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引 论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是英国学者吉登斯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深刻反思晚期现代性问题基础上，就早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变迁提出的分析概念。在吉登斯看来，近现代以来的政治，无论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在根本上都归属解放政治。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化发展与现代性积累，虽然不同程度地解放了人类，但它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科学技术异化、大众文化模式化等，使人们生活的确定性和预期性降低，焦虑感和无力感增加，生活选择的自主性丧失，加之全球化发展，人类已处于风险时代，生活在“被围困的社会”，陷入了“失控的世界”。于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回归生活世界”就成为时代的声音。那方向是什么呢?吉登斯指出：“今天，政治取向调整的总方向是，应对我们所讨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动。这就是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1](P115)何谓生活政治?吉登斯说：“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 [2](P251，252)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发生的诸多社会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现代性官僚体制的一种挑战，是“生活政治的先驱”。
事实上，政治应该是生活的，生活也是政治的。亚里士多德就说“城邦的目的是优良的生活”[3](P90)，而追求更好的生活正是政治建设恒久的主题。如果说这里的“生活”，在传统社会更多是共同体的，那么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它又是社会个体的。“政治从本意上讲不是国家的政治、政府的政治，更不是官员的政治，而是公众之事。公众之事的核心是生活，因此，政治形态的源头和依归就是生活政治，就是以提高民众生活品质和增加民众生活选择机会为重心的政治。”[4]比较而言，解放政治的着眼点、切入点更多是政治的制度领域、宏观层面，是一种“宏大叙事”。相反，生活政治的聚焦点、落脚点则更多是社会生活的个体，或是“小政治”、微观政治，它回答的主要是在后传统秩序与全球化条件下，人们如何选择生活方式、过上更好生活的问题。这是生活政治的要义。
中国政治生活变迁所呈现的特征、轨迹及趋势，是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研究关注的重要话题，并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概念与理论范畴。比如，有研究通过与中国改革开放前，或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比较，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政治的特征进行总结，提出了新权威主义、权威多元主义、韧性威权主义、后全能主义等。也有研究通过现象学观察，或是分析发展取向与政策变化，对中国政治发展走向进行描述，提出了公民政治、民生政治、公共政治、政党国家等。这些理论概括对于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发展中政治的面貌、进程与走势，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并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属于“正统”政治，其切入点和关注点是政治制度、政府权能、政党体制、权力秩序等。就认识中国超大国家的治理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而言，这很难说是充分的、全面的、准确的。那么，就有必要引入或运用新的解释范畴和分析框架，从更多维度认识变动社会中政治生活的结构特质和发展趋向。
如果说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这样的解释范畴是“西方式”的，是基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背景、政治逻辑提出的，那么抛开意识形态的“外衣”，从学术资源的角度看，它具有更宽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中国社会正处于时空压缩式转型过程中，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共时态发展，所积累的问题和遭遇的困境，如生态环境、生活焦虑、身份认同、公平正义等，与人们过上更好生活密切相关，且大多是在解放政治框架下无法解释，也不能解决的。因此，需要适应社会变迁，树立生活政治理念，并以此配置政治资源、组织政治过程、调适政治功能，推动生活政治的发展。这应该是分析中国发展中政治的一个维度、一种框架。
二、解放政治的两个发展阶段
在中国人话语体系中，“解放”一词耳熟能详，如民族解放、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等，都与政治变迁密切相关。吉登斯说：“我把解放政治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解放政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2](P247)也即解放政治是通过征服和改造自然，从自然、传统等束缚中摆脱出来，或是通过斗争反抗压迫和剥削，打破传统的政治统治秩序。吉登斯认为，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以来欧洲解放政治兴起的两大标志。按照这一内涵来审视中国政治，以改革开放为界可以将中国的解放政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可称为革命政治和增长政治。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但这种地位的改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推动角色转变，即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思维定势、历史惯性，中国共产党在意识上、行动上履行着一个典型的革命党角色，仍然运用“打天下”的方式“坐天下”、用破坏旧世界的方法建设新世界。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搅动了中国社会蕴藏的革命冲动，并以狂热的方式爆发出来，“文革”就是这种革命政治发展的顶峰。那个时代的政治以激进方式呈现出来，具有鲜明特征。一是无规则。革命的本质是解构规则，是对制度的冲击，在其走向极端后就演化为一种野蛮政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二是动员式。通过频繁发动群众运动，虽然可以积聚资源，推动政策实施，唤起民众支持，形成群集性能量，但企图用运动取代科层制、代议制等，结果只能是背道而驰，蜕变为破坏力量。三是理想性。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不顾现实条件将目光投向未来，推动“乌托邦”理想实现，是政治浪漫主义，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挫伤了人的积极性。这样的无规则、动员式、理想性的革命政治，目的是要让广大民众摆脱压迫和束缚，属于解放政治的范畴，但它更多是“想象”的、扭曲的;它的出发点与效果背道而驰，个人被革命所裹挟，丧失了生活选择的自主性，更加依附于单位等组织体制，在国家被全面政治化的同时，生活世界也极大地被淹没了。
摆脱危机，走向新生，构成了“文革”结束后中国政治面临的首要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5](P162163)同年，他又提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5] (P194)随后，无论是政治目标规划、政治资源配置，还是政治功能调适、政治过程组织，都是围绕、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展开的。也就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 [5](P195)。与此相应，发展和解放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就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并被邓小平确定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的关键之一。事实也说明，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效益非常明显，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释放了社会活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中国因此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人民生活水平也因此迅速改善，执政党赢得了拥护和支持。这意味着革命政治转型为增长政治的成功。可以说，“告别革命”后的中国政治改革与国家治理的核心使命，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说到底也就是解放人，让人从自然与传统体制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中国解放政治的一种呈现方式。
三、生活政治发端的动力与趋势
在吉登斯看来，作为一种具有独特问题指向、特殊发展取向和解决思路的生活政治，只是在现代性积累、完善并比较稳固的基础上才会出现。但这并不是说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是一种线性历史关系，是完全割裂的，相反，生活政治涵盖着解放政治的不少议程，两者密切相关。在中国，虽然革命政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它在新生政权建设、实现国家整合、推动赶超发展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增长政治也存在不少问题，但它是发展中政治的一般逻辑，改善了民众生活状况，增强了国家发展实力与治理能力。中国的增长政治是市场经济驱动的增长，是适应全球化的开放性增长，是在网络技术条件下的增长，是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关系分化和互动中的增长，它为生活政治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拓展了空间、提供了动力。或者说，增长政治孕育着生活政治的因子，为生活政治成长做了准备。具体而言，促成中国生活政治发端的因素主要有密切联系的三个方面。
其一，政治逻辑改变与生活政治。围绕增长政治、服务经济建设，中国政治变革展现了“权力转移”的特色，主要体现为执政党向国家政权与社会两大领域、政府向企业和公民输送权力。这在根本上推动了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府关系从一元从属逐步走向二元分立，既改变了国家权力性质，促使其公共性不断凸显，运行范围开始从无限走向有限，也给社会让渡了空间，使社会获得了自主发展的条件，让公民追求自主生活方式成为可能。这意味着，以往社会受制于国家的政治逻辑，开始被社会决定、制约国家的现代政治逻辑所取代。或者说，增长政治在将公民从物质贫乏、经济短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将社会从国家的控制和依附中解放了出来，在解构总体性国家和依附性社会的同时，也不断塑造着自主社会和独立公民。尽管说国家仍是治理的中坚，但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随意宰制社会，而必须充分汲取社会能量与资源，考虑社会利益与权利，倾听社会声音与诉求，赢得社会信任与支持。这种条件下，改革和发展就必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共识的、稳定的、长期的关系，即制度性的生活政治关系。这正是生活政治发展的最深厚基础。
其二，自由空间拓展与生活政治。在革命政治条件下，国家是向社会成员提供资源与机会的唯一源泉，主要通过城市单位社会和农村人民公社来实现。如有研究指出：“由于单位是依附在国家行政等级体系中的一个链条，而且单位成员也是依附在单位内部组织体系中的一分子，所以，国家对于单位、单位对个人都有一种父爱主义的色彩。换言之，单位是国家机体上的一个细胞，个人是单位机体上的一个细胞。”[6]在这种政治条件下，个人处于依附性结构之中，没有机会和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市场经济和增长政治的发展改变了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7]。这使中国社会的资源总量与权力总量不断增加，并极大地拓展了社会自主自由的空间。随着单位制、身份制、户籍制等的逐步解体或松动，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总体性社会的依附结构，促使“单位人”开始转向“社会人”，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个体和单元。这直接促成了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性质的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兴起和发展，构造了社区这样一个新的资源与生活空间。如果说“单位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依附性的、没有自主性的人，那么“社会人”的出现则意味着社会成员获取资源与机会的渠道和空间呈现为多样化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国人对独立生活、幸福生活的追求。换言之，增长政治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拓展了生活政治的空间，形成了生活政治的社会网络。
其三，民众人格变化与生活政治。革命政治时代的国家不仅掌控人们的政治生命，而且控制着整个社会;个人必须依附于特定的权力才能获得生存与生活的条件、资源。于是，个人对政治权威除了非理性崇拜，就是臣服和依附。市场经济驱动的增长政治，虽然带来了诸如价值共识紊乱、理想信念缺失等，但也为民众政治人格的变化创造了条件。“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模式中蕴含着一条催生民主政治文化因素的逻辑链条，这就是：以其开放、交往的社会化性质为逻辑起点，到经济人格的独立，到平等的交往关系，到自由的活动空间，到对公正中介角色的欲求，到社会参与政治，最后到法治代替人治。”[8] (P21)可以说，正是市场经济释放了文化能量并投射至政治领域，为人们利益意识、法律意识、自由意识等现代人格的培养，以及自主、自治和自立精神的养成创造了条件。从更深层次看，人格变化的背后是价值观的改变。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中国的一些城市、一些群体已进入了“后匮乏”的经济发展阶段，与此相应，后物质价值观开始兴起，尽管这是局部性的、非均衡的，且代际差异大。这意味着越来越多人的生活选择开始向非物质领域延伸，如生活质量、工作满意度、环境污染以及民主参与权利等，并在网络空间出现了“批判型公民”，虽然其理性品格与批判水准还不是很高。甚至，近些年还发生了诸如环境群体性事件等维权、申权式的社会运动。在后物质价值观影响下，民众从注重物质满足、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以及传统生活方式的“旧政治”，向关注环境质量、个人自由以及社会平等这样的“新政治”转变。这非常类似于英格尔哈特描述的“静悄悄的革命”，即生活政治在中国社会的发端与发展。可见，民众人格变化、后物质价值观兴起、生活政治兴起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四、政治不适应与治理困境
在增长政治推动下，生活政治在中国开始孕育，并形成了比较强劲的发展动力和趋势，但实际情况是，增长政治发展所形成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体制机制等很难有效支持生活政治的成长，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成为掣肘或阻力。这造成的局面是：增长政治的结构功能越来越难以适应生活政治强势发展的需求。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两者之间的不适应、不兼容、不协调问题日益突出，在价值理念、政策过程、合法性构造、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矛盾也不断尖锐。
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符合国家现代化的基本规律，也是生活政治的内在要求。发展是硬道理，但硬发展没道理，党和政府从不认为经济增长能解决所有问题，更没有将经济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指标特别是GDP增长。如邓小平就曾明确提出现代化建设不能单打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在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念的情形下，在认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9](P375)的条件下，在增长政治促动下，很多地方、行业、官员都将经济建设等同于经济增长，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其他问题会迎刃而解。经济增长从工具变成了目的，从“中心”变成了“唯一”，这是过去很长时期内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十八大以来有所改变。事实说明，增长政治绩效显赫，但它在推动经济繁荣、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产业失衡、区位失衡、城乡失衡、贫富失衡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治理困境。在现象学上表现为：经济增长了，但生态破坏了;物质生活有保障了，但人们的道德水准降低了，精神生活匮乏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不少人的相对剥夺甚至是绝对剥夺感增加了，获得感、幸福感下降了;一些地方发达富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了，公平正义缺失了，等等。有人指出：“国人普遍感到苦恼的是在忙碌中丢失了生活的意义。找不到意义的生活是没有精神寄托的，不可能真正幸福。GDP看起来在快速增长……但很多人的安全感、平衡感和幸福感并没有同步增长，相反，问题依旧、压力上升、挑战更大。”[10]这意味着，增长政治在物质上解放人、解放社会，使人摆脱物质贫困束缚的同时，却让人异化了、物化了，人的生活环境恶化了、自我认同迷失了，由此引发的矛盾和滋生的风险，或在不断积累，或已经显现。这也印证了邓小平晚年提出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论断：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从本质看，这些问题和治理困境，恰是以增长政治为呈现方式的解放政治不适应生活政治兴起发展造成的。
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最鲜明地折射了生活政治兴起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有统计显示，“在中国信访总量、集体上访量、非正常上访量、群体性事件发生量实现下降的情况下，环境信访和群体事件却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上升”，“如今，能阻碍中国崛起的问题之一或许就是环境问题”[11]。这表明，在过上美好生活需求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生态政治不断进入公共视野，成为舆论议程，而“邻避冲突”的频繁发生，更预示着中国社会“环境敏感期”的到来。这造成的治理困境非常突出，常常体现为：地方党和政府为解决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保障民生，推动经济增长，招商引资上项目;这样的“良苦用心”非但没有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甚至一些环境评估合格的项目也招致质疑和不满，并引发针对地方党政机关的群体性事件。不过，这只是表层现象。环境群体性事件抑或生态政治问题的背后，是政府奉行经济增长至上与民众追求幸福生活两者关系的紧张与对立，也是政治不适应即增长政治与生活政治矛盾和冲突比较集中的爆发。追根溯源，这涉及怎样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构造生态伦理责任，即人们选择什么样生活方式的问题。或者说，增长政治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激发了人们健康观念与环境意识，社会越来越关注并重视环境问题。但实际情况是，在一些地方、一些情况下生态问题仍然没有进入增长政治的问题域，尤其是介入公共政策议程，按照增长政治的方案解决生态问题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还有一种现象也值得注意，即社会抗争新的发展趋势。这在以往大多源于物质利益受到侵犯，但越来越多民众的维权、申权，是要“讨个说法”、“出口气”，甚至出现了“为权利而斗争”的组织化行动。有研究者认为，利益冲突—集体行动、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范式都无法解释中国农村社会高密度的集体行动，通过引入中国文化中独特的概念“气”，分析集体行动中“气”的作用，指出基层政府对行动精英的打压使抗争变成了为获得人格尊严和底线承认的斗争[12]。这样的集体行动与抗争在源起、目标和方式上，都与“生活政治运动”趋同，是生活政治在中国孕育发展的结果。从个体看，这往往又表现为自我认同的缺失，并非源于物质领域，而是为了追求公平正义、维护人格尊严等。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社会诉求，也就是生活政治的力量，正在塑造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治理环境，它甚至在改变政治活动与政策过程的重心与程序，对执政党和政府治理结构、治理能力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如何，生活政治都既是群体性的，也是个体性的。但是中国政治向来都是谋划国家大事，是宏大的政治制度、政府权能、政治改革等，而对微观的个体生活、个体发展、个体权利、个体选择机会等则不大关注。不管革命政治还是增长政治都大体如此。这可能与中国“无我”的文化传统相关。梁漱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13] (P474)但是，“市场经济的正当性在于作为个体的人类生命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重要性。市场秩序使得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都充分地尊重个体的重要性。”[14]也正是在市场驱动下，中国的生活政治开始发育成长，过上幸福生活成为每个人的向往，这不只是物质利益的满足，也包括精神、政治、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尤其是在全球化、风险社会、网络政治的条件下，任何微观层面、基层社会的个人生活都与宏观的公共政治密切相关;任何个人的日常生活、行为选择都与整个社会政治的发展休戚与共;甚至一些个人的生存和生命问题、日常的生计和生活问题都可以在瞬时间演化为政治问题，直接影响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和公共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政治就是微观政治，也即个人的日常生活。这与有学者提出的“微政治”概念大体一致：“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15]近年来被舆论广泛关注的马加爵案、药家鑫案、冀中星案、邓玉娇案等都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类似社会暴力与戾气的横行，使人们的生存焦虑感、生命无意义感、不安全感等快速增加，而根据增长政治的思维、体制、策略和方案，是很难全面诊断并有效化解这些治理难题的。说到底，就是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已经无法适应并支撑中国这个业已深刻变化了的社会，并形成有效的治理局面。这呼唤着生活政治的到来。
五、生活政治的特质及发展要求
传统中国政治有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政治理念，并形成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等民生政策。有人认为，民生政治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改善民生是最广泛的政治共识[16]。不过，民生政治的切入点依然是“宏大社会”，聚焦点更多是经济领域与物质生活，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等议程。它与生活政治存在相通之处，但也有差异。有研究就指出，民生政治与生活政治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观，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实现目标及实现途径均有较大差异，但两者在方法上都不同程度体现了人本主义，在内容上更是不同程度地对现代性及现代化过程进行着反思与重构[17]。与革命政治、增长政治不同，也有异于民生政治，生活政治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政策过程体系。
就理论关怀而言，生活政治的兴起与现代性积累造成的解放政治弊端、全球化时代的身份认同与生活方式自主选择、“后匮乏社会”的到来等密切相关;它虽然涵盖了解放政治的很多公关事务与政策议程，但更多与新的社会环境变迁有关，是从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和提高生活质量作为切入点的，其问题域也更为宽泛。吉登斯专门列举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人对自然有什么责任?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如科学技术有什么限度、人对社会有哪些责任?人与自身关系，如个体的身体权利有哪些、身份认同如何?等等。这些内容不归属解放政治话语体系，属于生活世界的政治，风险社会学家贝克认为是“亚政治”，也即生活政治的范畴。这提示我们，“如果不仅仅把政治理解为只同政府权力或国家意识形态相关联，而从人类事务层面去诠释政治，就可以把政治理解为达到人类事务的事件”[18]。与此相应，生态政治、认同政治、身份政治、对话政治等，都属于生活政治的呈现方式，也是建构生活政治应当确立的理念与可选择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增长政治发展已形成强大的历史惯性与现实冲动，与其适应的一套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工作体系、行动框架等，也深深地嵌入了国家治理体系和结构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生活政治的因素越增长、动力越强劲、趋势越明显，增长政治的困境就越严重、风险就越突出，引发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也越频繁、越多样、越复杂。就增长政治所带来的诸多治理困境，党和政府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楚的，并顺应时势、适应社会变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包容性增长、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大建设”协同发展等，形成了新的发展与执政理念。如关于经济发展的表述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的变化，就隐喻了生活政治兴起对政治治理结构提出的要求。同时，也通过相应的制度机制安排和公共政策实施，对增长政治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与调整，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减或延缓了增长政治的危机，但成效是有限的，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其基础与动力。
为诊治现代性与解放政治的弊病，吉登斯提出的生活政治构想主要包括：“超越匮乏型经济”、生态伦理与生命伦理、对话民主及非暴力社会等，虽然其中一些要素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但对重构现代性和发展生活政治还是有启发意义的。另一位关注生活政治的学者鲍曼，借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人们能够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创造历史的条件。我们可以把这一命题更新，使之适合‘生活政治’的时代需要，可以说人们能够创造生活，但不能选择创造生活的条件。”[19](P9)中国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中，还将长期面临解放政治的议程，这是不可能随意超越的发展阶段，特别是还有不少人口需要脱贫，发展经济是必要的;但适应市场经济与现代化非均衡发展中产生的生活政治发展趋势，并回应相应的治理要求，同样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社会，“身处发展中国家的位序，同时面临着发达国家中高阶段的议题困扰;遭遇着现代化进程的参与和稳定压力，同时应付现代性的诘问和诉求”[20]。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过去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是“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一般而论这是有道理的。但其中的两个“发展”是有差异的，特别是随着社会深刻变迁，应当为后一个“发展”赋予新的内涵，并拓展其外延。如果将该观点置于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的认识框架中，这就转换为，经济发展、增长政治(解放政治)发展带来的不少问题，靠进一步发展经济已经无法解决，出路只能是发展生活政治。
需要指出的是，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政治发展轨迹与取向方面，展现了比较务实的作风。当政伊始，习近平就明确表态：“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1](P4)这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和发展要求的深刻认识、积极回应。在已形成的治国理政的总布局中，不少改革举措与制度建设都触及增长政治的根基。比较典型的是，不再简单以GDP增长论英雄，大力调整政绩考核的内容方法与指标体系，并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形成联动，集中体现在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这对增长政治是釜底抽薪式的纠偏。
从政治变迁的结构特征和趋势看，为增长政治走向生活政治“铺路奠基”是中国发展中政治的“必由之路”。不过，推动生活政治的策略、方法和路径则应当符合中国的政治特征与逻辑。这要求以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增加生活选择机会为要旨构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体系，形成相应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政策体系等，推动增长政治走向生活政治，缓减政治不适应、不协调而造成的治理压力、治理困境，降低治理风险。
首先，夯实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在革命政治条件下，受集体主义原则的影响，“所谓‘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被一些人津津乐道，其结果是‘以人为本’在实质上被掏空了”[22]。尤其是在增长政治条件下，以物为本、以GDP为本使得政治生活不断脱离了人，丧失了现实性主体。这两种取向都不符合以人为本精神。正确的认识是：政治生活既服务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体、每个公民，不以“人民”之名无原则牺牲公民利益、剥夺公民权利;当然，它也要构造起合理的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责任义务关系，并不倡导利己主义和个人唯私主义;它不仅要超越“匮乏型经济”，解决人的物质生活问题，更要关注人的精神空虚、文化焦虑、信仰缺失等，不断追问“我是谁”、“我们想成为谁”这些问题，是一种身份认同政治;它要聚焦当下人的选择，也要关注“历史”与“未来”的人，符合代际正义;它要尊重人类的自主选择，也要秉持生态伦理精神，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生态政治，等等。这些正是适应生活政治内需，以人为本应当具有的内涵与外延。不过，只有人民主体地位和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充分体现在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落实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才能真正推动生活政治发展。
其次，发展民主法治体系。“解放政治使人类获得史无前例的解放，但作为意外后果的表现，它也给人类生存带来大量新的不确定性因素。”[23](P105)这意味着，生活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减少不确定性、增加确定性的过程。“人对其生存的自觉，对其生活问题的关切，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对生与死、幸与不幸、权力与冲动等的不安定感，使得人创造出法律。”[24] (P99)也就是说，人类创造法律的目的是要过上确定、安定的生活，尽管现实可能并不令人满意。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不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转化为民主法律权利，生活政治就会落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重要使命就是要适应“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治理环境，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可以预期的是，在法治建设中如果能够处理好权利与权力的平衡，特别是能抓住并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可以有力支撑生活政治的发展。就民主而言，吉登斯认为，人们越是处于一个解传统化和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时代，越需要一个民主社会，他称之为对话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协商民主与对话民主内涵最为接近，它们更多属于治理型民主。为此，需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这要拓宽协商民主渠道，深入开展好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更重要的是推动协商民主“下基层”，或促进基层协商民主有序有效发展，让民主协商嵌入生活世界，与群众工作、社区治理、劳资关系处理等结合起来。这样，有助于回应因生活政治兴起在基层社会所形成并不断增长的民主参与需求和压力，反过来推动生活政治发展。
最后，优化政策过程体系。发展生活政治需要利益总量的增长，但更关注的是公平正义地分配利益，这需要围绕民众生活质量提升和生活选择机会增加的政策议程，优化相关政策方案与政策过程机制。以问题导向看，这主要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即适应生活政治有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居委员会选举、行政和立法听证、司法等民意表达机制，有序开发网络等新兴媒体舆论传播和表意功能，目的是建立健全多元化的政策参与通道和利益表达结构，避免非制度化参与造成社会失序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利益协商机制，即建立健全各利益相关方通过多渠道、多领域、多方式的协商对话机制和沟通平台，根据规则与程序开展理性、平等的交流和谈判，形成共识，自主地解决生活政治发展中的矛盾和纠纷;利益均衡机制，即以罗尔斯“最少得利者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25](P243)，目标是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人，让人们更有获得感、认同感;利益保障机制与民生政治发展相关，是以利益补偿和矫正正义为原则，通过改革税收、社会保障、公关财政支出等政策，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并强化人力资源培训等，提高民众自主生活的能力，增强抗御风险的免疫力。
作者：上官酒瑞 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6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