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史上的事实，晚晴以来的中国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发生了十分复杂的价值文化变革，其中政治文化观念的转变最为突出。政治文化的变革表征既体现为重大历史事件，更与投射到每个个体的“情感心理”相对应。历史只有从生活事件化为时代的思考，投射到人们的心理，与心灵感染、体悟之后,才能重塑新的政治文化形态。晚清时期人们特定的社会政治心理内在构成异常复杂。一系列的战败尤其甲午战争的影响，激起国人对国家时局的忧虑。伴随着历史上的每一次政治危机，以及天朝中心论的破灭，再加以西学的传入，现代报刊的文化传播，现代性的政治文化在国人的内心逐渐发生。
一、政治文化心理的现代起端
18世纪后期，闭关锁国的清政府曾有一次直接的西方政治文化体验。1793年，当清政府面对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时，清廷对那些新鲜的西方科技、军事成果却不屑一顾，或者仅仅作为珍品、玩具收藏。“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正如马克思这里所评价的，在盲目的天朝中心论的意识支配下，中国自上而下呈现出一种自我麻搏、自我幻化的群体心态，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政治环境毫无所感。政治意识的淡薄、文字狱的余威使得此时的中国士大夫文人严重地缺乏政治关怀。
在近代历史上，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不适应。但这只是第一步，对于国人来说这种不适应进而引起的反思是被动的，且新旧杂糅。受传统政治文化观念影响，即便面临政治危难，人们对它的理解一方面在于“夷狄”的恶性、非正义性，同时也在于“器”的落后，并未从制度、文化层面去反思自身。关于政治危难的文化表达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文学中虽出现控诉侵略者，但这只是传统文学中常见的儒家情怀，即经世匡时的醒世苦心和痛失河山的悲愤表达，如“人间何地无沧桑，平填黄浦成夷场……圣人先见在故府，烟尘海上天苍凉”%蒋廷黻对这种现象的评述鞭辟人里:“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努力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P1即便如此,外强的侵人，中西交逢之初，民族伤痛与夷夏之辩交相互融，仍然对国人麻木封闭的传统政治心理带来一种冲击，尤以在知识阶层中最为明显。从社会政治层面上，外国领事极大破坏了君主专制的权威性;割让香港则是中国主权丧失的标示，也使中国传统政治官僚机构的统治权力受到质疑;中国自然经济传统生产关系的逐步被破坏，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变化。这一切必然引起人们政治心理的反应:战争的权威在于他把矛盾置于生死存亡之际，并用暴力戳穿了一个窟窿，迫使人们去认识自己的对手。
“庚申之变”后，二次鸦片战争第二轮主权的被侵犯，又使国家被放置在一个危难关头。虽有如士大夫叶名深之流，仍沾沾自喜于天国的威严，沉浸在中国封建主义以华傲夷的虚幻政治心态中，但这种自欺、懵懂和虚骄心理，是固守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幕挽歌。事实上，这种传统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在日常政治文书的概念使用上，“洋”代替“夷”是一个表征。天津条约明确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这是一种政治观念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从一种俯视他者、“王天下”的国家伦理主义转变为现代性的政治理性主义。这种外力的逼迫与无奈造成了一代知识阶层的精神剧痛。但也正是在剧痛中，带来了国人痛苦而深刻的反省。一直自诩为生活在“天朝大国”的士大夫文人，在西方粗暴的政治武力冲击下，被迫从迷梦中走出，也清醒地意识到世界体系中所谓“天朝大国”的真实处境。晚清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反清运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其依托于西方宗教，延续明末以来的反清思潮。太平天国起义鲜明反孔，并不因为儒家是封建统治的思想体系，主要是以上帝代替孔子，建构自己的宗教意识形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传统的改朝换代的起义目标同具有新鲜感召力的西方宗教文化结合为一体。客观地说，这次起义并没有与社会上层知识分子形成文化共鸣，也没有在民众心理造成改天换地的政治刺激。直至失败，其始终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变革，但它冲击了传统政治文化体系的坚固性和真理性;同时这种政治革命由于洪仁讦等先进人士吸收西方思想，便带有一丝明显的现代性色彩。
总体来看,从两次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并未崩溃，传统文化信仰和政治理念在晚清知识分子心中也没有招致根本性的怀疑。战败也好，改良也罢，晚晴知识分子牢固的政治文化自信仍然存在，即使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也认为:“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垢厉者乎?”14]因此中体西用”是从上而下的一种政治文化心理的策略表达。
但同时，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策略由表及里，从具象到抽象引起了包含制度层面在内的文化意义上的西学渗透，从而实际性的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冲击。首先，作为君师，官员的政治权威是统一于言行楷模的，其所作所为必定为下层民众效仿。这个过程虽没有激昂的理论呐喊，但具体的事物和生活实例却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们世代沿袭的传统心理，借此孵育出广大民众求新求变的社会心理。其次,议院在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出现，显示出现代性政治意识在现实层面的理论努力。1870年代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说:“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议院与民权相联系，它的实行必然会削弱君权的政治统治，并进而改造以三纲五常封建等级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心理。再次，一批西学的涌入，如康有为论培根，严复传播天演论，从事实上纠正了西学源出于中国的自大，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至上神圣权威的不可动摇性。中国每一次政治危机都产生了一些警悟的先觉者。政治意识的社会整体觉醒还未到来，但先觉者已为后来开启闸门。
二、现代性政治文化心理的自觉接受
现代政治文化观念的闸门终于在日本侵人和甲午战争后完全松动，直至冲破。如陈旭麓先生所言,“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甲午战争也宣布了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最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刺激了国人，洋务运动使北洋海军技术层面的战斗能力已得到很大提高，但器物上的先进并未带来一场胜利，他们真正思考其背后的根源。伴随这种政治危难的思考,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群体的政治文化觉醒开始，诚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这种激愤心理转而化为一种对自身政治存在状态的反思和自觉意识。国人从熟视无睹中看出衰败，进而痛苦升华为理性的思考。
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对当时国人刺激很大，尤其引发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思考。晚清小说主将之一包天笑发出思问：“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他应该研究的学问呢!”这表明当时的知识阶层已开始有了自觉的政治意识。谭嗣同在写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说:“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可以发现，知识阶层的这种心理变化历程经历了一个时间过程:从最初的深信传统文化，被动性接受西方技术的古典政治文化体验,慢慢转化为对他者化的政治文化观念的普遍性的心灵震动。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的“技”到郭嵩焘口中的“法”意味着一种政治文化心理的转变。“技”是外在的，只是工具，拿来可用;“法”则是制度层面的，关乎国家政治体系。承认西方文化为“法”，表明其价值已与“祖宗之法”相并同。这样，西方政治文化从最高的政治价值层面进入中国。同时，变法也成为此时段最为集中的观念表达。梁启超《变法通议》中说:“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也，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变祖宗之法”这一政治观念便成为包含现代性的政治文化观念的突破口，也成为知识阶层的心中共识。公车上书正是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表达，一批受甲午战争刺激而觉醒(从自为到自觉)的近代知识分子登台。维新变法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很快就失败了，然而其留下的政治影响已深人到民众心中。
而在下层普通民众中，灭洋成为自发运动中的自觉政治意识。以中下阶层为主导的义和团运动最初只是维护小生产者的经济意识和仇教的心理动因，但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心理进而演化为一种民族主义反侵略斗争。普通民众的这种自觉政治意识很快融汇于革命派的斗争中，各类反清活动也风起云涌。这其中，唐才常“自立军起义”，既有“低首腥膻，自甘奴隶”的种族主义革命特征，又有“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的保皇封建心态，最终仍只能流于一种维新活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惠州起义，则正式揭开了现代革命运动的序幕。暴力手段是改造社会的最后一种手段，当人们采取这种方式之时也标示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状态进人到岌岌可危的境地。为中国寻找出路，这种革命运动的政治表达已不同于传统封建社会中的改朝换代。
八国联军的侵略胜利，国家政治灾难的加重，一种由传统意识维系的民族精神彻底丹塌。特别是上层知识分子根植于传统政治文化精神的民族自信和民族自尊从心理上彻底被摧毁。“在1800年，中国人认为自身就是世界，认为可以环抱世界。直到1840年这种感觉仍然存在。但到1900年这种感觉则消亡了。在这动荡的过渡年代，一种精神觉醒首先为某种非常重要的事件或并非每一代人都能经历的大规模变化所激发。”美国学者柯文真实地描述了这一历史时期国人的精神心理:紧迫与忧虑交集，悲怆和恐惧夹杂。
三、现代性政治文化心理的形成
伴随着传统政治文化的心理坊±覇，适时而来的西方文化思想蜂拥而至。20世纪初,对于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欧美哲学思潮的涌人。西学深人中国社会的程度超过以往，而最有力的工具就是由严复译述西方的天演论,它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的文化理解。黄遵宪的《今别离》:“别时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传统离别的时间绵长是中国古典文化体验的代表，如今在现代科技的冲击作用下已经改变，这首诗是现代性时间观的最早文化表达。在时代风气的带动下，自命代表“西政之本源”的政治法律和自然科学书籍成为时代的畅销书，晚晴小说《痴人说梦记》第8回中描述：
当下贾希仙取了重学、力学、汽学各种书，东方仲亮取了医学书，卢大圈取了电学书，邝开智取了矿学书，欧孟核取了化学书，宫学夫取了天文学书，叫从人搬到宾馆里，辞了教主，各人在馆用功。
可看出各种西式科技书籍已被国人接纳，形成一股近代科技知识传播的热潮。西方哲学文化思想的引人很快就被挪至政治层面。在欧风美雨中文化体验的现代性很快延伸至政治启蒙，这也标示最有意义的政治文化的现代性开始建构。哲学政治化最初影响是发生在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中，随着社会发展，一大批知识阶层意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都有关于开启民智的启蒙理论表述。在这一过程中，严复引人英国经验主义旨趣说“名学”，推崇归纳逻辑，多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哲学本身是强调精致思辨的，但在当时的中国，整个国家民族正处于深重忧患的境地，这种精致思辨很快被转化为一种切近事功的启蒙学说，致用于民族发展之路的寻找;并且在社会化、人生化的过程中与政治学融合，构筑成知识阶层现代性的政治意识，从而代替传统意识形态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心理。由此，追求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价值取向在推崇西学的风潮中形成;进而从上层知识阶层到普通民众，它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政治心理。
同时，西学不仅在思想层面改变知识阶层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他们参与社会政治的行为方式，最终也实现了身份转型:从充当帝王的佐师变为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启蒙者。这些政治化的知识分子群体，改变了传统读书应试的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他们将这种理论层面的启蒙开始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他们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生活空间，将办报、讲学等作为自身的职业，并以此为人生价值逐渐重塑一种新的精英知识阶层的政治身份。严复、梁启超、黄遵宪、陈天华是其中主要代表。在国家政治危难、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他们遵循求实、求新、求变时代之要求。他们放眼看世界，积极主动地融人西方政治文化的思潮中,从思想观念中实现一种根本性的改变。他们接受了西方政治文化思想中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学说，倡导君主立宪制以代替封建政治文化结构形态，严厉批判专制政体。如严复提出国家主权在民，而不在于君主:“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谭嗣同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更为彻底，他说:“由是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给容在《革命军》中极力呼号:“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反魄还魂之宝方。”他们将西方政治文化思想与现实国家危难结合在一起，力求通过学习、引用西方政治制度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四、现代性政治文化心理的传播
这些活跃于社会政治中心的精英知识阶层，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他们将自己政治文化理念社会化、具体化、实践化，即运用于启蒙宣教中，使广大普通民众能感受新型政治文化。一大批知识分子致力于下层民众启蒙，主要方式有开办白话报，创立宣讲所、演说会以及进行戏曲改良运动和演出实践等等。这些下层启蒙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近代政治文化革新。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演变，并非完全是宏大历史事件的呈现，更多表现为日常生活的政治行为方式、习惯和情感心理特征。勒庞认为，“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自号白话道人的林獬1903年在《中国白话报》的发刊词中说:“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可望的都在我们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们。”[17]李伯元1897年在上海主办《游戏报》，这份文艺小报在重印本发行告白中直接表明了自己的价值定位和受众范围:“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谴词必新，命题皆偶，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人情。”[ls其中，报刊所载杂文以晚晴社会政治批判为主，开创了下层启蒙的新型文艺批评模式。这些报刊透过激烈的言辞批判社会不公的恶相、腐朽的官僚制度以及帝室、权贵、官僚的腐败行为。其最具价值的社会效果就是上层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受到了来自国家内部人民的挑战和质疑。适逢其时，小说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形态极大地发挥其政治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与这些启蒙宣教相互契合。
近代小说首次被赋予社会政治功能。中国文学传统中不登大雅之堂消遣性的小说创作变成了一项具有严肃政治意义的事业。小说加人政治文化的传播，更直接影响了三教九流中的芸芸众生，进而改变了普通民众的政治文化心理，也培养了一个广泛接受、共鸣的政治文化公共空间。欧阳健在谈到晚清小说的兴发时认为，正是“咸与维新”的清末新政时期，激发政治热情，为政治叙事创造了直接的精神温床。[19从社会学层面上，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庚子之变后，晚清政府当局意识到自身的政治制度的弊端，也不再抱有天朝惟大的幻想，决定实行变法。由此新政在朝廷被赋予合法性响应全国。因为其发动者是清廷当局，人们不必忌讳以往的政治樊篱，新政变法形成了一股“咸与维新”的政治文化主导话题的热潮。政治环境的改变必然带来文化政策的宽松，文学表达的自由空间被扩大，小说适时而发。小说成为政治文化传播的主力形态，还源于另一重大事件。1901年8月清廷下诏废八股，1905年9月又正式停止科举。作为近代政治文化传播的主要小说作家群体，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都陆续放弃传统政治官场生活，抛弃传统学而优则仕的政治价值认同，追求一种实际而有活力的文化传播生存方式。他们借助于小说文本传达自己的政治文化观念。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谴责小说为代表，以官场批判为主要叙事核心，对行将没落的封建政治文化投以极度的讽刺和仇恨宣泄。与以往的传统文学政治批判不同，谴责小说的批判视角和价值立场发生很大变化，从讽谏劝君的仰视转变为对俯视化的摧毁撕碎，体现出与旧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决裂。这也对应了广大民众对于政治官僚仇视愤懑的情绪心理，在普通民众中引起巨大的政治传播效应，正如鲁迅所说:“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小说作家大量创作政治小说表达、传播自己的政治观念。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中直接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意图，“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同题材的其他政治小说如《新中国》《痴人说梦记》《极乐地》《黄绣球》等等都旨在向大众传播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观念，探索改造中国之路。这些作品虽抽象宏大，但正如托克维尔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时指出:革命时代盛行的是一种“抽象的文学政治”，革命者力图“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多次重大历史事件冲击，近代西学的涌进，加以文学艺术、报刊媒介的文化传播，中国国民的现代性政治意识一步步地发生了现代性觉醒。不可否认的是，晚晴政治文化的现代性建构可能囿于历史情境成为“未完成的现代性”，但它却真实地在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