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追求的是一种“和平崛起”或“文明型崛起”，但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世界格局中，必然因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而招致霸权的激烈抵抗。从当今社会发展潮流来看，这种反抗或抵制已经较多以文化的方式来进行。在具有文化政治意义的较量中，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形成了利益获得和文化控制，其文化政治的不平等秩序间接主导了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形成了类似工业化时期“世界的城市”对“世界的乡村”的主导，本文以文化政治角度切入，针对当今世界文化价值观的争夺分析文化软实力较量中的文化政治内蕴。
一、文化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一般通常认为马克思经典理论缺乏对微观政治和文化政治的深入分析，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才得以展开的。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对人的控制方式发生变化，资本逻辑主导世界的方式不仅继续以政治和经济的手段进行，更是转向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形成了“文化政治”。对此，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集中于这个问题，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也是从马克思的“解放”宗旨出发，提出了从“阶级政治”到“话语政治”的转换，对当代社会的文化与日常生活展开了全面的“文化批判”。尤其具有意义的是进行了对“文化政治”和“生活政治”的重点剖析，指出当代的财富分配，权力的结构转换很大程度已经以文化方式表达。在当代，文化已经被界定为“一种总体的生活方式”(雷蒙·威廉斯)，已经不是比经济低一等的现实，成为人们全然不能摆脱具有使命和意义的现实。对于文化领域与经济领域出现的前所未有结合，齐泽克提出今天是“后政治时代”，一切政治利益的冲突都在化约为不同文化的冲突。于是，在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中，展开的权力威势构成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政治机制。文化研究的主旨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1](P4)但这种思路最后也过于身陷当代技术与文化的影响而忽视了阶级政治的发展新态势。
权力一定会去寻找能够让它生长的新机会、新条件或新空间，甚至通过变形而获得力量，文化政治就是西方霸权发展的新模式。在殖民体系崩溃后，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积极推行文化扩张，其文化霸权和文化倾销代替了以往的显性政治，建立了社会制度背后看不见的权力规约。当代发展的特点是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加强，以往伴随政治斗争的二元对立已经转化为共同的商品文化消费与满足。文化正蜕变为文化经济与商业活动的公共性资源。对比现代社会之初，当代文化很大程度已经从目的下降为手段，成为消费文化，成为人获取实利的工具和途径。西方马克思主义指出，当代大众文化把文化纳入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财富的再创造、再分配的体系中，实质上成为话语政治的一个标本。在其中人们只能凭吊往昔文化的荣光。而主导性的是，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可以看到美国式大众文化的身影，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入侵，但从消费角度看，又是现代社会正常的权衡。当代大众文化代表人物费斯克提出，受众对于大众文化的参与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政治姿态，而反对仅仅从消费与享乐的角度去理解，强调“文化”的重心不在美学，也不在人文，而在政治。
大众文化通过商业活动形成了强大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很大程度上，它一方面在表述主导市场的西方价值观和思想观念，传播消费社会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却在形式、技巧甚至内容等方面去适应不同的受众和市场需求。我们看到进入消费社会，形成的各种大众文化表达能够精确把握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需要，诱惑具有不同文化和生活背景的人，体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即使仅仅在进行“旁观”，但各种传媒透视中的镜头意向性也在逐渐替代独立的个体价值判断。人们在消费满足中虚拟参与到一种象征的“文化”活动中，从而幻想式地提升自己的阶级地位，实际上完成的是一种文化认同或身份认同——以资本文化为标准的文化政治。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说，“这一切文化实体之所以被‘消费’……或者干脆就只针对社会地位编码要素这种目标的需求”，[2](P35)也即形成了当下的社会差序的格局编码。于是，对其批判也勾连着政治的因素和反抗的可能。
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接触的第一个本能就是进行政治立场的审视。所以，现在争论中的文化产业与文化经济发展的差距，表面看上去是经济主导的，内在却也是政治的表达。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的竞争和较量并没有终止后发国家在日常生活、教育、文化中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的文化领域，一些香港艺人出现在内地屏幕上，有人指出“这不是一个文艺现象，而是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当然这是文化政治并非阶级政治。到当下，时尚人群的日常生活已经具有充分的现代性，不再有现代化的“代差”或“时间差”了。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和文化“去意识形态化”的所有尝试，都意味着重大的变革。但“文化政治”中有没有“阶级政治”?文化政治在当下文化软实力竞争中的表现值得我们细究。事实上，如今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和生活样式也成为了一种具有示范效应的“文化软实力”，如果预设一个所谓世界发展现代化的标准，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看到的就是美国标准。这就是当前文化政治上体现为不同主体、不同文化形态间软实力的不对称和不对等性。今天发达国家的霸权转移更是依靠来自制度和政治因素等软实力因子支撑。现在提出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就必须要在强势文化霸权战略框架下审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最终要把我们拥有的软实力资源转变成现实的硬实力。二、文化软实力中的价值观交锋
中国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彻底改变了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实以及精神状态。但显然，虽然有了公认的“经济奇迹”，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文化奇迹。在精神文明的建设方面我们并不顺利，一些国人身上的优越感还只是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依赖于消费的迷醉中，这种功利文化不能不受到普遍的鄙夷和藐视。我们的主导文化虽然拥有创新性和先进性，但还需要扎实的工作才能切实到人们的文化自身。于是，一方面我们的当代文化已经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与文化创造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与尊重。
谈到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必须首先看到“软实力”概念本身即偏向文化传播的政治性，事实上，文化政治表现为一种吸纳能力，“左右他人愿望的能力 ——依赖于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3](P7)但“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也提出，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等这些无形力量资源也属于软实力。
现代文化传播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范围内文化政治表现为因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文化落差出现的交锋，谁的文化占优势地位，谁就掌握了文化霸权，就能够将自身的文化样态直接化为普遍性价值，因此发达国家把其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当作自己独有的优势，形成一种想象中的居高临下文化权。
当代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精神，文化进入市场轨道之后，发达国家在文化符号、文化传播和文化产业上表现出的强势地位，事实上有能力在全世界宣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实质上也在进行着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消解和同化。而在恩格斯时就指出启蒙以来的自由、民主、人权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实现。所以，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提升核心就是要强化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体现国家根本利益和特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党的“十八大”之后，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明确，这说明在经济总量列入世界前列之后，中国出现了向价值强国和文化强国的自觉转型。相反，如果中国发展剥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我们的文化就既不是先进的，也不会真正融入世界潮流。当下政治文明的意识形态表达必须更新旧有模式，传统 “政治思维”已经转变为价值观的竞争，这也是当前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最大任务，对此我们正在积极应对。总体来看，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确然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在令人称羡的经济层面外，我们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还没有形成普遍的认同，似乎还没有出现令人向往的文化与价值观。近几年反而在国家及个人的形象方面，不同的世界各族群对中国都出现了不理解与不谅解。西方打出了“中国威胁论”的旗号，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国价值观和中国发展模式进行人为打压。至少现在明显存在让“世界”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习惯”起来的问题。比较而言，美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确有良好的结合。商品文化认同性掩盖了实质上具有非同一性的价值观冲突，甚至在儿童玩的电子游戏中也渗透着一种价值观的输出。对照之下，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在全球的文化传播和形象表达中还显得话语权不足，表达方式欠妥，于是在一般贸易中大量顺差的同时，在文化交往(不仅是文化产业)中还是大量的逆差。这就需要我们创造既有自身发展特色又要充满现代意识、符合现代发展潮流的核心价值观，在用发展起来的硬实力争夺国际政治和经济标准的制定权的同时，我们也要采取文化手段的方式争取普世价值思想的定义权或创造权。只有实现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双重提升，才能最终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中国政治目光业已聚焦于中国文化。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一直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经济实力日渐强大后，民族主义情绪及文化自信得以明显提升。这里需要警惕的一个片面性是狭隘民族主义容易导致精神文化缺陷。我们要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认同，但民族自信与国家认同加强又不是一个单纯理论问题。现在，“科学的”、“大众的”追求让我们注重在现代主流文化基础上对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文明模式进行深入理解和研究，全球范围内价值观的冲突也让我们重视对人类普遍文明成果的吸收，对此，鲁迅早在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中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期望：“内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外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个“内之”与“外之”的双重角度能够让我们注意到文化价值传播导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后果，形成一种对内具有发展创新、对外能够在理解与接纳方面寻求最大的文化共识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