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沈从文只沉醉于描写自然淳朴的湘西文化，与时代脱节，不关心政治，而事实上，沈从文并不缺乏对时代的关注，并有着自己的政治呐喊。本文从儒学塑造的责任意识、孤寂背后的政治激情和时代关怀的文化立场三个方面重新认识了沈从文，展现了一个既超然淡泊又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形象。
在大众眼中，沈从文似乎就是一个超然的作家，追求着优雅、和谐与淡泊，给人一种平和、寂寞的印象。人们在他的笔下看到了那片自然和谐，那种“边城”生活的单纯宁静和湘西山民淳朴善良的天性。当然，这种所谓的“牧歌情调”是不置可否的，但如果单单局限于此就是片面的了。传统观点认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各种矛盾凸显，面对严峻的现实，当时的作家都背负着政治使命在写作，尤其是左翼作家。而沈从文的安静平和、淳朴和谐在这时则显得不合时宜，学界多认为沈从文的创造不过是对停滞、落后的古老生活方式的一种“美化”。“其作品常常避开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时代主潮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与同时代一些作家的作品比较，沈从文的作品显然缺少一种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他对湘西世界的审美观照，缺乏彻底的现代民主思想和理性精神，其人性价值估量难免产生倾斜与偏颇，甚至是明显的失误。”[1]这种观点显然过于偏激，沈从文虽然有着超然淡泊的性情，但同时也有着对时代的关注和热情，他并不回避政治，甚至不缺乏战斗的激情，他对文学、政治、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下文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述对沈从文的重新认识。
一、儒学塑造的责任意识
沈从文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一位作家。他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的滋养，对传统文化有一份天然的承接，正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独有的情感，他的作品才显得那么温情，那样具有人性美和自然美。而传统文化不仅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也无形中影响着他的政治观念，使他对社会产生别样的思考，这也正反驳了那些指责沈从文脱离时代，不关心政治的说法。
沈从文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作家，他难以摆脱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动荡的年代，当民族陷入危机和绝望之时，儒家特有的人生观，就会深深影响到他的创作。他对社会和政治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和责任心，关心下层人的命运，因而在其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关于下层人甚至是革命的题材，小说《菜园》就是对此很好的诠释。《菜园》描写一对以经营菜园为生的母子，他们远离世俗，过着半隐居的生活。然而宁静背后暗藏着风波，儿子在北京求学时，参加了反政府的学生运动，事发后返回家乡，但最终也没能逃脱厄运，终被政府秘密枪杀，母亲最后也选择了在孤独中自缢。小说中母子二人恬淡宁静，生活在菜园里，过着类似隐居的生活，他们在生死面前，始终保持着平静、淡然、隐忍、儒雅的气度，但沈从文却把这种传统色彩浓厚的人性置于一个政治血腥故事之中，在平静之中，暗藏着愤怒和激情。这篇小说很好地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承接，又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性，表达了对政治的不满和愤懑之情。
沈从文还曾在《边城·题记》中写道：“这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次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2]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沈从文有着对下层人、普通人极大的关怀，他有着“兼济天下，关爱众生”的使命感，而从他的责任意识和民族情感中也不难看出，他的这种现世情怀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影响。
二、孤寂背后的政治激情
超然、优雅、孤寂只是沈从文被贴上的标签而已，作为读者，可以选择只体味他笔下淳朴的乡土文化，感受善良的人性，但不能否认他也有着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时代呼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沈从文从偏僻的湘西来到北京，而此时正是中国现代发展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目睹了外国对中国的欺凌，而中国从上到下都是一片腐败与无能，特别是当他的挚友胡也频被害时，沈从文更是感到了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他第一时间写出了散文《记胡也频》，记录他追求理想的一生，以及从被捕到被杀害的全过程，以此来表达对挚友的悼念和对时代的反抗。而胡也频牺牲的两年之后，他的妻子丁玲也被捕。国民党今年来对于文艺政策是未尝疏忽的，从这种党治摧残艺术的政策看来，实在不敢苟同。像这种方法行为，不过给国际间有识之士一个冷齿的机会，给国内青年人一个极坏的印象……” [3]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于当局是极其失望和愤怒的，他完全不顾后果，写出这样激愤的言辞，足以见得他的政治激情。
这些让我们看到了沈从文对政治的无畏与激情，看到了一个对现实极度不满，有着大悲悯情怀的作家。这些文字犀利、大胆，表现了沈从文深刻的讽刺和内心的愤怒。这种时代的阴影深深烙刻在他的灵魂上，使他不能安于自己宁静淳朴的湘西文化，他要焦虑时代的混乱，焦虑文化的腐朽，焦虑社会的黑暗，他要为无辜的作家鸣不平，他要思考，要发言。沈从文的锋芒甚至都引来了好友的担心，巴金曾嘱托汪曾祺转告他：别再写那些文章，写自己的小说就行了。[4]由此可见，沈从文孤寂的背后有着多么强烈的政治激情。
三、时代关怀的文化立场
虽说沈从文有着对政治的热情和对现实的大胆抨击，却还是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消极的作家。其原因就在于他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看法。沈从文认为不应把政治置于文学之上，相反，文学应为重造政治的根本。这就与当时的时代主潮有了分歧。当时左翼文学思潮日益兴盛，文学与政治开始密切结合，这种情况下的作家们纷纷通过社会政治革命的途径来思考民族出路。而沈从文则反对这种被政治驾驭的文学，“他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同时又倡导文学的‘经典性’，认为只有 ‘独断’的文学才可能承担起指导政治，重造政治的使命。”[5]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独创性，却不被左翼作家们接受，反而批判他不关心政治，李辉曾说： “沈从文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被人们指责为政治上的无知，实在是历史的黑色幽默。”[6]当时的这种为政治而文学的风气使得整个文艺界死气沉沉，没有一点活力，作品皆以反映革命或阶级斗争为己任，所有作品都千篇一律。为此，沈从文曾批判道：“这个现象说得蕴藉一点，是作者大都关心‘时代’，已走上了一条共通必由的大道。说得诚实一点，却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逐时髦，所以在作品上把自己完全失去了。”[7]强调文学发展的沈从文对现实政治并非无视，他认为文艺与政治有着共同的关怀，他希望文学具备积极的政治意识，希望文学既可以独立于政治单独发展，又可以在发展中对政治起到积极的作用。
况且政治革命本就存在局限性，比如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是难以通过政治手段改变的，只能通过文化与文学的滋养在潜移默化中慢慢改变。而如果连文学都已经从属于政治，只能为政治服务，那这个社会上还能有什么不是政治革命呢?所以沈从文的文化立场是合理的，他反对的是政治凌驾于文学，文学要在政治的指导下创作，而不反对政治和文学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他对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既不同于左翼作家将文学附于政治的观点，也不同于自由主义作家倡导的文学自由。
上述三个方面讲述了一个不同于众人眼中的沈从文，这里只是想为一个善良淳朴的作家正名，其实淡泊自然的背后也可以有愤懑，有鞭挞，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济世情怀。
作者：姜思羽 来源：北方文学·中旬 2016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