身故事叙述，讲故事的我是主角，私人声音公开化。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表达群体的共同声音。 二 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说到吴尔夫“在她的叙事行为中谨慎地加入了。距离感”，这种“没有消抹作者的距离”赋予她的小说以叙事权威。本文正是基于兰瑟对吴尔夫作品中叙事声音的探讨，具体分析《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在潜在文本中的所作所为。笔者认为这部小说的叙述者好比是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从而帮助吴尔夫本人在文学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运动中奠定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达洛威夫人》(1925)租《到灯塔去》(1927)同属吴尔夫中期诗话意识流小说。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采用了多重人物聚焦的叙事方式，关注的重心是人物转瞬即逝的思想感情，但从整体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比《达洛威夫人》的叙述者更为隐蔽却也更为重要。在《达洛威夫人》中，叙述者藏匿于人物背后，记录并传达人物的所思所想。在阅读时，读者尽可跳过这个幕后叙述者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在《到灯塔去》中，叙述者却摇身一变成了“主角”。小说描写的重心不是人物的思想而是叙述者本身。事实上叙述者在众多人物意识间穿梭却对他们的意识不予认同。虽然叙述者也曾尝试“垂帘听政”，但总体来说，她失败了，而且是彻底失败了，叙述者的形象“无所不在”，她的“声音”充斥着整个文本。即使是在一直被评论家推崇为“作者自我消抹”典范的第一和第三部分里，读者也可依据那些无所不在的蛛丝马迹找到藏匿于人物背后的叙述者。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叙述者更是直接越过人物，跳至前台，发表她对生与死的哲学感悟。 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型叙述者通常现于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他独立于故事之外，像“上帝”那样高高在上，了解故事内外发生的一切，拥有无限的权威。而现代派小说中的叙述者不再能够高高在上，自封上帝，同时也不再需要和要求那种全知全能的外露权威。从总体上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扮演的是上帝而不是人的角色，她行使着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全知全能型叙述者的无限权威。在小说中她对人物的言行进行全面的观察和权威的评论，并最终攫取了原本属于人物的声音。 在《到灯塔去》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查特曼式“公开叙述者”的存在，因为总是有那么一个“拥有阐释权威的人把人物的思想转化成间接性的表达”。人物声音被压制甚至不被允许进行自我表述，这个穿插其中的叙述者不仅自己说，还替别人说，她成功地攫取了小说人物的发言权。作为“全权代表”的叙述者自由穿梭于众多人物的意识间，居高临下、冷漠超然地向读者讲述人物的所思所想，解释评论人物的一言一行。更有甚者，她还超越时空限制，成功观察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广阔的世界。从这种意义上讲，小说打破了经典现代派小说对叙述者观察角度和认知能力的限制，获得了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叙述者才拥有的那种全知全能。 小说第一部分“窗口”围绕“量袜子”这一外部事件展开，参与其中的是拉姆齐夫人和她的儿子詹姆斯。在拉姆齐夫人“如果今天天气不好，我们就改天去(灯塔)”这样安慰性的话语后，她让詹姆斯站起来比比袜子是否够长。再过几行是，她心不在焉地告诉詹姆斯要一动不动地站好，可这小男孩还处于几分钟前母亲告诉他不能去灯塔的失望中，故而显得焦躁不安，腿不停地动来动去。跳过许多行，我们读到拉姆齐夫人对詹姆斯更加严厉的警告，这次詹姆斯听话了，拉姆齐夫人量了袜子，结果发现袜子太短了。这一外部事件在又一长时间中断后以拉姆齐夫人吻了吻儿子的额头并提议帮儿子另找插图来剪而结束：“拉姆齐夫人缓和刚才的严厉语气，举起他的额头吻了吻。‘让我们另外找一幅插图来剪吧’”。 在“量袜子”这一琐碎外部事件中，作者把许多人物的内心活动穿插其间。牵涉其中的不仅包括前面提及的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还包括诸如“人们”和“班各斯先生”等事件发生时不在场的人物。是谁在看拉姆齐夫人并得出结论“从未有人看起来如此悲伤”?又是谁在发表那些关于眼泪集结并于暗处掉下的模棱两可，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屋里除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以外没有别人，显然那些言论不可能出自她们之口，也不可能是紧随其后开始讲话的“人们”发表的。既然如此，结论只能是：那些言论是叙述者的。 此外，“窗口”还有对其他一些次要外在事件的描述。这些事件与“量袜子”这一主要线索分属不同的时空，如电话交谈和修建房屋就发生在别的时间和空间。在“量袜子”事件开始不久，读者就被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时空，聆听班各斯先生在电话里和拉姆齐夫人关于火车、旅行的谈话。关于眼泪的那个段落已经把读者带离了他们所在的时空；而这段关于电话交谈的描述更是把读者带人一个无法确定、超越现实的空间。至此《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挣脱了人物聚焦，有限视角的束缚，获得了全知全能的观察角度和阐释能力，从而赋予作者以外露叙述权威。 在小说的第一和第三部分中，叙事者自由穿梭于不同身份、背景、年龄、心态的人物内心世界，对他们的内心活动、言行举止进行多角度观察、前方位报道和权威性评判。她时而进入莉莉·布里斯克的内心活动，时而穿梭到詹姆斯的童心世界，时而又陷入詹姆斯夫人的沉思苦想中。她知道詹姆斯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她也了解莉莉懂得了“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虽然叙述者试图通过自由直接引语把自己的思想和人物的思想混成一团，让读者不易察觉到她的存在，可惜她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在阅读小说时，读者可直接越过叙述者进入人物内心世界，叙述者“不存在”的幻觉消炭了，他们很难相信詹姆斯会说出“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这样与他实际年龄很不相称的话，也很难相信“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是莉莉本身对爱情的领悟。诸如此类的哲学式感悟和格言化表达又是用一般现在时(不同于用一般过去时来表达的人物思想和言行)、来表达并附着在加括号的小说人物上。这种时态上的差异拉开了小说叙述与人物的距离，而距离就意味着叙事权威。 事实上，《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暗度陈仓，把沉思、劝谕和预示这些过时的，不再为现代派小说接受的叙事手法置于深层文本中。她通过授权小说人物想什么，说什么而分享了传统全知全能型叙述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吴尔夫在这部小说的表层文本中消抹了叙述者，使其融入人物的意识里，在深层文本里却保留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叙述者形象。吴尔夫的叙述者就这样通过无所在而达到了无所不在。因为，如果小说人物都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地使用叙述者的语言，那么这样的叙事也就建立了一种更高更大，无法复制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正是吴尔夫这样的女性作家向往和追求的。 三 自福楼拜开始；以詹姆斯倡导的，珀西·卢伯克支持的新的“间接和侧面”的叙事手法要求用小说人物的感受取代叙述者的“画外之音”。正如乔伊斯借《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斯蒂芬·迪得勒斯之口：所表达的那样：“理想的叙述者应该修炼到无声无形”。现代派小说理想的叙述者，和现实主义小说中公然暴露在读者面前对人物发号施令的“上帝”型叙述者不同，它藏于人物背后，引入不同人物的声音，对这些声音不加干涉，任其自由发展。 每一个人身边涌动着的流旋的生命力，一旦以其勃发之力注入每一个人，他们便会获得一种特有的、无形的美学生命，戏剧性的场面也就即此产生……艺术家就像创世的上帝，出现在自己亲手创造物的上下左右，里里外外，隐而不见，修炼达到无声无形，若无其事地修剪着自己的手指甲。 这样一种美学意识要求现代派小说的叙述者赋予读者一种“消抹”的幻觉，这种幻觉产生于对“叙事者自我意识的压制，对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交流的阻碍，以及对叙述立场外在标记的遮蔽”。 在《到灯塔去》这部现代派小说中，吴尔夫采用了人物聚焦的叙事，试图给读者一个“消抹”的幻觉，但小说没有任何一部分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甚至任何纯粹聚焦于单一视点的叙事也没有。吴尔夫在小说的一、三部分采用了多重人物聚焦，在第二部分里则采用了零聚焦叙事。在公开叙事层面上，她力图让叙述者消融到人物的意识活动里，达到无所在的境地，但在隐蔽叙事层面上，她却保留了一个清晰的叙述者形象，从而构建了一个无所在却又无所不在的叙述者来帮助她本人获得叙事权威。吴尔夫缘何如此渴望得到外露作者权威，笔者认为可以从她的家庭背景和女性主义立场里找到一些答案。吴尔夫成长在一个文学世家，但这样一个家庭却没给她提供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她的哥哥们可以上剑桥接受最正统的英国教育，而她只能呆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学习。长大后的她虽成了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却又不得不置身于并依靠着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先锋派的庇护。她对现代派小说里，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深感不满，也意识到那些患了“失语症”的女性群体有必要站出来发出自己_的声音。 和《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先生一样，吴尔夫本人对名声的消逝和死亡的威胁无法释怀。作为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她渴望获得永久的名声，渴望和乔伊斯那样的现代派男性小说家齐名。同时她也深知在男性一统天下的英国文学中，一个女性作家要获得这样的名声和地位是何其困难，但吴尔夫尝试并做到了。她不仅在现代派小说潮流里名垂青史，也在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了自己的丰碑。对英国文学传统上白人男性独有叙事权威的靠拢和倚靠使得她牢固奠定了自己在一片诋毁女性现代派作家的现代派小说运动和一片批判男性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双重重要位置。 当然，吴尔夫的创作历程和她本人女性主义立场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吴尔夫开始是一个旧女权主义者，坚持男女应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但是她很快就觉察到这种思想的局限，认识到在一个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即使在家庭之外拥有了和男人平等的权利后，在家庭之内，特别是在人的思想观念之中争取平等的权利却更为艰难。于是，吴尔夫着手去解构男性政治思想即文化霸权，尝试着去确立书写历史的女性视角，从而成为新女权主义的思想先驱。难能可贵的是，吴尔夫没有让思想固化，而是走向了一种更加理想与和谐的女权主义阶段。因为吴尔夫认识到，在父权制社会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同样都是不自由的。而人类的解放必须以消除一性对另一性的奴役为前提，必须以两性协调互动达到统一和谐为基础。于是她努力寻求一种新的解决之道，这就是她著名的“双性同体”的理论。吴尔夫从最初片面强调男女法律上平等的旧女权主义开始，到20世纪60、70年代从文化角度去解构男性政治文化霸权、确立女性视角的新女权主义承接，以及最后强调在社会中男女的和谐发展所预示的20世纪90年代后女权主义发展的新方向。吴尔夫没有把获得选举、受教育等法律权利，也没有把女性获得思想文化的平等待遇视为最终目的，而是把实现人类社会的解放定为女权主义的最终目标。从她本人女性主义立场的发展变化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吴尔夫何以在《到灯塔去》中如此倚重男性小说家所持有的那种阐释和评价的叙事权威来使自己权威化。事实上，小说的叙述者在文本中“就是女性主义者并且还冠以其作者的真名实姓”。

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一、互文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二、互文性、互文本“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着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着作中推导出来。(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着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作为着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毛泽东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毛泽东《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