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发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党的保卫工作的开拓者、党校教育培训的领导者。当他的事业步入辉煌时，不幸的是，1946年4月8日，他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由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殉难，年仅40岁。邓发等牺牲后，毛泽东十分悲恸，在悼念文章中评价道：“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周恩来评价说：“邓发同志是工人队伍培养出来的领袖，为中国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同时也为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本文撷取邓发几处闪光的革命业绩，记述其短暂生命的传奇经历。
作者：冯都
早期工人运动的光辉旗帜
邓发是“工人领袖”，名副其实。他1906年3月出生于广东云浮的海员工人之家，原名邓元钊，因家境贫寒，15岁便到广州做杂工，16岁跟随共产党员苏兆征到香港太古船坞和英国驻港兵舰上当工人，参加了1922年的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和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由于他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最前列，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得到新的升华，加上苏兆征等共产党人的培养帮助，邓发19岁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大革命失败，他参加了广州起义，担任工人赤卫队副指挥，组织和带领工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起义失败后，他转入香港领导工人地下斗争，这时他22岁，被任命为中共香港市委书记。1929年11月，邓发去香港铜锣湾篱园一个党的地下印刷所检查工作，不幸被捕。面对严刑逼供，他铁骨铮铮，拒绝说出党的任何秘密，结果被敌人打断了一根肋骨。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虽然身体虚弱，但却很乐观，他说：“党的事业是一刻也不能停止的，在监牢里，我已经大大地休息过了。”走出牢狱第二天，就渴望立即工作，于是中央调他去广州任市委书记和广东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同时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以及中央特科驻港负责人。
由于邓发在港、粤两地工运中作出了巨大成绩，在工人群众中有着崇高威望，至抗战时升任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抗日根据地广大工人群众开展对敌斗争。1945年9月，邓发以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主任身份，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在会上提出了战后中国工人阶级为建立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的八点主张，赢得广泛称赞，当选为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委员，为中国工会走向世界，并为世界职工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邓发不仅是我国工运领导人之一，还是党的保卫工作和党的教育工作的创立者之一，并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军事工作和党务工作。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届全国“苏代会”上，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在第二届全国“苏代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任军委二纵队副司令员；在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长征结束后，又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长。1936年6月被派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抗战爆发后回国，在新疆工作，任中共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并协助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开展外交活动。1939年党中央把他调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工作。这期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已升任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了，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从此，他那年富力强的革命生涯，一步步到达光辉的顶峰，被誉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自学成才的中央党校校长
贫农家庭出身的邓发，只读了三年书，因无钱再读，被迫辍学。参加革命后，他长期刻苦自学，据他的妻子陈慧清说：“邓发在读小学时，就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神圣领土的示威游行。少年时代，外出打工谋生，艰苦的生活，磨练了他的顽强意志和刚毅性格，激发了他渴求知识的进取心。”邓发除了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还自学英语和俄语。他常对人说：“一个革命战士，仅凭自己的光荣经历在革命队伍里混，而不善于学习，就会做时代的尾巴。只有多学一点东西，才能为革命多作贡献。”因此，无论工作多忙，每天也要抽出一定时间学习。如在新疆工作之时，他每天用两个小时学习，其中一个小时学外语。由于他走到哪里学到哪里，坚持不懈，孜孜求索，他积累的知识丰富了，自然就更胜任党交给的繁重任务。
邓发不仅勤奋好学，追求进步，还注重兼收并蓄，博学多才。如他在绘画、书法、摄影、艺术鉴赏等方面，也有一定造诣，是党内公认的自学成才的典范。他的儿子邓北生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大会上发言说：“我父亲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特长，他喜欢毕加索的画，在法国参加二十七届世界职工代表大会期间，他收集了一些绘画，其中有一幅是毕加索的油画《和平鸽》。父亲牺牲后，母亲将这些绘画和重要物件交给了党中央。”是的，邓发的这种广泛爱好和人格魅力，还感动了许多外国朋友。有一位曾陪同邓发在巴黎工作的思斯先生，1983年12月3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说：“在欧洲，中国大陆的邓发，跑了各地的博物馆，不仅研究各国的革命发展史，还欣赏了音乐、戏剧、绘画等文化艺术，真没有想到，这位充满神秘色彩的英雄，在出生入死的斗争之余，还那么爱好文化艺术，处心积虑地收藏，这使我深深敬佩，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2005年，法国一位95岁的著名画家，还托朋友到中国来，寻找60年前曾经与他同时参加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在巴黎同住一个房间的邓发的后代。
当年的邓发，体魄强健，身手矫捷，在中央苏区首届体育运动会上还获得过田径100米赛跑的冠军，荣获了周恩来颁发的奖章。同时他的文采也很出众，1940年1月，他和张浩创办《中国工人》、《解放》等杂志，并先后发表了《中国工人阶级当前的任务》、《论抗日根据地职工会的基本任务》、《论抗战中的民生问题》等重要文章。他在论述“民生”问题时写道：“要强调注重工人、农民日常生活待遇，绝不能漠视抗战人民生活的改善。”“改善民生，是为了使人民获得最低生活的解决，以提高人民抗战的积极性，进而提高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决心。”
邓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工作严以律己，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大有长进，在党内赢得了广泛称赞，引起党中央的重视。他从苏联回国，在新疆工作两年，后向陈潭秋移交，于1939年10月奉命返回延安。毛泽东找他谈话说：“党校是马列主义研究主阵地，是培训中高级干部主渠道。常委决定，派你这位自学成才的政治局委员去当校长。”邓发表示：坚决服从分配，努力工作，不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殷切期望。
孤身一人前往苏联的传奇经历
邓发的短暂生命，似乎与新疆美丽的天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是因为当时新疆是前往苏联的必经之地；二是当时新疆正是我党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之地；三是因为新疆还是中共与苏联沟通人才、军需、物资的国际通道和重要的中转站。虽然邓发在新疆只工作了两年，但这里却是他刻骨铭心的地方。敌人曾悬赏五万元捉拿他，结果未能找到他的踪影。
邓发的妻子陈慧清，唤丈夫为阿发，有一次在延安，妻子问：“阿发，外面都在传说你孤身一人去苏联的惊险故事，我很想知道，你能跟我说说吗？”
邓发沉思了片刻，感慨地娓娓道来：“一言难尽矣！我当时去苏联是从延安瓦窑堡出发，先由西安到兰州入新疆，再从新疆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我知道一路上关卡林立，处境险恶，路途遥远。我秘密到了西安时，通过一些关系住到了张学良的司令部。从西安到兰州这段路比较顺利，因为当时弄到了一张由国民党甘肃省主席委任到甘肃一个县当县长的委任状，用了这张委任状从西安坐车到了兰州。而从兰州去新疆就困难了，由于当时新疆的盛世才不准汉人入新疆，为了进入新疆当时想了许多办法，最后想出了一个比较妥善的办法。事先打听到兰州有一戏班应盛世才的邀请要去新疆演戏，我就化装成失业工人，千方百计找到了这个戏班的头，要求到他们那里做打水扫地的杂工赚饭吃。戏班老板看见我身体好，就让我当了杂工。为了取得老板的信任，不论苦活脏活我都尽力去做，不叫苦不叫累，结果没被他们看出我是共产党，而且还很信任。当戏班去新疆时，老板就叫我牵骆驼驮行李，这样就取得了去新疆的便利条件。”
陈慧清听得入神，不由自主地插话：“阿发，你的胆量真够大的，我听着都为你捏一把汗。路上肯定像唐僧去西天取经似的吃了许多苦吧？后来你是怎样克服艰难到达苏联的？”
邓发推开窗户，解开衣襟，深有感触地继续说：“从兰州去新疆历尽艰辛，沿途日行夜宿，经常露眠在荒山野岭。经过戈壁沙漠干旱地带时正值大热天，不要说洗澡了，就连饮用的水都很少，吃的又是自带的馍馍，像石头一样硬，就这样走了将近两个月才抵达新疆迪化。然后我一个人暗地里离开了戏班，设法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当时由于不可能带介绍信和证明，离开戏班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公园里过夜。经过两天，想方设法才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因事前党中央没有同他们联系上，只因我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领事馆有人认识我，这才接通了关系。后来领事馆就用小车秘密把我送到飞机场。因为乘机要经过盛世才的军警严密搜查，于是就安排我到飞机驾驶室，避免了检查。就这样我顺利地乘飞机到了莫斯科，找到了共产国际，恢复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
妻子听了这番惊险艰辛的传奇回忆，打内心钦佩丈夫的机谋善变和大无畏精神。她十分清楚，那时国民党沿途在抓杀共产党人，而邓发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可谓共产党的要人，却顽强地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胆量与气魄，运用自己曾做过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经验，一个人单枪匹马，顺利闯过了各种卡哨，终于到达目的地，完成了党中央的重托。
夫妻同心舍己为党
国内抗战爆发后，邓发奉命回国，留在新疆，于1938年1月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兼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党中央为照顾他们夫妻团聚，调陈慧清去迪化（今乌鲁木齐）与丈夫一道工作。此时新疆尚属隆冬，长时间冰封雪盖，大地一片白茫茫，这对生长在南国广东的陈慧清来说自然很不适应。
邓发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时，组织上给他发了一些津贴，他到迪化后又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兼职，每月也领了一些津贴。这些津贴，他累积保存，一直藏在柜中。办事处的同志们看到陈慧清衣服单薄挨冻受冷的情景，劝他去买件棉衣，他总舍不得。妻子受冻，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怀着体贴的心情，抚摸着她的肩膀，亲切地说：“慧清，同志们同情你，是出于革命情谊。你早晚挨冷受冻，我也心疼，按说应该给你买件衣服。可是，你知道我们党需要经费，共产国际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发给我补助生活的津贴，应以交党费的形式，交给党组织，用于革命事业。你先将就一点，天气越来越暖，冬天很快就会过去的。”
陈慧清也是久经考验的党性很强的老党员，非常理解丈夫，于是恳切地表示：“你的心思我理解。我的衣服虽然比较单薄，但室内不觉得冷，天冷了，我就少出门，自己注意点就是了。”
邓发握着妻子的手，亲切地说：“慧清，你能通情达理，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就是对我工作的支持。”话虽这么说，天气冷却是客观事实。有位刚从苏联回国的同志出于对陈慧清的关怀和同情，把一件心爱的衣服送给她暖身。这件衣服宽袍大袖，她穿起来很不合身，但是，已经十分满意了，因为它能够抵御寒冷。
同年秋，赴苏治疗病伤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回国，住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邓发拿出多年积存的津贴，对王稼祥说：“这是共产国际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发给我的津贴，请你转交给党中央，作为我的党费。”王稼祥对邓发十分了解，沉吟片刻后说：“你的大儿子寄放在你五哥家中，你五哥生活有困难，寄给他抚养孩子吧。”
邓发执意要上交组织，说：“我家里虽然有点困难，但可以克服。党的革命事业急需资金，还是请你转交党中央。”王稼祥看他意志坚决，又说：“要不这样吧，我带一点交党中央，你留一点寄给你五哥，资助抚养孩子。”邓发恳求地说：“这些津贴费，我存了很长时间。同志们劝我给陈慧清买件衣服我都没舍得，党的革命事业需要大量资金，你就带去吧！”
王稼祥无奈，只好收下，带回延安转交中央组织部。临走时，王稼祥感动地说：“邓发同志，我们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人，你们夫妻一心为公，一心为党，这种舍己为革命的高尚情操，难能可贵呵！值得我敬佩，值得全党学习。”
为邓小平与卓琳当红娘
邓发与邓小平共同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延安又同住过一个窑洞，工作之余总是形影不离。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说他俩：“几乎是情同手足，私交甚笃”。
比邓发大三岁的邓小平，此时35岁了，还是孤身一人，光棍一条。邓发性格开朗，待人热情，乐于助人，他为小平的婚恋着急，便问：“你而立年都过去了，为何还未成家？”小平说：“我经历过两次婚姻，1928年与张锡瑗结合，不幸她难产永远离开了我；1931年与金维映结合，当我政治上蒙受错误对待时，她与我分手了。后来我为革命四处奔波，无暇顾及婚事。”邓发说：“延安有许多前来参加革命的女青年，我对这里的人事比较熟悉，我一定帮你介绍一个。”
1939年深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时任八路军129师政委的邓小平，从战火纷飞的太行山前来延安参加会议，住在邓发家里。开会之余，邓发带着小平到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陕北公学以及中央党校等单位参观，借机物色对象，寻找意中人。许多同志看到这“二邓”来往穿梭，都好奇地说他们既像两兄弟，又像两“游神”。
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特别训练班有个学员卓琳（原名蒲琼英），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生，投向革命圣地延安后，考入陕北公学，毕业分配在保安处，拟经保安训练数月，派往敌后做秘密工作。这天邓小平一见钟情，欣喜地看上了她，并请邓发出面，去当“红娘”说媒。
邓发通过卓琳的女友去商谈，说前方回来的邓政委来过几次，看上了她，愿成为终身伴侣，是否同意。卓琳心想，长征过来的都是工农干部，没有什么文化，怕合不来，便找了托词，予以拒绝：“我还年轻，不想过早结婚。”
邓发觉得卓琳的顾虑主要是对邓小平缺乏了解，于是对邓小平说：“你自己直接找她谈谈，不要灰心。”邓小平便两次主动靠拢，第一次谈自己的情况，第二次谈对她的希望。卓琳听后觉得邓小平像个知识分子，会有共同语言，产生了好感，就对邓小平说：“反正早晚要嫁人，我就跟你凑合吧。”邓发听说23岁的卓琳终于把绣球抛给了邓小平，万分高兴。
办事爽快的邓发，见这桩婚姻有了可喜着落，就赶快为老战友操办起婚礼来了。
一天傍晚，杨家岭毛泽东窑洞前充满了喜庆气氛，中央机关为邓小平与卓琳、孔原与许明两对夫妇举行简朴婚礼。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博古、李富春等都来庆贺。在邓发精心安排下，先为新郎、新娘照相留影，接着举行聚餐婚宴。席间，这些老八路在欢乐中童心大发，捉弄新郎官，把孔原灌醉了。邓发见状，连忙为邓小平保驾，悄悄弄来了一瓶白开水充作白酒。邓小平频频应杯，一饮而尽，未见醉意。刘英问张闻天：“小平的酒量真大呀！”张闻天笑道：“这里面有假，有诈，你没看出来么？”
几天后，邓小平带着妻子踏上新的征程，临别一再向“月下老人”邓发道谢，并依依不舍地握手辞行。本文来自《兵团工运》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