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江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他的国际政治思想演变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从“政理”、“政术”和“政俗”三个角度可以全面阐述中江兆民的日本国际政治发展战略。中江兆民在中期仍然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是与前期相比，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较为系统，其基本特征是现实主义的和平主义。
中江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他的国际政治思想演变过程中的重要阶段，该阶段大体指的是从甲申事变(1884年)到中日甲午战争的一段时期。与前期相比，这一时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并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他从政理、政术和政俗三个角度系统地描绘了小国日本的外交进路。本文以这一时期兆民的代表作《三醉人经纶问答》、现实主义和平外交论和近邻提携论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
一《三醉人经纶问答》的思想解析
中江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一书中。该书以自由民权运动的历史和面临的现状为背景，以三位出场人物洋学绅士、豪杰君、南海先生酌酒畅谈的形式，从“理”、“策”、“俗”三个方面梳理出日本的独立发展之路。关于《三醉人经纶问答》中三位出场人物的观点是否代表兆民本人的思想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以德富苏峰为代表，他认为书中的三个人都代表着“兆民居士的身份”，三个人间意见的冲突与对立也是兆民脑中经常萦绕的“几多对立要素持续斗争”的反映。另一种看法以米原谦为代表，他认为兆民只是受当时流行的《佳人之奇遇》等政治小说的影响而写的这部作品，书中“除了南海先生的思想以外都与兆民的思想无直接关系，他们只不过是被塑造出来的虚构的人物”。本文认为，从兆民前期的和平外交思想以及兆民一生以“理想家”自居来看，洋学绅士的思想应当反映了兆民思想的一个侧面。而兆民直接参加民权运动，为民权运动出谋划策，也不能不说豪杰君身上也有兆民思想的影子。因此，可以说该书中出现的三位人物都分别代表了兆民三种不同的性格，他们的言论亦映射出了兆民心中思考的三种不同维度的外交战略。这本著作对当时和现今的日本社会影响极大。坂本多加雄认为，该书不仅与福泽谕吉的几本著作一起可以堪称明治时代的代表作，而且对现代读者来说也依然具有相当大的魅力本多加雄中江兆民三酔人問答再、学習院大学法学部研年報、1991年。，读起来也不失精彩，对应日本现代的状况让人联想颇多。
(一)洋学绅士的和平外交论——政理的层面
洋学绅士代表了兆民“理论家”或“理想家”的一面，洋学绅士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以“义理”为基础、以共和政治为保证的永久和平论。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源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中江兆民是明治时期在日本宣传康德的和平论，并使其得以广泛传播的代表人物之一。伊藤贵雄认为兆民极为重视康德和平主义理想性的一面，因此他的和平主义是无抵抗的康德主义。伊藤宏一则进一步指出兆民是基于在法国留学时读过的法国著名康德研究者巴尔尼的《民主政治中的道德》一书中康德和平论的相关叙述才写出了《三醉人经纶问答》中关于洋学绅士和平论的论述。但是，遗憾的是兆民没有关注到康德和平论的现实主义要素，也没有注意到康德的和平论与圣皮埃尔、卢梭的和平论的不同，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理想主义政治论的一环来把握的，这正是兆民对康德和平论理解的不足之处。
在此基础上，洋学绅士提出了小国日本的和平发展战略。他认为对于民殷物丰、物产饶多、农工商业昌盛的大国来说，“养有百万精兵，排列千百艘军舰”(注：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1页。)称雄世界并非难事，但是对于疆土狭小、民众寡少的小国来说，以有限的兵力不足以称雄于世界。在洋学绅士看来，强兵之路并不是小国的理想选择，小国应当走和平发展之路，应当以“民主制度”、“经济富裕”和“学术精湛”取胜别国，获得世界人民的尊敬。其中民主制度是保证国家走和平道路的前提，自由、平等是世界的普遍价值，所以如果小国建立了可以向大国夸示的民主制度，就会得到大国的尊敬。发展学术和增强经济实力是小国得以自强的手段。在兆民看来，经济实力的增强是日本获取国家独立的重要途径，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是强国与弱国的关系，而区分强弱的标准很大程度在于“货物生产”的多寡，“戎阵之争”最终不外乎“生产之竞争”。(注：又同志社私立大学ノ、中江兆民全集第14、岩波書店、293—294頁。)19世纪，经济与学术不可分离。在与大国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兆民认为坚守仁义、道德是小国维持独立的重要手段，并且他还设想了贯彻这一外交思想可能面临的国破家亡的最坏结果。在洋学绅士看来，只要坚守信义，即使国破也依然可以成为永垂后世的模范;即使家亡地球仍是“人类的故乡”，世界各国也是“我的宅地”。
这条路线看似过于理想主义，但它却是将兆民的理想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一条路线。兆民一生将追求民生和民权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条和平发展路线从内政和外交上为这一理想的实现提供了保证。
(二)豪杰君的武力征伐论——政术的层面
豪杰君本身并不反对民主主义，他也承认自己落后于时代，并且认为有消灭“恋旧元素”的必要性。这是豪杰君与洋学绅士的相同之处。但是，与洋学绅士崇尚道义、主张和平主义的外交路线不同，豪杰君主张通过侵略中国，实现日本的民主化。豪杰君身上之所以有民主与战争的矛盾性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主张“理术分离论”，即天下的事情都有“理”与“术”之别，在议论的场合发挥作用的是“理”，而在实际领域里取得效果的是“术”。这一观念也是他的武力征伐论形成的思想前提。
如果说，洋学绅士是从理想主义得出的和平外交论，那么豪杰君则是从功利主义出发得出了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首先，他认为从生物本性上讲，凡生活于天地间的生物无不以猎取而谋生存，凡生物越聪明的越勇猛，越愚蠢的越怯懦，“喜胜厌败”是动物的本性。从国家角度上讲，战争是国家发展中不可避免之事，“文明国就是善战国”。“军备是各国文明成果的统计表，战争是各国文明力量的体温计。”其次，从功利主义角度讲，任何人都希望避免痛苦，获得快乐。国家有所乐就如同人皆有所乐一样，国家之乐是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豪杰君着重从国家层面来思考问题，却忽视了战争带给交战国人民的伤害，这也是与洋学绅士相比豪杰君对战争态度截然相反的根本原因。
从世界形势上看，豪杰君认为小国由于领土和资源有限，先天处于国际竞争的劣势地位，并且这种劣势不易迅速扭转。“小国想突然成为大国是不可能的，贫国想暴富也是不可能的。兵少不可能增加，舰少也不可能增多。”(注：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第35页。)当敌方以百万军队、千百艘军舰进犯小国边境时，只有十万军队、数十艘军舰实力的小国，即使日日操练达到极其精锐的程度，也只是以卵击石。所以，小国要发展就必须加强军事力量，通过侵略他国，迅速攫取财富实现大国化、强国化。
从“时机”的战略理念来看，豪杰君认为，大清国的衰弱正是日本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这是“天赐给小国使其果腹的食饵”。假使现在不占领它，一旦大清国强盛起来，日本想“侵占以自富已不可能”。
从日本内政的角度上讲，豪杰君认为实行对外征伐是小国日本实现文明化的必然选择。后进国在踏上文明之途时，国民中会并存着两种水火不容的要素，即“怀旧要素”与“喜新要素”。这两种势力相互对立、排挤、竞争以至不可调和，形成了阻碍国家发展的“癌肿”。为消除“癌肿”，豪杰君主张由国家挑起战端，将全国的恋旧分子赶到战场上去，战胜则日本可以掠夺战败国的土地，雄踞一方，变弱为强，变贫为富，然后出巨资购买西方文明成果，从而一跃成为与西方列强并称的强国;战败则可清除国内恋旧元素，日本可以在此后改革制度，移风易俗，逐渐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度。 总之，豪杰君所提出的对外征伐论与洋学绅士设想的和平发展论，目的都是为了使小国日本走上文明之路，摆脱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而两者的不同点在于：洋学绅士重民，豪杰君重国;洋学绅士重长远的、理想的目标，豪杰君期望迅速获得利益;洋学绅士从理论上彻底贯彻了民主主义，并为日本设计了一条不设军备的和平之路，豪杰君则基于“机”的战略理念，提出了侵略其他贫弱大国使日本迅速致富的强国之路。
(三)南海先生的现实主义外交论——政俗的层面
南海先生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基本体现了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他的性格也代表了兆民“实际家”的一面。(注：手通有兆民における民権と国権、中江兆民の世界、76頁。)
兆民富于批判精神的性格也淋漓尽致地反映在南海先生身上。南海先生对前述两位论客的观点持批判态度。他认为洋学绅士太过注目于尚未产生的新思想，妄图冒进，而豪杰君又太过专注于回顾以往的“旧戏”，妄想倒退。“瑞云是未来的祥瑞，只能以远眺为乐。幻想已成为过去的奇观，只有以回顾为快”，这些都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南海先生不同意洋学绅士和豪杰君对世界形势的认识，认为日本人正因为像洋学绅士和豪杰君那样对国际形势过分担忧，才出现了日本外交上的“神经病”。他现实地分析了日本所面临的国际政治形势，并提出了以睦邻友好为基础、以自卫为目的的现实主义的日本外交论。
他认为，虽然欧洲各国豢养百万雄兵，拥有千万艘战舰，并将战场扩展到了亚洲，但欧洲列强不会轻易侵略日本。首先，就普法两国来看，两国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使两国不会轻易挑起战端。大规模的扩军就如同滚雪球一样，越大越难控制，它们不会遽然将“庞大的雪球”推出门外。加之，英俄在旁边坐山观虎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普法两国的相互竞争。其次，国际公法成为处理国际争端的工具是必然趋势。从各国的施政程序上讲，发动一场战争也并非轻而易举。一个国家如果要出兵，不仅该国的君主、宰相、百官要研究审查，议会要讨论，国民舆论也会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因此，“欧洲各国的军队犹如虎狮，其议院、报纸犹如铁网，而且又有各国势力均衡的策略，国际公法的约束”，“狰狞的虎狮终年只能张嘴吐舌，不能随意咬人”。(注：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第55页。)他主张小国日本应该采取防守的策略。军队平时应当加紧训练、演习，养精蓄锐。一旦敌人来犯，军队将校兵卒应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同时，应与周边各国结成兄弟邻邦，以图在危机时可以相互援助。
在南海先生看来，日清关系是近邻关系的重点，日本必须搞好与清国的关系。首先，清国与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无论从文物制度，还是从风俗习惯上看，两国都有诸多相似之处。其次，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清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当日本特产日益增加、货物丰富时，清国必然成为日本理想的“一大市场”，且两国都地处东亚，同样受到欧美列强的欺压，外在的威胁使两国有携手的必要性。清国尽管衰落，但也并非不堪一击，不会轻易受辱，所以豪杰君主张的侵伐策略绝不是那么容易取得成果的，是不可行的。同时，日清两国间所发生的战争，不是因为双方喜欢战争，而是惧怕战争才引起的。由于惧怕所引起的外交“神经病”才导致双方急于扩大军备，因为“神经”错乱才拉开战端。日本不需要担心清国因日本染指朝鲜和台湾地区而产生怨恨。作为外交家应该摘掉有色眼镜洞察实情，彼此消除猜疑心理，即可促使两国达成合作的共识。
南海先生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家的大计，绝不可标新立异。在现今的形势下，外交良策就是努力以和好为主，“只要不伤害国家威信，绝不耀武扬威”， “无论世界任何国家都要与之和好，万不得已时，也要严守防御的战略，避免远征的劳苦和费用，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注：同上书，第58页。)
《三醉人经纶问答》揭示了小国日本在面临国内和国际压力下寻求自主独立的三种外交策略。这三种路线是基于不同的假设，按照逻辑推理而成的，每条路线都代表了兆民看待国际政治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维度，三者纵横交错，共同构筑了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体系。人的思维方式是可以多样的，但在特定的情境下会存在一种主体意识。《三醉人经纶问答》一书的原著封面署名“中江笃介著”，而第一页则写有“南海仙渔著”，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江兆民更倾向于南海先生所倡导的现实主义路线。
二现实主义和平外交论
兆民在《外交论》一文中概括了小国日本的四种外交政策假设。
日俄结盟论。无论是对亚洲国家来说，还是对欧洲列强来说，俄国都是最令人恐惧的国家。俄国有“劲兵百余万”，而且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使其触角伸到了亚洲。更重要的是，欧洲诸国的可怕不过是一代，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强大，路易十五的迅速衰落，而俄国的可怕却是“永劫未来”，虽然它的帝王在更替，但他们代代都执行同样的侵略路线。甚至，当时包括英国在内欧洲诸国奉行 “一切皆以俄国之动机而动” 的亚洲政策。俄国对清国和朝鲜垂涎已久，而清国、朝鲜并没有与日本合纵连横“将亚洲作为一大乡国”共同抵御强敌的观念。因此，日本应当仿效“牵牛的黑人遭遇饿狮，放弃牛而自助”与俄国结盟，加入到俄国南征军的行列，“与俄共图清国，以其余肉充实空腹”。(注：交、中江兆民全集第11、220頁。)
日英结盟论。英国海军之强位居世界首位。俄国在海军实力上不仅不及英国，与法国也有很大差距。日本四面环海，正是英国施展其“独擅之伎俩”的一个“好的练武场”。对于日本来说，寻求英国海军的保护比与俄国结盟似乎更加安全。另外，俄国虽然土地广阔、兵员众多，但是国内财政困难、政局不稳，所以尽管其欲攫取亚洲土地， 也难保何时国内发生革命。从这一点来看，与其说俄国是“不死的蛟龙”，莫若说是“瞎目的鸷鸟”。(注：同上书，第222页。)而与此相对，英国的政治、文艺、技术等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因此只有依赖英国才能够巩固日本独立的基础，才是保持日本独立的长久之计。
日德结盟论与日美结盟论。俾斯麦掌权下的德国“武震天下”，“欧洲和战之权永远掌握在德国皇帝之手”。德国也想在亚洲牟取利益，所以日本只有与德国结盟，才是国家的长远之计。但是，欧洲诸国实际上是“虎狼野心之窟宅”，与欧洲诸国结交维护国家安全，就如同“进入毒蛇的口中，躲一时雨一样”，早晚免不了祸患。美国是重礼义的国家，承认了朝鲜独立，支付了下关的赔偿金，所以日本与有“侠义”之心的美国结盟，才是“国家万世之长策”。
兆民不赞同上述与欧美列强结盟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弱国依赖于强国是极其错误的。首先，依赖在个体层面上不是好事，在国家层面上也同样不值得称道。依赖源于畏惧，因畏惧灭亡而依赖他国必然招致羞辱，所以“不扫去依赖之一念，国之独立就没有希望”。其次，兆民认为日本虽然“贫”，但并不“小”。从人口上看，日本与意大利、法国差不多。连瑞士都被视为“洋洋之一大国”，日本为何要仰仗外国人寻求国家的独立呢?将国家独立的希望寄托在他国羽翼的护卫下是不现实的，只有依靠自国的不懈努力，才能实现国富民强。在19世纪，无论日本多么不开化，无论国际法多么无力，“我辈三千余万的大男儿，相抱持而成一体，仗义执仁，彼列国或武力与我，我辈三千余万的大男儿皆决心以一死而自洁，全国化为焦土而不辞，不避枪林弹雨，与义俱生，与义俱毙，……彼列国的凶暴亦不足畏惧”。兆民的现实主义思想也体现在《土著兵论》一文中。《土著兵论》是兆民军事论中的核心文章。兆民在该文中指出日本应该废除常备兵制，实行民兵制。这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三浦梧楼将军的影响。三浦梧楼曾在《朝野新闻》上发表文章指出，日本应当像瑞士一样废除基于“护国防民”思想上的常备军，实行以“御辱”为宗旨的民兵制，这样既节省了金钱，又保证了大量的兵员。
兆民赞同三浦梧楼的观点。他认为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祈愿，但是从现实上讲，现代社会是“黑暗的文明时代”。在与攻打他国、不知羞耻的“虎狼国家”交往过程中，“撤除兵备，销毁大炮，欲专门发展道德经济”，虽然在理论上讲是正确的，却不是明智之举。日本应该废除常备军，采用民兵制。原因在于：(1)采用民兵制既能保存兵备，又可实现人人平等的大义与经济发展的宗旨。常备兵制实际上是为有金钱、有地位的门户的子弟不服兵役而采用的政策。平时扛枪打仗、在阵前流血杀敌的兵士半数以上是贫民家的子弟。内阁诸省中，耗费金钱最多的是海陆军省。(注：中江兆民海陸軍と煙盒髷、中江兆民全集第12、113頁。)将人民辛辛苦苦缴纳的租税大部分用于充实军备不符合发展经济的原则。(2)军队不是镇压人民的武器，而是一国“护国御辱的利器”。养数十万“镇压内讧有余，而不足以御外辱”之兵，白白浪费国家钱财，这在数学上是讲不通的。(注：同上书，第114页。)并且各地的武器库也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如果地方的民众与政府结怨，民众夺取武器库，并用来攻击政府，政府即使拥有数十万军队，因分散各地实际上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所以，政府应该抛弃对人民的“猜疑心”(注：中江兆民土著兵、中江兆民全集第11、142—152頁。)，废除常备军，实行民兵制。(3)实行民兵制不耽误生产，可以保证平时人民的生产生活，人民也不用负担高额的军费。并且通过一县或数县一起举行军事训练，会在人民中不知不觉形成一种“爱乡国”的风习。(4)民兵制是站在防御的立场上所提出的政策。日本天然四面环海，与欧洲列强远远相望，即使发生战争，列强率众来袭，日本也具有地理上的优势。(5)19世纪的战争不仅是一种人数上的竞争，也是“韬略”、“学术”上的战争，经过严格训练的民兵绝不比常备军差，用于防守应当有余。(注：中江兆民常備軍と土著兵、中江兆民全集第13、283—286頁。)
总之，兆民不赞成与强国结盟，主张站在道义和国际法的立场上，通过日本独自的努力实现国富民强。他反对对外战争，但认为不设兵备在当时的国际秩序下是不现实的，日本应该采取防御策略，实行民兵制。兆民提出的民兵制具有现实性，是对前期和平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三近邻提携论
“近邻提携论”是兆民的现实主义和平外交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兆民对处理日本与亚洲近邻的关系从理论、策略和现实的角度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方案。洋学绅士的永久和平论，主张国与国都是平等的，就如同人与人平等一样。豪杰君的武力侵伐论与南海先生的近邻提携论也都是围绕着日本与亚洲诸国，特别是与清国的关系而提出来的。
兆民对清国的状况极为关心。他认为，近代以来日本人对欧美和清国的认识经历了截然相反的转向。在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开始与欧美诸邦交往时，人们大多讨厌西洋人，将他们视为“蛮夷丑虏”而不屑与他们交往。但是，“物转星移”，耳闻目睹欧洲的文明制度后，日本人认识到欧美诸邦不仅不野蛮，而且其文化之进步远非日本可比，以至于一提到欧美则“万事万物皆为善良”，甚至欲将欧洲诸国已经过时的风俗制度也移植入日本。与此相反，日本一向与清国有交往，并醉心于它的文物制度，而“百事模仿之”。但是，自从欧美式的学术文艺输入到日本后，“支那式的教育颇失其颜色”。清政府“尔来荏苒国势不振，固守旧风，不见改革进步之形”。在日本人中逐渐产生了对清国的蔑视心理，即使同处东亚，日本人也认为清国人是比自己“数层劣等之一人种”。(注：江兆民清国人と本邦人、中江兆民全集第12、60頁。)
兆民认为，虽然清国商人业务勤勉，敏于计算，富于自立精神，但是清国日渐贫穷，其原因在于：(1)清国墨守旧习，“顽然不采取改进之法”。清人极富“保守气象”，缺乏改进气质，不知适应时势，且各自“分离孤立”，不能携手经营。(2)清国人因袭旧习，不知改良，清政府若能及时给予人们指示、提醒和引导，鼓励人们从事工商业，“增殖资财”亦不难。但是清政府“漫然放任”，终使工商业不振，邦国不达富美。(3)最重要的是人民吸食鸦片，耗费巨额财产，既影响了人民的健康，也大大降低了社会生产力。(注：同上书，第60—67页。)但是，兆民认为清政府也并不是弱不禁风，不堪一击。西方文明精神的传入减慢了清王朝的颓势。清国人才济济，清政府从西方大量购进文明成果，武装军队，改良兵制，军事实力大为增强。所以，清国并不是一个“轻易可以侮辱”的国家。(注：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第57页。)从文化制度的相似性以及亚洲形势上看，日本应与清国保持友好关系。“我与清只不过一水相隔，书文相同，制度相同，习俗相同，土产相同”，且强英骄俄对亚洲虎视眈眈，早晚成为亚洲各国的“忧患”，所以日本与清国应当“互为唇齿”(注：中江兆民吾サイ時事ヲズルコトヲ欲セズ、中江兆民全集第14、22頁。)，共同抗击列强。若日清开战，英俄必会坐享渔翁之利。
兆民欲将“从亚洲的边陲昂首崛起，一跃而进入自由友爱的境地”的“道德的花园”、“学术的田圃”的日本建成亚洲乃至世界的“民主、平等、道德、学术的实验室”。也就是“劝说各弱小国家，迅速采用民主制”。(注：中江兆民祝、中江兆民全集第11、29頁。)兆民早在《东洋自由新闻》的发刊词中就已明确提出：“欲亢张日本国民自由之权，使其遍及东方诸国。”(注：同上书，第28页。)企图通过促进东亚诸国民主制的建立来保证东亚的和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兆民在这一时期积极参与“东洋学馆”和“善邻馆”的筹建活动。
据大隈重信回忆，兆民是东洋学馆的倡导者之一，也是该馆的重要出资人，兆民将经营日本出版公司所得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用作东洋学馆的建馆基金(注：江藤清：衡山行録、1901年、49—50頁。)，足见兆民对东洋学馆抱有很大的期望。1884年上海东洋学馆成立，它名义上是培养日清两国自由主义志士的教育机关(注：幸徳秋水幸徳秋水選集第1、世界社、1948年、11頁。)，而实际上其设立的目的并不简单。东洋学馆最初具有四个基本的目的：其一，为受兵役困扰的壮士提供逃避兵役的机会。其二，“打开与支那革命党的交际之道”，用自由民主的思想引导清国人民迅速文明化。其三，培养对清贸易人才。其四，“在支那窥探机会”(注：小松裕中江兆民とそのアジア意、歴史、1981年。)。东洋学馆承担着为日本侵略清国寻找机会的任务。杉田定一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大部分东洋学馆的组织者认为，在俄、英、法等国加紧对清国施加压力的时候，清国与其让欧美诸国得到手，还不如被日本据而有之，清国是“成就英雄之地”。但是，他不主张武力侵略清国。他曾对杉田定一说：“杉田君，你如果一行顺利的话，可以成为支那一方之王啊，但我讨厌当王，我想以文章欲使支那四亿的人民瞬时成为文明人。”(注：雑賀博愛杉田鶉山翁、鶉山会、1928年、565頁。 )
甲申事件结束后，虽然日本政府对于事件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金玉均等人态度冷淡，但是在野的有志之士却对援助朝鲜独立党表现出了很大的积极性。福冈玄洋社的社员们在麻布的龙源寺设立秘密事务所，策划援助独立党。头山满、来岛恒喜、前田下学与金玉均等人策划在釜山建立外国语学校，名为“善邻馆”，作为对朝运动的据点。兆民也参与了该计划，并负责用汉文起草设立宗旨书。(注：葛生能久東亜先覚志士伝上、大社、1997年、120—121頁。)但由于大阪事件爆发，该计划受到影响，中途夭折。
这一时期兆民对大陆问题极其关心，他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致力于向大陆拓展的志士思想的影响，这也成为《三醉人经纶问答》中豪杰君思想的来源。但是，不能轻易地说兆民是一位大陆侵略论的宣扬者。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兆民仍然是一位和平论者，他希望日本与亚洲诸国建立互为唇齿的关系，共同抵抗列强。他不仅想在日本，也想在东洋诸国伸张、普及民权思想，建立民主制度。亚洲的民主化、文明化是兆民的理想，然而在亚洲诸国国内守旧势力异常强大、西欧列强欲瓜分东亚诸国的国内国际形势下，理想和现实毕竟存在很大的差距，参与建立上海东洋学馆和善邻馆是兆民企图实现心中理想的尝试。但是，不能否认这一时期兆民已逐渐认为日本是亚洲的领袖。
总之，兆民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国际政治思想。如果说前期兆民仅从“政理”的角度探寻日本独立发展路径的话，中期兆民则试图从“政理”、“政术”和“政俗”三个角度全面寻求小国日本的国际政治发展战略。如果说前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以理想主义的和平主义为特征的话，这一时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的特征则是现实主义的和平主义。这一时期兆民从书斋走上了街头，在现实中摸索、推进日本独立的发展战略。
作者：唐永亮 来源：日本学刊 2008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