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外交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型理当引起国人更多的研究和反思。它昭示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坎坷与孤独，也预言了中国重回世界中心的必然。
论文关键词：孙中山；外交；理想；现实；转型
孙中山一生十分重视外交活动，他曾一度认为革命是否能够成功，要么靠武力，要么靠外交。孙中山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控制和支配的时代背景下，要进行一场****清王朝、****袁世凯统治的革命，不开展外交活动是不行的，于是主动与诸列强交手。孙中山曾告诉他的顾问、美国人林百克，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回来的侨商，给他讲了一个他终身难忘的故事：那人漂洋过海，来到有很多金子的地方，可是那里也有杀人越货的强盗。他总是把自己的金子分作两份，一份放在容易看见的地方，强盗来了任由抢去；另一份藏得很秘密，仍然可以保存下来。他的几个同伴把所有金子都藏起来，结果被强盗杀害了。是否真有人给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不管怎么说，孙中山一生在外交上就是运用了把金子分成不止一份的智慧。但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孙中山的外交理念及其实践并不顺利，经历了一个从理想走向现实的过程。
一、早期理想主义外交，以特权换主权
早期孙中山革命思想主要来源于他的反满思想，如史扶邻就认为，孙中山除了在兴中会章程序言这个有限的范围外，从未公开表示过反对帝国主义。他在1901年12月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认为“义和团民，以惑于莫须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已有视死如归以求幸者矣”。1902年2-3月份在与章太炎、秦力山等人讨论土地问题时，仍然认为“外人之干涉不惧”，主要是担心革命派内部的混乱。1904年，在应美国人麦克威廉斯要求，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革命宗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虽然认为欧洲列强瓜分世界已经完毕，中国是他们争夺的最后焦点，但认定列强不能瓜分中国。列强何以不能瓜分中国，孙中山将其原因归之于中国的“民情”，即中国历史上有统一的传统。中国“就国势而论，无可保全之理也；就民情而论，无可分割之理也”。“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是支那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
鉴于这种思想，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孙中山就曾尝试和外国人合作。他曾向法国人提议：如果他们能通过越南为广西起义者运送军械，他将在那里建立革命政府，向广东挺进，进而威胁湖南、福建，迫使这些省份参加或承认一个华南联邦共和国，在未来的共和国中给予法国人以各项特权。
在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对西方列强抱有很深的幻想，不但在言词上避免刺激西方，而且希望以承认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的特权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如在1906年《同盟会对外宣言》和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发布的《对外宣言书》均阐述了他的对外政策：承认中国与各帝国主义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继续偿还外债，承认外国在中国各项特殊权益。
1920年底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后，他一如既往地争取各国承认和援助他的政府。
他已经把英国视为巨大的殖民帝国。至于香港政府，最让他恼火的是，竟然在他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下令禁止当地华人庆祝，稍后又禁止为他的军事讨伐捐献资金。事实上早在他1913年讨袁失败后，香港总督就曾奉英政府训令宣布永远禁止他去香港。不过，以后孙中山仍然不得不经常跟他们打交道。
由于日本是孙中山发起革命的地方，孙中山一直主张“联日救国”，甚至在1916年革命处于低潮时，提出过以出让东北三省的特殊权益换取日本支持革命军。巴黎和会之后，他对日本政府看法有所改变。在他写给《朝日新闻》记者的信中，日本对青岛的侵占，被比喻成一个弟弟加入强盗团伙抢劫了哥哥。1920年7月，他致函田中义一（此时已是日本陆军大臣了），敦促后者改变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但他也没忘记委托老友宫崎滔天为他寻找愿意去广东投资的日本资本家。
已经成为第一流大国的美国因为对“一战”结果发挥了决定性影响，自然使孙中山萌生期望。但美国人回报他的只有失望。在他隐退上海时，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官员并不认真看待他的作为；他在广州建立政府，他们又把他看作分裂中国的势力。美国始终只认北京政府，和他的接触限制在领事一级。1921年5月把军政府升格为民国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孙中山给美国总统哈定写信说，中国的南北战争并非地域之战，而是共和主义与军阀主义的战争，爱国者与祸国者的战争。希望美国政府重申门户开放的精神，维护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承认和支持新政府。美国国务院甚至没有把这封信转给总统。8月，美国政府请北京派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孙中山致函美国国务院说：“南方政府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所以会议代表应该由南方政府选派。”如果接受非法政府的代表，将来议决的结果在中华民国“绝对不能发生效力”。可是美国认北京政府为正式、广州政府为非法。
孙中山外交另一份金子是在1922年的“六一六事变”之后被发现的。当时廖仲恺的保险箱被陈炯明军发现，其中有几封孙中山指示阅后即焚的信和电报。此后越南和香港的报纸先后披露这些信和电报，称它们可以证实，孙中山通过德国前驻华公使辛慈居间联络，筹划建立中—俄—德联盟——当然“中”指的是广州政府。香港《士蔑西报》将中文原件和英译印成小册子，加引言说，“中俄德将以布尔什维克理论作基础结成三国同盟。”在这些函电公开之后，德国政府发表官方声明，表示对此事一无所知。辛慈也称他没有为三国联盟进行过活动。
在屡遭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冷落之后，孙中山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并不是真正愿意帮助中国革命。绝望中的孙中山看到了苏俄革命的胜利，晚年的孙中山思想起了质的变化，终于放弃了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幻想。
二、弃帝联俄——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变
1922年8月之前，共产国际和苏俄对中国的割据力量，倾向于支持其中两支，即北方的吴佩孚和南方的陈炯明。对孙中山陈炯明之争，见解虽因人而异，总体上却有利于后者。陈独秀还应陈炯明之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在广州成立了中共广东支部。
四五月间，陈独秀前往惠州，劝陈炯明加入共产党，陈炯明却只主张各取所需。陈独秀说，干革命不能只靠军队，广大工人群众可以承担很大的任务。陈炯明说，现阶段只宜做劳工教育运动，最不好是拿劳工做政治本钱。这恶风气一开了头，往后将不可收拾。
1923年1月1日，中国******发表宣言，宣布建国主张；同日发表党纲，宣布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建国纲领。次日党纲和党章在上海的******改进大会上通过。12日，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内是适宜的”。稍晚，越飞应孙中山之邀抵达上海。两人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宣言认为中国最紧要的问题是民国的统一和独立，俄国愿援助孙实现；并重申，俄国准备并且愿意抛弃帝政时代的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两个月后，莫斯科决定援助孙中山100万美元。
11月底，孙中山向******员演说，说明改组******的原因。最后他问道：“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
第二年年初，******“一大”开幕，孙中山主持并致开幕词，说，“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但到今天想想，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太早。此刻的国家还是大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现在革命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我们必要另做一番工夫，把国家再造一次。”所以，“此次……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要把******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随后在******“一大”的宣言中首次写入“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以免除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并随后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作为一个世纪前领导中国那场宏伟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外交思想的主旋律是以主权、发展、平等为核心内容的爱国主义外交。孙中山的外交转型理当引起国人更多的研究和反思。它昭示了中华民族崛起之路的孤独，也预言了中国重回世界中心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