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激进主义思潮和政治激进主义运动乃至革命浪潮可以迅速调动部分政治资源，短时间内完成社会变革，但往往因激烈社会震荡而留下长期遗患。保守主义强调与传统的继承和联系，在客观上对激进主义发挥制约、纠正、补充和缓冲的作用。俄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变革，保守主义势力与激进主义势力、革命主义主张与改革主义主张都是并存的，而且无论革命的结果还是改革的结果，社会都必须从剧变或渐变中稳定下来，俄国保守主义此时起到的正是这个作用。 从政治激进主义的19世纪源头来看，它首先是一种基于对现有社会不平等和有失正义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等级的道德批判，是主张以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显见的暴力方式改变社会和国家现状的思潮;其次，它亦是一种面向社会大众，尤其是社会下层和年轻一代的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动员的有效方式，并经常促成建立激进主义的政党团体，酝酿成重大社会运动和革命变革。政治激进主义不仅作为一种政治实践，而且作为丰富的哲学传统，反对着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世界观，它常常以合法形式存在并发展，并通过斗争和对抗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因此，政治激进主义作为一套实践哲学，不仅对人类思想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工具。
自1991年底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经历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所形容的“海滩滚滑车”①般的转轨进程。在此期间，政治激进主义似鬼魅幽灵般如影随形：时而幻化为以“休克疗法”和“向西方外交一边倒”为代表的国家战略决策;时而幻化为斯拉夫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时而幻化为西方主义和大西洋主义。其多样色彩和面相扑朔迷离并引人注目，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国家转轨和社会进程。进入21世纪后，作为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的政治激进主义在普京总统的“可控民主”式的威权体制作用之下，在俄罗斯社会共同选择之下，终于与曾经并驾齐驱的政治保守主义归于“欧亚主义”麾下。
溯源与辨析：当代“政治激进主义”非历史上的“政治激进主义”
从历史上看，俄国是欧洲“政治激进主义”思潮的故乡，也是世界“政治激进主义”运动的实验室。
“激进”的俄文(Радикалльный)和英文(Radical)一词均源于拉丁文“根基”(Radix)一词，它有两层含义：一是“触动根基”的含义;一是“归根到底”“正本清源”的含义。在俄语中，激进主义(Радикализм)包括两种含义：一是“进行局部民主改革的政治流派和活动”，二是“坚决的行动方式”。②“激进主义”(радикализм)在现代俄语辞典中的解释为：“激进主义的词根来源于拉丁文，为政治流派之含意，指主张采取决定性的变革行动的派别和团体，指为实现某种纲领、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和实现确定目标而采取任何变革方式的革新。激进主义区别于(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对权力机构的犹豫不决、止步不前和失误的批评、责难和挑剔。”③
从学理上讲，激进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和民族国家进步过程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它包括了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即是在道德上以理想主义为行动先导，在理论上以理性主义为政治表达，在目标上以乐观主义为情感支柱，在行为方式上以自下而上的极端主义为行动纲领的政治思潮和运动。因此，有时也写为“急进主义”，强调其过程上的迅速推进式的特点。激进主义又以其内容不同划分为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激进主义、经济激进主义、社会激进主义以及外延更为宽泛的文学激进主义、艺术激进主义等。
政治激进主义(Political Radicalism/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адикализм)是指要求在社会结构中进行根本变革的社会思想流派。法国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于18世纪中叶最早提出了“政治激进主义”一词。按照卢梭的想法，人类生活的历史分为“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自然状态”是人类自由平等和幸福的“黄金时代”，在这里人人都是自由、独立和平等的，根本不存在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或基础。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也出现了人类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富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财产权，欺骗穷人与之签订一个社会公约：咱们联合起来吧，结成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联盟，创立“维护公正与和平的原则”，用明智的法律治理我们，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权利。但是恰恰相反，这个社会公约逐渐蜕变为富人统治穷人的工具。所以卢梭认为，这个社会公约一旦遭到破坏，每个人就立刻恢复他原来的权利，并在丧失约定的自由时，就重新获得他为了约定的自由而放弃的自己的天然自由。卢梭本人认为，他的这一想法只适合小国寡民的社会。
一般说来，政治激进主义相较于政治保守主义时是褒义词，至少是中性词，但如果相较于政治自由主义，其几近于贬义词了，此时它基本等同于革命主义、雅各宾主义、恐怖主义、人民专制主义、乱党主义等概念。其实，这是错误的理解。如果把人类历史发展看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的话，那么从操作模式上看，无外乎两种社会发展途径，激进的(即革命的)与渐进的或称保守的(改革的)的道路。
19世纪的俄国，是激进主义思潮和政治激进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
俄国知识阶层中的激进主义主张主要有：发动人民群众、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彻底解放农民;实现人民主权;实现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理想。以此为鉴，赫尔岑堪称俄国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第一人。英国思想家柏林(Isaac Berlin)称赫尔岑(А.Герцен)是“俄国激进主义之父和主张平均地权的社会主义之父”。④
自1847年，赫尔岑为躲避沙皇政府的迫害，不得不亡命欧洲，成为“浪迹天涯的哥萨克”(马克思语)，并于1870年1月21日在巴黎去逝。他利用在伦敦创办“自由俄国印刷所”、《北极星》(Поляная звезда)和《钟声》(Колокол)杂志，坚持不懈地批判俄国专制制度与农奴制度，认为“如果不消灭奴隶制、俄国农民的现状，即全俄罗斯帝国的这种奴隶制，俄国就不能前进任何一步”。⑤他同时对西欧资产阶级共和制采取了“详加盘查”和彻底批判的态度，即“西欧人民的过去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研究的课题，我们没有把自己当作西欧遗嘱的继承者。西欧正在走向坟墓，他过去的负担排除了未来发展的可能”。⑥从而他得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俄国，“我们称之为俄国社会主义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来源于土地和农民的生活，来源于每个农民实际有一份土地，来源于土地的再分配，来源于村社占有制和村社管理 ——并且将同劳动者的组合一起去迎接社会主义所普遍追求的和科学所承认的那种经济上的正义。”⑦但是赫尔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始终反对暴力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和混乱，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和平的、自上而下的解放农民以及推进俄社会发展的愿望。 如果说具有贵族气质的赫尔岑是沟通斯拉夫派(本土俄罗斯)与西方派(西方俄罗斯)的中介的话，那么有着强烈平民气息的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车尔尼雪夫斯基(Н.Г.Чернышевский)等人就是沟通激进主义思潮(如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和赫尔岑)与激进主义行动(如民粹派、社会民主主义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的关键。别林斯基认为：“如果认为不实现暴力，不经过流血，时间就会自然使之实现的，那就太可笑了。人们是如此的愚钝，以至于必须用暴力把他们引向幸福。同大多数人所受的痛苦相比，成千上万人的流血又算得什么。”⑧车尔尼雪夫斯基宣布：“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要整个儿在野田地里穿行，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难行，时而是沼泽，时而是密林。谁要是怕被蒙上尘土和弄脏皮靴，就别参与社会活动。”⑨
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出现终于为尚空谈、欠实际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带来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活力。他们的思想和号召启发和教育了知识分子，使他们终于放下架子，回到民间，倾听人民的要求，重新构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理论体系，并积极地将其付诸实践。在19世纪70年代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激进主义运动——民粹派运动，⑩在民粹派运动基础上诞生了更加激进的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工党。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推翻沙皇政权的二月革命中，这两个政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由此两党蜕变出来的更加激进、更有组织和更有战斗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其领袖列宁(В.И.Ленин)和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的领导下取得了政治激进主义运动的里程碑式的胜利，建立了强大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和新国家——苏联，其事业继承者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则以更加激进的领导风格将苏联锻造成工业、农业、文化和军事强国。
1991年底，伴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开始了疾风暴雨式的国家与社会转型、政治与经济转轨。
俄罗斯曾经一厢情愿地丢掉社会主义的包袱，全方位地加速向西方模式和资本主义过渡。在政治上选择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和多元政治观念;在经济上，选择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道路。俄罗斯独立之后，它的议政机构(先是议会，后是国家杜马)与政府和总统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自1992年以来，俄罗斯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各派政治力量角逐对抗，甚至演变成1993年10月的流血冲突。但是五年的实践结果并不如人意，也不得民心。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和多元政治造成了严重的政局动荡。
经济上的尝试带来的消极影响更为严重。无论是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休克疗法”，还是盖达尔的“自由市场经济”方案，以及丘拜斯的“全盘私有化”方案，在实行过程中都遭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反对和批评，造成了国家经济的全面滑坡和恶性的通货膨胀。从1992年到1995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连续四年居高不下。据俄经济学家统计，1995年与1990年相比，消费品价格上涨了1700多倍。恶性通货膨胀大大阻碍了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价格的飞涨使市场机制远远不能成为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力量，高通货膨胀率降低了居民的储蓄倾向，打击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助长了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使整个经济生活陷入混乱之中。俄罗斯政府宣布实行以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重视社会保障机制的“社会市场经济”改革。俄罗斯政府总理切尔诺梅尔金(В.С.Черномырдин)在1996年2月28日接受法国《世界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正在向市场关系、正常文明的关系体系过渡……我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就像今天什么是共产主义一样。既不能盲目模仿德国和法国，也不能模仿美国和日本。如果这样，是什么结果也不会有的。俄罗斯有自己的特点。”
俄罗斯在外交上急于摆脱前苏联与西方长期对抗的阴影，加入欧洲委员会和北约组织，期望在“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从西方和美国获得巨额援助以刺激俄罗斯经济的复兴。1992年1月叶利钦(Б.Н.Ельцин)总统在出访美国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打算改变我们的军事信条，……不再把美国看成是潜在的敌人，我们洲际导弹不再瞄准美国的任何目标。”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А.В.Козырев)在6月5日接受法国《世界报》(Le Monde)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西方国家把俄罗斯‘看成自己的伙伴和天然盟友’”。1992年5月，俄罗斯在联合国投票赞同对南斯拉夫联盟实行经济制裁的757号决议，与美国和西欧保持了一致。1993年后，俄美之间的摩擦逐步走向公开化和长期化，并时常伴有激烈的冲突和对抗。1995年后，北约加快了东扩的步伐，试图将东欧和波罗的海一些国家拉入北约，在短时期内确定下了东欧的地缘政治格局。叶利钦总统多次警告美国和西方：“如果北约东扩，一个与之军事对抗的军事联盟可能再次出现”“我们将有两个集团，将分裂成两个阵营”“欧洲将不可避免地转变成战争状态。”?
在反思5年转轨历程时，俄罗斯各方政治力量得出了较为一致的意见：急剧转轨与激进主义应该缓行。
叶利钦总统在1996年宣布：“今后不再实行这种不得人心的休克疗法。”他在1996年提交国家杜马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承认：“近几年来我们犯了一系列策略性的错误，应该作出总结”，宣布“今后不再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
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也表示：“我反对任何激进主义，不管右翼还是左翼的，任何急转弯的做法都会使国家充满崩溃的危险。”
主要反对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КПРФ)主席久加诺夫(Г.А.Зюганов)在1996年10月20日公开表示：“极端的情况对每个人都是不利的，……许多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经验证明，极端的情况往往造成相当激烈的结局。”?
2000年普京(В.В.Путин)执掌俄罗斯政权，他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把实用主义、经济效益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政府的主要任务，认为国内目标高于国际目标。在内政方面，普京政府主张实行“可控制的市场经济”，并根据苏联70年经济建设和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制定了 “强国主义”(Державизм)的基本方针。根据这一基本方针，既没有继续叶利钦时期激进的经济改革计划，也没有回到原苏联时代的计划经济轨道，而是强调在不引发大的社会动荡的前提下逐步改革，强调遵循温和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建立由国家调控的自由社会经济体系。在外交方面，普京把“东西方并重”外交进一步发展为各个层次的平衡外交，积极谋求与美国、“北约”和欧盟和平共处。 然而，当代俄罗斯国家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激进主义”除了再现俄国文化传统中“盲目赶超”的特点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易走极端”的特质外，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政治激进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和继承关系。
历史上的“政治激进主义”思潮是“左倾”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而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是其政治理想的革命实践。而当代俄罗斯的“激进主义” 并不具备经典意义上的“思潮”特质，一方面，它在思想理论方面没有建树;另一方面，它在“左”“右”分界分上恰好属“右倾”而非“左倾”;再一方面，它基本表现为国家转型过程中国家政权自上而下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冒进”战略，表现为政党力量自下而上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急进”策略。即“政治激进主义”在当代俄罗斯社会和意识形态中的含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其“左倾变革”和“合法革命”的(或政权视野中的“暴民乱政”“异已势力”)的含义已自然脱去，其含意基本限定在为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惜采取断然和绝对的手段和行动。此时的“激进主义”已经接近于“极端主义”(экстремизм)。早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的1991年7月，“民主联盟”(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союз)领袖达尼洛夫(В. Данилов)和诺沃德沃斯卡娅(В. Новодворская)就在其公开信中宣布：“人民已经获得通过任何途径推翻犯罪政权的权利，其中包括武装起义。”?
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当代俄罗斯政治激进主义是“政治进程根本变革的心理机制，是为要实现目标和采取的根本措施的根本的和不妥协的行为，是适应个性类型和社会与国家的民族文明特点的社会文化传统”。?
当代俄罗斯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
当代俄罗斯学者阿格耶夫(А.Агеев)认为：“激进主义是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它取决于国家发展的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特点。今天的激进主义作用于社会范畴的职能性质、民族心态、个人情感和个人习惯、社会心理、行为模式、俄罗斯人的政治参与和相互作用方式。它表现在社会各阶层方面：精英阶层与反精英势力，执政党和反对派，它是制约政党领袖和普通公民政治行为中心线。”?
上文谈及当代俄罗斯国家与社会进程中的政治激进主义与19世纪欧洲与俄国政治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相比的最大特点即是“弃左转右”。右翼政治激进主义是当代俄罗斯政治激进主义的主要角色。
一方面，主张“激进民族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националисты)和“原教宗旨主义者”(религиозные фундаменталисты)并不隐瞒他们的使命是使现制度和社会发展根本性变革，包括改变现存的俄罗斯联邦的宪法体制。他们经常游走于国家法律的边缘，但并不去触动或破坏法律的底线。激进民族爱国主义者明白他们的目的通过宪法制度和议会斗争等正常形式是永远达不到的，因此他们有时选择非议会的斗争形式。它们的一些组织和领袖也并不隐瞒要通过武装政变而实现其政治目标。因此，“革命”对于所有的右翼激进主义者来说都是重要的手段因素所在。1990年 10月16日建立的“俄罗斯民族统一党”(Рус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единство -РНЕ)即是最具代表性的团体。该党来源于苏联末期的德米特里·瓦西里耶夫(Дмитрий Васильев)领导的极右翼组织“民族爱国主义者‘纪念’阵线”(Национально-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го фронта "Память")。1990年3月，苏军退役少校巴拉绍夫(А.П.Баркашов)退出该组织成立了“俄罗斯民族统一党”。巴拉绍夫在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中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ГКЧП)，在1993年的十月事件中，巴拉绍夫和“俄罗斯民族统一党”手持武器，站在反政府派别中间，他因此被政府逮捕后释放。巴拉绍夫还曾竞争莫斯科市长职位。巴拉绍夫的激进主义思想是俄国历史上的黑帮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混合，他主张反西方主义、反自由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主张清洁俄罗斯民族和东正教的灵魂。巴拉绍夫的讲话与文字明显模仿德国纳粹和希特勒风格，包括“俄罗斯民族统一党”党徽包含卍的形象，党员问候时伸出右手，身着黑色制服等等。巴拉绍夫将“俄罗斯民族统一党”训练为准军事组织，平时经常进行身体锻炼和军事器械的使用训练，经常身着黑色制服，排列成队，在莫斯科街道上游行。“俄罗斯民族统一党”的机关报《俄罗斯秩序》(Русский порядок)极盛时发行达到50万份，最少也维持在25000份左右。该报的影响后来大大衰落，一段时间内一年也难维持出版一期。1993年10月，由于巴拉绍夫和“俄罗斯民族统一党”参与反政府的“白宫事件”，这份报纸在俄罗斯被关闭。2001年，该报在白俄罗斯注册，再次获得出版的权利，巴拉绍夫担任该报的监护人。巴拉绍夫多次表示“俄罗斯民族统一党”准备应付俄罗斯内战的局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民族统一党”获得了迅速发展，其社会影响也达到了顶峰，其注册成员维持在15～20万人，分支机构遍及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1998年，俄罗斯政府开始打击这个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团体。该团体内部出现了危机，迫于政府和社会的压力大部分人员退出，“俄罗斯民族统一党”于2000年9月分裂。
另一方面，激进主义政党也积极参加选举和利用合法讲坛宣传自己的极端观点。直至20世纪90年代，激进主义在苏联解体最初一段时间内，是合法权力斗争的政治形式，在社会和人们眼中是政治反对派斗争的合法方式，同时是俄罗斯政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乃至是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运动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右翼激进分子、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者实际上是合法存在的，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屡屡引发社会恐慌。在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极速下滑，人们的道德水平、自我约束力和法律意识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个人与团体较容易以激进的，甚至是异端的手段来表达个人诉求和政治主张，实际上整个国家和社会被激进主义所左右。莫斯科的一家报纸痛心地写道：“‘祖国’一词已从积极词汇中消失。而一个丧失了爱国主义感情的人，在生活中就丧失了思想和道德的支柱，也丧失了人的尊严，自私、贪婪、道德败坏也随之而滋长。”1996年，俄罗斯一家社会调查机构曾向青年群体提出一个问题：“你能杀人吗?”被调查的青年人中有 50%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1993年12月举行的俄罗斯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主张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日里诺夫斯基(В.В.Жриновский)领导的自由民主党(ЛДПР)以22.79%的多数选票在选举中获胜，在国家杜马中占据了70个席位，成为杜马中第一大党团。日里诺夫斯基和自由民主党地位的陡然上升，一时间舆论哗然，俄罗斯和世界各国为之震惊，惊呼“日里诺夫斯基现象”。自由民主党被新闻媒介称为“民族主义党”或“法西斯主义党”，日里诺夫斯基和自由民主党也将强硬的外交政策和毫不掩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立场作为该党的政治和行动纲领，作为赢得选票的手段。他多次表示俄罗斯首先应恢复前苏联的政治版图，他在其自传《向南方的最后冲击》(Последний бросок на Юг)中宣称：“要使俄罗斯的士兵在温暖的印度洋中洗靴子，永远不再脱下夏季服装”“向南方最后冲击的思想是崇高的，本身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俄罗斯军队也还需要这样做，以便使我们那些无精打采的年轻小伙子们试一试肌肉的力量”“在到印度洋沿岸的这个新的地域内，所有的人都讲俄语”，而且“世界应当感谢俄罗斯的救命恩人的作用”。?日里诺夫斯基屡发狂言不仅使俄罗斯政府大为窘迫，而且震动了独联体各国，震动了西方世界。
日里诺夫斯基与自由民主党的脱颖而出，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俄国政治斗争的两极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与总统叶利钦)格局，形成了新的三级格局，即在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和以鲁茨科依(А.В.Руцкой)和久加诺夫为代表的“共产党”的斗争中，出现了新的一极──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派别。此为俄罗斯政坛第二波。这一结果令俄罗斯政府和国际社会大为震惊。
极端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积极活跃反映了国家政治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情况严重地破坏了俄罗斯的国际形象。从1998年底开始，俄罗斯政府才对右翼激进分子的主张和活动采取压制措施。
为右翼激进主义者和组织做出分类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标准是多样化的并且时有矛盾。根据其主张的俄罗斯理想的政治制度的差异，可以划分出“君主主义者”(монархисты)和“民族主义—共和主义者”(национал-республикацы)等;根据其主张的民族国家结构特点的差异，可以划分出“种族主义者”(этнонационалисты)和“超种族的帝国—民族主义者”(надэтнические импер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ы);根据其宗教主张差异，可以划分出“东正教原旨主义者”(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фундаменталисты)、新多神教主义者(неоязычники)和“世俗民族主义者”(нерелигиозны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ы);根据其财产主张的差异，可以划分出“民族—布尔什维克派”(национал-большевик)、“民族—社会主义派” (национал-социалист)和“主张剥夺民族资本家派”(сторонник хищ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等。
另一种分类办法，是根据其历史背景的差异将当代俄罗斯激进主义派别区分为“老右翼”和“新右翼”两种：“黑色百人团派” (черносотенцы)和“东正教原教旨主义者”是温和的右翼，是所谓的“老右翼”。“老右翼”的影响和活动范围远没有达到全俄罗斯水平，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活动方式相较于“新右派激进主义者”也较为温和。1917年二月革命沙皇统治垮台和1917年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黑色百人团派”和 “东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通过侨居国外的俄国知识分子保留下来。1991年底苏联解体之际，“黑色百人团派”和“东正教原教旨主义者” 的政治影响曾经非常强烈。然后，由于其政治主张过于陈旧和保守，如主张在俄国恢复帝制、偏执于反犹太主义、过分关注历史上的热点问题、组织结构上的宗派主义，使得社会大众越来越厌倦其主张和活动，其右翼的主导地位逐渐被“新右翼激进主义”政党和团体所取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老右翼”代表“俄罗斯民族教堂”(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бор)运动领导人亚历山大·斯杰里哥夫(Александр Стерлигов)曾经试图联合“新右翼”，但最终失败。“老右翼”在当代俄罗斯社会和某些社会阶层中还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们基本不能对俄罗斯社会和政治进程产生影响。这些组织包括“东正教兄弟联盟”(Союз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братств-СПБ)、“东正教公民联盟”(Союз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граждан -СПГ)、“基督教复兴联盟”(Союз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СХВ)、“东正教神帜联盟”(Союз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хоругвеносцев -СПХ)和“为了神圣罗斯党”(За Русь Святую)。“东正教原教旨主义”团体基本上没有激进的政治活动，它们常常组织各种公益活动、出版历史和神学书籍、组织宗教游行和神学读书会。反对以色列和反犹主义大游行是“东正教原教旨主义”团体的重大活动。2002年4月20日(即希特勒的生日)，“东正统原教旨主义”团体组织在以色列驻莫斯科大使馆前的公开抗议和反犹活动。具体原因以色列军队为追击躲入伯利恒圣诞教堂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而冒犯基督教圣地而引起东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愤怒。
“新右翼”包括了“民族—革命派”(национал-революционеры)、“民族—社会主义派”、“民族—布尔什维克派”和“公开的法西斯主义者”(откровенные фашисты)是最激进的右翼。“因为该派不仅试图建立准军事组织并试图以暴力形式干预国家政治，并且利用民族矛盾进行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治宣传。”巴拉绍夫领导的“俄罗斯民族统一党”即是“新右派激进主义者”的典型代表。
右翼政治和右翼政治运动是当代俄罗斯政治体系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同时在右翼派别和政治团体内部的政治主张和组织机构也并非整齐划一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老右翼派”和“新右翼派”之间，在“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界限也并非是无法逾越的。无论是政治人物抑或是政治团体，其政治主张和活动方式的“温和”与“激进”程度是随机易变的。正如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沃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r)评价：“俄罗斯政治家经常处在变化之中，显然，还需要长时间的观察。由于个人情况和属于中心的组合，一些人向右靠拢，相反，一些右翼人士变得温和了，……在那样的情况下，不可能，也很难划分出‘极端者’和‘温和者’之间的准确界线。于是，国家联盟者产生了，他们将进一步组合。因此，任何试图像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化学家那样为他们做分类的企图都将失败。”? 路标选择：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
1992年以后的俄罗斯国家和社会转型在整体上显现了激进主义的大趋势。实际上，无论是国家领导人，如叶利钦总统;还是政府官员，如外交部长科济列夫、总理盖达尔(Е.Т.Гайдар);还是政治反对派，如日里诺夫斯基、巴拉绍夫，都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激进主义者”的角色。无论是国家的政治进程，还是经济改革，还是外交战略，都在较长的时间内走上了“激进主义”的道路。俄罗斯整个社会热切地期待着在一夜之间彻底丢掉苏联70年的历史重负，摆脱社会主义的颜色;期待着一夜之间重振濒临崩溃边缘的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投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怀抱并获得巨额的经济援助;期待着一夜之间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重建民族自尊感和民族自信心。因为，“政治激进主义”已成为举国上下、朝野内外的“共同愿望”，“激进主义”和“赶超意识”已成为国家战略和前进路标。
在经历了近五年的“激进主义”国家转型和社会转轨的大动荡之后，在经历了同时期以“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европеизм- отлатизм)为代表的“西方主义”(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与以“新旧右翼激进派”为代表的“斯拉夫主义” (словянофильство)的思想较量之后，俄罗斯政治家和思想家开始认真思考，探讨“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道路破产的原因，开始寻找新的国家战略和前进路标。当代俄罗斯最著名的哲学家、“斯拉夫主义”代表人物梅茹耶夫(В.М.Межуев)痛苦地思索：“我们是这样一些人，我们没有找到相对性的真理，而且也不会对它加以评价……不能令我们满足的正是所为健全的理性。如果我们需要真理，那么这必定是最后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真理——我们总是生活在谎言之中，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我们需要自由，那么——事实上是绝对的自由;而如果需要善，那么，对不起，应当是达到神圣地步的善——而这也正是我们总是在恶中生活的原因。”?而另一位当代俄罗斯最著名的文学家、“西方主义”(“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的精神领袖哈乔夫(Д.С.Лихачев)院士也表示：“对于俄罗斯历史发展来说，保守主义和社会情绪、观点迅速更迭同时并存是典型的。”1996年叶利钦开始第二任总统任期后，激进主义的国家战略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2000年普京总统执政之后，俄罗斯国家战略则发生了根本性转折。
普京于1999年12月30日在因特网上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中强调：“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为了避免陷入这种窘境，国家必须付出巨大的脑力、体力及道德力量。需要开展协调一致的建设性工作。任何人都无法代替我们完成这项工作。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能否认清危险程度，能否团结起来，能否承担起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90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将外国课本上抽象公式和模式照搬到我国是无法进行不付太大代价的、真正顺利的改革的。机械照抄别国的经验也是没有用的。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我们在这方面不是很顺利，只是在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模式。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在社会思潮和思想文化领域，同样长期处于激进主义亢奋状态的“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退居二线，主张“非左非右”和“非激进非守成”的“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主流思潮。
叶利钦总统在1996年向俄罗斯科学院提出了为俄罗斯制定新的意识形态的要求，要求他们在一年之内确定俄罗斯的“民族思想”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я)。时任副总统鲁茨科依表示：“从我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很显然，俄罗斯代表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唯一桥梁。谁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普京执政后，也特别强调：“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这一点。”于是，“欧亚主义”变成了街谈巷议和理论研究的热点，并以异乎寻常的活力传播和发展，甚至出现了以欧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说。著名电影导演米哈尔科夫(Н.C.Михалко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永远是欧亚国家，在我们这里，如果说有道路的话，我想，这就是自己的发展道路——欧亚主义的道路。”“今天在俄国土地上，欧亚主义的伟大思想是可以实现的。”自称是“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的当代俄罗斯著名学者古列夫·古米廖夫(Л.Н.Гумилв)在1992年去世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知道一点，并愿意悄悄地告诉您，俄罗斯如果想要得救的话，就必须成为欧亚大陆强国，事实上，只有欧亚主义能够救俄罗斯。”
“欧亚主义”即成为当代俄罗斯国家战略和前进路标。“欧亚主义”强调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文化上的“本土主义”和价值观上的“民族主义”，维护当前政府的权威。当代的“欧亚主义”思想家们在帝俄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乌瓦罗夫(С.С.Уваров)提出的“官方国民性三原则”(“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中找到了思想的灵感，将其发展成为“新国民性三原则”，即：“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идея)、“人民主权”(народный суверенитет)和“强国主义”，这种立场很自然地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支持和提倡。这个“新国民性三原则”被冠之以“新欧亚主义” (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
2014年10月24日，第十一届“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Валдай?)在俄罗斯海滨度假城市索契召开，会议主题是“世界秩序：新的规则或者没有规则的游戏?”(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новые правила или игра без правил)。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如既往地出席会议，他在长篇讲话中再次申明了“非左非右”和“非激进非保守”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 在场的中国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提出问题：“您不止一次地指出一个概念的重要性，这就是保守主义(консерватизм)。我认为，这是俄罗斯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性和重要性的概念。您非常清楚，在欧洲和美国，以及在东亚，也有同样的概念——保守主义。您能否解释一下您说的保守主义概念的特点?并且它与其他的概念有何区别?或许它是俄罗斯现代化的主导理念?或者是俄罗斯现代化一定时期的主导理念?”
普京当场予以回答：“首先，保守主义概念不是我们发明的。并且我谈到的保守主义概念，与传统理解上概念没有太大差别。但这完全不意味着，保守主义是固步自封和不再发展。健康的保守主义(здоровы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是以利用对于保障逐步发展的所有好的和新的前景为前提条件的。但是，首先要打破某些东西，尽管依靠它达到了今年的发展水平，必须明白如何采用新的机制。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因此，为了社会的存续，应该努力维护人类在数个世纪里所创造的基本东西：这就是要尊重妇女和儿童，这就是要珍视自己的历史和历史上创造的成就，这就是珍视我们的传统和传统宗教。按照法律，俄罗斯有四大传统宗教，它是差别各异的。因此，我们将努力维护它们，它能帮助我们识别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俄罗斯共同体。但是绝对不是准备拒绝所有新的和在世界上显现的高效工作，拒绝增长的事实。毫无疑问，我们大家将利用这些新现象。因此我请求所有同事不要猜测，似乎我们谈保守主义，就意味着我们将变得保守起来。它与我们真实的现在，与我们的计划没有任何关联。”
普京的回应首先具有个人色彩，但也可以理解为政府与国家色彩，并且加深了我们对俄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政治激进主义”思潮的思考。
俄国是一个拥有三百余年绝对专制制度历史，拥有以皇权主义与专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拥有七十余年以党政不分与个人专权为特色的“斯大林体制”与“苏联模式”的苏联历史的国家，即所谓俄国历史上政治保守主义势力强大和传统深厚。在俄国历史上，激进主义主要发挥以下功能：第一，扮演社会政治信息的信号角色;第二，通过释放社会不满情绪来缓和社会紧张状态;第三，对居统治状态的政治制度施加压力，推动实行新的政治决策;第四，调整政治进程的推动者;第五，根本性的政治转变和制度创新的推动者。尽管激进主义思潮和政治激进主义运动乃至革命浪潮可以迅速调动部分政治资源，短时间内完成社会变革，但往往因激烈社会震荡而留下长期隐患。
从另一方面看，俄国保守主义尽管因循守旧和声名不佳，但是在客观上却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保守主义强调与传统的继承和联系，对激进主义发挥制约、纠正、补充和缓冲的作用。正如著名学者余英时评说：“‘保守’和‘激进’都在紧张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相反的，在一个要求安定的时代， ‘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调，而激进则发挥着推动的作用，叫人不能因图一时之安而窒息了文化的创造生机。”我们认真观察俄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变革，保守主义势力与激进主义势力、革命主义主张与改革主义主张的确都是并存的，而且最终无论革命的结果还是改革的结果，社会都必须从剧变或渐变中稳定下来，俄国保守主义在此时起到的正是这个作用，而激进主义自然就将退隐山林或伺机出动。
俄罗斯的历史过往和现实进程如此，世界各国的历史过往和现实进程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