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体育远离政治”是奥林匹克运动一贯宣扬的宗旨，然而纵观百年奥运历史，其生存与发展却始终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当今全球最发达和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深谙通过对国内媒体奥运报道的影响和操控来达到其政治目的。文章通过俄罗斯举办的两届奥运会中美国媒体所表现出的政治色彩的分析，揭示美国政府利用奥运会实现其政治利益的企图以及美国媒体所习惯扮演的“哈巴狗”角色。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定期举行的普世性的体育盛会，奥林匹克运动会能够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种族肤色的分歧，成为全世界人民之间增进友谊和相互了解的桥梁。尽管国际奥委会自成立以来就坚持政治是奥运会最不受欢迎的侵略者的宗旨，但是纵观百年奥运发展历史，其生存与发展却始终摆脱不了来自政治因素的干预。文章通过俄罗斯举办的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和2014年索契冬季奥运会中美国媒体所体现出的政治色彩的分析，揭露了他们是如何扮演政府“哈巴狗”的角色以及奥林匹克运动会背后所呈现出的复杂的政治、商业及文化动因。
一、 傲慢与偏见：美国媒体的政治传统
一直以来，美国都声称自己是世界上新闻最自由的国家，新闻报道信奉“客观、中立、不偏不倚”的理念。然而其真实情况如何呢?我们可以通过美国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来窥探他们标榜的所谓“自由客观”的媒体操作理念。迪克森(Dickson)通过对美国媒体在对前巴拿马独裁者总统曼纽尔·诺列加的解除职务报道中观察发现，诺列加“革职具备正当理由”的报道主题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强力支持。在美国政府视诺列加为一个国际贩毒者攻击目标的前提下，媒体大肆揭露诺列加的“罪恶行径”，却始终回避美国当局对该罪状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撑的报道。[1]另一位学者凯(Kieh)的研究也进一步揭示了“媒体也忽略了诺列加被攻击之前与美国一直维持的政治附属关系”这一事实[2];而麦考伊(McCoy)的研究证明，萨尔瓦多作为美国的同盟国，美国媒体多会报道该国政府的正面新闻，而对于该国的负面新闻却是只字不提。同样的新闻报道理念在对中东和亚洲的非盟友国家中也得到体现。麦考伊指出当伊朗发生的伊斯兰叛乱被看作是进步的做法时，这时美国媒体对于伊朗国王的报道通常会被认为他是这个国家仁爱的领导者[3];章(Chang) 则认为无论何时，只要美国总统发表了对于中国人的不利声明，那么关于中国的头版新闻和社论的负面新闻就会纷至沓来。[4]
通过上述研究者对于美国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表现出的傲慢与偏见的分析发现，这些偏见性的报道与赫尔曼(Herman)和乔姆斯基(Chomsky)提出的“过滤宣传模式”存有一定的暗合关系。[5]媒体通过貌似“客观中立”外衣的掩饰来达到对新闻报道的影响和控制，主要通过三种手段来实现。首先，强化政府作为新闻舆论引导者的角色。如果政府控制了新闻来源，这时构成新闻报道的其他声音就会减少。尤其是当政府机构和新闻发言人拥有大量的机会解释华盛顿对于某个特别问题的立场态度时，对于记者客观报道新闻事件将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其次，威逼利诱。即通过私人或非利益团体利用公关活动对媒体进行威胁，限制他们的新闻报道界限，如有越界行为，结果可能就会失去广告商和公众的支持，这样媒体报道行为就会大大收敛，进而不敢轻举妄动。第三种过滤是反共产主义。这是一种几乎不要求任何证明、不需要公众支持的主张。在政府看来，一个对共产主义(美国的“敌人”)心慈手软的媒体组织必将遭到大肆批评，进而就会让自己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在这种“过滤宣传模式”下，政府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制作发布新闻，使得自己成为媒体源源不断的消息来源，进而实现影响媒体报道立场的目的。同时，他们也会提供一种为主流媒体所认同的对事件的所谓“官方”解释，而这种解释由于缺乏批判性，可以让自己很容易免于被指责的风险，其同盟者也由于能够不断获得有利于自身的报道而得到好处。
二、莫斯科夏季奥运会：冷战阴影下美国媒体公开的政治介入
1.苏联入侵阿富汗成为“联合抵制”的诱因
1979年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一行为也最终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进行了联合抵制。其实，早在1980年1月4日，美国总统卡特就表明，苏联对于阿富汗的持续军事部署必将导致美国政府禁止他们的奥运团体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在一次全国性电视讲话中，卡特总统发布了因这次入侵行为美国将对苏联实施经济和政治制裁的演讲。随后，在 1月24日的国会会议中，众议院以386票对12票支持通过了总统的要求：要么将本届奥运会从莫斯科彻底转交出来，要么实行联合抵制。4天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也一致通过了相似的决议。1月29日，全体参议员以88票赞成4票反对支持了这项决议，于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名义抵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行动就获得了“合法”外衣。
2.美国媒体的“哈巴狗”角色
在联合抵制行动中，卡特的提议不仅在国会畅通无阻，更是得到了当时美国两大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的支持。《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都刊登了很多没有签名员工联合创作的漫画，漫画的寓意是各大报纸认为联合抵制是对苏联入侵的正当反应。从这些观点中可以发现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主题，一个是美国应该远离莫斯科，另外一个是任何美国运动员，如有违背卡特总统意见的念头，都是难以让人接受的。随后，《新闻周刊》也发布了一组对美国民众中的民意调查数据，47%的人暗示为了潜在地对苏联这一入侵产生影响，可以接受联合抵制予以威胁;56%的人赞同直接抵制，而68%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政府应努力让奥运会从莫斯科撤离出来。《洛杉矶时报》则引用了美国奥委会总统罗伯特·凯恩(Robert Kane)的话进行评论：“最重要的是，我们再次证实了对爱国主义传统的保护和对美国总统的支持，我很确信这将是个正确的决定。”[6]《纽约时报》则强烈声称美国奥林匹克组织者选择站在总统一边是正确的决定，其政治倾向性暴露无遗。后来虽然有些奥林匹克运动员对联合抵制的提议提起了法律诉讼，要求宣判总统决定为非法抵制，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4月24日《纽约时报》写了四篇短评报道该事件，但是却没有引用任何运动员和奥林匹克官员的话语作为旁证。5 月13日律师们在美国地区法院法官约翰·普瑞特(John Pratt)前对他们各自案件进行了辩护，然而《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对此则报道很少。《纽约时报》只是做了个简短的通讯报道，其中没有任何的分析，没有引用任何律师和运动员的话语。而《洛杉矶时报》则给读者做了10个短评故事的花絮报道，基本主题都是普瑞特考虑将会否决运动员提议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说辞。到了1980年5月24日，这也是国家决定是否派运动员去莫斯科的最后一天。《纽约时报》在当天的报纸上刊载了一篇当时算是最尖锐的评论：“联合抵制是一件成功的事，美国领导的对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的联合抵制，即使不是致命一击，至少也是一次大获全胜……天生属于苏联人的是那些欧洲运动员，他们有权利让政府陷入尴尬境地，而不必担心被抛向集中营。”[7]其意识形态形成的偏见昭然若揭。[8]作为享誉世界的素有“档案记录报”之称的《纽约时报》能够发出这样的言论，足以看出政治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程度之深。三、索契冬季奥运会：“后冷战”时代美国媒体的舆论围攻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原本以为奥林匹克运动会逐渐实现其当初创立时“远离政治”的宗旨，但是从结束不久的索契冬奥会所呈现出的现实情况来看，答案无疑是让人悲观的。索契冬奥会成为后冷战时期美俄两个大国政治对立最为深远的一届奥运会，只是由强硬的“联合抵制”变成了相对温和的“舆论围攻”，但其干预的本质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1.爱德华·斯诺登事件引发争端
如果说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成为美国和其盟友联合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借口的话，那么2013年发生的爱德华·斯诺登事件则成为索契冬奥会美俄政治对立的导火索。美国前中央情报局职员爱德华·斯诺登2013年夏季非法下载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信息，并把获取的机密文件提供给了《卫报》和《华盛顿邮报》，致使包括“棱镜”项目在内的美国政府多个秘密情报监视项目“曝光”。随即斯诺登离开美国逃往香港，在香港逗留两周后又逃往俄罗斯。于是，奥巴马当局要求俄罗斯交出斯诺登，返回美国接受司法审判。但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拒绝将爱德华·斯诺登引渡给美国，由此引发双方政治对立。斯诺登事件恰逢发生在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季奥运会举办的前夕，也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国是否会作出抵制本届奥运会行动的猜想。
2.美国媒体针对索契冬奥会展开“舆论围攻”
对于俄罗斯政府拒绝引渡斯诺登的决定，美国当局和奥巴马总统虽然感到愤怒，但是美国政府自始至终并没有提到过外界猜想的“奥林匹克运动”和“联合制裁”的字眼。虽然这次“联合抵制”的行动没有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已经远离索契冬奥会。历届大型体育盛会，邀请参与国元首参加开闭幕式已经成为国际惯例，奥运会自然也不例外。俄罗斯虽然向国际奥委会各成员国的领导人发出了出席开幕式、观摩冬奥会的邀请，但它在西方不少国家遭到了冷遇，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奥朗德、英国首相卡梅伦、加拿大总理哈珀等都没有出席冬奥会。这些欧美重要国家的要人拒绝前往索契，虽并不失外交礼节，但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却是明确的。去还是不去索契，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
除了来自政府层面的政治干预外，在索契冬奥会举办前后，美国媒体也开始带上“有色眼镜”，展开了对于索契冬奥会的舆论围攻。从贪污腐败、官员专横、公家机关的独断、严峻的人权状况到环境破坏、媒体审查、反同性恋法规等无所不及，俄罗斯的各种“黑暗面”被美国不断放大。《纽约时报》在2014年2月5日撰文指出，充斥索契的将是恐怖主义和紧张氛围，而非体育和欢乐，全球安全专家称这是最危险的一届奥运会。这种论调在美国社会并不是个案，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有57%的人认为索契很可能会发生恐怖袭击。有54%的美国人对普京持负面观点，这使普京成为了最不受美国人欢迎的外国领导人之一。因 “水门事件”而为人熟知的美国著名媒体《华盛顿邮报》2014年1月10日直接公开呼吁奥巴马抵制俄罗斯冬奥会，他们认为运动员不得已要参加比赛，但政治家并不是这一流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美国没有理由纵容俄罗斯，更没必要让他们获得国际社会的掌声。《西雅图邮报》则在2014年2月1日发文抨击，奥运会是无关政治的运动员竞技比赛，但却是暴露政治现实的一种方式。[9] 报道指出，索契冬奥会不会彰显出普京的成功，反而使他“克里姆林宫式”治国方式的缺点暴露无遗。同时文章还发出警告，冬奥会的参赛选手和观众目前就被夹在俄罗斯的恐怖分子中间。[10] 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清楚地表明，美国媒体对于奥运会政治干预的热情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减弱。
四、 从“联合抵制”到“舆论围攻”的背后
从莫斯科到索契，两届奥运会，虽然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美国媒体对于奥运会一贯的政治干预热情本质上却并没有发生改变。卡特总统的“联合抵制”行动可以被认为是美国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一种愤怒的象征性表达。因为按照美元计算，抵制行动根本不会花费美国的国库预算，并且它还能让选民很容易接受，而这正是在选举年总统所重点需要考虑的因素。同时，抵制行动也不需要美国动用军队，而动用军队则有可能会恶化与苏联的紧张局势，搞不好会进一步引发战争。因此，《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会认为卡特对联合抵制的呼吁是合适的，抵制行动过程和结果是成功的。这样一来，媒体的表现就印证了本文之前所提出的“过滤宣传”的媒体理论。随着媒体对于卡特总统抵制事件的不断支持，以及媒体将苏联定性为非道德社会，就会下定决心使用任何方法推进政治议程。因为美国媒体一直以来就没有摆脱过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的影响，从而导致其对美国政治人物和意识形态的乐观评价，以及相似地对共产主义世界的负面评价。
而我们也会思考，为什么索契冬奥会美国媒体并没有发出类似莫斯科奥运会时“联合抵制”的呼吁?首先，政治上的考量。2014年巴拉克·奥巴马不需要对付选民。而1979年末1980年初，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则面临着国内外浓厚的政治风潮。因此，“联合抵制”成了他和整个国家的战斗口号，而目前的总统却没有面对这种选举困境的压力。其次，冷战的结束。虽然美俄两国还时常会经常陷入争议中，但是大约1948年至1991年间存在的公开敌对关系如今已不再那么明显了。美俄两国如今不会像他们冷战时那样，不顾一切地去力图俘获全世界人民的思想，他们也不会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而贸然行事。第三，来自经济的压力。与1980年奥运会相比，如今的奥运会成了一种规模宏大的商业盛会。与索契奥运会约510亿美元的预算相比，莫斯科奥运会的20亿美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同时，美国的电视转播权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主要收入来源，成为另一个经济上的主要原因。1980年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仅花费9550万美元获得美国对莫斯科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而2011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就买下了对国际奥委会的多年电视转播权，其中包括2014年奥运会的10亿美元的支出。面对如此巨大的商业合同，美国政府在作出相关决策时，不能不顾及到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这些商业巨擘的利益。作为全人类文化和体育的盛事，我们必须坚持将奥运与政治分开，反对“体育政治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美国政府和媒体一直以来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奥林匹克理念传播上——去弘扬奥运会的道德、社会和教育价值，却总是把焦点放在了那些不光彩的问题和政治上了，给整个奥林匹克理念带来了间接和煽动性的混乱。[11] 由于美国政府在控制对某个特别问题报道的数量和基调上保持着强大的力量，所以在1980年白宫砰地敲响了奥运会“联合抵制”的大鼓，并将抵制政策看作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反应的一部分，于是，美国媒体也就忠实地跟随白宫，公开支持抵制行为。而现在的总统虽然承认与对手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分歧，但并没有作出抵制奥运会的决策，但美国媒体也仍然忠实地追随奥巴马，运用舆论展开对俄罗斯的围攻行动，以达到政治干预的意图。
作者：穆丹 来源：江淮论坛 2016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