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仅次于核武的军事技术如何掌握
自上世纪开始，美国便把航空发动机列为仅次于核武器的第二大军事敏感技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长期以来，一直有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造得出神舟飞船、造得出歼-10战机，偏偏造不出先进的航空发动机？
花再大代价也买不来先进的航空发动机
国资委日前发布公告，宣布组建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航发”），位列国家电网、“两桶油”和三大运营商等超大副部级央企之前，足见国家之重视。
航空装备中，最受关注的就是飞机的心脏——航空发动机。
目前真正具有技术和商业优势的只有美、英、法三国的四家公司。“这四家公司在全世界民用发动机市场份额接近90%。”国防973首席科学家丁水汀表示。
中国的国产太行发动机，也叫涡扇10系列发动机。太行发动机的1978年预研，1987年立项，2005年12月28日完成设计定型审查考核，历时27年。但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无法成为中国主力战机的可靠动力来源。
中美航空发动机技术的差距令人感到不安，80年代，当F-15战斗机已经开始安装推重比达到8的F-110发动机，而同一时期的中国还在落后的涡喷发动机上苦苦挣扎，如今，即便我们在WS15发动机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仍然与美国差距至少30年。
2010年11月有媒体报道，一款推力27500磅的涡扇10“太行”发动机已投入批生产，将用于装备歼11B。尽管如此，仍然有证据表明中航工业在扩大涡扇-10量产过程中质量稳定性控制存在问题，造成发动机可靠性不足，致使中国战机仍然严重依赖俄罗斯进口发动机。
有一种说法，称“我国航空发动机在上世纪50年代与国外相当，后来才逐渐拉大差距。”
“这些告诉我们，花再大的代价也买不来航空发动机先进的设计、试验、制造、材料技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中航工业发动机公司总经理庞为说。
必须“烧钱”试验
“航空发动机是经典力学在工程应用上逼近极限的一门技术，本身具有超常的难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发动机结构专家杜发荣表示。
航空发动机的主轴承，是关键部件之一，要在高速、高温、受力复杂的条件下运转，其质量和性能直接影响到发动机的性能、寿命、可靠性。目前，国外发达国家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寿命均能达到1万小时以上，国内基本在900小时以内。
高温、高压和高速，单独看的确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解决。比如：宇宙飞船、火箭，可以在高温处覆盖隔热瓦，解决高温问题；地面和水面动力，可以把发动机做得大一点，解决压力、强度问题；一次性产品，如导弹动力、火箭动力，不需要考虑长寿命，一些难题也就迎刃而解，最后烧掉或者不再使用就行了。
但是，航空发动机不一样，其研制还有“体积要小、重量要轻、寿命要长、可以重复使用”的要求，这意味着难度成倍增加。“设计航空发动机就是要让它在这些苛刻的约束条件下使性能得到最大发挥。了解这些特点，也就能够理解研制航空发动机为什么这么难。”庞为说。
航空发动机的另一个难点在于，这是一项涉及空气动力学、工程热物理、机械、密封、电子、自动控制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到现在都还不能从理论上给予详尽而准确的描述，只能依靠大量的实际发动机试验。”丁水汀解释。
因此，一款航空发动机设计制造出来后，必须做大量的试验进行验证，以充分暴露问题。
比如美国、英国的航空发动机的地面试验和飞行试验所用发动机台数少则50台、多则上百台，发动机地面试验都要上万小时，最高达16000小时以上，飞行试验则需5000小时以上。
由于航空装备的特殊性，这些数据只能靠自己试验获得，绝对无法照抄。可以说，“航空发动机不单是设计出来的，更是反复试验出来的，一定程度上就相当于直接‘烧钱’”。刘江说。
“比如，做整机试验时需要几千小时，甚至上万小时，真的‘烧’发动机。”刘江说，“按照规范，一些疲劳寿命等性能指标，试验累积不到一定时数，就无法知道达不达标。试验暴露出的问题，改进后还要继续试验。”
“有些就是破坏性试验，需要破坏零件或整机。如涡轮盘破裂试验，做完就报废，而且一做就是几十个盘，因为要累积数据。再比如民用飞机发动机中的风扇包容试验和鸟撞试验，试验需要损毁整台发动机。”刘江说。
这些，意味着巨额的研发投入。
据统计，过去50年，美国投入航空发动机预研经费就超过1000亿美元。装备美国第四代飞机F-22的F119发动机，从最初的部件研究到具备完全作战能力，历经32年，其中仅验证机研制和原型机研制就投入31亿美元。
“不过，研发过程虽然‘烧钱’，但是最终成果应用的时间也会很长，一款定型的航空发动机甚至可以用三四十年。”杜发荣说。
推动中国空军迈向战略空军
目前，中国发动机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1、在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历程中，缺少像钱学森院士那样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回顾“两弹一星”的研制历程，大师级领军人物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2、虽然我国航空工业长期受俄罗斯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很好地领会他们的设计理念。他们在经济上并不富裕、研究人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利用系统的观念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将苏联各个生产或研发部门提供的性能并不算高的部件和材料，集成出主要性能突出、综合技术水平较高的航空发动机；
3、我国历来重学术而轻技术，加上我国当前教育体制、模式的限制，使得航空发动机行业严重缺乏对机械产品悟性深刻的设计师和技术工人。航空发动机行业的一位厂长说：他发现一个儿童时代很少玩玩具的人很难成长为“心灵手巧”的技术工人。
外界估计，中国将在2到3年内在批量制造高性能喷气发动机方面取得突破，但对于制造可靠的顶级航空发动机，则还需要5到10年。一旦中国迈上这一台阶，将会促成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强势崛起。
“当前我国航空发动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举全国之力，我们一定能够取得彻底根治飞机‘心脏病’的成功，一定能够为军民用航空装备提供健康强劲的‘中国心’。”刘大响院士说。庞为表示，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到2025年，中国的航空发动机装备有较大把握取得突破，实现与世界航空动力强者同台竞技。
此前，运-20运输机正式加入现役。这意味着中国军工又填补了一项国产武器空白，为中国实现自主国防再下一城。但运-20存在的最大短板就是发动机，一是发动机选购自俄罗斯，二是俄罗斯的D30-KP-2发动机与伊尔-76所用的一模一样，单台推力仅仅12.5吨，这就让身板强健的运-20少了一颗更为脉动强劲的心脏。就算是仿制成功的涡扇-18也就是D30-KP-2发动机的技术水平，改进余地不大，仅仅停留在维持运-20可用的技术状态。而全力以赴自主研发的大涵道比的涡扇-20才是运-20的“最爱”和最佳拍档。
据称，涡扇-20与现役俄制D-30KP发动机相比技术明显提高，在同等条件下，将使大型军用运输机航程增加10%以上，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可满足我国大型军用运输机对动力装置的需求。只要这个唯一的短板尽快补齐，那么中国的运-20整体技术性能还将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与美军的C-17差距也将进一步缩小。
大型军用运输机是二十一世纪军事强国的名片，也是衡量一国是否具备战略空运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作为战略空军的基石，运-20装备中国空军后，将使中国空军具备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而解决了发动机问题，无疑会使运-20更加强大。
第2篇：协调当代军事技术创新伦理困境途径分析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军事领域的发展变化是“以信息化为核心，以军事战略、军事技术、作战思想、作战力量、组织体制和军事管理创新为基本内容，以重塑军事体系为主要目标。”军事技术创新是重塑军事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是迎接信息化军事变革的有力推手。尽管军事技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它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整个人类社会之上，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安全。如何处理好军事技术创新所追求的“毁灭”效应与伦理原则所追求的人类“生存”幸福之间的矛盾成为军事技术创新中的首要伦理课题。
1当代军事技术创新伦理困境产生原因
当代军事技术创新与伦理密不可分，其一方面受伦理约束突出体现人道主义情怀，另一方面又不改杀伤本质，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命财产安全。我认为，当代军事技术创新之所以会产生出一系列伦理困境，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军事技术创新与伦理追求目标不同
军事技术创新与伦理诉求有着内在的矛盾，即伦理追求“人道”，追求人类的“生存”；军事力量追求“消灭敌人”，追求对敌有生力量的“毁灭”。战争的目的在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达到战争的胜利，因此，军事技术创新以谋取战争胜利的“最强动力”为出发点，内在包含着“毁灭”的意味。为此，各国无论在何时，总是尽可能地发展军事技术的高打击和杀伤能力。特别是当代，军事技术创新取得的成果呈线性上升趋势，其发展速度快、范围广，其追求打击力之准、杀伤力之高、作战手段之多样更是前所未有。军事技术的应用给人类和自然界造成了巨大伤害。而伦理诉求则刚好相反，其本身是关注人类幸福、追求人类和谐，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最基本准则，是一种向善的诉求，这自然与军事技术追求的目的相违背。
1.2主体的价值评判标准差异
首先，主体的阶级性不同。军事技术创新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伦理判断直接来源于主体的价值判断，必然的会打上社会历史和阶级的烙印。恩格斯所说：“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因此，主体对军事技术创新的价值评判将自觉的从本阶级利益出发。例如资本主义的军事技术创新与其资本扩张息息相关，其发展的远程打击武器、战略投送力量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审视下无疑是合理的，甚至带有拯救、解放落后社会生产力的正义性，而无产阶级或被压迫民族的反压迫、反侵略斗争在无产阶级看来显然也具有正当性。其次，主体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伦理原则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受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影响，不同的时代、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民族的伦理判断都有其特点。因此，主体对军事技术创新的价值评判突出体现了其历史文化内涵和时代特性。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有着传统的战争伦理观念，对于生化武器、细菌武器具有与生俱来的抵触情绪，与日本大力研发生化武器、进行活体实验等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1.3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流血的政治。军事技术创新为战争服务，其发展方向突出反映了国家的需要和利益诉求。国家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防安全为己任，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导致军事技术创新伦理困境最现实的源头。在国家利益受到侵犯时，对待敌人没有人道可言，对敌人迂腐的人道，无疑会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因此，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国家之间利益冲突激化时，军事技术创新的伦理困境也会异常明显。二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利益冲突加剧，大规模发展了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种军事技术装备，掀起了军事技术创新的浪潮。冷战期间的大规模军备竞赛几乎不受伦理原则的规范，明知核武器、生化武器会给人类带来巨大不可逆灾难，但都在大力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只有足够强大的战略威慑，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不受侵害。
2协调当代军事技术创新伦理困境的理论基础
正如一般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样，军事科技创新也存在两面性，它既能够给人类带来利益，同时也会产生违背人类伦理准则的诉求。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军事技术创新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何协调军事科技创新的伦理困境？有没有理论上的可行性？我认为，协调军事技术创新的伦理基础是存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人类对于军事技术创新负面效应逐渐重视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人类社会、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在伦理观念的不断确立和重塑之中认识到“生存”对于整个人类的意义何其重要。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在战争时期，科技沦为人类之间相互荼毒与残杀的‘屠刀’......科技没有使我们得以解放，反而使我们陷入到单一的劳动中，让人成为了机器、机器的奴隶”。这说明，军事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的异化，使人不仅附庸在机器和技术成果之下，而且依靠军事技术毁灭自己甚至整个人类社会。但随着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和应用，其带来的巨大伦理问题越发凸显，人们逐渐认识到军事技术创新中伦理的缺失、道德的沦丧将引发不可逆的灾难，整个国际社会也越发重视伦理之于军事的规范作用，并渴望建立起通用的国际法则，引导军事技术创新发展。
2.2当代军事技术创新与伦理诉求的内在一致性
在信息化军事变革以前，为谋求军事利益的最大化，军事科技创新的重点在于消灭、杀死敌军，刀剑不仅锋利无比且多含有血槽和倒刺用以提高附加伤害，造成更多痛苦；机关枪、坦克、飞机、导弹谋求大面积的杀伤效果，不区分对象的进行毁灭性打击，军事技术创新方向与伦理诉求背道而驰。在当代，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力量的不断强大，信息化科技革命带来的观念转变，使得当代军事技术创新中的伦理考量不断加强，也引发了当代军事技术创新的转型。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军事技术创新不再指向有生力量的“毁灭”，而是采用目标指引完成战略、战术目标，应运而生的精确制导武器和非致命性武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敌方的战争附加伤害，改变了此前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的战斗标准。而单兵作战装备、纳米皮肤、无人武器装备等的使用不仅使战争伤害的可控性不断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我方官兵生命安全的考量。综上，我们能够发现，当代军事技术创新越来越重视伦理审视，越来越受到战争法、战争正义的约束，其创新发展已经并且越发遵从伦理约束。
2.3军事技术创新与伦理观念的相互影响
军事技术创新与伦理观念在最根本上都服从并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这一大前提。而军事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人，伦理的主体同样是人，因此两者之间必定会相互影响。一方面，通过对军事技术创新的伦理分析，有助于使军事技术创新合理化，有助于对军事技术成果和技术人员进行有效的管理，实现“真”与“善”的统一，使人类发展趋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另一方面，军事技术创新体现了时代的基调，为不同范式内伦理评价标准的差异性提供了物质基础。
首先，军事技术创新会影响伦理观念。军事技术创新体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这种反映同一定时代中的人们的知识结构、文化背景与实践方式相联系，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人们的伦理观念，影响着人类伦理观念的转变。在当代，军事技术创新呈现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重大突破，由此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影响着伦理观念的形成。例如，在核武器产生之初，一般的观点认为核武器是绝对的恶，是违背战争伦理的，但伴随着核武器对法西斯的遏制以及核威慑下保持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人们的伦理观念逐步发生转变，认识到虽然核武器本身拥有巨大的杀伤、破坏力，但其在研发、使用上正义却可以拥有正义性。其次，伦理观念也会影响军事技术创新活动。在技术创新中，伦理原则可以转化为军事技术工作者的活动原则，通过军事技术创新得以实现；同时，伦理观念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对军事技术创新的方向、目的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当前的人道主义原则为例，它不仅使军事技术工作者树立了共同的价值取向，同时要求军事技术创新要向着减少敌方痛苦、减少附加伤害、减少不可逆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方向发展。但由于伦理观念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军事技术创新的发展，这也正是范式转化的必由之路。
3协调当代军事技术创新伦理困境的途径
马尔库塞将现代出现的所有症结归结于“科学技术”，而哈贝马斯则指出，所有科学技术都有合理的可利用价值，关键在于如何把它们与人性协调起来。同样，研究当代军事技术创新伦理诘难并非否定当代军事科技创新的价值，阻碍军事技术创新的发展，而是要解决好当代军事技术创新伦理困境，挖掘军事技术的合理利用价值，更好的从事军事技术创新实践活动。
3.1与时俱进，树立正确的技术观、利益观
首先，要树立新的军事技术创新观。当今，创新已成为新军事变革的最有力推手，但同时，军事技术创新活动也受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的制约，并以特定的方式展开。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技术观武装自己，用辩证唯物主义审视军事技术创新中的问题，既不能肯定“科学决定论”，任由军事技术创新的随意发展，也不能肯定“道德决定论”，认为伦理是决定一切的唯一标准，错失军事变革的良机。我们要用科学的精神，理性的看待军事技术创新本身。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人类真正的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赖像布兰代斯这样的人的良知良能。”只有在军事技术创新中树立正确的技术观，才能发挥军事技术的特有优势，造福人类发展。
其次，要倡导全球利益观。早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就像全世界宣告：“现在以达到历史上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在决定世界各地行动的时候，必须更加谨慎地考虑环境产生的后果。由于无知或不关心，我们可能给我们生活和幸福所依靠的地球环境造成巨大的并且是无法挽回的伤害。反之，若是比较充分的知识和采取比较明智的行动，我们就可能使自己及我们的后代在一个较为符合人类需要和希望的环境中过着较好的生活。”军事技术创新活动不可避免的会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恶果，而全球利益观要求我们不仅关心本民族、本国利益，更要从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大前提出发，使军事技术创新尽可能地减少对人类以及生存环境的破坏。
3.2保持科技创新与伦理诉求之间的必要张力
事物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寻找着彼此的平衡。军事技术创新与伦理诉求也是如此，它们之间要有一个合理的张力，彼此约束，相互促进。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不单单是军事技术创新的结果，也有社会伦理的责任，要建立起它们之间的新秩序，并保持两者之间必要的张力。
首先，军事技术创新要服从伦理观念规范。一方面，伦理观念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代表了利益集团的价值选择，是军事技术创新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为谋求人类的生存发展，伦理观念也具有摒除阶级的共性，这就成为了军事技术创新中最为基本的伦理底线。一般来说，军事技术创新作为国家暴力机关履行职能使命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必定具有阶级性，也必定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因此，军事技术创新不仅要服从于社会内部的伦理规范，也要适应国际通用的普遍法则。
其次，伦理观念要保持时代性、科学性和相对稳定性。伦理观念作为各国军事技术创新的引导者，其自身发展同样重要。伦理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具有一定的传统性；受军事技术创新的冲击和洗礼，经过无数选择和放弃慢慢转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伦理观也不断产生新的内涵，具有时代特性；为了更好的发挥伦理道德的引导作用，一定要接受最先的进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伦理意识形态，保持伦理观念的科学性，实现军事技术创新与伦理观念的良性互动。
最后，要树立先进的伦理观念，正确审视对于当代军事技术创新的不同价值评判。军事技术创新的不同价值评价源自于不相统一的伦理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伦理观念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突出反映了利益集团的统治需要，因此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伦理判断有其独特的阶级本性。在军事技术创新过程中要正确面对并认识其他利益集团所做出的相悖的伦理评价，而正确面对当代军事技术创新的不同伦理评价的关键还在于树立先进的伦理观，用最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选择好军事技术创新伦理评判的立场，是解决当代军事技术创新伦理困境的关键。
3.3完善国际法律制度，规范军事技术创新方向
虽然当代军事技术创新出现了许多伦理难题，但和平与发展、正义与人道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也是国际社会规范军事技术创新的伦理理念。因此，制定和完善国际法对于军事技术创新的规范将是我们走出当代军事技术创新困境重要的社会基础。虽然当前国际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仍有其局限性，但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敢公开宣称其不受国际法、战争法的约束，即使是头号霸权主义国家也要竭尽所能的挖掘利用战争法，以证实自己的合法性，获取法律和道义上的支持。可见，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完善国际法律法规对于军事技术创新的规范是重要的制度保障。
当前，战争法条约已有关于军事技术研究方向的法条要求，首先包括禁止研制并使用细菌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条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2002年9月25日呼吁所有签约国家在2003年年底前达成一项国际宣言，以进一步严格履行此项公约的条约义务。其次包括对核武器的监察和控制，国际社会正在努力控制核武器计划的研发，更是有全面禁核的呼声。但同时，当前的国际法律制度仍有相当大的漏洞，法律法规严重滞后于军事技术创新的发展，对于诸多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国际法律约束力。要监察新型武器的研制和发展，及时有效的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防止一些国家利用战争法的漏洞，研制大量不受公约约束的高新技术装备。
作者：付清爽等
第3篇：改变未来战场的颠覆性军事技术
当前，颠覆性技术已成为世界军事强国重点关注的领域，近期多家美国知名研究机构均围绕颠覆性技术进行了讨论。2013年，美国知名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了名为《游戏规则改变者：颠覆性技术与美国国防战略》的报告；2013年5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了“2025年前可能改变生活、企业与全球经济的12项颠覆性技术”；2014年1月，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展望了未来5大军事技术；2014年2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预测了可改变未来战争形态的5大装备与技术，再次引发了对颠覆性技术与颠覆性创新讨论的话题。
改变传统作战样式
1995年，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出版《颠覆性技术的机遇浪潮》一书，首次提出颠覆性技术的概念。此理念一经提出，很快被世界众多专家和学者接受，此后愈加引起人们的重视。
颠覆性技术是一种另辟蹊径、会对已有传统或主流技术途径产生颠覆性效果的技术，可能是完全创新的新技术，也可能是基于现有技术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型应用。例如，数字技术转移应用到照相领域，颠覆了传统的基于胶片的照相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交叉融合产生的计算机网络技术，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输和应用方式。
颠覆性军事技术是颠覆性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美国国防部将颠覆性技术定义为“以快速打破对手间军力平衡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技术或技术群”，并认为，此类技术一旦应用，作战样式将发生巨变，相关政策、条令和编制等随之失效。当前无人系统的广泛列装所引发的作战模式根本性变化，作战条令和编制体制重大改变均是颠覆性技术的最新“杰作”。
一项新技术最终能否成为颠覆性技术，不仅需要技术本身有重大突破，还需要综合考虑诸多因素：一是技术本身、技术运用及使用环境等，看其是否具有“改变游戏规则”的影响力，例如，二战时德国发动的“闪电战”是将快速机动的坦克、飞机和双向无线电台集成到作战概念中，这些核心因素的协同增效使对手的大部分防御手段迅速失效。二是基于战略目标﹑作战环境和作战概念等不同，不同国家期望从技术中的获益不同，会影响“改变游戏规则”的价值。三是社会价值观与组织文化影响其发展和使用成效，例如，毫米波定向能武器作为非致命武器用于阻止、控制人群，会引起人权组织和社会舆论的不满。四是时间会以诸多方式影响其“改变游戏规则”的潜力，一项新技术出现后，必须在正确的时间与相应的作战需求和概念相匹配，才能“改变游戏规则”。例如，精确打击技术就是在满足美军远程、快速、有效摧毁敌方指控机构和作战力量的战略需求下，才成为颠覆性技术。
在过去数十年里，互联网技术、雷达技术、核技术、隐身技术、夜视技术等颠覆性军事技术不断得到开发，使原有的战争形态被不断刷新或改变。颠覆性技术的发展与影响，往往让人始料未及，虽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可一旦取得关键技术突破与
应用，就将对战争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2007年9月，以色列空袭并摧毁叙利亚东部一座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设施。袭击发生时，以色列通过“舒特”网电攻击系统，成功侵入并控制了叙利亚雷达网和防空网络，“瞎”掉了部署在叙利亚境内的俄制防空雷达。由于此次袭击使用了电子战系统这一新技术，成功破坏了叙利亚的雷达预警系统，使得以色列在空袭中如入无人之境，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2008年8月，俄格军事冲突中，俄军在轰炸格鲁吉亚的同时，全面展开了对格通信网络节点的攻击，造成电信、交通、银行、媒体、官网等全面瘫痪。这是世界首例以网电空间对抗技术成功支持常规作战，引起世人高度关注。
2010年，伊朗不什尔核电站遭到世界首个超级网络武器“震网”攻击。“震网”病毒与其他病毒不同，它是第一个直接破坏现实世界中工业基础设施的恶意代码，标志着网电作战这一全新作战模式的诞生。
持续开展颠覆性技术研究
美国多年来非常重视颠覆性军事技术的研发以及防务技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不断为其军事能力提供各种“技术解决方案”。美国在颠覆性技术发展方面走在最前列，投入最多、机制相对完善，工业界、学术界、军方的“颠覆性技术”研究已经形成了常态化机制。
早在1958年，美国就组建了专门机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积极捕获和发展颠覆性技术。DARPA致力防止“外来技术突袭”，聚焦“改变游戏规则”的科技新机遇，组织实施高风险、高投入的尖
端科技项目，培育和推动互联网、隐身技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激光、高超声速飞行器、无人系统等重大颠覆性技术发展并取得了成功。此后，美国又设立了多个颠覆性技术专门研究机构，主要有：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下设的国防情报局技术预测和审查委员会、未来颠覆性技术预测委员会，美国高级研究与发展组织内专设的“颠覆性技术办公室”。
2004～2012年间，美国国防工业界组织召开了9届“颠覆性技术”年会。2012年12月召开的年会主题是“识别颠覆性技术，为美国及盟国遂行非对称军事任务填补能力空白”。2005年，美国国防研究与工程署建议国防部将“颠覆性技术”纳入战略谋划范畴。2006年，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描述了敌方挑战美国军事能力的4种途径，其中就包括利用“颠覆性技术”。自2009年起，美国不少大学开设“颠覆性创新”课程，DARPA、海军研究办公室均对颠覆性技术进行了资助。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分别于2008年和2012年发布《全球趋势2025》和《全球趋势2030》两份报告，对可能在2025和2030年前出现的具有潜在颠覆性的民用或军民两用技术进行了预测。
2013年5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了“2025年前可能改变生活、企业与全球经济的12项颠覆性技术”，颠覆性军事技术有可能出现其中，或者与其密切相关。2013年9月27日，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名为《游戏规则改变者：颠覆性技术与美国国防战略》的报告。该报告讨论了先进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及其对美国国防技术优势可能带来的挑战，强调美国必须为维持技术优势而加倍投入。报告确定以下5项技术有潜力成为颠覆性技术，包括增材制造、自主系统、定向能、网络电磁能力、增强或降级人类能力，并探讨了这些技术对美国国防战略的影响。
2014年1月，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发表了名为《即将到来的军事科技》的文章，认为无人系统、自主系统、网络武器、3D打印技术和定向能武器是未来10年可对美军产生深远影响的五大新兴军事技术。2014年2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指出，包括“超级隐身/量子隐身”材料、电磁轨道炮、空间武器、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与全球快速打击武器、高度自主化的无人系统等5大技术，有望成为未来数十年内可改变战争形态的装备与技术。
颠覆性军事技术孕育重大突破
当今世界已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颠覆性技术大量涌现的时期即将到来。纵观目前各方对颠覆性军事技术的判断，以下这些技术被普遍认为是改变未来作战样式，具有重大颠覆性作用的军事前沿技术。
定向能武器。定向能武器通过毫米波、高功率微波、激光或电磁脉冲产生作战效果。定向能武器技术
在经历几十年发展后，已取得了重大突破，美军预计能够在未来10年的武器研发中使用该技术。定向能技术主要用于替代或改进传统弹药，或用于非致命武器。例如，激光武器可以打击多个目标，拥有无限量“弹药”，能够大大提高部队和设施的防护能力。在目前美军研发的众多项目中，最具潜力的是固体激光器，美海军计划2014年在“庞塞”号登陆舰上装备固体激光器。
网络武器。网络能力已经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能力，还为其他具备“改变游戏规则”潜力的技术提供了发展平台。网络武器的快速发展，使得有关网络空间方面的战略制定、法律和组织建设面临很大挑战。网络武器也是一把“双刃剑”，美军愈加依赖网络空间来实施兵力投送，但网络空间也容易受到对手攻击。网络武器还可能为黑客提供“劫持”大型系统的手段，为潜在对手获取不对称优势提供机会。
3D打印技术。也称增材制造，是根据三维模型，在计算机控制下利用激光或电子束手段对粉末或丝材料进行逐层融化，使其快速凝固并逐层堆积，直接精确成型最终零部件。该项技术使部队能够就地利用材料打印特定部件，可显著改善装备制造流程，极大提高装备的战术适应性，从根本上影响国防工业基础。近年来，3D打印技术发展迅猛，在多个领域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打印武器装备的替换零件；二是未来的3D打印技术可用于快速整合的新技术；三是工业级、多组件能力的3D打印机可用于人道主义行动和灾难救援。
高自主无人系统。无人机、机器人等自主系统已经给情报、监视与侦察和反恐等领域带来革命性变革。自主系统的关键支撑技术，如机器人、人工智能、软件和无线网络等技术发展迅速，为研发自主系统开辟了广阔的技术空间。技术的进步提高了无人机的态势感知和自适应能力，使无人机可成为“发射后不管”的武器，其集中注意力和耐力均比人类更强，并能在目标上空停留较长时间，待机会出现时瞬间发动攻击。当前，以无人机为代表的自主系统已受到多个国家和组织的重视，其部署的速度将成为取得和保持优势的关键。与此同时，一些专家担忧自主武器系统缺乏辨别非军事目标与军事目标的能力，可能引起意外的冲突升级，以及复杂的伦理和政策问题。
电磁轨道炮。电磁轨道炮发射装置采用磁场而非化学推进剂（例如火药或燃料）来远程投射炮弹，炮弹的飞行速度能达到每小时7200～9000公里。演示显示，目前正在开发中的技术能够以32兆焦耳的能量将1枚炮弹投射至100海里（约185公里）之外。电磁轨道炮发射的炮弹速度和射程为进攻和防御提供了极大帮助，从精确打击（这种精确打击能应对最先进的地区防御系统）到针对来袭目标实施空中防御。美国海军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开发一种海军电磁轨道炮系统。该项目从2012年开始进入目前的阶段，目标是寻求论证持续发射或“重复频率”的能力。
高超声速武器与“全球快速打击”武器。巡航导弹具备远距离精确投送弹头的能力，已经对现代战争产生巨大影响。而高超声速巡航导弹的速度可达到5马赫，能在更短时间内打击目标。此外，美国正在开展“常规全球快速打击”项目，以在1小时内打击全球任何地点。美国空军、波音公司和DARPA等多家机构正在联合资助X-51A高超声速飞行器项目，以演示验证吸气式高超声速巡航导弹相关技术。除美国外，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也正在发展高超声速飞行器的相关技术，并取得了重大进展。
隐身材料。科学家已经通过使用天然超材料设计出折射材料，这些材料能大大减少目标物发出的热辐射及可见光波。该技术的军事意义重大，装备采用该技术的“隐身斗篷”后，可使士兵在敌方领地长时间执行任务而不被发现。这种超级隐身能力降低了士兵的伤亡风险，同时提高了对敌方执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突袭、破坏及暗杀任务的能力。近期，加拿大一家公司已向美国军方、联邦反恐团队以及加拿大军方演示了这种材料。
结语
历史已经证明，颠覆性军事技术不仅是大国的必备利器，而且也是大国间相互博弈的平台。谁先认识和拥有了这样的军事技术，谁便拥有了巨大的战略先机。目前，各军事强国正加强全球范围尖端科技发展的跟踪监测与预警，以防高新技术的突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主要国家发展颠覆性技术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必须直面颠覆性技术的挑战与机遇，审时度势，运筹帷幄。
作者：吴勤
第4篇：对培养创新型信息化军事技术人才的几点思考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东地区的几场局部战争已明白地昭示我们，信息战已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形式。推进信息化建设，是党的十八大对我军提出的新要求，已成为科技练兵的时代主题。创新型信息化军事技术人才培养是军队建设与发展中的重大战略工程。为了应对新军事革命的挑战，实现我院的跨越式发展，我们必须站在新的起点上加速培养具有时代特色的创新型信息化军事技术人才，以适应新形势下任职教育的需要。我认为应当着重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定方向确立信息化军事技术人才的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的集中体现。我院以往的人才培养大多是立足于适应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前提的，而目前，世界各国军事领域不断受到新军事变革浪潮的冲击，我军也正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对各种军事技术人才的培训目标也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新军事变革对军事技术人才的需求而变化。不同的战争形态对于军人的素质有着不同的要求，因此，在人才的培养目标上也有不同的侧重点。作为知识密集型的信息化“智能型”的军人将是主要的培养目标。除了必须具备军人的共性素质与能力外，“智能型”的军人更应该具有与信息时代特征相适应的信息素质。因此，我院应确立：具有较强的信息素质与传统的军政素质相结合的创新型信息化军事技术人才培养目标。
二、找差距树立信息化军事技术人才培养的新观念
战争形态的变更，往往以观念的转变为先导。我院要加速信息化军事技术人才的培养，同样必须首先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树立创新型信息化军事技术人才培养的新观念。
（一）影响信息化军事技术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包括：
思想观念不适应、教员队伍信息化素质不适应、训练机制不适应、训练环境不适应、精神状态不适应等等。成为了在新形式下信息化军事技术人才培养的制肘。
（二）与时俱进树立人才培养的新观念。
我院要实现培养新形式下信息化军事技术人才的转变，必须：
1、树立跨越式发展的教学新观念。
党的“十八大”提出；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实现我军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按照“宁可让人才等装备、不让装备等人才”的思想，以前瞻的目光，站在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高度设计今天的人才培养，通过超前培养和跨越发展，努力争得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主动权。实现传统教学观念的转变。
2、保证优先信息化教学建设的观念。
必须把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型信息化军事技术人才作为院校建设的根本，把信息化教学建设摆到优先发展的位置。在信息化教学建设上狠下工夫。
3、有利于整体推进教学的观念。
培养信息化军事技术人才队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各层次的整体合力，必须整体推进，协调发展。以信息化发展为先导整体推进教学全面建设。
4、开放育人的观念。
信息时代的人才培养必须面向社会、面向世界，不断拓宽视野、开辟途径，走开放式、联合式的培养道路。要注意个性的开发，努力培养具有较强信息素质的创新型人才。
5、培养信息化人才教员先行的观念。
要培养高质量的信息化人才，必须首先造就一批高质量的教员队伍。只有教员信息化知识丰厚、具有超前意识，才能满足创新型信息化人才的培养需求。因此，教员要先行，始终瞄准信息化战争前沿，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优势互补共享、拓宽信息化军事技术人才的培养渠道。
（一）要充分利用开发我院现有优势培养人才
军队院校是培养信息化军事技术人才的主阵地，有着其他培训途径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对提高人才的水平、能力、素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还必须抓好教员队伍的人才培养，储备一支信息化战争知识丰富、信息化素质较高、信息化教学能力较强的教员队伍，形成培训与使用的良性循环。并且，要通过网络远程教育等形式，形成人才培养的终身教育模式。提高全员的信息化素质。
（二）要大力挖掘部队训练资源培养人才。
部队是用人的主体，也是培训人才的主要阵地。通过科技练兵、参加联合演习等大型军事活动摔打锤炼人才，培养一批掌握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岗位能手、行家。真正使院校与部队紧密结合、互相促进、双向交流，形成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
（三）要广泛借助社会教育资源培养人才。
我院要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就应该积极借助社会教育资源。地方高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施和手段先进，信息交流广泛，知识创新能力强。地方工厂设备先进，科技信息含量高，有广阔的实践空间。把军队自己教育培养与依托国民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现资源共享，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
四、健全机制，确保信息化军事人才的健康成长
健全科学的运行机制，是信息化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保证。应重点健全四种机制：
1、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育人机制。
创新的谋略艺术，神奇的战略战术，精确的信息化指挥，精妙的战场保障，是我们在未来战争中战胜强敌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能力是取得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因此，要创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机制。把创新教育摆到院校教育训练的突出地位；把提高学员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改革的根本目标；把培养学员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员授课的首要任务；把开放办学作为提高学员创新能力的重要方法。
2、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
要努力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用人氛围，不拘一格选用人才。要扩大选人用人的范围，变偏重于选组织领导型人才为学者专家型人才；变强调从本专业、本单位对口选拔人才为跨专业、跨单位选拔人才。要创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全方位选拔机制。
3、有利于激发人才创新能量的竞争激励机制。
要根据工作需要和人才特长，科学合理地使用人才，把人才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优势，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竞争格局，激发人才的创新欲望。
4、有利于人才进步的评估机制。
按照信息化军事人才培养的新标准，修订各类干部考评规定和军事训练等级规定，创新和引进人才考评的新方法和新手段。
总之，只要我们抓住信息时代脉搏，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对军队建设的新要求，抓住机遇，盯住条件，迎接挑战，我们的信息化教学建设就会过几年上一个台阶，我们的教学条件就会不断的更新换代，我们的信息化军事技术人才培养就会硕果累累，实现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时代要求。
作者：陈健等
第5篇：现代军事技术异化解析
在学术界关于技术异化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不同的研究视角具有不同的内涵。通常而言技术异化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从技术价值论的角度出发，技术异化指的是技术或者技术应用价值的负向实现。二是从目的性角度出发，技术异化指的是技术或者技术应用出现了与最初的愿望(目的)截然不同的结果。三是指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劳动异化。军事技术的异化主要是从价值论和目的论的角度理解的，指的是军事技术在研发过程中出现了恶或者负的价值或者军事应用的结果与初衷相悖的现象。事实上，作为技术大家族中一员的军事技术，也必然会遇到技术的异化问题。只有正确地认识军事技术的异化问题，并客观地理解军事技术的技术本性及其在战争中的地位，才能充分地发挥军事技术在改善作战效果和提高作战效率中的作用。
一、从战斗力构成要素到军事领域的意识形态
所谓军事技术，是指人们为了武装斗争的需要，在社会生产和军事实践活动中，运用自然规律创造的军事物质手段和有关知识、技能的总和，其中最主要的是武器装备系统。作为技术的特殊部分，军事技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是战斗力构成要素，它的应用能够大幅度提高战斗力。以现代电子战技术为例，据有关统计资料对不同干扰强度条件下的计算，电子战参战后的兵力倍增系数为9倍以上，也就是说在达到相同战果的条件下，运用电子战后可减少攻击兵力至1／9，或使伤亡人数减少至1／9。现代军事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影响如同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这种冲击也是一种控制，而当这种控制使人已经能够自觉地接受，那么也就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属性，是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前提和基础。同样道理，军事技术之所以成为军事领域的意识形态，是因为军事技术重要的战斗力生成作用。“战争手段的优越可能增加战争胜利的机会，虽然武器本身并不能够获得胜利，但它却是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军事技术的对抗性源自军事活动的对抗性，作为人们从事战争的手段，军事技术的发展使用不在于能够创造多少价值，关键是要对对手产生重要的影响，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
国家和军队都会认识到军事技术的价值所在，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他们会不惜成本地开展军事技术研究和应用转化，军队更是将提高战斗力建立在装备高新武器技术的基础之上，从而在社会上营造了一种社会景观——即军事活动的“技术化”和战争实践的“空壳化”。正如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技术统治论”把本属于政治领域的议题转移到非政治领域变成普通的技术问题，“技术决定论者”也倾向于把军事领域的作战实践转移为军事技术研究和发展问题，把技术合理性当成实践合理性，把军事领域的对抗行为简化理解为单纯的技术研发、装备和应用过程，用直线管理方式来建构自己军队的战斗力。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已经概念化并转化为一种理性，它贯穿于围绕人的目的所展开的技术实践活动中，是旨在控制和操作对象的效用逻辑，实质是人类技术理性的无限膨胀，“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则是为一种扩张的主体精神所主宰，以工具理性为核心思维方式，或者称之为一种绝对的理性主义支配”。
军事技术之所以成为意识形态，也源于战争实践的缺失。人们通常用“善假于物”来描述技术活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技术并不是物，而是那个“假于物”的过程。技术也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发挥功能，也才称之为技术。“功能不能从技术客体的应用的语境中孤立开来，它正是在这个语境中定义的。”然而，与普通的社会活动不同，军事活动具有较大的破坏性和风险性，因此军事技术的应用与普通技术具有很大的不同。在长时间没有战争实践的情况下，人们容易将军事技术密封于象牙塔之内，沉迷于技术性能指标。“在任何其他重要的职业和机构中，都不会像在军队里那样，整整一代人都不经过专业技术、工作表现或业务能力的实绩考核。但在那样长的时间里，竟没有实战的经验来印证需要试验的武器。”对军事技术的过分追捧必然导致对军事理论的冷落，在战斗力生成模式中把重心偏向物的因素。这样所导致的后果也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了多少。”人们需要充分认清军事技术在军事实践中的地位，而不是对其盲目地崇拜。战争史清楚地表明，先进的武器技术决不是取得胜利的充分条件，恰恰相反，过分强调技术领先往往导致战争的失败。
消解军事技术意识形态化需要正确认识战争以及军事技术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技术(工业)是人的创造物，其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军事技术也是如此，它也只是人在军事领域意志的体现，而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其他因素，因此，战争中的主导者是人而不是技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迷雾”，使得战争向透明化、精确化和可控化发展，但是战争的暴烈性、对抗性本质没有变，战争活动依然充满了艺术性特征。而艺术性恰恰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战争的主导仍然是人而不是先进的军事技术。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军事技术所强调的精确计算与战争活动的艺术盖然是相矛盾的。关于二者的关系，海德格尔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计算的一切可计算的东西在总是由计算所算出的总数和产品之前已经是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的统一性归属于不可计算的东西，后者及其阴沉状态是计算所不能掌握的，……这种思想的成果不仅不是计算，而且根本上是从存在者以外的东西那里被规定的”。当然，所谓的不可认知只是相对的，在人们认识能力和手段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模糊和盖然的程度不断降低，而这个过程就是人们充满能动性的战争实践过程。正如列宁所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因此，军事技术只是战争中人的工具和手段，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如果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需要认真研究探索与军事技术应用有关的作战方式、编制体制以及军事理论。
二、从作战的工具到对社会
自然环境的破坏
从人类社会产生真正的战争时起，体现作战手段特性的军事技术也就应运而生。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对暴力的无限追求，促进了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军事技术史就是一个杀伤力和破坏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杜普伊认为：“战争的历史，就是一些集团的人们，通过比敌方更为有效地使用兵器，或换言之，充分发挥或者接近发挥兵器的最大杀伤力，力图将其意志强加于另一些集团的人们所采用的方法的回顾。”当军事技术进入火器阶段以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冷兵器主要是传递人的体能实现接触性杀伤，而火器则通过转换化学能实现点、面杀伤。这种破坏力不仅体现在对战场上的敌人、无辜的平民的杀伤，甚至对自然资源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在战争中，河堤决口、空气污染、森林被毁等现象，已司空见惯，不胜枚举。特别是随着核武器、生化武器的出现，战争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程度愈来愈烈、范围愈来愈广，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着严重威胁，水资源、动植物资源、土地、矿藏以及空气等资源都会受到严重的破坏。”
军事技术的杀伤力和破坏性之所以能够不断提高，是因为它与最前沿的科学技术紧密联姻。现代军事技术已经脱离了纯粹工艺制造和单纯实用技术阶段，科学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从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人们不断将科学的理论成果应用于武器的发展，军事技术已经从依靠实践进步转变到了依靠科学理论进步上来。“如果说过去的军事技术更多的是经验的创造，二次大战以来的军事技术则是科学和经验的结合物，特别是科学的物化。”科学理论是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探索，具有原创性优势，其物化为实用的技术后也能居于领先地位。也正因如此，军事技术在性能指标上能够越攀越高。到了核武器时代，破坏力的施展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程度，任何全面战争都不再是战略与战术、行进与反方向行进、突破与包围的表演场所，而成为了整个人类毁灭的劫难。
消除军事技术的功能异化关键是正确认识其价值所在，并建立合理的规范约束机制。人们关于核武器的认识和使用规则的演变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核武器的出现将军事技术的破坏力推到了极致，针对新出现的超级武器，人们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审视和定位了核武器的战略战术以及相关的体制机制。“最初，当核武器的数量相对来说较少时，军事科学认为它仅仅是增强军队战场火力的可靠手段。后来，当其数量增多时，它被认为是在核战争中进行武装斗争和保障达成战略与军事政治目的的独立手段。之后，人们开始彻底明白了，根本不能使用核武器，而只能把它作为对外推行强权政治和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军事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并不是人们的最终目的，但是人们却往往容易进入无限追求杀伤和破坏的误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类社会关于规范战争行为的各项规章制度不断完善，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军事技术的功能异化。
消解异化现象应当坚持军事技术发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现象学的技术哲学强调要注重对各种类型、各个层次人工系统、人工物系统的内部结构、运行过程和价值形成机制等方面的规范性、描述性和批判性研究，应该关注技术的设计、生产、改造、创新等微观机制。技术设计并非由技术的内在“效率”标准唯一地决定，而是由具体语境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种标准共同决定的。在技术设计阶段，对技术发展感兴趣的各种社会行动者如业主、技术专家、消费者、政治领袖等都以各自的方式进行参与。因此，“一项技术发明，只有当它不仅揭示和展现了发明和创造者所生活的世界，而且还聚集和反映了使用者所生活的世界时，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军事技术的发展也要受到军事领域的各种因素的影响，确切地说军事技术的发展是军事领域各种因素建构的结果，这些因素既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和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等宏观层面的东西，也包括军人文化素质、身体状况等微观层面的因素。所以，军事技术的研发不能仅仅关注技术物理领域性能指标，单纯追求高、精、尖，更要把各种军事社会因素纳入技术发展的范畴，在军事战略大背景下谋求技术发展。军事技术是为军事战略服务的，是实现战争目的的基本手段，其发展要受到军事战略的指导和制约。
三、从服务政治需求到消耗大量社会资源
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武器是战争的基本工具，因此军事技术担负着重大的政治功能。恩格斯关于火器的政治价值曾有过精辟的论述：“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的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军事技术的政治性也与日俱增，统治者越来越关注军事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典型的事例是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的相互对抗。有专家认为，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并不仅仅是建立全球性导弹防御系统，它还作为“技术一经济战”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担负起拖垮苏联的重任。为了应对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苏联不得不花费数百亿美元从零开始发展某些科技工业设施，并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直到解体。“当今世界上，一国的军事改革能一贯处于领先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哪个种族具有特殊的军事才能，而是它的政治机构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政治机构跟科研机构和工业部门都有着正确一致的科学观点。”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和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以及阿波罗计划都是政府采用大科学模式耗费巨资开展军事技术研究，而这背后是巨大的政治意义。
在承担重大政治功能的同时，军事技术研发需要消耗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资源。早在19世纪，恩格斯批评军备竞赛时说：“现代的军舰不但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面上的工厂，——的确，主要是浪费大量金钱的工厂”。“据有关资料统计，1983年世界军费总额约为6228亿美元，是1960年的4倍；1991年度，世界军费总额已经超过一万亿美元以上；而到了2003年，仅美国的军费就高达3790亿美元，后因伊拉克战争又追加了近800亿美元。”军费开支主要用于军事技术研发应用，用于装备高技术含量的武器系统。如果政府将大量的资源用于国防建设，那么肯定会影响到其经济建设。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生动地说明这一点：1架现代化重型轰炸机的代价等于：
在30个以上的城市里各建1所现代化砖木结构学校；
建设2座各能供应6万人口城市用电的发电厂；
建设2所拥有全套医疗设备的先进医院；
铺通大约50英里长的混凝土公路。
军事技术研发生产高消耗主要是因为现代军事技术具有系统化、体系化、复杂性特征，在效果方面的体现为杀伤力越来越强，打击精度越来越高。从体能到化学能，再到核能，武器本身进化的历史便是能级不断提高的过程。在不断应用和认识的过程中，控制力才能不断加强，打击精度才能不断提高。“因此，初始杀伤力的提高必然伴随着打击精度的退化，在更高的逻辑起点上，打击精度将会逐渐提高；而打击精确化往往又能进一步提高杀伤力，军事技术的复杂性在这两个方面的进化中得到增强。”当然，随着军事技术复杂性不断增加，其功能越来越完善，构成越来越庞大，研发需要的经费也就越来越多。另外，较长的投资周期增加了不确定因素出现的几率，难以量化的投资收益也使得这一过程更加难以控制。从项目的立项到研制，直到科研成果的转化，军事技术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面临技术、需求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可能使研发进度拖延、费用超支，或者达不到预先规划的技战术指标，甚至会导致军事技术项目中途夭折。另外，军事技术研发不能用一般的“投入一产出”模式来分析研究，因此在投资决策、成本控制等方面的科学性与精确性就难以控制。正因为投资收益较难量化，军事技术研究也就难以有效建立竞争、评价、监督等控制机制。
现代军事技术消耗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源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然而，如果科学合理规划就能有效减少消耗，或者进行成果转化产生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某项军事技术的价值通常用武器装备的效能除以其全寿命费用来表示。全寿命费用通常包括研制费用、生产费用、维护使用费用和退役处置费用等。武器装备的效能是指武器装备在规定的条件下，达到某个或某些任务目标的能力的大小。在选择发展军事技术时，不仅需要考虑武器装备的效能，更要考量其研发费用，也就是追求较高的效费比，实现较大的价值。对于军事技术整体而言，合理的效费比是确保国防工业健康发展的前提。需要提高军事技术的经济效果，不同的投资方案不仅投资金额不同，而且战斗能力输出量也不同，通过对比不同方案投入差与产出差就可以判断出军事经济效果的高低。由于现代军事技术研究发展具有高投入、高消耗的特点，如何有效实行军民兼容，充分利用有效资源，已经成为国防科技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这就需要采用技术转移、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互动以及国防科研投资的市场化等方法，来提高军事技术经济效果。如美国航天技术就是在“阿波罗登月计划”推动下发展起来的，遍布世界的因特网是由美国国防科研部门的内部局域网发展起来的。“阿波罗”计划，由于重视了技术转移，每投入1美元就能产生14美元的效益。
作者：赵阵
第6篇：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的军事技术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军事封锁和经济遏制。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赴朝参战。195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并按照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z组。1952年，巴黎统筹委员会(又称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成立专门的中国委员会，设立“中国禁单”，即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该禁单所包括的项目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多500余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对华技术禁运有所松动，但中美军事关系仍然停滞不前。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安全关系不断扩展深入，军事技术合作迅速展开。
中央对与西方国家军事技术合作的基本政策和态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虽然估计到战争风险有所减弱，但对军队建设仍非常重视。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强调：“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绝不能浪费时间，要加紧备战工作。”同时，随着中外军事交往的进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清醒地认识到我军在国防现代化建设方面严重落后于时代，与军事先进国家的差距相当大。
1979年1月2日，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在军委座谈会上说：“国防现代化，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物的问题……物的问题，武器、装备，现有的东西很落后，怎么现代化，着急不着急？”
1982年11月，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在全军参谋长会议上不无忧虑地说：“(我国武器装备)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特别是在电子技术方面差距更大。”
1983年10月，杨尚昆强调，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争取时间，加速发展我军的现代武器，包括战略武器、常规武器”。11月，杨尚昆在全军教育训练改革座谈会上讲：“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有计划地加强军队建设，是一个带战略性的问题……我军的战备水平，特别是武器、装备，同一些国家的差距本来就比较大，如果不抓紧，几年十几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很可能差距越来越大。我们有些同志的精神状态同形势的要求很不适应，说什么‘北边搞缓和，南边搞谈判，东南边搞统一’，反正打不起来，军队建设可以慢慢来。这要引起我们注意……要抢时间，绝不能浪费时间，军队就是为打仗而存在的。”
中央军委领导明确肯定应该以引进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作为起点，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1977年12月，邓小平连续会见了第三机械工业部、第五机械工业部、第六机械工业部的负责同志，了解军工企业的发展现状和问题。他强调：“我们要有自知之明，我们技术水平不够，应当先引进，引进外国的新技术作为起点。”“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要学习和适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学习先进才能赶超先进。”“杨成武同志去法国看了，与人家现代化指挥系统比，我们要落后得多……要逐步实现指挥系统的现代化，总不能拖得太久吧!自己不行，可以引进外国的新技术。当然，主要的技术他们不一定会给，但有些东西弄点回来还是可能的。”“国防口也有个引进问题，有没有条件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军事部门也要吸取外国的技术，自己不行嘛。”“本来水平不行，也来不及做，而且质量又不好，引进是重要的手段。”“解决途径要包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例如幻影2000战斗机。”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技术引进。“引进科研手段，不仅航空工业，全国也必须加速引进一大批。”“民用飞机要搞合股经营，军用飞机能搞合股经营也可以。我们搞出来以后，还可以向第三世界出售嘛!关键的问题要抢时间。买产品时要买全，要同技术制造的资料结合起来。”
中国与美国军事技术合作的展开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得到改善，美国对华技术禁运有所松动。1972年4月，作为改善对华关系的一个信号，尼克松政府结束了对中国的大部分禁运，将中国划入Y组，允许向中国出口相当于对苏联出口商品的70％。随后，美国向中国出口了10架波音-707飞机。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美国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裹足不前，对华技术出口政策也没有大的进展。直到中美建交，美国一直坚持对中国和苏联采取同样的出口政策。美中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基本停滞不前，美国仅对售华某些特定技术产品进行了可行性评估。
卡特上台后，在美国政府内部，关于中美之间是否应建立安全关系一直存在争论。国防部长布朗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一直认为需要与中国进行某种防务合作，而国务卿万斯则怕惹恼苏联，坚持反对意见。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底，邓小平访美。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卡特授权布热津斯基着手与中国进行一些“特殊会谈”。年底，双方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议。
1979年12月底，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政府内部的争论解决了，态度有了很大转变。1980年1月，布朗访华，称“我们已在与中国人的战略关系上采取了一项重大步骤”。随后几周，美国国务院放宽了对30多种军事支持设备的管制，可以由军火控制局发放许可证向中国出口。这些装备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对流层通信设备、运输直升机、载重牵引车和电子干扰装置等。
1980年4月，美国商务部把中国从华沙条约国家组Y组转入新的国家组P组，使中国有资格获得更广泛的输出品，尤其是敏感性领域的产品。5月底，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访问美国，象征着两国间的安全关系正在扩大。7月，美国商务部宣布进一步放宽发放许可证的标准。9月，五角大楼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并批准颁发400多项技术先进的军事支持设备的出口许可证。
1981年1月，里根上台后，采取双轨政策，一方面保持同中国的交往，一方面又加强与台湾当局的联系，还在一定程度上升级了对台湾的军售。6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再次重申中国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他说：“我们已多次声明，我们宁可不要美国的武器，也绝不同意美继续干涉我内政，售武器给台湾。”鉴于此，中国政府推迟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原定于8月的访美日程，而此次访美是以讨论向美国购买武器为主要内容的。
1982年，中美签订了《八一七公报》，双方关系有所缓和。1983年5月21日，里根总统以“双倍政策”
(1981年7月里根提出的新的对华技术出口政策，即允许美国厂商向中国出口的技术和产品在性能和水平上可能是美国向苏联出口的两倍)很难衡量为由，批准将中国由P组改为V组，列入“友好的非盟国”一类。同月，美国商务部部长鲍德里奇访问中国。其访问的结果是，美国同意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尤其是放宽七种具有“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口限制。
1983年夏，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邀请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9月25日，温伯格访问中国，恢复了中断三年的中美官方军事联系。访问期间，温伯格与张爱萍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在与张爱萍谈到军事技术转让问题时，鉴于中国方面于1981年6月曾向美国提出了一份意向购买清单，温伯格讲了其中多少项可以解决后，又谈到美国技术转让的基本政策。温伯格对加强中美军事关系态度积极。
中美双方随后就确定了进行军事技术合作的原则，成立了参谋级别的中美军事技术合作工作组，继续进行讨论，并决定中方派出考察组赴美国考察。会后，组成了以张品为组长，贺平、贺鹏飞参加的三人小组，先期赴美考察。
1984年3月下旬，根据中国要求出售火炮、反坦克武器和防空系统的信函，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同意向中国转让火炮、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并大致确定向中国出售的武器和转让的技术用于四个方面：反坦克、火炮弹药、防空雷达和导弹、岸舰反潜艇战。
6月，张爱萍回访美国。6月12日，里根签署了同意中国享受“对外军事销售”(FMS)待遇的文件，这样就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中国在美国对外军事销售和技术转让中的地位。自此，中国购买有关军事设备和技术转让项目，无须再经过美国国会批准。里根在与张爱萍会面时表示：“我们是把中国作为不结盟的朋友看待的。”访美期间，张爱萍与温伯格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备忘录，这一备忘录阐明了两国未来军事技术合作的基本原则。在两国国防部长实现互访后，两国军方的各个方面领导人的互访更加频繁。
中美两国军事交流与合作以高层领导频繁互访为契机，签订了大量合作协议，两军军事技术合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美国对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采取了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
相对于中美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坎坷，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则较为顺利。主要原因是西欧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政治上的阻力小。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就已取得一定突破。
美国对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采取了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1979年1月，美国总统卡特同英国、联邦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在瓜德罗普岛进行过一次非正式讨论。卡特表示，在中国购买武器问题上，欧洲采取松动态度，我们不会不高兴的。4月底，布朗和布热津斯基说服了万斯，要他告诉英国人：“我们不反对他们向中国出售武器，希望他们不要把这种买卖提请巴黎统筹委员会批准，在那里可能会引起争论。”
1978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第三机械工业部工作汇报时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按现在这个速度不行，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美国的买不来，就到西欧去买，然后在引进、吃透的基础上再发展。”
11月，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吕东率副部长段子俊、陈少中、徐昌裕以及国防工办、空军、海军等部门的领导、专家和相关企业负责人到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参观考察。他们与有关厂商进行了商谈，决定首先从西欧引进电子火控设备，以提高中国航空电子的起点。
11月6日至17日，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陪同王震副总理出访英国。此访的目的在于了解英国工业发展情况，探讨引进英国的民用和军用技术，加强中英两国、两军之间的交流和友谊。让刘华清同行，主要侧重于调研和探讨军用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引进问题。回国后，刘华清写了《英国军工技术和引进其技术的意见》，就引进国外先进军事装备技术问题的进一步落实提出七点建议。12月19日，张爱萍同意了刘华清提出的建议。
英国是中国对外军事技术合作最重要的伙伴
1979年5月30日，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联合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报告，从英国引进电子火控系统改装歼-7、歼-8飞机。6月6日，王震、邓小平等批示同意。7月4日至8月9日，以陈少中为团长的30人考察团赴英国考察，分别与马可尼、史密斯、费伦蒂三家公司，就歼-7、歼-8飞机改装问题进行具体商谈。双方明确了改装机载电子、火控系统各部件的主要性能和装机技术要求，初步商定引进马可尼公司和史密斯公司的七项电子设备改装歼-7飞机的时间表及费用。1980年3月27日至4月5日，在上海英国设备展览会期间，吕东、段子俊、陈少中会见了英国国防大臣皮姆等人，就中国从英国引进先进航空设备等问题进行高一级的会谈。
6月30日，由段子俊、国防工办副主任叶正大带队，空军、总参和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到英国参加第十轮谈判。马可尼公司和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简称中航技公司)签订了合作改装歼-7飞机，并提供平视显示、静止变流器、雷达测距器、大气数据计算机、通信电台、照相枪等六项电子火控设备和支援合同。中航技公司和史密斯公司签订了雷达高度表供货合同，共购买124套设备用于改装100架歼-7飞机。7月31日，中国政府批准上述两项合同。9月1日，付给英方预付款，合同正式开始执行。
中国与英国谈判的另外一个重要项目是海军051S防空型驱逐舰的现代化改装。在1978年王震、张爱萍访问英国、意大利的基础上，1979年2月和3月，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柴树藩和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分别率中国造船技术考察组和中国海军技术考察组访问了英国、法国，并提出从英国引进技术改装和新建驱逐舰的建议。经总参谋部、国防工办报请王震同意，并呈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中英合作改装051S型驱逐舰工程(简称051S工程)正式列入国家计划项目。
1980年3月，英国国防大臣皮姆访华，中英两国军队领导人将中英合作改装051S工程列为双方军事技术合作的重点。1981年6月，中英双方确定了051S型驱逐舰改进设计方案：采用高干舷甲板船型，正常排水量达到4000吨，装备重型“海标枪”区域防空导弹，使051S型驱逐舰具有一定的海上编队区域防空作战能力和较强的单舰防空作战能力。
1982年11月，经过艰苦谈判，中英合作改装051S型驱逐舰工程合同在北京初步草签。按照这个合同，在英方的协助下，中国海军将先行改装两艘051S型驱逐舰，随后自行改装剩下的六艘。
1983年1月，在对引进合同进行最后审查的联合评审会议上，中国船舶总公司和航天工业部表示可以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在相同时间完成国内自行研制，达到相当技术指标，而经费只需引进合同的一半。另外，香港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中方也不想受制于人。经过综合考虑，2月，中国政府决定将资金用于自行设计新型驱逐舰的发展，051S3工程合同最终未获批准自动撤销。
在陆军武器装备方面，中国也从英国引进了许多技术。1978年3月7日，经邓小平拍板，中国与英国正式开始了引进L7型105mm线膛坦克炮及弹药全套生产技术的谈判。引进合同在国内被称为“三七”工程，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引进项目包括105mm线膛高膛压坦克炮和全套弹药(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榴弹、碎甲弹)、战斗室灭火抑爆系统、8000型电台和VIC-1车内通话器。第二期引进项目包括扰动式简易火控系统、身管热护套、夜视观瞄设备等。这个项目意义重大，对中国陆军主战装备的发展影响深远。
中国与法国的军事技术合作也进展顺利
1978年，法国巴黎航展的举办单位邀请中国空军派代表团赴法国参观。航展之后，法方又来华积极推荐幻影-2000飞机。1982年，中国确定组团对幻影-2000飞机进行详细考察。代表团成员包括领导机关、工业部门、空军机关、研究所的同志，由空军副参谋长姚峻任团长。另外，代表团中还有两名飞行员。
两名飞行员驾驶幻影-2000B型战斗机共试飞了七架次。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接触先进的第三代战斗机，为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全面了解第三代战斗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次试飞的幻影-2000B型战斗机虽然只是幻影-2000系列战斗机的初期型号，但对于当时的中国试飞员及相关行业的科研人员而言，可以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尽管法国出售幻影-2000的意愿很强，但价格昂贵，而中国当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财力有限，所以这桩交易最终未能实现。
法国人还极力向中国推销米兰、霍特反坦克导弹和武装直升机。他们积极邀请中国方面去法国参观访问，并且还来华进行实弹射击表演。
1985年11月，海军司令员刘华清访问了法国和美国。其间，他会见了法国国防部武器装备部、航空总局和汤姆逊、马特拉、纳富科等公司的领导。他们详细介绍了生产的武器装备情况，表示愿意发展与中国的合作。不久，中国与法国签订了多项海军装备方面的引进合同。
这个时期，中国与意大利、联邦德国、瑞士、以色列等国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军事技术合作。
作者：姬文波
第7篇：论国家安全视域下的军事技术合作
军事技术合作，不仅包括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制与开发，也包括装备的购买、技术引进等。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逐步深化的今天，开展广泛的军事技术合作，已日趋成为世界各国加强武器装备建设、寻求国家安全的基本政策取向。
一、开展广泛的军事技术合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
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多变，也使各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维护和拓展本国安全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多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致使军事技术合作成为各国维护和拓展国家安全利益的必然选择。
1、军事技术合作是国家推进武器装备建设的有力法宝
第一，军事技术合作是提高武器装备发展经济可承受性的有效途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在军事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不仅使得武器装备的研制费用大幅飙升，而且还导致武器装备研制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当前，武器装备研制所具有的高成本、高风险，已使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在内），对完全独立地研制和生产某种高新技术武器装备都感到力不从心。面对武器装备发展的新形势，为提高武器装备研制的经济可承受性，世界各国纷纷探求武器装备发展的新途径。国家间的军事技术合作，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各参与国既有的技术基础和条件，而且还能通过费用共担，实现各参与国装备研制成本的大幅降低。西欧国家的一项研究表明，两国合作研制比一国单独研制武器装备，要节省约30%的费用，而多国联合研制则可节省50%的经费。费用降低了，装备研制风险自然就减弱了。正是由于军事技术合作所具有的“降低研制成本、缩短研制周期、分担研制风险”等优势，其已成为各国提高武器装备发展经济可承受性的有效途径。
第二，军事技术合作是破解武器装备发展技术瓶颈的有效举措。随着冷战的结束，武器装备发展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武器系统日益复杂，每种现代武器装备往往就是各种尖端技术的集合体。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所有关键技术领域都是领先者，只有通过国防工业的国际合作来实现技术共享，才能找到另外的捷径来发展、生产和获取更为先进的武器”。也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情况，各国才纷纷把目光转向国际社会，以图利用它国的科研力量共克技术难关。随着新军事变革进程的逐步推进，国家间的军事技术合作步伐已明显加快，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也不断拓展，合作的层次不断提高，其已成为诸多国家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环节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三，军事技术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谋求后发优势，实现武器装备跨越发展的有力保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是其必须面对的现实。在落后的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之上，完成武器装备发展所需技术的自给自足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徒劳无益的。尤其在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军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对武器装备发展的自给自足战略，就连发达国家都已越发感到力不从心，而不得不通过寻求国家间的军事技术合作以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了。无论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水平，发展中国家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拟，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武器装备的跨越发展，就必须借助于军事技术合作。通过军事技术合作，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大量高新技术，夯实国防科技基础，而且还能提高技术创新的起点，促进能力的跃升。当前，技术进步已成为推进武器装备跨越发展的根本性要素。发展中国家应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发展机遇，与发达国家广泛开展切实有效的军事技术合作，借助后发优势，使武器装备发展少走弯路，促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
2、军事技术合作是国家营造和平发展环境的有效手段
军事技术合作一般发生在具有相似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关系紧密，以及与实现国家战略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之间。军事技术合作发生的条件，决定了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首先，对参与军事技术合作的各方而言，互利共赢的军事技术合作关系，不仅使合作各方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而且还增强了合作各方间的政治互信，促成了合作各方间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这无疑为合作各方间长期和平共处、妥善解决矛盾与纠纷以及减少和避免不必要冲突增加了重要砝码。其次，由军事技术合作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或战略伙伴关系也为参与合作的各方树立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背后的军事技术合作伙伴将成为其在国际事务和国际交往中有力的保护伞。目前，军事技术合作已成为各国间增进共同利益、寻求利益交集与相互依存下安全效应的有效手段。
二、过度依赖军事技术合作对国家安全的负面影响
军事技术合作也是一把“双刃剑”，其在分担各参与国装备研制成本、降低研制风险、提高经济可承受性的同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过度依赖军事技术合作，则将给国家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1、战略利益易受发达国家支配和影响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军事技术合作往往是有条件的，发达国家很少会仅仅为了经济利益而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军事技术，一般地，利用军事技术合作这一杠杆谋求本国的战略利益往往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真实目的和意图。换言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军事技术合作除了考虑经济利益因素外，政治、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往往更会成为影响当权者决策的重要因素。以印度引进前苏联的米格-21战机为例。在中印边境战争之后，印度引进战机的首选目标并不是前苏联的米格-21，而是美国的F-104G。但由于印度当时提出了随装备引进特许仿制生产线的要求，遭到了美国的拒绝。美国认为，一个军事上强大和自力更生的印度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而前苏联则认为，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必须有“不结盟领袖”印度的配合。这样，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前苏联不仅同意了印度引进生产线的要求，而且还附加了多项优惠措施。由此可以看出，出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和主权行为的利己性，在与发达国家间的军事技术合作中，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利益和主权行为往往受到发达国家的支配和影响，这也很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能够与发达国家达成军事技术合作意向的基础和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对发达国家军事技术依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不仅缺少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而且更缺少了国际交往中的自主权，并不得不在强权国家的指挥棒下行事，以至成为强权国家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政治附庸。
2、武器装备发展上易受制于人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开展广泛的军事技术合作，不仅可以促进武器装备的跨越发展，而且还有助于提高武器装备研制能力。但一国如果一味强调与发达国家间的军事技术合作，而忽视自主创新，那么，该国的武器装备发展最终将会陷入受制于人的境地。印度自独立之初就一直采取“博采众家之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武器装备发展战略。也正是此种发展战略，使得印度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间，就从一个技术落后、基础薄弱、资源不足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军事大国。军事大国并不等于军事强国。与印度独立之初相比，印度武器装备生产能力虽然有较大提高，但其在实现武器装备自给方面仍存在很大差距。这主要是由于印度在其武器装备发展战略指导下，武器装备生产体系基本上是依赖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技术或资金支持而建立起来的，其自身发展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必将导致印度装备发展难以摆脱亦步亦趋、受制于人的困境。印度曾下大力气开发研制的轻型战机（LCA），由于美国在技术上对其制裁等原因，致使该型战机不能按时投入生产。这就是装备发展受制于人的典型例证。
3、易导致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进行军事技术合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引进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获取或者需要花费很长周期才能获取的高新技术。这种技术引进路径，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迅速奠定起发展中国家武器装备研制的基础，改善装备体系状况，但由于出口国销售的往往是已经成熟的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些技术必将很快被淘汰，而当本国又不具备研发的技术基础时，必将再次购买依旧是己经成熟的技术。如此下去，技术引进国必将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之中，由此而带来的后果，就是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难以实现自主和创新。
三、着眼国家安全，稳妥推进军事技术合作
虽然开展军事技术合作是发展中国家武器装备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但在国际战略格局不断演化、新军事变革进程深度推进的大背景下，推进军事技术合作，不仅需要用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以往的成就与经验，而且还必须着眼武器装备发展新形势，创新思路，把握重点。
1、军事技术合作的重点应放在引进尖端技术上
考察发展中国家武器装备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军事技术合作一直是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军事技术合作，不仅提高了这些国家武器装备的研制起点，而且还避免了不少武器装备建设可能要走的弯路。随着新军事变革进程的纵深推进，军事技术合作的条件和背景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开展军事技术合作，要充分借鉴和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把合作的重点应放在前沿性的核心或关键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武器装备体系优化、装备作战效能提高以及体系作战能力的生成等关键技术领域。合作方式也应由装备引进逐步向专项技术引进、共同研制、合作生产等转变，以求通过合作，夯实武器装备研制能力。
2、要注重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再创新
发展中国家通过军事技术合作，无疑可以引进技术，提高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但如果一味靠技术引进，而不对引进技术加以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则武器装备的发展就只能是被动跟随，根本不可能实现超越，并最终使武器装备的发展受制于人。武器装备发展的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决定了其一刻也不能离开自主创新，自主创新应成为武器装备建设与发展的永恒主题。尽管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国家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已日益成为各国武器装备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基于军事领域的对抗属性及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我们说，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即使买来了也存在着安全隐患；技术模仿是走不远的，其只能带来短期效益；单靠技术引进也是行不通的，依赖于人必定会受制于人，武器装备的发展终究要依赖于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才是武器装备建设的立业之本。为此，军事技术合作中务必要注重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再创新，这既是促进军事技术合作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需求。
3、军事技术合作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逐步加深，尽管武器装备发展所需的高新技术来源日趋多元化，军事技术合作也日益成为武器装备发展的强劲动力。但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仍是当今武器装备建设发展的根本准则。否则，由于军工技术过度依赖而导致的装备发展受制于人，不仅会使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国际交往中易受发达国家支配和驱使，甚至连最起码的国家安全也难以保障。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极其危险的。作为发展中国家，装备建设闭关自守不行，把发展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部力量的帮助和支援上更不行，外部力量只能作为辅助和补充，其作为一种手段，目的在于促进本国更好的发展，更好地坚持独立自主的装备发展道路。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集中力量突破急需解决和最具带动性的国防关键技术，不断提高武器装备建设的原始创新能力，才能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也才能确保在未来军事变革中拥有一席之地。
作者：张福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