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学派向凯恩斯主义发起了挑战。这个学派的兴起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至要想了解当今世界的垄断资本、南北关系以及全球化，都不能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作深入的研究。
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西方经济学流派，它在50—60年代以后有较大发展，70年代又有了更为迅速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发展到今天，不仅有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西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学说，而且形成了拥有人力资本论、公共造反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主权经济学等）、供应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曾称为理性预期学派）等在内的庞大阵营。新自由主义学派中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弗里德曼以及人力资本论的西奥多·舒尔茨、公共造反学派的詹姆斯·布坎南、产权经济学的罗纳德·科斯、理性预期学派的罗伯特·卢卡斯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新自由主义产生后一度遭到冷遇，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卷土重来，其声势之大，影响之广，为过去所鲜见。
按年代顺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中，影响较大的分别有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需要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学说中的新制度学派，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并不很大，但却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哈耶克的基本理论观点：哈耶克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该学派认为，经济生活中的主体由一些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构成，正是这样的个人对商品和劳务的主观评价导致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经济达到最大化。哈耶克对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深信不疑，对任何与经济自由不相符合的学说，予以坚决抨击。哈耶克认为，自由是一个最高的政治目标，是追求文明社会的崇高目标和私人生活安全的保证。按照自由主义原则，应尽量运用自发力，而尽量少用强制力量处理事物。他强调，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个人的“积极性”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如果对私有财产进行限制和管理，用国家干预代替市场作用，其结果不仅是效率的损失、个人“积极性”的受挫、资源配置的失调，而且最后会走向“极权主义统治”，走向对个人的“奴役”。
哈耶克把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归结为极权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乌托邦，如果抛弃资本主义下的自由主义传统，背离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的自由选择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和纳粹主义“走着同一条道路”，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有自动调节的功能，如果国家不进行干预，银行自动调节信用，生产过剩现象就会逐渐消失，经济就会复苏，反之，不但萧条会持续下去，而且“自由”和“平等”也会统统丧失，因此国家的反危机措施有弊无益。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就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影响资源配置理论。
哈耶克认为，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借助于价格和工资的自由运动，每个人按自己的收入进行选择，社会资源就能被安排到消费者最需要的部门中去，各个部门可以自行建立协调的供求关系，从而实现高度而稳定的就业水平。所以，他认为竞争性的私有制社会提供了个人自由的基本保证。关于“公平”或“平等”问题，哈耶克认为，如果采用行政的、组织的手段强求“平等”，实行收入均等化，就是对市场秩序本身的破坏，不仅不会公平，而且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只有个人的行动才可能是公正的。哈耶克的代表作是《通往奴役之路》。他坦言：“这是一本政治性的书”。书中表露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仇视。
其实，哈耶克的理论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以构成哈耶克“理想社会”框架的“自由”、“法治”、“财产私有”三条原则为例，他对自由放任的理解，没有超过亚当·斯密；对“法治”的论述，没有突破德国的康德、斯泰因“法治主义”的理论框架；至于“财产私有”的原则就更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一直尊奉的信条。哈耶克只不过是为适应垄断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需要，而把这些资产阶级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最基本的和核心的内容揉合在一起。哈耶克采取简单而机械的类比方法，无理地硬把法西斯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混在一起，提出法西斯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其理由是三者都以经济计划为特征，而一切计划又必然以集权主义为基础。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逻辑，充分说明他的理论并不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客观”。像哈耶克这样把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全面否定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极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即使在资产阶级学者中，也是“保守的”和“极右翼”的。因而他的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和大学讲坛上并没有成为主流。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货币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一个资产阶级保守主义经济学派。这个学派的领袖人物弗里德曼对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主张政府干预、反对自由放任的凯恩斯学说迅速风靡西方经济学界，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没有销声匿迹。弗里德曼举起货币主义的旗帜，继续维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笃信最为理想的经济制度应遵循自由市场的古老法则，因而成为经济学中自由放任思想不遗余力的鼓吹者和扞卫者。
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是：（1）货币供应量对名义收入变动起决定作用。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活动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供应变动的不稳定性，因而，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是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的关键。货币供应量是政府能够控制的若干变量中的最合乎理想的一个变量，只要政府根据经济增长率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就可以保持物价稳定和“自然失业率”，经济就趋于均衡。（2）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通过价格机制而发生作用的。价格机制通过市场自发地起作用，最终总能使经济恢复均衡，因此，政府采取经济稳定政策是不必要的，只会造成不稳定。（3）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稳定性。也就是说，私人经济具有自动稳定和消除经济波动的能力。当私人经济处于稳定状态时，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应当是基本平衡的。只有当政府反复无常地变动货币增长率，不断打破货币供求的平衡时，才会破坏经济的稳定而导致经济动荡。因此，要严格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4）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也就是说，当货币供应量明显增长，其增长速度超过社会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时，通货膨胀就会发生。对一个政府来说，如果支出是用印制纸币和扩张信用（扩大银行信贷）的办法实施，就必然使货币增长率超过社会产品产量增长率，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最重要，货币的推动力是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通货膨胀纯粹是货币现象，因此，制止通货膨胀的惟一有效方法是限制货币数量的增长率。弗里德曼不像哈耶克那样否定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但他只把国家干预重点放在稳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政策上。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道路应转变方向，政府只扮演仲裁者和制度制定者的角色，消除干涉人们自由的过多的国家政策。他强调，由于政府的行为支配着经济周期中货币存量的变动，因而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或增长都可以而且应当惟一地通过政府对货币供应的管理来加以调节。
由上可知，弗里德曼建立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动机，是出于对“凯恩斯革命”由来已久的不满，出于对任何破坏自由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的反对。他对古老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信仰从不改变，他认为资本主义不仅能给人类带来无限积累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自由提供了前提，保证人们充分展示个人能力的机会。他的经济理论和主张都是以此为出发点，而以对付通货膨胀、反对政府干预为宗旨的。由于货币主义理论是以坚信私人经济内在稳定性为前提的，因而它鼓吹的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自然首先是维护私人垄断集团的利益的。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国家，那些全面、彻底推行货币主义政策的，往往是右翼政府或被抨击者所说的“富人的政府”。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界又一个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学派发展起来，并引起了一场所谓“理性预期革命”，它就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试图彻底摧毁凯恩斯主义，结束凯恩斯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进行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理性预期”概念假定经济当事人是有理性的，他们以充分的信息为根据，对未来的经济形势进行理性预期。尽管各经济当事人由于种种原因，所获得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有限的，但是，经济当事人不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是在同样的信息背景下预期未来，所以得出的预期结果是趋向一致的，而且与理论上的分析几乎没有差别。经济当事人对任何错误会及时发现和调整，使预期与实际情况相吻合。在这方面国家并不会比经济当事人做得更好。经济生活中是理性的经济当事人通过理性预期决策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理性在发挥作用。偶然的、一时的因素尽管会发生影响，但非常有限，如果夸大这种作用而借此进行国家干预，就是无视经济当事人的理性，无视经济当事人可以利用充分的信息来控制自身的经济行为。这样，新古典宏观经济得出了古典式的结论：国家不会比个人或企业做得更好，自由市场竞争机制仍然是经济发展的最好机制。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和工资具有充分的灵活性或伸缩性，可以不断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样，通过价格和工资的不断调整，把过剩的产品、劳动处理掉，保持市场出清。这一假设意味着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都不存在超额供给，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可能性，失业都是自愿的，所以，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市场能自动达到供求均衡，达到产量和就业的最优状态。就是说，现实经济生活中有一个由具有灵活性的价格机制调节的自然率，不论现实经济中实际增长率如何偏离，自然率总会把经济拉回到它附近。既然自由市场制度可以通过具有灵活性的价格机制自动地把经济调节到它的自然率水平，那么，国家干预又有什么必要呢？同时，由于具有共同的信息环境，政府知道的经济当事人也知道，而且经济当事人对于自己的生产经营比政府知道得更多，相比之下，政府在预期方面并不比经济当事人具有什么优势。既然如此，国家干预经济又有什么依据呢？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经济当事人是理性预期人，如果政府政策是有规则的、稳定的，便自然会在经济当事人的预期之中；如果政府政策是无规则的、随机的，那就会给经济当事人的预期带来错觉，给整个宏观经济造成混乱。但即使如此，无规则的、随机的政府政策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平均说来理性人头脑中的模型是正确的，只要政府不是疯子，其行为总要有些依据，经济当事人就会摸清它的行为规律。这一假设暗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只有具有欺骗性才会有效，而理性的经济当事人不会长期上当受骗，所以，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不论政府采取什么样干预经济的政策，经济当事人总能预期到政府的政策及其后果，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抵消政府政策的作用，使之归于无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张“不变的规则”，认为不能预测的相机抉择是一种“干扰”因素，会使人产生错误的决策，引起浪费，因此必须坚决消除，实行一种使经济当事人能预期的稳定不变的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只要厂商和工人对现行的价格总水平具有完全的信息，经济周期便可以消除。经济周期的原因必须从价格的波动和货币总量的波动中去找。价格波动有两种情况：一般物价波动和相对价格波动。一般物价波动为通货膨胀所致，从根本上说，是货币发行过多的国家货币政策所致。相对价格波动即原有的一些产品价格比例关系，因生产及消费等方面的复杂原因而引起的变化。货币供给的增加导致的是一般物价水平上涨，而不是相对价格水平上涨，所以对产量和就业没有影响。而只有相对价格水平的上涨，才会给厂商带来更高的利润，从而刺激投资和就业的增加。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的影响，经济当事人可能错把一般物价波动当作相对价格波动，导致决策错误。所以，如果政府在人们没有预期的情况下突然增加货币供给量，就有可能使厂商误以为有些是相对价格水平的上升，从而增加投资和对工人的雇佣，但过一段时期后，便会发现原来的预期是错误的，于是减少投资，解雇工人，使经济由“繁荣”进入“衰退”。由此得出结论，国家为调节经济采取的货币政策是不必要的。
众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线是用来表示工资上涨与失业率关系的，它证实稳定物价与充分就业之间存在矛盾，政府必须在失业和物价上涨之间做出选择。它通俗地反映了凯恩斯主义调节需求的根本要求，自1958年以来就是经济学界与政府部门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政策分析工具。但根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分析，物价上涨是可以被工人预期的，再加之货币是“中性”的，所以货币对产量和就业不论何时都不会发生影响，于是，菲利普曲线表示的关系就成了被怀疑的对象。综合上述种种观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继斯密之后再次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国家是否具有比经济当事人做出更好的经济决策的优势？这就使人们开始从政府政策本身是可以被预期的这一认识出发，对政府政策的效力产生了怀疑。
二、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最深刻的经济危机，美国工业生产锐减了一半左右，倒退到1905~1906年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了。
凯恩斯对萨伊的“供给会给自己创造需求”的定律进行了全面批评，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提出，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决定供应、产量和就业水平，只要有需求，就能把所需要的商品生产出来。但资本主义经济中常常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而生产和消费的这种矛盾不能完全靠市场机制调节来解决，必须借助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和增加总需求。因此，他主张抛弃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由国家采取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人为地刺激总需求，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凯恩斯主义自大危机后很快成为西方国家政府制订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直到60年代末，它对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缩短危机持续时间和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确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由于政府长期持续地、力度愈来愈大地推行扩大财政支出、加速货币增长的扩张政策，却使得通货膨胀愈来愈严重。从60年代开始，凯恩斯主义调节经济的效果变得越来越小。本来，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有一种反比关系，二者是彼消此长的；失业多一点，通货膨胀就可以少一点；通货膨胀多一点，失业就可以少一点。但是，1974~1975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联邦预算赤字达到战后最高水平，通货膨胀不断上升，工业生产却出现下降，失业率达到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这种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与高失业同时并存的“滞胀”现象，从而使凯恩斯经济学陷入不攻自破的境地。
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引发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怀古情绪。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者抓住时机，使其理论得以迅速传播。同时垄断资本集团也需要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者以新的理论和政策摆脱危机，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于是，现代货币主义以1973~1975年的“滞胀”式经济危机这一绝好机会为转折点，由小变大，由弱转强，并借英国保守党撒切尔首相和美国共和党里根总统的上台而登上了“政府经济学”的宝座。这样，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开始兴起了。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还与新自由主义学者在理论界多年的不停拓展有一定关系。当经济学者纷纷皈依凯恩斯主义之时，美国仍然有一批学者不断运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开拓经济学的研究新领域，力图证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普遍适应性。在多年的研究中，他们不断寻找凯恩斯主义的弱点，发起一次次挑战，逐渐积累了自己的力量。到70年代初，以芝加哥大学为中心形成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已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除了货币主义学派之外，还包括公共造反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人力资本论、产权经济学等学说体系。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新武装”起了很大作用。从根本上说，这就是对“经济人”假定的重新解释，即经济活动中的人，是“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也就是“有理性”的人。根据经济人定义，新自由主义者用它来观察验证经济及种种非经济的人类活动和社会现象。认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不仅对经济活动起作用，而且对人类的其他一些活动同样起作用。政府并不是凌驾于自由的个人之上的“主人”。除了公民们意见一致的目标和理想外，国家不应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国家是各自由人的共同意志的体现。这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更广阔的领域恢复了古典经济学的旧传统，使新古典经济学在新的条件下起死复生。
三、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世界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以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为标志，新自由主义登上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治舞台。新自由主义为世界经济制定的方案有三个基本方面：第一，压低通货膨胀，从根本上控制财政预算赤字；第二，国家完全取消贸易壁垒，向跨国资本开放经济，实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第三，对经济实行私有化和非调控化，同时使市场作用绝对化，国家职能最小化。不同国家将这三个基本方面分别加以具体实施。在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具体实施的政策主要包括：紧缩货币供给，压低工资，抑制通货膨胀；解除政府部门对私人企业的管制，减税刺激投资，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和打击工会。在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推行的政策主要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主张就是全球化，概括地说就是解除对国际商品贸易、服务和资本流动的一切障碍，实现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在新自由主义的潮流中，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不管它是长期还是短期，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萧条，只有美国似乎在实行新自由主义的供应学派政策后，经济有了相当发展。但如果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实际也埋下了股市泡沫、私人部门债务膨胀、经济帐户赤字不断扩大等隐患。
如果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末直到1995年以来，美国实质经济一直呈现持续滑坡的趋势。
战后美国经济（非农业企业部门）的增长
（年平均增长率%）
年份 产出 劳动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
1948~1966 4.2 3.1 2.1
1966~1973 4.0 2.5 1.4
1973~1979 3.1 1.1 0.4
1979~1990 2.7 1.0 0.0
1990~1998 3.0 1.4 0.5
资料来源：1999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美国劳工统计局）
上表显示，在最近一次经济周期中（1990~1998年）产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只比前两次经济周期（1973~1979、1979~1990）略快而已，远逊于战后“黄金时期”（1948~1966）的增长速度。美国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为什么在60年代以后大幅度下降呢？主要是因为60年代后期，美国改变了重视工业生产和社会基础部门的政策，转而实行新自由主义和“后工业社会”政策，各种金融投机和泡沫经济迅速出现并膨胀，导致从70年代初实质经济开始萎缩。
我们仅以股市为例，看看泡沫经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1945年到60年代初期，是美国战后重建和繁荣发展时期。一般而言，这段时期美国政府不鼓励投机，而是鼓励在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进行投资。金融体系有真实的实物经济做强大后盾，金融利润主要产生于实物的制造和贸易。60年代中期，鼓励投资于生产部门和新技术的各项政策虽被逐步废除，但这时大多数美国人仍认为，如果不许政府干预和调节经济，而只准许“市场力量”遵循货币收益最大化原则活动，工业经济就将不可避免走向崩溃。为了保持一个现代工业经济，政府必须把握投资的生产性导向，限制“市场力量”以牺牲公共长远利益为代价的短期利益行为。
从60年代后期特别是里根上台以来，美国开始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实质经济来“喂饱”经济泡沫，并为泡沫的成长清除各种壁垒，使得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逐渐和实质经济隔断了。这样，即使统计过程完全真实，GNP和GDP与实质经济也关系不大了。
本来，金融利润的真正来源是实质经济，金融体系本身并不产生利润，它只能将实质经济的财富据为己有，所以，流入金融泡沫的钱都是从实质经济中汲取的。但要维持金融泡沫繁荣，就要加快虚拟资本的积累程度，就需要中央银行提供大量的基础货币来支撑金融投机，否则泡沫就可能整体破灭。由于只有生产部门等实质经济创造真实价值，中央银行不断发行货币注入金融投机泡沫，就相当于对实质经济“征税”。中央银行注入金融投机的泡沫的货币越多，实质经济承担的各种“税负”就越重。这实际上是一个从实质经济掠夺营养维持泡沫成长的过程。所以，金融体系不断产生高额利润率的同时，美国实质经济却在萎缩，这就可能导致实质经济和金融体系走向崩溃。
但是，美国经济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出现崩溃的迹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80年代以来日益扩大的经常帐户赤字。经常帐户主要包括贸易往来（商品进出口）和要素报酬往来（汇回本国的海外投资利润、利息）。国际收支帐户除经常帐户外还有资本帐户，资本帐户主要反映国际间资本流动，包括直接投资、政府和私人借款、证券投资。一般说来，经常帐户与资本帐户应当平衡。如果经常帐户顺差，就是资本帐户逆差即资本输出大于资本输入，而经常帐户逆差就是资本帐户顺差，即资本输入大于资本输出。
美国常年有经常帐户赤字，相当于美国每年向世界其他国家借债，也等于一个世界性的政府每年实行全球赤字开支，这种做法部分抵销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总需求趋于萎缩的趋势，稳定了世界经济，使其不会很快垮掉。
美国每年出现经常帐户赤字，意味着每年有大量美元流向全世界。如果世界各国不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或者美国没有能力把这些美元吸引回国的话，那么各国就会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导致美元贬值，并引起美国国内严重通货膨胀，甚至最后把美国经济拖垮。这种情况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是因为通过经常帐户赤字流向世界各国的美元，为不断高涨的美国股市所吸引，又被世界各国投回美国股市和其他资本市场。而且，这些流回的美元又促使美国股市的进一步高涨。这在表面上形成了一种顺畅的循环，实际上一旦美国股市难以为继，这个循环就会受阻。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要支持股市不断高涨，必须不断有新的货币投入股市，这样，股市长期地、持续地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上涨，实际就意味着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不断地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很难避免实际部门发生通货膨胀。这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美国政府只能紧缩货币供给，提高利率，而这又会导致股市下跌和崩溃。美国股市一旦崩溃，必须引发资本外逃，美国及各国纷纷抛售美元，把投资转向以其他货币为计量单位的资产。这样美国政府就会陷入“两难”境地，因为为了缓解股市崩溃后的危机，需要增加政府开支和货币供给，但为了维护美元币值，抑制通货膨胀，又必须紧缩政府开支和减少货币供给。这使美国政府处境十分尴尬。
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旦美国经济不再能起支撑世界经济总需求的作用，世界资本主义总需求不断萎缩的趋势就会表面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就难以维持下去了。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说：“现行的世界金融体系对整个世界的现存经济是一种危险。”
一方面是物质生产的大幅度萎缩，另一方面是虚拟经济的恶性膨胀，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给美国带来的恶果。
（二）对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
战后至70年代，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政府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了支持西方各国发展的宽松态度，较少干涉各国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决策。日本为保护民族工业和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曾长期推行政府干预政策，美国当时也没有逼迫它立即取消政府干预和全面推行自由化。70年代，美国经济已大量地依赖日本和德国工业提供所需产品，日本大量工业企业在美国投资设厂，并准备将其工业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恰恰在这里，英美两国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共同领导下，开始“世界保守革命”，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英美两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达成了以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放弃政府干预和推行私有化为主线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向世界各国推销“华盛顿共识”，成了西方提供新贷款的先决条件。日本、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重视工业生产、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开始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英美集团不断要求日本严格遵从所谓“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制定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的计划，加快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为了阻止日本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投资，美国不惜采用政治手段相威胁，迫使日本政府取消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放任数千亿美元注入美国金融市场泡沫。80年代中期，美国提高了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不仅使落后国家更难以购买日本工业设备，而且确保了日本能够购买大量美国国债，不断向美国巨大的金融泡沫注入资本。随着日本取消了向世界其他地方工业投资项目，日本银行将大量资金投向国内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投资重点开始从生产和工业领域转移出去。1965年，日本150家最大银行的贷款中，仅有6%投向了金融、保险、房地产和服务行业等非生产领域。到1985年，贷款投向的比重则完全颠倒过来，至1990年生产领域贷款所占比重下降为25%，而非生产领域的贷款比重则上升37%，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导致了房地产泡沫，银行坏帐剧增。尽管日本银行已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冲销坏帐，但坏帐数量仍在继续增长。因为只有生产性贷款才能真正支持企业正常运转，挽救坏帐损失，银行体系不能增加生产性贷款，就不能阻止坏帐增长。这种情况的发生，完全是美英强迫日本政府取消金融市场管制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使金融泡沫在全世界迅速膨胀起来。到80年代初，欧洲重视工业的潮流已被严重地削弱。在英美金融资本集团的压力下，德国银行放弃了银行体系以工业为导向的传统。德国工业界不得不放弃传统的以长期工业和基建项目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转而拥护“自由贸易”的政策。
对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深谙其弊端，但他们以新自由主义旗帜，以货币、资本和商品市场的自由化及对国有工业和基础设施的迅速私有化，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的结果，使大多数政府控制其国内经济、金融活动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全球经济的金融泡沫更迅速、更大规模扩展开来。
（三）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
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全球化使自由化、私有化近年来席卷发展中国家，大大削弱了这些国家政府控制国内经济和金融活动的能力，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不断弱化。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正是在全球化的美好乐曲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的力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为实现美国霸权主义的战略企图铺平道路。
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在发展中国家鼓吹“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散布说管得最少，或什么都不管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用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和收买知识分子，使他们确信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自由化、私有化。美国垄断金融资本集团始终认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不利于培育投机暴利的金融市场，不利于维护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支配地位。因此，尽管美国在50年代的“大政府”时代，经济波动大大减少，实现了低失业和企业低破产率，但他们仍不顾这一事实，编造国家干预有害无益的谎言，诱导发展中国家放弃国家干预特别是重视国有化、工业化、社会基础建设的政策。为了阻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美国政府不断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迫使发展中国家减少贸易壁垒，开放本国市场，使得这些国家很难约束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的活动，国家的产业政策难以实施，民族经济的自我发展、自我保护能力削弱，国家经济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回顾世界经济的发展史，不难发现，美国、德国和日本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曾长期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以高关税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同时坚决反对英国提出的“自由贸易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而且，成为强国后的国家总是企图把这一政策强加在别国身上，而自己从不实行。事实一再表明“自由市场福音”只是对落后国家的说教，美国坚持的原则是：美国不接受强制性的仲裁，是否属于美国内政的标准由美国自己决定，美国有随意违背国际法的特权。美国总是以不给予美元贷款相威胁，强迫发展中国家推行自由化经济改革，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迫于这种压力，普通推行了自由化改革，削减政府开支和社会基础投资，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及金融和贸易的自由化，从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大量民族私有企业被跨国公司收购，结果非国有化实际上变成了外国化，拉美国家80年代因此普遍陷入“停滞”，走过“失去的十年”。
当代国际金融市场资本流量大，流动速度快，投机性强，特别是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和发展，转瞬之间可调动亿万资金，金融风险大大增强。在发达国家内对多事衍生工具的交易有一套系统完善的风险监管体系和办法，但国际金融市场对各种投资基金，在国际金融衍生市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炒作却无人监管。所以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上的风险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必须增强自我保护能力。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诱使东南亚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取消政府对外国资本流动的政策管制，导致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下降，外债结构严重失衡。这时，外国投机资本乘机大量涌入，推动泡沫经济，形成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的投机热潮，获利后大举撤资，造成货币金融市场暴跌，再趁火打劫全面廉价收购当地资产。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趁向泰国提供贷款之际，要求泰国进一步推行自由化和国际化，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并容许无限制的投机活动，使西方国家更有利地全面廉价控制了泰国经济。显而易见，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政府管制过多，而恰恰是政府放松了管制，过快地开放了金融和资本市场。正如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的：在没有相应加强金融监管（而即使在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也有很大难度）的情况下，过快开放金融市场是十分危险的。
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大大带动了西方价值观的输出和传播。美国凭借其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输出好莱坞的电影电视文化及美国价值观，对许多国家的传统文化和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所说，使“人们都变得十分贪婪，一切朝钱看”，“松懈”了使社会得以存在的“群体忠诚感”。
20世纪80~90年代，南北差距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推行而不断拉大，同时，大多数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实际并未遵循“华盛顿共识”“推荐”使用的战略，而是摸索出了自己的道路。这使发展中国家开始认识到：自由市场理论不仅是具有辩护色彩的“庸俗理论”，而且是具有强烈的进攻色彩的理论，是为垄断资本牟取暴利的战略工具。
90年代初，苏联剧变，西方国家以推动改革为幌子，用提供贷款为诱饵，诱使这些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推行破坏性的休克疗法，结果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物价飞涨，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灾难，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崩溃。
特别应当提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学界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极力向我国推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许多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在我国经济学界都有所表现，而这其中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影响最大，可以说，近十多年来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在美国或其它西方国家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像“******”一样缰住了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使他们误认为所有权或所有制的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迷信“产权神话”，陷入“一卖就灵”，“一私就灵”，“一股就灵”的误区，而将国企改革引入“国退民进”、一卖了之的歧途。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对中国改革产生了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危害，这一点已经随着国企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难题，而为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
（四）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的影响
最近几十年来，全球化获得迅速发展。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是指高新科技及其产业的迅速发展导致运输和通讯成本大幅度降低，直接推动了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使整个世界经济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这并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内涵。今日的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讲是资本的国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张的集中表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其推动者是西方大垄断资本及其所操纵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是跨国公司。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没有这些国际组织的作用，全球化进程便不会有如此迅速的发展。
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和经营要求贸易和投资的开放体制；要求全球贸易规则的统一；要求全球交通通讯网络的标准化管理；要求各国开放金融市场等。所有这些要求，既不是世界市场，也不是一个国家所能提供或满足的。因此，超国家的国际管理机构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但是，这些国际机构建立的国际性标准，往往是以美国为首的、按发达国家利益为转移，要求各国政府实行西方式的经济政策。这种脱离各国实际的要求一旦全盘接受，带来的只能是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这样，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加了。
西方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面对全球化，民族经济、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趋于消亡，资本力量摆脱了民族国家和社会力量的控制，大部分世界经济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经济交易基本上不是在国家间进行，而是由跨国公司在全球内地行，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不是国家，而是企业和公司，进行决策的不是国家，而是跨国公司，人类已开始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趋于消亡的“地球村”。所以，发展中国家已可以让渡主权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
然而，现实并非新自由主义者宣传的那样，事实上，尽管国家的国际贸易主角的地位被跨国公司所取代，但在国际竞争中国家的作用不仅没有弱化，反面不断得到强化，国家仍旧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运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现实的世界市场中，西方发达国家彼此的争夺从未停止，美、日、欧之间的矛盾仍十分尖锐。这表明，今天进行竞争的首先仍是国家，而并非公司和企业。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扩张的基础和最强有力的手段。西方新自由主义者鼓吹的将国家主权让渡于国际金融机构的论点，貌似推行市场自由化，实质上是图谋由西方发达国家担负起管理世界经济的任务，阻止发展中国家拥有保护自己市场的机制和手段。所以，有的西方学者也认为，世界贸易组织是市场帝国主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金融帝国主义。随着全球化的扩展，贸易自由化理论还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以WTO为代表的国际规则，会要求一切成员国向跨国公司开放市场。“市场决定论”和“民族经济消失论”会继续掩盖垄断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支配市场的事实。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但没有导致更加自由的市场和稳定的经济发展，反而促进了市场特别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垄断化，大大加剧了实质经济与金融泡沫之间的矛盾，贫富之间的矛盾，南北之间的矛盾，使世界经济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
综上所述，尽管新自由主义理论当今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很广，但它却是一种把世界引入死胡同的理论，实践已经证明它是一种没有前途的理论，遵循新自由主义决不会有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