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催生出的无数或是令人唏嘘感叹、或是催人奋发上进的“中国故事”，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发展的逻辑，就是国家不断地把人民的成功实践合法化，使之上升为法律和正式的制度，把中国经验上升为系统理论。
一、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
所谓基本经济制度问题，本质上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30多年来，我国所有制的改革经历了从单一的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为补充，再到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深刻变迁，有人曾将这段历程比作是“攀登珠穆朗玛峰”和“潜海马里亚纳海沟”，寓意所有制改革之卓绝艰难，也更加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理论勇气与高超政治智慧。
“希望的田野”——改革首先在农村破冰
1978年底，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自发地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按下了红手印，激起农村改革的惊雷。1978年底到1979年初安徽、内蒙古、贵州、四川等省(区)的贫困地区自发实行“包产到户”，形成了事实上的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面对群众的自发行动，邓小平说“群众这么做，自有道理，要尊重群众首创的精神”。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顺势发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总结了农村改革，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同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积极作用。到1984年底，全国98%以上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仿佛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邓小平在1985年与外宾谈话时说：“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
“温州模式”——个体经济应运而生
改革开放之前，“一大二公”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个体与私营经济则是必须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然而它们在一些缝隙中悄悄萌芽、顽强生长着。
1979年国务院出台第一个允许个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春江水暖鸭先知”，精明敏锐的浙江人抓住了这一机会。新中国第一个个体户、第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都出现在浙江。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1982年首次明确个体经济的宪法地位。全国人大五届五次全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从此，“温州模式”叫响全国。
“‘傻子’三上《邓小平文选》”——私营经济的发展
经济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谓一波三折、峰回路转。
安徽芜湖的个体户年广久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生意越做越大，却三次入狱，皆因雇工，被认定为“资本家”。而在私营经济发源地的温州柳市镇，发生了所谓的“八大王”大案。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态：“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在《邓小平文选》中三次提到“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他的话改变了“年广久”们的命运，为私营经济开了绿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辟了新路。
1988年国家首次明确私营经济的宪法地位。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由此可见，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过程，就是个人利益逐渐得到尊重、国家不断赋予民众各种合法权利的过程。
“‘姓公姓私’的争论”——所有制问题上的重大理论突破
允许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非公经济的发展，会不会蚕食社会主义的公平?困惑、甚至争论一直不绝于耳。随着股份制日益成为改革的主要取向，所有制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人们心头浮起了疑问：今后到底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1997年5月29日，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来到中央党校，发表了著名的“5·29”讲话。强调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谈到学风问题时他指出“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他强调重申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同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郑重明确地宣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提法，振聋发聩、石破天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
理论创新使单一的所有制结构被打破，非公有制经济从被质疑、被歧视，到被接纳、被鼓励，直到被确认为是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公有制经济一道重塑了中国的经济格局。
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
“两个毫不动摇”——坚持走正路走新路
如何才能真正公平公正地处理好所有制改革中公有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在实践操作层面总是有诸多困惑与纠结。
党的十六大一语定乾坤——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的正路。公有制经济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还是改革开放中，在保障民生、重大工程建设、科技自主创新、战胜重大自然灾害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各个领域，中国的制度优势、公有制的强大动员力量，公有制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无不彰显。
实践证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者优势互补、相得益彰，是确保改革正确方向的正路，是使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新路。
“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毋庸讳言，公有制经济自身存在着弊端，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破解上述难题更显迫切。
2013年11月，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执政刚刚一年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就是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定义，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无疑有助于克服国有企业的弊端，为国企注入新的动力，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和亮点。
38年来，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演绎的雄浑激越的“中国故事”，奠定了当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中国故事”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完善丰富发展，“中国智慧”将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新贡献。
作者：杨蓓 王熹 来源：奋斗 2016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