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倾向等
夏莹在《求是学刊》2006年第3期撰文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向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但都隐含了两个基本点：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普遍主义倾向的批判与扬弃；试图在凸显偶然性前提下进行理论重建。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无论是完全放弃革命，如鲍德里亚，还是试图建立新的革命策略，如拉克劳，或者对马克思理论进行重新阐发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如齐泽克、戴维•哈维，其共同的倾向都是批判有余而建构不足。他们所建构的革命策略，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脱离早期西方马克恩主义的乌托邦色彩，只不过不再是一种文化的乌托邦，而是政治的乌托邦。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方法或道路是：不局限于具体的政治观点而论观点，而是进一步深入到哲学的层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寻求其政治观点之基础。这种方法对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方法引借：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一项反思
解丽霞在《学术研究》2006年第4期借用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两个标志性词语——“方法”与“真理”，尝试解读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撰文指出，“方法引借”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必然选择，但其却被当作研究的唯一途径，甚至被当作“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制胜法宝，并且把本来是解释工具的方法当作比较中的真理。“方法引借”作为研究工具，一方面奠定了“中国哲学”学科的现代基础，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真理缺失”，表现为：一是解释学意义上的“真理缺失”，肢解或误读原典；二是“中国哲学”的缺失，即哲学的“中国”特征的缺失。“方法引借”的必然性与“真理缺失”的合法性之间的矛盾，是纠缠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在于“方法”，在于“方法引借”。
当代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的三种动因论
木志荣在《中国经济问题》2006年第3期撰文认为，理论界对中国私有经济存在和发展的三种动因解释为生产力决定论、混合经济决定论和市场经济体制决定论。三种动因解释分别强调了所有制问题上的生产力标准、多元主体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与私有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为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依据。但生产力论和混合经济论由于理论概括的抽象性和一般性，解释经济现象时往往忽略了特殊性和现实性。从实践上看，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中西方混合经济的生成机理、基本特征和不同经济成分的功能定位有很大差异。中国私有经济与经济运行机制之间，表现为一种逆向变迁过程。
公共行政价值论：意义、现状及可能
张富在《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撰文认为，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和指归。在当今哲学的价值论转向的背景之下，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公共行政实践催生了对公共行政价值论的研究。从总体而言，关于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还处于一种零散和混乱的状态，离公共行政价值论的构建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在对公共行政价值概念的理解上认识不一。从发展前景看，以行政哲学的视野，在厘清公共行政价值基本范畴的基础上，通过系列的解构和建构，公共行政价值论的创立是完全可能的。
楚辞与周代乐语
黄震云、李海彬在《云梦半刊》2006年第3期撰文指出，音乐是尧舜时代三大礼之一，到西周时期进而发展为乐德、乐语、乐舞等，形成政治与教化同一的文化形态。乐语有“兴、道、讽、诵、言、语”六式，实际上也就是徒歌类型。战国时期的楚国仍然延续这样的政治与教化方式。从《惜诵》以及《离骚》等作品中，通过乐语在两周时期的使用形态考察，我们能够看到屈原遭到贬斥的原因是“言、道、诵”等，本为讽劝，但被认为是太过、太烦、太谗、不忠，因此遭殃。这是屈原生平的真实纪事，也是楚辞表现的内容与结构特征。由此看出，楚辞《离骚》、《九章》等都是徒歌，只有《九歌》才是声诗。过去，我们根据乐语从教化的角度去《诗经》中寻找答案，结果不知所以。当我们从政治行为与教化两方面去考察乐语使用情况以后，楚辞和《诗经》中很多不清楚的问题一下子就明白了。
构建文学政治学
刘锋杰在《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撰文《试构“文学政治学”》，指出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但目前对这种联系的认识还处在前理论的状态，因此很有必要建立一门文学政治学的学科，以取代当前文学领域中被广泛运用着却又是模糊的社会历史批评。文学政治学是有着清晰边界的文学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文学与政治的关联表现为文学通过自身的独特方式来想象政治，因此文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文学是如何通过对于政治的想象而创造文学的一门文学理论。中国现代的文学政治学的建构大体上从晚清的维新运动开始，具有四种类型与七个阶段，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
刘艳在《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撰文《踯躅于文化困境的宿命——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指出中国现代作家有着自己独特的孤独体验，这种体验可以从“永失家园”、“爱情的孤独属性”、“人与入、人与社会的对立与隔阂”、“逡巡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历史文化心态”等四个方面来解读。这是一种作家在传统与现代交合过程中无所依傍的矛盾复杂心态的精神表征，是现代知识者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与合流中陷入灵魂撕裂般痛苦和心灵炼狱般煎熬的精神巨痛的产物。因此，它隐喻了现实生存的困境，以及在这种困境之下他们精神历程的复杂与思想演进的艰难。
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
桑兵在《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撰文认为，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派分与道统论渊源甚深。晚近学人好以学派讲学术，并且奠定了学术史叙述的基本框架。而判定流派的标准，包括宗师、学说、方法、师承与传人的谱系化、流变以及地缘关系等，大抵是他人或后人的指认。循此探询学术发展变化的渊源脉络，容易倒述历史。深入门户，超越学派，则可以更好地理解古往今来学术发展的渊源脉络和趋向。学派问题是近代和当下学人看待中国学术史的重要观念，与其先验地将学派作为研究的实在对象，毋宁探讨这些对象的由来以及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强力与怀柔：辽宋民族政策比较研究
程妮娜在《文史哲》2006年第3期撰文认为，辽、宋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过程中，继承了唐朝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的政策，奉行因俗而治的方针，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具有民族特点的行政建置。比较而言，宋对少数民族的统辖不如辽紧密。辽、宋民族政策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辽契丹统治集团与宋汉统治集团的政治理念不同，前者重在强力统治，以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和兵力的补充为目的；后者则重在绥怀，以寻求民族地区的稳定为目的，不惜以钱、物的赏赐来赢得少数民族的臣服。辽、宋这两种不同的民族政策，对以后的各王朝都有相当影响。
近代市镇研究的方法论
任放在《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撰文认为，在讨论近代市镇研究的方法论时，除了摒弃唯方法论的机械主义，还应避免方法论在实际操作层面的误区，如选精法与集粹法。所谓选精法，即从相关史料中选取一两种“据信”是最重要者(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为据，概括全体。所谓集粹法，就是研究者在研究发生于一个较长时期或较大地区中的重大历史现象时，尽可能收集相关的各种史料，从中选取若干(多于一两种)最重要者(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合成”一个全面性证据，以此勾勒出历史现象全貌。实际上，“集粹”亦是“选精”，只不过“集”更多之“粹”，“选”更多之“精”而已。选精一集粹法暴露出的前提模糊、概念不清、以偏概全的弊端，以及历史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将复杂历史予以简化的因果演绎思维、价值判断先于史料分析的目的论、单线递进的一元历史发展观，都是我们在研究近代市镇时所应避免的。
第2篇：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形态
政治哲学作为人类政治思想的最高层面，是政治实践逻辑内化的思维结晶，表征了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理性自觉。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政治文明时代，由于受政治实践发展水平的限制，致使政治理论带有原生的朴素性。从而形成了朴素形态的政治哲学。随着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推进，政治生活随之发展到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文明时代。伴随着哲学研究主题从认识论向价值论的视角转移，在“事实”与“价值”二元分化的基础之上，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以政治价值为研究对象，从而把人类对政治价值的理性认识推到了时代的高度。代表了人类政治思维的最高水平。然而，由于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西方近代政治哲学脱离政治实践抽象地研究政治价值，同时忽视手段性价值孤立地研究目的性价值。将目的性价值作为政治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使其具有鲜明的唯心主义抽象性。马克思主义在合理扬弃西方近代政治哲学思辨性的基础之上，把政治哲学的理性视角投向政治生活的感性活动，从而实现了政治哲学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将政治实践作为构建其理论体系的基本坐标，将政治价值看作政治实践的逻辑起点，将政治文明看作政治实践的积极成果。形成了“政治价值——政治实践——政治文明”的“三环结构”，进而完善了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了政治哲学的科学形态。
一、政治价值
政治价值作为政治哲学的首要命题，是表征政治主客体关系的基本范畴，特指政治客体对政治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即包括政治个体和政治组织在内的“政治人”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和追求。政治价值作为人类政治实践的目的和追求，是引发政治实践的原始动因，具有强烈的政治主体性，它不在于实然地看待政治存在，而在于应然地审视政治生活，将政治实践置于政治主体活动的目的之下。给人类创新政治生活以理想和追求，给人类改造政治现实以勇气和力量，从而推动人类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理论源于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并置政治价值的实践追求于无产阶级政治发展的时代坐标之中，从而内导着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从政治价值的逻辑层面来看，政治自由、政治民主和政治权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理论的三维逻辑结构。
第一，政治自由作为政治价值逻辑结构的最高层面。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终极性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自由是指受到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公民表达政治见解、参与政治生活和实现政治意愿的权力。正如列宁所言：“政治自由就是人民处理全民和国家事务的自由”，“争得政治自由，即争得以法律保证全体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和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中进一步指出：“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可见，列宁在这里将政治自由作为无产阶级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并号召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自由范畴，必须坚持从特定时代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出发，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践本性和阶级特征，同时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自由与资产阶级政治自由的根本区别。政治自由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其目标具有历史的永恒性，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时代性内涵和永久性理想的有机统一，它构成了每个时代的政治主体不断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价值目标，从而推动人类政治实践的不断演进。从政治实践本原性的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自由的获取必须通过政治实践活动以摆脱政治生活必然性的奴役，增强人为之人的政治主体性，唯其如此才能获取真正的政治自由。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政治自由的全部理解，最终都归结到政治实践领域，归结到追求政治自由的客观物质过程上来。
第二，政治民主作为政治价值逻辑结构的中间层面，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阶段性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的政治理想，也是人类追求自我解放、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价值形态，深刻体现着人的政治主体性和政治平等性。一方面，人类通过对象化的政治实践活动，实现对政治生活的普遍占有，从而确证自己的政治能动本性，肯定自己的政治主体地位。政治主体性的确立。是人类获得政治自由的前提条件。从这个维度上讲。政治民主既是政治实践的价值诉求，又是实现政治自由的手段选择，构成了人类政治生活价值与手段的统一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从而真正获得民主。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将政治民主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目的看待；而在《在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中，恩格斯则将政治民主看作是实现其它政治价值的手段，他认为：“无产阶级为了取得政权也需要民主形式，……这种形式和其他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民主本身就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从政治民主的逻辑内涵看，人类在政治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自主、自立，实际上是一种“本原形态的民主”，即“自己做主。应该做主，也能够做主”的一种能力和要求。另一方面，在政治主体间的交往中，政治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恰恰要求把平等相待作为基本原则，从这个层面上讲，“平等在民主中处于核心地位”在传统政治文明中，由于受自然经济的制约，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平等相处，致使专制政治一直主导着政治生活的全部过程。随着商品经济的确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日益减弱的同时，人们要求平等相处、自己做主的愿望日渐强烈，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也随之产生，并在资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推动下进一步强化，从而构成了政治民主的现代形态。但由于受私有制和阶级利益的束缚，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注定只是少数人的政治民主；唯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政治民主。才是“完全的、普遍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治民主，才是政治民主历史演进的最高形态。
第三，政治权力作为政治价值逻辑结构的基础层面，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工具性价值。作为强势政治主体制约弱势政治主体的价值性工具，政治权力体现了政治主体之间的一种非对称关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逻辑维度分析，政治权力的运行具有特定的指向性：一方面。它是强势政治主体指向弱势政治主体的立体线性结构；另一方面，它是政治权力中心指向社会公共生活的圆形平面结构。这种权力指向并非仅是一维单向性结构，而是具有二维互动性特征，正是这种互动性的权力运行，才使人类政治实践不断推进。人类政治文明不断提升。政治权力作为政治价值的重要构成部分，主要因为它是实现其它政治价值的手段性价值。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忽视手段性价值，抽象地研究目的性价值，从而使目的性价值失去必要的实现手段而陷入抽象思辨的泥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政治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充分认识到手段性价值在政治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将政治权力作为实现目的性价值的手段性价值，纳入到政治价值的理论视阈之中，从而弥补了资产阶级政治价值体系的理论缺失。萨托利曾经说过：“谈论政治自由就应当关注控制权力的权力，关注权力承受者的权力”，用此观点去理解马克思政治权力思想虽然明显不对，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政治权力作为工具性价值的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一工具性价值在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政治权力才成为政治主体进行政治实践所追求的直接目标。恩格斯在《工联》中指出：“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也就是说要保住它在立法机关中的可靠的多数；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由此可见，恩格斯在这里将政治权力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直接目的和价值追求，同时也视其为统治阶级维护政治关系和被统治阶级改变政治关系的首要工具。纵观人类政治生活发展的历史轨迹，政治权力构成了贯穿人类政治实践的一条价值主线，私有制社会的统治阶级运用政治权力为自身的阶级利益服务，无产阶级则争得政治权力并运用政治权力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从而体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力观。
政治价值作为政治主体追求政治理想的精髓所在，贯穿于政治实践的全部过程，主导着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政治权力作为人们政治实践追求的直接性目标，是人们实现政治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基本手段；政治民主作为人们政治实践追求的阶段性目标，同时也是实现政治自由的必要手段；政治自由作为人们政治实践追求的终极性目标，是人类政治价值的最高形态。
二、政治实践
政治实践是指政治主体运用政治中介作用于政治客体的社会活动。其内在本质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关系的能动改造。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主体内容，政治实践是连接政治价值和政治文明的物质活动。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生活，……”。显然，毛泽东同志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概括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类型。如果说生产斗争表征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实践，科学实验表征着人类社会的文化实践。那么阶级斗争则表征着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逻辑是历史的沉淀，理论是实践的升华。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历史演进，逐渐沉淀为政治实践的逻辑形态，从而构成了政治思想的理性层面，进而凝结为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源于它的实践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从实践维度审视政治生活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体现出政治实践不断发展推动政治哲学实践转向的历史进程。由于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历史性，决定了政治实践的多维性和时代性。作为人类社会三大实践活动之一，政治实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经济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经过原始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漫长发展，伴随着剩余产品和阶级对立的历史形成，人类政治实践活动便随之产生，并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关注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并对阶级斗争、阶级专政、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等实践形式进行过精辟论述。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实践命题的核心内容，指导着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在人类政治实践的不断演进中，历史地沉淀出政治实践的逻辑形态，政治主体、政治客体和政治中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命题三位一体的逻辑结构。
首先，政治主体是政治实践的能动承担者，也是政治关系的能动改造者。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表现为两种存在形态：其一是个体性主体，它是指进入特定政治生活并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社会个体，亦即置身于政治生活中的个体“政治人”。虽然每个社会人都是潜在的“政治人”，但是只有进入政治生活并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社会人才是现实的“政治人”。个体性政治主体的典型代表是公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僚。其二是群体性主体，它是指进入特定政治生活并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社会群体。群体性主体是政治主体的基本形态，在政治实践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其典型代表是阶级、政党、民族、政府和利益集团等。在政治实践发展过程中，作为具有强烈能动性的政治主体，一方面提取政治环境中的有利因素，使之内化为自身的主体力量；另一方面又运用自己的主体力量去克服不利因素，从而改变旧的政治关系，创造新的政治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主体的政治能动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观点的生动体现。政治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政治实践源于经济实践的历史发展，政治主体则是经济主体的立体上升。政治主体的本质属性是表现于政治实践活动中的政治性。这表明了政治主体不仅应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对政治生活的观念把握达到了理性自觉，而且必须进入特定的政治生活，并自觉从事政治实践活动，进而在互动性政治实践中改造旧的政治关系并承担新的政治关系。在阶级对立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历史互动构成了政治实践的全部内容。对立阶级便构成了传统政治时代最基本的政治实践主体。随着现代政治文明时代的到来，政治生活呈现出“阶级性下降，民族性上升”的新型特征。因此，政治生活中除阶级之外，国内的政党和国际的民族也日益从政治主体的边缘向中心内聚，从而使政治主体日益呈显出多元化趋势。
其次，政治客体是政治实践活动的作用对象，也就是政治实践活动的承受者。在人类政治实践活动中，政治客体可逻辑地分为两种形态：其一是观念性客体，表现为维护旧的政治关系的意识形态，其实质是政治生活的观念存在物；其二是制度性客体，表现为体现旧的政治关系的政治制度，其实质是政治生活的制度存在物。从政治实践进行的逻辑进程分析，观念性客体是政治实践活动改造的首要对象，制度性客体则是政治实践活动改造的重心所在。然而，对观念性客体的彻底改造，又依赖于对制度性客体的彻底改造；制度性客体改造的成功与否，是政治实践活动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政治客体的本质属性是表现于政治实践活动中的对象性，这表明政治客体必须通过政治主体的能动改造，才能不断满足政治主体的价值追求。政治客体的本质是政治关系，是政治主体之间在政治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稳定联系。政治关系产生于政治主体所进行的政治实践活动，并由特定的政治主体所承担，在政治生活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政治关系因其不能适应政治生活发展的时代需要，因而构成了新的政治实践活动的改造对象。政治关系的这种自我否定，充分体现了政治生活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在私有制经济时代，政治关系集中体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和压迫；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历史地实现了政治关系的伟大转变，集中体现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政治关系实现了由对抗型向和谐型的历史转型。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全面把握这种政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顺应政治文明演进的时代趋势，将“和谐社会”确立为我国现阶段政治实践的价值坐标，从而展开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随着阶级对立关系的消亡和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政治客体的逻辑重心逐渐由国内阶级关系向国际民族关系位移，改善国际民族关系便成为现代政治实践的时代命题，从而使政治客体日益呈现出国际化趋势。
最后，政治中介是政治主体作用于政治客体所运用的政治手段的总和，是联系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的桥梁和纽带。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政治中介同样表现为两种逻辑形态：其一是刚性政治中介，常称之为政治上层建筑，它又可分为暴力型和规范型两种类型，暴力型政治中介是指以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武装设施为物质载体的暴力形态；规范型政治中介是指以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为基本内容的规范形态。在革命战争年代刚性政治中介集中表现为武装力量，在和平建设时期刚性政治中介则集中表现为政策法规。其二是柔性政治中介，常称之为思想上层建筑，主要包括能够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教育，它旨在为政治实践的合理性和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提供思想基础。政治中介的本质属性是表现于政治实践活动中的工具性，这种政治工具的实践选择，不但表明了政治主体的能动性。而且体现了政治生活的文明度。在传统政治时代，由于受经济基础和等级观念的影响，政治实践活动中刚性中介主导着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随着政治文明的不断提升，民主、法治、平等观念深入民心，政治实践的基本主题发生了重心位移，政治生活的柔性因素也随之不断增强，从而使政治体系逐渐软化并富有弹性，呈现出“统治性下降，管理性上升；暴力性下降，教化性上升；革命性下降，改革性上升；对抗性下降。和谐性上升”的新型特征。因此，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柔性政治中介的地位逐渐上升并成为政治中介的主体内容，从而使政治中介日益呈现出柔性化趋势。
政治实践作为政治主体追求政治价值的社会活动，在改造政治关系的过程中派生出政治认识，进而升华出反映政治实践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政治理论；同时政治理论又能动地反作用于政治实践，从而构成了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互动格局，推动政治实践日益走向理性自觉，提升政治文明不断迈向时代高度。政治主体作为政治实践的能动因素，决定着政治实践的发展过程；政治客体作为政治实践的改造对象，代表着人类政治关系的实然形态；政治中介作为政治主体改造政治客体的工具选择。表征着政治主体的能动特征和主体力量。
三、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作为政治实践活动的价值沉淀，是政治主体追求政治价值过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它表征着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文明程度。从逻辑的维度看，人类文明可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大形态。作为人类文明产生的最终标志，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主导轴心，内导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方向，既是人类文明分化的最高层面，又是联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间环节；既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又浓缩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时代精华。江泽民同志充分认识到政治文明的重大意义，并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从此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价值目标，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政治文明从历史维度可分为传统政治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两大形态：传统政治文明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以专制政治为本质特征；现代政治文明则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以民主政治为本质特征。政治文明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政治命题，它可逻辑地分为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大层面，从而构成其内在的逻辑结构。
其一，政治意识文明作为政治文明逻辑结构的内在灵魂，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追求政治价值的观念升华，也是政治主体反映人类政治生活的积极成果，更是政治主体升华政治实践经验的理性形态，它表征着人类政治生活的柔性层面。政治意识既是政治存在的主观反映，又是政治实践的逻辑内化；既是政治活动的历史产物，又是政治行为的观念前提。政治意识文明作为政治文明体系的结构内核，规定着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维护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政治文明系统中起着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的作用。人类社会的政治存在本质上具有强烈的实践性，随着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不断演进，政治实践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就不断升华为政治意识的逻辑层面，形成对政治实践活动的认知形态，政治哲学便是这种政治认知的最高层面。作为政治认知的思维结晶，政治哲学代表着政治意识的精华所在，必然会在政治存在决定政治意识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在政治实践推动政治认知深化的过程中不断升华。政治实践发展史正是政治哲学发展史的深层根源，政治实践的历史演进必然推动着政治哲学的不断发展，政治哲学的与时俱进正是政治实践不断发展的逻辑表征。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历史发展，逻辑地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观念形态。一个半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有力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与时俱进；中国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不断推进，也有力地推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不断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代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时代高度。
其二，政治制度文明作为政治文明逻辑结构的主体结构，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追求政治价值的行为规范，表征着人类政治生活的有序程度，构成了衡量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历史标尺。作为政治意识文明的必然延伸，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从历史维度考察，政治制度文明作为政治生活的制度性存在，经历了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化的历史转型，同时也经历了从人治形态向法治形态转变的时代位移，其变化的深层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实践活动，这种建立在经济实践发展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转型，表征了政治制度文明日益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时代趋势。资产阶级在推进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由于其本身的阶级狭隘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必然具有其历史局限性。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构成了人类政治制度文明历史演进的最高形态。然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必然存在其自身的不完善性，需要人民群众的不懈努力才能使其不断完善。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政治原则，坚持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民主生活的价值取向，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时代平台。
其三，政治行为文明作为政治文明逻辑结构的外在表现，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追求政治价值的动态展示。体现着政治主体自身的内在素质和文明程度。政治行为是人们为达到特定政治利益而围绕公共权力所进行的社会活动，亦即指当人们与政治环境发生关系，介入社会的政治生活时，他的所作所为便是政治行为。政治行为渗透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政治文明的动态过程。如果说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生活的结果性文明，那么政治行为文明则是政治生活的过程性文明。从结果形态的静态文明到过程形态的动态文明。标志着人们对政治文明逻辑结构的深层反思。政治主体是政治行为的能动载体，政治主体的文明程度决定着其政治行为的文明程度。只有将政治实践的价值追求和实践经验的理性升华。自觉内化到政治主体的意识之中，变为政治主体进行实践活动的理性指导，并自觉遵循政治制度的基本规范，才能构成政治主体的行为文明。把握政治行为文明，必须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定位：其一是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符合历史发展的时代潮流；其二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政治主体互惠互利的价值原则；其三是要“有理、有序、有度”而为，亦即政治行为必须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三项内容互相关联、紧密结合、浑然一体，构成了判别政治行为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准。前两项是政治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规定着政治行为的性质和属性，是判定政治行为文明的前提条件和根本准则；后一项则是政治行为文明的表现形态，是实现政治行为文明的根本保证。
作为政治文明的内在逻辑结构，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分别从柔性和刚性、静态和动态的角度体现了人类政治生活的文明程度。政治意识文明作为政治文明的灵魂所在，统领着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政治制度文明作为政治意识文明的逻辑延伸，构成了政治行为文明的规范形态；政治行为文明作为政治文明的外在表现。受政治意识的内导和政治制度的规范。
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为科学形态的逻辑体系，除了具有一般政治哲学的“思辨性”、“抽象性”、“前瞻性”、“超越性”和“理想性”特征外，还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阶级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站在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发展的时代高度，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政治哲学的思想遗产，特别是批判地继承了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合理因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以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阶级性于一体，构建了“政治价值——政治实践——政治文明”三位一体的逻辑形态，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思想武器。从内在逻辑看，政治价值作为引发政治实践的原始动因，贯穿于人类政治实践发展的历史进程，内导着人类政治实践的发展轨迹，并随着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政治实践作为优化政治关系的物质过程，以追求政治价值为逻辑起点，又以提升政治文明为历史归宿，在不断变革和完善现存政治关系的过程中，升华出反应政治实践内在规律的政治认知，从而推动政治实践活动日益走向理性自觉；政治文明作为政治主体进行政治实践的价值沉淀，表征着人类政治生活的文明程度，它既是政治存在理想化的实现，又是政治理想现实化的结果。
作者：刘吉发
第3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
近几年来，随着政治哲学的复兴，国内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者热烈地讨论着政治哲学的基本范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也不甘落后，主动、积极地介入政治哲学讨论当中，他们逐渐地意识到需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便有效地与西方政治哲学展开对话，并对西方政治哲学的政治价值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政治哲学？如果它是政治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有没有一个政治哲学的分支？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察：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我们先得弄明白什么是政治哲学。列奥•施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指出，政治哲学是对获得美好生活和健全社会的知识这一目的性的追求，是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是对政治现象进行哲学的或科学的探讨。从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界定来看，他似乎把以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看作政治哲学的核心，但在他的《论僭主》中又提出以政治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这是不是会与他前面的观点发生抵触呢？其实，在施特劳斯那儿，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与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体现了政治哲学的现实性，而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则体现了政治哲学的理想性。[1]这样，学界形成了关于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政治哲学话语。
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来看，政治是需要哲学的。哲学能够为政治共同体提供政治价值(善、正义、德行)，使当权者依据政治价值制定出良好的法律，维持社会秩序，让人民过上稳定的、秩序井然的生活。相应地，哲学也是需要政治的。哲学不仅探究政治事物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知识，而且需要政治为哲学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需要在政治上为把哲学理念转化为现实提供条件。这进一步说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苏格拉底死于雅典民主制的事件教育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认识到，古希腊城邦政治应该坚守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这使他们的政治哲学走上一种规范性和理想性的政治哲学之路。自马基雅维里以来，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启蒙运动的兴起，商业经济的逐步发展，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持守的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的方式走上一条事实性和现实性的政治哲学道路。由于他们都没有能够处理好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致使古希腊政治哲学走向乌托邦；而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通过马基雅维里掀起第一次现代性浪潮，卢梭掀起第二次现代性浪潮，再到尼采掀起第三次现代性浪潮，最终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难怪施特劳斯说西方的现代性危机实质就是“政治哲学的危机”。那么，如何解救这场危机呢？
我们只有回到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从政治与哲学的内在关系入手，去寻找走出政治哲学困境之路。可以说，政治存在是有限度的，无法论证自身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它的正当性论证还需要哲学。哲学是从人类追求的伦理目的和政治内在终极价值来思考政治的，它可以弥补政治的缺陷，使政治趋向完善，使政治哲学所讲的美好生活成为可能。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应该是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只有这样的政治哲学才可以克服当前“政治哲学的危机”。
列奥•施特劳斯在面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危机时，回到了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政治哲学，试图通过恢复古典政治哲学来克服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但却走上了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之路，并没有使现代政治哲学为之改观。罗尔斯通过恢复社会契约的方式重新激活了政治哲学，但复兴的政治哲学内部却矛盾重重。随之，无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还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挖掘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以此回应当代政治哲学提出的问题。
研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辩证地处理了政治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它既清楚地阐明政治斗争的使命和终极目的，又哲学地为政治斗争指明方向，即人类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它既指明哲学实现的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又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精神武器，即哲学。因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15-16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把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有机统一起来，是探究人类最终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终极目的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秉承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又超越和克服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准确地把握了现代性的病因，指出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是导致现代性危机的缘由，从而开启了颠覆形而上学、消灭资本、走出西方现代性危机即政治哲学危机之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不是对本体论的探究，也不是对认识论的研究；既不是要着力阐释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要发展实践唯物主义，而是关切人的美好生活何以可能，进而阐释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联合体问题，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可能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存在不变的事物和对象的观点称为形而上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受变化和关系的影响，要把握事物性质和特征就得把握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来自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自身的矛盾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和思想发展是由生产制度中的阶级冲突和矛盾所推动，这种冲突和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最终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统治和压迫，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因此，“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历史的重建，目的是为了证明历史实际上是受唯物主义辩证法支配的。根据这种重建，每个时代都继承一种生产方式和一套复杂的、与该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方式最终将发生变化，引起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该生产方式本身所造成的需要的变化，但更直接的是由那些需要所促成的重要发现或发明。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了，而人们的关系仍然是由旧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那些关系。现存社会关系与新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即旧的统治阶级与新崛起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是‘历史上一切冲突’的源泉。”[3]936这种“冲突”的终结意味着私有制的废除、压迫的消灭、强制的消失，阶级和国家随之消亡，自由人联合体成为人生存的样态，这些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关切的主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政治哲学
当人们提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自然想到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当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却并没有将它视为“政治哲学”，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研究经济活动的微观经济学。从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再到《资本论》的研究来看，马克思试图通过研究异化劳动、雇用劳动、劳动力、资本、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等范畴进一步剖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是怎样被异化而丧失自由的，以及他们又是怎样遭受剥削的。虽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历史正当性，他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大”[2]277，但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的魔鬼了”[2]278。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无法驾驭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它所释放出的能量资产阶级是无法吸纳的，最后只好被自己锻造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方式，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激烈冲突层面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条件是雇用劳动。雇用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由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284马克思从宏观经济学出发，以政治的方式处理经济问题，通过挖掘经济现象产生的深层政治原因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受剥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样，马克思从经济研究走向政治研究。
马克思对经济与政治内在关系的研究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要变革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加深，资本支配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人被严重地物化或异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国家政治权力)却竭力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丧失了它存在的合理性。既然如此，无产阶级应该承担起历史使命，发动社会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打碎旧的枷锁，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消除物化或异化状态。于是，我们就把这种研究物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以及由其经济关系决定和构成的人与人、集体和集体、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学说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而，一旦人们提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认为这种经济学就是指政治经济学，就不难理解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阐述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另一方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关系。
如果说哲学是探究智慧的学问，那么，政治哲学就是探究人类政治事物的终极目的和价值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性质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性质的见解的一种尝试。政治事物根据其性质要受到政治主体选择的赞同或反对、接受或拒绝、歌颂或责难，就其本质而言，它不会是中性的，而是要对人的顺从、忠诚、决心或判断提出要求，如果人们不是按照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作出判断，认真地提出明确的或含蓄的主张；或者如果人们不按照某种善良与正义的标准去衡量政治事物，人们也就不会理解政治事物是什么。而人们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就必须了解真理的标准，如果政治哲学希望正确处理本学科的论题，就必须争取获得有关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而这些真正知识则是通过哲学获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哲学只能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就此而言，张桂权教授指出，应把政治哲学视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从纯正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阐释政治哲学，把政治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上升到哲学世界观高度分析和理解。一般认为，政治哲学是人们对政治事物普遍性知识的探求，它在最高层面上为评价、判断和概括政治现象提供价值准则和认识方法，它是最高层次的政治理论，是政治学的“元理论”[4]，是一门关于世界应当如何而不是何以如此的规范学科。
如果说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根本观点和方法的学说，那么，政治哲学就是对人类政治事物普遍知识的探究。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世界，即自然、人类社会、思维世界，而政治哲学研究的对象仅仅是政治事物(政体、政治权力、权利和义务、正义等)。因此，政治哲学是一种领域哲学。这种领域哲学是对哲学本身研究的深化，它推动了哲学的发展，但同时使哲学自身很难找到“身份认同”。如康德所言，哲学“就像受到驱赶和遗弃的老妇赫卡柏”[5]。就人类的实践活动而言，人们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政治活动，还需要从事社会活动和思维活动。这说明，政治哲学是不能等同于哲学的(第一哲学)，哲学也不能降至政治哲学的高度。如果按列奥•施特劳斯的说法，“哲学就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也是第一哲学”，那么，我们沿着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理解思路会发现，他是把哲学与政治哲学放在古希腊城邦之中思考的，认为在古希腊城邦里，哲学与政治哲学都共同用“自然”的眼光审查事物，无论这种事物是政治事物还是其他什么事物。城邦的哲学沉思与政治理性是统一的，城邦生活使人的灵与肉统一。自马基雅维里以来，哲学不再进入政治学的视野，“自然”被“历史”取代，个人权利优先于善。哲学不再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从哲学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传统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博士论文到《资本论》，马克思一直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早期马克思在论伊壁鸠鲁的原子的时候，就带有很浓厚的人文气息，他所说的伊壁鸠鲁的原子做倾斜运动意图是想指明每个原子一定是自由的，换言之，每个人是自由的。马克思继承经卢梭创造而后被康德系统阐述的“人民”概念，指出：“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的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6]120这意味着，哲学是人民的哲学，而不是少数统治阶级的哲学。马克思在《莱茵报》当编辑时，遇到书报检查令和出版自由及林木盗窃法辩论问题，他在批判反思现实物质利益和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对黑格尔政治哲学表示不满，走向卢梭和康德政治哲学，并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坚守哲学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此时，马克思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启蒙政治哲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物质需要、锁链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因此，“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16这时，马克思使“人民”的概念上升为具体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澄清了与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关系，批判了那种构成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根本前提，即自然法和抽象的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体承担者——无产阶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2]294。代替这个旧生产关系的未来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94。可以看出，马克思既哲学地处理了政治问题，指明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是统治阶级，通过革命的手段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同时，马克思又政治地处理了哲学问题，指出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人类追求的政治价值旨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工人被异化的现实事实和历史原因，但他并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通过描述这种经济现象为资本主义的合理统治进行辩护，而是在对异化劳动现象的解剖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和不正义。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通过最大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中断才能加以占有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2]41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分析指明，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的，而那种扬弃了私有财产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产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7]接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87这里，马克思表明了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即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运动，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是克服和扬弃人被异化状态的运动，它构成了“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的运动，也构成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运动。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知是建立在对政治社会生活的研究上，如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那样，我的苦恼问题，即关于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只有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更。”[8]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与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论证一种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绝不是取决于人为主观道德义愤，而是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否相适应。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它的灭亡就是自然的、正当的。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是不正义的，否则，它不会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不强调价值中立，它不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持守一种实证主义立场”，相反，是将正义价值融进社会规律之中，论证一种制度的灭亡注定这个制度缺乏正义和平等，以此表明政治价值具有客观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哲学思考所形成的唯物史观就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有无一个政治哲学分支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世界，而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世界，它们之间形成一种严密的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所表现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旨在探究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它站在哲学的高度思考政治社会生活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为人们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提供政治理念，诱导和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以此实现政治价值。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存在着一个政治哲学的分支，即历史唯物主义。它承担着规范、解释和改造政治现实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规范性、解释性和革命性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主要探究人类的终极价值取向，从人性的完善确定什么是正义的、自由的和平等的，什么是合理的和道德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马克思用历史理性取代哲学理性，不是将正义和政治社会消融在哲学中，而是消融在合理的经济学中。马克思认为，合理的经济制度是通过自私自利的计较表现出来的，这种“计较”产生的矛盾是制度的发展动力，正因如此，人们由于贫困追求繁荣，由于奴役追求自由，由于私利的解放而追求公益。马克思抛弃了古代和现代传统的愿望和渴求，试图通过合理的经济实现新型人类的再生。古代哲学把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整体的善不足支撑政治生活，并且整体的善也无法贯穿于人类生活。现代哲学抛弃了目的论，随之整体的自然的善的观念也将被摒弃，相反，现代哲学证明自然状态的悲惨和不幸，认为这些状况人是可以改变和支配的，但必须遵循自然法则，即科学、政治和经济法则。马克思相信人类的完善，这一点促使他作出这样的断言：“国家和政治制度将完全消亡，人类将过共同的社会生活，奉行绝对的仁爱准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与追求自私利益相联系的义务不再被履行。义务与利益之间的联系，即义务服从于利益的情况将被废除，‘义务’和‘利益’的范畴本身都将被废除。因为经济关系将得到改造，新型经济的确立通过超越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将造就充分完善的人性。”[3]949-950由于这种经济促成的人性的完善使得政治社会和宗教必然灭亡，它们最终将被合理的社会所取代。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解释性在于它把视点放在政治现实的根本性质上，阐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等，它不注重对特殊和偶然的政治现象进行探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人们的政治行动廓清思想迷雾，为人们政治行动(阶级斗争)的实现哲学地提供政治理念。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作辩护的，坚持一种温和的制度改良方案，它在美化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同时，企图将其永久化。正因如此，他们把唯物史观视为自己的大敌，极力攻击，甚至侮辱和谩骂。他们很难接受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提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用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观点。他们对“改造世界”产生恐惧，因而变得不自信。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的人》中断定以自由主义为基准的自由民主政治已经达到了人类生活的最高形式，声称自由民主政治成为人类前进的唯一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革命性特征使得它与现代政治哲学相区别。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革命性特征表明，它承担着指导民族国家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进而达到“人类解放”的职能。政治解放是中介，人类解放是目的，政治解放为人类解放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前提，政治解放是走向人类解放的基础，人类解放是政治解放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政治解放还并不能够使人真正达到自由和平等，只有人类解放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从属于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的。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当前西方政治哲学的激烈争论中，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明确自己的政治立场，不能在与西方政治哲学对话中丧失自己的特质和独立性，被西方政治哲学吸纳，同化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构成部分，从而使自己在与西方政治哲学对话中变得被动，甚至失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该积极、主动地与西方政治哲学展开对话，同时，表明自己是关注人民大众生存状况的，从哲学的高度思考何种社会形态是最适宜人生存的，是为世界未获得真正解放的人们指明革命斗争的方向、为人们打碎旧的枷锁获得解放的政治行为作有力的哲学论证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是教条，而是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的。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来看，他们善于吸收古典政治哲学和近代政治哲学的思想成果，创造性地完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出政治哲学的基本政治理念，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虚假性，提出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内涵及其实现的条件。这为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上提出了规范性和事实性相统一的要求，即坚持理想性正义和现实性正义的统一，从而消除社会分配的不公正，遏制社会严重两极分化，进一步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
最后，马克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一样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的挑战，这既是政治哲学发展的困境，也是一次机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把握住世界及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历史机遇，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发展创造现实条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通过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对话，把西方政治哲学作为参照系，以此对自身进行反省，这对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取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对当前的国际和国内重大政治突变，反思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误，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深化发展的同时，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即如何在当今巨大的变动时期规范政治生活？面对政治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政治研究范式的转化，实现规范性政治哲学与事实性政治哲学、理想性政治哲学和现实性政治哲学的统一？在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从当代人类存在困境和未来命运出发，哲学地思考如何化解现实的政治风险和矛盾，从而促进人类朝着自身的解放迈进。而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它应该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公正问题进行切实的、深入的哲学反思，从理论上对中国现实问题作出回应，以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作者：马俊峰
第4篇：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理念的政治哲学思考
一、“学习”概念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理念的政治哲学分析视角
政治哲学就是关于利益、权利和权力的界定和分配的正当性论证，或者说，政治哲学问题就是一系列关于各种政治制度安排的“正当性”问题。政治哲学在今天的哲学领域里逐渐具有了特殊而且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源于现代社会的到来。用哲学来看待和研究政治问题可以说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性必然带来一系列的深度改变。首先带来的就是政治制度的改变。我们会去寻找一个更优越的政治制度来代替传统政治制度。我们知道。所有观念上的变革都来自反思，只要人们不去反思，就没有问题产生。传统社会并非没有问题，只是传统社会里强大的制度惯性使然，在那个社会里很少有人去反思。然而现代社会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变化就是，人们选择了“未来”作为评价事物的新标准。“未来”是一个区别于过去和现在带有不确定性的概念，同时“未来”又是一个给人以无限遐想而又开放的概念。这个“未来”标准带来的是“革命”的逻辑，所以现代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各方面的革命和不断革命构成的。
在现代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提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这一战略构想，正是“革命”逻辑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理念的提出，是对“学习”这个概念的反思及革命性变革。传统意义上，我们理解的“学习”是一种以增长知识为目的的学习，这种学习等同于“接受信息”。人们局限于仅仅从学习文化知识的角度来理解和运用学习概念，把学习当作只是看书、背诵、知识的回忆和再现等单纯的智力活动。然而，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解答式、灌输式、孤立式的学习方式已经明显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了；信息化、全球化一方面使知识更新加快，另一方面也使得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个政党每天所面临新的问题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人类的学习也在发生全面的变革和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目的等问题上也会有更高、更新的标准。建设学习型组织、学习型政党的“学习”，就是指对现实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深刻把握，对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学习”就是不断地反思，不断地调整和改变，在空白的领域去开拓，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学习是开放的学习，学习的精神实质正如“学习型组织理念之父”彼得·圣吉所言，学习就是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去尝试。学习型组织理念要解决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在人群里面如何面对不确定性、进而得到一种行动的能力。“学习”一词的深层含义涉及到“心灵转变”，是一种心灵的根本性转变或提升。
彼得·圣吉这样说过，学习型组织运动在世界上已经有30年历史，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持续推进“学习型政党”的案例。世界上还有许多政府和公共部门的组织机构曾经试图尝试学习变革，但大都无法深入。面对建设学习型政党这样一个长期的组织文化的转换工作，说到底，我们要转换的是我们的学习思维，我们要转换的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只要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政党的政治智慧。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这种思维。
二、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和谐构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理念的政治哲学基础
现代社会中，知识已经成为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主导我们生活的基本因素，逐步将人类社会塑造成知识一社会。将现代社会塑造成知识一社会的“知识”，不仅是一般意义的科学知识、真理知识、技术知识，而且是社会知识、价值知识、默会知识，不仅是物理的真实反映即真理或道理，而且体现着事理、情理、心理，浸透着丰富的政治内容和政治含义。
对于执政党来说，继续执政所需要的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将不再是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优越性，而是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是建立在履行特定的功能并对广大人民群众承担起责任的基础上的，它必须把人民群众“作为制定政策的目标、受益者和授权者。”而执政党继续执政所行使的实际权力的资源将不再可能依赖于暴力和财富，只能通过知识而获得。拥有知识，就拥有了影响他人的权力资源。
毋庸置疑，在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中，执政党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执政党的决策要科学，科学的决策需要政党的知识化。一个政党拥有知识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运用知识的手段和能力将影响政党的兴衰更替。
知识政治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政治。它意味着政治日益知识化。广义而言，“知识政治”是知识——社会的政治过程与运作模式；狭义而言，“知识政治”是与知识——社会的政治过程相适应的知识生产体制与组织模式。知识对于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意味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国家、区域或世界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知识生产和创新体系的竞争，高科技生产和创新的竞争，知识和信息传播和应用体制的竞争。知识与政治的结合将改变传统政治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洋龙和韩旭总结知识政治的特点是：“政治主体日趋知识化；政治行为更加知识化：政治意识明显知识化；政治制度更加知识化。”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就是政治的知识化追求，这种追求是构建一种政治与知识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更好地促进政党的发展，促进中国政治的发展。
政治知识化是一个思考理性政治生活建设的课题，从古典政治学创立开始，政治知识化就是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柏拉图概括的“哲学王”思想是对政治与知识关系的最经典表述，他洞穿了政治与知识关系的核心在于理性；而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将政治的知识化提升到一切学术之巅。在西方近现代社会，为使政治生活摆脱宗教迷信和其他非理性主义霸权，众多的思想家都思考过政治与知识的关系问题。其中的杰出代表有培根、孔德、韦伯和哈贝马斯，他们分别代表着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潮不同阶段在这一问题上的成就。知识话题的兴起，应该追溯于英国著名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所发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就知识与政治的关系而言，知识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家讨论的主题。西方近现代政治与知识关系观的演变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曲折的轨迹仍呈现明晰的逻辑思路。发现知识的价值、确立知识的权威地位正是西方近现代政治与知识关系观演变的核心逻辑所在。
西方近现代知识与政治关系思想的演变所展示的发现知识价值、发挥知识权威的逻辑思路给现代社会的政治建设带来很多启发。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西方思想家所关注的“知识”的内涵也具有了批判解放的意义，具有了哲学理性的实践意义。知识的价值在于它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具有持续的解放力和建设力。没有知识介入的政治是缺乏创新力的政治，因而政治发展的持续性也无从谈起。因为知识具有了哲学理性的实践意义，所以知识就被赋予了更多地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知识与政治形成和谐的关系是建设和谐政治生态的重要基石。
三、政党的知识化和哲学化：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理念的政治哲学追求
政治发展需要以政治知识化为基础，正如欧克肖特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中的阐述，“政治要求知识”，“每当我们从事政治活动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求那种知识”。但要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实现政治的知识化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们知道，政治知识化是政治系统内部与系统外部各种因素的科学的、有机的整合，是政治哲学化、政治科学化和政治社会化的统一。这需要我们对政治进行全面的哲学检视，形成科学的政治与知识关系的观念，并通过科学的机制建构和谐的政治与知识的关系。
推进政治与知识的关系的科学思考，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要把政治作为一门科学来看待。政治学是实践的哲学，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看作是最高层次的实践知识。政治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在于它作为分配公共利益的权威角色，在公共利益的分配中不容许丝毫的非理性。而理性恰恰来源于对问题的哲学式思考。这就要求执政主体的知识化和哲学化。一个政党要做到既能坚守政治基本目标和任务，又能随着时代的进步主动灵活地调整自身的发展，使政党积极契合整个世界的步伐，就必须使自己高度地知识化和哲学化。一个缺失知识化和哲学化的政党，也许会在一些具体问题或短期目标上显示出活力，但由于其缺乏对政治本意的刻守，人们往往看不出其执政的神韵。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理念的政治哲学追求就是使中国共产党达到知识化和哲学化的执政境界，从而胜任自身所肩负的光荣的历史使命。而要达到执政党的知识化和哲学化，首先要做到使每一位党员、每一位领导干部知识化和哲学化。
学习包含思考和行动两个方面，在思考和行动中体现着我们如何与世界交往互动，以及最终我们可以从这种交往互动中开发出什么样的能力。我们与世界交往互动中开发出的能力正是我们能够把握世界的方式。每个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占有的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不一样。、你有什么样的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就用它去把握世界，你就构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所以人需要学习。常识、科学和哲学，是我们把握世界的三种基本方式。其中用科学的方式把握世界蕴含和体现着知识的内涵。我们进行学习的目标追求就是用科学的、哲学的方式来把握世界。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理念的政治哲学追求正是通过“学习”来达到用科学的、哲学的方式来认知、把握社会和世界；达到政党的知识化和哲学化，最终推动政治文明的进步。
哲学对政治生活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常识、科学、哲学对人类的不同意义。常识就是普通但又经常起作用的知识。常识可以为我们大多数人所轻松感知和理解。常识是人类世世代代的经验的产物，是人类在最实际的水平上和最广泛的基础上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一般文化环境的适应。在常识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中，人们的经验在起着主导的作用。我们知道，经验具有很大主观性，它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资源，所以我们需要寻求科学的思考方式和判断方式。
科学是人类运用理论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探索自然、社会和精神的活动，从而获得关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并用这种规律性认识去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活动。科学活动的本质，是实现人类对世界的规律性把握，也就是实现“思维和存在”在规律层次上的统一。科学在现代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其他任何文化形式难以匹敌的巨大作用。由于科学自身具有的理性品质，使得人类对科学怀有崇拜的心理，这对人们的价值观的确立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科学也给人类带来了负面价值和烦恼。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科学”并不能取代“哲学”。与科学活动不同在于，人类的哲学活动，是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在对科学的“反思”中，确立哲学的“世界观”。
对哲学来说。批判和反思是它的思维方式。想要建立起哲学的智慧，没有勇于评判、勇于反思的勇气是行不通的。那么哲学方式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通过批判和反思的环节，我们形成了反思的智慧，最终要达到的是一种创新的智慧。学习哲学，就是为了能够树立起创新的意识，获得一种创新的能力。
那么这种反思的智慧、创新的智慧我们如何去形成呢？我们如何达到政党成员的知识化和哲学化呢？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想象比知识更重要”。那么什么是哲学呢？哲学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哲学对于科学、对于艺术，对于伦理、对于常识、对于人的全部活动的价值就在于，它把人在这些活动中没当作问题的问题当作了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愿意按照自己熟悉和舒适的习惯和模式去工作，尤其是在遇到担心和焦虑的情况时，我们更不会去改变原有的习惯和方式。组织和政党的行为同样如此。在这样平稳的心境和环境中，没有问题会被提出来，也没有问题需要去反思。尽管世界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个人和组织仍旧按照一直以来的习惯重复着同样的行为。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学习，而是说我们的这种学习具有很大局限性。我们的学习实际上只是对原有习惯的重复，这样的学习没有改变我们的心智模式，更没有改变我们把握世界的方式，我们与世界的互动处于停滞中。深层学习的关键在于认识到，我们周围的世界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是动态的。既然它是动态的，就应该有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发现并提出问题。当我们对这个动态的世界有了深刻的认识时，提出问题也就变成了我们工作的常态。我们与世界的互动就会运转起来。而且当我们对周围的变化的世界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和洞见，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我们自身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时，我们行动的动力以及行动的有效性也将极大改观。我们的行动将会更好地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心灵篇》的所写：融入未来之势场所必备的核心能力，是体悟当下之力。体悟当下是一种深切的聆听，并对超越自己先入为主之见和以往的习惯思考方式，保持开放的心态。我们开始看到，对旧的认同感和控制欲要“放得下”，这一点很重要。体悟当下的所有这些方面，其实是引导我们进入一种“拿得起”的境界，即有意识地参与更大的变革之势场。我们一旦“拿得起”，那个势场就会发生改变，塑造客观现状的各种力量就会重演过去，转向促生正在呈现中的未来。保持开放的心态是我们能够进入用哲学的方式把握世界非常关键的状态，建设政党的知识化和哲学化，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哲学智慧的政党，同样要具备融入未来之势场、体悟当下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才会具备创新的执政能力。
甘地曾经说过：“变革者想要获得成功，就要先成为变革的一部分”，彼得·圣吉也阐述过这样的思想：“想要改变别人的行为，先改变自己的心灵……”要让这类变革生根发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意识转变？进入这种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政治哲学思考有助于我们考量我们距离建成真正的学习型政党还有多远的距离？或者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漫漫征程中，政治哲学的分析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接近目标的切入口：先要“放得下”，然后“拿得起”，最终形成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智慧。
作者：孙堂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