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历史、地理环境、传统文化、文明、人性、地域资源决定了中国人与别的民族人的差异，这种差异对中国人的思维、决策、行为等方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而中国人自己的问题需要用中国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方式应当是建立在中国文明、历史、人性基础上的一种解决方式。中国方式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去提炼、去研究。
关键词：中国；发展；文明；人性；中国方式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006-03
一、中国历史证明中国发展要靠中国方式
自1840年，英国利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以来，中国在不断地寻求富国强国之路，不断地寻求自身的方式。洋务运动是利用“以夷制夷”的策略来发展大清帝国，让它走上强国之路，历史事件证明模仿西方的方式在中国并不能取得成功，“百日维新”则想利用日本的方式来变革，最终也是失败了。孙中山先生利用“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模仿西方的三权分立的共和模式也没能在中国取得成功，毛泽东主席则利用马列主义同中国文化、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方式让中国走向了革命的成功，但在经济模式上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最终没能让中国走向富裕之路。改革家邓小平利用市场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进行改革，尝试让中国经济逐步模仿西方方式之路，部分激进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全盘西化之路，最终导致了“6·4事件”的发生，社会出现了混乱，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模仿西方方式不能让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其后，中国在保持社会主义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了逐步放开的改革，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步入小康社会，但是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医疗、教育、环保等问题也困扰着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中国挺住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经济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而西方国家则陷入了危机之中，西方方式受到了质疑与挑战，中国方式引起了全球的注意。《2012》这部影片就表达了中国方式救了全世界的观点。在影片中代表俄国的大佬为自己的下一代牺牲了，代表欧洲的意大利总理殉道了，印度科学家做完外包的活儿就被抛弃了，几百号国家直接被忽略了……至于传统的救世主么，美国总统被自家的航空母舰以极富隐喻的方式“击沉”了，只有中国的表现堪称完美，在影片中中国方式体现为集权决策过程、稳定至上的社会管理方式等。中国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发展下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新制度流派的经济学家主张中国应当继续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模仿西方市场经济方式来进行下一步的改革；郎咸平等学者则认为中国不能完全地按照西方方式来发展，要预防跨国公司对产业的垄断与控制，防止跨国公司危害中国经济的安全，中国政府应当制定恰当政策来扶持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喝洋墨水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任何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发达国家一直想将他们的西方方式强加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西方方式是以西方文化与基督教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它同中国文化[1]、中国人性是不相融合的，强行将西方方式与其他方式应用到中国只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在这方面已有历史经验的证明。佛教是基于印度文明产生的宗教，在佛教没有同道家与儒家思想相结合时有过快速的发展，但由于佛教教义与中国人性与文化的不合产生了社会的混乱与经济衰退，从而出现了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之灭佛、唐代武帝之灭佛、后周世宗之灭佛事件。基督教很早就传入中国，但由于基督教同中国儒家、道家思想的格格不入，同中国人性的不吻合，因而一直没能在中国获得发展。同时，阿根廷、俄罗斯等完全按照美国方式来发展的国家都遇到了救灾效率低、经济安全性降低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的繁荣、富强有赖于本民族精神的弘扬与振兴。在经济全球化、西方强势主导国际交往话语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甚至出现严重的民族认同危机，中国需要在审视自己的文明与人性特征的基础上探寻适合自身生态位的方式。
二、中华文明的特性决定中国发展靠中国方式
中华文明是一种源于自然的文明、归于自然，符合自然生存规律的文明。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为基础的，象形文字是一种图腾文字，依据自然界物体的形状来形成文字，很容易通过视觉进行识别，文字的特征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的视觉思维方式，信息的传递、决策方式等都以视觉为基础，因而形成了中国人注重仪式、注重可视、美观化的思维特征与决策模式。中国书法讲求结构美观与整体的相互呼应，讲求运笔的流畅与气势，围绕一个核心来谋篇与布局，视觉的思维[2]方式促进了我们人性中的集体观念、等级观念、威权观念的发展，同时视觉思维的决策模式也使得中国人在进行决策时不是靠理性的计算与分析，而是通过观望、模仿、改进来进行决策的。因而，中国爱搞运动也有搞运动的基础，中国的发展也是依靠各种重大的运动与理论推动进行的，这也决定了中国发展不能依赖于理性思考[3]的西方方式来推动，而应当以中国的方式来解决。正如李铁映[4]同志所说，“抓中国的老鼠，要靠中国的猫”。
中国的哲学是一种通过对自然的观察、思考，总结自然界的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自然哲学模式。诸子百家通过对自然与社会不同角度的观察、不同角度思考提出了不同的哲学理念。《易经》通过观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思想，人与自然之间要保持和谐的关系，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验证了人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关系的重要性。老子通过观察自然提出了道法自然的思想，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思想，指出了宇宙的本原是无。而这一思想直接源于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观察，在植物的繁衍过程中，万物都是靠一颗种子发育而成，一颗种子在最初发芽过程中会出两个叶子，由两个逐渐变为三个，直至无穷；人类社会的繁衍也是如此。孔子的思想也源于自然，源于易经的乾卦，他认为君子修得应当向天体运动一样自强不息。自然的哲学是人类思想的本原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取向，符合自然与社会的进化趋势。在人性这一问题上，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围绕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在西方也有X理论与Y理论。人性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其实，自然哲学对这一问题很容易解释，人性是水性的，无所谓善与恶，它是中性的，人性的善与恶与环境和人的心理状态有关。人体含有50%～60%的水，人体内的水的PH值是在不断变化的，有时偏酸性，有时偏碱性，一直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当中，但不管怎样他都会趋中，靠近7这一点。人的情绪与心理受PH值的影响，也影响人体的PH值，在不同的心理状态下人性表现出了善与恶。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也是如此，在自然环境较好，受污染程度轻的时候，人们是善良、纯朴的，而在工业高度发达，水被严重污染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不断丧失，社会问题不断增多。随着对环境治理的力度加大，水逐渐变的洁净起来的时候，人性又向好的方向转变。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哲学思考方式[5]，造成了中国人[6]与西方人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国是适应自然的决策方式，而西方是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决策方式。不同的哲学思考方式决定了中国的问题要用中国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中华文明是一种农耕文明，是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它具有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的特征。农耕文明也是一种善的文明，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而是需要掌握争取丰收的农艺和园艺；无须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而是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在农耕文明影响下的中国人形成与人为善、不好侵略、居安思危、关注内部问题、关注家庭利益的思维方式。而西方文明是一种游牧业发展而来的工业文明，强调与自然争斗、向外发展、尔虞我诈、自由贸易的线性思维方式。不同的文明决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式，完全将其他文明的成功方式复制到一种新的文明上，注定是不相融合、不相适应的。中国[7～8]自农耕文明发展而成的工业文明注定了中国的问题需要由中国的方式来解决，完全套用西方的方式注定不会成功。
中国的认知方式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认知方式，中国人在思考问题与决策问题时大多是基于过去的经验，中国的企业家的决策很多是拍脑袋、凭经验做出的，因而中国人在决策时不太重视数据，而是通过数据看本质的经验。西方的认知方式是一种逻辑推理的认知方式，是在给定假设的基础上通过推理、证明进行认知的。西方的认知方式适合于解决线性的、数据导向性的问题。不同的认知方式、决策模式也导致不同的国家需要利用不同的方式来发展。历史的经验与实践证明自由放任的发展方式不适合中国，自由放任会导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中国“文革”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蔑视权威、自由放任的发展方式，但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大动乱、经济的大衰退。改革开放后的广东，是一种弱政府、强企业的发展方式，人们只关心赚钱不关心政治，这种相对自由放任的发展方式在一定时期推动了广东经济的发展，但广东的社会治安很差、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问题增多，使得广东的投资环境恶化，直接导致一批台湾老板将企业迁移到强政府、弱企业的上海周边城市进行投资。
三、中国人性决定了中国发展要依靠中国方式
在进化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受地域环境、传统文化、历史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性格，这些性格使得中国人与西方人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中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在决策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总体来说，中国人在性格上面存在以下的特点：注重面子问题、节约持家、注重礼节、忽视精确、爱搞社会风暴、信仰不专一、缺乏公心、性格内敛、好窝里斗、尊重权威。这些性格特征决定了中国人在决策是大多会以感性决策为主，在人际交往方面以关系为导向而不是以利益为导向；尊重权威、好搞社会风暴的特点也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大事与运动来推动，在大的自然灾害、社会灾害等方面，中国人的这种性格特征能很好地适应并解决问题。中国人忽视精确的性格特征也决定了中国人注重感性认知忽视数据与逻辑推理，因而直接导致了中国的科学研究往往难以深入。中国人勤劳、节约持家的性格特征使得中国人能居安思危，能很好的适应复杂多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适应力。
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人的性格与心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儒家文化与法家文化自身所带有的自卑心理使得中国人天生具有自卑性与依赖性，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模式助长了中国人的依赖心理。在当今社会中国很多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靠父母养着，形成了“啃老族”，这种社会现象是中国人天生具有很强依赖心理的具体体现。中国人浓浓的思乡情绪与落叶归根的想法，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是一种对自身能否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与居住环境的一种不自信，这种自卑心理的补偿就依靠衣锦还乡来进行。这种自卑性与依赖性性格特征使得中国人爱热闹、爱聚群，形成了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性格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成就导向的性格特征是完全不一样，而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社会问题的处理方式都是基于西方人性特征上建立起来的。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方式同集体主义导向的性格相矛盾、相冲突，不能完全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中国人的性格决定了中国发展要依靠中国方式来解决。
四、结论
中国历史、文明、人性、地域资源决定了中国人与别的民族人的差异，这种差异对中国人的思维、决策、行为等方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而中国人自己的问题需要用中国的方式来解决。正如李铁映副委员长所说中国的老鼠要靠中国的猫来抓，中国的猫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猫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应当是建立在中国文明、历史、人性基础上的一种解决方式。中国方式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去提炼、去研究。作者：赵昌平，时建人，王焕，本文来自《今日中国》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