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价值理论的变革归根到底在于价值思维向度的转换。本文通过对邓小平价值观思维向度的深入分析，指出了邓小平之所以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就在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从社会实践的需要、社会的实际效益、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思维向度去认识、思考和解决价值问题，从而赋予了价值的实践性、实效性、人民主体性和时代性的鲜明特点。
【关 键 词】邓小平/价值观/思维向度/实事求是/实践
【正 文】
价值思维向度是指人们观察、思考、认识和把握价值问题的基本态度、意向，是解决价值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根本方法。价值思维向度对于价值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同的价值思维向度决定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点，价值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归根到底是价值思维向度的变革和转换。邓小平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社会实践的需要和实际效益、人民利益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理解价值问题，赋予了价值理论的实践性、实效性、人民主体性和时代性的鲜明特点，使价值学说成为真正科学的理论形态。
一、实践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点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分析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内在地包含着从社会实践需要出发的内容。“实事”或“实际”，一般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真实情况；二是社会实践活动。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就必须坚持实践性思维向度。所谓实践性思维向度就是根据社会实践需要和客观实际情况去认识、思考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价值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邓小平作为一个“实事求是派”，始终把社会实践和客观实际情况作为自己理论思考和价值思维的基点，主张价值理论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价值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实践性思维向度，邓小平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各种价值问题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实践价值观。早在196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关于“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好不好的争论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就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就看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他还引用了刘伯承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要看哪种形式的生产关系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1] 在邓小平看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人民利益的生产关系就是好的、有价值的，就是说价值是根据其对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来确定的。因此，衡量一种生产关系是否是好的，即是否是有价值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归根到底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在这里邓小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价值的问题，而且指出了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的标准问题，这标志着邓小平的实践价值观已经初步形成。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在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一系列价值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价值观。例如，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生搬硬套别国模式，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因此，在他看来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做法都是有价值的，都可以利用，可以大胆地试。在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的伟大论断。因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它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它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发挥和体现。而对外开放，学习“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是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把中国经济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做“世界公民”，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所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又如，针对如何评价国家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尊重实践，关注实际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基本向度，他的价值观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鲜活实践的价值升华和理论概括。由于他始终从社会实践需要的思维向度去思考和解决价值问题，从而赋予价值学说科学性和实践性特点。正如******同志所指出：“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
邓小平从实践需要来认识和解决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而是在鲜活的社会实践中，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面对社会实践，面对人民的生活实际。我国学术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实践中却未被社会广泛关注，形成了理论上的繁荣与实践中贫困的鲜明反差。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术界在价值问题的研究中，过于强调价值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而忽视了对社会实践和人们生活实际中的价值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因此，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走出学者们的书斋，深入到社会实践和大众生活中去，这样才能使我国价值哲学真正走向繁荣。
二、实效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鲜明特征
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客观上要求坚持实效性思维向度。所谓实效性思维向度是指根据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去确定价值和评价价值的思路和方法。实事求是的“求是”就是“求真”，而事物的真实情况有两种：一是事物的本质规律性；二是事物对人的真实效用。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价值问题。邓小平在价值研究中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实事求是从认识领域推广到价值领域。他不但坚持认识真理性事实，尊重客观规律性，而且更重视认识价值性事实，强调事物对人的实际效用。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邓小平提出了根据事物的客观效益、效果去确定事物价值的观点。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客体对主体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要看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应、效益、效果。用哲学的术语表述，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客观效益、效果。按照这种思维向度，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拿事实来说话”，各项工作都要“保证实效”。经济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经济效果，要讲究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文艺工作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科研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能否出成果、出人才；领导干部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实绩、政绩；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的”。总之，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事物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主要看它对价值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对价值主体有实际效用、效益、效果的事件和做法都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或负价值。
由于事实有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之分，所以邓小平认为，人们要达到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不仅要认识真理性事实，而且要认识价值性事实，即要了解和分析事物对人的效用和意义。例如，针对那种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邓小平指出：“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这就从价值性事实层面分析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使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只看到真理性事实，而看不到价值性事实，就会被姓“社”姓“资”的问题束缚手脚，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子，所以他特别强调对价值事实的认识。针对那种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他指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因为“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所以“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益的补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就科学地说明了“三资”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价值意义。正是基于既要重视对真理性事实认识，又要重视对价值性事实认识的实效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提出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这样有利于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
把事实区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并根据事物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来确定价值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活动中最鲜明的特色。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向度，他对价值本质作出了全新的概括，从而回答了什么是价值这个价值学说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对价值学说的最重要贡献。我国学界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的观点，不仅有夸大主体性需要的嫌疑，而且难以保证主体需要都是正当的、合理的。邓小平根据事物对人的实际效果、效应、效用来界定价值，也就是以实践和实践的结果来确定价值的观点，这就把价值问题置于实践基础上，从而保证了价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邓小平把事实分为真理性事实和价值性事实的思维方法启示我们，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必须要正确对待真理性事实与价值性事实的关系，只有把思维向度从认识领域扩展到价值领域，才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新见解、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才能把真理观与价值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
三、人民主体性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根本取向
在邓小平的价值活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中心、通过人民实践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思维向度，这就是人民主体性的思维向度。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就是指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标准的思路和方法。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从这一深厚的情感出发，他坚持把人民作为价值活动的主体，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为自己价值思考的根本依据，所以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
邓小平从人民主体性价值思维向度出发，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原理，首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11] 所以，对于党和国家政权来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2]。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3]。
其次，根据人民主体性思维向度，邓小平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出发点。他指出，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才能使人民彻底摆脱贫穷和落后。所以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14]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起点和立脚点不是别的，而是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5] 他号召党和国家的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造福，取信于民，要经常想一想，我们给人民做了多少好事。邓小平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权衡利弊、确定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即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依据。
再次，邓小平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他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6] 针对经济政策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7] 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最突出地体现了邓小平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评价标准的观点。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这三条标准的核心和落脚点是人民利益标准。
邓小平人民主体性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价值问题研究必须同历史主体的活动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效益联系在一起，同社会整体利益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把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等价值问题建立在科学基础上。邓小平以人民作为价值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价值选择根据和价值评价标准，与唯物史观中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以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完全一致的。它说明了人民群众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因为他们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就是通过创造价值活动，实现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所以，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把价值观与唯物史观、价值创造活动与历史发展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
四、社会和人协调发展的向度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主题
如何加快发展自己，尽早实现现代化，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实质和第一要义。邓小平思考发展问题、制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就是说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思维向度是邓小平发展观的主题。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并始终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自己科学发展观追求的价值目标。
首先，邓小平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在他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而人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所以他在论述发展问题时，始终把二者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8] 而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点、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0] 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1]。否则，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是空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本质特征，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说明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
其次，邓小平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统一起来。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不能顾此失彼。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不能单打一。因此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他认为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方针。如果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就势必会影响物质文明的顺利、健康的发展，势必会给社会风气带来消极的后果，势必会导致社会和人的畸形发展。
再次，邓小平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邓小平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出发，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所以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认为培养和造就什么人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23]。因此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是要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理想、信念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4]。“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25] 所以他指出要发挥讲政治和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以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政治热情和积极性、能动性，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实现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
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启示我们，科学发展观不是以物的发展为唯一价值目标的，而是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导向是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把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使人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思维向度，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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