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构建途径
2005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与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会谈时，首次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概念。2006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又将和平发展概括为两岸关系主题。在此基础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至此，胡锦涛总书记的对台政策新论述基本成型，其理论上的逻辑关系是：和平发展主题是对台工作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指导思想，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是新阶段对台工作的战略部署，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是对台工作的总要求。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这一提法，它为今后两岸关系发展提出了崭新的思路，是对台方针政策方面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
“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这一命题之所以被提出，主要目的就在于通过构建框架的方式，以机制这种制度化措施来保障和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形成。笔者认为，基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要，目前需要建设的机制大致包括如下几类。
两岸协商谈判机制
商谈机制是两岸和平发展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两岸各层次的交流与往来，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维护了两岸关系的相对稳定。同时，两岸对话与谈判是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途径。只要双方能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即使双方存在着种种政治分歧，也可以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问题，两岸关系的突破与发展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商谈机制这一平台正是两岸接触、交流、商谈的载体，要使两岸交流长期稳定地进行下去，两岸商谈机制不可或缺。两岸商谈机制由多个部分构成，它们依靠自身的优势，可以在和平发展框架的构建过程中发挥自己独有的作用。
第一，两会商谈机制。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受权处理两岸协商事务的民间法人机构，海基会与海协相继成立，进行了包括第一次“汪辜会谈”在内的各种层级的17次商谈和1998年10月的政治对话，并达成了“九二共识”这一两岸谈判的根本性基础。但由于“台独”势力公开推行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的分裂政策，两会商谈机制被迫停摆。2008年6月12日，两会在北京复谈。除签订周末包机直航与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两个协议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恢复两会日常联系、加强两会日常交流，重新恢复和建设两会商谈机制。双方就恢复两会紧急联系人制度、建立两会各层级的沟通机制达成共识，推动组织海协和海基会董监事互访，还将积极促成两岸业务主管部门人员以两会名义互访。由于两会都是经由两岸官方授权的机构，能够更加准确地直接传递两岸高层的信息，避免误读对方政策，如果对此机制加以良好建设，必能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平台优势。此次复谈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两会商谈模式：一方面借助于谈判官员层级提升，提高协商效率；另一方面，针对不同议题，未来两岸将由不同部门的主管官员通过两会这一渠道直接进行谈判，不仅可对口进行事务性协商，而且有利于为未来的两岸官方谈判作好铺垫。
第二，两党商谈机制，即国共交流平台。由于民进党执政期间掌握“公权力”，两岸无法展开官方会谈，两会的协商机制也早已停滞多时，两岸缺乏能够进行充分沟通的渠道。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国共交流平台得以构建，并成为通向岛内的有效机制。几年来，“胡连会”连续举行了四次，两岸经贸论坛也已经连续召开了三届，国共两党之间形成了相对定期的沟通机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推动了两岸的和平发展。2008年国民党重掌执政地位后，两会恢复商谈，但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表示要继续发挥国共交流平台的功能，肯定了作为第二管道的国共交流平台继续存在的意义。国台办主任王毅认为，国共交流可以就两岸金融合作、陆资入岛、大陆台企转型升级、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等两岸关系发展有需要、两岸同胞有期待，但是两岸官方之间没有正式协商的重要问题先行讨论，起到先导铺垫作用，形成共识，凝聚民心。另外，作为两岸“执政党交流平台”，它所讨论的议题易于得到执政高层的关注；在两岸执政者尚不适宜会谈的情况下，能够在高层传递信息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有些较为敏感的政治议题可以由国共平台出面加强沟通，推进两岸互动的步伐，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加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中和平机制的建设不无意义。
第三，其他商谈机制，也就是大力发展同台湾各政党、产业协会、商会及其他民间组织的沟通与合作，构建多元、复合、立体和相互补充的两岸商谈机制，这是深入接触台湾各层面、增强两岸同胞了解与互信的一个重要方式。台湾各政党与民间利益团体绝不仅仅是两岸商谈机制中的辅助角色，它们有可能起到促使当局改弦更张，加快加深两岸“公权力”合作的重要作用。以两岸经贸合作而言，若能注重构筑两岸同业中介组织之间的谈判磋商、协议安排和协调仲裁等机制平台，就有可能会对今后适时引入两岸“公权力”，构建“官方”正式的持续性、常规化经贸合作机制起到意想不到的促进作用。
两岸和平保障机制
海峡两岸曾长期处于军事对峙状态。近30年来，海峡局势虽有所缓和，但政治层面的进展却艰难曲折。由于某些台湾当局前领导人的倒行逆施，如李登辉1995年访美制造“两个中国”、1999年抛出“两国论”，陈水扁上台后推行“一边一国”、“正名制宪”、“去中国化”、“入联公投”等“急独”政策，公开否认“九二共识”，两岸反复出现政治危机，多次达到有可能再度引发军事对抗的严重程度。两岸始终没有进行过正式政治谈判，军事上也从未摆脱敌对状态，台湾海峡一直被视为世界上的战争高危区域之一。两岸和平问题若不能妥善解决，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2005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与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会谈时达成五项愿景，第二项就是“促进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建构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架构，包括建立军事互信机制，避免两岸军事冲突”；2007年十七大报告将两岸“达成和平协议”写入党的正式文件；2007年，国民党将两岸签署和平协议列入新党纲之中；马英九上台执政后，在各种场合也多次提及“和平和解”、“外交休兵”，建议就两岸和平协议进行协商，这些都表明建设和平保障机制已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两岸和平保障机制的建立，有利于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性议题，是和平发展框架的重要保障。没有和平保障机制所创造出的和平稳定的环境，两岸的共同发展就无从谈起。建立有效的和平保障机制，能提升双方的利益，促成两岸双赢局面的形成：大陆方面可以通过“和平反独”的政策效应，在营造有利于全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的同时，促进两岸的认同，不致使两岸渐行渐远；台湾方面可以通过与大陆的谅解避免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边缘化，还能够将军购与对外交往所需的大量资金投入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中，使台湾摆脱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困境。
笔者设想，建设和平机制应注意这样两点：第一，和平机制以和平协议为主体，结束敌对状态、军事互信、台湾当局政治定位与“国际空间”等诸多问题均可包容在内。和平机制的主题是和平，目的是消除可能导致战争的相关因素，在海峡两岸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这样说来，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军事互信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只签订一个仅同军事问题相关的“和平协议”还不够，因为这只消除了导致战争的直接因素，如果不能根本性地解决台湾的政治定位、“国际空间”等问题，两岸仍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仍未消除，和平机制的目的就不能完全达到。因此，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应当通过谈判，以协议的方式体现出来。第二，和平协议的签订，首先要进行充分酝酿，慎重对待，之后应当根据解决议题的难易程度分步解决，不必急于求成。既然对议题的处理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作为议题的解决成果，和平协议也可以分步签订。这是因为，尽管目前两岸关系发生了有利于和平发展的积极变化，但两岸关系仍相当脆弱，要达到较高的互信程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从2008年奥运的“中华台北”与“中国台北”之争就可略见一斑。如果现在就对和平协议提出过高的要求，很可能会欲速则不达。例如，马英九提出“不统、不独、不武”的理念，如果现在就要一次性签订一个全面的和平协议，台湾方面不会接受在其中写入“和平统一”的相关内容；但如果让大陆方面放弃一个中国、未来统一的原则，实质上变成永久维持现状，大陆方面也不会同意；这将导致签订和平协议沦为空谈。有学者曾针对两岸关系提出了“增量改革”的思路，即以现状为两岸关系的既有存量，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加新的成分与新的因素，使两岸关系自我超越，动态生长。类似思路同样可以应用在和平协议的签订上。首先要明确两岸的现状亦即存量，由此确定两岸需要商谈解决的议题以及解决的难易程度，从最容易达成一致的议题开始，签订协议；随着交流的增多与互信的增强，两岸能够达成一致的议题会越来越多，这些都可以逐步添加到和平协议中去，使和平协议的签订本身即成为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两岸可先就结束敌对状态和建设军事互信机制等问题达成协议，之后就“外交休兵”、“国际空间”等问题研究解决办法，涉及主权的两岸政治定位、国家统合模式等议题处理起来更加复杂，可留待以后商谈解决。上述问题的商谈成果都将成为和平协议的内容，也将是和平保障机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两岸法律规范机制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在内的综合性框架体系，它的作用就在于以明确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对两岸关系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规范，促进两岸关系的长期良性互动。法律规范机制的建设正是这些制度和程序的最佳体现，它可以使两岸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法律规范机制对于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首先，要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维持两岸持久和平，必须有一个两岸都能够接受的两岸关系定位，这是涉及到领土和主权的根本性问题，需要在宪法层面上予以界定。其次，“台独”分子已将“修宪”、“制宪”等“法理台独”手段作为实现其目的的重要方式之一，反对“法理台独”成为反“台独”斗争的重点，而法律规范机制的建设能够在反对“法理台独”方面发挥独有的作用。再次，随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将成为两岸交流活动的主流，这必然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与之相适应。综上所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规范机制可设想由如下两大部分构成：
一是处理两岸政治性问题的法律规范机制，其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类法律要解决的是两岸关系的定位问题。目前，我们处理两岸关系的主要依据是中央领导的讲话以及有关部门的文件，它们具有重大的宣示意义和效果。但若能将这些中央提出的体现一个中国原则、保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策及时转化为法律形式，其稳定性与权威性均会有所提高，且符合“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从而更有效地达到政策目的。《反分裂国家法》就是将中央对台政策法制化的标志性成果，它的颁布有力地打击了“台独”分子的气焰，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但仅有宪法相关条文与《反分裂国家法》仍显单薄，应当建立一整套以宪法为依据的两岸关系相关法律体系，处理诸如两岸关系定位、台湾“国际空间”、遏制“台独”在法律程序上的可能性等问题；这样可以直接起到遏制“法理台独”的作用，与和平保障机制的建立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两岸政治性问题不是单方面可以解决的，因此，在建立这一法律体系的过程中还应注重两岸就相关问题进行谈判及与国际法相适应的问题。
二是处理两岸事务性问题的法律规范机制。随着两岸交流的进一步深入，零散、不成体系的相关部门法律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有针对性地建立一套法律机制处理两岸事务性问题。台湾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台湾当局处理两岸人民关系的法律依据，目前大陆方面尚无类似条文，有必要制定一套服务于两岸关系大局，能够促进两岸同胞交流和经贸合作，有利于形成两岸民事、商事及行政管理等方面良性互动局面的法律机制。要立足一个中国原则，面对两岸区际法律冲突的现实，在承认两岸民事、商事法律平等的基础上调整法律关系，加强司法合作；要针对两岸经贸往来频繁的状况，配合两岸经贸机制的构建，加强有利于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商事立法，如促进两岸资本流通、协调两岸产业政策、拓展两岸金融合作等方面的法律；要适应两岸人员交流日益增多的情况，加强对两岸出入境管理、婚姻、收养、继承、物权、债权等民事立法，促进两岸民间交往。
两岸经贸合作机制
在区域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下，两岸经贸交流也日趋频繁，2007年两岸贸易额已达1244.8亿美元，台商在大陆投资额达648亿美元，占台湾对外投资比率高达55.4％。在两岸已实质形成超大规模经贸关系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两岸经贸合作机制。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进一步扩大两岸交流的规模和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实现两岸经济融合和资源优化配置。
建立两岸经贸合作机制，既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又需要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首先，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才能减少两岸经贸的变数和风险，消除两岸经贸参与者心中的顾虑。同时，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建立两岸共同认可和参与的经贸合作机制，有利于消除台湾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各种障碍，拓展对外经贸关系。其次，两岸经贸合作机制不应拘泥于传统区域一体化的名称及形式。2003年6月和10月，大陆先后与港澳特区政府签订了“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随着CEPA的实施，三地经贸从民间自发、市场推动的松散架构走向了一个通过政府主导的制度性安排去规范和推动经济整合的新阶段。大陆方面多次表示，希望与台湾建立类似于CEPA的经济合作机制。但台湾方面则认为，CEPA作为一国两制港澳模式的具体化，具有矮化台湾的政治意涵，台湾无法接受。而台湾方面曾提出愿与大陆商谈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相关问题，大陆方面也有所顾虑，因为世界当前有关VIA的实践，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欧盟，都是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大陆方面担心台湾借此使两岸问题提升到“国际层次”，形成实质上的“国与国关系”。实际上，从CEPA的性质和内容上看，只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便利化与金融合作等经贸问题，属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名称也属中性，并未刻意凸显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至于VIA，根据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第8款(乙)项规定：“自由贸易区应理解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领土所组成的集团，对原产于这些组成领土的产品的贸易，已实质上取消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的集团”，也并未限定VIA成员只能是主权国家。CEPA与VIA同属区域贸易协议(RTA)，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表现形式。因此，这些政治性障碍本不应阻挡两岸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但既然在政治问题上存在着这些顾虑，两岸完全可以搁置争议，商定一个均可接受的名称，如萧万长提出的“两岸共同市场”与江丙坤提出的“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CECA)”等，不必纠结于名称之争，在操作上也不应受制于传统区域一体化的形式或阶段，促成两岸经贸合作机制本身的建立才是当务之急。在实质与形式之间应更注重实质。只要两岸认同“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经贸合作机制完全可以基于实际情况，借鉴各种区域一体化形式的优点进行制度创新。
建立两岸经贸合作机制，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里所称的循序渐进包含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两岸经贸合作机制本身。由于两岸的经贸关系还没有完全正常化，存在着种种制度性障碍，经贸合作机制的建立必然要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推进。首先，全面三通是建立两岸经贸合作机制的必要条件。作为两岸经贸往来的渠道，只有促成两岸双向的全面三通，两岸经贸合作机制的建立才有其实际意义；两岸全面三通后，应致力于形成类似于CEPA的贸易安排，实现货物贸易的自由化、服务贸易的开放、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合作、旅游合作和专业人士资格互认；待两岸经贸关系紧密到一定程度，可以考虑就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流通自由化、协调两岸经济政策甚至对外统一关税、建立两岸经济同盟等问题进行商谈并达成相应协议。
循序渐进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两岸经贸合作机制应面向和平统一的前景，发挥促进两岸从经济整合走向政治统合的独有作用。萧万长先生所提出的“两岸共同市场”理念，其内涵之一即是效法欧洲各国从经济整合走向政治统合的欧盟模式。尽管欧盟整合的主体是欧洲各主权国家，而两岸并非主权国家间关系，但欧盟整合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从经济合作到经济主权共享、再到政治主权共享这种思路是值得借鉴的。两岸应在紧密的经济合作过程中，整合两岸经济社会资源，增加两岸人民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机会，通过良好互动使双方充分理解对方的立场，积累彼此间的了解与互信，促进两岸同胞的相互认同和融合，逐步从经济整合走向政治统合，向和平统一之路迈进。
两岸文化交流机制
文化交流对于反对和遏制“台独”、促进两岸和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共同精神财富，也是维系两岸同胞的感情纽带。“台独”分子要达成其目的，必然要处心积虑地推行“去中国化”，强化和歪曲台湾同胞的“台湾主体认同”，割裂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在感情上的纽带。民进党执政期间，“台独”分子着力推行以“去中国化”为目标的一系列“正名”运动，操弄“统独”及两岸分合议题。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混淆了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加重了台湾社会的族群对立，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产生了严重威胁。两岸要保持长期的和平发展，只有在两岸具有接近的价值观与互不排斥的行为准则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又离不开文化的洗礼，文化交流正是两岸同胞沟通感情、加深理解、建立共同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两岸在互动过程中应当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的文化因素。
应当注意到，相对于热络的经贸往来，两岸文化交流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对文化交流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意义不够重视；交流的目的性不明确，随意性较大；单方面的宣传较多，缺乏交互性；缺乏全面深入与大规模的交流，流于表层的活动较多，相关部门支持力度不大等。如不重视，这些不足有可能成为和平发展框架的薄弱环节，影响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因此，框架的内涵必须包括建立文化交流机制，以有针对性地处理好这些问题。第一，要充分认识到文化交流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性。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实质上能够反映出“海峡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中华文化是两岸和平统一的“融合剂”。只有维护好中华文化这条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才能加深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第二，要注意促使两岸文化交流机制化，避免随意性。例如，可以通过高层级的商谈签署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内容包括定期互派文化团体、中小学交流、合办艺术展、新书发布、研讨会等；两岸高校也可以签订协议，在研修、讲学等方面长期合作，使相互之间的交流制度化。第三，要开展全面、深入、双向的交流。两岸应当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通过各种渠道，开展更多形式的活动，如教育产业合作、文化研讨、文艺演出、文博展览等，弘扬中华文化，强化两岸同胞的中华民族意识，消除“台独”的社会和心理基础。
总之，以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方式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息息相关，符合两岸民众的共同愿望，既是两岸关系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所在，对海峡两岸共同迈向和平发展新阶段具有重要意义。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主要构建途径是机制建设。这意味着，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前文可以看出，和平发展框架中所包含的每一个机制都不是孤立的。完善的经贸合作机制离不开法律规范机制的建设；文化交流机制对和平保障机制也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另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构建过程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两岸应以两岸关系的长期和平与发展为方向，通过互动与交流积累互信，以务实的态度进行机制建设，逐步解决经贸交流、人员来往、和平协议、政治定位甚至统一模式等各种议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也就是在积累互信与解决问题的反复作用中，不断建构自身，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形成。尽管今后两岸关系仍难免经历种种曲折与起伏，但只要紧紧把握和平发展主题，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就一定能够迎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光明前景。
作者：赵森等
第2篇；从问卷设计看台湾有关两岸关系的民意调查
一、前言
民意调查是一种了解民意的研究方法。在台湾地区，各式各样的民意调查不仅占据了媒体的版面与时间，也经常成为政治精英与一般民众谈论的焦点。在民意调查的重要性逐渐凸显的情况下，从事民意调查的研究者与研究机构也日益增多，不论是官方部门、朝野各政党、媒体以及其他一些民间单位，都纷纷设立了民意调查机构。
按照一般的说法，如果一项民调的执行过程符合科学、客观、中立的标准，那么就能探测到真实准确的民意。然而在台湾的政治现实下，由于各个研究者所受的民意调查训练并不完全相同，且各个民意调查机构对于民意调查执行过程与质量的要求互有参差，更为重要的是，各主办者的政治倾向和目的也各不相同，使得台湾地区的民调结果呈现分歧、混乱的局面，以至于经常出现这样—种情况：不同的民意调查机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间点，就相同的议题，对同一母群作调查，却得出不一致的调查结果。
那么，台湾地区民意调查的歧异、混乱状况体现在哪里？造成这种歧异、混乱的原因何在？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民意调查？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探讨。
二、研究对象的选择
民意调查可以分为许多环节，而每一环节都会有可能产生误差。以电话民意调查为例，其在执行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误差包括抽样误差、涵盖不足之误差、无反应之误差、访员误差、受访者误差以及来自测量工具(如调查问卷设计)所导致的测量误差等等。以上因素都是一个完整的民意调查评估体系所必须触及的议题。
考虑到资料搜集的困难以及理论水平的局限，本文在分析、解读以及比较不同民调时，仅关注测量工具中的问卷题目设计因素。尽管这是远远不够的，笔者仍然希望通过这次初步的研究，能够对台湾地区的民意调查状况有更多的了解。
从民调题目的内容来看，本文以近年来台湾地区各民调机构在两岸关系一些重大事件或议题上实施的民调所用的问卷为分析对象，这些重大事件或议题包括：两岸“三通”；江丙坤、连战以及宋楚瑜访问大陆、台湾农产品登陆、大陆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等等(由于篇幅所限，上述各种主题的民调资料从略)。
三、相关问卷题目解读
(一)各民调机构关注点和政治倾向的差异及其原因。
在仔细分析比较了各民调机构所用问卷题目的内容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民调机构设计问卷的出发点和关注点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使在同—个议题上也是如此。
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和TVBS在两岸“三通”议题上所实施的民调为例。在前者于2003年8月底委托实施的民调中，各题目一再涉及到两岸“三通”的定位和条件(特别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因素，在该次民调中共有四道题涉及到)等“高层次”的政治问题。而TVBS在2004年5月实施的民调中只有一题涉及到“国家安全”因素，而且这一题还只是询问受访者担不担心两岸“三通”会影响“国家安全”，而并不是把这种担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虽然双方的题目中都提到了两岸“三通”的可能影响，不过，“陆委会”方面关注得更多的似乎只是两岸“三通”对台湾的负面效应。而TVBS的题目不仅在遣词用句上显得比较中立，而且还具体到询问对受访者个人的影响或打算。此外，TVBS的题目中还涉及到对当局施政的评价、要求和期待。跟“陆委会”相比，TVBS在这一议题匕所设计的问卷更多的是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看问题并且比较客观中立。
再以国亲领导人访问大陆的议题为例，各民调机构在题目设计上的差别更是明显。其中“国策研究院”和台湾智库的题目关注的是：江丙坤、连战访问大陆适不适合(在题中一再提示江、连两人没有得到当局授权)？江、连两人的动机何在(比如，是否为了“讨好中共”)？大陆有没有改善两岸关系的诚意？@江丙坤、连战以及宋楚瑜有没有传达所谓“台湾人民的心声”？有没有凸显所谓“中华民国主权存在的事实”？这些问题都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而没有提到或故意忽略了一个普通民众关心的问题，即江丙坤、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对两岸关系——比如对两岸和平或经贸关系发展——的意义所在。相对的，TVBS、《联合报》、年代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问卷题目则没有像前者那样上纲上线，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要淡得多。他们关注的问题有：江、连两人到大陆访问是否合适(但与“国策研究院”和台湾智库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特别提示江连两人“没有得到当局授权”这一点，而是直接询问受访者)？他们的行动对两岸关系的意义或影响(比如，对改善两岸关系、促进两岸经贸与和平有没有帮助)？对他们大陆行的表现评价如何？
此外，从各民调机构设计的题目中我们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不同民调机构之间在设计问卷的时候针锋相对，体现了各自所代表的不同政治立场。比如，刚才已经提到，在江丙坤和连战访问大陆的议题上，“国策研究院”和台湾智库的题目一再质疑江、连两人访问大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在《联合报》的题目中，只有两道是专门针对这种质疑的。
可见，各民调机构在设计问卷时具有不同的关注点和立场，特别是在一些敏感的政治性议题上。有的机构(比如“陆委会”)会更多地从政治层面来考虑，所设计的题目离普通民众的想法比较遥远；或者体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或党派的偏见(比如“国策研究院”和台湾智库，在关于江、连两人访问大陆议题的民调中，他们所设计的题目明显对江、连二人不友善)，缺乏民意调查应有的客观中立性。相对而言，新闻媒体的题目较贴近老百姓，会更多地从经济层面和个人层面来设计问题，在形式上也显得比较直观和简明扼要。
问卷题目关注层次和侧重点的不同对民调结果会有直接影响，以两岸直航议题为例，有学者经过研究之后发现，“民众把对大陆的交通往来看成是个人层次问题，……这和行政部门将两岸的交通往来视为‘国家’整体层次来考量，显然不同”，因此，当仅是纯粹地征询民众对两岸直航议题的意见时，半数以上的民众表示支持，但若两岸直航的议题被赋予更高层次的政治提示⑦时，民众对开放两岸直航的看法立即有了某些限度的缩减。这样的情形似乎显示一般民众倾向对两岸直航议题仅有简单而概括性的模糊概念，甚至只是名词的知晓，对于更进一步的争论点并不熟悉。这种现象同样也体现在其它议题的民调中。
那么，为何不同的民调机构会在同一个议题上设计出大相径庭的题目呢？这和各民调机构的机构特性和政治倾向有直接的关系。
一方面，民意调查单位的机构特性可能会左右民意调查的处理方式。以新闻媒体和行政部门为例，由于前者的受众主要是普通民众，而普通民众经常是从与自身日常生活的关联性来看待相关议题的，而且他们对某些议题的了解程度往往很有限。为了迎合受众的这一特点，新闻媒体的民调题目就不能赋予议题以过多的政治涵义。对于行政部门而言，他们除了想通过民意调查了解民众的政策需求和对其政策的反应之外，也往往试图为其政策或立场寻找或制造民意的依据，通过在问卷设计的内容、结构和遣词用句上做文章，以得到符合自身意图的结果。以“行政院农委会”在“台湾农产品登陆”这个议题上的民调为例，如果我们把他们的题目跟官方的相关政策说明对照一下，可以发现这些题目的关注点全部可以在官方的政策主张里面找到。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在看待台湾当局所实施的民调结果时，一定要联系其政策主张来解读。
另一方面，各民调主办者的政治倾向也是影响问卷设计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台湾政坛如果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可以划分为泛蓝、泛绿两大阵营。两大阵营在“国家认同”、意识形态以及许多重大议题上的立场都存在差别甚至是严重的对立。在这种政治生态之下，一些民调机构也难免染上一点或蓝或绿的色彩。以本文提到的民调机构为例，有些媒体被认为是立场倾向于蓝营或中立，所以他们所做的民调较接近于泛蓝的主张或比较接近民意。而“国策研究院”、台湾智库这两家机构，从其背景来看则明显倾向于绿营的立场。在这种背景之下，两家机构的问卷题目明显流露出对江丙坤、连战的不友善，同时民调结果也倾向于民进党当局的主张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情况也提醒我们，在面对台湾地区的民调时，有必要参考民调主办者的背景来解读。
(二)各民调机构的问卷不符合客观公正原则的表现。
民意调查的本来目的，是要探测真正、全面、客观的民意。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问卷题目的设计而言，必须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问卷的设计者应该超越意识形态或党派的偏见，尽量避免个人或所在机构的政治立场、价值偏好影响问卷的设计。但在台湾地区，民意调查的主办者往往有意或无意违背了这一原则，使得民调结果缺乏科学性和公信力。具体而言，他们对客观公正原则的违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用引导性的语句，引导受访者选取某一个或某一方向的选项。比如下面的题目：“中国大陆一方面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做为武力攻台合法借口，一方面又私下和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达成两岸交流的共识。请问您相不相信大陆真的有改善两岸关系的诚意？”“台湾水果1年总产值约17亿美元，外销中国金额34万美元，占总产值的千分之零点二，是否准备将大陆市场作为主要市场？”“面对中共以《反分裂国家法》做为以后武力攻台的合法借口，有人认为政府应该要增加国防预算对外购买武器，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请问您同不同意这种作法？”等等。这几道题目的共同特点是在询问受访者之前都有一些会明显导向某一个答案的提示或说明。
2、采用具有倾向性的语句，即利用受访者对某些词语的好恶来增加赞同或反对某一个意见的比例。比如题目“有人说：政府要先对台湾的国防、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保障做好规划与安排，才开放两岸直航。对于这种说法，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其中的“做好规划与安排”(受访者怎么好反对这一条件呢？)以及题目“对于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在未经政府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去和中共进行协商，请问您担不担心会对台湾的利益造成伤害？”中的“私自”等等。
此外，由于长期生活在反共意识形态盛行的氛围中，台湾地区不少民众怀有“仇共”、“恐共”情结。在这种心态之下，他们对“中共”、“中共官方”等符号存在一种疏离感和逆反情绪，某些民调机构就利用了民众的这一心理。在一些台湾民众看来，国民党作为在野党，未经授权与作为公权力机关的“中共”达成协议或共识当然是不恰当的，因此会出现受访者答“不恰当”比例偏高的情况。
3、利用“题序效应”(即受访者前面被问到的题目可能会对后面的回答有影响的现象)，采用引导性的问卷结构。比如在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就大陆制定《反分裂国家法》这一议题所做的民调中，先用几道题分别提示“中国大陆政府制订《反分裂国家法》的目的是可以依据这项法律作为武力攻打台湾的合法借口”、“中国大陆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后，凡是被大陆单方面认定是主张台独的台湾人民，大陆会依据这个法律来加以处罚”等明显歪曲事实、令人不愉快的说法之后，紧接着问受访者“整体而言，请问您认为中国大陆制订《反分裂国家法》对两岸交流是有好的影响、不好的影响，还是没有影响？”和“请问您认为中国大陆制订《反分裂国家法》对于两岸未来进行谈判协商是有好的影响、不好的影响，还是没有影响？”显然，受访者选择“不好的影响”的比例会偏高。
4、把某一议题与特定的事件联系起来，或者在某一重大事件发生后以及在特定的时间点进行民意调查。比如“国策研究院”的一道题目：“在中国大陆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做为武力攻台合法借口之际，据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5月份要去大陆访问。请问您认为适不适当？”。把民调与特殊的时空背景联系起来或者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实施民调，其结果显然缺乏一般性的、持久性的意义。
以上四点都是台湾各民调机构在设计问卷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来，政治类民意调查应以探求民意真实的态度取向为最高选择的，希望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助于实践多数人共享的公共利益。然而，由于政治过程经常涉及各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政策利害关系人难免从本位主义的立场，来操作及解读相关的民意调查结果，以实现个人的信念或政治利益极大化为职志，致使民意调查的工具价值可能凌驾于实质理性的目标之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民意调查的公信力就难免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了。
四、如何看待台湾地区各种有关两岸关系的民意调查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台湾地区的民意调查存在不少问题，公信力仍然欠缺。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许有人会认为，那些具有浓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明显违反客观公正原则的民调结果所反映的都不是真实的民意，因此可以不当一回事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所谓“真实的民意”其实指的是原本就存在于受访者头脑中的对于某一事件或议题的意见的总和。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许多民众对于民调所关注的事件或议题的了解程度非常有限，谈不上在接受访问之前就形成了有意义的看法；或者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些看法，但这些想法是模糊的或者是互相矛盾的，也许他们自己也无法确定哪些看法才是其“真实的看法”；再或者，即使已经形成了确定的看法，但这种看法并不是稳定的，在访员的提示下这些民众有可能会偏离或改变原有的看法。在以上三种情况中，“真实的民意”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无法确定，要么没有被探测到。因此，对于通过民意调查(不管其在操作上是如何地合乎公认的科学规范)所探测到的民意，与其把它看成是“真实的民意”(按照前面的定义)，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民意的建构”，即它是通过调查时问卷设计者所使用的语言符号字句、访员与受访者的互动与彼此对于问卷问题的诠释所共同建构的产物。
如果从这种观点出发，同时结合当代台湾地区民意调查的工具性和功利性色彩浓厚、无法摆脱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干扰的现实，那么，我们与其把民调的结果看作是真实全面客观民意的展现，不如把它们看成是从不同角度(官方、民间、蓝绿阵营等等)出发所看到或所制造的“民意”；而从受访者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民调结果体现了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所作出的不同的反应。也就是说，不同的民调结果代表着不同性质与类型的民意，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用“真民意”或“假民意”来给它们分类。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面对台湾地区的民意调查时，就要注意参考不同机构的民调结果，而不能有所偏废，特别是不能仅仅相信和重视那些符合我们意愿的民调结果。因为我们对台湾民意的了解应该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即使是那些在我们看来在严重违背客观公正原则以及不符合我们的意愿的民调，通过分析其实施的各个环节及背景，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某些人或机构(民调的委托、执行者或者他们所在的阵营)的政治立场及其政治目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在一定的情境之下，台湾民众确确实实会作出如民调结果所呈现出的那样的反应，这种反应虽然可能是被诱导的，但并不一定是虚假的(如果“真实”仅仅意味着受访者的意见得到忠实的纪录与处理的话)，如果忽视了这类民调，我们将会失去了解更多真相的机会。
作者：聂学林
第3篇：两岸关系和谐发展的前景初探
两岸关系发展有望争取到“黄金期”
台湾问题因中国内战而遗留至今，也因外部势力长期介入而久拖不决。过去近60年，先是在蒋氏父子领导的大陆政权统治下，两岸军事对峙近40年，主要矛盾是谁代表“一个中国”的“正统之争”。国民党奉行“汉贼不两立”的政策，台我双方隔绝自闭、互不往来，两岸关系比当时国际冷战的大环境还冷。接下来在标榜“民主之父”的李登辉和“台湾之子”的陈水扁领导的本土政权统治下，海峡两岸政治对抗20年，主要矛盾是坚持还是放弃“一个中国”原则的“统独之争”。台当局坚持“两岸两国不妥协”，双边出现了经贸民间往来越来越热、政治关系越来越冷的“非对称”发展态势。如今大陆籍新一代政治人物掌权，开启了两岸关系的新时代，国民党新政权秉持“两岸一中不动摇”，大陆与台湾彼此认同“九二共识”，有望创造出推进岛内和谐、两岸和解、台海和平的历史机遇。岛内和谐才能消除族群对立，凝聚多数民众共识，是两岸和解的社会基础；两岸和解才能结束政治和军事上的敌对状态，致力达成和平协议，是台海和平的重要前提；台海和平才能振兴台湾的经济，共创互利双赢局面，是两岸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只要海峡两岸彼此珍惜并把握当前难得的契机，就有可能创造出两岸关系和谐发展前所未有的“黄金期”。主要理由有五：
(1)中美台三角关系互动好转，“维持现状”成为现阶段各方战略共识和利益交汇点。长期以来，中美台三方在两岸问题上战略目标迥异，立场严重对立，要么美台联合抗中遏统，要么中美合作压台遏独。时至今日国民党取代民进党执政，三方才务实地找到最大公约数，向维持两岸现状聚焦，朝维护台海和平靠拢。祖国大陆现阶段实质上奉行“防独重于促统”，提出在“一个中国”基础上，构建和平发展框架、开创和平发展新局的构想，全力维护战略机遇期；台湾新政权事实上坚持“发展重于统独”，奉行“不统、不独、不武”的政策，主张优先依靠大陆发展岛内经济，并主动释出缓和台海局势、增进双边交流的善意；美国政府行动上坚持“维持台湾事实独立现状重于支持台湾法理独立”，认为两岸“和平共存”最符合“以台制华”的战略需要，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这样，中美台三方60年来第一次在“维持现状”上找到了利益重叠区和战略交汇点，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打开了“机会之窗”。
(2)祖国大陆高举和平发展旗帜，对台凝聚力感召力不断增强。近年来，我党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运用到对台工作领域，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统一，“一中原则”大前提毫不动摇，对台接触交流策略运用空前灵活。政治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发展论”、“主权共同决定论”、“两谋论”和“团结论”等新主张，创新了国家统一的战略思想，赋予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新的时代内涵。经济上，最大限度地为台湾同胞谋福祉，不断推进两岸经贸交流，持续出台惠台政策，增强了祖国大陆的“磁吸效应”，以实际行动在潜移默化中温暖、感化岛内民众；军事上，坚持刚柔并济，一面不动声色地推进“遏独”作战准备、强化“武”的后盾，一面富有诚意地倡议建立军事互信机制、高举“和”的大旗。这样，既占据了对台工作的战略制高点，又占据了民为本、和为贵的道义制高点。
(3)国民党恢复一党主政的控制力，内外环境利于其在两岸关系上有所作为。2008年初的两项重要选举，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大获全胜，改变了岛内政治生态，扭转了8年来“朝小野大”的畸形政治格局，达成了“三个统一”：首先，国民党掌握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实现了对大陆政策决策力与执行力的统一。继掌控72％县市政权之后，接连拿下76％的“立委”席次和“总统”大位，独揽中央与地方、行政与立法大权，恢复到上个世纪末对政局的控制力，改变了“朝小野大、施政空转”的局面。日后，国民党扩大两岸交流的政策举措，既便于得到“立法院”支持，又可迅速在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贯彻落实。其次，马英九提出“两岸共同市场”主张获得普遍认同，实现了扩大两岸交流现实需要与主流民意支持的统一。这次“大选”既选党也选人，更是对国、民两党政策主张的信任投票。尽管“绿营”在竞选关键时刻主打意识形态牌，主攻“一中市场”，但马英九仍以超过58％的得票率胜选，尤其是在以农业为主的中部地区大胜、南部地区支持率大升，说明绝大多数民众理解并认同台湾经济振兴离不开大陆的主张。这为新政权上路后即扩大两岸交流，奠定了民意基础。再次，大陆和美国支持马英九与我对话交流，实现了钳制台湾两大力量态度的统一。祖国大陆对马英九发展两岸关系寄予厚望，对其大陆政策中的积极主张做出善意回应。胡总书记4月份接连精心安排、高规格会见萧万长和连战就可见一斑。美国也支持两岸扩大交流、重启协商对话，公开表态乐见两岸关系缓和，希望双方重启协商对话。可以讲，马英九在改善两岸关系上“想做一些事”；岛内执政党、“立法院”、地方政权、主流民意支持马“能做一些事”；大陆的信任和美国的默认便于马“做成一些事”。内外环境如此有利于两岸关系和谐发展，是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
(4)马英九的大陆政策理性务实，以对话取代对抗成为两岸关系大趋势。马英九祖籍大陆、生于香港、长于台湾，不仅长期接受国民党政治世家的传统熏陶，而且深受西方文化思想和台湾民主化的影响，其大陆政策总体上较为理性务实，既坚持“中华大一统”理念，又注重维护台湾利益。关于台湾定位，马坚持“一中各表”，反对“法理台独”，强调任内“既不会争取统一，也不会谋求独立，将努力维持现状，追求台海和平”；关于协商对话，马认同“九二共识”，希望两岸在“互不否认”前提下，按照“先经贸后政治”议题顺序，尽快恢复两会协商，“再现汪辜会谈的历史时刻”；关于两岸交流，马希望“互利双赢”，明确上任后将立即启动直航、开放大陆游客赴台观光、放宽台商投资大陆限制，进而建立“两岸共同市场”；关于国际空间，马提出“活路外交、拥抱全球”的新思维，主张“外交休兵”，在两岸达成默契后，以“中华台北”等弹性名称寻求加入国际组织；关于军事关系，马主张“化解敌意”，建立军事互信，签署和平协定，努力成为“和平缔造者”。这些想法和主张，决定马英九任内不会与我谈判和平统一问题，但有助于消除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让两岸关系峰回路转、春暖花开。
(5)台湾多数民众崇尚务实，和平与发展成为岛内民众的主流意志。民进党执政期间，“只顾拼选举、无心拼经济”，竭力挑动民粹意识，对内制造族群对立、对外制造两岸对抗，使台湾人民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与代价。历经8年的蹉跎，岛内民众尤其是中间选民日渐成熟理性，对民进党以“台独”为本、以“对抗”为纲的大陆政策强烈质疑与不满。绝大多数人“崇尚务实、利益至上”，希望借助大陆庞大的市场，实现台湾经济复苏，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最新民调显示，九成左右的民众支持有条件开放两岸交流，六成多的人赞同两岸复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台湾每年新增约35万～40万年轻选民，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意识形态色彩淡薄，对岛内经济状况敏感，普遍希望两岸关系的改善为个人带来实惠，因而多数认同马英九的经济和大陆政策。据媒体报道，这次“大选”新生选民中“蓝营”支持者首次超过了“绿营”。岛内“民粹主义”退潮、“务实主义”盛行，也厚植了马英九改善两岸关系的民意后盾。
两岸关系发展仍然面临内外多重阻力
两岸关系和谐发展机遇难得、困难与挑战仍不少，面临着内外诸多阻力：
一是国民党加速本土化转型、坚持“台湾优先”，与我政治分歧一时难以化解。该党本身就是一个难缠的对手，重新执政后将加速推进组织和政策台湾化，坚持“台湾优先、本土至上”立场，国共两党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难以轻易化解，一些新的矛盾则可能凸显出来。比如“九二共识”问题，国民党刻意把“一中各表”延伸为两岸“互不否认”，要求我不否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企图形成两岸互为对等政治实体的局面；又比如“外交休兵”问题，国民党片面要求我方停止对台“外交打压”，便于其维护“邦交”阵营、灵活加入联合国及其外围组织，趁机打开“外交活路”；再比如“直航交流”问题，国民党优先考虑的是利用大陆的资源与市场发展台湾经济，壮大自身实力，积累与我讨价还价的资本；还比如“军事互信”问题，国民党实质上想单方面要求我东南沿海地区减少兵力，削弱我军事斗争准备。
二是马英九西方“民主”色彩浓、外省包袱重，开放大陆政策顾忌颇多。一方面，马在历史上有着强烈的反共色彩和特殊的亲美背景，在意识形态上尊崇西式“民主”制度，反对《反分裂国家法》和“一国两制”，主政后很可能借两岸直航之机，对我进行“民主、人权、自由”思潮渗透，取悦西方。美日将利用“共同价值观”插手台湾事务，推动台在两岸互动中更多地发挥“民主示范”作用，并要求马英九配合其意识形态战略。另一方面，马抗压性欠强、每当对手攻击其“一中罩门”时，往往后缩妥协，执政后为显示其站稳“台湾主体性”立场，在开放两岸交流的幅度与深度方面有可能缩手缩脚，甚至举棋不定。最近，马英九力排众议坚持任命台联党前“立委”赖幸媛出任陆委会主委，国民党内反弹强烈，认为这是“一记离谱的险招”，可能向大陆传递错误讯息。这也说明马英九在发展两岸关系问题上有所保留，有自己的盘算。
三是民进党的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视，将竭力阻挠两岸关系迈向缓和。该党虽在“立委”和“总统”选举中惨败，但四成左右的基本盘较为稳固，又有反省改造的内动力，还有美日等外部势力支持，仍将是岛内二元政治中的重要一极。选后，针对马英九在两岸关系上释出善意，该党竭力扯后腿，公然否认“九二共识”，大肆鼓噪两岸直航将危及“国家安全”、开放台商西进会“掏空岛内经济”、启动两岸协商势必“踏入统战陷阱”。下一步，民进党一旦通过政党转型，实力有所恢复，很可能发动“罢免”、“倒阁”，或推动加入联合国、“修宪”确认领土范围等“公投”，并迫使执政党妥协让步。美国继续利用民进党作为牵制“蓝营”和大陆的重要棋子，甚至可能纵容“台独”势力制造统独事端，以平衡两岸关系改善势头，避免两岸过度接近。因此，即使在国民党执政的情况下，台海爆发中低强度政治危机的可能性不排除。
四是美日对台政策可能出现新调整，设法制约两岸交往过近过密。国民党主政后，外部势力将加大干扰和牵制力度，力图维持“三个微妙平衡”：政治上，维持蓝绿实力的微妙平衡。面对选后国民党一党独大，美日为防止“政治天秤”彻底失衡，将着力扶持民进党稳住阵脚、恢复元气，与国民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两岸间，维持不统不独的微妙平衡。美虽支持两岸扩大直接交流，但对两岸关系发展疑惧加深，将重点防范双方交往过热。近来，美一再告诫马英九维护台湾的主体性，不要与大陆走得太近。今后，一旦两岸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美日可能设法出面干扰牵制，将美国主导下的“维持现状”机制强加给台海两岸，最大限度地维护其战略利益。军事上，维持两岸战力的微妙平衡。马英九上台后，美对台当局主动挑起军事冲突的顾虑减少，将放手加强与台军事合作与交流，加快对台指标性军售进程，协助台军“构建坚强武力”，增强与我军事相持的筹码，拉长两岸军备竞赛的时程，对冲和消耗两岸间可能签署和平协议的效力，力图在三方博弈中占据主导。马英九幕僚认为，美在“大选”中给了马不小的支持，选后势必将其兑换成实质回报，马大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难以摆脱美国的束缚。美国媒体报道称，保守派已大声警告“美国必须防止台湾被进一步纳入大陆的轨道”。
因此，两岸关系表面热度与深层温度有差异，决策到实施有距离，开花到结果还有漫长的过程。两岸关系和谐发展的机遇期，既是难得的，也是脆弱的，需要有关各方积极争取、有效把握、精心维护，否则稍纵即逝。
两岸关系发展将呈现经热政温的特征
透视马英九竞选期间及当选后的一系列政策宣示，可以预见其任内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策略是：“先易后难、先同后异”，从大处着眼、小处人手，优先解决经贸和事务性问题，暂时回避较为棘手的政治议题。内部事务优于两岸关系，两岸关系优于外交事务。总体趋势：协商谈判，两会机制主导、国共论坛辅助；双边交流，经贸领域全面大幅升温，政治层面保持不冷不热；开放速度，民间直接交流快、军事互信与和平协议进展慢。4月12日，萧万长与胡锦涛总书记会谈时，提出了“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并建议“四快”，即赶快开始周末直航、赶快开放大陆赴台观光、赶快促进经贸关系正常化、尽快恢复两岸协商机制。这就明确揭示了国民党新政权发展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与当务之急。今后几年，两岸关系和谐发展，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有望取得明显成效。
(1)两岸经济合作与经贸联系更加紧密，共同市场形成构架。建立“两岸共同市场”是马英九经济与大陆政策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比照欧盟模“化解敌意”，建立军事互信，签署和平协定，努力成为“和平缔造者”。这些想法和主张，决定马英九任内不会与我谈判和平统一问题，但有助于消除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让两岸关系峰回路转、春暖花开。
(5)台湾多数民众崇尚务实，和平与发展成为岛内民众的主流意志。民进党执政期间，“只顾拼选举、无心拼经济”，竭力挑动民粹意识，对内制造族群对立、对外制造两岸对抗，使台湾人民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与代价。历经8年的蹉跎，岛内民众尤其是中间选民日渐成熟理性，对民进党以“台独”为本、以“对抗”为纲的大陆政策强烈质疑与不满。绝大多数人“崇尚务实、利益至上”，希望借助大陆庞大的市场，实现台湾经济复苏，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最新民调显示，九成左右的民众支持有条件开放两岸交流，六成多的人赞同两岸复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台湾每年新增约35万～40万年轻选民，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意识形态色彩淡薄，对岛内经济状况敏感，普遍希望两岸关系的改善为个人带来实惠，因而多数认同马英九的经济和大陆政策。据媒体报道，这次“大选”新生选民中“蓝营”支持者首次超过了“绿营”。岛内“民粹主义”退潮、“务实主义”盛行，也厚植了马英九改善两岸关系的民意后盾。
两岸关系发展仍然面临内外多重阻力
两岸关系和谐发展机遇难得、困难与挑战仍不少，面临着内外诸多阻力：
一是国民党加速本土化转型、坚持“台湾优先”，与我政治分歧一时难以化解。该党本身就是一个难缠的对手，重新执政后将加速推进组织和政策台湾化，坚持“台湾优先、本土至上”立场，国共两党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难以轻易化解，一些新的矛盾则可能凸显出来。比如“九二共识”问题，国民党刻意把“一中各表”延伸为两岸“互不否认”，要求我不否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企图形成两岸互为对等政治实体的局面；又比如“外交休兵”问题，国民党片面要求我方停止对台“外交打压”，便于其维护“邦交”阵营、灵活加入联合国及其外围组织，趁机打开“外交活路”；再比如“直航交流”问题，国民党优先考虑的是利用大陆的资源与市场发展台湾经济，壮大自身实力，积累与我讨价还价的资本；还比如“军事互信”问题，国民党实质上想单方面要求我东南沿海地区减少兵力，削弱我军事斗争准备。
二是马英九西方“民主”色彩浓、外省包袱重，开放大陆政策顾忌颇多。一方面，马在历史上有着强烈的反共色彩和特殊的亲美背景，在意识形态上尊崇西式“民主”制度，反对《反分裂国家法》和“一国两制”，主政后很可能借两岸直航之机，对我进行“民主、人权、自由”思潮渗透，取悦西方。美日将利用“共同价值观”插手台湾事务，推动台在两岸互动中更多地发挥“民主示范”作用，并要求马英九配合其意识形态战略。另一方面，马抗压性欠强、每当对手攻击其“一中罩门”时，往往后缩妥协，执政后为显示其站稳“台湾主体性”立场，在开放两岸交流的幅度与深度方面有可能缩手缩脚，甚至举棋不定。最近，马英九力排众议坚持任命台联党前“立委”赖幸媛出任陆委会主委，国民党内反弹强烈，认为这是“一记离谱的险招”，可能向大陆传递错误讯息。这也说明马英九在发展两岸关系问题上有所保留，有自己的盘算。
三是民进党的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视，将竭力阻挠两岸关系迈向缓和。该党虽在“立委”和“总统”选举中惨败，但四成左右的基本盘较为稳固，又有反省改造的内动力，还有美日等外部势力支持，仍将是岛内二元政治中的重要一极。选后，针对马英九在两岸关系上释出善意，该党竭力扯后腿，公然否认“九二共识”，大肆鼓噪两岸直航将危及“国家安全”、开放台商西进会“掏空岛内经济”、启动两岸协商势必“踏入统战陷阱”。下一步，民进党一旦通过政党转型，实力有所恢复，很可能发动“罢免”、“倒阁”，或推动加入联合国、“修宪”确认领土范围等“公投”，并迫使执政党妥协让步。美国继续利用民进党作为牵制“蓝营”和大陆的重要棋子，甚至可能纵容“台独”势力制造统独事端，以平衡两岸关系改善势头，避免两岸过度接近。因此，即使在国民党执政的情况下，台海爆发中低强度政治危机的可能性不排除。
四是美日对台政策可能出现新调整，设法制约两岸交往过近过密。国民党主政后，外部势力将加大干扰和牵制力度，力图维持“三个微妙平衡”：政治上，维持蓝绿实力的微妙平衡。面对选后国民党一党独大，美日为防止“政治天秤”彻底失衡，将着力扶持民进党稳住阵脚、恢复元气，与国民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两岸间，维持不统不独的微妙平衡。美虽支持两岸扩大直接交流，但对两岸关系发展疑惧加深，将重点防范双方交往过热。近来，美一再告诫马英九维护台湾的主体性，不要与大陆走得太近。今后，一旦两岸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美日可能设法出面干扰牵制，将美国主导下的“维持现状”机制强加给台海两岸，最大限度地维护其战略利益。军事上，维持两岸战力的微妙平衡。马英九上台后，美对台当局主动挑起军事冲突的顾虑减少，将放手加强与台军事合作与交流，加快对台指标性军售进程，协助台军“构建坚强武力”，增强与我军事相持的筹码，拉长两岸军备竞赛的时程，对冲和消耗两岸间可能签署和平协议的效力，力图在三方博弈中占据主导。马英九幕僚认为，美在“大选”中给了马不小的支持，选后势必将其兑换成实质回报，马大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难以摆脱美国的束缚。美国媒体报道称，保守派已大声警告“美国必须防止台湾被进一步纳入大陆的轨道”。
因此，两岸关系表面热度与深层温度有差异，决策到实施有距离，开花到结果还有漫长的过程。两岸关系和谐发展的机遇期，既是难得的，也是脆弱的，需要有关各方积极争取、有效把握、精心维护，否则稍纵即逝。
两岸关系发展将呈现经热政温的特征
透视马英九竞选期间及当选后的一系列政策宣示，可以预见其任内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策略是：“先易后难、先同后异”，从大处着眼、小处人手，优先解决经贸和事务性问题，暂时回避较为棘手的政治议题。内部事务优于两岸关系，两岸关系优于外交事务。总体趋势：协商谈判，两会机制主导、国共论坛辅助；双边交流，经贸领域全面大幅升温，政治层面保持不冷不热；开放速度，民间直接交流快、军事互信与和平协议进展慢。4月12日，萧万长与胡锦涛总书记会谈时，提出了“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并建议“四快”，即赶快开始周末直航、赶快开放大陆赴台观光、赶快促进经贸关系正常化、尽快恢复两岸协商机制。这就明确揭示了国民党新政权发展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与当务之急。今后几年，两岸关系和谐发展，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有望取得明显成效。
(1)两岸经济合作与经贸联系更加紧密，共同市场形成构架。建立“两岸共同市场”是马英九经济与大陆政策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比照欧盟模
式，实现生产要素在两岸间的无障碍运转，使“人员自由通行、资本顺畅流通、租税相互协调、市场单一广大”，让“台湾2300万人进入13亿人的大市场”，实现两岸共同分享、共同成长、共同获利。尽管这一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马英九第一任期将优先完成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以开放促发展、以交流谋实利。由于建立“两岸共同市场”符合台湾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迎合了岛内民众的迫切期待，契合了祖国大陆“以经促政”的对台政策主轴，有助于促进两岸经贸关系步入“高速增长期”和“黄金发展期”。主要有三项指标：一是台商投资大幅增加。随着马英九以“原则开放、例外管制”取代陈水扁时期“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岛内企业投资大陆的禁锢放松，投资额度(投资金额不得超过净资产总额40％)和高科技产业根留台湾等限制减少，可能引发新一轮大陆投资热。二是金融合作日益密切。两岸可望设立金融监理机构，建立货币自由兑换机制，互设银行分支机构，并开放陆资入台，为建立共同货币政策奠定基础。三是关税障碍逐步减少。两岸有望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互设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贸易代表，以台湾农产品登陆为先导，逐步打破关税壁垒，相互给予关税优惠，建立“区域贸易”机制。可以预料，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将成为新时期两岸关系发展的“催化剂”，促进两岸由经济往来迈向经济融合，并产生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
(2)两岸直航、旅游和社会交流有望取得新突破，人员往来大幅增加。马英九上台后，将逐步取消前政权限制两岸接触交流的政策樊篱，打开人员往来的方便之门。马已单方面宣布两岸直航的时间表，将此作为兑现竞选承诺的第一步和改善两岸气氛的风向标。由于内外环境日益成熟，两岸交流往来将呈现出空前热络的局面。一是双向直航逐步开放。计划7月1日前落实“周末包机”，年底前实现“每日包机”，2009年6月前把包机改为班机。届时，台湾将开放七个机场(松山、桃园、清泉岗、小港、花莲、台东、马公)，与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11－15个大城市双向对飞。二是观光旅游快速发展。台将开放大陆游客赴台观光旅游，初步计划6－7月份即付诸实施，年内每天安排3000人，之后逐年大幅增加，至2011年每天突破1万人大关。三是社会交流更加广泛。两岸将建立学术、宗教、体育、文化、卫生等层面的制度化交流管道，特别是台方承认大陆学历后，双方青少年的交流互动更趋频繁，进而出现“两岸学生从小交朋友，年轻时代就建立友谊”的良好局面。可见，马英九上台后两岸交流“单向、间接”的畸形格局将被彻底打破，民众接触往来大幅增加，相互隔阂逐步减少。国民党智库“国政会”预估，至2012年两岸每年人员往来将突破1000万人次，其中大陆赴台人员将达到400万人次。
(3)海基与海协两会运作恢复常态，协商对话成为制度化管道。重启两岸协商对话，是台海局势缓和的重要标志。由于马英九认同“九二共识”，既有与我协商的诚意，也有具体可行的计划，两岸复谈已提上议事日程，马就职后不久即会拉开序幕。在谈判基础上，两岸可能立足“九二共识”和“一中各表”，搁置“主权”争议，在“互不否认”的前提下，各自解释“一中”框架下的自我定位，绕过协商对话的根本障碍。在谈判形式上，可能采取半官方与政党并行的“双轨模式”，其中海协与海基会为谈判主体，国共论坛等政党交流管道则扮演辅助角色。在谈判地点上，选择空间较大，可能在台湾、大陆之间轮流举办。马英九明确提出“不必到第三地”，并认为“大陆坚持两岸的事情，不容第三者参与，这是合理的”。在谈判议题上，将按照“先经济后政治、先务实后务虚”的顺序进行，优先解决两岸交流合作中的事务性问题，并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至于国际空间、和平协议等政治性敏感性议题，由于双方各有坚持，马英九第一任期一般不会触及，即便讨论也不急于达成共识。因此，两会复谈内外环境总体有利、各项条件水到渠成，但真正谈起来也不会一帆风顺，谈判进程将是曲折的、反复的。特别是马英九面对岛内政治现实，出于“台湾主体意识”、“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等因素考虑，短期内难以推动两岸政治领域的协商与合作。
(4)两岸多领域多层次协作日趋密切，事务合作不断拓展深化。为解决两岸关系发展中的诸多衍生问题，双方将广泛开展合作，建立职能部门间对口机制，并签署事务性合作协议。可能优先解决四个方面的难题：针对两岸跨区犯罪日益突显，致力改变目前仅由台警政署刑事局与我进行个案合作的模式，逐步建立共同打击犯罪机制，实时互通案情、移交罪犯，进而推动司法刑期相互承认。针对两岸渔事纠纷明显增多，推动签署“渔业合作协议”，协商解决“越界捕鱼”问题，共同保护渔业资源，并规范雇佣关系，以保护大陆渔工利益。针对两岸合作防灾防疫更加紧迫，逐步建立紧急通报机制，相互分享气象、地震等信息，在第一时间互通灾情、疫情，并开辟专家合作管道。针对两岸媒体交流呼声日渐升高，可能开放两岸媒体互设办事处，允许记者自由采访，放宽大陆出版物和影音产品进入台湾市场，并以合作经营模式试办报刊杂志。岛内学者分析，今后几年两岸事务性合作的范围不断拓展，程度明显加深，从而带动两岸关系加速发展。
(5)两岸在国际舞台上正面交锋、激烈对抗减少，“外交角力战”有所缓解。由于陈水扁任内大力推动“烽火外交”，竭力凸显“台湾主权独立”地位，两岸围绕维护与突破“一个中国”框架展开了激烈较量。马英九上台后，将全面调整“对抗性外交思维”，改采“弹性外交”策略，力避“相互冲撞、彼此消耗”，争取在“兼顾尊严”的前提下，实现“外交休兵”，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问题。最近，马私下向我传话，希望在其就职之初，两岸能达成某种默契，使台湾的“邦交国”数量不再减少，以利其巩固执政地位。马还考虑，在加入国际组织问题上要改变民进党“过度纠缠于名份的老路？，充分考虑大陆的反应，改用弹性名称，且降低申请频率，“不一定每年都搞，可改为两年一次”。尤其是马当选后主动提出用“中华台北”名称加入世卫组织，是一个积极、务实、善意的表态。从马的“外交政策”看，既有所坚持，也有所调整：一是维持一定“邦交规模”的目标不变，但力避与我“互挖墙脚”，减缓对抗性；二是争取重返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企图不变，但可在名称、方式上做策略调整，降低敏感性；三是优先发展与美、日实质关系的立场不变，但注重保持美(日)中台三角关系的微妙平衡，保持协调性。因此，马英九可能把两岸关系置于“务实外交”之上，双方“外交争夺战”有望趋缓，但深层次矛盾将长期存在，两岸协调解决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问题尚需时日。
(6)两岸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得以舒缓，军事对峙逐步解除。陈水扁执政后期，台海局势紧绷难弛，危机一触即发。国民党执政后，“法理台独”的现实危险明显降低，为两岸关系注入了一股暖流。尤其是马英九考虑全面调整“国防政策”，摒弃“零和思维”，化解两岸敌意，努力成为“和平缔造者”，这与陈水扁的“麻烦制造者”形成鲜明对比。一是力避对我挑衅。马宣布放弃先发制人、先制攻击的“双先战略”和“决战境外”构想，坚持“攻守兼备、预防为先”的守势战略，强调绝不主动挑衅，不打第一枪，全力遏阻战争。二是力推“务实建军”。马宣称不再把军事力量作为“谋独后盾”，而作为“致和本钱”，通过走“务实建军”之路，平时“确保台海无战事”，战时控制战争规模，以“能战”达成“能和”目的。三是力促“军事互信”。马强调通过两岸协商对话，与我建立军事互信机制，要求我撤除对台导弹部署，签署“和平协议”，维持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台海和平，使台湾成为“稳定的贡献而非冲突的热点”。可以预料，台海军事对峙的紧张气氛将明显趋缓，但真正要建立军事互信关系，现阶段内外条件均不具备，火候未到。
总的看，马英九执政后，我对台工作环境均可望出现较大的改善，岛内独与反独力量对比将发生积极的变化，稳定台海局势和促进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有利的形势及难得的机遇。但是，国民党不会与我谈和平统一，民进党不会停止闹独立，美国不会放弃“以台制华”。因此，我既要把握并利用好台湾二次政党轮替给两岸关系发展带来的有利契机，又要趋利避害，未雨绸缪，早谋对策，掌握主动权。
作者：张明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