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巩固抗战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对大后方的文化人进行了统战工作：发扬民主，尊重文化人的抗战意愿;为大后方文化人提供舆论平台;积极参加大后方文化界活动，宣传其主张;对大后方文化人给予援助和进行营救。通过这些统战工作，既使广大文化人得到了自由和民主，又维护了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论文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后方,文化人,统战
所谓文化人，主要是指具有学识、懂艺术、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的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认识到了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重要性。“广大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是不可能成功的。”基于这种认识，中共提倡大力团结和吸收知识分子：1940年1月，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一切文化人，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论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无直接的关系。”陈毅在《关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中也论述了文化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我们为了完成抗战建国的革命任务，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之下，极愿意与一切抗日文化人文化团体或派别建立抗日的文化统一战线……只要是能打击日寇的力量，我们都主张联合。”1940年9月10日，《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主张“国民党区域的文化运动(应该联系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由上可知，对文化人的统战是统一战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笔者主要就中国共产党对大后方文化人的统战工作进行简要的分析，以期对中共的统战政策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中国共产党发扬民主，尊重文化人的抗日意愿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人进行了剖析，认为文化人是“灵魂匠人”，是“精神生产品的生产者”。他们主要有以下特点：有文化特长，对某种理想与精神生活有强烈的要求，习惯于单独的生活和单独工作的环境，要求个人自由、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反对各种各样的压迫和干涉;爱好与尊重自己的事业，有发表自己作品的强烈要求等等。19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引起了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严重关注，这些要求民主，反对压迫和干涉的文化人尤为敏感。最著名的有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章伯钧、被称为“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和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为代表的“七君子”等，他们都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邹韬奋曾在其主编的《大众生活》上大声疾呼：“我们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问题。”“在这生死存亡之间不容发，负责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该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成立了救国会，其中的中上层分子多是一些文化界人士。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创办刊物，配合武装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从事抗日、团结和民主的宣传。在文化界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统一战线口号是“一切为了抗战”，自然，一切文化也是为了抗战。所以，当1938年12月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发表“与抗战无关论”后，立即遭到重庆文化界的批驳。……《新蜀报》、《国民公报》、《大公报》等报纸副刊，相继撰文予以批驳。可见，“抗战高于一切”是重庆文化界的人心所向。文化人的这种抗战诉求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不谋而合，因此，中国共产党派驻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秘密代表机关——南方局发扬民主，尊重文化人抗战的意愿，帮助文化人实行民主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与中国共产党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强化了新闻报刊审查制度，对进步文化事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程度，这就使要求自由、民主、抗战的文化人对国民党政府的信心骤降，更加倾向于中国共产党。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邹韬奋拒绝了国民党让“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当局合作的要求，而把生活书店分店设在陕甘宁边区;在重庆，郭沫若、冯乃超等先后主持了文艺界几次座谈会，学习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4年9月4日，工商、文化教育界名流黄炎培、褚辅成、王云五、章乃器、胡西园、卢作孚等30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真正实行民主，“与民更始”，“一新政象”;一九四五年初，为呼吁成立联合政府，以利抗战，重庆文化界人士发动一个《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签名，有三百多人参加。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蒋介石。签名书是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许多著名人士都签了名。对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美国曾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中这样的句子：“共产党作为国民党的一个对手的存在，曾经使各行各业的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和其他不满分子自由表达他们的政见。在1941年以后的年月里，发表不同政见越来越困难了，国民党法西斯倾向越来越明显。”可见，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扬民主，尊重文化人的抗战诉求，在大后方团结了大量文化团体和大批文化人，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为大后方文化人提供舆论平台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派驻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秘密代表机关是南方局，它直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宣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阵地。
这两份报纸为大后方文化人提供了舆论平台。《新华日报》发刊词中就明确地阐述了它的宗旨：“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斗中作一个鼓舞前进的号角”并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下，与全国一切抗战救国之士，相互勉励，共同携手，为驱除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胜利而奋斗。并“将尽其所能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效力”，“愿将自己变为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的共同喉舌，”“力求成为全国民众的共同的呼声。”《新华日报》迁来重庆后，于1938年12月5日发表社论：“本报产生于抗战烈火之中，自始即为抗战建国而努力，一切言行但求有益于国家民族，赴汤蹈火早所不辞。”在这种宗旨下，许多文化人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发表文章，使得《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成为抗战大后方文化人的舆论平台。例如：1939年初，文协成员葛一虹在《新华日报》上撰文，提出了确立抗战戏剧政策的问题。著名学者马寅初曾写了许多揭露国民党统治腐败与黑暗的文章，重庆许多报纸都不敢刊登，周恩来决定由《新华日报》刊登他的文章，支持进步文化人士的言论。陶行知在《新华日报》五周年纪念时写了这样一首诗：报告正确消息，粉碎歪曲理论。写得大众能懂，充当万有课本。自己每天必读，随时还教别人。这是抗建武器，共灭纳粹瘟神。他在敬祝中这样写道：“报章最大责任在说老百姓心头想要说的话，写老百姓眼睛看的懂的文章，便利读者，即知即待，帮助国家动员最大多数的最大力量，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和世界民主国共同扑灭法西斯强盗，今承《新华日报》五周年纪念，献此祝词，藉寄切望于各报及读者。”可见，在中共中央的倡导下，《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为大后方文化人提供了舆论平台，俨然成为“我党与党外人士共献心力于抗建事业的公共论坛。”
三、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大后方文化界活动，宣传其主张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加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文化界组织的各种活动，宣传其抗日爱国主张。例如：中共派共产党员到各报刊杂志社工作，如《大公报》有记者范长江、徐盈，编辑高集;《时事新报》有张友渔任主笔，陈翰伯任国际版主编，甘露任记者等。通过这些人的工作来影响或改变内迁报刊杂志的办刊思想、方针，引导内迁文化的向前发展;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强了对文化界的法西斯统治，大后方文化界沉寂了，面对这一情况，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文化界找出了突破口，成立了在大后方非常有影响的中华剧艺社;周恩来同志亲自关怀和帮助郭沫若写出了好几部历史剧，借话剧舞台上历史人物之口，说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象一阵阵猛烈的雷电，揭露了反动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嘴脸，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同时，许多民主同盟创建和发展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民主社会科学社是在1941年春天，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在周恩来同志直接关怀下组织起来的;1943年春，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代表华岗根据党的政策来云南秘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帮助指导民盟的工作和云南大后方的民主革命活动、青年活动等各个方面的群众运动，公开同云南上层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接触并发表文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云南的民盟工作和民主革命运动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文化知识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出现，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它的成立和共产党的倡导、支持密不可分：最早倡议成立“文协”的是共产党员、著名剧作家阳翰笙，他的倡议得到文艺家们的赞成;1938年“文协”成立大会上，周恩来作了极富意义的演说，他呼吁“全国的文艺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团结起来”，希望“文学家应分布于各战场、各内地，更多地接触内地人民的生活，同时要继承祖先遗下的优秀文化传统”，还要认清“不仅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即对世界文艺，也负有重大责任”，为“文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得到广大文艺作家的拥护。此外，中共还通过组织聚餐、座谈会、祝寿等活动来团结进步文化人士，突破国民党的文化封锁。中共对进步文化人士的关心和支持，使他们更加坚强地进行斗争，从而推动内迁文化向更深层次发展。
四、中国共产党对大后方文化人给予援助和进行营救
全面抗战爆发后，通货膨胀不断恶化，物价飞涨到惊人的程度，人们生活越来越艰苦……就连往日经济相对宽裕的文化人，也陷入了无米下锅、捉襟见肘的窘境。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大后方文化人的帮助一直不曾间断过。例如：1940年11月成立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委员会(简称“文工会”)，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组建起来的，采取多种形式对大后方贫病交加的文化人进行援助。皖南事变发生后，著名戏剧家洪深感叹世事艰难，一家三口在重庆服毒自杀，经医生抢救，幸告脱险。周恩来闻讯后，即派人前往慰问，给予资助，并把他送到桂林休养。皖南事变后，周总理念念不忘一大批身在虎穴重庆的文化工作者，组织了两百多人撤退。
有的去延安，有的去香港，还有的去缅甸。决定郭沫若同志留在重庆，茅盾同志去香港。茅盾同志走，一下子筹不出路费来，办事处派人给送钱去;还有叶以群同志也是如此……还有一部分民主人士、作家、学者都转移到香港去，作舆论工作，加强对国民党的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危在旦夕。1941年12月25日 “黑色圣诞节”后，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整个香港地区……当时滞留香港的爱国人士和文化人士及其家属多达千人左右……中共中央向南方局发出急电，要求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抢救出这批民族文化精英。这批秘密大营救，历时近两百天，行程万里，遍及10余省市，共营救出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其中有邹韬奋、茅盾、夏衍、胡风、黄苗子、金山、司徒慧敏、金仲华、黎澍、蔡楚生等知名人士，以及一些外国侨民。几个月后，这些人安然无恙地出现在抗日大后方和根据地，敌人为之目瞪口呆。这场秘密大营救，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它在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革命知识分子肝胆相照、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
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大后方的文化人开展了正确的统战工作，既使广大文化人得到了自由和民主，又维护了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人为业本”、“贤为国宝”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文化人的统战依然有着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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