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浅析义和团运动中的“东南互保”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太平天国运动是晚清时期继天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又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与太平天国运动不同，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是在其“扶清灭洋”口号下，清政府大力招抚使其“合法化”的结果，而利用义和团为“主力”向十一国宣战，正是地主阶级顽固派的重要目的，但就宣战的历史背景而言，不论从战术还是从战略上来讲都是极其不明智的行为。与义和团成员大量涌入京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慈禧政府仓皇西逃的混乱局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東南数省相对平和的政治、经济环境，而使地方大员置清廷宣战诏令于不顾的正是东南数省督抚与各国列强达成的“东南互保”协议。
一、东南互保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矛盾的集中体现
随着洋务运动的逐渐兴起，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分裂为地主阶级洋务派和地主阶级顽固派。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清朝统治者倾向支持洋务派，于是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系列论战结束后，洋务运动重点在南方诸省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的矛盾并没有以洋务运动的失败而结束，发生在义和团运动时的“东南互保”就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矛盾的集中体现。
首先，洋务派与顽固派对待西方先进技术的态度不同。早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中，在对待西方先进技术上洋务派就与顽固派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洋务派较开明，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自强”、“求富”。顽固派则固步自封，斥责西方现代工业为“奇技淫巧”，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盲目排外。其次，洋务派与顽固派在对待“洋人”和西方在中国传教活动上的态度略有差别。西方在中国传播宗教所产生的矛盾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诱因之一，洋务派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对待传教士的态度比较开明，在一些洋务派创办的工厂中甚至有专为外籍基督教徒礼拜用的“房间”。顽固派则视洋人西方传教士为“洪水猛兽”，向十一国开战后攻打教堂和外国领事馆就是很好的证明。最后，洋务派与顽固派在外交政策上有所不同，洋务派较务实，主张“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顽固派则极力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始终不肯放弃“天朝上国”的迷梦。
义和团运动中的盲目排外因素，完全符合顽固派的政治倾向，而这样一场农民运动势必对洋务派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以洋务派为主体的“东南互保”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北直已经糜烂，南方必须图全”，就此可以说东南互保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东南互保是洋务派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自保之策
洋务运动兴起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一系列近代新式工业，如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湖北织布局等，但是这些近代工业脱胎于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地方大员将其视为“私产”和捞取政治资本的砝码，虽然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是洋务运动的诸多成果依然牢牢掌握在洋务派官僚手中。义和团运动兴起后，顽固派认为可以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挽救濒于崩溃的统治秩序，但是洋务派认为“以寡弱对付众强，在国家毫无准备的状况下，草率的向十一国宣战，其结果只能给国家与民族带来灾难”。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仅三个月，张之洞等人就估计“东南诸务损失至少数十万”，而1900年上半年仅上海一地对外贸易出口总值就减少一千三百万两，“信用和贸易一度全部中止”，这对坐拥东南财富的洋务派官僚来说，是极其巨大的损失。
从帝国主义列强方面来说，一来义和团运动中所爆发出的“仇洋”心理和破坏力使各列强国家极度恐惧，义和团兴起时美国人就认为“中国的暴动可能影响波斯和中亚细亚，并引起阿拉伯民族的总暴动”。二来东南沿海地区是帝国主义列强较早入侵的地区，列强国家在该地区苦心经营多年，尤其是英国一直视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觊觎长江流域已久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趁机向英国发难，德国认为“对一个像德国这样的经商国家在扬子江上的失败，是在中国任何其他区域的成功所不能补偿的”，美国再三强调“门户开放”，企图在长江流域获得均等的利益，俄法联合指责英国在长江流域的霸权，当英军在沪登陆时，法国外长当即表示“如果英军在上海登陆，法军也将登陆”，法国外长还强调各国应在长江流域联合行动。在其他列强的压力下，英国不得不转而寻求中国地方督抚的支持，而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也不允许英国单独和中国地方政府之间达成妥协，由此可以看出“东南互保”已成为洋务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国家之间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不得不采取的自保之策。
三、“东南互保”是晚清皇权式微的重要表现
晚清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被权重一方的地方督抚破坏，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人民群众的反抗，中央政府为依赖地方督抚的人力、物力、财力而赋予其更多的权力，“东南互保”正是地方权力扩大后地方政权不听令于中央的表现之一。慈禧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荣禄即向东南督抚传话称“不必重视北京的谕旨”，张之洞则在与友人的谈话中说“坐拥东南，死不奉诏”，刘坤一曾表示“慈禧的政府已经完了”，辜鸿铭也曾建议“江南独立”。对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坛上以‘东南互保’的筹施为标志，崛起了一个以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核心的东南实际上是包括了山东巡抚袁世凯在内的整个南方督抚集团”。据此可以认为“东南互保”是晚清皇权式微的重要表现。
作者简介：陈琨
第2篇：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义和团运动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是马士退休之后撰著的。义和团运动发生时，作者正在中国海关任职，亲身经历了这一场动乱，也接触了许多被义和团围困在使馆区的人。马士是义和团运动的经历者，而且在清政府海关部门生活了数十年，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其写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年代相距义和团运动时间并不久远，许多资料也是第一手的，其著述具有很大的时效性和可靠性，带有纪实的实录性质。
作者首先介绍了义和团运动之前中国的情况，企图探究义和团的起源。在正式介绍山东地区的义和团之前，他介绍了全国各地大刀会、民团的排洋仇教运动的情况。从沿海到内陆，都有排洋仇教的事情发生，一部分是对外国侵华势力的不满和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一部分例如大刀会则是反抗满清朝廷的统治，希望推翻清王朝，属于国内矛盾。当时各种矛盾聚集在一起，作者也坦诚其中有很多是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所引起的，是中国人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担忧而引发的反抗。如此我们也可以印证现代教科书上所言“甲午之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并非虚言，对于一些企图完全否认“教科书中历史”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应。书中指出为了应对德意两国的侵略和对特权的要求，中外矛盾开始加剧，特别是意大利企图强占三门湾作为军事基地，清政府指令各级地方积极备战，以防意大利的侵略。由于清政府的积极应对以及列强之间的矛盾，意大利的无理要求并未得逞。
中国国内的政局也是马士关注的重点，维新运动之后中国政局错综复杂，光绪皇帝受到拘禁，随时有被废黜的危险。“后派”内部也开始分化，镇压维新运动的荣禄和庆亲王等人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特别是在废黜光绪帝拥立载漪的儿子溥为帝上二者势同水火，政争一直延续到义和团运动期间。作者认为主要是因荣禄的反对，废止光绪帝的行动才最终被无限的延期。荣禄反对废黜光绪帝是以往的史书上鲜有提及的事情，把义和团运动与是否废黜光绪皇帝联系在一起，虽然也有人曾经做过，但是主要是从列强不支持的角度来谈论的。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争斗来看光绪帝最后为何能得到保全，书中的角度是比较独到的，因此对荣禄在维新运动中的评价也就有待进一步探讨了。
义和团运动爆发前，整个“帝国普遍不安”，大规模排外运动的预兆已经发生。毓贤和刚毅等对义和团的纵容与默许，助长了义和团运动的风潮。通常意义上对这些大臣的评价有两种，一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爱国举动，一种认为他们无知，因为他们的“自私”泄愤行为导致了中国面临八国联军侵华的威胁，最终赔偿了近十亿两白银。后人的评价难免会有后见之明的嫌疑，时人特别是当事人的看法更能说明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作者在书中引用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的话说“它永远的消除了惯常被提出的那个论点，说一小队的外国军队，只要组织好并且武装齐备，就可以在整个中国从一端到那一端长驱直入而遇不到有效的抵抗”，我们把义和团运动放在列强企图对中国分而治之的险恶环境下，打破外国人对中国的传统看法很重要，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外国人不会认识到中国人的力量。在作者看来当时中国的精英阶层应对外来列强的瓜分也是有自己打算的，“制止洋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使他处境不安，这是董福祥和许多地位更高人们的思想”，这恐怕也是当时中国人不得已的举动了。
在华外国人对义和团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最初都意识到它“兴朝排洋”的一面，但认为“它表示‘义’和‘和’的团体或是‘义’与‘和’的拳头，后者是公认的字样，实际上这个团体是一个‘体育会’，以打拳和体育锻炼为它的表面目的”。仅仅认为义和团是一个“体育会”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体育相比较，明显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态度，也再现了当时存在的一个客观事实——外国人对中国社会缺少了解。当义和团运动高涨的时候，由于清政府和地方官僚的暧昧态度，作者认为“中国政府不是故意，就是由于害怕发生普遍的乱事，对这件事一开始便公然玩忽，并且完全破坏了条约上的义务”。作者只看到中国负有“条约上的义务”，却忽视了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和中国的独立，这是晚清以来中国外交或者说是“洋务”的中心。甲午战败，列强看到了中国弱小的一面，因此乘虚而入，中国人从自己民族利益出发而产生排外行为虽然有些过激，但是毕竟情有可原，如果列强不是那么贪婪，中国很难说会有大规模的排外行为发生。因果之间相互循环，好恶的判断全凭国家利益。从此我们也应得出一个教训：国人应该更加注重从国家利益出发处理国家关系。
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开始于1900年5月下旬，山东的义和团受到袁世凯的镇压，纷纷离开山东进入直隶，随后又进入天津和北京，并在各处设立坛口讲习拳法，开展各种排外行动。义和团所经过的地区，围攻教堂，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徒展开屠杀。据作者描述外国传教士受害者不少，中国的教徒也损失惨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国联进入北京城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排外而导致对国人的屠杀，在中国历史上是值得注意的事项，我们多少有些“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民族内心深处的东西更值得反思。
义和团运动一步步的扩大，并且进入北京城。北京的各国使馆被团民包围，使馆与外界的电报线被切断，但是清政府的电报线仍然可以使用，这一点与我们传统教科书中对义和团因仇洋而破坏电报线和铁路不同，义和团破坏的电报线主要是外国使馆的，毁坏铁路在前期具有破坏性，在后期则更多的是为了阻止列强进军，具有战术性，不可一概而论。在义和团围困使馆前期，清政府曾与各使馆沟通，希望各国使馆撤离北京，以防造成伤害。但是各国公使出于对中国官员的不信任，同时也担心公使撤离之后在使馆区避难的中国教民会受到屠杀，所以多次拒绝了清政府的要求。使馆被围困，各国公使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消息传到国外，每个国家都在为解救本国公使做准备，最后达成了联合出兵“保卫”使馆的意见。6月中旬，西摩带领2066名军人向北京进发，俄国军队在进军途中从东北开来和西摩会合。铁路被毁，所以西摩率领的军队不得不多次修补铁路，并同时应对团民的攻击，西摩军队进军到廊坊的时候被中国军队和团民阻击，主要是董福祥的甘军，最后西摩军弹药不济只有撤退，撤退途中又受到团民和军队的攻击。
由于天津使馆区、北京使馆和各国政府及在华各国海军之间的联络被切断，彼此之间难以判断形势的严峻程度。6月17日联军下达最后通牒让塘沽守军交出炮台，但中国守军并未答应，所以发动突然袭击夺取炮台的事件，作者在书中说是由中国守军首先开炮，有为侵略者开脱的嫌疑。炮台被夺，慈禧太后又被刚毅和庄亲王等从《字林西报》上摘取来的关于洋人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的假社论所迷惑，所以决定对外宣战。之前中国主和派官员与使馆官员一直在谈判，21日使馆公使被允许发送一封密码电报给本国政府，因此在华各国海军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所以决定从大沽炮台向天津进军，最后在7月14日攻占天津，其间天津使馆受到的围攻非常激烈，可是每次“在我们看来他快要成功的时候撤退了”，而且很多新式的大炮没有允许使用，落在使馆的炮弹也仅有2900颗。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因此认为是因为荣禄——汉军统帅发挥了充分的影响力的结果。攻占天津之后，北京使馆和各国公使的生命安全还没能够得到保障，他们在考虑是否向北京进军。进军就面临着兵源不足的问题，当时在华的所谓“八国联军”其实只有七个国家派遣了军队，德国直到联军占领北京之前都没有军队参加，德国的军队是在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才被派遣进入中国的。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则只有几十人的军队参加。英国正陷在南非战争泥潭中，能派遣的军队有限，有3000英国军人在中国，但绝大部分是印度兵。美国则态度暧昧，最终还是同意出兵2000人。联军中俄国和日本的军队最多，在兵源不足之际，进军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有国家提出请日本多派兵参加，日本提出他出兵必须得到补偿，而各国对日本多出兵之后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不敢保证，最后折中由英国作保日本动员10000名军人参加，但在日军开进中国之前，联军就分左右两路向北京进军了。在德国军队到来之前，北京城已经处于联军的控制下了，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9月25日才到达中国就任。联军进城之后对是否攻占皇城已有过讨论，虽然最终决定不攻占皇城，但还是决定每个国家派遣一队代表去皇城“参观”，参观过程中他们对每一个宫室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同时也带走了一部分小的“纪念品”。
在瓦德西的安排下，以德俄日为主导，向四方“讨伐“，联军经过地如发生屠杀教民的村庄就要对这个村庄实行“惩罚”，征收各种罚金，不交足罚金的还要村民开具欠条，这是多么“正义”的行为。中国军队听从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和庆亲王的命令对联军不做抵抗，一遇联军即撤退，法国军队轻易地攻占保定府之后，洗劫了保定府，并将当地曾经支持过义和团或者拒绝传教士避难的中国官员判处死刑。联军在北京城也有同样的作为，他们首先是集体抢劫，然后是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分区抢劫，数值不可估计。抢劫来的东西除日本军队外，西方军队都没有集中上交给自己部队的上级，这也为此次中国的损失估价造成了很多的困难，从今天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的数量也可以反推估量当时中国所遭受的损失。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不遵守国际法的后果，而西方侵略者到达中国之后也忘记了他本国的法律，这是对中国的惩罚。这种说法很难说没有道理，但是也很难说它是对的。作者受制于自己是侵略国家一员的身份，难免会为自己国家的行为辩驳，书中对各国都有所批判，唯独为美国处处开脱、解释，把美国与其他国家分离开来，显得美国十分的公正和高大，好像一切罪恶都和美国没有丝毫关系。
联军占领天津之后，中国原有的行政系统失去了它的功能，全权议和大臣派来的官员不被联军所承认，于是联军组织了“天津临时政府”，中国称之为“天津都统衙门”。它的主要官员主要由各国公使担任，“临时政府”设置了各职能部门和秘书长，同时对中国的百姓征税。“天津临时政府”在中国的法统上不具备合法性，完全是联军实现殖民统治的机构。但是也不可否认它对维持天津的治安和社会稳定方面产生了某些积极的作用。例如刚刚经历了动乱的天津缺盐少粮，于是临时政府与联军沟通将缴获的政府官粮作为赈济百姓的粮食，经过多次沟通使得天津被各国军事当局占据的食盐最终交给临时政府发放给百姓以解决百姓的用盐问题。临时政府还组织民工开凿疏浚了运河，修建了一座连接天津使馆区的桥。这一切既是临时政府的政绩，也是他们侵华的证据。同时“天津临时政府”和军事当局各国军队的司令们一样存在着矛盾，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一直存在着。“天津临时政府”的许多举措受制于军队的司令们，使得行政效率未能得到提高，行之有效的措施也不得不被搁置。
联军进入北京城之前，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和众臣经山西辗转到达西安府，北京城内一片混乱，联军占领北京城后实行分区占领，并各自在占领区内恢复秩序。战衅已开，中国战败已是定局，接下来最主要的就是善后了。6月下旬，东南各省督抚推行“东南互保”，并且得到西方各国的承认。“东南互保”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是消除了列强的后顾之忧，此后各国才放心地北上剿灭义和团；其二在东南互保过程之中，地方督抚不承认这是宣战，是朝廷或者皇帝的行为，而是义和团伪造的，这一点得到了各国驻上海公使和各国政府的保证，也为日后交涉留下了回旋的余地，避免了中国法律上的“战败国”地位。清政府在天津陷落之后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代表，想尽快议和以阻止联军进京，但是各国不承认李鸿章的全权代表地位，同时以各国公使的安全没有得到保障为由继续向北京进发。直到9月联军和各国公使都未承认李鸿章的全权议和代表地位，此后清政府加派庆亲王为全权议和代表，长江流域各省督抚赞襄议和。各国迟迟不愿开启谈判是由于列强内部未能达成一致，他们对中国的要求各不相同，矛盾重重。到11月后联军企图引诱清廷回到北京“组织起有效的统治和秩序”。正如列强不相信清廷官员一样，清廷亦不敢相信联军的将领们，特别是联军将领做出了一些报复屠杀中国人的举动之后，清廷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以防受制于人，又避免落上“破坏和议”的罪名。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列强之间才对分赃达成初步一致的意见，首先是法国提出照会，此后各国又在法国的照会上加以修改并加上自己的要求。与此同时列强要求惩处的一些满族贵族官员也先后受到惩处。其中最难的是对董福祥的处理，因为当时他统帅着12500人的军队，同时担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守卫任务，最后董福祥被派到了甘肃，形势才有所缓解。他们认为目前处置董福祥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他去甘肃之后经过一段时间他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经过多次交涉最终在1901年9月达成议和，中国付出惨重代价签订城下之盟《辛丑条约》。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使用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包括义和团运动期间的电报以及书信往来，还有被围困当事人的回忆录。中国人的记录和其他的档案史料除了《景善日记》几乎没有使用，角度也是站在西方立场上，所以其中有许多逻辑和论证都有片面性，外国人写中国史不可能站在中国的立场，更多的是从作者本国的立场来看待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件，难免有失偏颇。但是不可否认他所记述的绝大部分是客观公正的，而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国人的视角。
作者：田永管
第3篇：义和团运动的双重性审视及其启示
长期以来，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认识，学术界存在着诸多评价。然而，从二三十年代起，学术界已逐渐认同义和团运动是农民群众自发性的反帝运动。四十年代，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进一步阐明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对抗帝国主义瓜分野心的反帝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已是不争之论。改革开放以来，以张玉田、李侃、王致中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绩和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正视到它的落后、消极及其盲目排外等缺陷，并对义和团运动作了具体而深入的探索。近年来，随着人们爱国主义情感的不断高涨，通过对这一运动的再分析，反思当代爱国主义，倡导爱国情感与理性结合，显得刻不容缓。
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情感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一些传教士和教民借着教会势力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清政府在处理教案中由于自身所承受的来自列强的压力，在处理中常常袒教抑民，这更加激起人民的反感和反抗情绪。义和团的兴起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民教冲突的结果。甲午战后，教会势力更加猖獗，百姓在备受欺侮的情况下，忍无可忍，群起而毁教堂、杀教士。应当说，这种激烈反应是自发的，是发自人本能的自卫行为，是人民对于外来威胁做出的反应。因此，义和团运动也由于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反对外来侵略，所以具有正义性，值得肯定。
虽然正义的反侵略主张和勇敢的战斗精神，是义和团的政治思想的主流，值得肯定和赞扬。但是，义和团运动是具有双重性的。在肯定其爱国情感正义性之时，也必须看到其非理性特征。义和团的非理性特征是指义和团仅仅依靠其情感、意志、信仰、习惯和本能等非理性因素去进行反侵略的活动。
首先，义和团的非理性表现在他们表达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情绪时，采用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所普遍利用的形式——迷信。义和团迷信的神灵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的。为了号召更多的群众加入反帝斗争的行列，义和团利用宗教迷信的语言和行动来动员群众。据记载：“北直保定、遵化州、锦州一带，喧传有神师降世，专收幼童为徒，教以咒语，云能召请先朝名将护身，教以练拳练刀，功候满足，即能枪炮不入，刀箭不伤，未几，即日盛一日，强年壮丁，举信从之，乡野村庄，无不有坛，始大张义和拳旗号。嗣后从者益众，北三省几于遍地皆是获”。[]这一迷信活动使其正义的反侵略斗争被蒙上了落后色彩。
其次，义和团的反侵略情绪是相当直观和感性的。从“扶清灭洋’口号可以看出，义和团反侵略是停留在情感层面的。“扶清”尽管在当时具有合理的一面，但是“扶清”是传统忠君观念的体现，体现了义和团国家观念模糊，无法区分国家和朝廷，因此，义和团对于清廷顽固势力认识亦不到位。观之“灭洋”，很显然，其并非科学的理性的观念，而是体现出一种情绪的盲目和狂热。义和团心目中的“洋”显得含混笼统，而“灭”的方式又过于简单粗糙。他们排斥一切外国人以及一切外国的商品，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许景澄和教习刘可毅詖戮，七徒四散，校舍封闭，图书损失殆尽。[]这充分表现了其笼统反对西方文化的狭隘意识。可见，其舆论宣传和斗争只停留在低级状态和感性阶段。
分析义和团运动中团民所表现出的种种非理性思想和行为，可以发现其有着深刻的根源。
首先，义和团的主要构成人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义和团的思想和行动。当时社会下层的劳苦大众是不可能具有科学和理性形态的反帝思想的。因此，义和团的团民在思想和心理上，亦如往常之农民，采取宗教迷信方式去寻找一种寄托和支持。另外，由于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长久以来只是被统治者灌输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致使其政治视野相当模糊，因此，对于清政府的认识不够，在反帝斗争中被清廷顽固派所利用却不知。在面对外来侵略时，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只能根据直观的感受和狭隘的经验，根据社会生活变化的表象，来判断和认识问题。至于当时的社会启蒙运动，亦是昙花一现，未深入发展到社会底层，以至于人民对于新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是一种“绝缘的状态”[]。
其次，义和团的盲目和极端的排外行为与顽固守旧势力的排外心理密不可分。维新变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向西方学习，而守旧势力登台则鼓励和纵容了排外主义发展。甲午战争，中国居然败于“蕞而小国”之地的日本，并引起帝国主义瓜分。这引起朝中大臣们的恐慌，尽管一直以来他们在慢慢地尝试与外国人打交道，而此时，他们却担心外国人的真实意图是想要瓜分中国。因此，其排外情绪逐渐高涨。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不可能有这种政治思维，他们出于最直接的感受，产生了极端的排外情绪。尽管下层民众本身的激烈排外情绪已很强烈，然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默许及利用使得这种排外更加明显、高涨。义和团的保守及其排外成为顽固派可利用的政治资源，顽固派将自身的排外主义渗入义和团的政治主张，使本来就具有排外、保守心理的小农阶级的排外活动升级，达到狂热程度，造成恶劣的影响。
综上所述，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正义的，但是夹杂着非理性因素。非理性给义和团带来了恶劣的影响。义和团起事之初，颇得人民群众的拥护，迅速地发展壮大。但义和团的宗教迷信促使群众的反帝激情渐渐地趋于狂热，使得他们在行动上往往丧失理智。随着义和团烧杀砸抢手段的扩大，再加上后来义和团鱼龙混杂、真伪不分，使义和团渐渐失去了群众，同时，也使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排斥心理。此外，他们搞不清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集团的关系，搞不清西方侵略与西方文化的区别，盲目地反对资产阶级的活动，这就造成当时中国的自救力量没有立即汇成一种反帝的浪潮，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
尽管义和团初衷是为了抗击外来侵略，反对帝国主义，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但他们以烧杀砸抢等极端恶劣的方式去实现其目标，并使得一些鱼龙混杂势力趁虚而入，这在客观上使得他们成为破坏人们正常生产和生活的又一因素。因此，他们没有完成“上可保国，下以安民”的愿望，相反，却把中国带向更深重的灾难。因此，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理性爱国精神逐渐地受到人们的重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义和团身上总结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为他们后来进行革命提供了经验教训，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出现了张謇等理性爱国者和一些合理的主张，如提倡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然而，中国的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处于情感爱国的阶段，这不能不看作是传统思想文化的持续影响以及上层政治活动长期与群众的脱离所造成的。直到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先进阶级的正确领导下，通过相对理性的形式表达爱国情感，群众的爱国运动才略显理性。
在今天，理性爱国尤显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爱国情感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而与日俱增，这显然是一种带有自豪感的爱国情感。与此同时，国家承担的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压力也与日俱增，这又使得人们的爱国情感处于敏感状态。因此，这一时期我们更应意识到理性爱国的重要性，对朴素的爱国热情进行反思，强调理性地表达爱国情感，把爱国情感转化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强大的力量。
作者：刘宇洁
第4篇：浅析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作用
义和团运动，又称义和团事件、庚子事变、庚子拳乱等。义和团运动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事件虽已过去一百多年，但它所引起的讨论还未停止，人们对其起因、性质、作用、影响等都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将主要分析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及作用。在论述之前，由于前人对这一问题也做了许多有益的成果，我先对其研究状况做一回顾。
在辛亥革命以前，人们已经开始了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最早肯定义和团“有功”的是1901年《开智录》发表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赞扬义和团的献身精神和勇敢斗争的精神。而资产阶级史学家全盘否定义和团，甚至把清政府的卖国行为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也归罪于义和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充分肯定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质和爱国的精神，普遍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张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民族战争，同时具有反封建的性质。范文澜、翦伯赞认为义和团“不可避免地要带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来作为其斗争的精神武器。[1]胡绳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古代“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的继续”。[2]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义和团运动不仅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还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以上当前史学界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及其作用的观点，对于这些问题我想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反帝爱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瓜分中国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民族解放运动。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全方位的侵略和压迫，激起了中国人民不间断地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下层民众广泛地动员起来进行反对洋人洋教，反对侵略瓜分的挽救民族危亡的正义斗争，才使之成为一场全民族要求解放的群众性运动。广大农民的参加加强了它的这一性质，因为“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3]
义和团运动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我们知道，“封建主义”指的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所谓反封建，就是反对封建主义。义和团始终没有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也没有触及封建政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甚至连清王朝都不反对，当然也就不反对封建制度。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义和团在主观上不反对封建主义，但在客观上对封建统治也有所冲击。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革命运动，而不是一次农民战争。农民战争指的是农民阶级为了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而义和团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是合法团体，其领袖是清朝的皇室贵族；同时，义和团兴起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经不具有产生旧式农民战争的历史条件。[4]义和团运动不能称为农民战争，而是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
“扶清灭洋”的口号具有坚定不移的反帝精神。这个口号主要是号召人民积极参与“灭洋”，避免帝国主义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双面夹击，便于集中力量反对侵略势力。当然这个口号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它模糊了清朝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这使得一些成员放松了对清政府的警惕，导致最后被清政府利用而惨遭失败。对于一些人认为的义和团运动存在着“笼统排外”，把运动的失败归于“排外”精神，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认识。“排外”精神是出于对侵略者的憎恨，是广大农民为解救民族危机挺身而起的正义反抗，具有进步意义。同时，运动失败是由于它本身的缺陷性，它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等。
义和团运动中的宗教迷信色彩。确实，义和团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在运动初期，义和团的宗教迷信对于吸纳群众，积聚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只是这种迷信毕竟是不科学的，它在后来义和团发展过程中起了消极作用，它模糊了起义的本质和腐蚀了成员的战斗力，它宣传的“刀枪不入”给义和团造成很大伤亡。
综上所述，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一次革命运动，但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
义和团运动的作用
义和团运动虽然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但是它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义和团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义和团成员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抵抗清军的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即表现了中国人民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反侵略的伟大气魄和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力量。这些对中国后来的革命者有着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中得到启示，激发着他们从改良转向革命。周恩来指出：“1900年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5]
动摇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基础，暴露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极端腐朽和无能。义和团运动打乱了清政府的统治秩序；同时，造成了地方大员分庭抗礼；刺激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义举，如1900年兴中会成员郑士良发动惠州起义；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和民国政府的建立。
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打碎了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阴谋。义和团运动虽然没有成功阻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迫使帝国主义改变了侵华的手段。”[6]
义和团运动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沉重打击，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最明显的表现是义和团运动促进了清末“新政”的出现和推行。新政的推行加快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近代化步伐，使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很大发展；同时，还部分实现了戊戌变法没有达到的目标，又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义和团运动尽管失败了，但是它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作用是无法抹灭的，它所表现出来的反帝爱国精神会永远激励着我们。
作者：徐春梅
第5篇：浅析义和团运动时期黑龙江地区的抗俄斗争
1900年，义和团反帝号角响彻神州，很快波及我国东北边陲黑龙江省。沙俄借机以“护路”为名出兵中国东北，黑龙江地区沦为沙俄势力范围。沙俄侵略的加深，激起了黑龙江人民的强烈民族义愤和坚决反抗，纷纷掀起群众l生的反帝怒潮，和全国各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南北声援，相互配合，在这场伟大反帝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对俄斗争的成分
1900年四、五月间黑龙江开始出现义和团运动。沙俄乘机侵占了黑龙江省，并在黑龙江省大肆烧杀抢掠，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这激起了我龙江军民的反抗怒潮。
黑龙江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它的兴起带动了龙江军民的反抗热情。义和团运动乍起时，中东铁路罢工，筑路工人散入城乡各地，义和团到处宣传鼓动，混随筑路工人南北往返的义和团成员奔走联络于黑龙江和直、鲁、奉、吉之间。
黑龙江义和团是黑龙江地区抗俄斗争的主要力量之一。1900年四月，省城齐齐哈尔出现义和团，他们在工人、农民、军队中进行鼓动宣传抗俄。随后，黑龙江瑷珲、双城等地也先后建立起义和团组织。他们围绕中东铁路枢纽—哈尔滨进行抗俄运动，使黑龙江省的抗俄运动达到了高潮。
在义和团抗俄意志的感召下，部分爱国清军也加入了抗俄运动的行列。寿山接任黑龙江将军后，痛感江省边防空虚，兵单饷匮，一旦沙俄侵我国土，必国难临头。而义和团抗俄之举得到了寿山将军的首肯，这也为黑龙江义和团和爱国清军联合抗俄坐了铺垫。
黑龙江的反帝运动和早期工人斗争紧密结合，并有市民、少数民族、部分爱国清军官兵、社会各阶层等参加，形成广泛的反帝爱国阵线，这正是黑龙江军民能够组织对沙俄侵略实施抗击和围攻哈尔滨的力量所在。
二、对俄斗争的形式
沙俄在侵占龙江之时，便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等一系列惨案，不仅侵占了我国大片土地，而且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对沙俄大肆屠杀我国百姓的罪行，龙江百姓义愤填膺，肝胆欲裂，奋起反击沙俄。具体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铁路工人罢工。江省筑路工人有数十万人，是一支巨大力量。这一系列斗争，既是黑龙江早期工人斗争的开端，又是黑龙江义和团抗俄斗争的组成部分。当龙江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时，中东铁路沿线工人几乎全部停止为俄人工作，有些人还加入义和团，大大加强了抗俄声势。中东铁路沿线工人停止为俄人工作，这使得俄国铁路当局的一切活动全部瘫痪。二是破坏中东铁路。黑龙江军民在同沙俄进行作战的同时，还摧毁了沙俄的铁路设施。据东省铁路当局统计，东北义和团共拆毁铁路五百五十饿里，剪断了几乎所有的电话线，破坏土石方工程合计二万九千立方俄丈，枕木五十万根，毁坏车头四十五个，车厢一千六百节。三是直接打击沙俄侵略者。黑龙江军民除间接破坏沙俄的铁路设施，同时也直接对俄进行打击。在沙俄占领的地方都有龙江军民的抗俄行动，其中重要的是龙江军民围攻哈尔滨的行动。他们将剪断俄人电线，破坏哈市周围的铁路、桥梁，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7月29日，龙江军民开始攻击沙俄侵略者，侵略者遭到重创，狠狠的教训了沙俄侵略者。
三、对俄斗争的特点
在抗俄斗争中，黑龙江义和团和清军爱国官兵联合作战，成为黑龙江义和团抗俄爱国运动的重要特点之一。这固然是由于当时黑龙江地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面临被沙俄军事占领的危境，同时也与黑龙江将军寿山的态度有关。经寿山默许，黑龙江部分清军迅速与义和团联合起来，大批爱国清军投入义和团行列，使得龙江抗俄力量大增。这是义和团运动在黑龙江省发展的特点，因此说，黑龙江省义和团与清军联合抗俄是与寿山将军分不开的，同时也使黑龙江省的抗俄运动具有了全面性，是全省人民的抗俄运动。
而农民为主体是黑龙江和其他各省义和团运动的共同点，而以筑路工人为生力军则是黑龙江义和团运动的鲜明特点。黑龙江义和团以此为基础，形成有各阶层、各民族广泛参加的反帝爱国阵线。
黑龙江境内中东铁路沿线，沙俄强占十六万二千多晌土地。同时，沙俄驱使十几万中国工人筑路，不但不给工钱，而且还强占他们的家园。沙俄之暴行激起了筑路工人的抗俄之举。筑路工人纷纷加入抗俄行列，他们用劳动工具痛打甚至杀死沙俄护路军监工，在整个路区的各个主要路段，几乎都出现了这种反抗行动。
黑龙江省的抗俄斗争本是以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引起的，但是筑路工人、农民、城市百姓和社会各阶层加入这个反帝爱国浪潮中，使得黑龙江义和团的抗俄斗争演变成了黑龙江各族军民的全省性的拒俄运动。
四、对俄斗争的性质、意义及失败的原因
黑龙江省这场轰轰烈烈的抗俄运动最终功败垂成，并不是黑龙江省的抗俄热情不高，也不是军事指挥矢误。而是以江省一省之力抵抗沙俄举国动员的大规模入侵，自然是不会取得最后胜利的，这是黑龙江抗俄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与龙江山水相连的奉、吉两省官员对龙江军民抗俄斗争不但不给予支援，而且从中破坏抗俄之事，消极怠战，这是江省抗俄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也充分暴露了清政府腐败无能及封疆大吏的卖国嘴脸。
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无耻叛卖，清军武器装备十分落后，沙俄军队在数量、装备上大大超过爱国军民的情况下，抗俄斗争暂时失败了。但龙江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功绩却谱写了我国抗俄运动史上的光辉篇章。
滚滚龙江东逝水，浪花涛尽英雄。黑龙江军民的抗俄斗争沉重打击了沙俄侵略者，也沉重打击了俄国资本，推迟了东省铁路竣工的时间，打乱了沙俄侵华的步伐。同时，黑龙江地区的拒俄运动也沉重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这仅是暂时的，它必然激励龙江人民为抗俄、反帝运动继续斗争。
作者：彭传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