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镇化水平也大幅提高，城镇化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伴随着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本文旨在以城市政治学为视角对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行分析，在城市政治学中找到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方案，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城镇化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目前我国已经处于城镇化的中高级阶段。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农民工社会地位低下、效率与公平问题等等。这些尖锐的社会问题已经给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带来了巨大隐患，我们需要正视这些社会问题，并尝试给出解决方案。
一、城镇化的概念
从狭义上理解，城镇化是指利用城市空间的聚合效应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向城镇聚集起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资料是生产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其中因生产力自身的特点，在生产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在城镇化过程中，一方面伴随着对老城区的改造与拆迁，大拆大建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景观和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城市的历史脉络。正如大卫·哈维在他的代表作《叛逆的城市》一书中用诗人一般的语气描写巴黎的城市化，“那一堵新墙不仅将过去与现在的联系斩断，而且包含了太多人的血和泪”。另一方面则是城市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对农村土地的侵蚀，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量涌入城镇，从而打乱了旧的社会阶层格局，而新的社会阶层体系尚未完全形成。突出表现在当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问题，农民工在城镇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一些原因，他们的身份地位却在城市中愈发尴尬。
二、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
中国在规模空前的城市化浪潮中奋起直追，仅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发展道路。然而回首30多年的城镇化过程，中国并没有真正理解城镇化的核心和实质，即人的城镇化。但是这些年来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片面地追求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的建设理念与西方城市政治学理论将人置于城市权力结构的中心背道而驰。
(一)城市空间同质化现象严重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文化底蕴共同造就了各个城市的个性。但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只要是新建筑便千篇一律都是高楼大厦、都追求城市中心大广场、在各自的旅游景点的特色食物和纪念品都大同小异等，这些现象表明了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个性逐渐消亡。城市空间的同质化不仅表现在城市越来越像，而且在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逐渐遗失。城镇化必然要求城市扩大规模，结果导致农村的缩小。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农村与代表新兴文化的城市之间的激烈对抗，往往以城市的胜利而告终。
造成城市空间同质化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我国在城镇化发展初期生产力水平依旧低下，却又过分强调经济发展速度，地方政府为了达成目标，对经济“量”的追求高于“质”的追求，地方政府不得不追逐资本，资本的逻辑将人的价值从城市发展中排挤出来，人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难以定位自身的价值，只能盲目地受资本奴役。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中因经济结构以小农经济为主导，国家组织结构的重心仍然在农村，而这种发展理念难以为现代快速发展的城市提供经验。所以，我国在城镇化初期更多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对西方的城镇化只认识到了表象却没明白本质，造成了我国各城市在城市规划中普遍追求高楼洋房、休闲广场和大型商场等，这种个性的褪色使得个体与群体失去了归属感和共同记忆，失去了安全、认同与身份的源泉，人们在千篇一律的城市里机械地重复，生活乐趣与质量逐渐减弱。
(二)空间的“权力”问题日益突显
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一书中首次提出”空间的政治性“这一概念，他说，“空间是政治性的。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得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如果空间的形态相对于内容来说是中立的、公平的，因为也就是‘纯粹’形式的、通过一种理性的抽象行为而被抽象化了的，那么，这正是因为这个空间已经被占据了、被管理了，已经都是过去的战略的对象了，而人们始终没有发现它的踪迹。以历史性的或者自然性的因素为出发点，人们对空间进行了政治的加工、塑造。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①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就是政治的产物，城市中对空间的争夺也是不同社会力量角逐的表现，主张在城市发展中更要注重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避免资本的逻辑主导城市化的进程。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额的社会资本，为了让资本流动起来产生更大的利润，同时缓解就业压力，我国房地产行业几年前开始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首先开始的便是全国范围内的老城区改造。恩格斯对此是这样描述的“原先建筑在这里的房屋，不仅没有提高这里的价值，反而影响了它的价值，因为这些房屋同改变的环境已经不相符了。②”房屋被拆的居民得到的补偿根本无力支付处于城市繁华地带的住房，他们不得不前往远离市中心的偏远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造成的社会排斥，使他们更加远离了城市化所带来的成果，而富人得以享受城市化带来的好处，这加剧了贫富差距带来的矛盾。这种居住位置的差异表明了空间权力分布的不平衡，资本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我国城镇化进程。
(三)传统的行政命令式规划占据主流，民主协商渠道堵塞
我国城市空间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存在，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总体规划和制度设计。我国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企业的生产、国家的发展、资源的分配几乎全部依靠计划安排。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变得不能适应发展的需求，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但是计划体制的阴影仍挥之不去，在城市规划中政府“权力”过大，导致公共空间变为某些能掌握权力的人的“私人空间”，违背了城市空间本来的意义。
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部分地方政府打着谋求人民公共利益的旗号，片面追求城市化速度，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强行征收农民土地、暴力拆迁。人民没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空间的自由，在自己合法权益受损的时候难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向上表达，人民这一概念并没有落到实处，地方政府依然我行我素。正如朗西埃所说：“人民的“自由”特性并不具有实体性，而且也并非人民所专。因此，人民只是被賦予了并不属于他们自己的“空”的自由之名，这种自由之“空”名，常常会被多数即等于全体之不对等式所挪用。”③当这部分因城市化产生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被发展城市化牺牲，而发展成果更多地被富人享受，他们却因贫穷而被排斥、歧视，这种不正义是造成公民对当前城市治理现状不满的主因之一。
三、对我国城镇化的思考与建议
毋庸置疑，城镇化推动了我国从落后的传统社会向新型的现代社会转变，促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不仅仅让中国以新的面孔出现在世人眼前，而且更是改变了每一个人的命运。但是，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社会矛盾。面对这些社会问题，西方城市政治学学者做出了很多的研究，主张城镇化应该是人的城镇化，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自身。但是，我们仍旧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解决办法。
(一)构建包容开放的多元主义政治文化
建设公民意识，营造环境公正的社会，努力形成一种更为包容、开放的社会文化，让那些被社会排斥的公众也能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得到社会的认可，减弱因社会排斥而造成的文化隔阂，真正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政治的边缘》一书中，朗西埃直截了当地指出：“政治就是一种解放的过程，是被视为没有资格行使权力的人脱离被给定的社会角色、位置与感知模式，进而展现自身力量的特定主体化过程。主体化，更确切的讲，就是去身份化/同一化”。④公民个人则应该摒弃原来的“文化有色眼镜”，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以一种更开放、更友好的心态来面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差异。没有人可以指望改变世界而不改变他们自己，虽然这个过程将会是漫长而又痛苦的。
(二)政府的重新定位，加强合作与协商
政府的重新定位便显得尤为重要，抛弃过往的行政命令式管理模式以及维稳思维。政府需要明白城市化的过程本来就是个利益的分配过程，必定会产生争议。当这些争议出现的时候，政府不应该单纯地抱有防止事态扩大的侥幸心理，而是应该给公民一个向上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给社会问题一个释放压力的途径。要知道，政治绝不是“治安”或者“维稳”。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相关就十分重要，因为它们构成了地方政权，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服务，并且对公民提出的地方热点问题做出回应。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健全城市管理体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多鼓励公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形成完善的社会问题发现与治理机制。
(三)发展才是硬道理，改善民生任重道远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激烈的文化碰撞，人们的生活节奏、生活习惯面临巨大的改变，以社区为单位的治理方式改革势在必行。社区可以对于多元治理有着重要意义，能够更广泛地反映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加强社会建设，努力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人民有尊严的活着。习近平同志在考察破解特大城市难题时指出一方面要提升城市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质量，一定做好城市规划工作，遏制城市所谓“摊大饼”式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环境治理，必须把环境治理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牢牢抓住。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可以使得居民拥有更高的幸福感，增强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对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有所帮助。
作者：毕鸿昌 来源：商 2016年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