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阐述了法国的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及其成因。通过与英美政治文化的比较,本文认为法国的政治文化属于观念性的而非实践性的,因此,称法国的政治文化为观念中的政治,并着重探讨了其成因,以使我们对其获得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肇源于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近代法国政治文化给人以浪漫、激情和不断革命的印象。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法国似乎陷入了意识形态反复斗争的模式,革命不断爆发,政权不断更迭,共和与帝制交替进行,反反复复,直到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才出现稳定之势。这期间法国共颁布过12部宪法,平均不足二十年就颁布一部,可见其政治激变之烈。法国的这种激变特征使其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在许多方面显得独一无二,罗纳德·特斯基将这种情况称为“法国的例外主义”。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呢?除了阶级斗争和国际、国内环境等重要原因外,法兰西的民族性格应该是一个比较深层次的原因。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的民族性格作了精彩的描述:“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的性情桀骜不驯,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权,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的政府……;它从未自由到绝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它适宜于做一切事物,但最出色的是战争;它崇尚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胜过真正的光荣;它长于英雄行为,而非德行,长于天才,而非常识,它适于设想庞大的规划,而不适于圆满完成伟大的事业……”这种性格造就了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又强化了这种性格,它们的相互影响之中塑造着法国的近代政治文化,而其文化中关键的一点在于法兰西民族看待政治的观念。
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观念主要形成于先验的逻辑构建之中,根据抽象的人性、自然法、理性原则建构一套政治理论来指导其政治实践,因而是激进的,而不是像英国那样在政治实践中慢慢形成,并根据政治实践不断修改其理论,因而是渐进的。我把法国的这种政治文化称为观念的政治,它强调其先验性、抽象性、建构性和远离实践性。这种政治观念在其对“公意”、“主权不可分割”、“自由、平等、博爱”、高度的政治透明和立法的纯代表性等的强烈追求中可以很好地体现出来。而这些目标又都是高度的抽象的和模糊的,在政治实践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具体的确切的实现形式而又容易被利用,这样越追求纯粹性就越对所有的政权形式不满,他们一次次地建立新政权又一次次地把它推倒,在这长久的历史路径中形成了法兰西激进的情绪化的政治性格。这种对政治的激进和情绪化态度,阻碍了法国探索积极有效的政治改良、寻求政治的良性发展。除了导致政治的激进性、情绪化外,这种观念的政治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导致了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的严重脱节,一方面是政治观念的越来越强化,另一方面却是政治实践知识的严重缺乏,从而使法国有很高尚的理论却造成了很糟糕的政权,它所追求的那些公意、主权、平等等宏伟目标也不得不在政治实用知识的缺乏下牺牲掉,所以才有托克维尔所说的它“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权,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的政府”。法国政治无疑是充满激情的,然而一旦激情一过却是对政治的冷漠、疏离和不信任,从而进入自己的个人主义之中,这是一种公民文化的缺失,而这种状况的造成却得归咎于观念的政治。因为由于法国人沉浸于抽象的大而化之的政治观念从而缺乏政治实践,更由于它对公意和纯质性、透明性政治的追求使其反对一切政党和中间自治组织,致使法国中间自治组织的严重缺乏,没有这些中间自治组织的活动,正如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所阐释的,参与型的公民文化是很难形成的。法国的这种观念的政治与英美的经验的政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法国的理性主义和英美的经验主义两大哲学传统对比一样,它们塑造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
现在要探求的是法国这种观念中的政治的文化形成的原因。这一点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1)是法国的社会结构的影响。托克维尔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花了较大的篇幅对英国与法国的贵族制度进行了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英国的贵族保有对国家的统治权,为了维护其统治权他们不得不与其治下的民众打成一片,履行贵族与平民相互之间的义务,这样他们在对其民众的治理中获得并保持了权力从而能够抵挡住国家权力的侵犯,获得自由,它虽然不是古老意义上的贵族但它却保留了贵族的实质内容;相反,法国贵族由于对特权、荣誉的过分执着和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侵犯慢慢地演变为了种姓制度,它是一个特权阶级,随着中央集权的慢慢侵入,它享受的特权也越来越多,而其统治治理权却越来越少,使得贵族不断地衰落,越来越贫穷,正是因为其衰落和贫穷它就要强烈地执迷于其特权,从而变得越来越孤立,它极力要划清与其他等级的界限,生怕别的阶级分享了它的特权。这样一个享有贵族特权而不履行贵族治理义务的阶级除了遭人嫉恨之外已一无是处了,它注定要被人民抛弃。资产阶级也一样,为了获得国王的职位,从而获得职位所拥有的特权,争相进入城市买取官职,与人民越来越分离。至于农民,他们很早就从贵族那里购买了土地,变成了孤立的分散的小农。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精彩分析:法国“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而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这样,整个法国社会都在不断地分离,“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成了一个“集体个人主义”的社会,一个原子化的社会,像康恩豪萨的“大众社会假设”。在这一个中央集权的原子化社会中,社会的结构是扁平型的,两头粗中间小,强大的中央集权直接面对原子化的个人。在这种社会中,一方面是民众很容易就能够被动员起来,另一方面是缺乏中间阶层的组织。民众一般是被抽象的观念如公意、主权、平等等被动员起来,民众一旦被动员起来而有没有中间的组织进行疏导就会出现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现象,群众参与政治充满激情,充满非理性,形成群体无意识,其造成的结果是激进的革命、暴烈的政治斗争和大动荡。而根据政治心理学的观点,这种大动荡又会在民众心理留下强烈的记忆,从而有助于造成一种群众性的政治文化,法国近代政治文化就保有这个特征。由于社会中间组织的缺乏,民众无法被经常而有序地组织着参与政治实践,从而使其实际政治知识缺乏但又保留有被动员起来的大规模的群众政治的抽象理念,这些都造成了法国文化中的观念中的政治的形成。
(2)是启蒙运动的影响。18世纪兴起了启蒙运动,开始了“理性时代”,打破了由万能教会一统天下的“信仰时代”。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其后法国政治的发展正印证了克莱恩·布林顿的革命理论,他断言“知识分子对一个社会的离弃”是这个社会在几十年内就会迅速导向大规模革命的前兆,这时的知识分子趋向于攻击社会中最基础和根本性的制度而不再是倡导对这些制度进行改进。后来,启蒙运动出现了分裂,以伏尔泰、狄德罗的经验理性为一派,其跟随英国的经验理性传统,强调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卢梭的先验理性为另一派,强调先验的政治的道德性目标。最终,法国人民因其本身的民族特性和传统选择了卢梭的学说,这也意味着其选择了政治观念的先验性文化。卢梭的学说对法国政治和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公意”、“主权在民”理论深入人心,其批判的社会异化理论以及为反异化而着手建立的道德理想国使人激情膨胀,心向往之,在大革命中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甚至实践了其政治学说,虽然实践证明其学说不能越过政治哲学的边界而进入政治实践层面,然而其学说已融入人民的心里和法兰西的文化之中是无可怀疑的。他的学说强调抽象的理念不注意政治实践,是法国观念中的政治的一个重要根源。他还认为存在于个人和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可能会歪曲公意的表达,因此,卢梭式的政治模式不承认政党、利益集团等中间团体的合法性,以至于法国的政党、利益集团等组织发展欠缺,如政党体制不完善,无法形成稳定多数派,利益集团数量也较少等,这样他们就不能很好地组织公民的政治参与;他反对代议制,倡导直接民主制,这个观念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中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就是半总统制和全民公决:总统是全体人民选出来的,能够代表公意,是主权的寄托者;全民公决更是直接民主制的体现了。卢梭这些学说的倾向自然是导致观念中的政治而不是实践中的政治。
除了卢梭等思想家思想的影响外,当时法国文人这一个整体对法国的政治文化特性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到十八世纪中叶文人变为了国家的首要政治家。这些文人没有机会参与日常政治实践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日常的修补,因而他们对于政治仅限于想象和建构,托克维尔说:“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他们是作家,把作家的激情和浪漫气息带到了政治中来。这些风气无疑会形成一种观念中的政治文化。
(3)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的影响。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法国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是从旧制度中升起来的怪物。它剥夺了贵族的统治权,取消了三级会议等公民自治,它通过官僚制把一切统治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把权力的触角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控制着帝国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它努力使所有的阶级和所有的人都相互孤立和分离,为的是使自己能够更好地统治。它使所有的人都平等唯独自己高高在上。它需要的不是政治参与而是服从。它一向我行我素而不顾民众的需要。因此,它在尽一切努力使人民脱离政治,使自己与人民隔绝,似乎这样才能显示其不可抗拒的权力。
上面这些因素塑造了法国的政治文化:观念中的政治。当然了,政治文化虽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几十年来,由于其工业化和现代化,根据趋同理论,法国的政治文化越来越接近于其他西方大国了,其政治实用主义更多了,激进性更低了,抽象的观念斗争更弱化了,因此,出现了人们所谓的法国例外主义的终结。然而,完全的终结是不可能的,其观念中的政治文化还是会延续下去的,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而已。
作者：柯黎鹏 来源：科教导刊 2010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