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为坚持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自“七七”全民抗战以来，直到到1938年10月，日军虽然相继占据了武汉、广州，但也遭到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导致日军损失惨重。随着战场的不断扩大，我军开始不断延长战线，扩大解放区的范围，沦陷区游击战的广泛开展，迫使日军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基本停止，抗日进入相持阶段。这时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力图分裂国共合作。导致蒋介石暗中向日本谋求妥协。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政策，形成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策略和方针，击退了敌人的阴谋，促进了全面抗日战争的进展。
在军事上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产党还反击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玄学鬼”张君劢、反动文人叶青等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中国人不需要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等谬论。在反共声浪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人民忧虑，朋友疑虑，有些人还想在国共两党主张之外走另一条道路。
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特点出发，科学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点;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从革命的性质和阶段出发，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纲领。既批驳了敌人的谬论，同时给全党和统一战线内各方面人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中国革命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高潮，党内”左”的倾向普遍增长，他们认为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是新的“马日事变”，统一战线已经破裂，合作抗日没有希望。针对实际情况，1940年3月，毛绎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同年12月，又为中共中央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阐述了几个重大问题：
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分析当时形势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是要灭亡中国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局部的，不是全国性的。所以，中日民族矛盾还是主要矛盾。美英帝国主义还是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壮大，受到全国人民拥护，国民党还不敢贸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所以争取时局好转，克服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能改变。要维护国共继续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要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向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发展进步势力，才能争取中间势力，才能有效阻止顽固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往往是我们和顽固派斗争决定胜负的因素，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要争取团结中间阶级。
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对他们还能抗日，不愿破裂国共合作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动摇妥协、坚持反共反人民方面则进行坚决斗争，加以孤立。
关于同顽固派进行斗争必须遵循的原则。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政策。”“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自卫原则;有利，就是胜利原则;有节，就是休战原则，要“适可而止”[1]。
二、共产党在解放区的统战工作
1940年至1942年，世界法西斯势力相当猖狂。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克服面临的严重困难。
(一)主政权中实行“三三制”政策
为了进一步团结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特别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对解放区政权的支持，孤立反共顽固派，使解放区的政权更加巩固，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在政权机关中要实行“三三制”政策：
“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会议以无记名投票形式，选出政府委员18人，其中共产党员占7人按照“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于是，共产党人徐特立立即申请退出，另选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员“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也调动了民主人士和各界的积极性。像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在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后，他和另外十名同志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毛主席的赞扬，被党中央采纳，并在各解放区贯彻执行。[2]
(二)调整农民和地主的权益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也是中国抗日的基本力量，因此，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充分调动农民参加抗击日本侵赂者的积极性，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基本问题。在当时，农民在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下，生活异常艰难。因此，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保证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成为坚持抗战的当务之急。然而，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已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地主的大多数有抗日的要求，一部分开明绅士，也赞成民主改革。保障地主的人权、地权、财权，借以争取、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在指示中要求：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权仍属于地主。到1941年底，各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种既适当提高农民权益，又通过有原则的让步，保障地主权益的做法，使农村的土地关系与阶级关系发生了有利于抗日的变化，使解放区的民主政权从根本上得到巩固，掀起了参军参战热潮和互助合作的生产运动，为支援长期抗战和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统战工作 (一)支持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
国民参政会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由国民党一党所控制。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意机关，但它是政治走向民主的一个进步，所以中共中央对它采取积极的态度。但到1939年1月，国民党实施“防共、溶共、反共”的政策后，国民参政会成为欺骗人民的工具。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提出了七个有关民主宪政的提案。中共参政员陈绍禹、董必武等人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等人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张申府、中华职教社参政员江恒源等人都围绕实行民主宪政提出议案，其中心主题是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经过激烈辩论，最后通过《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蒋介石指定黄炎培、张君劢等十九名参政员组成宪政期成会(后又增加章伯均等六人)，协助政府促成宪政。
[3]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决议，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参政会宪政提案的通过，受到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欢迎。在不少地方开展起促进民主宪政的运动。1939年11月，中共参政员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等在延安发起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山东、皖南、晋西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宪政促进会也纷纷成立。1940年12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明确指出，“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中国现在的顽固派，“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为全国宪政运动指明了方向。
事实确实如此。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讨论由黄炎培、张君劢、罗隆基等提交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的《中华民国宪法修正案》，争论激烈。蒋介石指示交国民政府办理，遂石沉大海。9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国民参政会延期。这场骗局加闹剧，就这样闭幕了。国民党从此以后，变本加厉地迫害民主人士。
10月，在新疆，逮捕了民主人士杜重远。12月，扣押了抨击孔祥熙、宋子文贪污腐败的马寅初。1941年初，邹稻奋被迫流亡香港。所有这一切，使中间党派进一步醒悟，更加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
为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者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为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部分无党派人士。大会选举黄炎培等十三人为中央委员，推举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0月10日，在香港创办《光明报》，作为该组织的机关报，并发表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后来黄炎培因事出国，推举张澜为主席。
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有“三党三派”之称。其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现民主政治，加强国内团结。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中国政治活动中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间派的进一步觉醒、团结，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开创了中国多党合作的新篇章。从此，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就以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心开展起来。
(二)积极争取、团结知识分子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只有这样，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日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
抗战初，周恩来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该部第三厅厅长。周恩来通过第三厅，团结了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他和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马寅初、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沈志远等人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在重庆还出版了《资本论》、《列宁选集》、《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通过中共的工作，还把大批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中华剧艺社”，上演了《屈原》、《天国春秋》、《南冠草》、《法西斯细菌》等一大批进步戏剧。当郭沫若因创作《屈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种种攻击和迫害时，周恩来挺身而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道义上给郭以支持，在安全上进行保护。周恩来把为郭沫若五十大寿作为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来抓。为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举行纪念会作为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来对待。
他指定阳翰笙为筹备组负责人。他在纪念会上说：郭老是革命的战士，燃烧着烈火一般的感情，他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是特别值得我们效法的。他在为《新华日报》写的社论里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他最值得大家学习的是：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斗争生活。马寅初因抨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腐败而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当他在狱中度过六十生辰时;周恩来等人专门联名书写“桃李增华坐帐无鹤，书琴作伴支床有龟”的寿联相赠，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坚持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赞扬。此后，又领导南方局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营救，终于使马寅初被释出狱。
(三)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
在抗日期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垄断金融，吞并民族资本工业，官僚资本急剧膨胀，民族工业陷于危机。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期间，十分重视民族资产阶级工作。多次同康心如、余铭玉、吴晋航、卢作平等民族资本家交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鼓励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支持他们坚持抗日、民主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希望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了促进民族资本家的联合，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会见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向他阐释了我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恳切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把西南地区的民族资本家联合起来，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相对抗。高兴亚根据周恩来意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四)加强和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的团结和合作[4]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和冯玉祥、李济深、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等进步人士经常交往。和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张治中、邵力子、贺耀祖等人也经常往来，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仅以共产党和李济深的合作抗日为例，就可略见一斑。李济深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1940年6月，李济深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就职，支持八路军，主张抗日。1943年底，蒋介石宣布撤销桂林办公厅，让李济深到重庆任挂名的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推辞不就，一直在桂林从事抗日与民主活动。宋庆龄、陈嘉庚等募集的医药等物资到桂林，李济深尽力帮助运往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一部分共产党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撤往香港;太平洋战争后，又撤回内地。这些人进出途经桂林时，大都得到李济深的帮助。
1944年8月，衡阳失守，桂林危急。李济深和柳亚子、黄旭初等倡议，正式成立抗战动员宣传委员会，响应共产党“保卫大西南”号召，在苍梧建立了“人民自卫自治活动委员会”，组织抗日活动，响亮地提出“自卫自治”、“保卫家乡”的口号，发动广大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抗战。同时，还派人到广东与蔡廷锴及老部下张炎进行联系，敦促他们在广东各地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李的抗日行动，立即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南方局派人化装成商人到李济深家中，向他转达中共对他抗日行动的敬意，表达今后加强合作的意愿。李甚为高兴，并与来人商谈了与中共合作的办法。以后，他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起到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申沛昌，任学岭著.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简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2]田克勤.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3][4]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在陕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