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的传统农村形态发生了转变，性质发生着巨变，由“乡土型”农村逐渐过渡为“后乡土型”农村。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的转变之下，村民群体的政治认同感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造成政治认同感形成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
随着农村社会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的乡村已经从传统的乡土社会逐渐过渡到了“后乡土社会”：中国传统农村由不流动演变为了流动的村庄，乡村结构的也呈现了分化和多样化的趋势，农村空间的公共性也愈强;与此同时，由于农村中家庭农业、村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熟识关系，使得后乡村社会仍留部分“乡土性”。在这种背景下，村民的政治认同感也呈现出新的特质。
一、“乡土型”向“后乡土型”的过渡
传统的乡土中国社会存在着三个特征：生活环境的固定性、群体内部的沟通性和社会关系的伸缩性。陆益龙指出：“乡土中国在经历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变迁之后，乡土性特征已经发生变化，然而乡村社会的实体结构及部分乡土文化依然存续，由此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后乡土性特征。” 〔1〕这些“后乡土社会”的特征主要包括：生活环境的流动性、社会个人的独立性、社会制度的相对公平性。
首先，“乡土社会”生活环境的固定性向“后乡土社会”流动性的过渡。在乡土社会中，出生在农村的人有着一种自然的“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认识，随之形成了安土重迁的社会风气。这种人不离土地的状态与农耕文明和农村生产方式息息相关，地域性明显，人们“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3〕随着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集聚，农民不得不逐渐地走出原本的圈子，提升自己的技能，抛弃自己的土地，融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因此，安土重迁的传统社会在经济基础的改变下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农村人的生活环境也开始改变，表现出了流动性。
其次，“乡土社会”的群体内部沟通性向“后乡土社会”社会个人独立性的过渡。在乡土社会的面对面社群中，彼此的熟悉简化了沟通交流的过程，使得文字的重要不那么重要。乡土的“不流动”，使得人们很少接触到新事物以及获得新的经验，更多地是依靠人际之间的亲密互动和代际之间的传承。相比之下，在一个呼唤“常回家看看”的“后乡土社会”，个人独立性逐渐凸显出来，群体内部的沟通性逐渐淡化。同时，随着网络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村民的交往途径反而更加多样，人们可以通过更多“非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交流，而人与人之间信任却越来越少。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村民的视野和获取资讯的渠道愈发宽阔，这是知识爆炸对农村生活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村民间的沟通也变得“快餐化”了。
最后，“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伸缩性向“后乡土社会”社会制度相对公平性的过渡。费孝通曾经用《红楼梦》贾府的家族和亲族变迁来说明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4〕应该说，乡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伸缩性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和势力，但很多时候确实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翻脸比翻书还快。后乡土社会则更加注重公平和公正，良好的竞争意识的建立表明了以往的人情社会在不断瓦解。当然，人情社会的现象在当下的农村社会依然存在，并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发挥着不好的影响，但随着农村法治化的深入，有了明显的弱化。
二、“后乡土”村民政治认同感现状及原因分析
何为政治认同?方旭光认为，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现存政治系统、政治运作的同向性情感、态度和相应的政治行为。〔5〕大致而言，政治认同可以细化为组织认同、思想认同、政策认同和施政认同等。应该说，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体现出来了，新农村建设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极大地提升了村民们的政治认同感，但仍存在一定问题：在组织认同方面，村民对党和政府的态度总体认同，但对腐败以及脱离群众、为官不为等现象仍有不满;在思想认同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但少数人仍对“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有所怀念，宗教和民间信仰在村民中有一定市场，对村民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政策认同方面，取消农业税、建设新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待遇提升等利好政策极大改变了农民的生存现状，受到了村民的普遍欢迎，但距离城乡均等的预期还有一定的差距;在施政认同方面，村民对基层行政人员、村两委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和效率是总体满意的，但认为工作流程中还存在类似暗箱操作等内容。
之所以会产生以上问题，主要有以下原因：
1.土地问题突出。在后乡土社会背景下，土地问题成为农村最为突出的问题。农村的土地承包现象、宅基地处置使用权、土地污染、土地利用率低等问题突出。对于村民来说，土地是他们“吃饭”的本钱，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农村土地因为各种原因被企业或者政府占用后，农民只能依靠社会保障或者通过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存于其他附加值极低的生产劳动。村民在失去稳定的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不容易产生赞许性的政治认同感。
2.基层管理监督弱化。基层干部队伍的松散，制度建立和监督管理缺失也是农村的现状之一。少数基层干部并没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甚至想要捞村民的“油水”。如市县政府要给予失地农民补偿，但是一些政府却克扣原本属于失地农民的补偿金，私吞或者挪为它用。制度体系的建立落后和行政管理透明度低，使农民无法进行有效地监督，这必然会使村民的政治认同感下降。
3.村民参与度以及权力意识淡薄。从整体上看，村民群体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因此他们对拥有的权力和如何行使权力的途径并不清楚，也就无从谈起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了。这造成了村民群体对基层干部工作不了解，陷于“有话没地儿说”和“有话不知如何说”的窘境。村民群体不能真切地感受到政治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自然不能培养出较高的政治认同感。
4.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社会的保障是务农群体的定心丸，只有社会保障好了，才能切实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现在的社会保障机制存在着保障范围不全面和保障力度不大两大缺陷。村民群体感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政治认同的培养。
5.多头管理，九龙治水。在农村经常出现资源整合低下，行政效率低，村干部或者个部门在问责时互相推诿扯皮等现象，这些现象是诱发村民对基层管理质疑和怨怼的最直接的原因。这些现象归根究底是政府部门之间没有理顺权责关系造成的。政府行政效果欠佳和行政效率低小极容易让村民产生不信任感，这不利于村民的政治认同感的培养。
6.农村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到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政治喉舌的功能和作用，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政府和村民之间沟通的障碍，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农村，村干部常常忽视农村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认为宣传思想工作浪费时间和经历，殊不知，为了贪图在工作开展前的顺利和省心，是要后面工作的正式开展和实施遇到更大的麻烦作为代价的。如果宣传工作没有做好，村民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大政方针和政府的决策，就不能很好地配合政府工作的开展，更不能在心里产生对政府工作的认同和认可。
三、“后乡土社会”的村民政治认同感培养途径
“后乡土社会”的村民的政治认同感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大体要经历利益认同、制度优化和情感内化三个阶段：
一是利益认同。对利益的追求是推动人们前行的永恒主题。要培养起务农群体的政治认同感，政府首先要保障村民的利益，保障村民稳健的生活来源，并建立起适应社会现实的保障体系。因此，利益认同是培养村民政治认同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政府一定要把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心上。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政府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原则是对人民负责。政府如果能够从农民的角度出发，为其谋取利益。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政治认同感休戚相关。这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政府要做好再分配工作。社会资源犹如一个大蛋糕，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力争把社会大蛋糕做大，同时政府更要注重社会再分配的公平的问题。因此，政府要为农民拓宽创收渠道，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
二是制度优化。制度为社会制定了行为标准和规范，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和强制性。制度就像一个笼子，告诉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人行为的界限，以保障社会的稳定。制度对政府职能的监督以及人民利益的保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一个漏洞百出的制度，极可能制约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要求政府从村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将制度进行优化，竭力为农民群体服务，从而优化政府的各项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形象。具体而言，可以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如同一把保护伞，是人们生活的最低保障系统。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与否直接影响着政治社会的稳定状况。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农村，必定不能给村民以安全感和幸福感。因此，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第二，完善基层自治制度。建立良好和高效的政府管理机制，是缓解人才匮乏的好方式。村级干部依章办事，依规办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明晰工作内容和工作权限。但基层管理和村民自治制度也不能一成不变，还须与时代和社会情况相结合，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在后乡土社会环境下，灵活地处理好农村复杂的社会事务。
第三，完善群众监督制度。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不管是哪一级的政府部门或者村级自治组织，都要做到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人民有权力了解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的工作计划和工作安排。在农村，监督的主力军应该是村民。但是在许多村民并不在监督体系之内，“暗箱操作”使得村民被排除在管理村级事务之外。让务农群体参与农村的管理事务，发挥主人翁精神，建立公众透明的群众监督制度是树立政治认同感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是情感内化。这一阶段的农民群体的政治认同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政府、国家和社会发自内心的认同和赞许的心理状态。农村从思想上自愿接受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并且能为保障自己的权力发生，懂得如何有序和理性地参与民主管理、决策、监督、选举等政治活动。情感内化是村民政治认同感培养的最高阶段。人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当村民的政治认同上升为一种情感体验时，表明政府和村民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农民群体乐于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和政治生活，并为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建言献策。应该说，情感内化作为政治认同感培养的最高阶段，是人们对政治运行程序和官员政治作风的认同从理性到感性的转变和升级，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建立起了信任的桥梁。
作者：陈哲 来源：理论观察 2016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