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这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观念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中国人的形象也由传统走向了现代。从太平天国时期的蓄发令，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时期的剪除发辫。发辫作为一种统治象征，一种文化记忆和一种政治符号，已随着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加强，渐渐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而剪辫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所具有的新时代的革命意义，成为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在身体领域的反映，对于中国社会风俗的改良和民众思想的进步，有着积极的作用，是中国社会向近代变迁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引言
在清朝，发辫有着特定的的含义，是清朝统治的象征。从清初的“剃发令”，到太平天国时期的“蓄发令”，再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时期的断发易俗，正是近世中国发式演进的重要阶段。这多半个世纪，是近代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也是中国人近代思想意识迅速近代化的一个时期。剪辫运动同这样一个剧烈动荡变革的时期重合，必然会反映这一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的演变以及对各阶级民众心理的影响。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史学界便从身体史方面着手研究剪辫运动对近代社会的影响。如黄金麟先生的《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旨在揭示处于历史结构限制与国家需求附加下的近代中国身体生成状态。亦有汪民安先生的《身体、政治与后现代性》。尤其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剪发易服研究最为显著。众所周知，辫发作为发式的一种，它的变化必然同社会变迁也有紧密的影响。本文拟从近代发辫的变化，来看近代社会的变迁过程。
一、太平天国时期的“长毛”
清军入关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在顺治二年(1645年)颁布“剃发令”。满洲贵族狂嚣：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北方汉族人民被迫屈从。之后满人以武力迫使南方汉人也剃发，成千万人因为拒绝剃发而被满清政府残杀。清朝入关后，在发布剃发令的同时，还颁布了“易服令”，强迫各族人民改满服。这就是所谓的“剃发易服”。由于这项政策涉及民族文化认同，主要又针对汉族而来，原因之一是为了消弱汉族的民族意识，方便统治，引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与抵抗。结果遭致清廷的严厉处罚和血腥镇压。如“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等。
1850年末到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对满清政府的武力反抗。后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起义者为了表达对满洲贵族民族压迫政策的反抗，和现存封建统治秩序的反叛，在“奉天讨胡”的时候就把矛头指向了 “辫发顶戴”的满清冠服：“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之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①在向群众“讲道理”的时候，也常常大谈“不许剃头，留须蓄发，复中原古制等说”。②他们均不剃发、不结辫、披头散发，按照汉族人的习惯，一律蓄发。在太平军看来，蓄发易服，不只是服饰问题，也是是否拥护太平军、反抗满清政府的一种带政治态度的表示。所以，至于蓄发之令和薙头之禁，他们做得是雷厉风行。“我们注意到，命令群众蓄发，大抵是太平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所发布的头一道公告和头一个政治行动。在太平军的参加者中，一看头发的长短就足以断定出他们来自哪个地方了。对于拒绝蓄发者，太平天国在各处不断发出严惩的命令。”③所以，在是否蓄发这一问题上，出现了拥护和反对两种态度。有相当多的人对蓄发持保留的，甚至是反对的态度。有的地方太平军一走，就出现了“争先剃发”④的场面，所以“长毛”、“发贼”的称号不胫而走，也说明了一部分人对于蓄发的反感。
太平军的狂飙突起，恰如一道划破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大地的闪电。但是，其来也忽，去也快。十多年后，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蓄发易服之举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了，一切也暂时恢复了原貌。
二、戊戌变法对剪辫的首倡之功
近代剪发运动是随着民族知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而发展起来的。对此，戊戌变法对剪辫运动有首倡之功。
自1644年清朝入关之后，强行汉人剃发留辫，而汉人也进行了反抗斗争。近三个世纪后，中华大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剪发运动。
剪发运动最先从海外开始。光绪末年，很多东渡到日本的留学生受到了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逐渐意识到蓄发留辫是一种陋习，所以就大胆的尝试剪去。如孙中山、陈绍白等辛亥革命的领导人早在1895年就在日本剪除了发辫。海外华侨也掀起了剪辫运动。“1898年，新加坡华人发动集体剪辫，而且摆出了剪发的种种理由：辫发不雅观;久而不洗便臭秽难堪;辫发殆害大，若机器缠住，被车轮牵扯，都有生命之虞;辫发如禽兽之尾，如铁链之状等等。”总之，留发辫既有碍于观瞻，又不利于生活和生产，所以人们纷纷剪去发辫。
而此时清王势衰微，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寻找救国救民之策。1898年，在著名的“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听从了“变法派”的建议，实行“新政”。这一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在积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变革的同时，还鉴于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在于“大政维新，尽革旧俗” ，大张旗鼓地宣传移风易俗，而生逢乱世的“发辫”再度集聚这种观念于一身，成为政俗斗争的焦点。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在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的同时，又上呈了《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康有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向皇帝上书建议剪除发辫的人。他认为发辫是一种与社会发展不相符的发式，“国家兴则必兴机器，兴机器必剪短发”，欧美各国均随着机器工业的开展和战争的需要而剪发。发辫的存在不利于中外友好交往;使民众无法从事机器化生产;不利于行军作战;不美观又不卫生;有损于民族尊严和国家形象。
由于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维新派的断发易服的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实现，但是这些主张的提出在当时切实起到了宣传鼓动的作用。他们希望借改造国民形象来营造一种改革求新的氛围，即摆脱了西人野蛮、不开化的指责，又表明了国家立意变法的决心与态度。康有为的断发易服的倡言在当时有着振聋发聩的警世作用。虽然由于积习过深和反对派的阻扰而没有坚持实行下去，加之戊戌变法是一次短暂的政治变革，但是它却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清末新政对剪辫运动的促进
清朝末年，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以及内忧外患的压力下，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成为上层阶级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通过实行新政以自救。于是，1901年，慈禧太后正式宣布实行“新政”。
“剪辫易服之潮自1910年开始汹涌而来。1910年冬，在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议员罗杰、周震麟等分别提出剪辫易服的议案，经资政院议决通过。”消息传来，不管清廷是否批准此案，民间的剪辫便“一时风发云涌，大有不可遏制之势”。清政府遂于1910年12月由资政院颁布：“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辫。”
清末新政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也得到了朝廷、地方官府及官吏的支持。官方主要通过颁布谕旨、制定法令、订定赏罚条例、发布告示等方式参与移风易俗，并对其发展起到了推动型作用，甚至在某些陋俗的改良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之得到了较大的成就，对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虽然，清末新政的实施只是为了挽救清王朝每况愈下的统治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新政对剪辫运动的进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辛亥革命对剪辫的巨大推动作用及其艰难实现
在辛亥革命前后，伴随着革命斗争的开展，一场“剪辫运动”也在轰轰烈烈的进行着。
与清初强迫汉人剃发相同，辛亥革命也把头发看成是政治分野的象征。湖北军政府成立的第二日，立即颁布了禁止蓄辫文。
辛亥革命同样是以暴力的方式在进行着对发式的改革。1911年黄花岗起义之后，清政府就在广州“下令捉拿无辫者，沿江一带，行人有穿西装或无辫者，即遭逮捕”。所以，一些无辫者被错当成革命军杀害，发式之争再次成为敏感话题。
在剪辫运动与封建势力殊死搏斗的时候，武昌起义的枪声改变了剪辫运动的被动地位。“1911年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他向全国颁布的29号令示就是剪辫子——《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凡没有剪辫者，于此令到之日算起，限二十日之内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令执行者按违法论处……’”。由于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强制性剪辫运动的进行，以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各独立省份很自然的把标志着汉人臣服于满清朝廷的辫子作为革命目标，把剪除辫子作为去旧图新的标志，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民众接受了这一剪辫运动。
但是，由于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没有进行广泛的反封建斗争，革命后政局动荡，帝制复辟，所以人民心中出现了混乱。处在政治夹缝中的人们剃不如式的人懂得变通，乃至出现了“假洋鬼子”以及不剪不露的“盘辫子”的发式。
在我国漫长的的封建社会里，形成了各种习俗风尚。由于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教迷信思想的支配，其中某些部分不可避免的带有封建浓厚性和落后性，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包袱。而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及剪发运动的进行，起到了冲击传统社会、涤荡陋俗弊习的作用。虽然革命军在剪辫运动中过于求成，派军警上街逢人便剪，方式简单粗暴。但不可否认，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共和政体取代了封建专制，促进了人民思想解放，促进了社会风尚由旧到新的变革。
五、大潮中的逆流
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以及民国政府颁布的“剪发令”后，全国的辫子也所剩不多。但是，民初的“剪发令”也受到了一些守旧者的抵抗。如“辫帅”张勋、“清末怪杰”辜鸿铭、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等，就是剪发运动中的逆流。
张勋是一个极端固执的沾满革命鲜血的刽子手。在溥仪退位之后，张勋为了表示效忠于清政府，拒绝剪辫。袁世凯曾经派人劝说，他“指棺自矢”，拒绝听从。故而他统帅的定武军被称为“辫子军”，他本人也被称为“辫帅”。直到1917年7月1日到12日，张勋自导自演的复辟丑剧，北京城里又是一个辫子的世界。最后随着讨逆军的征伐，“全部辫子军剪发投诚”，在北京盛极一时的辫子又销声匿迹了。虽然张勋复辟只有短短的十二天，但是它也影响到了其他地区。
在中国近代史上，另一条举世闻名的辫子就是辜鸿铭的那条“即短且细的灰白辫子”。在全国经历过“剪辫热”之后，辜鸿铭作为北大的教授，却是我行我素，以此为荣。但有趣的是，辜鸿铭早年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为了讨好一个女朋友，就将他的辫子剪去送给了她。辜鸿铭在执教北大之后，很多人劝说他循俗剪辫，辜老夫子都嗤之以鼻，曾说：“辫去而国富强则去之，否则固不去了”。分析这位老先生的怪诞行为，其中固然有对前朝皇帝“愚忠”的一面。但是倘若从其心理来看，辜老也有借此表现其标新立异、拒绝俗流、特立独行的个性。这一点，大概是同“辫帅”张勋不同之处吧。
结语：
经过历史的沉淀，辫子作为时代的产物，已离我们渐行渐远。发辫作为清朝入关之后推行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在二百多年中，从清初强令汉人薙发，太平天国时期的“长毛”，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进行剪发易服的缓慢的变革，再到辛亥革命对剪发的巨大推动及其艰难实现，辫发经历了一个从文化认同，再到政治认同，最后到社会认同的过程。由此，剪辫运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历经了维新派和革命党人的努力下，共同促进了中国人的现代化。应该注意到，在近代的剪辫运动中，革命党人的剪辫主张与实践比维新更深刻更实际，更具有革命的、爱国的、进步的性质。总之，近代的剪辫运动，是中国近代政治斗争的直接产物，是民族危机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折射。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剪辫运动所见证的近代社会变迁必将是进步的。
作者：胡娜 来源：人间 2016年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