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党史研究者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认识、评论和解释党史上的问题，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
胡乔木注重党史工作的战斗性，又强调党史工作的科学性。他要求：“对党的历史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化，精密化，更要重视详细地占有材料。”“只有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资料，把这些资料甄别清楚，才能弄清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才能写出有战斗力的历史论著。”并提出，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本书，“我们要尽量写得客观、求实，不抱有任何偏见，按照历史原来的面目写出来”。对于书稿中涉及的党史上的一些有争议的、比较敏感的问题，他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些问题还亲自动笔修改。他所作的叙述和论断鲜明、准确，得到党史界的赞同。
研究历史要具有客观的态度和广阔的视野，要写得公正、准确。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如果研究的时候不具备客观态度，就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这往往会与我们的感情产生矛盾。但是，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不可理解的事我们还是要去理解，否则我们就要像雨果那样，尽管在他写的书里充满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却没有把历史解释清楚。即使把拿破仑第三的阴险、狡猾描写得淋漓尽致，也没有把“雾月十八日事变”解释好，而马克思则不同，他作了多方面的分析。
2.党史研究要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
党史研究是以理论为指导的，要使党研究有所创新，首先应该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
多年来，党史研究一直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理论，要用它指导党史研究，就要把它与中共党史的具体发展规律结合起来，形成一套适合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具体理论。这就是说，要有一套既符合唯物史观，又适合中共党史研究的中介理论。不久前，张静如教授等在《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一文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要使中共党史研究有所创新，首先应该建立起一个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提出若干理论原则，并形成体系，用以具体指导党史研究。有了这样的中介理论体系，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特色才能更加突出。
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现在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我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共党史学概论；第二，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第三，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第四，中共党史学史；第五，中共党史文献学和史料学；第六，中共党史编写学；第七，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学。要建立一个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就必须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
3.党史研究要注重挖掘新资料
资料是研究的基础，要使党史研究有所创新，必须努力挖掘新的资料。史学不同于哲学、经济学、文学等学科，因为哲学是靠思辨，经济学是靠数字，文学是靠想象，而史学是靠史料，要靠史料说话。没有史料，就写不成史学文章，没有新资料，就使人觉得你没有下工夫。写一篇文章，不能全是引用别人用过的材料，至少要有一两条别人没有用过的新材料，这样人家才会觉得你是下工夫搜集了材料的，态度是认真的。写一篇理论文章尚且如此，写史学文章就更需要认真搜集新资料。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对新资料非常重视，他在谈学术新潮流时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入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之，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就是说，能否运用新材料进行研究，是是否“入流”的表现。胡乔木在指导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改时，也反复强调要广泛地全面地搜集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新的资料，否则只是原来那些资料“炒来炒去”，就是“炒冷饭”，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都不会高。他说现在写的党史，要有新的面目，就要多用新的资料，表明是在充分掌握了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
4.党史研究要注重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
在世界史学研究领域，以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促进史学理念的更新，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在推进西方史学变革过程中极力推崇的研究思路。1929年，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创刊号卷首寄语中指出：“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文献史料时，使用着陈旧的方法，另一方面，从事社会、近代经济研究的人，正在日渐增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者，互不理解，互不通气。现在，在历史学家之间，在从事其他研究的专家之间，存在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况。”针对这种状况，他们呼吁各行的“研究家”，在致力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的同时，“如果他们都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可是却被高墙阻隔了”。两位史家要求“撤掉所有的樊篱和标记”，改变各学科专家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以历史学为核心整合其他学科，以其他学科的方法建构历史学，从时空上拓宽历史学的视野。正是这种全新的理念造就了年鉴学派在世界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4.1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多学科研究方法的适当整合与灵活运用。如年鉴学派史学家所说：“在致力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的同时，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
4.2在研究内容上，把研究的焦点从“领袖”、“英雄人物”转向“占人口多数的普通人”。这也是法国年鉴学派史家的一个重要主张。他们认为，历史研究“就是要坚决地脱出历史事件、纯政治因素和历史人物的框框，以便更好抓住真实历史的动力，即成千上万的基层人物和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这两个‘成千上万’把那些广告橱窗中充当摆设的人像抛在一边，自己创造着真实的历史”。中国学者张静如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即指出：“在党史研究中，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作用的描述比较抽象，诸如‘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和支持’之类的说法屡见不鲜。究其原因还是研究不够。其实，每一历史进程，人民群众都是参与的，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研究，把社会下层群众活动同上层人物活动连接起来，把社会下层群众活动同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连接起来。”
由此可见，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思路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才能真正写出以普通民众为主的历史，也只有以普通民众为主的历史，才能真正实现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实践价值。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是中共党史研究理念更新的重要体现。作者： 马暖，本文来自《党史文苑》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