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西方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晚清政府被动地开启了军事现代化的闸门，但由于当时条件的局限，晚清军事现代化迟迟难入正轨。但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对西方一些现代性因素的合理引进，对整个国家进行了一次早期现代化启蒙，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晚清军事现代化现代精英集团历史成败原因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1―55―6
鸦片战争是中西之间首次通过军事方式进行的对话，在这场战争中，腐朽落后的清王朝在西方“坚船利炮”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始认识到一个“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来临，于是自上而下发起了一场军事现代化运动，旨在通过对军事的改造以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本文拟从具有军事现代化取向的现代精英集团的形成人手，探讨晚清军事现代化的成败。
一、晚清军事现代化精英集团的形成
在一个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里，由于现代性因子的严重短缺，民间力量的分散，要想破除阻碍军事现代化推进的坚固外壳，其前提是要求一个具有军事现代化取向的精英集团取得领导地位。究其原因，在于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在缺乏产生现代化的条件下，为着民族利益和命运而被迫进行的选择，它必须依赖现代化权力精美以有人的人为干预的方式强行引入，“现代化中的领导通常可能来自两个源头，第一个源头就在在任的传统领导本身”。然而，如果没有外来强大力量的冲击，传统社会自身是无法产生现代精英集团的。
晚清帝国，是西方列强向处于世界前军事现代化时代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殖民的重要时期，也是利用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对他们的占领地强烈冲击的过程。而鸦片战争，恰恰是西方向中国展示军事现代化成果的窗口。尽管鸦片战争后，伴随着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来的是地方督抚势力的崛起，弱化了晚清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造成了中央集权派和地方分权派的之间的矛盾，但共同的军事现代化推进取向，使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合作，从而保证了军事现代化的中央领导者和地方推进者之问的联合。
在晚清军事现代化启动的过程中，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具有特殊意义。当战胜者在帝国首都的古老城墙上架上“夷炮”，“悬起彼国五色旗帜”时，中国官僚士大夫的震动是空前的，这一深痛创巨，促成统治阶级集团中的一部分成员开始发生观念与政治行为的现代性转型。在晚清帝国中央，首先从传统统治集刚中分化出来的是奕诉集团，通过“督办和局”，奕诉不仅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友善关系，而且将留守北京的文臣武将团结在周围，形成以他为领袖的政治集团，其中包括大学土桂良、吏部右侍郎文祥、满汉大员宝望，他们和奕沂一样，在与西方人的周旋交际中，传统的观念和视野发生改变。崛起的奕沂集团，完成了由传统统治者向现代化推动者角色的转换，由他们主持晚清朝政，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变革，成为晚清军事现代化启动的关键所在。
而入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使得产生一个与中央领导阶层在推进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与其相呼应的地方势力成为可能。江南大营的破灭，使清廷失去了可依恃的绿营重兵，而满族亲贵所统率的其他嫡系部队或被牵制于京畿、淮河战场，或因受到重创而丧夫战斗力无法抽调到浙江战场制止太平军的攻势。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咸丰不得不采纳肃顺的建议，令曾圜藩率领湘军兵勇径赴苏州，以保全东南大局，由此短暂地挽救帝国的命运，也造就了日益壮大的地方分权势力。
以曾、左、李为领袖的湘淮军势力，是晚清政坛上崛起的新兴政治力量，他们精锐干练，不尚空谈，和整日闲居书斋或居京悠闲做官的士大夫相比较，他们更能直接感受西方在军事上的现代化成果和军事威胁的紧迫性。曾国藩统率湘军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领教过“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惊心动魄”，也购买过同样的武器来对付太平军。在亲自体验西洋船炮威力的过程中，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怵悸”。与曾国藩相较，李鸿章的危机意识更为强烈，李氏本人曾到英法军舰上参观过，洋人军队“火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精明，队伍之雄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呈交清廷的《复奏海防事宜疏》中，完整地阐述了他对时局变迁的见解：“今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廪集京师及各省腹里，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迅，瞬息千里，军械机器之精，巧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是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以“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著名命题来概括并突出西方军事威胁的空前严峻性，李鸿章可谓中国士大夫的第一人。在鸦片战争中弥漫不散的天朝旧梦中，他的议论展示了中国人观看外部世界的另一番眼光。
曾、李等人危机意识以及变局思想的形成，既有出自他们的感性体验，也有来自幕府内文化精英的有力推动。云集于曾、李等人幕府中的人才固然不乏传统型士大夫，但更为活跃的是具有现代取向的文化精英。他们进入曾、李幕府，使原来处于自发分散状态下的现代化推进力量以幕府为中介实现了一次大聚合。时局剧变的强烈刺激与幕府中文化精英的推动决定了曾、左、李等地方大员必然走向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改革，李鸿章明确指出：“外患之来，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病，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他们大声呼吁并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艺，从而顺理成章地完成了由传统统治集团成员向现代化权力精英的转化。
在晚清军事现代化推进力量的形成过程中，尽管曾、李等人所代表的地方分权势力与中央集权体制存在着不可化解的矛盾，但在主动回应西方挑战与变革成法上，他们又与中央领导集团不谋而合，思路一致。1861年7月，奕诉奏请购买法国枪炮，曾国藩积极支持“恭亲王奕诉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认为此举“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辛酉政变”发生后，曾国藩在日记中记叙说：“京师自十月以来，新政大有更张”。这种上下呼应恰恰构成了晚清军事现代化启动的重要契机。
以奕诉为首的中央势力和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地方力量的联合，从而形成了军事现代化启动所必需的现代精英集团。他们出于“剿发逆”和“勤远略”的双重目的，发起了一场以学习西方“长技”为主要内容的自强运动，在“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思想指导下，除了大量进口西洋火器，又创办了兵工厂，制造先进的武器装备，从而开启了晚清军事现代化的闸门。
二、晚清军事现代化的成果评定
鸦片战争前夕，“以武功定天下”的大清帝国已陷入了严重颓势，国运衰微，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兵器落后，军事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当年身经百战，擅长军事的骁勇民族早已不复存在。在鸦片战争中，以40：1的优势兵力，却以惨败、缔结不平等条约的方式结束了。这次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震动和冲击是十分巨大的，有识者把这次战争看作是“古今一大变局”，但先进的中国人几经反思，逐渐认识到，“以中国益远人，大害也；以远人助中国，大利也……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在之自为”，其关键在于“得其道而顺用之”，睁眼看世界的一代，诸如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更是认真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时代命题。但可惜的是，在西方的扣‘击下，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晚清政府，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麻木，没有认清世界大势的变化，依然抱着“中国中心”的残破罗盘。错误的传统观念造成了中国早期军事现代化的延误。
及至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国家常备军八旗兵和绿营兵，屡战失利，为镇压农民起义，清政府急令各地乡绅举办团练。1853年，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应运而生，他以“忠义血性”相号召，“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练技”，采用严格的纪律和训练方法，战斗力远较八旗绿营为优。虽然湘军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死敌，但从其军队训练、武器装备乃至战术思想的运用上看，洲军仍称不上为现代军队。随着前方战事的进行，湘军暮气渐重，已成强弩之末。曾国藩在致友人的信中，无奈地谈到“近日各营流弊甚多，不仅缺额事。鄂中积习有更甚于此间。若军务不速竣，正不知迁流之何极耳”，更重要的是，湘军开启了清代“兵为将有”的先河，成为民国军阀割据的肇始。曾国藩考虑到因兵权过重已遭疑忌，于是借李鸿章之手创立了淮军，正因为如此，罗尔纲先生说：“淮军领袖是李鸿章，而创立淮军的人却是曾国藩”。
淮军初创时，正处于清政府同西方列强由全面对抗走向初步合作的转折期，也是晚清军事现代化推进中的发轫期。在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淮军将领看到，“西洋火器之精”，使用外国武器攻打太平军，“功效之速”，“无过于是也”，纷纷采用新式武器，配备洋枪洋炮，以增强军队的实力。淮军的发展能够顺应时势，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先进技术来弥补旧式军队的不足。首先，在对待西洋武器的引进上，李鸿章远较“深信用兵在人不在器”的曾国藩开明，从19世纪60年代对西洋武器的大规模运用到80年代淮军势力的鼎盛时期，淮军武器之精“不仅雄于各省，并且和日本比较起来也没有逊色”，所以，单从武器改进的现代化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军队首先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改用西洋新式兵器，使那运用古老简陋兵器的军队，改变为近代化兵器的军队，实自淮军始”，其实，从训练来看，淮军采用了一种西洋式的军事技术训练。经过几年的训练，曾国藩检阅淮军归来后在日记中记述：“操演阵法，纯用洋人规矩，号令亦仿照洋人声口，步伐极整齐，枪炮极娴熟，平日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尽管淮军在晚清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由于整体机制的僵化和环境的制约，其现代化水平远未达到一定的高度，仅仅局限在“从应用旧式兵器改为应用新式兵器，并取法德国营制编立几营炮队罢了”。在训练上，尽管从外观上看，采用洋操训练出来的军队“步伐整齐，号令严肃”，但其致命的弱点是仅做技术层面的变革，没有对更深层次的军事制度进行更新，伴随着新式武器运用而出现的新战术没有得到应用。加之，李鸿章为提高淮军训练水平而设立的北洋武备学堂，是一种典型的“有新教育而无新军队，学生卒业，仅人营为教习，无指挥军队之权也”。所以，从训练水平、指挥能力、战术意识来看，淮军的军事现代化水平都仅仅处于起步阶段。
在改造旧式陆军的同时，曾国藩鉴于英、法、美“恃其船坚炮火，横行海上”的严峻局面，产生了仿造轮船的想法，也曾进行过仿造轮船的早期尝试。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发生，引起朝野震动，清政府感到：“海防一事为今日切不可缓之计”，于是决定购买铁甲战舰，开始组建海军。到80年代初，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已初具规模。1884年，福建海军在马江海战中覆没，清政府认识到“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于是决定“大治水师”，在北京设立海军衙门，并优先扩充北洋海军。到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已拥有大小舰艇25艘。就其规模来讲，已成为引起当时世界注目的诲上武装力量。然北洋海军的致命弱点除了海军发展战略上的模糊外，还在于选将不当，李鸿章“任人唯亲”，常常以亲属、淮籍及淮系为用人之资。丁汝昌系安徽庐江人，久随李鸿章转战南北，统带铭营，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中“迭著战功”。李鸿章认为“水上人才甚少，各船管驾由学堂出来者，于西国船学操法，固已略知门径，而战阵实际概未阅历，必得经大敌者相与探讨砥砺，以期日起有功，缓急可恃”，在他看来，丁汝昌既是淮系，又“经大敌”，远非学生出身而“战阵实际概末阅历”的刘步蟾、林泰曾等可比，因而统率全军重任只能落到丁汝昌的肩上。其实，丁汝昌虽有陆战经验，但对海战却芒无所知，福建御史安维峻抨击他说：“性情浮华，毫无韬略，虽为海军统帅，而平日宿娼聚赌，并不在营中居住。且一登兵轮，即患头晕之疾，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轻其为人，不服调度”。由于李鸿章选将不当，致使军中派系畛域很深，时人姚锡光说：“军官多闽人，提督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寂群闽之上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
客观地讲，19世纪60－90年代，从军事现代化的早期启动到渐成规模，晚清政府致力于西式武器装备的大量引进与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封建社会的顽强藩篱，推动了晚清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但由于军事制度、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等方面落后于作战的实际，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惨重失败，从而宣告了自强运动的顿挫。
在甲午战争中，“专用西法取胜”的日本重创了陈腐不堪的清军，朝野有识之士纷纷条陈时务，主张采用西法，编统新军。清政府痛定思痛，决定全国改革陆军军制。1895年10月，袁世凯受命在小站督练新建陆军，虽仅有7000余人，但“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同一时期，张之洞在南京聘清德人，编练了“自强军”。八国联军的非法入侵，使中国处于亡国之地。为苟延残喘，1903年12月，清廷设立了练兵处以统――全国的新军编练，截止1906年，在袁世凯的筹划下，拱卫京畿的北洋六镇相继编练成功。新军编练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采用西式练兵方法，而且更重视现代军事教育的推广，在主持训练期间，他创办了各式各样的军事学堂。这样可使军官的现代军事认知能力得以提高。不幸的是，晚清军事现代化的推进者袁世凯是个野心突出的政客，他把个人能力的展示融入到对权力追求的现代化事业中。在对北洋军的训练中，他更注重对其私军性质的塑造。而当时“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卫国家，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如不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整个北洋军视袁世凯为“衣食父母”，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这直接为袁氏称帝失败后，整个社会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留下了隐患。
纵观晚清历史进程，尽管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晚清政府推动的军事现代化也取得一些成就。但晚清社会对军事现代化的感知是肤浅的，始终没有完成军事思想、军事制度的现代化。尽管经过军事现代化的推动，军人的社会地位完成了由“边缘化”走向“权力中心”的历史过程。晚清末年，“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军人在政治上的首要的领导地位已经奠下了基础，军人不再是绅士阶级的附庸，不再是驯服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主角”。但由于没有完成整个社会制度、体制的现代化，过分凸显了军事的社会功能，形成了军事上的单骑突进，其结果只能坠入军阀割据的深渊。
如果按照张朋园先生对军事现代化的定义，军事的现代化，盖即专业化。所谓专业化，其要求有两方面：第一，训练及装备日益改进，合于时代的需要；第二，军队国家化，不轻于干政。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目标远未达到。
三、晚清军事现代化目标未达到的根源
在100多年之后的今天，重新审视晚清军事现代化进程找寻其成败的历史缘由时，我们不得不感喟历史给改革者带来的缺憾。为什么同期的日本在西方的冲击下，能够迅速做出成功的反应，而晚清却迟迟走不出现代化的困境呢。
1、传统社会结构的阻滞。尽管在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启动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通晓世界大势的现代精美集团，但由于坚固的传统社会结构对军事现代化所造成的阻力，使中国社会很难步入现代化的轨道。“晚清之所以不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碍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满清统治，不是官场愚昧，更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儒家学说体系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此说虽失之偏颇，甚至带有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成分，但它对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识不是全无道理。
殷海光先生认为：“从事现代化要能普通而又深入地有效，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除了我们上述谈到的一个现代精英集团的崛起外，“一个富有弹性的社会系统也是至关重要的”。而晚清社会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中国人原本就是一个相当自我中心的民族，因有的文化自视甚高，外来的事物，则多轻视之。中西最先的接触是商人带来的钟表玩物，中国人认为属于奇技淫巧，不足以效法。加上，中国两千年来形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牢固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缺乏应付外来挑战的手段和能力，自己自足的农业经济、发展到极至而僵化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三者结合，造成了大一统的“天下国家”观念和“夷夏之防”的自大和封闭心态。而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传统的风俗习惯的支配力太大，由这些条件作底层面建构的制度，对创新的妨碍力可能更大，文化愈古，对于前此文化成规之依赖往往愈深，而且文化的繁缛化也愈多，以至于整个的文化动弹不得”。这种社会结构为晚清军事现代化的推进带来了强大的阻力。现代精英集团在军事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困难重重，以致造成“处在反对声浪高涨之际，脚步只有缓慢下来，不敢用力冲刺，以免引起守旧势力的死力反击。另一方面现代化派放慢脚步，不仅是顾虑反对派的阻挠，他们在心理上也不能摆脱儒家思想的拘束。整个自强运动的局限性，虽然有种种原因，现代化派的自我约束，不能不说是关键所在”。于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为了调和中西，“中体西用”作为晚清现代化的指导理论应运而生，它因严峻的军事问题而提出，并以一种文明应对与文化交融的哲学模式为其归属。既作用于军事现代化又远远地超越军事现代化的范畴，它曾在一定时期作为新领导阶层引进西方技术和利器的有力盾牌，对中国军事现代化起到观念牵引作用，又像一道无形的绊索，对晚清军事现代化长期进行着制约。
“中体西用”从理论上为晚清军事现代化的推动提供了一个特有的空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空问是极其狭窄的，缺乏应有的宽松度，因而它对晚清军事现代化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使其仅停留在“器物”变革的层面。这种缺憾使晚清军事现代化的推动始终明显地缺乏活力，最后也很难产生真正有助于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成果。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人在军事制度和军事观念两方面没有什么突破，与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积极接受西方的军事文化观念，积极推行军制改革形成了鲜明对照。另一方面，超过旧的制发观念可供容纳的限度，技术变革必将失去动力。而且即使是已经引进的新技术新装备，电难发挥其应有的效能。“中体西用”在本质上是“第一次试图在不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体现这些价值观的制度进行革命改造的条件下改善中国政府、使之在现代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努力”，但这种细枝末节的惨补，“仅将西方的榜样嫁接到本土的传统制度上，结果，本土的惰性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并扼杀了革新的需要”，所以，在当时的中国若想推动社会的进步，全面改造社会结构，促使其内部组织向现代模式转化是十分必要的，就是说对西方的学习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还要有制度上的借鉴和思想上的改进。
2、现代精英集团的视野局限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军事现代化推进者，与其时代相比，有着比较开阔的视野，能用变通的眼光去看世界。但其对现代知识的了解毕竞有限，仍不足以满足军事现代化的要求，缺乏对军事现代化推进所需要的综合社会条件的清醒认识，仍旧认为晚清社会制度“至善至美”，始终坚持“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妄图通过“自强运动”的努力达到晚清社会的延续，没能因应时事变化，冲破旧的制度、观念的藩篱。由于眼界的限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为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发展开创一个富有弹性并具有现代化取向的社会氛围。在对西方军事现代化的学习中，没有把孕育现代化的土壤迁移过来。所以，不论是练兵，还是创办军事工业，都仅仅是袭其皮毛。另一方面，由于晚清社会整体的视野差距所形成的守旧势力的制约比比皆是，在马关会谈时，李鸿章曾对伊藤博文说：“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之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对于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推行的军事现代化，费正清教授评论说“他做了一些事情，是不错的，但他领导清末实行现代化的努力，不过是在无可救药的环境中不断的推推搡搡和玩弄权术而已”。
慈禧太后通过一场宫廷政变实现了对晚清社会的最高统治权，尽管有时她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开明，但一切都是取决于巩固她个人权力的需要，为了能保持政治力量的平衡，她往往有意识地让保守派去制止革新派。加上，军事现代化的推进者中也不乏有强烈地追求功名利禄者，这一切无不或多或少地弱化他们对现代化追求的功效。“中国的现代化就成为少数官员的一种游戏，他们认识到它的必要性，试着筹措资金，罗致人才，制订方案，但总的来说，处于一种更不能说不友好，至少是无动于衷的漠然环境中”。
3、腐败因素制约着军事现代化的推进
晚清社会官场腐败，大小官吏以贪图享受为能，北洋海陆军的重要将领及主管人员贿赂朝廷要员的来源不外克扣军响，侵吞公帑，李鸿章为讨好慈禧不惜挪用海军经费为其建颐和国。据英人蒲兰德记述，李鸿章欲购买克鲁伯厂所造的大开花弹，命令已签署了却难实行，原因是遭到了当时主持中央军需事务的张佩纶的反对，张认为对他们主管军需事务人不合算便加以反对，而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官场之私弊，可见一斑。
而李鸿章主持北洋事务期间，在人事任用上的腐败也极于地损害了军事现代化的推动。早年李鸿章依靠淮军势力权倾天下，这种成功的发展模式对他影响很久，使他以后在军队的发展中更重乡谊、重旧部，“李鸿章待皖人，乡谊最厚，晚年坐镇北洋，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久之，闻风麇集，局所军营，安置始通，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殊不知这种“任人唯亲”的劣行严重削弱了军队的素质，无形中淡化军事现代化的推进中的人才因素。1888年，北洋海军建成，赞颂之音不绝于耳，李鸿章志得意满，以为大功告成。竞降低了对耗其一生心血建成的北洋海军的训练标准，以致造成了《北洋海军章程》“赏罚有条例，而将官多不遵行”。因此，军纪废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浮赌于香港、上海”。有些船只不务正业，平时不但不进行操练，反而忙于商业运输。这“使欧洲人很吃凉，认为这是很不寻常的”，“定远”“震远”舰上的士兵常在炮舰上晒衣裤，为此外国人评论说：“以此类巨舰纪律尚如此，其海军实不足畏”。李鸿章创办海军，“用人以私，行政以贿，官中府中相习成风”。濮兰德指出：“在他周围的一切，在他的船的甲饭上，在他的一切衙门机关里，有的都是他自己委派的许多无赖汉，他们只是忙着把钱装到荷包里，出卖了国家的安全”。北洋海军成了李鸿章“为他家属和亲信谋利的奶牛”，对于北洋海军的腐烂情状，“识者早忧之”，但李鸿章却视而不见，继续采取放任态度。所以，《国闻备乘》评论说：“清末腐败之风炽烈，其始作涌者，李鸿章盖不能辞其责也”。
总之，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下，晚清政府为挽救危势，开启了军事现代化的闸门。但由于传统社会结构的阻滞和现代精英集团的视野局限，以及理论上的误导，晚清军事现代化迟迟难入正轨。但是在军事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完成了一些现代性因素的引进，对晚清社会进行了一次早期现代化的思想启蒙，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本文来自《军事历史研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