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梅林评论德国古典文学的著作比起来，他写的评论德国浪漫主义创作的文章没有那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评论克莱斯特的文章(一九一一)，在这篇文章中梅林成功地指出《天才的诗人》克莱斯特同《古老的普鲁士容克地主》——《德国人民的祸根》的联系对他的生活命运和创作起了毁灭性的影响。对德国浪漫主义的社会历史性质及其矛盾的一般理解梅林在较早的评论克莱斯特的喜剧《打碎的水罐》的文章中就已形成。梅林在这里透露出这样的思想，即认为德国浪漫主义学派归根结底是德国市民阶级矛盾处境的反映，这个阶级在反拿破伦斗争的时代为了不正确理解的“民族”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社会的利益”，而浪漫主义作家所创作的对中世纪的崇拜就是这种不正确理解的“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的表现。
假如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特别是其中一些写作反动色彩著作的作者只是偶而引起批评家梅林的注意，那么他对十九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对抗浪漫主义反动思想的德国文学现象的兴起就强烈得多。因此梅林就以同情的态度来对待勃检台、列纳以及谷兹柯和其他的“青年德国”的作家。梅林在有关的论文中分析了三十和四十年代的德国和奥国的文学中反映并导致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新的社会高潮的开始。
梅林除了评论十八世纪德国古典文学的著作之外，他的评论一八四〇年德国的革命诗歌的论文，特别是评论亨利•海涅的论文也有很大的历史意义。的确，梅林在这些论文中所犯理论上的错误和在评歌德和席勒的文章中一样大，有的甚至更严重。由于不善于正确划清在德国四十和五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世界观的界限，梅林错误地把民主主义的诗人盖尔维格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诗人。在评价马克思和弗莱利格拉特的分歧时，梅林不理解马克思对弗莱利格拉特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批评的深刻的、原则的政治意义。这表现在弗莱利格拉特主张诗歌脱离党性的思想，表现在他回到他早年所宣布的假想的“非党性”的立场。然而，尽管梅林犯了这许多错误，他评论盖尔维格、弗莱利格拉特，特别是评论海涅的文章在当时有巨大的政治意义。这些文章是在那样的时写作的，正是当时的德国反动派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让人民忘掉德国诗歌过去的革命传统。资产阶级的学者在许多著作中把海涅描写成爱情的纯朴的歌手，而把弗莱利格拉特描写成德国资产阶级的浪子，在暮年才谴责自己年轻时代的革命的“谬误”，成为德国民族主义和俾斯麦德帝国的蒂台①。考茨基和其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理论家也像资产阶级的学者一样，对德国革命的和政治抒情诗的传统采取轻蔑的态度，而对它的保卫毫无作为，其实也不能有所作为。当时梅林是唯一的一个人，他试图说明马克思同盖尔维拉、弗莱利格拉特和海涅个人交往的意义，描述马克思的思想对他们的政治抒情诗和讽刺诗的有益的影响。梅林在他的海涅传中指出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严格宴求对于诗人的重要，分拚了海涅在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理想之间动摇不定的实质。依据恩格斯评论维尔特的论文，梅林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战友，《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和最杰出的诗人》的著作对于德国无产阶级的意义。
在评论盖尔维格、海涅、谷兹柯夫、弗莱利格拉特、维尔特的文章中梅林阐明十九世纪德国文学的革命民主传统对于当代生活的现实意义。在评论五十到七十年代德国文学的文章中他阐明一八四八年后出现的政治反动对于德国文学的有害的影响。梅林指出说一八四八年后德国文学的衰落是德国资产阶级丢掉民主理想的必然结果，是它倒向反动和吹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在评论盖培尔(一九〇〇年)和路德维希(一九〇三年)的文章中梅林用这两个卓越的剧作者作例子说明思想上投降反动派、无力阐明当代的伟大的社会斗争，同时也妨碍他们深刻理解民族的过去，这对他们的艺术会带来多么深刻的损害。梅林写作的评论十九世纪后期德国和奥国现实主义作家(莱特、拉贝、希皮尔赫根、安森格鲁贝)的文章同样也得出非常重要而现实的结论。在分析这些作家的进步时，梅林既看到他们创作的强的一面，也看到弱的一面，并指出对历史生活和当时的社会冲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现实主义的.作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梅林知道注意和细心探索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现实主义作家每个人作品中的有价值的批判的因素。同时他又深刻地批判了他们作品中的薄弱的方面：小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土头土脑的憨气，把自己闭锁在艺术上有限的“小天地”里，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对抗的性质。
假如在评论盖贝尔、莱特、拉贝、希皮尔赫格、弗莱塔格的文章中梅林把当时，也就是写作这些文章的时代，德国文学的历史时期(虽然这时期的许多代表人物也是他的同代人)所已经完成的东西作了总结，那末在评论德国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的梅林对当时正在发展中的文艺现象的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典范。梅林从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一三年写了许多篇评论德国自然主义和这一流派主要代表的文章。当霍勃曼、祖德曼、荷尔査以及其他德国自然主义作家的一些重要创作出世的时候，这些评论文章也紧跟着产生出来。他们的创作在这时期成为资产阶级批评家注意的中心，这些创作所引起的反响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一八九〇年由于午台上演出霍勃曼的第--部作品围绕自然主义话剧和戏剧问题所引起的斗争特别尖锐。梅林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针对午台上上演自然主义作品而写作，并以戏剧评论的形式发表。可是虽然梅林评论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戏剧的文章是在这一流派繁荣的年写作作的，但梅林已经懂得在评论德国自然主义的第一批文章中不仅指出它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评价，而且指出个别自然主义代表的创作上的个人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光辉地证实它们往后的写作命运。梅林对某些德国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作出积极的评价，认为他们掌握了“勇气和诚实”，敢于对资产阶级的现代生活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且力图真实地描绘它的丑恶现象。但是同时梅林在自己第一批评自然主义的论文中就透露出这样的思想，即评价这一文学流派有决定性的不是它的代表人物的抽象的、模糊的宣言，而是要看自然主义作家对自己时代的阶级斗争，而首先是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如何。全力集中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渣滓，不懂得去理解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只看到“今日的灾难”而看不到“明天的希望”，梅林写道，自然主义很容易变成“艺术和文学的无可遏止的衰落的开端”，虽然自然主义本性有“痛苦的抗议”，但仍转化为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衰落的艺术。只有善于理解当代社会斗争的意义，能在今天看明天才能给自然主义的作家在他们的探索中以坚强的支柱，才能把他们的作品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并且引导他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我们今日的自然主义》一八九三年)。分析了德国自然主义的个别作品之后，梅林写道，它们的最大成就是同工人阶级的影响分不开，同努力去理解和正确描写过去和现在的社会斗争分不开(霍勃曼的《织工》、《海狸皮外套》、弗洛里昂•盖伊尔》)。反之，离开深入当代的现实的阶级矛盾，为迎合资产阶级观众的口味和要求而粉饰矛盾，时髦的尼采浓情绪的影响，逃进抽象的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王国，这就不可逐点地要把甚至像霍勃曼这样卓越的自然主义作家也引向或长或短时期的创作危机和衰落里去。
在梅林评霍勃曼的论文中可以感到当时政治斗争的强烈气息。梅林不妥协地批评霍勃曼的政治偏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颓废主义对他的影响，梅林以霍勃曼为例子指出资产阶级颓废主义艺术和美学思想的深刻反动性。同时梅林还是为拥护霍勃曼而进行热情的斗争，力图对这位德国的大剧作家的发展起积极的影响，帮助他从反动的影响之下解嵌出来。
梅林在他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活动过程中始终不屈不挠地为反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及其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影响而斗争。他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想和国际工人团结的热烈捍卫者。过去的外国古典文学在德国的宣传，对当代进步的文学现象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梅林的文艺批评论文中占着显著的地位。塞万提斯、卡尔德隆、拉伯雷、莫里哀、伏尔泰、左拉、拜伦、狄更斯、卡尔杜契、易卜生、比恩逊、梅特林克、果戈里、赫尔岑、皮雷姆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这当然远不是外国作家的全部名单，这些名字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曾引起文艺批评家和戏剧评论家梅林的注意。
终生献身于封建专制作斗争的伟大思想家和作家伏尔泰诞辰二百年促使梅林在《略论伏尔泰》一文中热烈地驳斥“牧师和庸人们”想降低这个斗争的意义的试图。在悼念左拉的文章中梅林竭力说明这位法国作家的创作的个人特点和历史意义，“照左拉的说法，哪里有光明等待着我们，他就在那里精神饱满地开辟道路”。梅林写道，左拉的诗作“就会特别令人鼓舞，假如在自己的分析中他使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样的钥匙，而不是依据常常引导他陷入谬误的伦勃罗佐①的庸俗的宿命论的话”。在《查理斯•狄更斯》一文中，梅林指出，这位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虽然缺乏“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兴趣”而成不了社会主义者，但他常常坚持他的民主主义，他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同情”，这些都成为创作的生气勃勃的泉源。
梅林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伟大的挪威作家易卜生和比恩逊名扬国外的时代。易卜生和比恩逊的剧本，特别是他们早期的作品，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和整个欧洲精神生活的巨大因素。在德国，易卜生的创作占据着资产阶级批评的中心位置，他们歪曲伟大的挪威作家的剧本，抹煞它们的社会批评的、揭露的内容，.并且硬把它们从思想渊源上和西欧现代主义者的作品拉扯到一起。在这种条件之下梅林的重大功绩是在于他能不屈不挠地从易卜生的创作中把他的现实主义和批判的、揭露的因素提到第一位。在评易卜生的论文中梅林依据的是恩格斯给爱伦斯特的信上对挪威社会经济发展和挪威农民所作的分析。追随恩格斯±后梅林也强调指出的“顺从和忍让”著名的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以“反抗和好斗争”的挪威的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但是在欧洲文学转向现代主义和易卜生本人也去搞象征主义戏剧的条件之下梅林不能只限于简单重复恩格斯对易卜生早期的现实主义的剧作所使用过的那些原理。在自己的论文中他试图分析后一阶段的易卜生创作，这时“社会发展已经跑到他前面去了”。驳斥了德国的现代主义者“从易卜生和尼采”炮制出来的“灵丹妙药”，梅林同易卜生剧作的资产阶级的歪曲作斗争时指出，易卜生的脱离现实主义，他的倾心于象征主义剧本不是他的强处而是他的弱点的表现，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的认识模糊的结果，他就不免要在新的更加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生活环境中迷失方向。
梅林有关俄国文学的论文对苏联读者特别感兴趣。
梅林写作评论俄国作家文章的年代正是俄国文学已取得世界承认的时候。从七十到九十年代，德国读者已很熟悉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这样一些名字。一八九〇年在柏林，一八九八年在慕尼黑先后上演托尔斯泰的《黑暗的权力》。一九〇三年高尔基剧本《底层》在德国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是除了因为俄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初已获得世界意义和传播，促使梅林特别关心俄国作家的作品还有其它的同样重要的原因。梅林也同其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的优秀代表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祭特金一样，对俄国革命之所以特别感到兴趣和同情，是由于理解到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国际意义和俄德两国革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已结成牢固的联系。
梅林认为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之所以吸引人是由于它是“谴责文学，斗争和反抗的文学，贯穿着经济和政治解放的倾向”①，这种文学是同人民生活密切不可分的，它善于深入到人民生活中间去，并从同样的广度和深度上重新加以塑造。梅林在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文章中力图阐明俄国文学的这些特征。
在一八九〇年初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中间，柏林(接着在德国其它城市)产生了创作工人戏剧的运动。由这运动又产生出文学戏剧组织，取名自由人民剧院(FreieVolksbiihue)①。开始时这个团体的领导权是被接近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年轻一代”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所占据。但是在一八九一年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之后，“年轻一代”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他们对自由人民剧院的影响也消失，在柏林的那个团体的领导权从一八九二年起便转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之手。梅林被选为这个团体的主席，担任了三年。在这三年的时间内梅林一直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才把自由人民剧院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创作的机构，服从党的领导和为从思想上政治上团结群众的目的服务。机会主义者的胜利，力图使自由人民剧院同党的政治任务脱离开来，阻止让它变成教育无产阶级自觉的武器，这就迫使梅林在一八九五年不得不辞去这个团体的主席职务。在往后的时期自由人民剧院工作思想水平继续下降。从它变为业余的庸俗的“为人民的”剧院的简单的品种之日起便丧失掉独立创作的面目和它在初创时所具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
梅林在一八九〇年为把自由人民剧院这个团体变成德国工人阶级的创作机构进行的斗争受到挫败，这个挫败对梅林后来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无产阶级艺术和文化发展问题的一般理论论断有决定性的影响。还在梅林参加社会民主党之前他就相信在资产阶级世界资本对剧场和报纸的控制权是很大的。当他担任自由人民剧院的主席职位之后，他注意到过去从七十年代起德国资产阶级不止一次靠组织各种“教育的”团体或庸俗的戏剧演出的帮助试图把无产阶级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引开。自由人民剧院工作的经验使梅林感到组织无产阶级文学戏剧运动事业中新的困难，特别是“新的”，现代派的艺术思想对工人某些阶层的影响。梅林在一八九〇年所迂到的如上的许多困难，在他为把自由人民剧院转变为从属于党的思想影响的无产阶级的创作组织的积极斗争中，保存他在这个时期产生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的可能和道路的错误观念。在往后的时期里梅林已不可能在新的、更高阶段的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基础上重新批评地审查他在一八九〇年所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艺术和文学问题的错误见解。
梅林在二十多年中始终保卫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和考茨基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正是这条道路引导他机会主义完全决裂，使他成为德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忠实战友。梅林对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功缋使列宁有理由把他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一起算作德国无产阶级“全世界知名的和全世界著名的领袖”。梅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巨大功绩以及他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伟大的思想武器观点都是由梅林的世界观的革命性质决定的。梅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贡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目今的党的和文艺的舆论界正作出正确的评价，梅林的这些遗产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批评的历史上永放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