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还是一位颇有政治头脑的治国良臣。他和曹操在政治思想上有诸多一致之处。结合其成长背景和作品，可以发现王粲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儒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思想，同时吸收了法家思想，主张宽猛相济，儒法并用，还吸收了汉初政治家的政治革新思想，发展了崇农务本思想。
王粲，建安七子之一，前人对王粲的才华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评论是较高的，已成定论，鲜见异词。但王粲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还是一位颇有政治头脑的治国良臣。结合其成长背景和作品，我们可以发现王粲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同时呈现出与其他各家思想混杂的状态。
一、儒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思想是王粲的主要思想。
“积极入世，兼济天下”是博大精深、蕴藉厚重的儒家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历代文人无不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王粲受家学熏陶，也不例外地成为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践行者。王粲是名门望族之后，曾祖王龚，在东汉顺帝时官至太尉，雅好名士，名重天下;祖父王畅，在灵帝时为司空，是当时名士八俊之一。他们都是东汉的高官显宦，粲父王谦，虽为大将军何进的小小长史，但也是赫赫有名的文士。粲祖上三代皆为名儒，受家学影响，王粲不可避免地使儒家思想成为其主导思想。考其生平，也可发现王粲去董卓、附刘表、依曹操，都受积极入世、兼济天下思想的左右。
王粲生活于乱世，14岁时(公元190年)董卓劫持献帝和百官西迁长安，王粲父子随同西迁。董卓是个残暴的军阀，他的部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到了长安后，董卓的残暴变本加厉，任意杀戮大臣。公元192年，司徒王允收买董卓部将吕布杀死董卓，董卓另两个部将李傕、郭汜又杀王允，而后又互相攻杀，人民生活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当权者如是作为，显然与儒家的“仁”相去甚远，因此，就算诏授黄门侍郎(汉代的黄门侍郎主要的工作是在皇帝和尚书令之间公事处理的往来传达，属于能自由出入禁中的外官，能接触到众多朝廷机要，地位很重要)，王粲都辞而不就，作为一个仁爱为怀的儒士，是不会为如狼似虎的野心家作伥的。由此可看出，王粲不是苟安，而是要兼济天下，他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他前往依附刘表。当时诸侯纷起，王粲为何选择投奔刘表呢?荆州牧刘表，出身于太学，曾受学于粲之祖父王畅，也是士大夫阶层中的一个有名人物，曾是勤王同盟的一员，又善于延揽儒生，史称刘表在荆州“爱民养士，从容自保，关西、兖、豫学士归之者以千数”(《资治通鉴》卷六二献帝元年)，而且当时荆州少战乱，王粲投奔荆州，就是很能理解的事情了。但是王粲在荆州十五年，并不受重用，虽然文学才能的长处没有埋没，但抱负不伸。曹植在《王仲宣诔》中说王粲此时“不干权势”，实际上他不是不想，而是在刘表“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人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特点的限制下，无法仕进罢了(《三国志·卷六》)。公元208年，王粲劝刘琮降曹。归顺曹操后，王粲即被辟为丞相椽，赐爵关内侯，后迁军谋祭酒，再拜为实权很重的侍中。从他归顺曹操至去世，一直跟随曹操南征北战，希望完成国土的统一，建立一个安居乐业的王国，这正是他积极入世、兼济天下思想的践行。他作了一篇《七释文》，鼓励有志之士献身政治，建功立业，以反激法，唤起隐士出世的强烈欲望。在《从军诗》五首中，集中了他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外参时明政，内不废家私”，“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犂”，“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
二、吸收法家思想，主张宽猛相济，儒法并用。
王粲可以说是个通达的政治人物，在他的思想中，不仅有儒家思想的光芒，还有别家的政治思想，其中一点就是他吸收了有益于治世的法家思想。建安年代是乱世之时，这种社会状态全凭儒家的“仁爱”是无法治定的，而当以法治为主，匡正时弊。一方面他推崇使“四海之内，咸变时雍，仁泽洽于心，义气荡其匈”的“宣德教于四邦”(《七释》)的治国之术，但汉室分裂，诸侯混战，社会一片混乱，这种方法是无法全面施行的。另一方面他提出“刑不可错”，认为这才是在这个时代治理好国家，安定局面的根本措施。他针对“天下太平论”提出的放弃刑罚的观点，写了《难钟荀太平论》，他认为，不用说常时，就是盛世年代，也有触犯刑科的人，尧时“丹朱淫虐，四族凶佞”，舜时“三苗畔戾”，禹时“防风为戮”，这三圣治国时都不能废除刑罚，更何况像目前这样由乱转治的社会阶段呢?这个主张正是他法家思想的体现。表明他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另一个明显标志是他针对官员素质所做的《儒吏论》。秦汉以至魏晋，是儒吏相对的时代，那时的人们认为“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义”，王粲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官职务殊：刀笔之吏“起于几案之下，长于官曹之间，无温裕文雅以自润”，故有“察刻”的特点;竹帛之儒“起于讲堂之上，游于乡校之中，无严猛断割以自裁”的机会，故有“迂缓”之特点，由此造成官员在执政中的偏颇，要解决这一问题，则：“吏服雅训，儒通文法”，弥补其各自之短，进而用法治与儒术并重的策略，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
三、吸收了汉初政治家的政治革新思想，发展了崇农务本思想。
从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开始，连年战乱，起义平息后，又群雄逐鹿，割据中原，土地大片荒芜，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破图景，王粲也在其《从军诗其五》中表达出对农业荒弃的忧虑，“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发展农业迫在眉睫，他在《务本论》中提出：“古者之理国也，以本为务，八政之于民也，以食为首”，强调务农重本的重要意义。所以王粲主张政府要十分重视农业，不仅要不失农时，充分发掘劳动潜力，“故仰司星辰以审其时，府耕籍田以率其力”，而且要实现严格具体的赏罚：“黎稷茂则喜而受赏，田不垦则怒而加罚”，“野积逾冬，夺者无罪;场功过限，窥者不刑”，“种不当时，耘不及节，收不应期者，必加其罚。苗实逾等，必加其赏也。农益地辟，则吏受大赏也。农损地狭，则吏受重罚”。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提到过入粟受赏的话，王粲对赏罚问题提得更具体，并且扩大到官吏，这在东汉末期是很重要的，因为战乱造成生产凋敝，农村残破的严重局面，若不采取重农政策，则统一兴盛的政治局面永远不会出现。
王粲和曹操在政治思想上有诸多一致之处。曹操是一世英雄，在取得天下后以儒家的政治思想作为施政的纲领或原则，不过根据社会的实际状况，强调以法治辅之，都是正常的。他的《对酒歌》中集中反映了这种思想，一方面他强调仁政爱民的儒家思想：“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仓谷满盈，斑白不负载。”“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另一方面他强调“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这种儒法并用的思想与王粲是一致的。王粲有《务本论》，认为崇农务本是治国之本，曹操有《置屯田令》，采取“秦人以务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先代良策，推行屯田制，实行耕战政策，对恢复农业生产有很大的作用。另外，曹操“唯才是举”，颁发有《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不仁不孝，或者是出身微贱，抑或“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也要大胆起用。王粲有《七释》，“登俊乂于垄亩，举贤才于仄微”，选才不拘出身，与曹操想法一样。王粲还著有《酒赋》，与曹操政治上禁酒抑奢的主张是一致的。
可以说，王粲得曹操重用，不止其聪明博学，善于撰著文章，更重要的是王粲能在政治思想上和曹操保持一致，因此在魏政权成立后，“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
作者：杨莹 来源：文教资料 2016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