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界关于建设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探索过程中，有关国际政治本体论的研究议程已经初步形成。这项议程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建设性意见，认为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构建应当首先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图对国际政治本体论的基本内涵做一具体探讨，并认为国际政治本体论以本质或规律为内核。如果把本质和规律两个基本概念予以展开，则可以涵盖作为理论框架构成的“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这三类问题。因此，本体论内核与理论框架的构建存在着内在的共通之处，本体论最终可以通向理论的构建。循着从本体论探索到理论构建这一路径，本文尝试对建立东方式理论框架提出初步的构想。
一、本体论研究议程：构建中国理论的有效突破口
本体论(Ontology)的问题引起了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高度关注，很多著名学者已经在用本体论视角来观察西方主流理论和思考中国理论的建设。这方面有价值的论点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西方主流理论的本体论思考。例如，有学者把有关当代西方国际政治本体论的争论大体上划分为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两种倾向，认为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的本体论都具有物质主义的倾向，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学派则倾向于理念主义。[1](P20)也有学者注意到新现实主义遭到的实质性批判大都发生在本体论的层面，并意识到西方国际政治主流理论的建立及嬗变与本体论革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2](P19-23)
二是关于本体论对构建中国理论的意义的初步认识和研究。例如，有学者认为本体论是学科成立的前提，本体论的差异会影响方法论的取舍。国际关系学者在面对所研究的世界时，心目中都有一个本体论上的考虑。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方法和人文方法的争论实际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3](P15、16)有学者认为在20 世纪 80年代末期，哲学和社会学中的建构主义被引入西方国际政治学科，从而导致了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本体论从主流理性主义的物质本体论转向建构主义的社会本体论，这种本体论研究的转向对建设中国国际政治理论意义重大。[4](P115)还有人已经着手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各方面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展开了批判，认为西方理论必然要被包容不同国际体系的“中国学派”所否定。[5](P4)
国内学界对本体论问题为何会产生如此高度的关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从西方国际政治主流本体论发展历程的回味中得到正反两方面的启示：一方面，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新流派的出现往往带有本体性批判的标志，如建构主义等学派的崛起等;另一方面，尽管西方主流理论在本体论上存在巨大分歧，但它们对国际政治在本体意义上的反映并不彻底，这给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建设留下了本体论上的思考空间。西方理论中的权力本体论、制度本体论和文化本体论等都只能是对国际政治本体某一侧面的反映。只有从本体意义上重新审视西方理论关于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如无政府状态、权力、制度、文化、文明等，才能够有新的认识和真实全面反映国际政治的存在本质和发展规律，本体论研究议程在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出现及其受到的重视就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国际政治本体论研究议程，就是关于构建中国理论或创建中国学派首先要由本体论切入研究议题的纲领和日程。梁守德先生主张中国国际政治学建设应以权利政治作为理论的新主题和新主线，研究国际政治产生和演变的规律。[6](P16)实质上这是一种权利政治本体论的主张，其理论创新价值在于用东方哲学和文化立场揭示本体论的议程。为了以中国的视角对传统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本源性的反思和重构，李义虎先生也很早就开始主张从本体论入手构建中国国际政治理论。他认为，关于解释战争原因的诸多理论都没有能够正面回答国际政治的本体论问题，若要超越形形色色的“理论”而不被其淹没，就要回归国际关系本体论的考察。国际政治本体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混淆不分，已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一大弊病。意识形态理论曾经取代过和冒充过国际政治本体理论，对此，国际政治学者有责任予以纠正。[7](P6-13)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流派，它们的论战与崛起佐证了本体论对建构理论体系的意义。按照传统现实主义的逻辑，在无政府状态下，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本体，国家利益由权力来界定和保证，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冲突，即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新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家与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国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国家最终关心的是安全，而实现这种目的之手段资源，则主要靠从相互关联着的国际体系当中去获得，从而使它们之间的合作变得可能。新现实主义正是基于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这种本体性修正，对其挽救才堪称是存亡攸关的。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也主要围绕着“国际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我是谁?”这个比认识论和方法论更为复杂和根本的问题而展开。新自由主义学派发现，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霸权国要继续维持其主导地位，不但要依靠传统意义上物质性的综合国力，还要从国际制度中获得控制世界的资源。于是，国际制度这一概念就成为新自由制度主义挑战新现实主义物质本体论的基石以及它走向崛起的关键资本。[2](P1、21)社会建构主义的崛起同样是以它对传统学派的本体论变革为基础的。温特1999年所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正是这样做的，他从本体论入手建构国际政治理论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明确说这本书讨论的是国家体系的本体论，主要目的是说明不同的本体论观念会对我们怎样解释现实世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温特认为，国际政治并不是人们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国际政治的各种理论常常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得以检验的，是理论家才可以感知的国际体系。他认为，新现实主义从物质主义的角度去看，就把国际体系结构看作物质力量的分配，从而倾向于国际政治的物质本体论;新自由主义在物质力量基础上加入了国际制度的超结构因素，就把国际体系看作物质力量加国际制度;建构主义本身具有理念主义本体论色彩，把国际体系看作观念分配。[8](P5-42)正是在此基础上，温特还专门讨论了他的理论与物质主义的本体论差异，从而创立了有别于原有主流理论的本体论逻辑。这些事实表明，西方的一些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轮番崛起正是以本体论意义上的变革为基础的，本体论研究议程的意义在西方理论构建中的体现表明它可以为中国理论的构建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鉴于对国际政治理论构建基本经验的总结与思考，本体论的重要性及其初步研究框架可以提到研究议程的高度来认识：国际政治理论历来存在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整合问题，其中，本体论建设尤显重要。从西方国际政治主流理论的第三次、第四次论战来看，它们均直接与本体论问题有关，被认为是国际政治学界最大的理论反思和本体思辨，这种理论反思和本体性思辨已经大大促进了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就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和建设来说，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构起中国学派。以自己的本体论为基础，建构中国式的国际政治理论，可以为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学科建设不断注入新的知识源泉，并提供知识再生产的能力。
二、国际政治本体论：通向理论体系的一种路径
本体论能否通向一种新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进一步全面把握国际政治本体论的基本内涵，以及探索从本体论内核到理论体系框架建构的路径。
本体论以事物和世界的存在及其本质、规律为基本内核和研究对象。本质按其原意乃是指事物和世界本来的品质或质地，在科学研究当中，它与“现象”相对，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内部相对稳定的联系;规律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具有客观性、普遍性、重复性等特点。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以揭示客观规律，这是科学研究的两项基本任务。[10](P3536、4096)那么，本质和规律与本体论又有什么联系呢?本体是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是理性直观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体论可以被视为关于存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学说的同义词。[10](P3537-3538)而规律和本质是表示人对现象、对世界等等的认识深化的同等程度的概念。[11](P159)这表明，本质和规律就是本体论的基本内涵，它已经为相关学者的研究探索所验证①。就此而言，本文不同意沃尔兹关于理论的定义及其理论构建的途径。因为在他那里，“理论”仅仅是对“规律”的系统解释，且规律仅仅是关于因果联系的规律②;与此相关联的是，他似乎没有强调(甚至忽略)理论对于“本质”的关照。这意味着，对“理论”的这种狭窄界定表明西方某些典型的“本体论”与理论体系存在着片面而非全面兼容的缺陷，从而不足以全面反映国际政治的本体论内涵。国际政治本体论探讨的乃是国际政治的“大本大源”问题，它要回答国际政治的存在形式和构成要素是什么。[9](P16)因此，对国际政治本体论的狭隘界定及由此产生的解释都是不全面的，也不能完全涵盖国际政治本身所应具有的时空内容。国际政治本体论应当包含本质或规律这两个基本元素，或者说，国际政治本体论以国际政治的本质或一般规律为其内核。
正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如果把国际政治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予以解压，则涵盖着“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这三类基本问题，它们可以初步呈现本体论通向理论框架的一种途径。国际政治的特殊本质和一般规律究竟如何展开，这需要借
(注：①如果不借助于人的意识和实践活动，如何知道和证明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而实然独在的?物质不依赖于意识而独在就是一种假设;世界既然是无限性的，对世界物质性的实证将永无穷尽，物质无限性也是一种假设。但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由物质派生而来的假设，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全部经验范围之内是获得了实证的，因而这种假设又带有科学性。
②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关于这三种存在的问题都属于本体性的内容，只有属于对形而上的本质、规律等的反映才具有本体意义，也才属于本体论的范畴。
③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理论”定义是，它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参见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3446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助于科学假设来进行。因为，不同研究视角下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例如，世界物质本体论就是在思维与存在关系中界定的科学假设①。同样道理，国际政治本体论内核的展开也应该是一种科学假设。如果把它展开来理解，其基本内涵可假设如下。其一，既然国际政治本体论不但研究国际政治的存在问题，还研究其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问题，那么，本体论在广义上应当既包括是什么(国际政治本质)的问题，又应当包括为什么(国际政治根本性的因果关系)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属于本质属性的范畴，它从根本上表明事物存在的实然性。为什么的问题主要强调一种因果规律，而规律与本质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它如同事物的本质一样也是一种存在，是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较为稳定的本体性的存在。其二，国际政治本体论还应当包括对怎么样规律的研究。怎么样的问题反映在国际政治中即国家的根本行为模式。国家的根本行为模式是指那些具有本体属性的行为规律。例如，人们常言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等就属于对这种规律的力图揭示。关于怎么样问题的研究易于被排除在本体论内涵之外，主要因为它往往被认为仅仅是关于国家政策的研究这样一种错觉所致。
所以，“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都可以从根本上反映国际政治本体性的存在，这三类问题可以归入本质或规律这两个范畴，都相辅相成地统一于本体这个本源性范畴②。此外，在理论的“叙事”上，它们可以分别对应三种隐喻：国际政治的本质是什么、国际政治中存在着哪些根本性因果联系、国家有哪些本体性的行为规律。而这三种隐喻的有机结合实质上可以初步呈现出一种理论框架的轮廓，可以兼顾理论体系的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特征③。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理论构建的途径可能会突破沃尔兹等人所界定的“紧身衣”式理论体系，从而可能会通向一种新的理论框架的构建。
总之，本质和规律是本体论的内核，本体论是理论体系的内核，理论是本体论的外在系统。从本体论入手构建中国理论，就是从国际政治本体论内核入手，进一步探索国际政治的本质是什么、国际政治存在着什么样的根本性因果联系、国家有怎样的本体性行为规律等问题。换言之，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应当是对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这三种本体性的存在或规律及其条件所做的系统化反映和解释。
三、国际政治理论框架：中国式理论的一种构想
要全面揭示国际政治的本体性内涵，就需要先来反思一下西方传统理论流派的无政府逻辑和突破以权力、制度维护等为背景的传统理论构建模式，由此才能导向由本体论入手建构中国理论的努力。
经典的现实主义者，如霍布斯把国际政治描述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自然战争状态，国家在其中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不受任何道义或法律的限制，其国际行为规则实际上是一种丛林法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权力在自然状态下成为国际政治中被放大的本体。权力本体被放大，就意味着国际政治的本质仅仅是国家间的权力竞争和权力冲突、以强凌弱或弱肉强食;国家行为的主要因果律是，国家以追求和扩张权力为中心目标，权力成为国家行为的主要解释变量。即使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实质上也仍是以权力对比为基础的，当代西方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流派仍未突破权力逻辑的基本框架，它们构建理论的视野主要限于霸权维护。这样，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它们均显得对权利和道义关照不够，这就掩盖了国际政治的历史进化过程，尤其是忽视其日渐增长的道义力量，从而难以全面反映国际政治本体性的内容。而与霍布斯主义相对立的康德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人类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际政治中限制国家行为的道义规则其最高目标是建立世界社会或人类共同体以取代国家体系。因而，我们可以无视那些维系国家间的交往规则。[12](P19、20)这样，康德把道义放大为国际政治的本体，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容易掩盖国际政治无世界政府这一基本事实和无法应对丛林法则来袭的可能。这两种被放大的本体论，其认识不是普世的，对人们理解国际政治也是有害的。客观来看，一方面，无政府状态、权力、制度等随着历史的发展也逐渐渗透着道义观念;另一方面，这种道义不只是理想化的，因为它需要力量的支撑。正因为如此，国际政治在具有无政府属性的同时，其中的道义含量、国家间合作的趋势也在不断强化。如何充分揭示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就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尤其是本体论建构中的一项主要任务。
下面就东方式本体论内核及其理论体系提出一些初步的构想。
首先，东方文化视角下的国际政治本体是综合权力、制度、道义等因素在内的、作为一种过程集合体而存在的社会本体。在西方理论对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认知下，权力、制度等本体被放大甚至扭曲，不能涵盖国际政治的全部内容。东方文化既不否认也不弱化权力、制度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因为它们本来就发挥着这样那样的作用，国际政治的本体仍然是相对于国内政治被认识的，这种认识是随着与之相比较的国内政治的变化而变化的。但东方式国际政治本体论兼顾物质性本体和观念性本体，将权力、制度与其他各种因素都放在本体论上去认知，权力、制度、道义等因素都不应单独地被放大。一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国际政治本体;另一方面它们均在一种本体性的结构中共处和演进。换言之，它们都统一于国际社会的“社会本体”。因此，国际政治的本体应该是无政府状态和有序进化、物质与观念的统一体，权力、制度、文化、道义等的综合共融，是作为相对于国内政治而言的一种过程集合体而存在的社会本体。
其次，国际政治本质上是无政府性和道义秩序强弱两相变化的动态过程。从本质上来看，国际政治应该是一种过程，这种过程包含着此消彼长的两种趋势：无政府性趋弱和道义秩序趋强。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理论偏重于从无政府状态的稳固强度来看待国际政治的本质，并以权力对比，至多是以权力对比为基础的国际制度予以系统的解释。恰恰是由于它们仅认知到无政府状态的本源性，而没有认知到其可变性，所以它们界定的国际政治本体不是权力就是制度，忽略或轻视了权力与制度之外的其他因素。若以东方的文化理念来看待国际政治的本质，它不完全是一成不变的无政府状态，而是一个以原始无政府状态为起点，道义秩序逐渐强化的动态过程。国际道义是国际社会的灵魂和观念、信仰和追求，是国际社会交往规则中得到公认的法理、惯例和正义观念等。国际政治目前虽然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丛林法则，但它里面的道义属性也在逐渐得到强化。当代国际政治中道义秩序的发展更为明显，国际社会中的道义力量虽然没有主权的权威大，但其作用越来越大，已使国际社会开始从无序变为有序。[13](P4-5)这样，现实主义认为追逐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根本存在形式，新自由主义认为确立和维护制度是国际政治的根本存在形式，在本体论上就显得十分脆弱了，对国际政治的本质缺乏应有的解释力。而东方文化中的国际政治本体既具有包容性，又具有动态性。正因为如此，无政府状态、权力、制度等都是可变的，它们在不断地渗入和凝聚道义、文化等成分。因而，国际政治的本质可以比喻为这样一种过程：无政府属性逐渐由强变弱，而道义秩序则从无到有，且由弱趋强，二者的此消彼长关系也恰恰反映着国际政治本质的进化。再次，国际政治中的主要因果规律。若以国家行为的根本决定因素为例，西方主流理论基本上都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根本动力，而把权力结构、制度结构，或者把文化观念结构视为国家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当然，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在直接的意义上取决于它们之间的权力对比、以及由此搭建的制度结构和文化观念认同等。但从根本上来看，其决定作用是与国际政治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无政府状态并非是国家行为的单一根源。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虽然世界政府依然缺位，但制度的、规范的和道义的力量也在日趋强大。国家在不断走出甚至脱离无政府状态的羁绊，逐渐遵守权利政治的逻辑，从而可以推动国际政治向着多元而和谐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向可以被视为国际政治演变的主要规律，国家违背这种规律行事则会遭到惩罚，在今天，战争会使参与者一损俱损便是证据。所以，无政府状态和道义秩序可以共同成为国际政治的原因变量。
最后，与国际政治本体论内核相联系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从本体论高度认识国家之间关系模式的根本发展规律。这里以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关系为例。实际上，在最为原始的无政府状态中，人类为了抵御自然力量的威胁和保住生存底线而结成的原始组织表明，即使在最为典型的霍布斯状态中，合作的进程也早已萌芽。国家的出现更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强有力的合作契约的形成。国家在战争之后也总是相互达成一些条约，尽管这些条约有时主要是以力量对比为基础的，毕竟也是国家之间的合作条约，且其中制度规范和道义观念的比重日渐增加。实际上，国家在历经频繁战争过程的另一面，也存在着趋势越来越明显、程度越来越高的合作进程，例如历史上欧洲国家由战争频仍到现在欧盟合作的发展进程等。目前看来，国际和平交往倾向的总趋势是显然的，冷战至今并没有爆发体系性战争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因此，与“怎么样”问题紧密关联的是，当今的国家其明智或规律性的选择越来越明朗化——远离冲突，趋于合作，走多元而和谐的合作与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要创立中国式的国际政治理论，就要从本体论入手。从本体论入手，就要从本体论内核，即具有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是什么、为什么问题入手予以探索，由此可以进一步呈现出一种理论框架的雏形。文中诸多观点是刍议性的，关于本体论基本内涵及其理论框架的构建等，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
作者：赵为民 来源：教学与研究 2007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