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探析
1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下的农地制度（1949年—1952年）
新中国成立前，全国解放区内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区以外的敌占区和国统区实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在新中国政府刚刚成立时的新解放区内，农村土地分配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将近一半的耕地被占人口比重不到5%的地主阶级所占有，而其他大量农村人口只能使用剩余一半的耕地，而其中很多贫农和雇农甚至完全没有土地。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运动。
1949年冬开始，在华北解放新区约有1000万人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中，将需要改革的地区分为三类：一类是纯新区，即未进行过土改的地区；一类是恢复区，即曾经进行过减租减息、反奸清霸、调剂土地或农民自主分配土地的地区；最后一类是重灾区，即暂不实行土改的地区。在这三类地区，政府实行了不同的土改做法。在纯新区，采用充分发动群众，建立健全基层群众组织，肃清封建势力，镇压匪特，摧毁国民党的农村基层政权，在此基础上进行没收地主和富农土地、向普通农民分配土地的土改工作。在恢复区，镇压罪大恶极、群众痛恨的奸匪恶霸，发动群众；对地主反攻倒算夺取的土地一律宣布无效，由农民收回并还给原有田户。通过土改运动，1950年春，华北新区基本完成土改的村有25000多个，占新区村庄总数的70%。
1950年6月9日—19日，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1950年6月14日—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此后，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各地区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开始分期分批推行土地改革。
该次土地改革主要以“反霸——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征收和分配——复查”的步骤进行。其中，没收和征收的主要对象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它公地；征收工商业主在农村的土地；征收半地主式富农出租的土地；征收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能力而出租的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量两倍以上的那一部分土地，这主要指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小贩等出租的土地；在某些特殊地区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一部分或全部。被没收和征收的土地，由本乡农民协会接收后，采用统一、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所有。
2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村土地制度（1953年—1956年）
1953年春，在基本完成了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后，中国的农民个体经济的制度框架也就基本形成。在此种经济模式下，农村社会趋于稳定，农业生产的经济产量也逐步开始增长。但是，个体经济下的农村社会，一些新的问题开始出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
1、“慎重起步”的农业互助组
建立农业互助组，即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私有制好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实行劳动互助。这种农业互助组的形式，在中国的农业发展历史上是长期且较为普遍存在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华北的一些省区和东北北部老解放区，为了克服农民家庭个体劳动力少、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短缺的困难，就出现过几户农民家庭在农忙季节生产互助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恢复时期，为扩大生产、加强副业、建设小型水利等，一些临时互助组开始向常年互助组发展。这种互助合作制度，有助于解决长期战乱后农民劳动力、畜力和生产工具不足等家庭经营困难，提高了农民的生产能力和劳动效率，受到大多数农民的欢迎。农民纷纷表示“互助有四强，劳力强、技术强、畜力强、粪肥强”，而单干户则是“独木不成林，孤岛不成群，生产有困难，干活累死人”。
2、“快速发展”的初级社
初级农业合作社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私有的条件下，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统一分配，合作社给予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一定的报酬。最早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是为了解决互助组时期共同劳动和分散经营之间的矛盾。这种合作社的形式比互助组更有利于集约化使用土地和分工协作，同时对于平整土地及建设小型水利等需要一定资本投入的农务工作的开展有所帮助。初级社的产权制度可以说是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度。初级社内生产资料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使生产资料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都得到了更有效的规范。同时初级社有效克服了互助组生产经营规模过小的局限性，为农民提供了一种更具规模和效益的稳定的生产方式。因此，初级合作社符合当时农业的生产条件，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3、“跑步完成”的高级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采用“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实行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在高级农业合作社里，土地由集体统一经营使用，全体社员参加集体统一劳动，同时取消了土地分红，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由于高级社取消了土地报酬，农民个人的土地已经作为合作社生产资料被无偿转归合作社集体名下，农民土地所有制也就转变为集體所有制，从而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消土地报酬，本意是为了使农业生产更容易集中和积累资金，扩大农业再生产能力，也有助于国家工业化建设的资本积累。但是，由于高级社在推进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过急过快，违反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同时合作社规模过大使得一些合作社管理者的生产指挥往往脱离实际顾此失彼，再加上平均主义盛行，种种原因导致农业大规模减产，总体上呈现衰退趋势。
3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农村土地制度（1957——1977年）
1958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过后，由于经济建设中“左”的思想的影响，中央开始把“超英赶美”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并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总路线，各地农村掀起了合并农业合作高级社“办大社”的运动。
同年秋天，进一步发展成兴办大型综合性的人民公社运动，仅仅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在全国农村普遍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实行了土地和其他打算大型生产资料的公社集体所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三级”，是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基本生产队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三级所有”是指人民公社范围内的土地及其他集体资产属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基本生产队所有，并按照资产登记划分权属；“队为基础”是指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村土地的基本部分属于生产队，一小部分属于公社和生产大队所有。同时，仍保留了一小部分农民家庭的自留地。这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集体经营制度，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前。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由生产队组织本队的劳动力统一经营和耕种，农民家庭和个人不拥有独立的土地财产权利，也不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和收益分配。
这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依靠行政手段配置土地资源的制度安排，符合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的必要，但也从一开始就暴露出固有的制度缺陷。首先，由于土地产权归属不是家庭这一农业经营的最小单位，土地利用和劳动投入缺少产权上的激励和约束——在集体统一所有并经营管理的制度下，劳动的激励非常低，而劳动的监督成本又很高。其次，土地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征收和划拨进行资源配置，导致土地资源配置的决策权集中在不止一个政府管理部门手中，而土地使用的需求主体却没有资源配置的自主决策权，因此导致土地资源利用方式粗放不合理，缺少对土地资源的统一调配和统筹规划。最后，由于这种人民公社化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在国家强制性引导下的制度，政府在制度的供给和维持中具有强制力，因而作为基础生产经营单位的社员和生产队不可能享有从制度中主动退出的“退出权”。而这种制度退出权的缺失形成了一种人民公社内部农户和农户之间博弈的“囚徒困境”[1]，直接导致农户选择降低自身的生产效率来维持自身收益的均衡，也使得这种制度的改进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和政治风险。
虽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后来的反思中也意识到，如果不急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在充分发挥土改带来的农民个体所有制的积极性之后，才去动摇私有制；那样可能不至于“搞成后来那样千篇一律的农业集体化模式”。但是应该看到，第二次土地改革的前半段，在政治上，作为新生国家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进一步推进和参与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政治地位逐渐上升，同时更多地实现着公共管理职能。然而，到了人民公社期间，政府忽视经济规律，各地方为了“争先”放大中央政策的错误，剥夺农民农业生产的自主权，忽视农民的意愿进行生产，完全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和指令办事，造成了农村农业生产效率的极其低下，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作者：李才宁
第2篇：改革开放以来人的发展研究
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之一，但是人的发展研究并不是独立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以及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之外的，相反，是内在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之内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社会主义本质以及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认识的不断深入，对人的发展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并取得了众多成果。可以说，人的发展研究实际上是和中国改革开放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紧密相关的。换言之，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激发了国内学者对人的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并形成了相应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因此，只有把人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历史问题，并置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考察，才能理清脉络，进而掌握问题的关键。
一、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人的发展的异化问题
20世纪80年代前后对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激烈争论，不仅激发了学界对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成了人的发展研究最初阶段的主要内容，其中涉及人的发展的异化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如何理解人性和人道主义。其一，对人性的理解有所不同，一开始表现为文艺界对反映人性作品的评论，认为人性是人类自然的本性，随后发展到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提出“人性就是人的本质”的观点；其二，对人道主义的界定也有所不同，一种观点强调人道主义就是注重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世界观，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区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从抽象的个人出发，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提出道德原则和政策；其三，有学者总结了之前的争论，认为应把传统的人道主义分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与“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两个方面，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要反对前者，坚持后者。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人的异化现象。这一问题的讨论，直接反映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发展问题。其一，主张“社会主义异化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思想、政治和经济上都存在异化现象，其各个方面的主体都是人，所以也可理解为存在人的异化现象；其二，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需要置于马克思所讲的具体语境中，如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特殊的雇佣劳动，并不是指社会主义社会。此外，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和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不能简单地解释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现象。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其一，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人道主义，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既具有伦理倾向，又具有自然主義倾向的人道主义，同时也是彻底的、革命的人道主义；其二，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一旦把个人理解为“社会人”，就代表它彻底超越人道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其三，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体系，要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但不能拒绝对人的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时，有学者总结强调，对人道主义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批判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二）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的内涵
讨论人的异化问题必然关涉到对人的本质的把握和理解。学界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可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从一般意义理解，认为人的本质就是改造世界的能力，即劳动实践；第二，特别强调社会关系的意义，一方面认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另一方面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中的前一个“人”是类存在意义上的，故可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最高本质”；第三，是将上述两点综合起来，认为人的本质是一个具有两个基本层次的双重结构，即人类内在本质和个人现实本质的对立统一。在此基础之上，有学者认为可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的需要，这不仅是对上述两点的综合，也是一种超越，更是对人的本质的历史性体现。
讨论完人的本质问题后，学界对于人的发展的内涵也有着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理解，一方面，是从理论上对人的发展的内容进行不断丰富，另一方面，从实践上结合新形势寻找人的发展的条件和路径，即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丰富人的发展的内容。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从三个角度来界定人的发展的内容：其一，从理论渊源和理论框架来理解，一方面，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既有作为感性生存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发展的希腊传统，又无法完全摆脱德国古典哲学中基督教把人的本质想象为一种超越的存在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认为当代人的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类的和谐发展。其二，从发展规律和整体图景来理解，一方面，认为在人的社会属性方面可总结出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等七条规律，另一方面，认为人的发展包括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和作为类的人的发展两个层次，是一个由简到繁，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三，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规定性来理解，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以及人性的全面生成都包含了人的发展多方面规定：有人的劳动活动以及人的需要和能力的发展，也有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占有与控制，还有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个性的自由发展。
第二，挖掘人的发展的条件。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虽然比较多，对某些条件的定位有所不同，但所述的条件可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其一，主体条件，包括个人生存自觉的注重、个人生存空间的扩大、个人生存感受的丰富。其二，生产实践条件，包括消灭旧式分工（其中有学者认为可通过大工业的发展、资本的发展、教育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等方面实现消灭旧式分工）、增加自由时间（有学者认为增加自由时间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根本条件）、劳动性质的改变。其三，外部客观条件，包括和谐、宽松的社会环境和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
第三，寻求人的发展的途径。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在持续，对具体途径的论述也很多，其中最主要的途径有四个方面：其一，大力发展生产力，因为生产力是人的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其二，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教育事业，物质生产固然重要，但是精神生产也不可忽视；其三，制度和组织的创新与建设，制度上确保优秀人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组织上通过学习机制、转化机制和创新机制来取得实效；其四，注重人的自主发展和自我塑造，其关键在于实现国家政治、经济上的自主发展，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人的自主发展和自我塑造。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忽视了对人的发展的重视，从而表现为对资本的“失控”，甚至导致了人的道德滑坡等現象的出现，这些都激发了学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批判性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本质和特殊本质，并从特殊本质出发，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的正负效应。其一般本质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即人、人和人的社会关系都通过物、物和物的交换关系来表现和实现，而其特殊本质是人对物具有自觉依赖关系、合乎社会主义原则的依赖关系和合乎人性的依赖关系。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出发，可以说，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孕育人的主体自我意识和独立个人的形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依然存在，把握不好物对人统治的限度，就容易出现拜金主义、个人利己主义等现象。
第二，全球化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总体来看，全球化是促进人的发展的必然途径，人的发展也是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全球化通过全球性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要求人们自我革命、自我创新、自我丰富。具体来说，是通过消除劳动部门的职业固定化、扩大人们的交往活动、打破民族文化的局限、鼓励个性的充分发展等方式促进人的发展；然而，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过程，在为人的发展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由于新的国际分工导致的职业固定化、甚至失业，西方价值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的冲击，网络社会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等。
第三，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大致相同，都认为资本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又限制了人的发展，即资本既有创造文明的逻辑，又有价值增殖的逻辑。但是论证的角度有所不同：其一，从人的自然力角度论证，认为人的自然力可分为个人的自然力与“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资本逻辑一方面开发和利用这两种自然力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资本在扩张的同时不断掠夺人的发展空间，限制人的发展；其二，从现代性角度论证，认为资本逻辑支配的现代性，一方面表现为牺牲个人而换来整个社会的整体发展，为每个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另一方面资本逻辑所支配的现代性的全面异化，加剧了社会与个人之间对抗性矛盾，必然导致人的发展片面化、残缺化。
不难发现，在综述以上主要问题时，“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中心线索，也是人的发展研究的落脚点。当然，抓住这条线索去关注人的发展研究中主要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需要充分考虑不同阶段的历史背景，还需看清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很多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积极因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在制约人的发展。其中，近年来讨论的热点问题“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也是这一线索的实质体现。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学界的观点较为一致，认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互为前提与基础，促进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与最终目的，而加快社会发展，又是促进人的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途径，人的发展则是社会发展的最终体现。
二、研究的思路
（一）从纯粹理论反思转向历史现实的追问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人的发展研究，可以发现，人的发展研究实现了从作为纯粹理论问题向历史现实问题的思路转变。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就开始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重点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人的异化问题的争论，从而引发出对人是什么，即人的本质问题、人的价值问题、主体性问题的进一步追问，一系列被压抑许久的个人问题被激发出来，要求在理论上给予分析和重视。换言之，研究的思路是把人的问题（刚开始还未上升到人的发展问题）置于纯粹理论中进行论证和梳理，即根据理论来回答和阐释人是什么，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等问题。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解释并不符合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状况，同时也无法解决人的发展面临的一些迫切问题，所以，研究思路开始转向将人的发展当作历史现实问题来研究，把人看成社会历史的存在，而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去想象人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样发展，而是研究人的发展本身的客观规律，及其自身发展的整体图景，即通过历史现实发展的规律、趋势和机制来研究人的发展，从而解决在人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从价值观转向历史观以及二者统一
在明确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现实问题后，在研究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如何去评价，这就与采取什么样的评价尺度有关，学界在评价尺度上总体表现为从价值评价转向历史评价，最终趋于两者统一的思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开始人们更多的是从道德上对人的发展给予评价和回答，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人性的扭曲、人的异化等现象给予价值评价，进行批判性反思。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发现在评价过程中价值标准和价值观念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价值评价体现出了一种历史性，这就让人们的研究思路过渡到了历史评价，用历史观的高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目标与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当然，正是因为在评价过程中，两种不同的评价尺度往往导致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要求人的发展研究的思路逐渐趋于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而不是片面强调任何一种尺度。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在坚持价值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基础上，更应该坚持历史评价第一性，防止因过分强调价值评价而走向道德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相违背。
（三）从内容规定转向实践操作并趋于统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人的发展被赋予了更多新的时代内容，同时也实现了向实践操作性研究思路的转变，并最终趋于统一。首先，弄清楚人的发展的内容是进行人的发展研究的关键，对于此，学界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有从理论来源和理论框架来理解，也有从“全面”的含义来理解，还有从发展的规律来理解等等，实现了对人的发展内容规定的多角度丰富。在此基础上，学界转向了对人的发展实践操作性的研究思路，即解决在现实问题中如何实现人的发展，比如探讨人的发展的条件，人的发展的途径，以及进一步展开对如何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人的能力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是将人的发展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应用于实践之中，为促进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当然，实践操作性研究不能缺乏内容规定的理论支撑，同时也不能仅在理论内容内部兜圈子，忽视对外部现实问题的解答和回应，而是最终形成内容规定与实践操作相统一的研究思路，即用丰富内容规定去指导具体的实践操作，以实践操作过程中碰到的现实问题激活理论内容本身的研究。
三、研究的方法
（一）概念思辨法
在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时，有学者提倡用“人”、“个人”、“个体”三个不同概念去理解，并分别从西方传统文化关于“人”和“个人”的差别，黑格尔关于“以个体为目的”的“市民”和“以普遍性为目的”的“公民”的差别，以及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狭义和广义之分来进一步阐述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最终提出一种假设：将“人”、“个人”、“个体”三種概念的合体理解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完整的人”。在整个行文之中，可以发现，这种研究方法更多的是一种概念思辨的方法，用一个或几个概念去解释另一个概念，对于概念本身并没有进行深入阐述，而是把马克思不同时期著作中的不同术语进行同质性假设和整合，并做概念上抽象的哲学思辨，试图通过概念与概念之间的推演，来解释原始概念和回应历史现实。
（二）实证分析法
在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以及探求人的发展的条件和途径时，学界都较多地使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一方面，在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时，既能看到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独立性、自由个性、能力等不断发展的客观进步，也能看到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等经验事实，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两方面经验事实的客观实证分析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在讨论人的发展的条件和途径时，针对人的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遇到的现实阻碍，考虑到当前的事实情况，既能从人自身和外部寻找发展的条件，也能从政治民主、社会公平正义、文化教育、制度创新等角度寻求发展的途径，这些都体现了通过分析材料和掌握现实情况，提出假设性方案的实证分析方法。
（三）逻辑演绎法
在讨论人的本质以及人的本质的异化时，学界都较多地采用了逻辑演绎的方法。在讨论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时，有学者分别对马克思提出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类本质”、“人的社会关系本质”三重规定进行逻辑演绎分析。首先讨论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本质”对马克思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重要影响，确定这个大方向后，然后分析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思想的借鉴和批判，虽然类本质明确了人与动物的界限，但是没有明确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最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彻底与费尔巴哈划清界限，揭示了“人的社会关系本质”。这种逻辑演绎的方法，理清了马克思对不同概念和术语的改造和批判性吸收，强调思维逻辑的循序渐进，环环相扣。而在讨论人的本质的异化时，有学者强调人的本质的异化是异化劳动理论的组成部分，所以应该首先分析异化劳动理论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紧接着阐述其中“劳动产品的异化”和“人从人那里的异化”的关系，最终讨论“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这个问题，以及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科学评价。可见，这种方法是从理论来源出发，将讨论的对象还原到一般层面进行论证，再以逻辑演绎的方式回到特殊层面进行具体讨论。
（四）历史归纳法
其实，在用逻辑演绎的方法讨论人的本质时，也有学者将逻辑的方式视为一种再现历史的手段，所以，逻辑演绎方法归根到底是以逻辑方式再现历史的历史归纳法。比如有的学者在讨论人的本质问题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一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脉络，从《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将人的本质理解为自我意识，到《德法年鉴》时期开始批判宗教，提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命题，再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扬弃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劳动”和费尔巴哈的抽象的“类”意识，提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论断，进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与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提出人的个体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最后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在人的问题上的错误见解，系统的阐发了人的类本质和个体本质的思想。可见，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进行归纳总结，进行有条理有逻辑的阐释，实际是通过历史再现的方法还原归纳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演变轨迹。然而，换一种角度思考，这种方法也可看做是逻辑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的统一，即用逻辑的方式再现历史的方法。
作者：章衍等
第3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深刻变革时期，职业教育是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因子，它的发展必然要服务于经济建设。那么，职业教育的发展是否真正契合了社会经济的变革？二者之间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本文将基于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趋势进行梳理，希望通过分析近30多年来职业教育政策对社会经济政策做出的回应，来揭示出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也为研究转型期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一个可行的切入角度。
本文对职业教育政策演变的研究跨度为1978-2016年，由于时间跨度较大，相关的职业教育政策也较多，因此，本文主要根据对职业教育界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文件的出台或是重大事件的出现为依据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调整单一的教育结构阶段（1978-1990）；强调规模和效益阶段（1991-1998）；促进就业和再就业阶段（1999-2002）；服务经济发展阶段（2003-2009）；注重人的生涯发展阶段（2010-2016）。
一、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轨迹
（一）阶段一：调整单一的教育结构（1978-1990）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为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经济的建设急需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对职业教育的毁灭性打击，导致普职比严重失调，因此该时期的职教改革重点聚焦调整不合理的教育结构。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如表1所示。
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也是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迈向新的伟大振兴的起点。该时期的经济政策主要是集中力量恢复遭遇十年“文革”动乱已满目疮痍的经济建设，扭转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同时开始全面探索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实行商品经济，不断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逐步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束缚，廣大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地位低下，我国教育事业受到了重大创伤。为了扭转这种错误的观念，邓小平同志于1977年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开始重新重视知识，被废止10多年的高考制度也重新恢复。高等学校恢复招生使得大量知识分子争相涌向高考，期望能够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教育部门尽力挖掘潜力，扩大招生，中专、技校多数也改由高考招生，然而最初几届高考的录取率还不到5%，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尴尬局面[1]，升学和就业的问题日益突出。那些被高考筛选下来的人既无缘升学又缺乏一技之长，急需职业教育能够为他们提供一定的教育培训，以顺利实现就业。
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就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文革”动乱后的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有文化、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合格劳动者。然而，该时期的教育工作存在着许多问题，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方面比比皆是：基础教育薄弱，全国文盲比例高达30%以上；学校数量较少，难以满足国家培养人才的需要；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职业和技术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普职比严重失衡，1978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仅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7.6%[2]，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刻不容缓。
为应对新的经济形势，教育改革迫在眉睫。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该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该《决定》重点聚焦在调整单一的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主张不断扩大现有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招生数，有计划地将一部分办学效益差的普通高中改为职业高中，或是在普通高中增设职业班，开展相关的职业教育等，以期逐渐扭转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3]。发展教育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支持，在经济落后，国民收入严重不足的背景下，中央和政府仍不断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实行“两个增长”政策，即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4]。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单靠政府力量举办教育远远无法满足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因此政府逐步改变以往对教育统包统揽的做法，鼓励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多样化，为经济建设培养更多合格劳动者。
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与逻辑，职业教育也不例外。从上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职业教育政策出台的数量具有很大的起伏性和非连续性，如果结合中国的五年发展计划的制定周期和发展模式来看，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步骤比较一致。虽然这种发展模式在短时期内与经济社会的契合度比较高，但长此以往，职业教育政策很难形成在某一方面，比如办学模式，教育体系等的连续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政策自身的发展规律。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与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息息相关，这三十多年来，政策文本的繁荣也彰显了我国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从整体上来讲，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比较契合当时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关注民生，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同时政策的制定也开始注重多政策角度，强调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人的功能的协调统一。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庆祝取得的成绩时，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忽视职教自身发展逻辑和规律的事实。当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我们要继续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不断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
作者：吕玉曼等
第4篇：陈云关于党员要经受改革开放考验思想探析
一、共产党员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实践已经证明，尽管计划经济体制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中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果不进行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没有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由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开始泛滥起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妄图使中国“全盘西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针对社会上的错误言论，陈云指出：我们现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1]（P347）这就明确告诉人们，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都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并没有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1985年9月，陈云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阐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P350）改革不是要改变我国的社会性质，而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和环节进行变革和调整。改革开放绝不是搞资本主义，所以，我们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共产党员要经受住观念变革的考验
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不仅使我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也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既然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就必然要求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共产党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大潮面前，只有抛弃旧观念，树立新观念，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因此，经受观念变革的考验，同样是改革开放给共产党人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陈云在领导我国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对于引导人们打破旧观念、树立新观念的问题，也作过许多论述。第一，反对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2]（P146）。意思是说，如果不讲物质利益原则，就不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就难以发展起来。陈云非常赞成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观点。1982年11月22日，陈云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度赞扬了安徽等地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吃公家‘大锅饭’，好坏一个样，干不干一个样，怎么得了！……万里同志在农村搞责任制，说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三句话一句不能少。”[3]1984年10月20日，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中，再次强调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重要性。第二，反对“大少爷办企业”的做法，倡导时间、效益观念。要做好经济工作，必须按照经济工作的规律办事。如果你违背了这些客观的规律，你就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陈云同志认为，只有按规律办事，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做好。1982年12月，陈云在与全国人大的部分代表座谈时指出：“我们有些地方是大少爷办企业……搞经济工作，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利润概念，是不行的。”[1]（P319-320）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新形势下，如果再不讲时间效益观念，你的企业就可能被市场所淘汰。因为市场上的商品，好的群众就买，不好的群众就不买。卖方市场正在变为买方市场，企业的产品能不能卖出去，完全是由群众说了算。所以，陈云说以后要办好企业再不能耍大少爷脾气了。一定要转变观念，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第三，主张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经营权。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前，我国许多企业之所以效益不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本身没有自主经营权，一切生产管理上的事情都要听命于上级行政机关的指示。陈云认为政企不分，使政府陷于纷繁复杂的日常事务当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一方面可以给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可以使各级政府机构从日常繁琐的事物中解脱出来，“把宏观方面管住管好。”[1]（P337）第四，主张破除闭关锁国观念，树立全方位对外开放观念。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事实充分证明，一个国家闭关锁国搞建设就会落后，一个地区关起门来搞建設也必然落伍。只有改革，革除一切不利于发展的条条框框，才能加快发展。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观念比较闭塞，经济活动一般都在本省、本地区进行。现在改革开放了，陈云认为经济活动可以突破地区的限制，“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国内各省、各地区之间不仅可以开展经济横向联合，互相协作，互通有无，而且还可以开展跨国经济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搞活。
三、共产党员要经受住商品经济的考验
随着改革的深入，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起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可以给经济发展带来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也会给党内政治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某些消极影响。1983年10月，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现在有些农村的党组织，在进行党员集训时，除了要给伙食补贴以外，还要给党员每天一、二元的误工费，这在我们党执政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解放前，农民冒着生命危险为解放军送粮食、送弹药，救护伤病员，不但拿不到误工补贴，有的甚至被捕、受伤或死亡。那些参加集训要误工费的党员应该反思一下，这样做合适吗？还有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觉悟呢？陈云认为，一切集训、开会要钱的人，不能再当共产党员，应当“开除党籍”。
四、共产党员要经受住利益的考验
改革，实质上就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作为共产党员，也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和解决利益关系的问题。一事当前，是先为自己打算，还是处处以集体利益为重；是搞小团体主义，还是从大局出发，都是对党性的检验。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员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和本质要求。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党员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不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纷纷经商办企业，有些人甚至走上了贪污受贿、走私贩私等违法犯罪的道路。1983年2月，陈云在同革命烈士子女的谈话时要求他们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要“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1983年10月，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利的，但因谋私利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统计数据看，自打击经济领域犯罪以来，当时有1万8千多人受党纪处分，有9千多人被开除党籍，腐败问题极为严重。对于这些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人如果不进行严惩，“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
五、共产党员要经受住对外开放的考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全国人民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就是发展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更快地发展呢？根据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可以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所以，党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随着对外开放，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也会渗透进来。因此，腐蚀与反腐蚀就成为党的建设必须注意解决的重大问题。有的人一把中国与外国作对比，就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一说起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有些党政军机关和干部就“蜂拥经商”，有些党员干部同一些不法商人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做了大量违法乱纪的坏事。针对这种严重的腐败问题，陈云强调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陈云认为这些问题的发生，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有关。所以，我们在狠抓经济工作的同时，也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要认真抓好，不能放松。陈云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抓好，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我们党只有经受住各种考验，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学习陈云关于党员要经受改革开放考验的思想，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保持清醒的头脑；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保持廉洁自律、以身作则、公私分明的作风；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作者：鞠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