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再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逻辑也称理则、论理、推理，是描述和研究事物的规则、序列，也指思维的规律性。任何学科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既有逻辑，就有逻辑起点。逻辑起点是整个学科理论体系中得以开始的一个最初规定，是每一学科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学科理论体系的关键之处。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研究成果颇丰，比较流行的观点主要有“思潮传入之日说”“俄国十月革命说”“中共建党说”“中共二大说”“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言论说”“1920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说”“中国工人阶级意识觉醒说”“以人为本说”“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说”“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说”“毛泽东思想说”等。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原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逻辑起点的概念认识不清。
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必须从逻辑起点的内涵开始。现今学术界引用比较多的是冯振广、荣今兴对逻辑起点的定义：“任何一种理论，要想成为一门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必须具有严密的、内在的联系，也就是必须形成一种理论体系。而要建立理论体系，就必须先确定一个最基本的范畴作为逻辑起点，这样，全部理论才能从起点开始逐步展开。”[1]首先，该范畴是该学科中最常见、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这是回答该学科体系中一切复杂问题的源头；其次，该范畴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相互规定，这就能保证该学科的独立性和独特价值，是区分其他学科的最关键范畴；第三，要看该范畴是不是该学科研究领域一切矛盾的“胚芽”，因为要解决事物的矛盾必须要找到最根源的问题所在，抓住“胚芽”就抓住了解决矛盾的根本；第四，该范畴作为逻辑起点同时也是历史起点，历史起点是该学科最初产生发展的原点，逻辑起点自然应该从学科的历史起点出发。马克思并没有对逻辑起点直接的定义，但他在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论述的基础上吸收合理因素，抛弃了唯心主义外壳，最后得出商品是《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商品是《资本论》中最基本、最简单、最抽象的概念，是《资本论》问题研究得以展开的最初和起点。这为我们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简单来说，逻辑起点必须是该学科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能回答学科体系中最为基本和复杂的问题。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就一定要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上，即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根据逻辑起点的含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得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第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常见、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是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过程。李君如认为这其中其实存在两个过程：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经验总结与现实矛盾研究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2]实践就是连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问题这一过程来说，还是总结经验、提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都离不开实践，实践这一范畴可以回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过程的最复杂问题。
第二，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对象有着相互规定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其理论成果为研究对象，分析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进程，努力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规律和趋势，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发展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实践这一范畴有相互规定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理论基础，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是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基础，而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又能指导中国新的具体实践。可以说，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具有相互规定性，两者相互依存。
第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一切矛盾的“胚芽”，是该事物全部发展的雏形。余曙光提出，当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实际上同时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3]而这些艰巨的任务核心包含的主要矛盾则是“结合”的矛盾，即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实践给出了答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第四，实践作为逻辑起点同样也是历史起点。逻辑起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最核心要素，或者说是应该寻找到其细胞形态、原始的基本关系，这样的规定性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很难将某一个事件和某一个人作为逻辑起点。但是，历史起点往往呈现为某一时刻，是寻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因此由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先进分子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从中国的“实境”出发，实行“根本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点。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这已经是走出实践的第一步，是先进分子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步。
有几个观点需要在这里辨析。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一进入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只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起点而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理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但这个命题是不可逆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并非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很明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要比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更要早，所以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历史阶段，是不恰当的。同理可证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也是不正确的。当然，还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将其分解为逻辑起点、理论起点、实践起点、历史起点和理论创新起点等，这反而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
第五，实践作为逻辑起点同时也是逻辑终点。马克思指出“每一点同时表现为起点和终点，只有在它表现为终点的时候，它才表现为起点。”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同样也是逻辑终点。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实践出发，上升为理性认识，最终还是要回归于实践。如果将某一事件、某一人物作为逻辑起点，那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重点还是要回到某一事件、某一人物，很明显这是说不通的。
首先，关键人物、关键事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点。要论述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还需要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点。在学界，通常喜欢寻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来寻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就如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有很多争论，沈桂红[4]提出李大钊最早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最早从理论上论述了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最早思考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易永卿[5]提出是蔡和森第一次提出两半社会的性质，提到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各种社会思潮分析比较后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余玉花[6]提出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最早研究中国国情、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国情，最早论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及特殊性，最早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
当然还有学者通过某些事件来断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马乙玉[7]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应为中共二大。因为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制定的革命纲领及各项议案，表明它们是符合中国实际并具有中国民族形式和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纲领、方针和政策。林华俤[8]提出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的传播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中间有一个时间空场，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立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的完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而《反对本本主义》既是确立完成的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端的标志。涂小雨[9]提出在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旗帜，用以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所以，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力量和领导力量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以上观点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关键问题的提出第一人、第一次，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考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这些第一人、第一次并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但是又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可以称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点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具有重要影响意义和价值的关键人物、关键事件。
其次，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就是认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认识中国近代一切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10]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可以看到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三次大的主题的转换，第一次转换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義改造，第二次转换是从社会主义改造到社会主义建设，第三次转化是社会主义建设到社会主义改革。不同的实践主题的转换有不同的解答，但究其根本，还是依靠对中国当下具体国情的判断，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实践探索出的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中国是若干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军阀的分裂和战争为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空隙，在“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指引下，开创了中国革命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新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一方面看到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工业化水平极低的国情，提出要求实现国家工业化，尽快改变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同时另一方面，提出了先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的社会主义改造观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有一段时期虽然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但没有根据国情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导致了严重的错误，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回到中国国情和具体问题上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问题。可见，中国具体国情一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具体实践作为逻辑起点，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终仍以实践为逻辑终点。
作者：戚静
第2篇：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动机激发的探索
想要打开学习之门，兴趣就是一把万能钥匙，也是个人主观能动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大学生是否有兴趣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对于课堂学习中学生的积极性和注意力会起到很大的影响，同时它还是一种推动的力量，可以让学生开阔视野、获得知识以及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一、激发学习动机的现实意义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动机的激发，对于大学生“三观”的正确树立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还可以帮助培养大学生求知探索的科学精神和正确的思维方式，对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三观”是密不可分的。一个人对人生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就是人生观；一个人对世界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就是世界观；而人们对人生所持的态度和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就是价值观。大学生的观念的变化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有一些进步的地方，那就是增强了人们的务实观念和竞争观念。但是一些错误的观念也随之产生，比如过度崇尚金钱和重视自我。因此，对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来说，必须激发学生的学习情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正确的指导，引导大学生紧密地结合社会的需要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结合“我的梦”和“中国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保证“总开关”方向的正确。第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对头脑进行武装。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让学生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它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它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自然观。根据理论知识发展和大学生自身健康成长的需要，我们更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对于科学真理性和价值和理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更好的体现，社会发展的本质也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出来，更加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分析能力，可以通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来进行有效的增强，对各种现实中的困境进行更好的处理，运用理论对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更好地做到与时俱进。对于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指导，就可以运用其中科学的方法论世界观，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来进行。第三，促进大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想要使大学生全面健康地发展，就要协调、全面地发展他们的各种基本素质，使他们的人格更加健全。而大学生能够健康全面发展，学校教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对于大学生道德水准和理论修养的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动机的激发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对于人的健康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促进作用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使每一个人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人的道德也可以起到完善的作用，还可以提高人的政治修养，使大学生能够从中获得一种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更加全面健康地发展。第四，坚定大学生的信仰。无产阶极先锋战士高度信仰马克思主义，执着地追求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指南，由此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大学生即将担当起社会发展进步的责任，因此就更应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需要就是“在精神上面先富，带动他人后富，最终可以使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全面发展得到更好的完成”。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思想意识随着我国不断深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越来越复杂，人们的思想也日渐活跃和多变，大学生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也随之变得复杂和多变。所以，想要使大学生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需要对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动机进行更好的激发。
二、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1.经济全球一体化日益增强。随着当前各个国家之间日趋激烈的国力竞争，西方敌对势力对于中国进行分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因为我国逐渐提高的经济发展程度，国内涌入了很多的境外组织，这些组织在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合作，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带来了文化上的一些渗透。有些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因为受到这些西方思想的不断侵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往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社会制度，对我国的发展没有信心，甚至产生敌对的情绪。由于学生明辨是非和约束自我的能力比较薄弱，所以高校一直都是西方敌对势力政治渗透的主要阵地，对于大学生不断地进行思想、文化和宗教上的渗透。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怎样培养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他们更好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且有效抵御敌对势力思想上的侵蚀。
2.教育领域的不足之处。当前我国一部分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不够重视，没有有效地建立理论研究体系和教学体系，也没有有效地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进行创新，仍然沿袭传统的一些方法和模式，研究成果还比较滞后，没有很好地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教学队伍也没有进行更好的配置，缺乏优秀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专职教师的比例也非常少。在教学过程中，仍然有一部分教师不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以教室为中心，这样对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来说不但没有起到激发作用，反而很容易让学生对学习产生抵触的心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整体性发展等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三、激发学习动机的有效途径
1.对大学生心理修养和丰富情感的正确培养。从本质上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学习的心理态度，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动机。要想持续稳定地保持这种学习动机，就要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因此，要更好地加强对大学生心理修养和情感的正确培养，才能有效地激发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动机。首先，社会实践的作用非常重要，大学生应该积极地参与。往往在社会实践中就可以将人的思想品质更好地展现出来。大学生想要更好地了解国情、世情，就要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当中去。大学生的心理修养和情感可以通过这些社会实践进行更好的培养，更好地激发出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动机。其次，利用榜样的力量，激发政治觉悟和情感。人们通常对于先进楷模的精神都是认同并且崇敬的，因为他们用自身的行为对优良的品质进行了真实具体的再现，从而在现实生活中给人们起到典范的作用。榜样和信仰的力量可以让人们充满无穷的动力，激发出奋发图强的精神和完善自我的情感，能够充满更大的热情和动力去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最后，对自己的时代意识进行培养，要做到与时俱进。当代大学生应该关注、关心国家大事，要紧跟时代的潮流，因为当前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大学生应该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要保持高度的政治热情，对于马克思主义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
2.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对教育的人文关怀以及对人个性的尊崇，在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中应该更好地体现出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从尊崇人、尊崇人的个性这两个方面就可以体现出来。我们要根据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来激发对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动机，人才培养模式应该更加多样化，使学生能够进行更好的个性化发展。教师应该制定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来针对具有不同个性和特长的学生，这样才能发挥出马克主义理论教育对人全面发展的作用。
3.让学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学生通常对于会对自己的发展产生作用的一些事物都比较感兴趣。学生的个人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在自己产生需要的时候就会充分地发挥出来，并且更好地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教师应该在教学中进一步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从而让学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自己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事物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揭示了出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包含在其中，并且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学生通过教师科学的讲解和阐述，应该更好地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并且结合当前的时代发展，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能力。
4.学习氛围的营造。良好的理论学习氛围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起到重要的影响。而对于事物的发展来说，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就是环境。为了将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和动力从正面、侧面充分地激发和调动起来，并且使客观氛围的感受和主观接受的教育更好地相结合，就要更好地营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氛围。大学生只有身处于这样的氛围中，才能更好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进行更自觉的学习。高校要高度重视传统与现代媒体技术的融合，将各种宣传手段的优势都发挥出来，形成一个媒体的阵地，做到全方位和广覆盖。加强建设宣传者的队伍，更有效地提高宣传的质量，加强危机应对策略，贴近学生的生活，积极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进行更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
总之，对于学生的学习需要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去进行激发。对于上述这些路径，教师应该有效地加以利用，这样才能將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使学生学有成效。
作者：杨坤
第3篇：国家治理：治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结合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马克思话语中的国家是指国家的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与附属的暴力机器，是一种社会的强制力对全社会具有强制管理的组织体系，是一个社会当中的公共权力系统。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原理上理解，就是国家产生于社会之中，但是又终将回归到社会中去。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所以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家始终处于次要地位，社会才是处于第一位的因素。
（一）国家的起源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国家本身是社会内部发育和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内部矛盾对立的产物。国家现象是一种内生的现象，而且是社会发育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因是社会运动的必然性，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社会开始出现分工，人们产生了私有观念，将剩余产品用于生产要素，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使社会当中出现了以法权关系为基础的群体性的差别——阶级差别。阶级差别的出现进一步的发展导致阶级之间的矛盾性与冲突性，表现为阶级斗争，即社会分裂。社会分裂导致群体差异的加大，阶级斗争的激化。当阶级、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阶级斗争持续引发的时候，社会本身无法组合和运转。而要使得斗争本身不至于发生爆炸性的分裂，使得社会本身能够得到继续运转，就必然要创设一个机构，创设机制，创设系统。这种系统就是国家的公共权力系统，国家的权威组织与强制系统。
（二）国家职能：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
国家权威作为一种机制其职能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政治统治的职能，即对社会成员强制性的約束，对社会的秩序进行维护，对法律规范制度规范进行保障； 另一方面是社会管理的职能，有时也称为社会服务职能。
统治对应的是专政，而管理对应的是民主。国家的职能有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国家的统治和服务职能的权重很难确定。当一国经济繁荣时，政府的服务职能较突出；经济状况较差时社会矛盾加剧，国家的统治职能加强。
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原理上理解，就是国家产生于社会之中，但是又终将回归到社会中去。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所以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家始终处于次要地位，社会才是处于第一位的因素。国家是人们不得不要的一种累赘。国家和社会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
（三）国家与民主的关系
马克思学说中，民主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形态。国家只能保证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和过程中的权利平等，不能保证出身的平等。传统社会中人们对政治权利具有人身依附关系，国家的政治民主将其剥离开来，有了选举权被选举权等等。然而，国家只能解决政治民主（政治权利的平等）问题，解决不了经济民主（选票不能代替钞票）问题。民不是选对机制，而是低成本的纠错机制。民主并不代表平等，而是能否用低廉的成本纠正政治错误。民主需要公共理性和民意代表相结合。
二、当代治理理论
20世纪80年代后，治理理论逐渐兴起，并在公共管理、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力，90年代，该理论逐步传入中国，并引发热议。可以说，治理理论在引入之初，便在承载巨大的期望同时又饱受质疑。该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否相冲突或者有背离？治理理论能否及如何能指导中国的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这些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党的十八大首次使用了“国家治理”的概念，提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治理理论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一）“治理”的概念
英语中的“governance”，原意为控制、操纵，在很长时期内，与统治（government）交叉使用，但20世纪90年代，后工业社会来临、福利国家管理危机、市场和等级制的调节机制失灵、全球化、现代科学革命等多重因素冲击促使西方进入了新的治理时代，governance被赋予新的含义。
西方的治理理论的发展逐渐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兴趣，俞可平最先将“governance”译为“治理”。在其后续的研究中，俞可平将治理定义为：“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1]对新的governance的引介，使得汉语中的“治理”含义也发生了变化。
（二）“治理”与“统治”的区别
在对新“治理”概念进行引介时，俞可平提出区分治理和统治是正确理解治理的前提，这两者的区别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体不同，国家是“统治”唯一的也是当然的主体，是公共权力的垄断者，但“治理”却强调主体的多元化，社会互动各方可以成为治理的主体，成为公共权力的共享者；二是权力运行向度的不同，统治强调的是强制与服从，故而权力自上而下行使，而“治理”强调的是协商与合作，所以权力运行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对治理概念的这一解读，成为此后治理理论国内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
（三）治理理论的四个基本观点
新“治理”概念的传入虽然赋予了“治理”不同的含义，使之与统治有了明显的区别，但这个概念本身依然是宽泛而模糊的，故此在之后的讨论中，学者们对治理理论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和界定。概括而言，国内的研究普遍认为，治理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观点：
1.强调多元力量的地位和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多元化主体是治理与统治的根本区别，治理理论认为，国家、公共部门、企业、第三部门或非国家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都可以成为公共事务、问题等治理的主体，并且各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能够通过各种形式的分权与合作，将各自的优势结合，从而完成对于公共事务、问题等的良好治理，实现行政过程中的民主决策，也因此，在一些研究中，治理理论也被称作“多中心治理”。
2.对国家—市场—社会关系重新定位
对于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传统公共行政强调国家作为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的合法性和优越性，“国家主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作为国家、社会、市场关系的最佳模式，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基础的官僚制因其行政效率低下、体制僵化、民主缺乏等弊端饱受抨击，提出的私有化、以绩效、市场为导向重塑国家等一系列主张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和将目光转向“第三部门”的社会自治模式一度盛行，遗憾的是，新公共行政所提倡的“市场”中心使模式很快便暴露出社会管理“碎片化”、行政人员责任意识减弱等问题，而“第三部门”因其力量不足、管理缺陷等困境难以发挥理想效果。治理理论则是在对上述理论反思基础上，试图对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重力量进行整合，以期在网络框架中实现三者的合作，因此也可以说，治理理论是对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的反思和替代，也是对社会自治的延伸与优化。
3.强调治理目标的多样化
不同于传统行政的善政目标，治理所追求的是能够实现善治。善治实际上包含了多重关怀，其基本构成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等。[2]当然，这些要素在现实的治理过程中可能存在冲突，因此，治理理论也强调治理目标的多元一体，即不能以一个目标否定另一个目标，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和现实需要设定核心价值和目标的主从顺序，并根据实际条件的不同变化，对这些价值进行协调。
4.倡导治理手段的多样化
治理手段的多样化即是指摆脱对于公共权威和强制力的依赖，通过民主协商、合作互助等方式实现公共治理。在这方面，关于“整体性治理”和“网络化治理”的研究很有代表性。“整体性治理”从国家内部着眼，考察在公共治理过程中国家作为治理主体之一，如何综合运用预算、管理和信息科技以及契约、财政、法律等多种治理工具；“网络化治理”从整个社会着眼，讨论治理的多元主体怎样通过谈判、协商、结盟等方式结成网络结构，强化治理合力。
总之，从内容层面来理解，公共管理领域所言治理理论，其本质可以看做：“一定范围内的多元主体基于多元目标，运用多样化手段对公共事务进行协同管理的过程和活动。”[3]
三、参与治理：治理理论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继承
本文认为，治理理论国内研究中，可以依据国家在治理中地位的不同，将其分为参与治理和共同治理两类。而参与治理的途径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且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行了继承。
参与治理的途径强调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各治理主体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国家在多元主体中最为重要，有着和其他主体不同的地位和权力。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国情相符，也是对“元治理”的认同。
1.考虑中国的国情实际
治理理论提出及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兴盛有着深刻的历史条件和广阔的时代背景，这些条件和背景与当前中国现实并不完全匹配，所以国内治理理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鉴于中国正处于转型期，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元化政治结构并未彻底改变，官僚制依然是占主导的行政模式，所以弱化国家（政府）的做法并不可行，而党的组织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威，又蕴含巨大的能量，其在治理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因此，应当以经济体制的转型为平台，以民主法制建设为核心，在此基础上转变国家职能，培育公民社会，最终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
2.对“元治理”理论的认同
“元治理”是作为“治理的治理”，即是对治理过程的统筹。“元治理”理论认为由于存在治理失败的可能性，为最大程度地降低失败风险，并增强各方力量的合力，就需要“元治理者”对多元治理力量或机制做出宏观安排和协调。由于“国家（政府）本身是社會的一部分，又常常承担着保证社会机构制定完整和社会凝聚力的责任”[4]，故应作为元治理者，平衡各种力量，统筹各层次的治理，并根据情况对治理机制进行相应程度的调整。对于“元治理”理论的认同使得参与治理途径的研究倡导在基础性工作中，仍然应由国家作为最重要的行为主体，承担建立、指导其他治理主体的大方向和行为准则的重任。
四、国家治理：治理理论与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结合
治理理论虽然有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继承部分，但其仍然存在内在的缺陷和轮静，主要表现为：同国家和市场可能会出现失灵的状况一样，治理理论也存在失败的风险。治理理论试图通过在合作网络内整合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力量，发挥三者的比较优势，互相弥补局限，从而实现对公共事务的良好治理，但治理网络权力依赖的背后，是责任界限的模糊，可能造成三者优势难以共存，甚至三者劣势相互叠加的局面。
此外，新的“治理”在其提出之初，就隐含了意识形态的色彩，并且这种意识形态与很多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政治生态和文化传统是不相符的。对于治理理论的盲目应用很容易对主权国家的自主、自治造成损害。此外，另一种极端的倾向也值得戒备：在一些研究中，“治理”被作为一种听上去更为温和、民主的词汇，掩盖与其本身完全相反另一种意识形态。这种对治理理论的刻意地曲解应用，则会对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侵害。
“‘治理’离不开两个前提：一是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二是民主、协作、妥协的精神”[5]。当下的中国，在这两方面的条件显然都有欠缺，与治理理论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基于此，对治理理论在中国应用存疑的学者认为：“在中国现代政治还没有完全成型之前，对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过分呼唤，会使中国重新掉入政治浪漫主义的陷阱”[6]。因此，将治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相结合进行“国家治理”才是合理的治理之道。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最终将走向消亡，在走向消亡的过程中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将逐步萎缩、社会职能将不断扩大。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这一组织形式，认为“公社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也就是说，公社要把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归还给社会有机体，这意味着社会和劳动的解放，其本质是“社会共和国”。“社会共和国”就是作为社会的真正代表，由人民直接管理国家，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7]
可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和国”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将当代治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相结合，形成的国家治理理论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作者：韩婷婷
第4篇：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是中国近现代发展过程的必然，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时代的呼唤，是我国国体的性质所决定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理论教材和实践指南。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永葆一个政党的生机和活力的根本出路。
一、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国内环境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丰盛的改革硕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五十六个民族的同胞，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凝聚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积聚一鸣惊人的元气，完成中国梦的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那是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面，是永远定格在我们心头的记忆。今年是我们党走过的第九十六个年头，九十六年峥嵘岁月，九十六年星光闪烁。台湾著名画家、作家和美学家蒋勋在他的《我们有惊人的美学传统》一文中说到：“当我品尝了绍兴的三霉三臭，然后走到秋瑾当年砍头的广场，忽然有种悲从中来的感觉。突然之间想起教授的那句话，一个民族不够老是不会懂得吃臭。臭里面其实是文化的另一种期待，是在最腐烂的部分还有生命可以美好的希望。”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无数革命战士用鲜血争取来的。因此，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必须传承党的文化，践行党的宗旨。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调节各种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亿万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一起，共同建设美好未来，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社会的风险和挑战，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社会的安全、统一、稳定、长治久安，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要想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就必须紧紧围绕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去开展各项具体的工作，紧紧地抓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这条主线，以改革、创新、发展的精神风貌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发扬党内的优良传统和清明作风，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竞争力、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使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成为带领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奋进的主心骨。
二、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改善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是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新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坚定不移的依照党内法规规范党的行为，从严治党，凝心聚力，加强党风政风建设。
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首先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而确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正确的方向是健康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只有方向正确，发展才不会偏离运行轨道，才不会犯南辕北辙的错误。党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方向标。
党的领导主要强调的是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党要响应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号召，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基本原则，在各级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必须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组织、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协力，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各项具体工作，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党必须实行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宣传工作，积极发挥先进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各种类型的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认真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党必须清晰地认清当前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的方式方法，增强执政能力。共产党员必须同党外群众保持亲密的联系和合作，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拼搏。社会教育不是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让我们学会用自己的善良、宽容和热情去温暖他人，感染他人。
三、结语
综上所述，党的建设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关键问题。因此，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发挥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是我们党要持之以恒奋斗的方向。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他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需要持之以恒的巩固和发展。
作者：孟祥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