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日本都将彼此间的同盟关系视为自身亚太战略的“基石”，然而美日之间在经济结构、政治诉求和军事能力三方面都存在战略矛盾，美日同盟是以美日之间的重大妥协为基础的并存在相当强烈而持久的张力。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双方都加强同盟彼此借重的需要，但如果中国合理而充分地利用两国间的张力，则对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具有积极意义。
对强国的追随和利用是日本对外关系中一以贯之的特征。就国家所取得的功绩而言，日本在明治维新和二战结束之后两次重回东亚关键国家的行列虽与其国民素质和优异的政治领导密不可分，但是与大国结盟的外交政策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虽然自明治维新以来，美国是对日本伤害最大的国家，也是强大而富有雄心日本最大的对手，但却因为能为日本提供出颇为有利的战略处境而被日本在行动层面紧密跟随，近乎俯首帖耳。美国也视“美日同盟”为自身在亚太地区战略的基石。但是，这一被双方视为战略基石的同盟关系却内在地隐含某着走向解体的根本性要素。
如果以一战后对日本的精心防范、遏制，进而在二战时期与日本拼尽全力进行生死搏杀的历史作为背景，则在二战后美国选择迅速选择与于这样有一个曾经的对手和敌国采取结盟政策的新奇之处立即体现出来，其政策调整幅度之大、变化之快在大国关系历史之中也实属少见。在美国选择与日本结盟的诸多因素中，既有扶植日本遏制苏联的考虑，也有以日本为基地进一步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意图。但避免日本再次崛起为军事大国，重新成为美国需要花费巨大资源应对的敌手却是美国对日政策中更为基础性的要素。
防止日本成为自身劲敌的考虑成为美国选择与日本结盟前提条件的做法，是有着深刻历史依据的选择。从权势竞争的角度来看，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日本作为急剧扩张的国家对亚太地区权势的攫取行动造成了巨大的扩张动能，对既有强国构成强力挑战，从而引发了先是英国，后是美国的强烈戒心和敌视。从一战结束之后，美国意识到日本式来自太平洋方向最大的威胁，并力图通过华盛顿体系对日本进行限制。但是美国强大的国力和对日敌视政策却促使日本将美国设定为称霸世界的终极对手。为准备与美国的最终决战，日本积极地向亚洲方向扩张以积蓄国力。然而，日本的扩张政策和行动在经济和军事两个层面，使美日关系日趋更为紧张，进而导致两国在20世纪中叶的激烈抵牾和生死搏杀。
早在参战之初，美国就开始谋划如何处理战败日本的问题。由于“国家不能被消灭”，所以美国必然面对如何处理战后日本的课题。出于防范苏联的考虑，并在充分吸取英法两国过分削弱惩罚德国所引起的巨大反弹的教训，反对过分削弱日本。然而，保留日本本土的做法所必然面对的另外挑战就是：实现日本不可避免地东山再起而又不会对美国构成根本威胁。所以“在20世纪中叶，美国历史性地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其对外政策一直力求掌控日本”。在战争结束之后美日关系迅速接近，最终走向同盟。
由于日本国土狭小，发展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将对外贸易视为复兴的关键，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从1950年到1994年，日本对外贸易共增长了372.6倍，达到670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幅度高达14.1%”日本的产业经济升级在冷战后期产生了与美国产业同质化的趋势，在制造业等诸多领域逐步占据竞争优势，占据相当的国际市场，甚至是美国本土市场，从而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挑战。由于日本庞大的海外利益往往会促使国内以更为进取的姿态面对国际事务。当这种需求同以及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海外作战经验相结合，自然更容易将经济和技术优势转化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在安全领域对美国构成类似于二战前的那种挑战。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的总体性战略，虽然给日本提供了将近70年和平稳定、经济繁荣的基础，但这种依附于美国的和平主义外交对日本而言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迂回式的、策略性的选择，在必要的时候是需要为回归所谓“正常国家”状态而摒弃的模式。甚至从吉田内阁时代，日本就已经确定了重整军备的目标，不过是把重整军备放到了“元气恢复”之后。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坚持“经济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在外交领域采取“低姿态”，完全追随美国;安全“外包”给美国的战略。由于采取了具有战略眼光的、看似笨拙，实乃灵巧富有智慧的策略，因而日本在战后较短的时间内就集聚了丰厚的财富，获得了一个个辉煌的头衔。
如果不把日本试图冲破美国束缚的几次努力视为日本“旋转门政治”的外交莽撞和迷惘，则日本战后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就会更为清晰地展示出来。二战后包含着重大政治意义的几次历史性时刻几乎都导致了“美日关系的漂流”：1990年代初期的“小泽搭台、首相唱戏”和2010年前后日本民主党上台初期的“亚洲共同体”和“平等的美日关系”的追求。然而，日本的重新军备努力在两大因素制约下仍然困难重重。一是周边国家认可和接受日本的前提是走和平路线的日本，并“习惯了”日本的弱军备化。因此，当日本重新军备努力同对侵略历史的否认同时高涨起来以后，立即刺激了周边国家对军国主义日本的历史记忆和严重的现实戒心，从而“集体性”地对日本的此种动向予以抵制，造成了日本当前的亚洲外交的困局。第二个，也是更为根本的要素是美国对日本的追随国地位定位和强有力地限制。因为“正常国家”意义上的日本几乎天然是美国的敌人。作为资源稀缺的经济大国，日本对海外市场、资源具有巨额需求与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的要求是互为表里的，两者都对以控制世界为目标的美国构成重大挑战和严重威胁。所以在美国的系统性的政治、经济安排之下日本的重新军备努力曾是日本政治家的“雷区”。
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与此相关的军实力的大幅度提升，引起美国和日本对中国军事力量在许多关键方面达到甚至超美日而获得相对优势力量的担心，在此区域内取得将美国逐出，将日本变为小伙伴的现实。虽然此种前景的可能性在大多数美国战略学者眼里只是一种在理论上“无法完全避免”的小概率事件。但美国对此精心谋划，防止此种前景发生，甚至要避免“中国在若干军事领域取得的有限优势”可能导致的“改变北京考虑采取更加咄咄逼人行动的门槛。”在美国看来，虽然美日同盟仍然保持着在区域内的总体优势，但是在中国军事力量不可避免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和可能会形成一种对美国似乎不利的态势，即中国与美日之间军事差距的相对缩小可能在客观上造成美日威慑能力的相对降低，进而由于地区内美国的诸同盟国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赖降低，从而更“有可能”对中国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
由于美国在外部治理世界困难和成本上升，以及受制于金融危机等内在制约因素的牵制，无法完全实现所谓保持影响，降低所谓“不确定性”的目标。所美国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即通过政治经济等系列安排，以离岸平衡手的方式实现对亚太地区的领导。美国不得不选求一条扩大盟国在军事安全领域投资，作为自身补充的策略。一方面美国加强与同盟国之间的协调，在尊重同盟国意愿的同时，增加盟友的义务，分担成本。在这其中，日本是美国最为倚重的力量。因为无论是从经济实力、意愿和潜力方面来看，日本是区域内协助美国实现预期目标最为有力的伙伴。而且，美国对日本需求的上升与日本自身重新军备的长期目标不谋而合。从日本的角度看来，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给日本实现“普通国家”梦想提供了一次重要机遇，这也是日本采取了具有赌博性质的经济和安全政策的根本原因。由于世界形势的变化，美国开始大幅度调整其全球战略：在经济上谋求通过TPP和TTIP整合欧亚经济，甚至以“高质量自由贸易协定”的形式将中国和俄罗斯驱逐出新的世界贸易体系，至少是使两国被边缘化，从而实现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再主导;在安全领域，从中亚和中东地区抽出力量，在亚太地区至少采取防范中国等大国的军事力量“外溢”，维持美国的军事霸权。在这一调整的过程中，日本选择了以“安倍经济学”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政策和以突破和平宪法重新军备为重点的安全政策。安倍的经济政策包括短期和长期动力两部分：安倍经济学把日本经济长时期增长的动力放到两个前景很难预料的预期上，即中国经济的崩溃和TPP给日本带来新的经济动力。日本预期中国经济在十年之内可能崩溃，从而可以利用中国经济崩溃导致的“空间红利”实现日本经济的再发展;而TPP则会通过内部改革和外部经济的开放提供长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所以“安倍经济学”就是要在短期内通过货币超发、贯彻通货膨胀和启动经济刺激计划维持日本经济的增长，“至少在中国倒下之前不能倒下”。然而，日本合适能从TPP中获利仍是未知数。虽然安倍认为日本要加入这个迅速扩大的贸易协议，但却面临来自内部的强烈反对。日本的国情决定，任何一届如果不能把农产品列为例外的话(这极为困难)，就会下台。而中国经济持久增长的有利条件还将长期存在，只要成功地，哪怕是部分成功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仍能实现强劲增长，使日本的预期落空。而扩大支出的短期做法如果不能同内在的经济增长相接续，则会使日本本已严重的财政问题雪上加霜，成为债务负担比重最大的发达国家。在安全领域，美国军力重返亚太的部署受到了中东变局和自身减赤计划的拖累，不能完全实现预定目标，目前只能做到不减少亚太地区的军力，从而采取更多依靠盟友的方式实现“防范”目标，也是日本说服美国接受其部分地重新军备的重要原因。
那么，日本激进的而张扬的态势，无论成功与否对于中国而言政治和经济意义必定深远。在安全领域，首先清楚的是：加速重新军备的日本必然使中日之间在东海，特别是钓鱼岛问题上的对抗必持续而激烈，在短时间内看不到改善的可能和希望。从长期来看，一个经济实力雄厚，富有野心的而重新军备的日本必定会在亚太，乃至世界的舞台上扮演不可忽视的角色，而如果不能与周边国家和解的话，也必定是中国发展的持久对手。在经济领域至少有两点应该明确。第一点是中国应更为积极地参与TPP谈判，从而获得参与制定未来贸易规则，争取更多例外为的机会，至少避免在GATT和WTO时代长期游离于世界贸易体系之外的被动局面。以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的地位在TPP真正扩大阶段就参与谈判，可以取得相对有利的地位，甚至利用TPP谈判来“倒逼”国内的经济改革，从而从内外两个方面为中国经济的持久发展获得新动力。第二点更加积极地转变中国发展模式中不健康、不可持续的内容，从而经久地利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诸多有利因素，为国家安全奠定持久繁荣的经济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未来十年是中日战略竞争，乃至决定两国关系根本格局的关键时期。
对中国而言，如何看待和处理目下看来日益紧密而对中国在事实上包含着重大“威慑优势”的美日同盟关系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美国和日本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意义的外在动因首先来自的共同的战略需求，无论这种需求是来自于苏联、恐怖主义还是现在的炒作的“中国威胁”。然而，如果在使美国相信，中国力量的快速发展和使用此种力量的基本谋划并不以将美国驱逐出亚太为目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默认美国在相关领域的领导地位，以此获得美国对中国迅速增加力量的“承认”。
作者：迟晓蕾 来源：消费导刊 2013年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