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民意调查是一种了解民意的研究方法。在台湾地区，各式各样的民意调查不仅占据了媒体的版面与时间，也经常成为政治精英与一般民众谈论的焦点。在民意调查的重要性逐渐凸显的情况下，从事民意调查的研究者与研究机构也日益增多，不论是官方部门、朝野各政党、媒体以及其他一些民间单位，都纷纷设立了民意调查机构。
按照一般的说法，如果一项民调的执行过程符合科学、客观、中立的标准，那么就能探测到真实准确的民意。然而在台湾的政治现实下，由于各个研究者所受的民意调查训练并不完全相同，且各个民意调查机构对于民意调查执行过程与质量的要求互有参差，更为重要的是，各主办者的政治倾向和目的也各不相同，使得台湾地区的民调结果呈现分歧、混乱的局面，以至于经常出现这样—种情况：不同的民意调查机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间点，就相同的议题，对同一母群作调查，却得出不一致的调查结果。
那么，台湾地区民意调查的歧异、混乱状况体现在哪里?造成这种歧异、混乱的原因何在?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民意调查?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探讨。
二、研究对象的选择
民意调查可以分为许多环节，而每一环节都会有可能产生误差。以电话民意调查为例，其在执行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误差包括抽样误差、涵盖不足之误差、无反应之误差、访员误差、受访者误差以及来自测量工具(如调查问卷设计)所导致的测量误差等等。以上因素都是一个完整的民意调查评估体系所必须触及的议题。
考虑到资料搜集的困难以及理论水平的局限，本文在分析、解读以及比较不同民调时，仅关注测量工具中的问卷题目设计因素。尽管这是远远不够的，笔者仍然希望通过这次初步的研究，能够对台湾地区的民意调查状况有更多的了解。
从民调题目的内容来看，本文以近年来台湾地区各民调机构在两岸关系一些重大事件或议题上实施的民调所用的问卷为分析对象，这些重大事件或议题包括：两岸“三通”；江丙坤、连战以及宋楚瑜访问大陆、台湾农产品登陆、大陆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等等(由于篇幅所限，上述各种主题的民调资料从略)。
三、相关问卷题目解读
(一)各民调机构关注点和政治倾向的差异及其原因。
在仔细分析比较了各民调机构所用问卷题目的内容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民调机构设计问卷的出发点和关注点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使在同—个议题上也是如此。
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和TVBS在两岸“三通”议题上所实施的民调为例。在前者于2003年8月底委托实施的民调中，各题目一再涉及到两岸“三通”的定位和条件(特别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因素，在该次民调中共有四道题涉及到)等“高层次”的政治问题。而TVBS在2004年5月实施的民调中只有一题涉及到“国家安全”因素，而且这一题还只是询问受访者担不担心两岸“三通”会影响“国家安全”，而并不是把这种担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虽然双方的题目中都提到了两岸“三通”的可能影响，不过，“陆委会”方面关注得更多的似乎只是两岸“三通”对台湾的负面效应。而TVBS的题目不仅在遣词用句上显得比较中立，而且还具体到询问对受访者个人的影响或打算。此外，TVBS的题目中还涉及到对当局施政的评价、要求和期待。跟“陆委会”相比，TVBS在这一议题匕所设计的问卷更多的是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看问题并且比较客观中立。
再以国亲领导人访问大陆的议题为例，各民调机构在题目设计上的差别更是明显。其中“国策研究院”和台湾智库的题目关注的是：江丙坤、连战访问大陆适不适合(在题中一再提示江、连两人没有得到当局授权)?江、连两人的动机何在(比如，是否为了“讨好中共”)?大陆有没有改善两岸关系的诚意?@江丙坤、连战以及宋楚瑜有没有传达所谓“台湾人民的心声”?有没有凸显所谓“中华民国主权存在的事实”?这些问题都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而没有提到或故意忽略了一个普通民众关心的问题，即江丙坤、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对两岸关系——比如对两岸和平或经贸关系发展——的意义所在。相对的，TVBS、《联合报》、年代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问卷题目则没有像前者那样上纲上线，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要淡得多。他们关注的问题有：江、连两人到大陆访问是否合适(但与“国策研究院”和台湾智库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特别提示江连两人“没有得到当局授权”这一点，而是直接询问受访者)?他们的行动对两岸关系的意义或影响(比如，对改善两岸关系、促进两岸经贸与和平有没有帮助)?对他们大陆行的表现评价如何?
此外，从各民调机构设计的题目中我们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不同民调机构之间在设计问卷的时候针锋相对，体现了各自所代表的不同政治立场。比如，刚才已经提到，在江丙坤和连战访问大陆的议题上，“国策研究院”和台湾智库的题目一再质疑江、连两人访问大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在《联合报》的题目中，只有两道是专门针对这种质疑的。
可见，各民调机构在设计问卷时具有不同的关注点和立场，特别是在一些敏感的政治性议题上。有的机构(比如“陆委会”)会更多地从政治层面来考虑，所设计的题目离普通民众的想法比较遥远；或者体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或党派的偏见(比如“国策研究院”和台湾智库，在关于江、连两人访问大陆议题的民调中，他们所设计的题目明显对江、连二人不友善)，缺乏民意调查应有的客观中立性。相对而言，新闻媒体的题目较贴近老百姓，会更多地从经济层面和个人层面来设计问题，在形式上也显得比较直观和简明扼要。
问卷题目关注层次和侧重点的不同对民调结果会有直接影响，以两岸直航议题为例，有学者经过研究之后发现，“民众把对大陆的交通往来看成是个人层次问题，……这和行政部门将两岸的交通往来视为‘国家’整体层次来考量，显然不同”，因此，当仅是纯粹地征询民众对两岸直航议题的意见时，半数以上的民众表示支持，但若两岸直航的议题被赋予更高层次的政治提示⑦时，民众对开放两岸直航的看法立即有了某些限度的缩减。这样的情形似乎显示一般民众倾向对两岸直航议题仅有简单而概括性的模糊概念，甚至只是名词的知晓，对于更进一步的争论点并不熟悉。这种现象同样也体现在其它议题的民调中。
那么，为何不同的民调机构会在同一个议题上设计出大相径庭的题目呢?这和各民调机构的机构特性和政治倾向有直接的关系。
一方面，民意调查单位的机构特性可能会左右民意调查的处理方式。以新闻媒体和行政部门为例，由于前者的受众主要是普通民众，而普通民众经常是从与自身日常生活的关联性来看待相关议题的，而且他们对某些议题的了解程度往往很有限。为了迎合受众的这一特点，新闻媒体的民调题目就不能赋予议题以过
多的政治涵义。对于行政部门而言，他们除了想通过民意调查了解民众的政策需求和对其政策的反应之外，也往往试图为其政策或立场寻找或制造民意的依据，通过在问卷设计的内容、结构和遣词用句上做文章，以得到符合自身意图的结果。以“行政院农委会”在“台湾农产品登陆”这个议题上的民调为例，如果我们把他们的题目跟官方的相关政策说明对照一下，可以发现这些题目的关注点全部可以在官方的政策主张里面找到。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在看待台湾当局所实施的民调结果时，一定要联系其政策主张来解读。
另一方面，各民调主办者的政治倾向也是影响问卷设计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台湾政坛如果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可以划分为泛蓝、泛绿两大阵营。两大阵营在“国家认同”、意识形态以及许多重大议题上的立场都存在差别甚至是严重的对立。在这种政治生态之下，一些民调机构也难免染上一点或蓝或绿的色彩。以本文提到的民调机构为例，有些媒体被认为是立场倾向于蓝营或中立，所以他们所做的民调较接近于泛蓝的主张或比较接近民意。而“国策研究院”、台湾智库这两家机构，从其背景来看则明显倾向于绿营的立场。在这种背景之下，两家机构的问卷题目明显流露出对江丙坤、连战的不友善，同时民调结果也倾向于民进党当局的主张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情况也提醒我们，在面对台湾地区的民调时，有必要参考民调主办者的背景来解读。
(二)各民调机构的问卷不符合客观公正原则的表现。
民意调查的本来目的，是要探测真正、全面、客观的民意。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问卷题目的设计而言，必须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问卷的设计者应该超越意识形态或党派的偏见，尽量避免个人或所在机构的政治立场、价值偏好影响问卷的设计。但在台湾地区，民意调查的主办者往往有意或无意违背了这一原则，使得民调结果缺乏科学性和公信力。具体而言，他们对客观公正原则的违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用引导性的语句，引导受访者选取某一个或某一方向的选项。比如下面的题目：“中国大陆一方面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做为武力攻台合法借口，一方面又私下和台湾的在野党(******)达成两岸交流的共识。请问您相不相信大陆真的有改善两岸关系的诚意?”“台湾水果1年总产值约17亿美元，外销中国金额34万美元，占总产值的千分之零点二，是否准备将大陆市场作为主要市场?”“面对中共以《反分裂国家法》做为以后武力攻台的合法借口，有人认为政府应该要增加国防预算对外购买武器，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请问您同不同意这种作法?”等等。这几道题目的共同特点是在询问受访者之前都有一些会明显导向某一个答案的提示或说明。
2、采用具有倾向性的语句，即利用受访者对某些词语的好恶来增加赞同或反对某一个意见的比例。比如题目“有人说：政府要先对台湾的国防、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保障做好规划与安排，才开放两岸直航。对于这种说法，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其中的“做好规划与安排”(受访者怎么好反对这一条件呢?)以及题目“对于中国******副主席江丙坤在未经政府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去和中共进行协商，请问您担不担心会对台湾的利益造成伤害?”中的“私自”等等。
此外，由于长期生活在****意识形态盛行的氛围中，台湾地区不少民众怀有“仇共”、“恐共”情结。在这种心态之下，他们对“中共”、“中共官方”等符号存在一种疏离感和逆反情绪，某些民调机构就利用了民众的这一心理。在一些台湾民众看来，******作为在野党，未经授权与作为公权力机关的“中共”达成协议或共识当然是不恰当的，因此会出现受访者答“不恰当”比例偏高的情况。
3、利用“题序效应”(即受访者前面被问到的题目可能会对后面的回答有影响的现象)，采用引导性的问卷结构。比如在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就大陆制定《反分裂国家法》这一议题所做的民调中，先用几道题分别提示“中国大陆政府制订《反分裂国家法》的目的是可以依据这项法律作为武力攻打台湾的合法借口”、“中国大陆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后，凡是被大陆单方面认定是主张****的台湾人民，大陆会依据这个法律来加以处罚”等明显歪曲事实、令人不愉快的说法之后，紧接着问受访者“整体而言，请问您认为中国大陆制订《反分裂国家法》对两岸交流是有好的影响、不好的影响，还是没有影响?”和“请问您认为中国大陆制订《反分裂国家法》对于两岸未来进行谈判协商是有好的影响、不好的影响，还是没有影响?”显然，受访者选择“不好的影响”的比例会偏高。
4、把某一议题与特定的事件联系起来，或者在某一重大事件发生后以及在特定的时间点进行民意调查。比如“国策研究院”的一道题目：“在中国大陆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做为武力攻台合法借口之际，据报道，中国******主席连战5月份要去大陆访问。请问您认为适不适当?”。把民调与特殊的时空背景联系起来或者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实施民调，其结果显然缺乏一般性的、持久性的意义。
以上四点都是台湾各民调机构在设计问卷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来，政治类民意调查应以探求民意真实的态度取向为最高选择的，希望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助于实践多数人共享的公共利益。然而，由于政治过程经常涉及各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政策利害关系人难免从本位主义的立场，来操作及解读相关的民意调查结果，以实现个人的信念或政治利益极大化为职志，致使民意调查的工具价值可能凌驾于实质理性的目标之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民意调查的公信力就难免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了。
四、如何看待台湾地区各种有关两岸关系的民意调查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台湾地区的民意调查存在不少问题，公信力仍然欠缺。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许有人会认为，那些具有浓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明显违反客观公正原则的民调结果所反映的都不是真实的民意，因此可以不当一回事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所谓“真实的民意”其实指的是原本就存在于受访者头脑中的对于某一事件或议题的意见的总和。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许多民众对于民调所关注的事件或议题的了解程度非常有限，谈不上在接受访问之前就形成了有意义的看法；或者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些看法，但这些想法是模糊的或者是互相矛盾的，也许他们自己也无法确定哪些看法才是其“真实的看法”；再或者，即使已经形成了确定的看法，但这种看法并不是稳定的，在访员的提示下这些民众有可能会偏离或改变原有的看法。在以上三种情况中， “真实的民意”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无法确定，要么没有被探测到。因此，对于通过民意调查(不管其在操作上是如何地合乎公认的科学规范)所探测到的民意，与其把它看成是“真实的民意”(按照前面的定义)，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民意的建构”，即它是通过调查时问卷设计者所使用的语言符号字句、访员与受访者的互动与彼此对于问卷问题的诠释所共同建构的产物。
如果从这种观点出发，同时结合当代台湾地区民意调查的工具性和功利性色彩浓厚、无法摆脱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干扰的现实，那么，我们与其把民调的结果看作是真实全面客观民意的展现，不如把它们看成是从不同角度(官方、民间、蓝绿阵营等等)出发所看到或所制造的“民意”；而从受访者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民调结果体现了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所作出的不同的反应。也就是说，不同的民调结果代表着不同性质与类型的民意，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用“真民意”或“假民意”来给它们分类。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面对台湾地区的民意调查时，就要注意参考不同机构的民调结果，而不能有所偏废，特别是不能仅仅相信和重视那些符合我们意愿的民调结果。因为我们对台湾民意的了解应该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即使是那些在我们看来在严重违背客观公正原则以及不符合我们的意愿的民调，通过分析其实施的各个环节及背景，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某些人或机构(民调的委托、执行者或者他们所在的阵营)的政治立场及其政治目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在一定的情境之下，台湾民众确确实实会作出如民调结果所呈现出的那样的反应，这种反应虽然可能是被诱导的，但并不一定是虚假的(如果“真实”仅仅意味着受访者的意见得到忠实的纪录与处理的话)，如果忽视了这类民调，我们将会失去了解更多真相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