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回合的失败给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带来了解释任务。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可以从不同角度作出让人较为满意的宏观理论解释。仔细推敲它们的解释过程，能得出一些有益的国际政治理论思索。
2001年11月，世贸组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涉及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贸易、规则谈判、争端解决、知识产权、贸易与发展以及贸易与环境等8个主要议题。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坚持下，此次谈判的宗旨明确为促进世贸组织成员间削减贸易壁垒，通过更加公平的贸易环境来促进全球特别是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这轮谈判被称之为“多哈发展议程”，简称“多哈回合”。多哈回合原计划在2005年1月1日前结束，但因各方分歧严重，不得不多次延长谈判时间，2008年7月29日，在日内瓦小型会议上，美国、欧盟、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等7个最主要成员仍然未能就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和工业品部门减让问题达成一致，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不得不宣布历时7年的多哈回合以失败告终。
谈判的失败是自关税总协定1948年签订以来的首次失败，它严重打击了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公信力，引起了对全球治理前景的更多悲观情绪，并可能导致更多地区性贸易“势力范围”的兴起，从而加剧全球政治紧张局势。故而，关于多哈回合失败原因的讨论引起了全球普遍关注。本文分别采用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国际政治理论的观点对多哈回合失败的原因进行三种不同的宏观理论解释，笔者的研究目的并非以此提供有意义的解决对策(当然这也很重要)，只是想进行一下理论阐发并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提出几点看法。
一、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相对收益优势、霸权结构的稳定
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可能比较宏观和中肯，谈判失败的原因是美国为了维护国际贸易霸权结构的稳定采取了“否决自己也是否决别人”的做法。
国际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以大国为主的单元所构成的次序安排，这种次序安排可视为一种结构，结构规范着单元的行为和动机，单元对利益和权力的追逐又刺激着结构的调整，国际经济系统主要围绕着结构和单元这两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运转。美国、欧盟、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等7个国际经济体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在相互博弈过程中逐渐构成了一个国际经济结构，它体现出美国是主导者、其他行为体是辅助者或受控对象的特征，这一结构要求其他方获取收益的前提是美国赢得了相对收益优势，而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实质上是在维护这个霸权结构。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却致使不管是辅助者还是受控对象都在促使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当美国意识到这些努力有可能威胁到结构的稳定时，它有可能采取两个办法：一是运用联系性权力(具有震慑力的资源型力量)搞单边制裁，强迫其他方放弃努力;二是运用结构性权力(对解决问题需要的途径和方法的掌控力量)终止进程，使其他方的努力化为泡影。在多哈回合最为紧要的关头，也就是各方对拉米的“要素包”(Package of Elements)建议讨价还价相持不下时，美国很显然采用了后者，抛弃了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责任，拒不履行霸权国所应承担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义务(这里应是减免关税和取消高额农业补贴)，导致谈判的失败。由于美国和其他方都没有从多哈回合中受益，所以霸权结构仍是稳定的。
二、新自由主义的看法：敏感性、脆弱性和议题确定
新自由主义提供的解释可能是最无奈的，因为多哈回合的失败无疑给推崇国际机制功能和对国际合作抱有良好期待的新自由主义分子泼了一盆冷水，但纷杂的自由主义框架也包含着些许令人信服的看法。较为关键的介入点是相互依存和复合相互依存。美国较之发展中国家贸易的相互依存度占优势，所以它不怕看到谈判失败的结果;同时，复合相互依存状态使得国内政党政治与国际贸易谈判相互交织在一起，美国共和党政府为了不给民主党竞选口实，根本不愿意确定农产品补贴议题，这也是导致谈判失败的重要原因。
相互依存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敏感性是指在某种政策框架内各国之间的相互反应程度，脆弱性是指在相互依存被切断时所蒙受的损失程度。国际贸易体系存在显著的相互依存特征，美国对发展中国家贸易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明显偏低，这是因为美国的贸易优势主要体现在科技、信息、知识等高附加值产业上，而不是农产品、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产业上，高附加值产业具有寡头垄断性质，容易形成卖方市场，低附加值产业具有垄断竞争性质，容易形成买方市场，这使美国的对外贸易十分稳健，很少受外界左右，即便出现一定的贸易赤字，也不会影响它的国际贸易控制权;同时，如果不满意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结果，美国的可替代性方案也优于发展中国家，譬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贸易、美欧贸易等。目前在全球市场上受保护程度较高的产品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竞争力的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将首先促进这些国家的出口利益。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如果谈判成功，开放商品贸易，发展中国家将从中获得45%的利益，远高出其在全球产出中1/5的比例，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发展中国家所受的损失将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损失。可见，正是因为美国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依存度上存在比较优势，所以它才敢于在农产品保障机制问题上把谈判拖死。
在复合相互依存的条件下，议题产生的政治变得更加微妙和多样化，这主要是由于非国家行为体积极介入国内和国际事务，使国家层面上的决策不得不考虑多方面的诉求。在多哈回合的后期，美国和印度的谈判代表都承受着强大的国内压力。美国面临总统大选，印度面临议会大选，他们都不愿做出太大让步而承受政治风险。棉花补贴是美国的软肋，执政的共和党政府根本不想在谈判桌上确定这个议题，以免得罪农贸行业这个“票仓”，因此它一直在农产品保障机制上漫天要价，而农产品保障机制下限的调整事关印度国内大量贫穷农民的生计问题，事关国大党执政的民意基础，印度政府不大可能在这个议题上做出让步，所以谈判破裂后，印度反而成了美国的替罪羊。
三、建构主义的理解：“集体认同”、“规范”
建构主义没有采用物质的、权力的分析方法，而是从国际社会文化角度人手，提供了较为新颖的见解。简单地讲，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认同”同美国维护当前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制定权的决心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谈判失败变得不可避免。
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是一种社会结构(行为体行为的文化内容，譬如构成社会主流特征的、占支配地位的信仰、规范、观念、认识以及行为体自身的文化、身份背景等)，而不是一种绝对的物质结构(行为体在一定社会中所处的相对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物质的实力分配状况)。行为体在社会结构框架内的集体认同或个体认同构成相应的利益和相应的行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普雷维什发展主义”、“依附论”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观点的深刻影响，发展中国家认为GATT代表了不公正的国际贸易秩序，自己一旦参与进去，只能以“边缘者”的身份享受附庸者的待遇。当时发展中国家认知的国际贸易利益依赖于这种激进的“集体认同”，对外贸易主要倚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而不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20世纪80年代中期，依附论在实践中的失败以及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榜样性力量，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到，只有积极参与GATT，才有可能将自己的意志写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乌拉圭回合(1986年9月-1993年12月)，但自谈判结束至2001年11月多哈回合启动之时，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服务业、农产品贸易等协议的执行结果，却使他们感到非常失望，显而易见，这促使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种较为理性的“集体认同”：多边贸易体制是一个逐利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倾向于对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通过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霸权。这种认同使主要发展中国家再次团结起来，发动了“多哈发展议程”，要求发达国家必须作出让步，体现出“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发展中国家必须受益”的原则，这就对拉米提出的“要素包”方案中的部分建议持反对意见。美国是当前全球贸易体制的主要受益者，除了美国的硬权力在说话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对国际贸易机制的创建和维护。拉米的“要素包”方案保障了美国是本轮谈判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实际上已经把它当作谈判的一个重要“规范”(一种社会约定，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习俗等;社会规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创造出行为模式)，不可能允许别人轻易改变它，以免影响自己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制定权。因此，当美国不但不就削减农业补贴、降低农产品和工业品进口关税等实质性问题进行有效谈判，反而极力反对印度提出的调整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建议和中国坚持认为的工业部门贸易自由化原则时，谈判失败在所难免。
四、多哈回合失败所引发的国际政治理论的有益探索
(一)多哈回合的失败折射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存在的“不公正性”问题
全球多边贸易体制运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失衡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必然使它更多地反映和维护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利益，而较少地体现和保证发展中国家的收益。故而，“不公正性”问题的实质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中国家受制于作为另一个整体的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影响而处于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边缘地位。“边缘”不仅是实力薄弱的体现，而且还意味着意图的难以实现。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关于多哈回合失败原因的讨论实际上都验证了发展中国家的“边缘者”身份，因为不管是霸权结构中的受控对象，还是相互依存中敏感性、脆弱性的不占优势，都是实力薄弱的体现。建构主义的解释同样也验证了这种身份，因为发展中国家构思的“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发展中国家必须受益”的意图并没有实现。
现在谈“不公正性”问题的解决为时尚早，因为从宏观上看，结构性的影响根源于格局特征，而格局转换是一个充满万千变数的、各方实力此消彼长的长期过程。但建构主义对谈判失败原因的分析似乎提供了一条不错的对待原则：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强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集体认同”，尤其是其中的“身份认同”，并不断更新“观念”和进行“规范”学习，以使“集体认同”构成较为恰当的利益和行为。
(二)三大理论流派对多哈回合失败原因的讨论引申出了国际政治学的分析层次问题
大卫·辛格(J.David Singer)首先提出了国际政治研究的分析层次概念，并探讨了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两大层次。后来的吉姆N-罗斯纳(James N·Rosenau)发现了一个更为有用的六层分析结构：(1)决策者个人以及他们的个性;(2)决策者扮演的角色;(3)决策者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政府结构;(4)决策者统治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5)存在于决策者自己的民族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者之间的一连串关系;(6)世界体系。这种见解对国际政治研究很有启发意义。结构现实主义通过国际体系结构特征和大国实力对比来推导谈判失败的原因，新自由主义在采用国家分析层次的同时，更注重国内政治环境对谈判的影响;建构主义似乎表明的是一种反主流的视角介入而非独特的层次分析，“价值观”、“文化”、“观念”、“身份”、“规范”这些关键的建构因素可以跟大多数层次相互关联。
分析层次问题实际上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宏观方法论问题。非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坚持相对主义，它认为，给定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特点，所有方法都是互动和互变的，历史地看，它们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它质疑的不是个别的判断是否缺少证据，而是那种使判断成为可能和赋予它们特权地位的潜在标准、尺度、规范和原则。”国际政治理论史上出现过的道德分析、权力分析、结构分析、制度分析、体系分析、依附分析、政治经济分析等宏观分析方法，有些已经陷入了接近于死亡的理论困境，有些却依旧是研究的重要方法框架。关键是一个如何在不失去自身理论特色的前提下进行综合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罗斯纳的六层分析法尽管看似无门无派，但正好给主流派别提供了兼容并蓄的机会。当然，如何在六个层面上构造和运用合适的评估程序，是一个极为复杂和困难的任务。
(三)当前国际政治理论的争论主要是一种结构争论
一般讲来，经过理想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的第一次论战、传统现实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的第二次论战、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次论战、理性主义(解释性理论)和反思主义(构成性理论)的第四次论战后，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和结果、国际合作、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国家的优先目标、意图和实力、制度与机制等方面，这些方面的争论没有使新自由主义取得多大的理论建树，因为争论并没有超越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框架思维。“相互依存”所包含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恰恰是国家力量次序排列(结构)的体现;“复合相互依存”的“联系战略较难实现”特征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层次结构力量的较量结果往往难以确定，“议题较难确定”特征表明的是国内政治力量对国家对外政策的牵制，这并不影响国家在结构中的位置所对应的收益大小;“国际机制”尽管是霸权之后的，但是因为结构和霸权并不是共存共亡的，所以结构并没有消失，机制仍可以稳定没有霸权的结构体内的各力量的有序运行。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对此也很无奈，“考察我们关于跨国关系的早期著作的观点，其结果不是形成另外一个前后一致的关于世界政治研究的理论框架，却是一直在拓展新现实主义，并且不断为现实主义提供新的概念。”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建议把自由主义的取向与现实主义的政策结合起来，基欧汉和奈将系统分成结构(单位间的能力分配)和过程(单位间相互联系的方式)两方面进行研究，不仅丰富了系统理论，也使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互补。通过分析，可以得知，新自由主义尽管不是一种结构理论，但其理论素养中有较多的结构成分，进一步讲，它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丰富了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 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建构主义是一种结构性理论，其理论基础是假定行为体是社会构建的。通常所定义的国家或民族利益是各种行为体社会认同的结果。这种利益和认同在所称的主体间体系结构(intersubjective systemic structure)中不断变化，由共有的理解(shared understanding)、期望(expecta-tions)和社会知识(social knowledge)构成。尼古拉斯·格林伍德·奥努夫认为，从理论层面上看，人与社会相互构建或构成中构建(construct)与构成(constitute)的涵义是相同的。因此，就存在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构成集体或单位的人不断在个人或集体的思想中构建现实，这种现实既为决策提供了基础，也受到所做出的决策的影响。皮特M·哈斯认为，源于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知识和共同的利益，现有的制度安排可能会形成一种学习过程，这个学习过程可以增强国家政策的一致性。三位学者的理解可以这样表达，国际社会的基础是主观上的结构，这种结构是观念或信仰的结果，而这些观念或信仰产生了行为，行为基础是内嵌于制度和实践中的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和价值观。通过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结构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争论是一种结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结构现实主义认为物质力量、自然法则和国际现象构成结构，而建构主义认为观念塑造结构。
作者：宋国栋 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