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与全球化不断的深入和拓展所引发的大量新现象,对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在此背景下,相对于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说,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理论研究的前提假定、研究思路和主体选择以及理论视野和分析方法等方面实现了超越。
没有一种理论或理论性的分析框架是完美无缺的,当遇到用现存的理论无法解释反复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时,新的理论研究将会出现,[1]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简称IPE)的变迁与发展同样离不开其特殊的历史背景。[2]IPE理论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的IPE研究起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围绕着以国家和市场相互关联为核心的议题,展开了对于国际冲突与合作的争论,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团体,但是这一阶段的IPE主要是以政治学的视角来分析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密切相关,我们称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为“第一代IPE”。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和全球化不断深入和拓展所引发的大量新现象对第一代IPE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此背景下,第二代IPE理论在理论研究的前提假定、研究思路和主体选择以及分析方法和理论视野等方面实现了超越。首先,在行为体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放弃了“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界定”,接受了“无政府状态”的“洛克界定”;其次,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国内—国际”或“国际—国内”思路,而是采用了“国内—国际—国内”的一个立体互动的思路,同时将研究的行为主体扩展到国家以外的企业、产业、国际组织等非政府行为体;再次,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大规模的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接受建构主义挑战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来界定行为体的利益,进而考察集体行动问题以及制度在协调这些利益表达过程中的作用,我们称这一个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为“第二代IPE”。
一、第二代IPE理论产生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总结来说,国际社会发生了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全球化的深入拓展推动了国家与市场利益的进一步统一,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程度提高,但由于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使得民族主义又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另外就是大量非国家行为体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成员,其影响力不断上升。二是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虽然结束了两极格局对立的局面,但是美国霸权影响力并没有增加,美国在多极势力的挑战下,霸权影响力逐渐衰落,因此,各国为了解决矛盾,寻求发展,倾向于签署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①对全球化以及全球化弊端的论述,参考Richard Falk, Predatory Globalization, Oxford:Polity Press,1999②(1945)认为打断与他国商业或金融关系的力量是一个国家通过市场关系在他国获取实力地位和影响的根源。[HT][HJ]
(一)国家与市场利益的进一步统一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国家与市场利益的进一步统一①。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策略的实施,使得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迅速扩展;二是金融管制的放松与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促进了金融的全球化进程,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三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长,而且远比世界贸易和全球经济产出增长得快,跨国公司重要性的提高连同贸易和金融流动的增强,已经大大改变了国际经济的面貌。跨国公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为本国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逐渐地、不平衡地而又不可抗拒地由主要适应于为世界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所取代,是生产国际化的一种反映。所有这些现象说明全球化的分工和生产成为决定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的重要机制,市场经济成为国家资源分配的主要方式,世界经济正在发生从以国家为主导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变化,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更加相似。但这并非如一些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是国家的退却,而是国家开始适应早期就得到提倡的市场经济价值与规则。[3]
(二)不对称相互依赖与“民族主义”持续存在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提高,然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产生了一种可供利用和操作的脆弱性②,使得在不同集团和国家之间或多或少地建立一种等级森严的、依赖性的实力关系。基欧汉和奈就曾经指出相互依存表现为一国影响他国,使其付出代价的能力。[4]由于国家的现状和面临的机遇不同,在市场体系中,财富的增长和经济活动的分布就不会均衡,有的获益多,有的获益少。各个国家企图引导市场的力量朝有利于本国国民的方向发展,努力加强自己的独立性,增加他国对自己的依赖性。这起码在短时期内,造成市场参与者之间,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中不同国家之间的财富和权势的不平等分配。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称依赖的存在使得经济民族主义持续存在。
(三)国际经济行为主体的多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已经不是唯一的行为主体,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国际政府组织作为独立的国际行为体成为全球化重要的组织形式,它分为全球性组织和区域性联盟两种形式,组织和协调各国参与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活动;其次,非政府组织,例如环保组织、产业组织等,它们同联合国和其他政府国际组织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广泛地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或安全的进展;再次,跨国公司的活动日益频繁,其活动的触角伸到了全球各地。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双重性:一方面反映了公司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是国家的特殊利益,而这种双重身份容易遭到世界不同国家民族主义的抵抗。
(四)均势的“无政府状态”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制度化”
苏联解体意味着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束,美国及其盟国(欧洲和日本)的威胁被严重削弱。然而,苏联解体并没有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虽仍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然而伴随着欧洲经济的复苏,日本经济的追赶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美国正在逐步丧失其经济中心地位,美国的霸权影响力衰退。因此,苏联解体以后的世界呈现出一种多极势力相互制约的“无政府状态”。
各国为了谋求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的发展,一方面,每个国家都在重新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战略,特别是提高军事、经济等实力,以求自立和发展;另一方面就是求助于国际组织,签署共同的国际规则,以约束各国行为,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寻求国际组织或制度协调的原因是:首先,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各国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要求进一步提高,但是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性,需要一定的规范来协调国家交往中的矛盾与摩擦;其次,发展中国家由于本身经济的落后性和脆弱性,需要得到国际规则和程序的保护;再次,灰色经济的全球化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例如国际人口迁移、有组织的国际经济犯罪(避税、毒品、走私等)和资本外逃等行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国家经济管理秩序,这种跨国界的活动只有通过国家多边合作才可以得到妥善处理。 二、第一代IPE理论的“困境”与第二代IPE理论的“超越”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这些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特征,对第一代IPE的理论研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同时成为第二代IPE理论滋生的土壤。相对于第一代IPE理论来说,第二代IPE理论在众多方面实现了超越,我们从理论研究的前提假定、研究思路和主体选择以及分析方法和理论视野三个方面来总结概括。
(一)无政府状态的“洛克界定”与世界经济“非零和博弈”
“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别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标志,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背景。第一代和第二代IPE理论虽然都承认和坚持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是他们的分析重点和逻辑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他们对无政府状态的界定:以现实主义理论主导的第一代IPE理论坚持“霍布斯界定”;而第二代IPE理论则坚持“洛克界定”。[5]
1第一代IPE理论的逻辑:“人性—无政府状态—冲突—安全—权力”。
无政府状态一词实际上起源于古典现实主义的“自然状态”一词。霍布斯将国际社会的“自然状态”定义为解决国内社会“自然状态”的附属结果。霍布斯认为人的天性是自私的,即自我保存和趋利避害,人们具有保存自己生命的“自然权利”,然而,在缺乏公共权威的状态下,为了求利、求安全、求名誉,首先必须寻求自保,而自保之道在于先发制人,直到他认为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自己为止,因此人们必然处于战争状态之下。人们为了结束“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就不得不集中权力,建立利维坦,但这在国际层面就导致了一个后人称之为“霍布斯悖论”[6]的情景,即在国家之间,“国王和最高主权者由于具有独立地位,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而这就是战争状态”。[7]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代IPE理论虽然承认无政府状态的存在,比如卡尔和摩根索的分析,但是对于无政府状态的这种假定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他们以人性为起点展开对国家行为的探索,把人对权力的渴望放大到国家行为中,指出国家受人性的支配,冲突和战争植根于人性。在此基础上,第一代IPE的主流理论认为:世界经济是一种“零和博弈”,即一个国家的所得必须以其他国家的失去为前提。国际事务本质上是冲突性的,无政府状态是常态,而秩序、公平以及道德都是例外。因此,在自助体系里,国家囿于权力与安全,倾向于冲突与竞争,即使存在共同利益,也不易实现合作。据此,国家应该优先考虑其安全,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强制力和高压政治通常是可以选择的手段。
2第二代IPE理论的逻辑:“理性—无政府状态—合作—共同利益—制度协调”。
20世纪80年代,在现实主义体系框架内进行研究的学者一直认为,两极化将继续,他们设想任何一极都不会和平地消失。当苏联瓦解时,现实主义者又开始对国际制度的牢固性,以及对继续在国际经济领域进行合作的看法表示怀疑。然而在20年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国际形势的发展要比现实主义所预期的好得多。因此,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第一代IPE理论所秉承的“霍布斯界定”,仅能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冲突与竞争的一面,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所发生的市场化导向的深入与国际合作的蓬勃发展,以及国际组织和制度协调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的解释力度是有限的。
相对于霍布斯的悲观假定,洛克虽然也承认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没有一套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也没有执行法律的力量和机制,但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是生来平等的,不存在从属和受制的关系。他认为“自然状态”不是一种放任状态,人不仅是自然的人,而且还是社会的存在和理性的存在,人们希望合作与和平,因为“理性”的自然法起到支配作用。理性教导人们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因此,对洛克来说,自然状态的特征是“和平、美好意愿、互助”,它的缺陷是不存在组织、法院和律师、成文法以及对人的惩罚和奖酬,[8]但人们在理性的指示下通过契约建立政治社会,来寻求对个人自然权利的切实保障。社会契约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有条理的法律和秩序,通过已知的法律和公正的制度来纠正“自然状态”下的不利情况。[9]第二代IPE理论中,除了米尔斯•海默等少数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具有霍布斯主义的原教旨倾向外,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对无政府状态作一个更为客观的“洛克界定”。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第二代IPE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追求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可行的,且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国际制度对于国家行为具有外在的约束作用,成为协调国家冲突与矛盾的重要方式,从而达到促使全球市场的完全自由和开放。
(二)“国内—国际—国内”研究思路与多元行为主体并存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行为体的选择和研究思路密切相关,不同的研究思路和角度的选择决定了行为主体的选择。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国内—国际”到“国际—国内”,然后再到“国内—国际—国内”的立体分析思路,而行为主体的选择也由以国家为中心拓展到“国家为主导,多元行为体并存”。
1“国内—国际—国内”双向研究思路与行为体选择。
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集中于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的相互关联性。由于国际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都是国家行为的结果,因此,学者们更多集中于国内政策变化对国际环境的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当属吉尔平和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霸权稳定论”。他们所主张的“国家权力分析法”认为,国家与市场关联性的核心在于“国家”,国家通过影响财富的分配进而影响权力的分配。这种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其研究对象自然是国家。
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外部环境的制约。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然而在实行“国际—国内”的研究思路时遇到一个难题,即国外政治经济环境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国内政治经济决策的呢?总的来说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做出不同的反应,例如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9]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认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的结果,而是国内政治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势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第二类是通过界定国内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分析不同的行为体为应对国际力量而采取的不同政策,例如罗格斯基(Ronald Rogowski)的政治联盟假说。[10]
20世纪末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表明,仅仅从国际体系理解国家财富的增长和国家的兴衰是不够的。全球经济不均衡发展表明全球化是一种政策选择,国家在面对国际经济体系时,可以选择融入、部分融入、不融入,但这种选择受到国内政治的约束。[11]这是因为全球经济不仅对国家间关系及其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再是以国际体系为中心,而是以国内与国际体系结合与互动为中心,成为一个立体的“国内—国际—国内”分析框架。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的双层博弈论认为,国家的行为受到国内和国际的双重约束:在国家层次上,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是国内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在国际层次上,国家之间同样存在一个利益博弈,国家会试图最大化满足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同时尽量克服利益集团对外发展的约束。[12]因此,国际体系会约束国家行为,修正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但是国内行为体的决策同样会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进而影响国际体系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已经不是唯一的行为体,企业和产业、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可忽视的行为主体①。①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行为主体的扩展,主要应该归功于国际贸易理论的迅速发展。罗纳德•罗布斯基(Ronald Rogowski,1987)引入了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资本、劳动)组织的作用,米歇尔•J希斯考克斯(Michael J Hiscox,2001,2002)引入了产业组织的作用,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1988)则进一步扩展到企业。 2“国家”行为体的主导地位。
“多元行为主体并存”并不是否定“国家”作为主导行为主体的地位。任何理论,无论其逻辑演绎多么严密、论证多么有力,最终都要具有解释力,能够解释广泛的现象才能成为广泛关注的理论,才能成为主流而非边缘性理论。国家中心的基本事实决定了它应该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只有以国家为主导行为体才能使理论具有普遍的意义,才能谈得上解释力的广泛性。正如吉尔平所指出的那样,之所以将国家界定为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是因为国家的本质以及国家间关系的类型,在任何特定场合都是国际关系特征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这并非否认其他个人和集体行为者的存在。温特认为以“国家中心论”为由批评国际政治理论就像以“树木中心论”为由批评关于森林的理论一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13](P298)
总之,此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只局限于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而是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对于国内政治经济的约束,以及反过来国内政治经济变化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即以“国内—国际—国内”的思路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代IPE理论行为主体也不单单局限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而是扩展到国家以外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包括国内企业和产业、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正是这些行为主体的政治经济行为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内容,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构形态构成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或“秩序”。
(三)超越“权力政治”视野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应用
1超越“权力政治”。
第一代IPE理论的核心是深入分析在冷战的格局下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持久性,他们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权力分配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而探讨的主要问题就是霸权及其衰落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冷战及其联盟结构提供了世界经济在其中的运作框架。美国及其主要的盟国通常让潜在的经济冲突服从于维持政治和安全合作的需要。强调安全利益和联盟团结成了政治黏合剂,促使世界经济凝聚在一起运行,有利于各国对经济问题上的重要分歧做出妥协。围绕这一主题出现了三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其中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直主导着第一代IPE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市场的扩展使得社会组织和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问题上升到国际关系的最高点。第二代IPE理论集中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市场与国内政治经济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其核心问题是在理性选择模型的基础上,首先通过对国际经济力量影响下的行为体进行利益界定,进而考察集体行动问题,并考虑制度在协调这些利益表达过程中的作用。国际贸易问题不再是最为重要的分析问题,货币竞争与合作、资本流动与控制、一体化与区域化、经济发展不平等问题以及国际组织也成为新IPE理论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随着1989年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也从军事上和战略上转移到了经济领域的竞争,从霸权稳定转向相互依存与制度协调,其分析方法也更多地借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2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包容性与第二代IPE理论的修正。
对于第二代IPE理论学者来说,引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促进政治、经济的结合与互动,加强学科的交流,但同时他们并非要构筑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是在主导分析方法不断修正的基础上,增加理论的包容性。
(1)IPE理论分析中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因素。
在IPE理论的分析过程中,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相反,通过对经济学和IPE理论的分析过程的对比可以发现,IPE理论的分析过程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逻辑,而这一点恰可以反映出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包容性。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是资源的稀缺性,IPE理论分析的起点则是权威的稀缺性,即无政府状态。经济学的永恒主题是,寻求资源在稀缺状态下的最优分配方式,包括市场方式和计划方式两种;而IPE理论永恒主题是,寻求在无政府状态即没有共同的中央政府状态下国际秩序形成的方式。于是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答案,现实主义是权力平衡,自由主义是国内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依存,制度主义是制度合作,建构主义是建立身份认同。而这种分配方式的行为单位,在经济学中是“经济人”——厂商与家庭;在IPE理论中则体现为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既然都是行为者,就需要以理性作为思考原则。经济学中微观行为体的理性是指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其中家庭的利益是效用最大化,厂商的利益是利润最大化,为了实现最大化目标,家庭和厂商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对比,而后作出消费和生产决策;IPE理论中同样将利益原则赋予国家,认为国家所有行为都是基于利益考虑的。然而IPE理论对于国家利益则有不同的界定,新现实主义认为首要的国家利益是安全,这就要求国家提高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首先追求的是福利,因此必须加强国家合作。总之主体对那些可供选择的利益和为获得相应利益所应付出的代价会进行一个综合的对比,即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对比,从而做出既定条件下能获得最大满足的决策或行动。同样,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规律成为经济人外在的制约力量,它限制个体的行为规范、修正其行动愿望,影响个体的互动模式及其与市场的互动模式;在IPE理论中,则是国际结构制约国家的行为,影响国家的互动模式,进而影响整个国际关系结果。此外,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可以出清,最终达到均衡,而IPE理论中的均势理论与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大国互动决定国际政治结构的观点与经济学中的寡头垄断理论所反映的基本原理都极为相近。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包容性使其在IPE理论的分析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三、小 结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所出现的大量新事实对传统的IPE理论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给第二代IPE理论的修正和发展提供了动力。
首先,在理论分析的前提假设上,第二代IPE理论将“无政府状态”的界定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取代了第一代IPE理论人性假设。他们认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国际制度是协调国家政治经济关系,促进合作的重要方式。“无政府状态”界定的理性基础设定是第二代IPE理论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与国家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这一背景的高度提炼,冲突不再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题,促进合作,包容差异,寻求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特别是经济福利的增长成为各国对外政策制定所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
其次,在研究思路和行为体选择上,第二代IPE理论研究突出“国际—国内”的互动研究,形成了“国内—国际—国内”的立体分析框架,将行为体的选择由“单一的国家”,拓展到“以国家为中心,多元行为体并存”。
再次,在理论研究视野上,第二代IPE理论已经超越了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权力政治”的视野,其研究的核心转移到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的互动上,经济问题上升到国家问题的最高点。就其研究的问题来看,第二代IPE理论关注的问题更加广泛,国际贸易问题不再是最为重要的分析问题,货币竞争与合作、资本流动与控制、一体化与区域化、经济发展不平等问题以及国际组织也成为第二代IPE理论关注的主要问题。在分析方法上,IPE理论的分析过程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相反,通过对经济学和IPE理论的分析过程的对比可以发现,IPE理论的分析过程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逻辑,而这一点恰可以反映出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包容性。但引入新古典方法因素并不是要构筑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是在吸收建构主义等思想合理批判的基础上不断修正,特别是将博弈论用来分析多种行为体行为决策,进而增强了理论的包容性。
作者：雷 达 孙中栋 来源：教学与研究 2010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