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浅谈新形势下党史军史工作功能作用拓展的必要性
0、引言
在如今世界各国都在崛起，新形式下我国改革强军战略，需要全面实施新实践。自我国建军至今已80多年，传承了听党指挥、英勇善战以及服务人民的优良传统，有着宝贵的建军治军经验、军事指导思想。“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习主席这句话语道出了历史的重要性。党史军史工作肩负着对历史总结以及对未来开辟的责任，长久以来，党史军史工作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1]。在目前，我国国防及军队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国内、国外形势都非常严峻，因此拓展党史军史工作的功能作用十分必要，期望以此来进一步促进和满足我国改革强军及军队建设的发展要求。
1、党史军史工作在军事需求中的重要性
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有效的履行军队使命，对多样化的军事任务以及各種安全威胁要增强应对能力，军队在建设成长中提升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建设出世界一流强队。党史军史工作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前提，要承担更多责任去提供新的历史经验、深刻历史借鉴。例如在提升思想政治建设方面，保证部队绝对忠诚、可靠、纯洁，对我军优良传统传承、部队掌控、思想政治建设等的良好经验需要学习借鉴；在信息化时代，为提高我军威慑及实战能力，保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可战，战之必胜的效果，这就要求对我军军事训练严抓、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实战准备提升等的宝贵经验学习借鉴；在我国国防及军队改革深化方面，对官兵进行教育引导使其增强改革实践的自觉性，这就要求对我军裁军及有史以来的军事方面的宝贵学习借鉴[2]。充分发挥、学习我军优良传统，为达到强军目标打下可靠基础，对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要深刻领悟，坚决服从党的指挥；全面提升我军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以及对我国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鲜明特色进行深刻认识，打造一支作风优良、本领过硬的一流军队。
2、党史军史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峻性
在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也非常严峻，这时党史军史工作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而去有效应对挑战，有效进行明史立传、正本清源以及驳歪批谬。如今，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化，一些针对我国的敌对势力通常用中国革命史大做文章，对我党我军进行攻击、污蔑以及丑化，敌对势力目的为搞乱人心，制造人民和我党的矛盾，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及共产党的领导。还有部分以学术讨论研究等名义，发表一些子虚乌有的小道消息在互联网、小报小刊上面，利用境外学术刊物进行攻击我国史论，以及通过不正当途径进行传播错误、谬论的史料书籍，对我党我军的英雄模范、领导高层进行大肆诬蔑及丑化，对我军在抗战中的功绩进行刻意抹杀，而对党的历史路线方针进行刻意曲解，以及对党很小的决策失误进行夸大宣传等。例如，通过互联网进行争议我国国民党、新四军、八路军于抗日、抗美等战争中的大小作用，以及争议我国助人模范雷锋事迹可信度、抗战英雄董存瑞牺牲细节等，这些都说明有人在刻意抹黑我党我军，他们打着言论自由、揭密历的口号，发表众多蛊惑人心的错误谬论，使很多没有经历过历史的人形成很大疑虑，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和侵蚀了他们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以及道德标准等。
党史军史工作很好地为我党我军树碑立传，同敌对势力进行反击，其承担着众多重要职责，如维护我党我军形象，树正史、立正传、扬正气、宣正论等。党史军史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非常严峻，面对新时代、新形势，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党史军史工作需要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以及其自身独有的优势，正确引导涉史言论、舆论等，通过严谨的逻辑观点以及真实可靠的史料史实等，对我党我军在革命斗争中取得的辉煌业绩进行旗帜鲜明地反映，对于我国典型的英雄壮举以及模范人物进行理直气壮地宣扬，对敌对势力卑劣行径以及丑恶嘴脸进行深刻揭露，对舆论主导权进行牢牢掌控，全面提升我军我党在世界的影响力。
3、党史军史在军队中的重要性
在新的挑战下，党史军史工作在强固革命军人精神支柱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很好地起到鼓舞士气、激发斗志、凝聚军心的效果。在我国现阶段，青年官兵组成发生了改变，其政治基础、成分结构、教育程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存在差异，这就更加提高了党史军史宣传教育的难度，需要更高、更新的要求。因为青年官兵没有经历过“社”、“资”争论的思想阵痛，以及十年内乱灾难的切肤之感，生长在和平年代，过着舒适生活长大，缺乏对我党我军的情感认同以及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感[3]。很大一部分缺乏学习中国近代史及现代史的兴趣和热情，不能够深刻理解我国党史军史知，还有一部分因为缺乏历史常识，因此在观察、分析历史问题时不能从科学立场出发，更是不懂得如何去批判反驳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论调，不能很好辨别别有用心的歪谈谬论，不能很好警觉、抵制那些扭曲丑化我党我军的反动涉史言论。同时结合近几年军队一些高级干部的腐败现象，严重打击伤害的军心士气，对于官兵身边领导的腐败现象，更是直接影响了官兵信念信仰以及价值取向。在新时代、新形式下，如果一名军人不懂党史军史，其就很难对党对军队存在感情，很难对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去理解及传承，在做一名合格军人方面就存在很大差距。所以，需要更好地用党史军史教育、引导青年官兵，党史军史在军队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4、结语
在新形势下，拓展党史军史工作的功能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党史军史工作担负着用历史教育青年官兵的重担，其很好的独特优势体现在了传承弘扬优良传统、培养军人核心价值观以及激发战斗精神等方面[4]。在如今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加强提升对新官兵队伍的党史军史宣传教育。党史军史服务于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因此需要侧重以史育人，进行党史军史教材编撰时，注重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通过重大史事纪念活动来丰富、教育内涵通过弘扬优良传统来提升，要营造一种良好的学史用史气氛及文化环境，增添众多官兵自觉学用党史军史的兴趣，成为合格及优秀的军人。
作者：张陈超等
第2篇：关于强化党史研究队伍建设的思考
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党史的作用，习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就把党史研究进一步提高到事关全局的重要地位，也把党史研究队伍提升自身能力与素养提到新的高度。
一、加强党史研究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1、加强党史研究队伍建设是提升学科水平的应有之意
学科建设是系统工程，既受到研究资料与方法等的制约，也和研究主体自身能力与素质密切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讲，研究队伍的素养对学科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学科都十分重视提高研究主体的水平。譬如历史学研究者以“史学四长”的精神与标准要求自己，在史学研究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为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延续做出不朽的贡献。这给党史学研究者以极大的启发。对此，郭德宏在谈到党史学体系时指出，建立完整的中共党史学体系应该包括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学，即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的要求和应具备的素养的研究。”[1]当前，受市场经济影响，社会对党史研究的重视程度下降，历史虚无主义等问题也对党史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如何适应新形势，加强自身修养以推动党史研究、提高学科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2、加强党史研究队伍建设是推动实践创新的现实要求
党史研究作为研究执政党历史的一门学科，要引领创新的制高点，以实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的使命。实现党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关键在人，在于研究者深厚学养和综合素养的不断积累与提升，在于研究者将创新作为一种习惯并在实践中不断创造。纵观党史学科发展历程，研究者思维活跃、方法得当、素质过硬的时期也是新成果不断涌现，实践创新蓬勃发展的阶段。而思维僵化、方法单一的时候，党史研究和实践创新也陷入困境。因此在国际交流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与加深的今天，如何推动党史研究适应国际化趋势，引领新形势下的实践发展就必须加强研究者队伍素质建设，并着重加强其创新意识与能力的培养。
二、党史研究队伍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1、党史研究队伍的现状
目前，党史学界形成了以“五大系统”（党史研究室、高校、党校、社会科学院及军队党史研究隊伍）为核心、以民间研究队伍为补充的多主体、多样化的研究格局。其中，党史研究室、高校和党校研究队伍因研究起步时间较早，人员较为集中成为党史研究的主要力量。
（1）党史研究室研究队伍。截止到2012年，全国各级党史部门机构共2836个，在编人数一万多人。学历结构据不完全统计表现为硕博学位研究人员占全体研究人员的5.7%；本科学历人员比例为49.8%；大专学历为35.8%，中专高中生及以下的为6%，呈现出本科学历所占人数最多，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学历占比较小的特点。在职称等级方面，全国党史部门里正高职称占比达1%，副高职称占比约4%，中级职称约为12%，初级职称和无职称人员共占到83%，占比最大。[2]党研室的研究人员受到单位兼具党史研究机构和党史工作部门双重属性的影响，一般都具有敏感的政治洞察力与过硬的政治素质。他们的研究除了旨在解决某个党史问题之外，常常带有较强的政治导向性，力图给读者以政治方向的引领，表现出研究室研究人员更强调党史研究的政治性特征。
（2）高校党史研究队伍。高校党史研究队伍作为党史研究的中坚力量，集中表现为党史教学与研究的教师队伍和本、硕、博学位点齐全，培养层次完整的党史专业学生培养等方面。截止到2012年，高校从事党史研究与教学的教师达2万余人，为培养学科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持。[3]总体来看，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党史专业教学与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人才培养模式。高校党史研究队伍在浓郁的学术氛围和求真求知的科研精神中凸显队伍建设的学术性和文化性，但存在队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3）党校党史研究队伍。党校作为对党员干部培训教育的学校，其从事党史研究与教学的教师队伍在党校发展及党史研究中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习总书记指出，党校教师是我们党直接掌握的一支教师队伍，是一支不可多得的理论力量。党校按级别划分为中共中央党校和各省、市、县等各级地方党校。其中，中共中央党校因其得天独厚的政治地缘优势、长期的教学科研经验聚集了大批党史研究人才。据2008年数据统计，中央党校教师达600人左右，其中教授有168人，副教授有159人，博士生导师达70人，有46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各省市县等地方党校也紧紧围绕地方党史研究工作招揽党史方面的人才，为地方党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党校中从事党史教学与研究的教师重视党建，忽视党史研究的现象在整体上影响着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4）民间党史研究队伍。民间党史研究队伍作为一支非体制性、非学院化的力量，面临较大争议。譬如关于如何定义民间党史研究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耿化敏建议以史观来确定身份，如果一名高校教师的治史立场是党派的，就是官方学者；如果他所做的研究是以第三者的立场，就属于民间学者。也有人主张以职业身份作为是否属于民间党史研究者的衡量标准。应该看到民间党史研究人员构成复杂，且大多数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导致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降低。有些研究者以解读“不为人知”的历史为主甚至怀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造成研究成果质量大大下滑；同时也有一部分民间党史研究者崇尚自由、民主思想，试图摆脱党史研究所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强调党史研究必须忠实于客观历史，力戒夸大、附会和臆断史实的弊病，为建立更为久远的学科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因此，应积极引导民间研究者不断增强其学术性和专业化，与体制内、学院化研究队伍共同推进党史研究的繁荣。
2、党史研究队伍建设还存在的问题
（1）结构失衡限制发展空间。目前党史研究队伍在学历、职称、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失衡现象，对队伍发展及学科建设均产生了影响。学历结构方面大致呈金字塔式分布，具备高学历的党史研究人员数量少，本科及以下学历人员占比大，制约了高水平、创新型党史研究队伍的建设。职称结构方面，高级职称人数少，中级职称人数居中，初级及以下职称人数最多。而在人才培养方面，以高校为例，本硕博层次齐全但比例严重失调的状态，具备深厚学养与良好综合素养的党史研究人员的匮乏等问题都直接对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产生了影响。
（2）队伍间人员流动弱，缺乏活力。随着全球化影响的逐步加深，国际交流日益成为学科、学术发展与创新的一大途径。我国党史研究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各大系统间的人员流动与学术交流频率低，缺乏经常性的学术探讨与常态化的人员流动机制。对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史研究队伍间交流与人员流动的新要求，指出要密切各地党史工作部门与教师队伍的合作，采用聘请党史工作部门的专家学者到校兼职兼课和教师到相关单位挂职锻炼以及加强党史部门与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史志、档案、文博等系统党史工作者的联系协作。
（3）话语体系自建与创新能力弱。“两微一端”等新兴媒体产物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党史学研究者却没有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弘扬党的历史。部分省份的党史研究室仍然没有开通网建平台，开设微信公众号的省份则更少，体现出党史研究者话语权意识薄弱，缺乏运用新媒体宣传手段能力的特征。同时受研究资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党史研究者在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或是提出新的研究方法或叙述、编撰方法方面做的还不够，更多的还是利用、借鉴其他学科已有的或是前人已经提出的观点和理论来进行党史研究。这使得创新能力亟待增强、也越发成为阻碍党史研究队伍发展壮大的问题。
三、加强党史研究队伍建设的途径
1、坚持调整优化队伍结构与构建开放体系相结合
针对党史研究队伍在学历、人才培养等方面失衡的问题，要以“造就学科带头人为关键、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导向”，优化人才队伍结构。首先，加大对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与支持力度，增加基础课题研究项目，适当放宽课题申请要求，不以资历为前提对课题招标设限。其次，做好后备人才培养的中长期规划，依托高校、党校大力培养人才，扩大党史后备人才的招聘数量，使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不同专业的人才达到合理的比例。最后，注重跨学科人才引进，为拓展党史研究新方法和新领域开辟广阔空间，形成以党史专业为主、相关学科为支撑的人才体系。面临党史研究队伍间学术交流与人员流动弱的现象，构建人才聘任与流动的开放体系，建立充滿活力、鼓励创新的评价体系，激发研究者的最大潜能。通过开展经常性的学术研讨会等途径鼓励优秀人才在各大系统之间的流动，使人员流动常态化。同时加强党史学研究者与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的对话，使党史研究队伍在国际交流会议、国际论坛逐步成为学科发展的交流平台背景下，更加开放、更具活力。
2、增强现实紧迫感、掌握党史宣传话语权
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中，既有和谐的正能量，也有杂音喧嚣，如何掌控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实现党史研究新发展，需要党史研究者将历史经验教训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研究者必须着重培育深厚的学养以形成广博的学术视野并深入了解现阶段社会状况，把握当前党史研究的重点，找到适合实践需要的研究课题。研究者要以宽广的胸怀积累广博的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相关自然科学的知识，着重加强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的吸收。特别是要加强自身的哲学修养，不断提高自身哲学思辨能力。总之，党史学研究者应该在广博的学术研究视野基础上恰当选择精纯的研究课题，从而使自己的研究适应社会需要，在实践中推动党史研究的发展，在实践中增强自身能力。
3、注重方法创新与灵活借鉴
党史研究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解答实践发展的新问题。加强队伍建设要在发掘新的研究课题过程中着重在研究方法和宣传方法方面多下功夫，有所创新。近年来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党史研究更加丰满、更具活力。对此，有学者指出多学科方法运用于党史研究要坚持有效性和有限性的双重原则，提醒人们注意某一单一方法自身的局限性。本人认为，在创新研究方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准确把握新的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与局限性，使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课题相契合，与研究对象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相适应。历史是客观的，只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不断的接近历史现实；只有在方法运用上进行创新，既依托本学科的基础研究方法，也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使党史研究更加丰富多彩、使党史队伍建设充满活力；也只有不断创新宣传手段，将党史研究新成果更快、更好地普及于人民，才更能彰显出党史研究队伍的创造力和影响力。
作者：吴红云
第3篇；研究党史与办好党史学术期刊之散见
我从事党史研究，从慢慢参与到逐步深入，最后成为自己的一项事业。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古田会议纪念馆，刚开始一头雾水。当时也没有老师作辅导，于是我就自学、模仿，选择自己喜欢的党史文章作为模仿對象。随着视野的逐步扩展，研究领域进而扩展，从研究古田会议到研究闽西革命根据地史、中央苏区史、福建革命史，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推进。每个阶段都争取做出一定成果，如《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建革命史》《中央苏区历史研究》等，这样就逐渐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有了研究深度和广度。
在研究党史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党史人物，我重点研究了毛泽东、邓子恢等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早期从事工人运动居多，从安源工人运动到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到五卅运动，他都是重要的领导者。毛泽东从工人运动转向农民运动，重大转折点就在他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从那里开始重视农民运动，而且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影响很大。我认为广州农讲所是毛泽东革命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我重视对毛泽东的研究就是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的，研究下限到延安时期为止。延安时期之后的毛泽东研究我很少涉及，只是对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争论、冲突有所关注。我的书稿《走出困境的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报告》，写的是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又因为研究闽西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历史，我也关注邓子恢的研究，著有《邓子恢传》。因为研究党的领袖人物，因为认识了解他们而产生敬佩之情，发自内心地钦佩毛泽东、邓子恢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为他们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牺牲和他们的智慧及战略眼光深深折服，自然地增强了想挖掘他们内心深处、对他们作更深研究的动力。
关于党史学的学科性，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党史是历史学，也是政治学。这说明党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可以多方面、多角度入手作党史研究。因为每个人的认知能力、表达能力不同，有的人善于从思想理论上作党史史学理论上的研究，有的人善于做史学实证研究。像我追求的是实证研究，是某一客观历史事实的真相，需要大量的档案、史料，反复地验证某一件历史事实、某一个历史人物所发挥的作用。经过慎重的反复的思考，选定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主要课题。一旦认定，不要受太多的干扰。
不管做哪个方向和课题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坚持对历史真实的追求。我觉得不少地方在党史研究中，为了红色旅游、地方经济的发展，或者为了地方的荣誉，总是希望本地区历史上辉煌的事情多一些、红色亮点多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形象更高大一些，难免在宣传上、研究上有些倾斜，甚至夸大、虚构，或者不恰当地贬低其他地方。作为党史研究者，应该追求历史的真相，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需要刻意地追求“高大上”而进行粉饰。比如，中共早期建党问题，因为时间久远、秘密状态、缺乏档案保管，历史文件缺乏，运用较多的是个人回忆录。但因为当事人年龄大、记忆力衰退或者个人见识的缘故，回忆录往往不太可靠。对学术研究来说，有历史文件的就应该用历史文件，而不应该用回忆录。即使回忆录回忆时间早于历史文件，也应该谨慎使用。但一些地方希望自己这里是最早建立党组织的，是第一，都喜欢采用表明时间更早的回忆材料。又如，红九军团是从长汀出发进行长征的，但历史文件与当地群众关于长征的具体时间和出发地点回忆不同。现在宣传时包括中央电视台的宣传，采用的都是当地群众的说法，还说当时群众敲锣打鼓欢送队伍。但是朱德电报反复强调一条，绝对秘密，不能在白天行军，一定要夜间行军，避免被国民党飞机发现。红军长征初期之所以能顺利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保密，国民党根本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我们现在的宣传却是一路上挥手送别，舞台上可以这样演，但历史真实不是这样的。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梅州市委、嘉应学院三家合作在嘉应学院成立了中央苏区研究中心，我认为深化广东中央苏区研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将闽粤赣苏区视为一个整体。广东和福建是分不开的，闽粤赣苏区是一家的。闽粤赣苏区，包括闽西、粤东北、赣东南一部分，所辖地域主要包括闽西之龙岩、上杭、武平、永定、长汀、连城及平和，粤东北之兴宁、龙川、五华、蕉岭、平远、大埔、梅县、饶平、丰顺，赣东南之寻乌、安远、会昌等l9个县市。广东中央苏区主要是和闽西、闽南、赣南接壤的地方，我接触比较多的是梅县、蕉岭、大埔、饶平等与福建接壤的那一带。梅县、蕉岭、大埔、饶平地域上与闽西联在一起，关系密切，红军长征前中央战略上的决策也是从赣南、闽西向粤东方向扩展，与东江根据地连成一片，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彻底实现，但实际上已经行动了。1929年10月，红四军从闽西进入东江，先后转战大埔、蕉岭、梅县、丰顺等县，占领了蕉岭和梅县县城。古田会议前后，国民党军对闽西根据地的“围剿”也是“三省会剿”，广东地方军阀陈维元的部队从梅县、蕉岭一带向闽西压迫。从三省的国民党军队来讲，广东军阀实力最强，红四军在应对三方面敌人时对广东军阀花费的力量比较大。东江苏区形成以后，多次想跟闽西中央苏区打成一片，事实上也曾短时打成一片。闽粤赣边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就是分两次开，1930年11月先在东江地区的大南山召开，建立了中共闽粤赣特别委员会；一个月后，邓发又在闽西上杭主持召开了一次党代会，补选特委领导班子，成立闽粤赣军委会和红军闽粤赣军区司令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粤赣游击根据地关系更加密切。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带领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跟广东有一定联系。闽粤边根据地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全国15块根据地之一，闽粤边根据地很多骨干力量都是广东的。抗日战争时期，闽粤赣边区是国民党统治区，但国共合作在这里始终没有形成，共产党力量处于地下状态，是在方方为书记的南方工委领导下工作的，中共力量逐步转移到永定、大埔、梅县、蕉岭等地。解放战争时期闽粤边关系特别密切，闽粤边军事力量发展很快，最初只有几十个人，以已牺牲的闽西特委书记王涛名字命名为王涛支队，后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粤东、闽西南的广大地区。该纵队司令和政委是龙岩人，但其它的团级干部很多都是广东人。那时，提出“先粤东河口，后闽西”，先解放粤东，然后从粤东推向闽西，争取地方实力派起义。闽粤赣边区基本上是地方部队接管以后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解放初期，闽西的干部到广东工作，广东的干部到闽西工作。闽粤赣边区是一家，广东方面可以跟闽西方面联合起来做历史研究。
下面，再说一下如何办好党史学术刊物。
我曾担任《党史研究与教学》主编十多年，对办好一份专业杂志有一定的思考和体会。《党史研究与教学》创刊于1979年，1987年正式改名为《党史研究与教学》，公开出版发行。又过了一年，拿到了国际、国内发行的连续刊号。由于是福建中共党史学会办的刊物，自由度比较高。当时提出的办刊口号是“立足福建，面向全国”，刊登的文章主要以福建地方党史和中共发生在福建的历史为主，同时也刊登研究全国性党史的专业文章。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党史研究与教学》杂志面向的对象是全国的高校、科研院所、党史部门，基本上覆盖了党史研究的各个系统、各个方面。到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刊登的稿件内容更加丰富，从内容上来讲，不再是福建的地方性刊物，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刊物。到21世纪初，《党史研究与教学》成为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2006年被评为党史系统优秀党史期刊，2007年纳入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来源期刊。
在办刊生涯中，我感觉到，要办好党史学术性专业期刊，一是要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二是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也就是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政治性就是与我们党的基本原则、基本方向保持一致，不能出现偏差。科学性就是在坚持导向正确的前提下，努力提高期刊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现在回头来看，《党史研究与教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越办越好，经验就是：一是坚持了正确的政治导向，以正确的思想政治为指导；二是坚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营造了健康的学术气氛。这么多年来，这两个原则一直坚持得很好。自创刊以来，《党史研究与教学》从没有刊登过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违背党的历史事实的文章。我们出版发行的每一期刊物，在政治导向上不能有丝毫偏差，以避免在社会上引起不良反应和误导。
具体来说，一个期刊要走专业化、学术化的道路，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花费大量的功夫。如何办好党史学术期刊，谈几点看法。
合乎规范。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期刊的管理比较严格，创办学术期刊要严格遵守相关管理规定，尤其是处于转型起步阶段的刊物，在许多细节上都要注意，如刊名、学术规范、繁体字使用等等。
文要对题。党史学术期刊是专业性很强的刊物，刊登的应当是有学术价值的、专业性强的党史研究或党的文献研究的文章。比如，广东办的《党史与文献研究》，就要紧扣主题，刊登党史研究和党史文献方面的文章，做到文要对题。党史和党的文献是有较多相关联系的两回事，涉及到两个领域，要兼顾到，要在这两个方面发表一些高质量的好文章。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这两份期刊的侧重点不一样。《中共党史研究》主要是刊登党史研究性的文章。《党的文献》起初主要是公布党的重要文献，现在逐步增加了研究党的文献的文章和少量的党史研究文章。文献的文本内容，是不能改动的。在刊登党的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时，最好约请相关专家写一篇对这个文献的解读性文章，对这篇文献的来源、价值和意义做一些阐释。学术界都希望看到更多重要历史文献的公布，因为公布一个文献就可能会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或者存在不少疑点的历史问题。比如，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曾经给朱毛红军写过一封信，在古田会议决议里有这样一句话：“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那么，中央九月来信到底写了什么内容，是谁写的，信里提到了什么问题，在党史学界一直不清楚。我在古田工作四年，没有看到过这封信，后来找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才第一次看到了这封“九月来信”。《周恩来选集》收录了这封信，“九月来信”的内容就公布于众了，相关的历史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党史学术刊物要为党史学界正在研究或亟需研究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做好服务，搭建好的学术平台。要在专业性的研究课题上有所突破，这就需要有好的选题策划。作为广东主办的刊物，广东地方党史应该是研究重点之一。在中共早期历史上，广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东不仅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大本营，也是共产党培养工农运动骨干，最早开展工农运动的地方，广东的工农革命运动，对全国的革命运动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促进作用。广东工农革命运动史以及琼崖、东江、闽粤赣地区的党史，都是全国性意义的党史课题。抗日战争时期，广东是华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全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广东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都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的研究课题。再者，广东人杰地灵，近现代以来涌现出了大批杰出人物，在党史人物研究方面也大有作为。广东党史研究的选题来源是很丰富的，有很多题目可以做，这些题目都可以作为刊物重点关注和挖掘的课题。
怎么选到好稿子？一个高质量的刊物，一定要有好的稿子。选到好稿子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是自发的，也要有意引导。以《党史教学与研究》为例，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稿子。作者是谁，写的什么，没办法精准控制，起初是来什么稿子就看什么稿子。后来来稿量太大，只好先看选题和题目。选题和题目的设置是一个大学问，选题是第一位的。若是选题好，让人眼前一亮，便成功了一半。选题好，就意味着研究内容本身有学术研究价值。党史党建类的课题不容易有亮点，好的选题比较难得。面对众多稿件，如何快速筛选出好的稿件呢？一是先看选题和题目，这样就能筛选出一多半来，剩下的是选题较好的，就再通览一遍，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再筛选掉一些，最后剩下的就比较精了。二是选文章不要太注重作者名头和资历。《党史教学与研究》之所以受到大家肯定，就是不唯资历，不唯職称，我们注重发表年轻人的高质量的有创新的文章。年轻人的文章可能会有幼稚不成熟的地方，但一般来说年轻人思想比较新，选题有新角度。据张静如先生的观察，在核心期刊中，《党史教学与研究》是刊登年轻人文章最多的期刊。三是不以文章长短取舍文章。好文章不怕长，只要是文章好，长点也没关系，压缩太多，就会把精华压缩掉，变得干巴巴的。哪怕是少发几篇文章，也要优先发表那些虽然篇幅长但拿出去叫得响的文章。四是拒绝人情稿。好的刊物一定要拒绝人情稿。可以通过建立匿名审稿制度，送给专家来审读把握。能够提升刊物质量和影响的稿件就用，不能提升的就不用，要“以我为主”。
建设好作者群和读者群。办期刊要注意建设两个群体，一个是作者群体，一个是读者群体。首先要抓好作者群体建设，培植高层次的作者队伍。党史系统只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走出去，主动联系高校、社科院所、党校的研究力量，组织社会上各方面力量一起来做。多组织高层次的作者队伍撰写有分量的文章，通过这些高层次的作者，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开来，刊物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就会得到逐步提升。没有较高层次的、稳定的作者队伍，来稿的质量就会平庸化。刊物的知名度美誉度是和文章质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质量就没有知名度美誉度。C刊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影响因子和转载率，通过它们就可以评定刊物到了什么层次。办学术期刊若要向C刊方向发展，就要重点建设高层次的作者队伍。
培养读者群体，除了本地区的读者，还要逐步扩大到外地去。首先文章要能吸引外地读者，要使那些读者能在你这份刊物中看到在别的刊物看不到的文章，慢慢地读者数量就会增加。若是在这份刊物中看到的文章，和别的刊物看到的文章差不多，阅读群体就越来越少。
提高办刊特色。一个刊物要有明确的办刊特色的定位。《党史与文献研究》免不了有官方的影响，但它不是在党史系统内发号施令的刊物，而是要在党史研究和党的文献研究领域里发挥旗帜引领作用的刊物。一个刊物办出自己的特色，可以通过设置特色栏目来凸显自身特色。特色栏目要根据刊物的定位、方向来设置。比如，可以结合广东党史资源的实际，提出大革命研究、改革开放历史研究等选题，邀请这方面的专家来研究和写作。2016年，江西创办了《苏区研究》，第一期创刊号就在南昌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半年后，又和《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在井冈山牵头召开座谈会，推出的主题是苏维埃研究。近期又要在上饶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八一南昌起义”。通过召开小型座谈会的方式，既能较好地设置特色的栏目，又可以约到质量较高的稿子。
作者：蒋伯英
第4篇：试论中共党史学科博士论文的写作
近年来，中共党史学科博士论文成果丰硕，以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为例，从2005年至2016年，共培养博士生90余人，指导撰写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博士论文。笔者以这些博士论文为主要资料①，拟从选题倾向、概要写法、研究方法、框架架构、史料搜集、写作风格等几个方面就博士论文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关于选题内容
（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对象研究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段的特定事件研究为选题。特定时期往往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如建党之初、土地革命时期、延安时期、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初期等；特定事件则是从某个角度切入，一般是官方修史中表述不够充分或研究、阐述不够详细的历史事件，诸如微观的政治、经济、制度、生活、宣传、组织等方面。比如刘艳的《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出国（境）考察研究》（2015）②，特定阶段是“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特定问题是“出国（境）考察”。这样的选题时间跨度相对较小，史料整理相对集中，在研究和写作时整体上容易把握。但也可能遇到史料搜集不易，问题论述较难展开，宏观视角欠缺等问题。
（二）对特定对象的纵向考察研究
对党的历史上某一特定问题、特定对象作纵向地、全程全面性地考察，以厘清问题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从中得出有益于问题解决或制度建设方面的结论。比如，孙明增的《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2016），就是以“入党条件”为特定对象，从建党之初开始梳理研究，总结概括分析入党条件在各个历史阶段、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地区（国统区和根据地）的发展、变化脉络，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这样的选题优点在于具有大历史观的脉络感，可以呈现特定对象或问题的全貌。但由于选题的时间跨度较大，也可能会导致整体不好把握；另外，由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情况不同，史料丰富程度也不同，容易造成论文内容中有重有轻现象明显等。
（三）对某一具体历史活动或载体的考察研究
深入到某一具体活动或载体中，挖掘其展开的前因后果，细化和深化对具体事件、活动、载体的历史细节的把握、认识和分析。比如研究某一次重要会议，研究某一本重要的历史刊物，研究马克思主义书籍传播与阅读等，反映了党史研究由宏大叙事转向微观考察的一种倾向，主题与时空，特别是空间都更为微观。比如，王广峰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研究》（2016），以1979年的第四届文代会为研究对象，考察和研究了会议的缘起、过程、争论、影响、意义等内容。另外，此类选题还包括个案研究类，即就某一重大党史事件的微观实践进行考察，以作为对这一重大党史事件的补充研究，刷新对于重大党史事件的认识，充分展现重大党史事件的历史多面相。比如，马龙虎的《寿张“大跃进”运动研究》（2007）、张健的《山东省齐河县四清运动研究》（2008）、谢敬《新乡市反右派运动研究》（2008）等，均是通过研究上层政策与底层实践的互动关系，揭示历史活动中以往不被关注的一些历史细节，丰富对于历史活动演变规律的认识。这类选题优点在于撰写时便于把握，焦点集中，但同时也需要有充足的史料支撑。
（四）对党史人物的研究
博士论文中对党史人物的研究，受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功力、博士论文的容量等因素所限，较难从全面的人物分析角度展开。一般主要是从党史人物的某个角度切入，侧重研究党史人物某一方面的思想、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等。比如，汤哲的《习仲勋地方施政实践及思想研究》，主要以习仲勋在陕甘边区、西北局和广东省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地方领导工作经历为研究对象，梳理习仲勋地方施政实践及思想的发展脉络，从而深化了对这一重要党史人物的研究，同时还拓展了地方施政研究的视野[1]。陈莉莉的《龚育之与中共党史研究》（2009）选取龚育之从事党史研究的历程（1978-2007）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龚育之对党史研究的贡献，视角独特。另外，还有朱树彬的《毛泽东个人崇拜现象的历史考察》（2007）、高天鼎的《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2015）等，也体现了此类选题的基本特征。
另外，从选题内容看，还有以研究综述为选题方向的博士论文，比如，陈建坡的《“文化大革命”史研究30年述评》（2009），以“文革史研究”为研究对象，对30年的文革史研究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从博士论文写作看，视角也颇为独特。
总体分析，党史学科博士论文的选题傾向受三个方面因素影响较多：一是受到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的影响较多。比如，党史专家李君如在“协商民主”方面研究较多，他的学生，则分别以《基于中国特色视域的基层协商民主研究》（李旭臣，2014）和《协商民主化解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赵祥彬，2015）为选题撰写博士论文。二是受博士生本人的工作或生活经历影响较多。有的在选题时，特意从工作和党史研究相结合的角度出发选择研究内容，比如：刘永彪读博时任南京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其博士论文《创新型国家的基因工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探究》（2006），就选取了与自己工作范围相近的“高新区发展”作为研究对象。还有的受工作或生活地域影响较多，比如，张修成（2007届）长期在山东威海工作，其博士论文《1978年以来中国信访工作研究——以山东威海为个案》，便与其工作地域关联性大，在搜集史料、深挖细节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便利性。三是受博士生的硕士阶段的研究领域影响较多。有的博士生的论文题目是在硕士生的研究基础上拓展、深化而成的，比如，成林萍（2011届）的《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及实践研究》，其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之一，就是她在硕士研究生阶段研究了“毛泽东晚年民主政治思想”，有了一定的前期积累。当然，博士论文的选题倾向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兴趣因素，也是影响博士生选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研究者对自己的选题不感兴趣，是不可能完成高质量的博士论文的。同时，博士论文选题的最终确定，也常常是各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关于概要（提要、摘要等）写作
概要是博士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论文核心观点、主要内容的高度精炼概括，是便于读者提纲挈领地了解论文核心思想的一把“钥匙”。笔者通过对研究样本的分析，总结出概要的两种写作模式：一是按照论文的框架结构，逐章概述核心内容和观点；二是以宏观角度，概述整篇论文的核心思想，不分章节。
第一种模式优点在于脉络清晰，因为全文的章节结构本就十分条理，因此以此提炼的概要内容，实际就是论文内容的缩写。但这种写法容易将读者引入作者的框架思维，而不能够准确深刻地把握论文的要义，也就是说，过于清晰地脉络反而冲淡了论文核心思想的表现以及作者想要表达的关键点；而且，这种模式容易使概要粗浅化，缺少学理性和学术性韵味。比如，安娜的《中共八大至十二大全国党代会报告研究》（2014），在“论文摘要”部分即提到“论文共分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分为五章。”然后逐一介绍引言和各章节内容，层次清晰，一目了然，但略显重点不够突出，缺少对论文最核心论点和创新点、重点的精炼概括和总结。
第二种模式则是完全从选题角度出发，高度概括全文核心思想，夹叙夹议，不面面俱到，重在突出重点内容和关键思想，学理性与学术性较强，但把握起来较难，需要极强的概括和叙述能力。比如，汤哲的《习仲勋地方施政实践及思想研究》的概要部分，以地理位置为脉络，按照“点—区—面—圈”进行梳理分类，“点”是指陕甘边区根据地，因为它曾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区”是指习仲勋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先后任职陕甘边区关中分区、绥德分区区委书记；“面”是指习仲勋任职西北局，成为独当一面的地方要员，“圈”是指习仲勋任职广东，成为构建“改革开放圈”的元勋。
当然，概要没有固定的写作模式，也不能简单地以模式来判断概要写法的优劣。采取何种模式更为科学规范，主要应依据论文的选题内容，目标定位都是为了呈现论文的核心思想和要义。
三、关于研究方法
党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在研究中不断深化拓展的问题。这一现状反映在博士论文写作中，表现为研究方法阐述多样化、多名称化、多类型化等特征。笔者对研究样本作了定量分析③，具体如下：
首先，论文均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理论研究和阐述的，有近1/3的论文明确注明坚持唯物史观，坚持唯物辩证法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有的还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简要阐述，特别是结合论文内容及方法使用进行了阐述。比如，金兴伟的《1940年后的东北抗联研究》，首先提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并结合论文内容进行分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在学术研究中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东北抗联后期斗争史研究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从各种历史现象中分析，得出客观的结论，避免用个人感情色彩进行主观判断。”[2]
其次，就具体方法而言，使用较多的主要是：
1.多学科综合研究法（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即在进行相关党史问题研究时，引入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原理进行辅助分析，以期达到更好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目的。比如，谌玉梅的《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探讨》运用了政治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作者认为这种方法“既可提升本论文的学术价值，也可增强论文的可读性”[3]。再比如，周震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大学研究》，也运用了学科交叉法，作者认为：“革命大学的研究不仅仅是个党史论题，还涉及到教育理论和教育史，是一个跨学科题目。跨学科研究革命大学，可以对其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研究，摆脱以往党史研究给人的呆板印象，并增加受众范围，提高学术成果的影响面。”[4]
2.文献史料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相关文献，并通过对文献进行解读从而形成科学认识的方法。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都首先需要以占有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为基本前提。比如，汤哲的《习仲勋地方施政实践及思想研究》中，首要方法就是运用文献分析法。“关于习仲勋地方施政的专门性论述并不多，大都散见于报告、文章、指示的字里行间，并体现在中央或地方文件、相关党史人物的论集以及其它有关党的文献之中。通过查阅这些文献资料，对有关的材料进行思维整合和理论抽象，探究习仲勋地方施政的原旨和概貌，从而梳理出习仲勋理政思想形成、发展和成熟的历史轨迹。”
3.历史研究法。党史学科的研究离不开对其历史情况的梳理。历史分析方法就通过探索历史现象，遵循历史发展的顺序性，以考察过去，分析教训、得出经验，从而解释和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即使是理论的发展也不是单一的、间断的，而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比如，刘伟的《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研究》就采用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运用历史方法来阐述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价格体制改革的成敗得失和理论是非，阐述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价格体制改革的嬗变沿革，重点探索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的时代背景、历史过程和经验教训。”[5]
4.比较研究法。马克思曾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6]比较研究法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通过比较的方式，把不同的或相似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确定事物之间的异同的一种方法。包括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还有关联比较等。彭学宝的《建国初期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研究》中提到：“对具有可比性的历史个案进行比较，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可以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如将建国初期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反文化侵略’政策进行比较，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共在文化事业改造方面的局限性与彻底性。”[7]
5.宏大叙事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实证研究法）。比如，谌玉梅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探讨》中认为“‘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这一选题，较为微观。这就要求从延安整风运动中抽离出延安中央党校，是一个宏大叙事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课题。本课题首先要透视延安整风运动的整个历史大背景，然后拟以中央党校作个案分析，从而达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效果。”
6.统计分析法。有的选题根据内容需要，采取了定量分析的统计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可以为论文研究提供一种比较准确、有说服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姜长青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经济调整研究》（2006），由于涉及经济史方面的内容，作者查阅和利用了《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中的大量数据，并绘制了一些表格，力求用事实和数字来说明问题。
7.社会调查法。结合选题开展多种形式的调查，即问卷调查、实地调查等，获取一手资料的方法。比如，刘永彪的《创新型国家的基因工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探究》（2006）就采取了这种方法，作者利用自己在南京高新区工作的机会，率团访问考察了印度的班加鲁尔和韩国的大德科技城等国际著名的高科技园区，国内有名的数十家高新区，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获取第一手资料，使论文具有说服力和生命力。
除了以上方法之外，博士论文中还列出了一些其他方法，比如系统分析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概念分析法、古今中外法、因果分析法、心态史学法、社会史学法等等。总之，一篇博士论文运用的方法，主要是根据选题内容确定。质量较高的博士论文在阐述方法时，一般将方法阐释与内容分析结合在一起，证明方法与论文分析之间的关系，避免方法罗列，与内容脱节。
四、关于论文的框架结构
党史学科博士论文在对研究对象作深入研究和阐述时，必然需要一定的框架结构作支撑，框架结构中要解决好的主要问题是时间架构与理论分析架构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对研究样本的分析，总结出两种常用的框架结构：
第一，总框架以历史时间为阶段划分、归纳和总结，而每一部分按阶段的特征或多面相展开，以便于进行理论阐释。比如，蒋积伟的《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减灾工作研究》，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首先对1949-1976年的中国传统救灾工作进行了回顾，然后按照“1978-1989”，“1989-1998”，“1998以来”三个时间段划分为三章，在每一章中分别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阐释，最后一章对选题内容进行理论总阐释。[8]这种架构层次清晰，便于史论结合，是党史学科博士论文较为常用的框架结构。
第二，总框架以选题内容的多面相展开，或以理论分析的多层次展开，在每一部分中，按历史时间脉络进行总结梳理或穿插历史事实。比如侯松涛的《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2006），由于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不大，因此，在架构框架时，采取了以理论层次分析为主线的架构方式，按照抗美援朝运动与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宣传动员、诉苦运动、行动动员、组织动员分别设章立论，在每章节中穿插历史事实。
总得看来，博士论文的框架结构如何设置，主要依据论文的选题决定。时间跨度较大的历史考察型选题，必然要依据时间阶段来架构论文框架，以展现研究对象发展的整体性规律，但是在撰写时，需要处理好史与论相结合的问题，否则可能落入肤浅的窠臼。其实，不管以何种框架结构展开论述，博士论文的关键还是在于史与论的结合，功力体现在如何把“立论”与“史料”结合起来，用史料完美支撑作者论点，给人以明晰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感悟。因为历史不可能完全被还原，企图在博士论文中还原历史更不是写作的初衷，明白了这一点，可以为我们架构论文框架提供标准参考。
五、关于史料
史料是党史学科博士论文写作的基础，没有史料作支撑，再好的选题都难以深入研究和论证，也就没有写作的可能性。通过对博士论文的分析来看，注重史料搜集和整理的特点十分显著，史料使用呈现丰富性、多层次和多类型性等特征。
从内容来看，主要包括：
1.基本文献资料（文件、文集、年谱和回忆录）。主要包括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各类专题文献汇编集以及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选、文集、传记、年谱、回忆录等。这些历史文献，构成了党史学科博士论文研究的基础史料。该类资料作为基础性资料，提供了宏观视野和高层决策视角，便于作者厘清研究对象的宏大叙事背景，为深入分析研究奠定基础。博士论文中，大都在参考文献的第一部分，列出使用借鉴过的基本文献资料。当然，按照不同的选题内容，与选题相关的一些史料汇编集也应作为该论文的基本文献资料，比如研究组织路线问题，那么中央组织部牵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就必然要列入基本文献资料范畴。
2.报刊资料。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而昨天的新闻则成为今天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大量报刊资料以其生动记载历史事件，直观描述历史旧闻的显著特征，成为党史研究重要的史料来源。博士论文中，也大量使用了报刊资料。比如马永辉的《1949—1966年苏北农村集市贸易变迁》（2005），就大量使用了《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新华月报》、《新青年》、《群众》、《红旗》、《大公报》等报刊资料。陳亚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2005）则大量运用了《解放》周刊、《读书生活》、《新世纪》、《国民周刊》、《认识月刊》、《读书月报》、《文化建设》等刊物资料。报刊资料的优点在于其形成与历史过程中，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历史的面貌，为接近历史真实提供一种可能性，而缺点在于资料分散，不够集中，片段化、碎片化明显，不可能十分系统，因此，研究者在使用时需要下一番整理汇总提炼的功夫。
3.档案资料。学术研究始终秉持开新理念，而党史研究的“开新”常常以新史料为基础。博士论文在撰写前，必须首先就选题涉及问题或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解，梳理学术史脉络，做学术研究综述，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拓展、推进或创新。一般情况下，提出新观点对博士生来说难度较大，博士生们往往在挖掘新史料、拓展研究面相或深度上下功夫，因此，查阅档案资料便成为必不可少的搜寻史料方法。比如，杨帆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研究（1927.10-1930.02）》（2015），就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深入永新县、宁岗县、遂川县、茶陵县等多个县的档案馆，查阅、登记、摘抄了数百份档案资料。当然，档案资料的运用目前还是相对困难的，一方面，档案资料散落在不同的档案馆中，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查询共享系统，在搜集的过程中，完全依赖研究者个人的判断查找；另一方面，部分档案尚未公开，研究者无法看到，或者即使看到也无法引用到论文中作为史料支撑。
4.口述史料。研究者结合选题，寻找历史的亲历者，甚至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进行访谈，以其对历史过程的回忆记载作为史料支撑，这不仅是史料搜集的过程，也是党史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博士论文中有个别论文使用了口述史料，比如，张健在写作博士论文《山东省齐河县四清运动研究》时，就访谈了部分参加运动的当事人，通过对他们的访谈，从运动参与者的角度审视和解读那段历史，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对这些信息的搜集和整理，有重要的史料学价值。如在涉及“四清运动前村干部为什么对地主有所照顾”这一问题时，一个经历者就谈到：“人跟人之间，那时候跟现在一样，也没大有什么差别。当时地主本身阶级成份不好，为了不受气，很多时候都尽量巴结干部。人心都是肉长的，邻里街坊，人家对你好，你总不能处处为难人家吧？”[9]这就为研究者认识和分析当时的历史现状提供了一种更为贴近历史真实的视角。再比如，陈莉莉在写作博士论文《龚育之与中共党史研究》时，就采访了龚育之生前的好友、同事、门生和助手，了解了龚育之在研究过程中的思考和细节，在日常生活中讲到的某些问题和看法，从而为研究提供了大量辅助的史料。同时，通过访谈，也能从更多的视角了解了龚育之的学术人生，有助于作者对选题研究更好地把握。
5.地方志资料。地方志资料也是党史学科史料的重要来源。比如，马永辉的《1949—1966年苏北农村集市贸易变迁》（2005）中注明，其首要的史料来源是“地方志、县志”，这些史志大都公开出版，查找较为容易，但发行范围很小。再比如，全津在撰写博士论文《当代江西计划生育历史研究》（2014）时，将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江西省人口志》列为研究现状中的首要成果，并认真分析了这一地方专题史志的优点和不足，为将选题研究推向深入奠定了基础。
除以上类别的史料外，网络史料也越来越受到博士研究生的重视，一些可信度较高的网站提供的资料甚至直接被撰写者引用。由此引发的关于网络史料的甄别与利用问题，也将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
六、评价
通过对2005年以来中央党校党史学科博士论文的分析，可以总结概括出党史学科学术研究应当具备的规范观念、思维模式、知识储备、创新意识和方法技巧等，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坚持正确立场和导向。党史研究是一门具有鲜明党性的科学，承担着政治和学术双重使命，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又弘扬科学精神。近年来，伴随着历史虚无主义的出现，党史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作品和声音。但中央党校党史学科博士生在研究中，均注重坚持党史研究的正确立场，以两个历史决议为基本依据，以“资政育人”为基本遵循，既求历史之“实”，又求历史之“是”，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谨遵学术研究规范，虽然在研究水平、能力及成果深度、高度上仍有不足，但在研究立场和导向上，展现了学术新生力量的辨别力与坚定性。
二是研究视野开阔。从选题时间跨度看，博士论文选题内容涵盖了党史中的各个阶段、各个时期。从选题的内容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众多层面，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的、个案的研究，也有宏观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从史料选取看，已经涉及到了党史研究中目前所能运用到的所有层面的史料资源，虽然在有些资源的利用方面，如国外档案资料、口述资料等方面，利用力度和深度仍显不够，但史料使用的基本意识已经体现。
三是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与拓展。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又根据具体选题内容确定具体的研究方法。除运用党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外，注重学习、借鉴和运用国内历史学研究中出现的心态史学、计量史学、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注重多学科、多角度分析和研究历史问题，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人文学科的方法和概念分析具体历史问题，拓展了党史研究的方法视野，丰富了党史研究的路径选择。
另外，鉴于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积淀和学术功底仍有欠缺，因此，博士论文整体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化、提高的问题，比如，有的论文对选题的研究深度不够；研究中对国外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及综述较弱；研究中回答关键问题的精品成果还不够多，对一些党史、党建研究中的重点、热点问题的跟进研究还不够及时等。
作者：王明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